. ------------------------------------------------------------------- 《江青评传》（25）：法庭斗争（一） 作者 苦多 第二十五章 法 庭 斗 争（一） 围绕着如何处理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明争暗斗。 华国锋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投机分子，浑身上下有太多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记，时时 成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们攥在手中的小辫子。华国锋对邓小平他们是又怕又恨又需要依靠。他知道，自 己已经得罪了文革派，再没有邓小平一伙的支持，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可是自己的 能力、资历、势力都无法和邓小平相比，眼看着大权旁落，整天扮演着傀儡的角色 ，对于又蠢又贪的他，能不恨在心里、笑在脸上、怕在行动中？！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邓小平气势汹汹地再次提出要审判所谓江青“反党集团” 时，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 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对待过，现在单单对江青用这种手 段（当然还有林彪），历史上能站得住脚吗？所以要慎重考虑。再说，江青集团的 事情大量地要牵涉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暗暗地内部进行吧。”说 这些话的时候，华国锋简直有点哀求邓小平的味道了。因为审判江青他们也会涉及 他和汪东兴不少问题，甚至文革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他俩要负主要责任，有些违 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做法，他俩就是罪魁祸首。公开审判，他华国锋的形象扫地， 所谓毛主席接班人的谎言被戳穿，就再也保不住自己的官位了。 邓小平看着华国锋的样子感到可笑。自从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相继恢复了邓小平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 席、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位老谋深算的顽固不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就控制了中央 的决定权。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在他手下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当作了木偶，政治权 术的“太极拳”已经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根本辨不清东西南北，眼睁睁地看着他 钻进自己设计好的“天门阵”里。邓小平首先从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赢得知 识界一片欢腾，占领了舆论阵地；接着把翻案明星胡耀邦安插在中央组织部长的位 置，把翻案元老陈云推到中央副主席的宝座，在中华大地刮起了一场昏天盖地的“ 十二级翻案台风”，把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 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统统解放出来，扶植上台，使邓小平的统治 有了强大的阶级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策划修改宪法，删除劳动人民已经获得的 民主自由的有关条款，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把全国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实行对马列主义者的 白色恐怖。时至今日，华国锋还竟敢提出自己对处理江青的意见，真是可笑不自量 。邓小平是什么人？是独夫民贼！他才不管什么中国共产党内历来有什么规定，他 才不问共产党内的斗争应该遵守什么原则，他才不怕全国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他才 不会顾及历史责任。因为他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有奶便是娘”、“摸着石 头过河”、集封资修大乘的实用主义者，是死不要脸的资产阶级政客！ 邓小平象教训小孩一样，对华国锋说：“现在要实行法制，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 什么是法制？就是一些人制定法律，另一些人去执行。过去搞人治，人人参与国家 大事，那还不乱了套！文革就是样子。我们这一代就是要完成由人治到法制的历史 性转变。可以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制定出审判江青他们的具体程序，由 专案人员去进行。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新当选的总书记胡耀邦对审 判江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立即附和邓小平，并趾高气扬地说：“我提议成 立审判指导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由江青的老对头、文革开始第一个被打倒的 彭真同志任指导委员会的主任。” 随后，胡耀邦召集彭真、江华、王鹤寿、伍修权等人开会，遵照邓小平的旨意，研 究了审判江青等人的措施。彭真不愧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手，他说：“既然是 审判，那么江青等人就是罪犯，要按照对待罪犯的方法去进行立案侦察，搜集、取 证他们的罪行材料。同时，要一口咬定江青他们是有计划地进行犯罪活动，这与毛 主席的缺点、错误不一样，还要把周恩来总理划入受迫害的行列，这样就避免了有 些人因为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而不敢、不愿写江青等人的证明材料。”胡耀邦 手舞足蹈起来：“还是彭真同志有办法！”彭真越发高兴起来：“我还有一个想法 ，把江青和林彪一块审判，这样能增加人们对江青的仇恨，达到审判的效果。”有 人提出：“江青和林彪是有矛盾的啊！”彭真说：“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是作贼上 一致，分赃有矛盾。”胡耀邦拍手叫好：“这个说法好！以后就这样向大家解释。 ” 在正式审判之前，江青还忍受了多次予审的折磨。王鹤寿就是予审的主角。王鹤寿 在文化大革命中定为叛徒，刚刚被邓小平、陈云他们“平反”，就积极参与为刘少 奇翻案，现在想在审判江青中再出出风头。王鹤寿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狐假虎威 地说：“江青，中央让我来审理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本想用“罪行”二字 ，不知怎么临时改成“问题”。江青瞪了王鹤寿一眼：“你们审理文化大革命中的 问题？笑话！你们有这个资格吗？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我们中央文革小 组具体发动和执行的，你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 派能知道什么能审理什么？连邓小平都自称是‘桃花源里人’，不知世上事，他让 你们来审理文化大革命的事不是出你们的洋相吗？”说实在话，王鹤寿他们是真不 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动的，具体进程也知道不多，可是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受了 迫害，这口气一定要出，这个仇一定要报。就是凭着这种报复心理，他气势汹汹地 对江青说：“从现在起，你的案子就由我们来负责，你要和我们好好配合，把文化 大革命中你的问题讲清楚。”“算了吧，”江青不屑一顾地说：“我的问题本来是 很清楚的，华国锋就可以说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敢正视问题的本来面目吗？文化 大革命中我处理的许多事件，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我执行毛主席指示，你们要查 只能是公开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鹤寿只得“图穷匕首现”，兜出老底： “我们要把你的问题与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分开。”江青气愤了：“你们竟敢诬蔑毛 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好哇，这样你们就成了一贯正确的了！真是卑鄙致极！”她喘 了一口气：“至于你们想把我与毛主席分开，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我早就知道你 们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才甘心的，我已经料到了。本人也可以给你们交个底，我从 跟定毛主席那天起，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为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一切。现在，大不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了就是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死在革命的叛徒手中，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 我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吗？江某人 倒是想领教一下。我也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对你们并不 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而已。你们用这种方法对待我，本身就违背 了你们制定的法律，无非是为了发泄丑化毛主席的罪恶目的。”王鹤寿赶紧掩饰说 ：“你的罪行，怎么能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呢？”江青义正词严地反 驳道：“错了。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过什么我自己要干 的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都是执行主席和中 央的决定的。你想听听吗？你敢忠实地纪录并向世人公布吗？”老奸巨滑的王鹤寿 出了一身冷汗，这可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得赶紧向主子汇报。邓小平知道后， 气急败坏地说：“江青太嚣张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得赶快审。她要讲什么尽管 让她讲，不理她就是了，也决不能向外界透露一点消息。你们好好准备材料，让她 蒙在鼓里，最后给她致命一击。” 彭真是审判委员会的主任，又出任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江青了解他的个性，一定 会在予审中让人来询问批判他搞的《二月提纲》的前后情况。果然，几个穿着公安 服装的予审人员提问《二月提纲》的事情。江青早有准备，滔滔不绝地讲解了毛主 席亲自领导批判《二月提纲》的全过程，令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回来后 ，他们核对历史档案，竟然没有什么差错。这下难住了予审人员：谈《二月提纲》 问题，那不是批毛主席了？他们没敢直接向彭真汇报，向总书记胡耀邦谈了他们的 看法。胡耀邦回到家里，调来彭真当年搞的那个《二月提纲》，认真看了起来。看 完之后，他与一位自己信任的学术专家交换看法。这位学术专家说：“彭真的《二 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 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的《二月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 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我们这些无党派的人来说，毛主席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 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那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 他作为保全自己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 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说，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 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被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 皆曰可杀吗？”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他认为这位学术专家说得 有理，让予审人员不要再向江青问《二月提纲》的问题了。 从 1980年10月，审判江青的丑恶行为开始改头换面，由所谓检察院起诉、特别法庭审 理。与检察官交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周恩来。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无产阶级革 命左派反周恩来的的计划和原因，立即意思到这是邓小平等坏蛋设下的又一个陷阱 。江青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在一 些问题上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你们搞 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检察官洋洋自得地以为抛出了 手中的王牌。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 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1974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 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 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 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 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 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 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 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得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 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尽管检察官十分佩服江青的记 忆力和有条不紊的分析，但他们接受的指令不允许他们同意江青的观点，由于听得 入了神，他们整了整衣服，回过神来，让江青继续讲下去：“开展对‘水浒’的评 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 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江青苦 口婆心说明当时的情况，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清清楚楚地讲出来，只是为了争取群 众的了解，认清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真面目。她知道，华国锋、邓小平他们是必 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她和他们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 的。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华国锋、邓小平已经并继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 事实，制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冤假错案，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江青看着尚且年 轻的检察官，还想耐心地说明当年的实际情况。她讲了两件自己参与保护周恩来的 大事，她说：“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 呢！”第一件，1966年10月，社科院吴传启等人把当时的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 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 司令部，周恩来是第三司令部，他们狂妄地要成立第四司令部。事情反映到江青那 里，她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认为这是混淆革命阵线， 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总理，是决不能允许的 。所以马上对吴传启等人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悲剧发 生。第二件，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到南方串联得到一份材料，说周恩来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叛变行为，并有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为证。有些不明真相的 人也开始怀疑周恩来，国务院还有人酝酿夺周恩来的权。江青知道后，受毛主席的 委托，谨慎、细致、不声不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全部情况，。她代表党中 央宣布：“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 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 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 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 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 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周恩来的风暴，在江青等人的亲 自指挥和直接领导下被镇压下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三条原则：“一、永 远保持良好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二、决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三、坚持 真理，不认罪，不怕死。”这十次分别是：第一次， 1980年10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第二次，11月26日， 庭审“长沙告状”；第三次12月3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第四次12月5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 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第五次， 12月9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第六次，12月12日，庭审“伙同康 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第七次，12月23 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辩论；第九次， 12月29日，法庭辩论；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 庭宣判。 面对着那份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江青忍 不住冷笑。她斥退了法庭给她指定的律师，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随后她给自 己制定了法庭斗争的策略：一定要在法庭上建立坚持真理的形象，树立自己毛主席 革命路线捍卫者的地位；要充分揭露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 目；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向非法的法庭低头。她反复研究了对她的起诉，里面除了捏 造和诬蔑之外，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一 切，恰恰是在她和毛主席的预料之中的。他们这样干，不仅是反对毛主席，而且反 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整个党中央。对于把她和林彪并列为审判对象，引起了她无比 愤慨，忍不住在起诉书上批道：“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把杀人的和被害的统统搞在一起，足见其炮制者的昏庸和卑鄙。谁人不知，林彪 最恨的是我江某人？今天的审判者恰恰就是林彪的同伙和继承人。这是一场贼喊捉 贼的骗局和把戏。”同时，面临着即将走向法庭，她想了很多。自从毛主席逝世以 后，江青就把继承毛主席遗志、完成毛主席未竟事业为己任的，可是自己做得怎么 样呢？有一个检察官的话深深地震动了她：“你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请问 你到底继承了多少？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 家。他在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政策方面，同样是一位得心应手的专家。从他的全 部历史和斗争历程来看，他在对待他的敌手上完全采用的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手段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非常管用的应敌措施。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 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这句至理名言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政治透视镜。而你 呢？”尽管这位检察官的用意是让江青投降，但他说的道理不错。她为既没能保护 自己，更没能保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感到内疚、自责！在法庭上自己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呢？只有用自己的形象来表达 革命同志们的共同抗争，来鼓舞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革命人民的斗志！ 1980年11月26日，法庭审理江青的所谓“长沙告状”。这一出闹剧充分反映了华国 锋、邓小平之辈的低劣无能。尽管准备得十分严密，所谓证人也搞得很周全，但还 是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遭到了江青的严词驳斥：“什么诬告陷害？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向毛主席 汇报一下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成了了不起的罪行？那你们搞反革命政变，一下子逮 捕了四个政治局委员，经过什么手续了？是什么罪行？别说王洪文不是我江青派去 的，就算是我派去的，也是合理合法的，这是共产党内非常正常的事情，别说过去 ，就算将来，这种事也还是会有的。我倒要看一看你们怎样来定这个性！” 精通法律的专家也埋怨：“审判‘长沙告状’，实际上是混淆了罪与错、反映问题 和诬告陷害的界限。这样一来，别说江青，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连国外资产阶级也发出一片唏嘘声： 美国的几家报刊评论道：“中国当局对毛泽东遗孀江青的审判，把江青和她的同伙 商量向毛泽东告状作为重要的主罪，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的不民主和反自由的劣迹 。试想，连四个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向党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对他（指邓小平—— 引者注）的情况进行反映，普通的公民又会怎样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被统治集 团所把持，只要有了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们 当初的反对者实行报复和打击，完全没有什么法律条文的明确定义。这样的悲剧， 就连曾经权倾一时的江青也不能例外。这就没有了什么法律的尊严，而只有掌权者 的威严。谁有了权，就可以强奸法律，就可以横行无忌……” 日本《读者新闻》评论道：“中国的政治京剧开场后，头一个法庭调查就是江青和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量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问题。从法庭调查 的情况看，江青等人并没有向毛泽东告他们的任何了不起的事实，完全是对一次会 议的看法。就这些，邓小平政权就不能容忍了，把此事当作一件了不起的案件。仅 此，可以看出这个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伪和无法制的弊端。可笑的是，毛泽东当 年的工作人员也煞有介事地出庭作证，对江青进行指控，说她诬告了邓小平和周恩 来，而事实就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的鸡毛蒜皮。这和毛泽东对他的反对派采取的 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发表谈话说：“中国对江青的开庭，头一个亮相只能给当局喝个 倒彩。在江青面前，法官们依然流露出对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因为他们没有真 理—— 引者注）。他们的那副威严一看就像是在演戏，他们根本没有吃透和掌握江青参与 最高机密的全部情况，仅凭几个工作人员的、并没有说明了情况的证词来给江青等 四名高层人物定罪，实在是在开最高级的玩笑。中国的《刑法》第 138条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 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而法庭至今拿不出江青和另外的三 个人究竟诬告了他们什么，而只是江青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在文明和法制的国家 里正是公民应有的权力和义务，而在他们这里竟成了反革命罪。真是可怕！” 连外国人都惊呼“可怕！”可见华国锋、邓小平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是多么法西斯专 政！如果用他们制定的所谓法律（《刑法》第138条）来对照他们自己，个个都犯 了诬陷罪，都应该“从重处罚”！ 一向拜倒在外国资产阶级石榴裙下的邓小平是非常看重外电评论的，当彭真拿着刊 登外电的《参考材料》，亲自面见邓小平时，他心虚了，不由得恼羞成怒：“怕什 么！既然和江青这伙人斗，就不要怕他们将来翻案。你们要快审，抓紧时间，越快 越好。江青是不能让她活着出去了，不杀江青不能平民愤。你告诉法官们，谁要是 害怕将来有反复，趁早现在就滚蛋，别将来再说是我们这些人逼着他们干这干那。 ”彭真一看邓小平生了气，赶紧把他的指示向下传达。 邓小平的指示传达到特别法庭以后，庭长江华给自己也给他的手下打气：“你们怕 江青干什么，她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你们不要太多顾虑了，我们有小平同志和党中 央的领导，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们的支持，我们是胜利者，是站在主导地 位的，人民群众是会跟我们的指挥走的，这些足以制服和压倒对方。江青现在是阶 下囚，你们怕她干什么？” 就这样，审判江青的法庭工作才又像被猎人打昏的毒蛇，缓过气来，重新热乎起来 ，继续进行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恶勾当。 . ------------------------------------------------------------------- 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崇禹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 立一个新中国。 ……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 序 在我们的记忆里毛主席曾经用高亢的乡音宣告过这段话。那是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夜，中国 人民在漫长的黑暗隧道里摸爬了上百年，终于迎来了曙光。 今天盛世的靡靡之音充斥着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下，新中 国被供奉为无害的偶像，除了用以说明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她已经没有任何“新”意。 而我们80后所生长的年代已经无法呼吸到新中国的空气。我们郁闷地成长，在一个物欲横 流的新世纪里，我们冷眼横看自诩唯一的貌似强大的执政党。 可以断言的是这个唯一的执政党已经背离了新中国的革命精神，这个唯一的执政党所接轨 的主流社会乃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老制度。新中国的历史被掩盖了，志士们的鲜血 在纵欲狂欢里被解构。无聊的考据学者在细枝末节里探寻猥琐的蛛丝马迹。革命精神的退 场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反动。于是我们试图寻找新中国，追溯新中国的前因后果，这不是 什么寻章摘句，而是我们80后面对自身的苦难所选择的重新出发。 我们还很年轻，为了真理我们走到了一起。 为了我们能健康的生活和思考，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坐标与方位 我们不可能永远迷失在都市的霓虹灯里，不可能活在上一辈人的期许里，我们厌倦听到增 量经济的老调，因为我们不可能无休止地做消费机器。我们中有的人成了房奴，有的人成 了负翁，有的人倒在了深渊，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则艰难地醒过来。在这个被称为祖 国的地方，却处处逼我们“暂住”。我们没有藏身之所，我们没有欢乐之域，难道我们继 续这样苟且下去。 我们南漂或是北漂，我们的根在哪里？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找到了一处新中国的遗址。巍峨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让我们热泪盈眶。他孤独地矗立着，风霜雨雪里他岿然不动容颜不改。 碑文告诉我们新中国的由来：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 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的主角们也曾经像我们一样年轻，他们前赴后继建立的新中国为什么隐匿在喧哗的闹 市破败的农村？今天的现实难道就是他们的追求？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产。我 们想在碑前痛哭一场，待到泪水干涸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方位与坐标。 50多年前建立的新中国在哪里？ 50多年后失去了新中国的我们两手空空，她是我们心爱的恋人，我们要找回她。 绕不过去的幽灵 从小到大的无数考试里，马克思代表着正确的答案，他在我们案头是一块敲门砖，道貌岸 然的老师们也不管马克思说了什么，马克思可以换回他们口袋里的钞票以及晋升的位子。 马克思的形象变得很干枯，他莫名其妙的出现在官僚们应景的演说辞里，莫名其妙并且是 碍眼地横躺在千篇一律的官方文件，长篇累牍地装点着学术圣殿。 又后来，马克思被妖魔化，气宇轩昂的智识精英口诛笔伐，妄图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 翻身。信奉不争论的权贵们闷声大发财，他们侵吞着国有资产，把中国当成提款机，肆意 地在海外挥霍享乐。 其实不只是马克思，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新中国标榜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耳熟能详 词汇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我们分明能从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听到他们高喊“毛主席，你快 回来”，我们分明能在人民的泪水里看到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然而这个唯一的执政党把 这一切推向了荒谬，人民最终会作出选择，制造荒谬者必得以荒谬终。 游吟的诗人唱道：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冒着枪林弹雨向前走。在这些绕不过去的幽灵面 前，执政党不过是一具无生机的行尸走肉而已。 历史的回眸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统治盘剥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动人群。他们中的清醒 人士把不劳而获最优化，为了能长治久安，代代相传着治国的密笈。鲁迅说：实际上大概是 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 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 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他们的统治技巧维护着几 千年的道统，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破了长治久安的美梦，中国近代史从这一刻开始， 正如碑文所叙述的那样。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压迫，有无数次的起义与抗争。他们每每在朝代更替中得到暂 时的喘息，并且争取到王朝早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但这一政策随着王朝的腐败加剧也就慢 慢废止了。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发现压迫的形式起了变化，他们发现了双重压迫—— 来自于资本主义列强与国内反动派。一面是地主阶级的剥削，一面是列强的欺诈，而这双 重压迫又往往相互勾结，他们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就是力证。面对双重压 迫，旧式的农民革命已经不能胜任，新式的革命在先烈的血泊里酝酿。孙中山这一代革命 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社会的边缘力量，依靠各种会党势力不断地制造起义，他们不畏 牺牲，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推翻了清廷。然而这一次革命没有冲破双重压迫的结构性罗网。 革命后的社会依然是压迫性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迅速蜕变令孙中山猝手不及。帝国主义列 强各自扶持下的军阀混战造成了一个割据的中国。先有袁世凯的北洋政权与南方革命政府 对峙，后有北洋系的大小军阀与南方诸省军阀涂炭生灵。就算是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大本 营也要仰军阀之鼻息。出路在哪里？出路无疑在于革命力量的重新集合统一中国。共产国 际帮助孙中山重组了革命力量，新生代横空出世，革命焕然一新。然而孙中山去世后革命 阵营迅速陷于瓦解。蒋介石挟革命之余威篡夺了胜利果实，与列强媾和，内战内行外战外 行，大大强化了双重压迫，成为人民公敌。毛泽东带领新生代中的革命派走向中国最为坚 实的底层。湘赣边界工农革命风起云涌，积而是多年苦战与奋斗推翻了双重压迫，建立了 新中国。 这段历史有一根主线：一百多年来存在一个压迫性的制度，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并推翻它， 这一压迫性制度不同于以往的朝廷腐败官逼民反，这一压迫性制度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中 国以外，解决的办法必然区别于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国人民解放的出路在于推翻这一压迫 性制度。 历史的解释与信托责任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能够解释这段历史，并且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 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 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 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 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办法只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此马列主义作为革命指南被中国人民认可，中国人民组织创建了共产党，希望她能 按照革命指南不折不扣地达成人民意愿。共产党的一切权力是基于革命实践由人民赋予的 。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 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 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 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同样一个革命的政党脱离人民的实际需求，不管她 叫什么党都是不起作用的。 在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抗争史里，争取到的几项权利不容忽略：其一是人民反抗压迫 性制度的正当权利也即造反有理；其二人民自由选择革命指南的权利；其三人民组织革命 政党行使其革命意愿的权利。 中国人民委托共产党行使其革命意愿，这是一个存在着最基本的信托关系。如果受委 托方不能正常履行其信托责任，人民有权利令行委托。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奋斗得来的 天经地义。以一党之私贪天之功为己之功在新中国是行不通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新中国是人民一百多年奋斗的目标，中国人民为此流血 牺牲也远早于共产党之成立。共产党能代表新中国吗？这种说法既没有历史根据也没有法 理依据。不理解这一点，中国近代史就被庸俗化为共产党从天而降的神话了。 文革的意义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 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 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 件服从。 ——毛泽东 有一句老话质问得好：死了张屠夫就吃连毛猪？现在这个唯一的执政党也大有“除此一家 ，别无分店”的气势。新中国的政治体制里，共产党一党独大只是表象，更关键的问题在 于由人民群众自己管理国家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只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而 不是人民的社会主义。信托责任被感恩戴德所取代，文革的发动即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解放意义在于重新阐释了新中国的革命精神。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 文革中瘫痪，党委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的系统陷于瓦解，本身表明了群众对于党国体制的不 信任。党即国，同时党凌驾于人民之上，这是违背最初的信托责任。中国人民组织共产党 委托其行使革命意愿，如果其继续执政可被视为连带责任的话，人民有权更换共产党也在 情理之中。 “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除旧布新”、“吐故纳新”，这四点毛主席在文革中反 复地讲，没有这四点也就不能称其为新中国。 展望社会主义 文革结束后，党国体制得以恢复，新中国的探索也被迫停止。新中国一天天地变成空壳。 加入WTO后我们再次面临着双重压迫的威胁。 从西班牙烧鞋事件到纺织品出口受限，这些都向我们暗示，我们远没有冲破世界资本主义 的结构性网罗。所幸的是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复兴，可替代的另一个世界正在蓬勃生长。 尼泊尔人民革命行将胜利，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阵线正在不断扩大，拉美左翼政 党的频繁上台执政，这些都向我们展现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要追求进步的特殊性在于共产党横亘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在作 为腐败的力量阻碍中国的新生。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健康力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新中国的健康力量与世界上的其他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恢复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用毛主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 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 ------------------------------------------------------------------- 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五（下） 蹉跎 地市革委会成立 抓革命促生产 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 由于知识浅薄，至今我都没能想通，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总是磕磕绊绊的，没有一点安宁，干扰 一个接着一个，武斗犹似幽灵般总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进程。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局势关系，长宁县（也是宜宾属县）造反派请我到该县座谈。通夜的会议下来， 确实疲倦极了。好在那时我们已习惯了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瞌睡，休息也不择地点和形式，故一 上车（因地革筹通知我回宜开会）就睡着了。当吉普车行至高县（也是宜宾属县）时，驾驶员停了一 下车，我也随之醒来，见驾驶员满脸倦意，我对他说： “如果困得很，就停车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他说：“没关系，刚才是有点打瞌睡，现在好些了，你要赶时间回去开会，我们这就走好了。” 我听他说得很有把握，他又是个老司机，就同意继续开车。车行驶了一段路，过了符江镇（高县境内 的一大镇），看来还比较平稳地行进，我也放心了。在车的摇来晃去中，我又睡着了。突然感到车“ 轰”的响，我也随之昏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爱人和一些属下见我醒来都很高兴。他们告诉我， 我坐的吉普车在贾村与来复之间（同为高县境内），从四十多公尺高的悬崖上翻下了河边，幸亏山腰 的一棵树挡了一下，不然车就翻到河里去了。现在是一死四伤，长宁县造反派的头唐世斌脾脏破裂， 还没脱离危险，并告知我已昏迷两天多了，但没有生命危险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息，我勉强能下床走动了。团部的工作我想有刘友源主持，不用我担心，但这段 时间老不见刘友源的影子，不知他在忙些什么？一想到这些，心情有开始烦乱了。那天，我刚躺到上 床，傅文琪几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 要我派人去营救。我问是谁叫派宣传队到县区去的？傅不正面回答，只说是毋光汉带队去的。一提到 毋光汉我就生气，知道这个人最爱出风头，喜欢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一副自以为是疯疯癫癫的样子 ，纯粹是个惹祸包。于是我叫傅文琪找刘友源商量此事，傅很不安逸地走了，并说这段时间很难见到 刘友源。我叫他派人去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三、四批人到病房来吵着要去观音救宣传队，并说傅 文琪接了好几个观音告急电话（一听就知是谁煽动这些人到我病房来闹的）。天快黑了，傅又带着一 批人气冲冲地跑到病房来闹，并问我到底同不同意派人去观音解围救人？我问他找到刘友源没有？他 说没找到。我叫他们不要急，等找到刘友源来商量后再说。傅一听就火了，说： “你当然不急，要是打着你城区公社的人，你恐怕早就同意派人去救了。”并说毋光汉挨得最凶，被 拖起在街上打。 旁边一些“战士”也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八八团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不能看着别人欺负我们的 人。” 整个病房闹动了，乱轰轰地一团糟。就这样被某人画龙点睛一闹，我没经受住冲击了，更怕别人说我 在总团部有私心，故只好同意某等人的要求，派部分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 不一会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我住的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我深知造反派 的“脾气”，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犟性，为避免事态扩大，我听说人都在医院坝子 里集中好了，赶紧从病房赶到院坝里，对集合好的人说： “你们去（观音）的任务是接宣传队回来，到了观音一定要注意三点：一不准乱抓人；二不准打人； 三更不准开枪。” 大家回答“清楚了”。可是队伍出发了却不见闹得最凶的某某勤务员，百多号人没有总团的头头带队 ，怕人些到了观音无人招呼得住，问题就严重了。情况至此，逼得我只好带病同去了。快到观音的途 中休息时，我又重申了三不准的纪律。 然而，到了观音却没见看到宣传队的影子。这时毋光汉跑来说：人些都在镇子里。罗书林（分团勤务 员）说他对观音很熟悉，就带领一些人随毋光汉到镇里去了。我行动不便，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对方断 我们后路，故我叫留一些人守住桥头，警卫员孔庆银和张德建就随我左右。看着我们的人进入了镇里 ，我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镇子里了，背后远处有人在吆喝：“看你给老子还跑不跑！”此时我的注 意力全在镇上，根本没管背后谁在吆喝谁。突然我深厚几十米处“乒”— “乒”两响枪声，当时我还认为是对方从后面打来的，等我回过头只看见远处两个我们的人端着枪楞 在那里。我叫警卫员孔庆银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张德建随口骂到：“狗日的些又在胡搞了嗦。” 一会孔向我报告说对方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我气极了撵过去，恶狠狠地问他们为啥子开枪打人的？孔 庆银说老的那个叫张志荣，拿枪吆吓对方不慎走火（因老汤姆式冲锋枪潮了，轻轻一甩都会上膛的） ，年轻的叫周洪英，认为张的枪打不准（因枪响后人仍站着），就抬枪对着死者背心开一枪将人打死 了。我气极了，非常冒火地将他们的头何国西叫来问是怎么搞的？何是城区公社分团的民兵排长，他 说他反复问了那两个人，确实是这样的。我即命令何将张、周二人的枪缴了，看管起来回宜请示地革 筹处理，死者也抬上汽车送宜宾卫校保存。 镇里的人听到了枪声，也赶紧跑回桥头，当他们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后，都指斥张周二人。这时毋光 汉跑过来对我说： “谢团长，不要生气了。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写个声明，说是对方把人打死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一听就更火了，吼着骂他：“你写个球，都是你狗日的闯的祸，现在明明那么多人看到是我们的人 开枪打的，你哄鬼呀，滚开！” 随即我叫赶紧把我们的人收集拢回宜宾。任泽鑫（城区公社民兵连指导员）来对我说： “老谢，不要着急，何（国西）排长已问清楚了，老的那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 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年轻的那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 ），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 人打死的。” 我再问何国西（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工班长），他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时蹲在地上闷起的罗书林见我 气的蹬脚，急忙走过来劝我不必着急，说死者是他弟弟，从小抱到田家去的，名叫田明贵，观音邮电 所工人，他曾叫田不要参加县红司，田就是不听劝阻，死了活该。我叫他不能这样说话，赶紧把人些 集中拢回宜宾，请示地革筹处理，该咋办就咋办。 在回宜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可能是上了毋光汉等人的圈套。他是个到处惹是生非、无事找事 干的人，特别喜欢炫耀自己，仗势总团个别人纵容，爱到处乱跑不听招呼。这次肯定是他个人跑到观 音去炫耀被县红司的人戳穿下不了台，就向总部谎报情况，再由某人编造宣传队被围攻毒打的事，煽 动下面的人的情绪，到病房逼我调人到观音为他亲信出气（这就达到了毋炫耀能耐之目的）。不然为 啥在观音根本没见到宣传队？为啥出动时某人突然消失？我真笨，后悔莫及。这也说明了自己的幼稚 和造反派盲目逞强的弱点、怪毛病。 回到宜宾我即到地革筹找到王茂聚，他说他知道我们出事了。我将全部情况汇报完后，请求对我的处 分。王茂聚没好气地对我训道： “你呀，你谢英富脑袋太简单了，毋光汉说啥你都相信不出事才怪。好在你们不是真的攻打观音，否 则就难以收场了。问题不在你，你回去叫人把毋光汉和开枪的人送来审查，你好好给我在医院养伤， 我们会把问题处理好的。” 由于观音事件的发生，我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造反派的不听话脾气和激进思潮，引发我很多反思。 管束不严（也无法管严），纪律松散，老子天下第一，不冷静等等，是造反派的一个致命伤。自己表 面是主要总勤务员，下面的人真正都会听我的吗？就是总团勤务员中也有个别明显在阳奉阴违。每当 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有人劝我要看大节、看主流，不纠缠枝节，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是群众组 织）。我只想，今后只有多加注意，事事多分析，强调纪律性，否则将后患无穷。 正值我极度消沉，自责反思之际（我那时真想辞去总团长一职），地、市革筹领导找我商议我团进入 两级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名额各一人。我首先推介刘友源，他是部队转业到军工厂的，又是我团 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具备进入地革委的条件。至于总团其他头头看来都不大行。在他们再三追问下， 我又推介傅某（是支笔杆子），当即被王、郭否决，问我了解这人以前干过些什么吗？我无言以答， 进而又推介钟某。王茂聚、李良有点不高兴地问我，其他就没有人了吗？我说只有两个名额，就他俩 人好了。李良问我懂不懂“毛遂自荐”的典故？（真不愧他是当过宣传部长的）我也装起不领会样， 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你呢？怎么就不推介自己？” 我辩解说我进不进入革委不重要，只要有我团的人进入就算地市领导没有忘记八八团这个工人群众组 织喽。我话刚说完，地革筹政工组的主要成员罗某就抢着说，上级要求以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为主， 八八团虽大，但产业工人部分太少了，推介了两名就够了。我一听就知她的弦外音是什么，干脆就不 开腔了。那次商议就在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中，不欢而散，大家心中都有数就行了。 68年夏，市民兵团调我团民兵营（那时我团被指令扩编为一个独立的加强营，指明我任营长，刘友源 为教导员。），到隆昌县一线布防，名曰保卫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按指令我们在隆昌 县的朝阳区（即原来的胡家寺）布防，后为了交通营的安全，我们又奉命推进到该区的金麦湾、云顶 寨一线布防。按理我该在医院养伤，但地市领导再三强调我们这支部队不能没有我去领头和指挥，加 上观音事件的阴影和某种深刻的原因，我也情愿带着伤病上前线，扶（杵）着一根木棍，告别刚出生 的女儿和妻室，毅然走上了前线。由于我们基本上都是打硬仗恶仗，危险性极大，自身组建的医疗队 仅有川铁分团从川铁总队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力量单薄，宜宾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适时支援，为我们 调来了知名外科大夫和护士长，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战地救护医疗力量，成为当时全地区战地救护医 疗最强，最完善的战地救护队。 幸喜我们推进到金麦湾和云顶寨布防（宜宾民兵团调令是要我们营部驻防朝阳镇，因该镇属平坦地形 ，四通八达，难守也不易反攻，故我们改变驻防金麦湾，前哨推进至白水滩和云顶寨山上），及时支 援了交通营在隆昌县光荣场防区和泸县天洋坪泸县红司部队反击红联站的大举进攻。 就在隆昌金麦湾期间，由于我部个别头头放纵下属泄私愤（即用手摇电话机摇动生电来麻刺对立派人 员之事）被我呵斥制止而产生矛盾，加之我发觉群众组织里的个别败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即 在金麦湾一班长肖某与被查讯的对立派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我命令将肖某缴械了，押送回宜宾交民兵 团处理，结果因不是强奸而退回，我即宣布撤消他八八团建筑支队支队长职并开除出我群众组织的决 定，为此有人攻击我“太凶了”。再加上我有一次当众斥责某人的警卫员恣意虐待不同观点人员，即 打“脑震荡”一事，他认为太失面子了，故用计挑动起领导层的矛盾的白热化，气得我伤病发作，又 住进了富顺县人民医院。我部完成保卫地、市革委成立任务也即撤回驻市文化宫休整待令。 据说泸州红联站得到重庆“八一五”和某军界的支援，又大举向我方县市进攻，扬言要打到宜宾砸地 革委。沿江数县告急，一时宜宾又沸腾了。就在此时，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的大儿子李琪，在众说纷 纭之际语出惊人。他说： “人家（指对立派，这也是宜宾地方土语）一打起来你们就赶忙应战，我看是明摆着让你们上当，流 血流汗劳民又伤财，依我看就让他们打到宜宾来，大家就把地、市革委的牌子栳（lao，扛的意思）起 跑，退到宜宾县，他打到宜宾县就退到屏山县，他再打到屏山县就栳起牌子进凉山（即西昌地区，与 宜宾邻近），让他们充分暴露，那时党中央肯定会出面来解决的，这样党中央就能真正了解到武斗到 底是谁挑起和支使的了。” 别看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娃娃，他这个独特的见解，确实震惊了不少人，也许连他的父亲李良都会惊奇 不已，他的儿子竟然会有这么高深的见解（这或许也是他过早卷入父辈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增长的是见 识之反映）。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已经上升到了顶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 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宜宾的地市两级革委会是毛主席、党中 央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建的政权机构，能让人说打就打，说砸就砸的呀？！那又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 哪里呢？当然不可能。其实，当时若真像李琪说的那样去做了，很可能党中央和省革委会会追查王、 郭、李“懦弱、无能”的责任了，可想而知当时的王茂聚，李良等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什么程度。所以 ，总体说来大家都认为李琪说的是屁话，是幼稚的表现，根本无须理睬（殊不知他正好言中了后来王 茂聚的死因），绝大多数人立足应战，拼着一腔热血不算数，拼了！我说句良心话（不是为王、郭、 李等干部开脱），那时的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的处境确是如坐针毡，打也不好，不打又不行。泸 州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在宜宾，单是吃住都得要一套班子去应付，更不要说成群结队的人到两级革 委请愿求援的阵仗了。四川人有句俗话叫：“抱膀子不嫌注大。”唱高调的那时也不乏其人，反正打 头阵，打硬仗有八八团的人顶着。不然，为什么对立派的那么恨我们八八团？那时的口头禅叫：忠不 忠，看行动。我们八八团是决不能落后的，打就打好了（也许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愚忠”很了）。 由于对方火器更加加强了，由轻型兵器进展到重型兵器，而我团的武器又老又少，我即向民兵团提出 了这个实际问题。可能民兵团也考虑到要我们打硬仗、恶仗，确实火力太弱，经与某某军工厂联系， 特殊地调发了一挺高射机枪给我们，但总体火力仍大大低于对方（对方基本上全是正规部队的新式枪 支装备，而我们竟连班用轻机枪都没得一挺），地、市革委又无法增强我们的武器装备。民兵团一个 头叫我去商议，说我们八八团不是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关系很好吗？以前我们支援过成工兵团，现 在何不去成都找找邓兴国他们想法，支援点武器给我们。经他一说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说得 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到宜宾地革委小车班给我调了台小车，专门送我到成都求援。 由于局势的恶化，我八八团人马提前出发了，等我从成都返回，八八团部队在刘友源的指挥下夺回了 纳溪（宜宾的一个属县），进驻到了泸县的黄舣。刚归队就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不在时，黄舣枪杀了 个对立派的人。我问是谁干的？是谁敢如此大胆胡作非为？但此人不敢对我详述。我即着手调查，可 下面的人都不敢说实情，都推口说不太清楚。我向民兵团前线指挥部汇报，朱文德（前线指挥）、邓 跃光（前线政治部负责人）都说他们早就听到这个风声，由于我不在部队，他们也就不好过多地查问 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凡事都想弄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是不甘心的。继后我打听到：有个被抓的 对立派人，由副教导员和一个参谋弄来审讯，被审者东拉西扯，不承认是奸细，被认为是不老实，想 吓唬他一下，营参谋许明清叫“拖出去毙了”，警卫员向国昌懵里懵懂地把人拉出去就是一枪（足见 当时造反派里一些人的无知到了极点），等参谋后脚跟出来人都打死在地上了。许参谋、贺参谋就怪 罪他，向国昌说： “你们又没交代是吓唬他吔”。 然后，就有人专门给下面的人些打招呼：此事千万不准给谢bai（足+拜，平声）子说这件事（人些根 据我受伤后依靠棍子一bai一跛行走给我取的绰号。这也可见要正直之难），这是我归队后一时查不出 事件真相的缘故。当我知道情况后，曾多次要求民兵团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严肃纪律。回宜宾后 我又找市革委分管民兵的某某领导反映，他叫我不要再扭着这件事不放了，手心黑不要伸给外人看嘛 。万没想到，后来该领导竟将此事对有直接责任的人讲了，更加深了我们内部的矛盾。 最后这一战，就以泸县（黄舣、中心场与高坝泸化厂）境隔江对峙十多天而告终。 又因我该不该进入地、市革委的问题，造反派内部也有纷争。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没计较过这个问题 ，也不知内幕，更没到任何一级政权去要过官、表过功。后经地区、省的革委干预并批准增补我进入 宜宾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加深了我们内部的裂痕，经个别人的煽动和挑拨，相当一些人就 说我没为八八团争取多进入革委会的名额；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才两三人 进入地、市革委，都是谢bai子不力的结果。加之那时中央号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极力主张一支 （枪）不留，被误认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一指示，上级叫归口大联合，削平山头，即解散一切 群众造反组织，为此郭林川代表地革委找我个别谈话，指明八八团是宜宾最大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 文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大功绩，是老造反派，必须带头削平山头，回本系统抓革命、促生产。我 说这样急，群众会想不通。他生气地说： “什么群众想不通？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看是你们中的一些当头的想不通，想抱着那个山头不放， 你可不能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就跟别人当尾巴，行得端、坐得正你怕什么？你得首先表态，回你城区公 社去搞大联合，以后工代会将取代群众组织，这是大局，不顾大局是不行的”。 说实话，难啊。这么大一个组织说散就散没那么容易，思想工作难做，更加上团里个别头头没能进入 革委很不甘心，到处煽动、中伤。我到无所谓，反正迟早都得回本系统，特别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无可奈何，我只好找刘友源统一认识，作出解散决定后，我们召集八八团大小头头些开会，宣布解 散“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尽管如此，还是引来不少非议，而且矛头指向我一人身上，真是有 苦难言。我不敢越雷池呀，这是党的命令，忠不忠看行动不是过说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革委“第二势力”。本来很统一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不知何时何故派生出了“第二势 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宜宾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以严云正（老干部，刘张时期的县级领导）为主 任的宜宾县革委，是经省地两级革委批准的合法政权机构，严重受到宜宾县红司自组的县革委（即人 们称呼的“二革委”）之抗衡。“二革委”是县红司嫌在县革委得权太少而为，而地革委内的“第二 势力”逐渐显露，主要是办事机构内的一些人而非领导层，暗里或公开支持县红司与县革委唱对台戏 ，严重到县革委不能正常运作不说，堂堂县革委主任严云正连在县里棲身之地都没有，要由另派的高 学成（对方攻击的“高右派”）、毛玉堯等人保护到我住的医院寄宿，这可能算是“文革”中的败笔 吧？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宜宾市革委内也有第二势力的现象产生，只不过不很明显罢了。 不管这种势力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形成的，我竟针锋相对地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和指责这种现象。这也 说明了自己个性太强，认死理，毫无变通和委婉的斗争艺术，难怪我要得罪不少人了。这种势力的形 成，也是宜宾红旗派大分裂的前兆和诱因。也许这也是“任人唯亲”的必然产物，以个人认识为标准 划线或亲疏关系划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尝没犯过这样类似的错误呢？ 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变故，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宜宾市工代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抱着应 付了事的心态进入主席团的。其实，自削平山头那时起，我进行了多次深刻反省，我确实对群众组织 和新生的政权机构中的若干现象感到缱叹和厌倦，故对工代会并不太感兴趣。谁知就在这个工代会上 ，有人通过精心策划，竟抛出一箭双雕、诽谤煽动性很强的论调：“谢bai子在二月黑风进京告状期间 ，曾策动在京人员想抓刘张回宜交差之事”。一时间整个工代会就笼罩在这一谣传的阴谋之中。此时 正值工代会选举高潮之际，我没能进入工代会领导层无所谓，但承受不了这种恶毒的中伤。幸好王茂 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内幕，没有中计，王茂聚还在工代会闭幕式大会上讲话，指出这种错误论调 ：中伤同志，损害团结，并公开评价我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故一箭双雕变成了一箭单雕（因只我 一人受点伤而已），但这种做法的出现，使王茂聚很为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担忧。后在地革委主持的“ 宜宾地区工代会”筹备预会上，十八县市通过了王、郭提议，一致选举我为地区工代筹主要负责人。 由此可见这个“权”字的双面性，它既可誉人也可毁人，要不是（私心）为了证实忠于共产党，忠于 毛主席的话，我真想急流勇退，当个世外闲人算了。我连进入政权机构都不在乎还能在乎群众组织中 的职务么？总结我在群众组织两三年来的经历，坚持真理难啊。但要我听之任之，不讲原则，我的性 格和脾气就决定了我办不到。可是招来的攻击和诽谤竟伴随了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年的所有经历 。 为了少受攻击，安闲自在，在成立“宜宾市城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时，我坚持不再入“革”。为 此，李良多次找我谈话，地革委领导也批评我消极避嫌的做法，问我这样做对不对得起（文革中）死 难的“战友”？我被说服，又入主了“城区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时正是宜宾“红旗”大分裂时期，由此派生出“炮轰派”（即对地、市两级革委不满或指责的红旗 派人），又在宜宾地区闹得沸沸扬扬。在此之前我早有耳闻和察觉，这是有人在军方和旧当权派的大 力支使下，在全川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分裂，就是利用一些人，抓住宜宾在权利分配中对学生某些领袖 人物的不公正，挑动群众以“武装支泸”的问题为借口的大分裂活动，其间也有人曾试探作我的工作 未遂。说穿了，根子仍在一个“权”字上（也许是我之愚见吧）。否则，有多少人敢扪心自问：自己 真的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吗？ 在那多事之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真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突然有 人来向我报告“重庆邱老虎被一批军人抓走了”。如晴天惊雷，它震惊了全宜宾城，各系统、各单位 原红旗派的人纷纷组织人员想分头拦截被抓的邱老虎。邱是原重庆反到底猛虎团的团长，打仗勇猛， 又是该团的头，故人们都叫他邱老虎而将他邱开全的名号淡忘了。人们根据地形分两路追寻，航运单 位拦阻水路，其余都涌向内宜公路追找，甚至有想得宽点的电告自贡，请求协助拦截。 事后收集的情况表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重庆方面出动数十军人——到宜宾的只有十来人—— 都是部队侦察方面的能手。他们经过一周时间的缜密侦察（肯定作有周密计划）跟踪方下手，能轻易 让我们这些没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将邱老虎追回吗？真是异想天开。两路人马空手而回，大家都气愤不 已，愧疚如阴霾的天气，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压在宜宾造反派人的心上，都认为是宜宾的耻辱和叹事。 宜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大、中学校的学生是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在运动的前期 和中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宾红小兵”，他（她）们都是些小学的娃娃，人 们常称的“黄毛孺子”，可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宜宾红小 兵毛泽东主义宣传队”的诞生，可说是全川的首创。尽管他（她）们没有像大、中学生、工人、农民 、干部们那样轰轰烈烈地“冲锋陷阵”，可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毫不逊色，演出的节目有板有眼，招 式到位，政治性也强，质量可不低啊（不比专业文艺团体差多少），不仅在宜宾地区深受欢迎，甚至 还代表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赴外地（外省）慰问演出，评价极高。一群十来岁的娃娃，不要父母亲 的呵护，走南闯北，自理一切，不淘气，有组织有纪律地活跃于宣传舞台，难能可贵啊！数十年过去 了，他（她）们很可能都早成为国家的人才了，可他们稚嫩的笑脸和童贞的音容，至今不时在我脑海 中浮现，引发我情感中的不少联想，当初他（她）们也不知是什么迷了心窍？这也许又是一个史无前 例的创举吧！ 在城区公社下属组建“革委会”时，因该系统较大，原有小宜宾市之称，若干个工厂、运输队、小学 和一所中学、医院、两个农场，我再三强调要尽量面面俱到，各组织推荐的人选只要政审合格都要考 虑，不搞以我为核心（因八八团在城区公社的分团也是该系统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或以我为主的“ 任人唯亲”。尽管如此，在权大权小的问题上，也会有意见的，不尽如人意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许正是这使毛泽东的神话达到了顶峰。那时，他只 要发表一个指示或讲话，不要官方组织或基层召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民群众都会自发地集 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那股子拥护、爱戴之热诚，虽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总体说来是 世间罕见的现象和空前之壮观，毛泽东真神了！是他开创历史之先河，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之伟 大领袖。 归口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了，外面再怎么闹也管不了那么多，城区公社几十个单 位的事就够干的了，不时还得管管市里的事，如审批基层革委呀，同李良到文艺单位抓样板戏的移植 呀，审报市里的重大案件呀，搞农村抗旱供水等等，真是起早贪黑也干不完的工作，钱没多拿，管事 不少，家里的事统统都压到我爱人及养母身上。工资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元，有时甚至入不敷 出。说句笑人的话，堂堂一个大系统的主任还经常拖欠幼儿园应收我子女的费项，有谁会相信？ 城区公社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可是原宜宾市的小金库，可见家底之雄厚。由于被原地市两级“ 一平二调”，又在南岸为地市修一个高干医院（病房带卫生间，而且卫生间里都安有盆塘沐浴，这可 是在60年代好多大城市医院都没有的设施啊），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金库就快变成个大空库了 。“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喊得来的，就拿两个大农场来说，即狮子山果园和黄桷山农场，农工吃饭 要钱，买苗木和肥料、种子也要钱。那时的农工每人每月才几元钱工资（这也许是全宜宾工资最低的 单位吧），就一个人吃饭都不大够（肚皮没吃饱怎么干活就可想而知了），还要穿衣，有的农工还要 盘家养口。想给他们加工资，有刮经济风之嫌，不解决实际问题又怎么促生产？故只好划地种菜，农 工只出饭（米）钱，其它进行补贴（蔬菜不付钱，另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三元伍角），这样才 稍微解决了农工的基本生活。仅此一项，每月就得几仟万把元（两个农场）才摆得平。还要安排在城 区新修一座医院，因城区公社医院是个空壳，遍布城区的十来个门诊部都是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接治病 人，故全院职工干部都希望有一幢名副其实的医院，科室齐全，门诊、住院配套，建成一个完善的医 疗机构。此外，这个时期还兴建了翻胎厂、变压器厂等。这些稍大型点的建设项目更需要钱（除医院 自身有些家底外）。我们从请建筑工人，买建材，买机具到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全是本系统自力更生 建设起来的。特别是翻胎机，不仅需国家部委计划，还得地方提供铝、铜、钢材等原料。我们通过北 京的关系，石家庄厂家才同意加班，计划外为我们生产了该机。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搞建设，城区公 社全体职工（工人、农工、医务人员，中、小、幼教师及各级干部）都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六个运输 队和水运队在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来各队是独立核算单位，均有保守本位主义的思想作怪，公 社要调集款项非常困难。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新形势发展之需要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各队均有联合 组成大队统筹管理的要求。我们召开了公社革委全委会，一致认为这种形式很好：统筹业务，均衡收 入，且财务高度集中，便于发展生产。在社革委副主任周秀华等的领导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上述工 业建设提供了较强资金支援，也使公社革委度过了资金难关。从此，城区公社才有了座象样的医院， 即有名的“工农兵医院”，有了川南地区（四川除成渝外）的第一个翻胎厂和宜宾的第一个能生产50 —100千伏安的变压器的工厂。 为解决干部问题，城区公社系统在狮子山果园办了个“解放干部学习班”，即有些人斥责的“牛棚” 。办这样的学习班，确实是想执行好党中央指示的干部路线，原有的干部通过学习（也少量参加些劳 动），基本上都解放了出来、分配了工作，陆续为基层补充了干部，包括城区公社最大的官爷赵联友 都没挂起来不用。学习期间，有病有事均可请假回家，学习班从未发生过打骂等违反政策的事。在此 期间，我们社革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比较重视对干部的解放工作，经常到狮子山果园与干部们一起学习 、劳动，吃住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我则是长期住在该果园与干部们同学习、劳动（除到地市开 会和处理公社系统重大问题下山外）。黄桷山农场则借给市里办“五七干校”，我受李良委托也得经 常去过问检查是否按政策对待干部。 党中央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展开，迅速在全国雷厉风行，我城区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 ，我们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李云福任组长，社革委办事组 负责人卢兴隆兼“清阶”办公室负责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成立会上，我只强调了一定要按 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做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将派性带入“清阶 ”工作，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已明确身份的（无隐瞒事实的）就不再纠缠 。我想，有李云福把关，加之办公室有卢兴隆（他是个老公安，很注重原则性）负责，我就放心交给 他们了。本身我也没那么多精力、时间亲自抓，除重大问题须向我报告外，其余问题都由他们处理。 在此期间，除谢可双料特务案为城区公社系统大案一类，“清阶办”向我汇报，我过问过外，基本未 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对谢可这样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们，这是个历史问题，早就定了性的，只要 他进一步将自身问题交代清楚，积极配合外调人员，如实证明事实就行了，不能苛求他。运动最高潮 时（因外调来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谢可到公社一间空办公室写交代或证词，接受讯问，晚上照旧回家 休息。尽管我主观愿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阶”，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要发生的。 有天上午我刚从市里开碰头会回来，在东街，张德建（社革委人保组的副组长）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 “出事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革委我办公室，卢兴隆他们也来了。我问张出了什么事那么慌里慌张的 ？他说是小五金厂的董永昌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董永昌，干什么的， 为何自杀，在哪里上的吊？这时张德建才说： “董永昌是小五金厂的职工，漏划地主和暗地设赌被清出来的，在八八团留守处的楼梯间上吊自杀的 。” 我问：“漏划地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怎么会跑到八八团留守处去自杀？” 张说具体情况他不很清楚，据说是董永昌很不老实，威胁厂清阶人员才被弄到八八团隔离的。一听我 就火起，骂他们胡闹，我都不去八八团了为何要弄人到八八团去？张说不关他的事，是“清阶领导小 组”李云福她们叫送去的。事情紧急，我赶紧向市革委作了汇报并立即给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组 ）打电话，叫他们派员到现场勘察验尸。经文国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验，结论 纯系自杀（全身无任何伤痕）。 从现场回来我就叫“清阶”办通知董永昌的家属来公社讲明情况，看家属是什么态度后再作处理。后 李云福向我汇报说，董的家属不服气，要抬尸游街。我问她是什么意见？她说这是党中央部署的清阶 运动，小五金厂清出他很多问题，他还抵赖耍横耍泼，死不认帐，群众意见极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 威胁是畏罪自杀，他家属要抬尸游街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当然不行，他们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 写张“畏罪自杀”贴在尸体上，让他抬着尸体游遍全城好了。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亲自找董永昌的大 儿子，劝他心平气和地处理此事。他俩个儿子说他们不服，就是要抬尸游街。我耐心地说明这是“运 动”，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尽身亡，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 要闹得二家不愿呢。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非要闹着要抬尸游街，我才不得不说“清 阶办”要写“畏罪自杀”纸条放在尸体上随他们游的情况，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生气 地说： “我是好心好意劝你们（因董的大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但那时谁敢说明这种关系），你们不听，硬 要把事情闹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后果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 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东奔西闯，可以说没得一天清闲。好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新春佳节，心想两 年多没有一家人团团圆圆，清清净净地在一起“欢度”了，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希望我能和他（她）们 一起过节啊。 大年初一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最佳节日，一家人欢天喜地聚在家里或郊外公园，祥和喜庆地度春节（ 俗称“过年”），就是那些侨居海外的华人（不管到海外多少代了）无不普天同庆，再有多大的事都 得放下来，欢欢乐乐过个年。而一九六九年的年三十晚，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亲自通知我：市革 委主任李良同志指示，明天一早八时到翠屏山上植树，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得缺席，特别是市革委的 领导同志，更得起表率作用。 我家老人知道后，极其抱怨地说：“风风火火的过了两年多不安稳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吊胆， 现在刚平静下来，连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年都不行，那么辛苦为啥子？” 老人的抱怨，孩子们的极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年轻，想得开，将儿女托付给老人，我和妻 子准时上了翠屏山植树。 李良带头挥锄，大家在说说笑笑中度过了难忘的大半天。别看李良是个矮小的老头，干起活来可一点 不含糊，很有点农民本色。他边植树边摆“龙门阵”，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植物和人一样是 有生命、有感情的，你对它好，精心栽培，它也就对你好，枝繁叶茂，就会喜笑颜开地生长着。你要 是对它不好，它就会愁眉苦脸地歪着个身子，耷起个脑袋，甚至就气死在地里。口中讲着，不时还纠 正那些栽种不当的同志，真不愧是一个农村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实打实，还懂得不失时宜地植树 喻人，即人们常说的“言传身教”吧。特别是对我们城里长大的人，可以说好些人怎样用锄挖地都不 十分会，可是李老头（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不仅自己认真栽种，而且还教“老外”们怎样打坑，怎 样浇水，又怎样放树苗，复土踏实，真是一丝不苟，全然不是走过场，摆花架子。中午收锄，他还叫 常委们留下，逐一检查所种的树，对不够完善的栽种进行补作。说实话，当时好多人的肚皮都在“咕 咕”叫了，可谁也没抱怨，等战场打扫完毕下山，都快下午三点钟了。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 意义、最难忘却、最受教育的一个春节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可以说全国都沸腾了起来。不用领导（上级）布 置，下面都会自发地行动起来。有搞技术革新、研制新产品的，有创高产为“九大”献礼的，真是一 遍热火朝天的新气象。我们城区公社也不例外。美术社不仅上了“礼花弹”项目，还自发地、由美工 师黄莫及等人精心制作出雄伟的“天安门”景台，与真实的天安门一模一样，好几个平方的景台需八 个人才抬得起走；木器厂也不落后，精选大元木（两方多一根木材）由该厂技术好的工人师傅，精心 雕刻毛主席（挥手）全身巨像（高两米多三米，重吨多两吨）；刚建好的橡胶厂也拿出了新产品作为 向“九大”的献礼。新建的变压器厂也造出了宜宾（产）的第一台50千伏安和100千伏安的变压器向 党的九大献礼（这也是在重庆造反派的技术支持下，在任泽鑫带领下，投资仅万元左右艰苦奋斗搞出 这宜宾紧缺的变压器产品）。 一九六九年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宜宾市人民广场红旗翻滚，人海如潮。人们从凌晨三、四点钟开 始入场，主席台上的人更需提前入场。我作为地市两级革委研究确定的大会总指挥，跑上跑下，忙里 忙外，确实劳累极了，但是心情特别舒畅。若大的个广场装不下了，不少人整队将人民路也站满了。 “全体肃静” “唱国歌” “鸣礼炮”！话音一落，我向天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后，二十四响礼炮震天轰鸣，宜宾地区十万人（实 际大大超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庄严大会正式开始了。到十一点过 ，几乎人人都饥肠轱辘。正值此时，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指挥人由主席台下抬来几筐袋装糖果 ，准备发给主席台和观礼台上的人各一袋“充饥食品”，不幸被王茂聚、郭林川看到了，问李良袋子 里是什么？是否李良指示搞的？李良也莫名其妙。这时赵福元过来解释说： “这是我们市革委办事组决定搞的，主席台上的首长和观礼台上的同志们，凌晨三、四点钟就来了， 早饭都没吃，肯定会很饿，所以我们办事组才专门到糖果厂订制生产了一些袋装糖食，每人发一包填 填肚皮。” 王茂聚听后火冒三丈吼道： “谁叫你们这样搞？下面一二十万群众，他们就不知道饿吗？” “他们下面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去吃东西……”赵福元辩解。 话尤未完，王茂聚吼道： “鬼辩，主席台上的人有什么权力可以搞特殊？抬下去退给厂里销售。” 赵福元还想申辩，李良叫赵福元： “喊你抬走就抬走，哪来那么多话。” 眼看就要进口的食物被吼脱了，当时不少人都有点认为王老头太不尽情理了，一包糖果有什么大不了 的，竟然上纲到特殊化问题上，与权不权的扯到一块。同时也有点为赵的“好”心有些不平。过后仔 细一想，王茂聚作得对，主席台上的人都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有什么值得特殊？要一人一袋糖果 坐在上面吃？这对群众的影响会有多大？不是明摆着的吗。别看是件小事，它的负面影响将无可估量 啊！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刻，以后时时事事都引以为鉴。故除了拥军一次外，都没用公款搞过吃、喝 的特殊，就是“九大”代表到狮子山果园来拜会我（因我到果园坐阵抗旱），都是私人掏钱买了少数 菜品，家常性地招待了“贵宾”，无一不为顾忌影响考虑。 宜宾进京的“九大”代表，全是基层有代表性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一个是地市革委领导，也无宜宾各 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她）们是：泸县的农民李祥禄（原全国劳动模范），很朴实的农村妇女，泸 州武斗期间被撵得到处跑（躲），还被称为双枪老太婆，实际枪她都没摸过一下的；省航道处的蔡某 某（工人技术员）；军工单位南山机械厂的钟某某（老技工）三人，故全区上下对这次“九大”代表 人选基本没有异议，除省级单位蔡某某外，就是泸县一农民，南溪一工人，谁还能有什么意见？！他 们开会回来后就到各县市、各大单位作传达宣讲，宣传“九大”盛况和毛主席的指示。 宜宾地革委按省革委指示精神，专门组织了“九大”宣传贯彻情况检查组到各县市检查工作。我同82 部队一营长到叙永县检查工作，强调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和团结。因为当时叙永两派闹得比较厉害， 县革委主任王某某（县人武部部长）坐不平，批评哪派哪派就说他一碗水没端平。气得他不想干了。 我们下去先找两派交谈，然后再一起坐拢来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暂时缓和了矛盾。 刚回到宜宾，地革委又要我带队进凉山慰问从宜宾调防到凉山的解放军81部队，这次有地革委搞外交 的朱炳壁（外号人称“朱天使”的）同行，我就轻松多了。他能说会道，凡事都由他出面交涉安排， 我只是在大小会上多说点我代表地市两级革委，感谢解放军对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代表宜宾地 市革委向他们表示慰问之类的话就行了。就这样也让解放军感受到虽然调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条件 艰苦，生活不便，但宜宾人民还记得他们，关心他们，全团官兵都很感激。一时间军民、军政关系都 是不错的（当时王茂聚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部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 ”，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全国普遍进行。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遵从省革委党组的指示，召集市革委 常委及市革委各大组组长开会，传达省、地党组织关于开展“吐故纳新”的指示及具体作法，要求与 会者积极带头，搞好该项工作。会后李良找我个别谈话，问我的看法。我作为无党人士，能有什么看 法？总体说来只能是回城区公社系统照本宣科，由本系统的党员研究怎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 吐故纳新”就行了。李老头听后很不满意地问我： “这样说，你不是党员就置身事外啰？” “不是我要置身事外，是我自身不是党员，虽说是革委主任，总不能非党员去领导党务工作啊。”我 答。 “你本身就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你就该带头积极申请入党，你回去叫李云福（城区公社革委会第一副 主任，结合干部）领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告诉她，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看公社还有谁作你的介 绍人，赶忙将申请报上来，你那个公社系统就应该带个好头。”李良交代。 “我服从命令就是。” 回到城区公社革委，我前脚进我办公室，李云福副主任随即就进来了，她满脸笑容煞有介事地说： “会开得怎么样？你对我们系统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吐故纳新有何打算？李老头是你的第一入党介绍 人，我就甘居第二作你的介绍人，不要犹豫了，全市李老头还是主动出面首次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 们公社系统要尽量多争取优秀人物进入纳新，我们支持你。”（这可能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让我到市 里开会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让李良亲自动员说服我罢了。） “谢谢，只不过我是否够格还很难说。”我答。 “你不够格谁够格？你都不够格了，我看我们系统就没有够格的了。”她说这话我感觉到了有恭维的 成分，但她毕竟是老搞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也许不会骗我？ 说实话，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不过为了崇高的信仰，相信党的英明。因我深知会遇到不少麻烦和 刁难，坚信党的洞察力，于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二李签名后上报。为了对党负责，我还是向李云福 提出建议：求稳，不要冒进，更不能滥竽充数，尽量做到报一个准一个为好，带个好头。她很同意这 个意见。 最后报到市里，我们系统除我而外，第一批纳新对象还有陈叶和（社革委副主任，运输队工人）。政 审时陈顺利过关，我的问题就麻烦了，盯着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从我 的各方面去找漏眼都找不到，最终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我爱人的继父曾当过“远征军”（国民党抗日 时期派到东南亚去的部队），敌伪军的亲属入党恐怕不当吧？于是我的入党就搁浅了，这可能是谁也 想象不到的结果。我岳父的这段历史，连我爱人都不了解，况且这个岳父是被抓去的，退役后就是苦 力工人，解放后进入搬运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从来党和政府及单位都没说过他有历史问题 ，不管从哪个方面都与“敌伪”二字挂不上钩，可有的人就能以此来达到目的。原来是抓我养父的历 史问题发难，现在就抓我岳父的历史问题攻击我，真够麻烦的了！ . ------------------------------------------------------------------- 从我文革期间被判刑十年说文革 作者: 山东 张宗鲁 让人心冷胆寒颠倒了黑白的特大冤案 我是文化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的人。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应该是“功劳卓著纠正平反 了”。事实却不是这样！事过三十五年、政府换了多届，我却依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控、受到不 公平的待遇。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得对文革和这一案件重新认识。 究其原因：一是经手这一案件、执掌国家法权的人思想水平太低，没有半点社会科学常识、对指导我 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出于他们的社会本能、专门以权势害人。二是由文革的实质“用公共所有权代 替国家法权管理一切公共事务”决定的。这种实质当时除了发动人毛主席之外，只有下层极个别人， 通过文革中反复进行的“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生死搏斗”有所感触；其他不管是积极参加、还是 坚决反对的人，对这种实质都不认识和理解，仅出于对毛主席的盲目信从。 一、《判决书》和申诉审理《通知书》 （一）滕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6）滕法刑字25号起诉机关：滕县公安局 被告人：张宗鲁、男、32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汉族、滕县龙阳公社冯营大队人，自幼上学，19 6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电子系，1968年2月被山东省公安机关拘留，1969年1月教育释放，19 69年9月被开除学籍，同年12月25日被拘留，1970年2月26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张宗龙，男、27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系被告张宗鲁的胞弟。自幼上学，1968年高中毕 业后任本村生产队会计。1969年12月25日被拘留，1970年2月26日逮捕，现在押。 上列被告因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审理查明： 被告张宗鲁思想反动，于1969年9月12日，曾先后书写《“极左派”万岁》《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 《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与解体》等五篇文章，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拉拢他人刻印散发，进 行反革命活动，妄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被告张宗龙积极参与被告张宗鲁的反革命活动，散布反革命舆论，串联他人刻印、散发反革命文章。 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张犯宗鲁思想反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党 和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严重，反革命气焰嚣张。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故依法判处张犯宗鲁有期徒刑1 0年；张犯宗龙参与反革命活动，归案后尚能坦白认罪，表示悔改，故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三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滕县人民法院 1976年5月19日 （二）、通知书 张宗鲁： 你所申诉的现行反革命案，经本院审理研究认为：你的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反革命目的和行动，已构 成反革命罪，原判认定性质，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维持原判，驳回申诉。 滕县人民法院 1981年5月27日 二、对《判决书》的分析批驳 （一）总驳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彻底否定文革，绝大部分政权机构中掌握党、政、军、财、文大权的干部和他 们控制、操纵的群众，都把维持社会现状和现行的社会权力系统，保护当权者的权力和地位的行为叫 “革命”；而把民众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公共所有权”、批评 、指责、撒换（即夺权）自已的“公仆”和“公务员”；其中包括应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的矛盾、通过矛盾运动法推理、去认识说明社会的一切现象 ，以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叫“反动”。他们的这种观念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和马列毛 主义的基本理论完全相反，是故意颠倒概念，指鹿硬说马，视方偏说圆的行为。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完全按照49年到56年“镇反”“肃反”时期的思想观念和法规去处理66 年到76年文化革命中的事件和人物，属于反历史行为。难道他们不知道49年以前的革命是属于民主革 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共产党是这个革命的“极左派”；53年到56 年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人所有权，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还不 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 级国家和法权”，共产党内部产生出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资本主 义制度的最主要的社会力量，因此这时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 这是毛主席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总结概括时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文化 大革命中不承认这一理论的人才是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镇压文革势力、剥夺民众行使社会主 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 公共所有权，才是反革命行为；违反文革中的根本法规《公安六条》和文革纲领 《十六条》，使用社会职业暴力的人才是反革命分子。《判决书》将思想先进与思想反动、革命与反 革命的概念完全颠倒了。从而也就证明了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说的：“国家最多也不过 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文化大 革命“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变修、 国变色、工农等民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伟大创举，是所有制变革后社会前进运动的必然规 律。 （二）对《判决书》的补充和校正 1、我的出身和文革前的简史。《判决书》说：“张宗鲁……电子系”。这是我的出身和文革前的简史 。这里完全隐没了我自幼的成长和发展，根本不能让人了解到我能够成长为文革闯将、始终站在群众 运动的前面、带领群众前进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原因。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进 行简单的叙述。 我4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上进的封建小农家庭中，那是日本投降的一年。46 年第一次解放，47年到48年为“还乡团”统治时期，48年到49年初第二次解放，50年土地改革。 我祖父兄弟六人、为老二，结婚后分居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勤俭持家、致富心十足”的封建小农。 半夜起床去墓地扫柴、受惊吓得脑溢血而死。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归入大家庭生活。父亲年仅5岁。封 建家庭中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相互践踏，通行着“弱肉强食”的社会本能。祖母无法在这种家庭中生 存、改嫁而去，留下了七岁的父亲、五岁的姑母、不足三岁的叔叔。兄妹三人栖息在大家庭厨房柴草 窝里渡日。叔叔不久得了病，无人照顾，夜间爬到锅底下烫死了。父亲、姑姑成为众人驱使、出气的 对象。她们衣衫烂缕，都直到婚前没穿过鞋袜，三九寒天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为大人使唤。父亲 在苦难中产生了强烈的抗争性，因此挨打受骂是惨不忍睹的，却常常得到异姓老人的同情和看顾。 父亲17岁结婚独立生活，分到的财产却是最劣最少的。时值“贱年”给人打工挣饭吃。母亲常到外祖 母家去，要点粮食来掺着往年生了虫子的地瓜叶吃、和姑姑俩人免强度日。外祖母家也很穷困。外祖 父曾带着大舅、二舅闯关东，没能立身，二舅病死关东后返回。大舅参加了革命，进行地下工作，被 村保长察知抓进了监狱，解放滕县时，被看守们推入井中活埋。外祖母、三舅、大姨、母亲曾经留在 家中艰难度日。 父亲曾随着别人外出做买卖，由于不适应小商人的行业就在家起早摸黑，省吃俭用的种地。后来姑姑 出了嫁，父亲在种姜上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从此生活好了些。这种封建小农，如果不解放，在资本机 器的竞争下，有什么出路？从我们家乡解放时起，父亲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队长、人民 公社生产队长、大队长。他适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一路线的群众基础。他忠于集体，关心群众 ，为保护集体和群众利益勇于斗争。他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不抽烟不喝酒，经常到困难户家去看望 ，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深受社员们的信任和拥护，却常常遭到多吃多占的干部们的攻击。五七 年的一次，有的干部贿赂上一级领导对他污陷，在我族叔的指导下，他口叙，让我写状子、大字报， 进行反击。58年他反对过“五风”，曾一度受过批斗，但随后就得到了领导的保护和重用，后来他的 提议得到采纳，没有“没收自留地的出产”保护了一方社员，比较顺利的渡过了困难时期。他曾反复 地同贪污的干部们斗争，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撑腰，总是胜利。 文革期间他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身居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之上解决村里的矛盾、掌握政策，既制止对 干部的肉体折磨，又带领社员学习大寨发展生产。村里没发生过武斗，成为两派群众联合的先进单位 。 文革是我村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大队购置了二部拖拉机、一部播种机，建了砖窑厂、木工厂、打面房 ，打机井修渠道平整土地，平坟造地实行公共坟场，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还建立了“民中”、合作 医疗、科学种田实验队、兰球队、文艺宣传队、药材种植地。我们生产队也买了一部拖拉机、三部打 麦机和其他农机具，有农机维修组等。后来因我为“山工联”平反，被监禁，在“上级来信”的情况 下，父亲退出了大队领导地位。83年土地，上级压着“承包到户经营”以后，恢复了“封建小农的生 产方式”，父亲不停的劳动在田间；不仅没有“退休金”，年过80，还要向国家交土地使用税。 父亲从小没上过学，年轻就喜欢看戏、听古书，忠孝节义的思想严重、名誉思想强，经常说“人过留 名，雁过留声”。他的行为完全受个人社会本能的支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中，是一个标准 的“封建家长的独裁专制”者。在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中，他勤劳节俭一心为集体，一心为群众，全和 毛泽东时代的学校、社会道德教育一致。这对我们兄弟的影响都很大。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家庭 小生产如何有上学的条件。我上小学很早，是让学校给看孩子，却很少在家做作业，放学之后除了跟 着下地就是做家务。小学一年级，我数学就好，长于应用题，由已知求未知。58年我高小毕业在家劳 动一年。那时年龄小，个子矮，否则就去上技校了，当时社会上办了很多技校，既不收费又管吃住， 学生不足，高小文化的人就是宝贝。 中学阶段是困难时期。初中我们学校是省里勤工俭学的优秀单位。那时我就立志为改变中国“一穷二 白”的面貌学习，是优秀少先队员保送入团，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高中进行过“阶级斗争的教育” ，开展过“学雷锋运动”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由政治老师辅导学习过《实践 论》。高三时没列入后选人名单就被同学们选入班委。那时借阅过“十万个为什么”全册、《毛泽东 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活动》等课外书。那时，毛主席就成了我最崇拜的人物。我初中就开始写日记。 大学，我是“勤工俭学试点班”。一年级我用了大半年的所有课余时间，节假日（寒假没回家）一字 不漏地通读完毛选四卷，并逐篇做了笔记。此后还看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 》《国家与革命》《论共产主义动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恩 、列、斯论共产主义》等马列著作，曾耽误过课本的学习，受到过老师和同学的非议。 大学一年级政治课学党史，相当长时间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学习和讨论上。老师曾提出：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以前按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现在怎样分析？长期让同学们讨论。 发言中我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防修 防变防止工人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思想指导下不顾个人安危的投身进去。 这就是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己认真努力地学习毛选，马列著作等革命上进的活 动汇于一身，为我成为文革闯将，时时走在运动前面带领群众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打下了基础。 2、文化大革命和我在其中的作为。《判决书》说：“……1968年2月……现在押。”“于1969年… …书写……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肆书写反革命文章”。这是我在文革中的简史。这不仅不 完全，而且颠倒了“思想先进与思想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根本不能让人们知道我在文 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无法对《判决书》和我进行评定。为了让人们明确《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 力颠倒黑白的真实情况，我不得不对十年文革、山东文革、我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概括的叙述。 （1）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的基础上的继续革命，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它就是要将最初期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 成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对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分析和理解。最初是什么意思，较 高又高在哪里？ 蒸汽机的发明和普及，就使那里的生产力发展超过了社会需求的发展。从此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私有 制向公有制变革”的过程。一般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这一历史使命由现存社会中的无产阶 级来承担，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本能要求。“私有制”就是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私人财产所有权的 社会权力系统。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存在、就表明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或缺少这种权力。如奴隶制 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依附民、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因为国家本身就是私人所有权的最高、最 典型的存在形式，是国王一个人使用和管理其他所有人的工具，或叫社会职业暴力。公有制就是使用 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教学、科研、医疗卫生等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 统。在这里私人所有权所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才、奴隶关系”，公共所有权所表示的是 人与人的“平等、互助、协作关系”。社会的这种改造是关系到所有人利害的最大事情，不是在短时 间内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或十几代人，依轻重缓急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改造。不用公共所有权组 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公有制，只能是名义的公有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系列社会形态相比较 ，就会有较低和较高的阶段划分。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公有制的社会成分与私有制的社会成分并存 ，而且进行着激烈、尖锐的生死斗争的社会形态。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的幼芽与私有制的庞 大躯体并存，而且进行着生死博斗的社会形态。“公有制的幼芽”是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宣布为“公 共所有”并且实行了“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私有制的庞大躯体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取 得和消费依然是个人的“私事”，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统、依旧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权 力系统，也就是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社会权力系统。“资本职能”就是“工资劳动（包 括工分劳动在内）、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利润核算、多劳多得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证明了，在 这种社会形态下，如果不继续革命，公有制的幼芽就会被窒息灭亡，私有制的躯体就会不知不觉的演 变成资本主义制度。铁托、赫鲁晓夫、毛主席身后的共运逆潮，全都证明了马列毛主义的这一认识。 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宣布为公共所有、实行“集体劳动、共同富裕” 的一系列政策，而且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将名义的公有制改造成事实的公有制， 就是文化革命的任务。 毛主席是当时世界上大脑最发展、思想水平意识能力最高的人。（------ ）文化革命是他被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所逼迫，又出于个人的责任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和 不掌权的民众的忠诚，不得不进行的革命。也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代替私有制的社会权力 系统后，社会才不会倒退到私有制中去，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更优越的社会、自然条件来 。 最初毛主席对人们的思想水平估计过高，没有意识到人们的大脑发展和意识能力的限制，过于强调了 “实践出真知”的一般道理。因此，文革理论的准备很不充分，没有通过足够时间的“理论斗争”， 普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没有培养出改造社会的人材来。 文革的实质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由这种实质决定了“要文斗不 要武斗”，并且只剥夺革命的对象们使用社会职业暴力—— 即国家法权管理所有人的特权，并不剥夺他们的公共所有权，不降低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必要时还 要增加和优待，因为他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有过功劳。在一定的时间内强迫他们学习马列 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是必要的，但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启发他们将以前所有的感性知识、包括以前革 命中的功劳、苦劳、熬劳、疲劳等，整理加工成系统完整的理论认识；允许他们将自己的理论认识公 布于社会，并参加社会的理论斗争，也允许他们提出自己的意志和主张，进行社会性的大辩论，只要 能取得人民大众的公认，也可以实行他们的办法；只要不是靠社会职业暴力—— 国家法权，强迫其他所有人实行就行了。 当然，夺权之后的人必须分析认识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创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 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权力机构；更不应该使用社会职业暴力，或新建社会职业暴力，强制推行个人的意 志，而是要通过理论斗争、批驳论战将无穷多的个人意志统一成一个“社会意志”，通过群众运动来 实行。以此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我们以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来衡量文革中的人和事，就能明 确地看出《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属于文革中要改造的对象。 一句话文革胜利的条件很不具备。人们的大脑不够发展，思想水平意识能力过低，他们的认识老是远 远落后于革命时期的社会和社会事物的客观变化，总是在过时的思想指导下，把已经前进变化了的社 会和社会事物，拉回到旧有的形态中去。这就是让毛主席最伤心和失望的地方，也是让人“心冷胆寒 ”的问题。 毛主席身居党、国家、社会的最高领导地位，长期以来反复地对人们开导教育都不起作用。这说明人 们缺乏社会科学常识，对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了解太少，完全出于个人的社会本能、专长于使用社会 职业暴力以权势害人。 文革可划分成四个阶段：一是发动阶段，二是夺权斗争阶段，三是复辟与反复辟阶段，四是新发动前 的准备阶段。 发动阶段。这是粉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反路线”阶段。文化革命从文艺批判入手到 全民参加的群众运动，它使旧有的官吏靠边站，停止了国家法权对内的绝大部分职能，仅能行使《公 安六条》规定的内容；从而让民众放手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试图按照《十 六条》的原则改造社会。在这里“资反路线”就是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包括由官府组织的“工作组” 在内、去发动组织文化大革命。它不符合文革的实质、并与之相反，它达不到文革的目的“教会民众 行使公共所有权”，它只能强化国家法权的职能，增强民众的奴隶主义和依赖性。这已经为“社教运 动”完全证实了。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论文发号召、限制国家法权的使用、废除私有制的“自 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放手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这是社会历史学上的用语，政治学上叫“民 权”）进行群众运动，才与文化革命的实质相符合。 文革中群众使用的“四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组织、大串联，是行使“公 共所有权”的三种基本形式，全都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成和推广。毛主席采取了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方式 ，使大串联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在这一阶段中毛主席代表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也就是 文革势力；刘少奇代表了行使国家法权的社会势力，也就是反文革势力。这种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 的社会主要矛盾，却是通过共产党内部两派政治势力的生死博斗表现着。因此《判决书》中的“恶毒 攻击我党”的话，是睁眼不看事实、专以权势迫害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用 语。在文革中必须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和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本主义复 辟的先遣团）两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一分为二。这是由文革的实质决定的事实，不是哪一个权威人 士、或哪一种社会势力的主观意志、甚至一定时期内的绝对多数人的“认为”，能改变了的事。正如 中世纪以前的人都认为“太阳绕地球转”那样，不能改变“地球绕太阳转”的规律。 在这一阶段中，革命的对象同样不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知道文革的实质； 同样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服从了毛主席的意志，否则文革就发动不起来；社会前进运动的质变，也 只能等待条件成熟，使用武化革命的办法。 夺权斗争阶段。从上海“一月风暴”到“九大”召开，这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分毫不让的反复博 斗过程。夺权斗争中的矛盾就是公共所有权和国家法权的柱石—— 军队的矛盾。文革中的夺权就是民众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对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 随时进行撤换的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实施；也是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最高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严 格限制着社会职业暴力的使用，在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大串联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将来共产主义制 度中的“夺权斗争”，由于没有社会职业暴力—— 国家法权，而且有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上层机构，有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正常秩序和习惯；四大民主 、群众组织、大串联、选民的多数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的形式，是会改变的。这种改 变是发展、不是取消，是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愉快。 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出现了“二月逆流”。不过有毛主席在，他们形不成反文革的司令部，推选不出 司令长官；也只能由国家机构中的官吏们“各自为战”，使用自己还能使用的社会职业暴力，违反《 公安六条》、文革《十六条》，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本能的消灭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 的根本权力，保住和夺取地方的局部权力。这就足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文革势力镇压下去。 “二月逆流”来自军队、警察的介入，“三支两军”的结果走向反面。这是因为军队是私有制的社会 权力系统的柱石。在社会动荡时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就可以通过军队行使自己 的意志，推翻其他所有人的意志。出于军队的本质，“支左”人员只能是国家法权和私人所有权的载 体，只能是“公共所有权”的对立物，从而与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产生矛盾和冲突。“带枪的 资反路线”被提了出来。由于军队在现实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决定了不能用解决行政部门问题的方法 去处理。这就不得不妥协和退让，等待人们在斗争中的觉悟，等待条件的具备。这就要挫伤“批判带 枪的资反路线”的锋芒，稳住军队保住自己的阵地。 “二月逆流”在上面虽然是“怀仁堂会议”中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功臣；下面实行的却是 “支左”中的部队干部。“反逆流不提带枪的资反路线”，但在反逆流群众斗争的声势下，撤换“支 左”部队进行学习、检讨。以此“借用”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力量，来暂时保护公共所有权的行使。这 就把林彪推到了社会矛盾的顶峰，接受考验。 林彪被提升为国防部长后，取消军衔制、提出“四个第一”、大力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为文革的 准备和发动出了不少力、立下了功劳。“三支两军”中，却暴露了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太少，大脑中只 有直观感觉的历史材料的堆积、不理解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因而不认识最初社会主义制度内 部的根本矛盾和文革的实质，也就逃不出个人的社会本能对自己的支配。这就使他不自觉地成为“九 大”后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的总代表。 夺权斗争反复进行，充分显露出：公共所有权的行使受到了社会职业暴力的阻挡。解决公共所有权与 私人所有权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置军队、警察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 验时，提出了“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和警察”的办法。那是外国军队 围困巴黎的对外战争时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完全赞成马克思的主张，但在“十月革命”后， 依然使用了“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法权”建立了红军。五八年“公社化”是在和平时期军队 不介入民事，“全民皆兵”失败了，没起多大作用。一月风暴的“上海公社”，没有触及“社会职业 暴力”的问题，所以改成了“革命委员会”。夺得了权力的人由于不理解社会的主要矛盾、文革的实 质，不知道去创造“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制定和确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程序和原则， 并进行普及，不能用“公有制”的思想理论去统一群众的意志，化解与革命对象的矛盾；反而按照私 有制的思想观念，全力打压自己的对立面和异己势力，强制推行个人意志，或使用旧的社会职业暴力 ，或组建新的社会职业暴力。结果就站到了国家法权一边去，消灭公共所有权。这样无论换上谁掌权 都是不能“防修、防变、防止工农等民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新上台的人，没有受到民主革 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长期锻炼与考验，“社会本能”对他们的支配作用就更加明显。 革命受到了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无法前进半步。“反逆流”进行了大半年后，毛主席 视察大江南北，不得不妥协退让，想用“斗私批修”的道德教育改变人们的私有观念，显然是不起作 用的。在社会动荡时期，除了象毛主席这样的“自觉理性”的人之外，各种社会势力的代表全都撕掉 了面纱，显露出自己的社会本能。毛主席面对着文革受到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没有其他 办法，只能用“三结合”的形式任其发展，等待人们的觉悟和条件的成熟。 夺权斗争反复进行，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行使权力的社会职能，暂时落在了“三支两军”的人们手 里，林彪是其最高代表人物。 夺权斗争一开始，革命的对象就已经清醒了，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意识到：公共所有权与他们的社会地 位，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从而产生出“消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回到私有制中去 ，以保住和发展大官们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恢复文革前的使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管理 所有的人，是第一步；等完成了这一步后，再变“共同富裕为部分人富裕”，从而“彻底砸烂工人农 民等不掌权的民众的锅灶和饭碗”，让他们整天跪在掌握党政军财文大权的人们面前乞求生存，从而 绝对服从当权者的摆布和指挥。 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阶段 。其时间是从“九大”闭幕到林彪出逃。由于人们不懂社会科学、不懂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更不 会应用它分析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矛盾和面对的社会事物，从而不知道文革的实质。文革一旦发动 起来，“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斗争”的规律就起作用。“九大”后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从 中央文革小组到文革势力的头头和骨干，也包括毛主席之外的中央一级的老少领导人，更不用说中间 群众和反文革势力，都认为：文革进行了三年多了、进行了全面夺权。胜利的召开了“九大”，与修 正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应该恢复到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中去，全力进行四化建设。作为接班人写 入党章的林彪就成了这一社会势力的总代表。 “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就要消灭文革势力、消灭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这是对文革纲 领《十六条》的背叛，与马列毛主义——造反有理论、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的实质相对抗。这样林彪就从文革的领导人，一下子变成了联合反文革势力 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司令；正象二七年，“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一样，由革命的领袖一天内就变成 了反革命的头子。 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清查“5、16”。“5、16”是一个莫须有的罪 名，清查“5、16”就把全国的文革势力镇压下去。它是在全国推行“造反有罪、镇压有功论”的，是 全面剥夺公共所有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5、16组织”是根本没有的，在北京也仅仅是个 别人以此名称给周总理写过大字报。66年5月16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通知，撤销“文化革命 五人小组”和派往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开始批判“资反路线”。毛主席曾提出“清查5、16 不要扩大化”、“对造反派要手下留情”。可“清查5、16”自“九大”以后遍及全国，并接连进行。 对清查对象采用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纯属阶级报复。正象57年反右扩大化那样。 毛主席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以“不设国家主席”的方式，挫败了林彪集团的 锋芒。林彪复辟集团企图以“武装政变”的手段推翻毛主席的领导，消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装政 变被粉碎后，林彪不得不驾机出逃。粉碎林彪集团后，复辟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且加强了“清查5、16 ”的工作，去消灭文革势力，对毛主席“清君侧”。 人们不从社会前进运动的规律上去理解“不设国家主席”的含义，只是就事论事的忙于“清查5、16” 。要知道：在私有制下“国不可一日无君”，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其职能也就大大削弱了。文革十 年就是“没有国家首脑”的十年，就是限制着国家法权，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十年；也是最初行使 的公共所有权同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法权，反反复复进行生死搏斗的十年。十年斗争的事实证明了： 既使这种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也可以易如反掌的消灭掉“公共所有权”。 限制国家的对内职能，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 ，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不用说57年的开门整风、58年“用公社代替国 家”的尝试、64年的社教运动；就是66年4月14日，毛主席在上海召集的一次坐谈会上的谈话中，也 确切地表明了。其中除了大谈“革命与法律”的关系之外，就是讲英国和日本的“虚君共和制”。其 中的寓意是：虚设一个国家形式，让它对内不起作用，而要使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 活动。我们可以概括为“虚政民权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适应当时的情况，向前发展的一种形式 。 新发动前的准备。文革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为首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普及了马列主义，普及了“ 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观念。但文革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使革命的 对象觉醒了。他们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进行四化建设为旗号，全力反对造反有理论，推 行封、资、修的“镇压有功论”，疯狂地对文革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打击、消灭，彻底地消灭“公共 所有权”的行使，消灭“公有制的幼芽”，为复辟私有制扫清道路。 除毛主席之外的文革势力，受到了个人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很少有人意识到最初社会主义制 度中的根本矛盾，理解到文革的实质；在复辟势力的强大攻势和分化政策下，一些头头、骨干、争当 “宋江”，变成了投降派；另一些人抓进了监狱、判刑劳改或受管制，更多的人在“清查5、16”中受 打击和迫害。 要解决“公共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的矛盾”、只有进行理论上的大补课。全面系统地学 习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被斗争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到提了革命的首位，却无法让人接受、无法 进行下去。在粉碎林彪集团的条件下，当人们对“昨天才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今天就成了资本主义的 复辟狂”的事实，惊愕不解时，才开展起来。由于 “理论是抽象晦涩”的东西，对于“理论修养”很差的民族，只有结合具体事件才能免强形成群众运 动。又因为科学理论中的“概念”与直观的感觉所造成的“观念”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常常相反，所 以这种“理论补课”的效果也是不大的。 “批林批孔”是批判贯通于整个私有制社会中并占主导地位的“剥削、压迫有理、镇压有功论”，使 马列毛主义的“造反有理论”得以普及和深入。这是分化反文革势力的营垒、增强革命的力量、改变 势力对比的根本方法。“批儒评法”使人们明白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分为二。“评论水浒”让人们懂得 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以此让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懂政策、讲策略，为夺取文革的胜利奠 定思想理论基础，造就人材。可惜的是历史伟人与世长辞，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借助于中间势力的撬板 呼啸着占领了阵地。从而宣布了文革的失败。在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建设四化的旗帜下；不 仅消灭了“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文革成果，而且消灭了“公有制”的名义以及 和这个名义相适应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 即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成分”，退回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中去。并引发了国际共运的特大逆潮 。 （2）山东的文革。山东文革的发动。山东大学是全国最早进入文革运动的四大院校之一。文史系的学 生65年底就开始讨论历史上的清官、贪官问题，66年3月开始停课辩论，大字报贴满教室。听到广播 聂元梓大字报的当晚，大字报就贴满了校院。其他系的同学也就卷了进去。接着也就进入了“停课闹 革命”的文革中去。 运动初起他们就很注意与工人的结合，本校工人一开始就支持他们。运动发展到社会上去，济南市的 工人、市民成了他们的坚强后盾。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行使“公共所 有权”的社会势力一边，成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强战士。 山大十二个学生是最早造反去北京学习的人，参加了“8、12红卫兵誓师大会”、“8、18毛主席第一 次接见红卫兵”，并在天安门前成立了“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青岛事件”（市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山大去了近二千人，会合北京等地的学生，支持青岛三大院校 的革命，《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不久大部分人返回了学校，留下百十人支持保护造反的干部王 效禹等，成为青岛文革势力的一部分，直到“2、3夺权”。在校的一部分学生串联组织起来，集体加 入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为“尖刀班”。另有十几个同学成立了“驻省委毛泽东思相宣传队”， 后来改为“红色敢死队”。省委为了撵走他们，不让他们去省委伙房吃饭，引发了绝食斗争。他们绝 食几天后，本校、其他院校、工人、市民中的许多同志们都到省委去看望他们。在省委大院召开了“ 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从此，运动发展到社会上去。工人、市民、文艺工作者、郊区农民 都纷纷成立造反红卫兵组织，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 接着大串联兴起，山大绝大多数人在省内串联，到下面地、县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成立红卫兵组织 、开群众大会“揭批资反路线”、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公共事务。这些组织一般都加入到“山工联” 、“山文联”、“山红联”等，省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中去。这样全省各地文革势力大都与“鲁大毛泽 东主义红卫兵直接联系着。其他院校的学生很少到工人、市民、下层地县去发动群众，从而不能代表 以工农为主力的山东文革势力。 通过批判资反路线、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大串联，山东各地的保守派组织（它们比造反派组织成立 的早）解体了。省委也分化出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由“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代表的文革势力控制了山东的局势。这时“造反有理”的思想意识最强胜，“公共所有权”能够行 使；干部一般都靠边站，国家法权停止了对社会的作用。 时值上海“一月风暴”，各地进入夺权。这时山东的反文革势力同全国的反文革势力—— 即国家法权这个社会力量一样，不服从毛主席的限制，酝酿着一次大反扑。中央以“怀仁堂会议”为 标志，后来称“二月逆流”。 山东的夺权与反夺权。山东以公安厅、省军区为核心的社会职业暴力，违反《公安六条》、《十六条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规定—— 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公共所有，以及“军队支左”的中央指示，直接插手文化大革命，策划了“一 、三一事件”；以冲击专政机关为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 “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造反组织的头头抓进监 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仅山大的学生（包括在 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以几天到几年不等。这是国家法权与公共所有权的一次大交战 。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确定：没有“鲁大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 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并拘禁了头头、骨干。王效禹就背弃前约，变了立场，联合公安厅、省 军区这些反文革势力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最小分会 等，这些中间势力。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称“2、3夺权”。这就认定了，以“鲁大毛泽东主义 红卫兵”为代表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进行解散拘禁头头、骨干、的事实是“正确”的。 公安厅、省军区及下属各部以“支左”的旗号出现，所到之处就打击、镇压 文革势力，支持扶植反文革势力，从而把全省内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保守组织复活起来。 山东的夺权是以王效禹（原为青岛市付书记、付市长）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联合保守势力镇压文革势 力的夺权。保守势力壮大后就要借助于“镇压有功、造反有罪论”，从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手中“ 反夺权”。这就逼使着王效禹在全国率先发动了“反逆流”，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王效禹 为首的省革委组织“反逆流小组”、到下属各地支持受压的文革势力，却不给文革势力的省级组织平 反，不释放他们的负责人，只把他们的下属组织改变名称吸收过去，使其加入到“山红指”“山工指 ”“山贫指”中去（2、3夺权后才出现的这些组织）。这样就把保守派的群众组织解散，打压了下去 。同时打击了省军区、公安厅和部队的所谓“支左”人员。 文革势力壮大后就要求为原来的造反组织平反、释放负责人；从而让“造反有理论”占据社会意识的 主导地位，为行使公共所有权开劈道路。这就进入了“为山工联”平反的斗争中去。平反斗争形成高 潮，王效禹的政权不但不平反、放人，却以“群众专政”的名义，组织起社会职业暴力—— “文攻武卫队”（群众称之为“棒子队”）维护其权力，并向一些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 再一次联合保守势力压抑、打击文革势力。当压不住时，就调集数万人对，山东大学、铁路机械学校 等进行围攻，大搞打砸抢抄抓——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8、29事件”。“8、29事件”明显地实行了“镇压有功、造反有罪”论，又一次 剥夺“公共所有权”。 “镇压翻案兵”之后的“军宣队”“工宣队”，再一次复活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又一次借助于“镇压 有功、造反有罪”论，向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反夺权。68年底69年初王效禹企图发动“反复旧”， 再一次利用文革势力保住其地位。但时间不再允许他们表演了：一是迎接“九大”的召开，二是两年 半的时间证明了，他是消灭“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法权的代表人，再也不能得到民众和毛主席的 认可。 山东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九大”结束，以袁升平为代表的反文革势力（济南军区政委、林彪在 山东势力的代表）和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当时没有文革势力）势不两立；没有返济，在周总理的 参于下开会解决矛盾。制定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中央作了批示。其中有为错打成反革命的群 众组织平反一条。会上王效禹只承认把“山工联”等，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坚持不给平反的错 误。会后王效禹以“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军乱军”的罪名被拘禁关押。袁升平代表的保守势力利用批 判王效禹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大造声势，从中间势力手中夺权，并彻底清算马列毛主义的“造反有理 ”，推行私有制的思想理论系统—— “剥削压迫有理、镇压有功”。接着投入林彪的怀抱，通过清查“5、16”等，全力消灭文革势力，剥 夺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 在落实“中央批示十条”的斗争中，“山工联”的一些群众又卷了进去，要求为“山工联”平反。来 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山大的一部分学生最初也参加进去看到风向不对，立即退出；另一 部分人扭转了方向，但立即遭到袁升平代表的反文革势力的打压。 粉碎林彪集团后，袁升平作为林彪在山东的代表撤职审查。在“批林批孔”中，山东人民再一次掀起 了“为山工联平反”的群众斗争；并且再一次受到了以白如冰（文革前的山东省长）为首的省革委的 压制。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又有群众酝酿着“为山工联平反”的问题，却为“抗震救 灾”所冲击。 “山工联”是文革中山东省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领导阶级。社会主义 制度中的阶级斗争 ，就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斗争，也就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这 是确保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刘少奇在检查中说：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正是老革命站在国家 法权的立场上，对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坚决反对和消灭，最终就消灭了公有制的幼芽，消灭了最初形 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共产主义的信仰、几十年拼命流血争得的革命成果 和荣誉，都阻止不了“社会本能”对个人行为的支配作用。一句话：人们对社会和社会事物的认识， 距离“科学”的程度相差太远，对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系统近于无知。 （3）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前面讲到：我是在通读了毛选四卷和一些马列著作的基础上，响应毛主席的 号召，在“防修、防变、防止工人农民等民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思想指导下投身于文化革 命的，而且从小就没有脱离过生产劳动。 文革发动阶段：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后，我就积极地看大字报，有时还作记录，并积极地将自己 的意见、看法，用大字报的方式公布出去。这样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 公共所有权，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 ）文革初起，我就连续写了三篇批判保守派思想体系的大字报，《评×××的大字报》。接着我一个人 办了油印小报《战斗》，在系内分发，其中写了《革命之研究》连载三期。此后，我经常随感而发写 些杂文，用大字报张贴出去。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大字报，从而成为写大字报很多的人 。当我听到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后，就在全校各系串联，进行红卫兵的组织工作。青岛 事件时，我参加了支持青岛文革的活动。返校后加入到“尖刀班”中去。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中央责令各地为错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的学生”公开平反。山 东省委以泰安虢恕连、济宁张俭等为典型，在省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平反。我校同学收到了北京寄来 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制成标语板由我和另一同学抬着走在学校队伍的最前面进入会场 。 九月底“尖刀班”全体，由班长带队去北京学习。国庆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都受了检阅。还推 选班长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接见，并逐一握手；他们在中南海住了三天，听 了周总理的讲话。从北京回校后，我参加了看望“绝食斗争”的同学，参加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 路线大会”。大串联初起，我校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开始觉悟解体，召开大会检查错误。我参加了 他们的大会，站出发言，欢迎他们的行为，并号召造反派的同学要讲政策、正确地对待他们。此后， 有从此京回来的同学联系步行串联。我离开“尖刀班”步行到长沙、韶山，参观毛主席革命活动的旧 址。路上参加过支持中学文革的运动，了解农村情况、发动农民成立红卫兵。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 农民的生产、分配、生活等一切公共事务。 这一阶段中，因我积极勇敢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受到全校师生的高度注意， 学校领导就整了我的“黑材料”，后来文革派的同学搜出烧掉。 总之，在文革发动阶段我是山大有名的革命闯将，是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同文革的阻力 斗争的名人。 夺权斗争阶段。“2、3夺权”时，我在长沙，看到了将“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打成反 革命的传单后，立即返校，已是二月二十多号。学校里冷冷清清，人数很少。我到了“尖刀班”的住 地一看，屋内乱七八糟，空无一人。我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张纸的大字报，贴到校门内的墙上，号召同 学们组织起来，与镇压文革、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的势力斗争。这本质上就是反逆流、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第二天，新校保守派的几个同学 闯进我的住处，不由分说扭着我的胳膊，送往省军区。军区不收，送往公安厅。公安厅几乎所有的房 间都成了关押人的地方、被关的人满满的。三月十号前我被释放。不久王效禹发起了“反逆流”的斗 争。原“尖刀班”的部分同学集合起来，成立了第二届“尖刀班”。原来的班长还在监狱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成反革命后，在“军宣队”支持下，山大保守派的组织恢复了，参加的人很 少，“反逆流”时很快瓦解。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个别人，受省革委的指使和王效禹直接联 系成立了“红2、3红卫兵”，但长期以来就几个人。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过去，并立即占据了学校的主导地位，成了济南“反逆流”的强大力量 。三月底，四月初就酝酿着为原来的组织平反、要人的斗争，鉴于济南之外的保守势力强大，文革势 力受压进行了妥协。山大的很多同学都参加到省革委组织的“反逆流小组”中去分赴各地县。“尖刀 班”大部分同学也下去了，我留在学校。5月底，6月初下面地、县反逆流的局势基本形成“尖刀班” 有人返校和在校的同学商量，写大字报要人平反。我提笔就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标题为《必 须释放××等革命同志》。当时在场的三人通过，其中一人随手签上了“十月革命”的名子，又抄了两 份，分别贴到省革委、省军区、公安厅门口。并在马路两旁刷上了平反、要人的大标语。这一行动轰 动了整个济南市，从此为“山工联平反”的斗争风起云涌、前仆后继，直到毛主席去世。 在我们贴出平反、要人的大字报后，有中学的几个学生找到我们，就联合起来创办了油印小报《革命 风暴》，每期印一二百份。在这里首先刊载了我写的《创刊词》，接着有《论二月失败》、《知识分 子的叛卖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还有其他人写 的，《驳反动的三条路线斗争论》《论四月妥协》等一些长篇论文。每一期都送“省革委”一份，省 革委也专门成立小组收集我们的小报、传单、标语等。七、八月份平反运动进入高潮，王效禹曾通过 学校革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们压制我们，平反斗争也曾低落了一个时期。但工人阶级通 不过，很多市民通不过。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 公共所有权的问题。当然我也成了学校压制的对象，为山工联平反的带头人。在这时的斗争中，很多 工人、学生等，都被王效禹组织的社会职业暴“文攻武卫队”抓去抠打关押过。后来毛主席批评了“ 文攻武卫”的提法，而解散。 “8、29事件”使山大等一些学校的学生离开学校，流落他地。我也被抓进“棒子队”，打得全身浮肿 ，青一块紫一块，关押几天后逃出。 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不研究认识产生文革的社会客观原因，不去创立“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社会 公共事务的社会机构；却违背文革的根本原则去镇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从而站到了反文革势力 那边去。这就决定了他在文革势力和反文革势力之间来回振荡，最后被历史抛弃。王效禹镇压民众行 使公共所有权的行为更加激起了民愤，使平反运动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发展下去。 受压抑的文革势力，依仗着“造反有理论”在个人头脑中形成的模糊不清的观念，去寻找眼前事变的 答案和理性说明，从而有人提出了成立“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的倡议。这和毛主席此后一再号召学 习马列，粉碎林彪集团后掀起学习理论的运动是一致的。由于全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地方较早 的提了出来。这是社会前进的生长点，是不能打击和消灭的。我在几个“翻案兵”的聚会上读了这一 传单，有人不同意，也就作罢。后来，反对的人报告给王效禹的革委会。王效禹出于镇压“平反势力 的需要，68年2月到69年1月将我们抓入省革委直属看守所，关押了近一年。 王效禹将我们监禁之后、捏造了莫须有的“渤海战团”、反康生、反中央文革等罪名，污蔑我是“渤 海战团的头头”，捏造“事实”办了展览，组织济南市的群众轮流参观，“受教育”。从而将文革势 力再一次镇压下去。事实上，我连“渤海战团”是什么都不知道。 69年1月初，学校用小轿车把我们接回去。释放前专案小组的领导人对我说：你的材料王效禹全看过， 说你的笔杆子真硬。还说：这是“群众专政”，回去由学校做结论。“九大”后王效禹倒台，学校曾 准备以我为代表，公开平反。又因我反对林彪集团复辟的行为，被林彪在山东的代理人拘禁，没能实 行。 这就是说在夺权斗争中，在同王效禹的反革命两面派斗争时，我是立功最大的人；是捍卫“造反有理 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革成果、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功劳卓著者。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九大”之后，落实中央“批示十条”，最初，我没 参加；当时曾写信给一个同学和家里，表明不参加的态度；却没挡住有的同学和一些工人、市民的邀 请。当时也认为“有毛主席健在、革命一定能进行下去。我一进入群众运动就扭转了方向，写了《告 全省人民书》，力主为“山工联”等群众组织公开平反，批判保守派的思想体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贯彻《十六条》的精神来改造社会。接着就遭到了袁升平所代表的反文革势力的镇压。我就离 开济南去了外地。 我结合当时全国使用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名义，剥夺文革中普及的“民权”，镇压文革势力，“ 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的舆论，意识到林彪代表的社会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主义的危险 性。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阐明“文革造反有理”的理在哪里 ，讲明文革的实质，发掘文革纲领《十六条》的内容。从而自觉的进入了同林彪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进 行“理论斗争”中去。也就写出了《判决书》所说的五篇文章。不久庐山会议“不设国家主席的斗争 ”、粉碎林彪军事政变阴谋、林彪出逃，接着而来的学习马列著作、“三批两评”的群众运动，全都 证明了当时我写的几篇文章是马列主义的、是革命的。 我的这几篇文章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 本矛盾，讲明了文革的实质；并且以矛盾运动的推理法正确地揭示出林彪集团军事政变的必然性。这 就从理论上彻底地的战胜了反文革势力，揭露了他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的反历史行为。这就使得山东反文革势力的代表袁升平对我们恨之入骨，置之死地。抓进了监狱。 “批林批孔”期间允许在押人犯学习马列毛著作，我就向家里要了一些马列毛的书，带着文革中提出 的实际问题进行研读。从而比较系统的掌握了马列毛的基本理论体系。 73年“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中，重新又掀起了为“山工联平反”的群众斗争，有人提出把我们从监 狱中要出来，但听说已押回原藉也就作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中央“关于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决议”。其中有：凡是学生不论因言论 还是写文章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一条。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反反复复批判所谓的“思想犯罪”、“恶 毒攻击”、“妄图推翻”等罪名。这正符合我们的案件。可当时的滕法依旧站在早已垮台的林彪集团 的立场上拒不纠正。 79年12月底，我刑满释放，遣返原藉后，就不断地信访、上访。滕法有关人员说：这是省里定性的特 大要案，我们无权改动；还说：平反冤假错案也不能一风吹。省里有关接待人员说：哪里判的你就找 哪里。就这样来回推托。81年5月滕法给了一个“维持原判”的《通知书》了事。直到86年最高法、 高法、省委、省人大、山东大学、中法都行文要求复查此案。6月滕法将我传去，亦答复“维持原判， 并说前已复查给过《通知书》，不再另行文件。至此石沉大海，永不得翻身。 （三）逐条评论。 1、前科。《判决书》说：“68年2月------ 教育释放”。这是《判决书》认定的前科，证明我是一贯地“思想反动”，一贯地“反对文化革命” 。通过上面的介绍，人们一定能认识到，这是完全颠倒黑白、胡诌八扯。把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扯成 “山东省公安机关”，把“群众专政”、“由学校作结论”，胡说成山东省公安机关“拘留”、“教 育释放”。我严正声明：文革中公安机关只能执行《公安六条》，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违法行为，也是 践踏54年宪法的和75年宪法的。一切国家机构包括国家首脑在内，违背宪法和法律，也要追查他们的 法律责任。如在低一级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对总统的“弹劾”和“审讯”等。 我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为使人类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 统中解放出来，同反文革势力拼死斗争，受到迫害是光荣的、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 2、“1969年9月被开除学藉”。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难道《判决书》的拟定、通过人，一点都不 知道吗？当时我们“下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为“山工联”平反，落实中央批示“十条 ”，正是站在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立场上、站在中央批示“十条”的立场上、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行为。袁升平所属 的势力，首先控制了我们的学校，以学校的名义开除我学藉，是对我的 迫害、是打击消灭山东文革势力的需要、是剥夺公共所有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行 为。他们才是反动的。后来学校表示：文革中开除学藉是不算数的。 《判决书》在粉碎林彪复辟集团多年后，依然抬出这一条继续对我迫害，从而说明他们对文化革命一 点都不懂！既然如此，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凭借着什么性质的权力、依据着什么性质的法律对我们拘 捕、关押、判决呢？其不是纯粹靠权势害人么？ 3、“------拘留------逮捕，现在押”。这里除了阶级迫害之外就是错误和阴谋。 （1）实况：1969年12月我们不是被“山东省公安机关”拘扑，而是被林彪复辟势力在山东的代表— — 袁升平亲自决定成立的专案组拘扑，关押在省革委直属看守所，一年半后，林彪出逃前几个月转滕县 看守所，又关押5年，于毛主席去世前几个月，由滕法出面判决。这纯是林彪的爪牙袁升平，为消灭文 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成分，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是在“军事政 变”败露后，为逃避罪责，保存实力耍弄的手腕，是在毛主席病危时，进行的反革命报复—— “杀一儆百”，来达到恢复私有制并长治久安的目的。 （2）评论：善良的人们总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看待社会问题，根本就不懂得私有制下的阶级斗争，是 关系到阶级的生死、贵贱、荣辱的特大事情，统治阶级历来是不择手段消灭对手的力量，逼使对方服 从自己的意志。如本案所涉及的，“1、31事件”、“渤海战团”、“清查5、16”等，全都是为消灭 一省一国的文革势力而策划的阴谋或“莫须有的罪名”。而“道德观念”、“法权观念”都是非科学 的，都是统治阶级可以操纵地“统治人民的”工具。唯有“阶级斗争观念”。才是较正确的反映私有 制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能”的科学观念。 如粉碎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又产生林彪的司令部，粉碎了林彪的司令部又产生其他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其社会基础没有触动，搞掉的司令部再多，复辟势力照样会推出代 表，组成新的司令部。此外，一些头面人物，在没有上升到应有的社会权力地位时，是革命的领袖， “一朝权在手，只把令来行”，就会立即变成反革命的头子。如“4、12”前后的蒋介石、文革中的王 效禹、林彪、华国锋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头面人物划线，而以阶级的历史使命划线。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吗？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吗？他们承认社会 主义是阶级社会吗？他们是否意识到“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 义！他们为什么不去实行《十六条》中指出的“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呢？在 这里“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权力，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必须有利于“公共所 有权”的行使，上层建筑必须确保“公共所有权”的行使。这些道理他们全都不知道！一句话，他们 无知到非常惊人的程度，从而不配行使“消亡中的国家法权”。 4、《判决书》所列的“罪证”。“上列被告------ 文章”。这是将我判处十年徒刑的“罪证”，也是我文革中永远不能磨灭的功绩。它表明了当时我在 思想理论上已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在对“罪证”逐一分析认识之前，首先认识一下《判决书》的 手段和方法。 其手段是“有罪推定论”。以“现行反革命”为大前提，证据是“思想反动”，证据的证据是五篇文 章。其中列出了三篇的标题，隐瞒了两篇，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半点的谈及，不考虑写文章的背景和时 局，不根据当时林彪 和毛主席两个司令部所代表的两种社会势力，正在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地生死搏斗的事实，去分析认 识文章的立场、内容性质，不考虑文章当时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只拿出一些连审判人员都不知道含意 的政治帽子，用以颠倒“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进行阶级迫害，成为“判刑的根 据”。世界上还有比这种手段更卑鄙无耻的吗？ 《判决书》所代表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不顾当时复辟与反复辟生死搏斗的历史事实 ，不触及文章的立场、目的、内容性质；专门以自己或小集团、或主人上司的“认为”为准则去审讯 判决，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抽掉了时间性，用凝固不变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镇反”中的 思想法规，对待文革和文革中的人和事，是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反历史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反对“运 动变化论”的思想方法。而《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又是文革的对象—— 国家法权的势力，就只能用颠倒“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的手法，去消灭文革势力恢 复私有制。 分析与反驳。“现行反革命”，我们结合行为的时间、空间，“现行”就是正在进行，“反革命”就 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判决书》中的“反革命”三个字，正是对“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这 种社会改造中的两种对立的社会势力的立场的完全颠倒。前面多次讲了，不再重复。再看“现行”， 从我们被拘禁到判决已经过去了六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半的时间内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 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不设国家主席的斗争”、粉碎林彪的军事政变阴谋、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驾机出逃 、学习理论、“三批两评”的群众运动、党的“十大”、“四届人大”。当时的斗争对象林彪集团早 就被粉碎，林彪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早就被撤职审查。因此，我们的案件已经成了“历史”，怎么 还能用“现行”呢？ 这说明了《判决书》中抽掉了时间概念，故意对毛主席代表的文革势力迫害、故意践踏社会主义制度 的公共所有权、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 “思想反动”。其证据就是“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却是正确的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当时面对的社会矛盾，正确的使用“矛盾运动法”进行推理， 走到了社会运动前边去，并正确的揭示出即将到来的社会事变的“先进思想”。《判决书》中的“思 想反动”，纯是颠倒黑白，迫害文革闯将，消灭文革势力的恶毒诽谤。 “五篇文章”是“思想反动”的“反革命”的最终“证据”。我们就来一一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极左派”万岁》（“极左派”这三个字，在刻印时漏掉了双引号）：这里的“极左派”就 是文革中的毛泽东派，这是历史的事实，毛主席本人也很清楚。早在文革前毛主席接见外国进步学者 时就表明了：他在中央很孤立。文革中一再叹息：我党真懂马列的人很少。76年6月病重期间召集中央 一些人谈话时也指出：文革支持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这就是文革中“极左派”的含义。十一届 三中、八中全会的精神也从另外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 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夺得了权力的“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林彪、华国锋、王效禹等，都主张回到 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中去”，完全象“由一种私有制到另一种私有制的革命”那样，全力打压消灭 自己的对立面和异己势力，根本不去考虑如何确保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如何创造出行使“公共 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十六条》中“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们一 点都不懂。------ 。反文革势力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根本就无视文革中阶级斗争的事实。把八亿人民，上 自七、八十的老太太、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卷入进去历时十年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看成是 毛主席的“个人怪癖和爱好”；他们固意违反《公安六条》、文革《十六条》，无视毛主席的指导、 肆意践踏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本能的复辟私有制。 此外，当时王效禹代表的中间势力，把自己说成“左派”，而把“为山工联平反”的群众污蔑为“极 左”。 ------ 这里要指明的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 “犯了左的错误”，也是反文革势力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 《“极左派”万岁》中的主要理论是“阶级关系变动论”。这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草稿中的科 学论断，他说：“这个复兴（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 被延缓、被阻挠。”（《马、恩选集》二卷第416页）。这也是毛主席早在5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全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所有制的变革使得社会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 东后期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这里的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在《九评苏共中 央公开信》中用的是“特权阶层”；《二十三条》、《十六条》中用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在《给陈正人六四年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指主张使用“ 国家法权管理一切人的人”）。在“九大”前后用的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总之，这些不同的名词 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那些“处在国家机构中，使用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大官们，构成的社会集 团”，这个社会集团成了文革的阻力。文革宣布了这个阶级的灭亡，这个阶级出于求生的本能，怎能 不拼死的反抗呢？在《“极左派”万岁》中我使用了适应于一切阶级社会的“特权阶级”这个名词。 可是人们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不去学习理解，更不能结合面对的社会现实去应用，个人的行为完 全由自己的“社会本能”，凭着自己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为”去支配。处在国家机构中的 人，站在资产阶级国家法权立场上，全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这才是货真价实地消灭 社会主义复辟私有制的行为。这就是毛主席身后的中华民族中的复辟倒退路线能胜利、国际共运产生 特大逆潮的根本原因。 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关系变动论”，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认识。只是当权的“大官 们”出于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不去正视和承认罢了。 本文的其他部分是运用“运动论”，这个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说明社会现象和国际共运中的现象 的。最后是“新生的革命势力必胜”。新生的革命势力就是接受了马列毛主义“运动论”认识，改造 现存世界的社会势力。虽然他们在毛主席逝世后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胜利了的人们全力污蔑消灭他们 ；但是他们决不会被消灭。“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世界大变革”就在眼前。这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 果，也是它继续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所反映的社会运动规律，由于受到了私 有制势力控制的宣传教育机构的歪曲、和篡改，至今很少有人理解，它却自然自发的为自己开辟前进 的道路。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科学头脑”去学习、研究、普及它，从而产生出改造当今世界的更多 的自觉成份来，以便减少它在自然自发的起作用时带来的灾难和破坏。 象这样在国际共运史上，重新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文献，竟被《判决书》颠倒成“思想反 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文章”，这确实是无知得令人心寒。反文革势力可以暂 时把无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但是无法消灭马列毛主义，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从历史上抹去。 第二，《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这是论证文革的实质：“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文章，也 是《十六条》中“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化。文中的特权制社会是指 一般的私有制社会，也包括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提出的“民权制社 会”，就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最初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宣布了社 会财富和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所有，并且写入了宪法，实行了一系列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政 策；却没有实行“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而一切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还是使用“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因此属于特权制社会的最后一个形态。“民权制社会”在 这里无非是结合“文革中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发明创造，而又为毛主席 肯定和推广的方法；将马恩列总结概括的“巴黎公社原则”的具体化。这正是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的马列毛主义的最先进的革命文章。《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却把它颠倒成“思想反动”、“恶 毒攻击”、“具有明显的反革命目的”“的反革命文章”。他们 还自告奋勇地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恬不知耻。三十五年的历史 事实证明了，正是这个社会势力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阵营、复辟了资本主义，使人类社会 进入了以美国政府为霸主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阶段中去。 第三，被《判决书》隐瞒的一篇，《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的教训》。本文虽 然只写了一半，却是最能代表当时的政局和我们的立场、目的、行为性质的文章。它明确的揭示出“ 九大”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九大”后以“三支两军”为借口，全力打压 文革势力，消灭文革成果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并正确的揭示出其 军事政变的必然性。以“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的教训”为前车之鉴，号召人民去预防和粉碎林彪集团 通过军事政变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并揭露林彪驾空、迫害毛主席的鬼计。 那时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的国防部长苏哈托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 求，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总统苏加诺。本文标题的寓义是：“九大”之后林彪 这个国防部长，将会发动“军事政变”，谋害毛主席，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一时期对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革的势力来说，是最危险的时期。其危险就在于，全国人 民对林彪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剥夺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就 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理不理解，不觉察。 我作为一个文革中的青年学生能以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结合时局、进行理论分析，正确的 揭示出即将到来的惊人事变。这说明了我的思想先进、理论水平高。《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完 全不顾历史的事实，却颠倒黑白的说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这就证明他们是对社会科学和马 列毛主义无知得惊人，却又专长于“以权势进行阶级迫害”。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分裂解体》。本文标题虽然选用不当，却是正确反映了当时林彪拉拢宗派分裂 党，企图使中国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质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这一历史事实的 。 本文根据毛主席发动、领导文革的基本理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依据文革中明确显露出来 的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有制变革之后的阶段）中的新任务（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任务 ）面前，发生分化的情况；划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既得利益者阶级的现状维持 派、资产阶级的复辟派。针对林彪以“接班人”的名义载入党章的事实，向人民发出的警报。本文是 站在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边，坚决反对林彪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 在当时的共产党内部各政治派别的生死搏斗中，只要不分裂，哪一派胜了，党、国家、社会就要执行 哪一个派别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它们的性质就向哪一个方向转化。在这里中间势力仅仅是向两 极转化的橇板。所有这些全都为35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既然《判决书》所代表的势力胜利了，他们又是为了“消灭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成分 、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我们进行残酷的阶级迫害，我们也就没有同他们讲道理的必要了。 第五，《“极左派”小组组织法》。只有一百多个字，《判决书》没有列出标题，却也是“五篇文章 ”中的一篇。本文根据以上四篇文章对时局的认识，试图将，认清“林彪集团”反动面目的人组织起 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群众组织”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 公共所有权，决定的民众行使主人权力的基本形式。它在文革发动阶段就已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支 持和普及。相反，一切反文革 势力，都从解散群众组织、剥夺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开始。在反文革势力的心目中不经过国家官 吏认可的群众组织，就是“反革命集团”。历史的事实却与此相反。------ 文革 初起，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被官方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关押了几个月 。毛主席知道后，坚决支持他们，“红卫兵”成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方式。它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战胜资反路线、粉碎林彪复辟阴谋的主要依靠力量。 人们必须明白：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被宣布为“公共所有”之后，“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 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是对社会按照共产主义目标继续进行改造的根本内容。这是马列主义的国家理 论早就推定的事情；也是被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十年文革及此后的世界史，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证明 了的事，并且以后还要反复证明下去。直到群众随意成立、参加、退出“群众组织”，没有国家法权 的干涉和非议时，才能 进入正常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共产主义制度。 总之，在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集团横行肆疟、全力消灭文革势力、剥夺公共所有权 从而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潮中；人们都对此危险不认识。反而陶醉在“九大”以后的一片 胜利凯歌声中时，我的五篇文章，以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极其准确的揭示出，其“军事政变 ”的阴谋，是捍卫马列毛主义、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与修正主义复辟 势力、反文革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理论斗争的文章；也是晴天的霹雳，国际共运中难得的重要文献。 《判决书》在列举了判刑的“证据”后，接着说“------恶毒攻击------妄图组织------推翻------ ”，还有“------散布------舆论，刻印，散发------ ”。就其内容来说，这都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肃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使用地对付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势力的套语；但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变成了颠倒事实、进行政治迫害，消灭文革势力、消灭公有制 的幼芽复辟私有制的言词。这就是“时移事移”，是人们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社会这个客观事物运动变 化的具体表现。这已在前面讲过了。下面就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问题，来分析认识《判决书》所代表 的社会势力的立场和性质。 私人所有权，包括其上层建筑国家法权在内行使的方式方法是：由主人，包括国家首脑、皇帝等，发 出指令；由等级森严、严格限权、分工细致、互相制约的专职人员配以大小不等的职业暴力的奴才机 构、自上而下逐级进行行政命令，最后迫使奴隶们去完成主人的指令。“公共所有权”包括资产阶级 的民主在内，是不能采用私人所有权的行使方法的，它只能是言论（或叫散布舆论）、书写、散发、 集会、讲演等方式，将自己的意志、主张、看法等公布于众；然后通过民众参加的辩驳、论战、将无 穷多的个人意志统一成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意志；最后用表决的形式确定一个意志，作为“社会意志” ，然后选出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去实行。在这里想、说、写、印、散发等，都是行使“公共所有 权”包括“人权”在内的最基本的方法。“妄图推翻”还只是思想中的东西，也就是“想”问题，甚 至连“意志”、“决心”的程度都达不到。《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竟把这些东西都认定是“ 犯罪”；他们不认为是“剥夺人权”、“剥夺人格”，以便把民众当作单纯的工具使用，象奴隶主对 待奴隶那样。要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规定是“公共所有”，也就是人人都有平等的一份。这就决 定了必须使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这就是毛主席在所有制变革之后、全力扩大 民主、大搞群众运动、限制国家法权、限制自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采取写论文发号召、批评 表扬的方式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根据。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完全象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剥夺民众想、说、写、印、散发的“基 本人权”，还自称是“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知道“羞耻”吗？ 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学者，为了反对封建领主使用各级奴才推行的个人独裁专制，提出了平等、自由 、博爱、民主、人权、契约等一般的革命要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上层建筑中进行了限制国家 法权的改造：在法律之上设立了宪法，在国家首脑之上设立了议会两院，采取多党竟选、定期选换的 方式。我们称它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人所有基础上的 。私人所有权将绝对多数的人排除在组织管理社会活动之外去。最后发展到“只有垄断社会财富的世 界垄断分子”才能行使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权力。包括特高薪雇用的“科学头脑”在内，只有通过垄 断分子的认可和资助，才能进行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为此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是极少数人的 平等、民主，它不能实现启蒙学者改造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主张，反而使社会的穷富差别、人间 的不合理、不公平更快地增加了。在资产阶级革命、改造社会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家 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要求。这种认识和要求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含义包括了改造 私有制社会的一切事物，也就是废除“私人所有权”，而创造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 活动。 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把想、说、写、印、散发、组织、串联、集会、讲演、辩驳、论战等当作犯罪的。 因为“私人所有权”已经确保了垄断分子的绝对统治地位。 那末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一级的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公共所有这个基础 上的民主；就更不能把“想、说、写、印、散发、组织、串联等”，看成犯罪。应该象毛主席那样， 发动文化大革命，让民众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权”，对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随时监督、批评 、指责，对违反民众意愿、让民众看不贯的代表，超过选民的多数随时撤换。而且民众行使公共所有 权所必需的物质和时间由社会来供给和确保。无产阶级民主的反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 专政是无产阶级 改造社会的工具，是为实现“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 含意是：工人、农民等无权的、受压迫剥削的民众，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教育、开导、启发下觉悟 了，组织联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此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那 就是，工农等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生产、交换、分配、教学、科研、医疗卫生等一 切社会活动。 文革本身就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大变革。文革中毛主席为了让人们区分“最初的 无产阶级专政”，与“文革中普遍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提出了“群众专政好”的概念。《 判决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因此也就没有运动变化，而是凝固不变的思想观念 ；他们对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最初的无产阶级专政、所有制变 更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全都混为一谈。这不仅证明了他们对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还证明了他们连半 点社会科学常识都没有，他们从不动脑筋想问题，只是出于个人的社会本能—— 听上司、主人的指令和吆喝、专门瞧着主人、上司的眼神、投合主人的意志去行事。 显然当相当多的人的大脑还处在这种高等动物（如黑猩猩、鸡等）的大脑活动状态中时，公有制的社 会制度是不能创造出来、存在下去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高级社会，也就高在这里。没有相当多 的人力争行使自己的“人权”、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怎能创造 出来、存在下去呢？ 5、对判词分析反驳。《判决书》说：“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为------打击------，故依法---- --10年；------ 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什么“事实”？完全颠倒了“运动论与反运动论”、“革命与反革命” 的概念，根本就不顾文革的实质故意隐瞒写文章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也不分析文章的立场 、内容、性质；以主人、上司、或个人、小集团的“认为”作准则，出于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 所有权、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去镇压消灭文革势力，进行阶级迫害。 什么“依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其根本权力是“公共所有权”，“国家法权” 是从属的，是受所有权的性质制约、为所有权服务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适应所有权的性质需要 ，就必须进行改造。《判决书》所依的“法”是什么性质的、什么时代的“法”？文革中的“法”是 《公安六条》和《十六条》，五四年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是确保公有制的，七五年修改后的宪 法增加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条款。《判决书》是彻底违反、践踏这些法规的，是消灭公共所有权，复 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就权力行使的方式来看，他们所依据的“法”，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 的“法”，因为它不准民众通过“想、说、印、散发的形式”，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意志、见解等，只 准民众做官吏的牛马、奴隶，只能服从、听使唤。这比资产阶级 民主性质的“法”都低下得多。 什么“恶毒攻击”？运用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认识产生文革的客观原因， 分析林彪和毛主席代表的两个司令部、两种社会势力，所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决斗实况，正确的推 理、预知即将到来的特大事变，让社会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这是当代最先进的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 的具体运用，却被《判决书》认定为 “思想反动”、“恶毒攻击”。 什么“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这里所有的概 念全都给颠倒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判决书》保卫的是奴隶主行使权力的方式 ，就其内容来说它所“巩固和加强”的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专政”，它打击的是毛主席代表的文 革势力，它消灭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共所有权。 什么“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囚禁六年半的时间！多么大的罪行才能判刑六年半？这又是依据 什么时代、什么性质的法律？显然不是《公安六条》《十六条》，也不是54年、75年的宪法的内涵。 6、上诉问题。《判决书》最后形式主义的说：“如不服------上诉------”。上面3、“拘留------ 逮捕------ 现在押”中已经说了：我们的案件纯属反文革势力、耍弄阴谋、不择手段，进行阶级迫害的案例。他 们为了消灭文革成果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惜背叛信仰、出卖灵魂，否定自 己大半生拼命流血挣得的革命成果和荣誉，从而彻底否定建国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六年半我们处在 他们的刀俎之下，进行生命摧残、肉体折磨，生命即将耗尽，为了保存在理性法庭上进行控诉的权力 ，也只能忍辱负重了。这已经为刑满后六、七年的上访、上诉的结论所证明。 三、对《通知书》的反驳 其中，依然将“历史”说成“现行”，照旧是主观的“认为”。他们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 法是不会改变的，他们的社会本能在社会地位没有变化时是不会改变的。《判决书》中明明写着，是 “思想反动”“先后书写------ 文章”的“思想犯罪”的典型案例。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于文革中的学生、不论因言论或写 文章，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的中央文件所讲的标准案例。《通知书》却故意对抗中央精神，将典 型的“思想犯罪”改成“行为犯罪”；依然是颠倒“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 说什么“你的犯罪事实，具有明显地反革命目的和行动，已构成反革命案。原判认定性质适应法律并 无不当------”。从而继续对我们进行迫害。直到86年的传讯，照旧坚持原判。 这真是官字两个口，反正都是理；凭着权势将“白”说成“黑”，视“方”偏说“圆”。据说，这还 叫“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让这类卑鄙无耻、对社会科学、马列毛主义一无所知的人去凭他们的社 会本能“巩固和加强”。 35年过去了，我仍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究竟是我们“反对文化革命，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还是积极勇敢地参加文革，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住我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 性质”不至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呢？还是《判决书》代表的社会势力反对文革，消灭社会 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将共产党由无阶级的先锋队，质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遣团呢？ 难道，因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暂时胜利了，就可以永远颠倒当时的历史事实，把“运动发展论”颠倒 成“反运动论”，将“革命”颠倒成“反革命”吗？35年的历史事实早就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毛泽东的 后期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我文革中的作为和我当时用马列毛主义写出的五篇文章翻了案； 只是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势力暂时强大，还不能让更多人理解、知道，成为社会、人类的共识罢 了。 四、结语 　　 文化革命是人类前进到社会主义，并形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陆地四分之一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 时，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它是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 公共所有权和国家法权的矛盾，尖锐激化到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时才发生的。不继续革命，公 有制的幼芽就要被庞大的私有制躯体窒息消灭，社会就不知不觉返回到资本主义去。文革的实质就是 “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在这个改造中，行使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法 权斗争的势力是革命势力，使用国家法权限制、剥夺、消灭公共所有权的势力是复辟私有制的反革命 势力。我是文革中的闯将，是行使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法权斗争的英雄，在同资反路线斗争时是闯将， 在同反革命两面派王效禹斗争中立下了最大的功劳，在反复辟的斗争中是同林彪代表的复辟势力进行 理论斗争的尖兵，当时我写的几篇论文，是保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革命文 章。 　　 滕法《判决书》站在林彪集团的立场上，颠倒黑白迫害革命勇士，是为林彪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效 劳。由于国家法权的力量，镇压文革势力，消灭公共所有权，才使社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这不仅将 文革的成果——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消灭掉，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宣布为公有、并实行了“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也同时被消灭掉 。 　　 我们说这是人类社会前进中的逆潮，因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力量，从宏观上讲是社会生产力，从微 观上看是人类的大脑。人类大脑的根本职能就是“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人们认识改 造自然力的过程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人们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改造社会权力系 统（即社会制度）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改造社会权力系统的物质基础。改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具备 了，人们又意识到旧的社会权力系统严重限制和约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改造社会制度的任务才会 被提到社会需要的首位。 　　“人类社会必须从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应该是今天绝大多数人能够 接受的真理。不管是旧的私有制势力，还是国际共运中的叛徒集团，都是无法长期阻止的。世界迅速 地走向统一，已成为目前知识界无人能否认的事实。无论是全球化、国际化、接轨说、趋同论，还是 “无产阶级革命说”，都是不同阶级的人对同一个社会过程的不同表述法。 　　 目前人类社会的前进，分别走着两条路。一是在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前进，一是在公有制的名义 中前进。前一种是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自发的推动世界权力系统的改变，也是社会规律在自然自发地 起作用------ ，它是牺牲绝大多数人正常生存、发展的权力、放纵越来越少的人满足个人私欲的发展道路。------ 后一种是“人们自觉自为地认识改造社会、争取相对自由”的路，从而可以防止和减少社会规律在自 然自发地起作用时，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它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 　　 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那些处在国家机构中使用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大官们”是本能的反对 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 。因为“大官们”是国家法权的人格化。在私有制的社会正常秩序下，他们是社会的主人，中下层官 吏是奴才，无权的民众是奴隶。 　　毛泽东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是阶级社会”。他所说的阶级 ，是由“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不同造成的人群客观分化，不是叶剑英在 三十年大庆讲话中所攻击的“按思想划分阶级”------。 　　 文革失败了，社会暂时退到私有制中去；但文革的实质、文革的原则是永存的，它会在今后的“由私 有制向公有制变革”中反复出现、反复起作用。------ 凭借着国家法权的势力，指鹿硬说马，马依然是马、鹿照样是鹿。这就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正象哥白尼的学生在火刑场上高呼的那样：地球照样在转动！------ 　　 近代科学产生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为了真理献出了生命，从而换来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自由 ，换来了这两类科学的大发展。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也要为真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为人类从“ 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奋斗抗争。 　　 这就是今天我在理性法庭上向整个中华民族、向全人类进行控诉的原因，也是三十五年前写那五篇文 章的理由。我深信文明的今天，人类是有理性的、中华民族是有理性的。让那些对社会科学一无所知 、对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却用“共产党员”的衣帽包裹着的野蛮人，再去发狂地颠倒“思想先进” “思想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去消灭真理吧！历史需要我用笔唤起人类的智慧，去战 胜无知和邪恶。这是我必须履行的使命。 　　 在这里我是行使“人权”，做为文明时代人的基本权力进行的控诉，还不是“公共所有权”；因为“ 公共所有权”已经被社会主义的叛徒集团暂时的消灭了。然而这种“人权”已经被“私人财产所有权 ”剥夺到等于零的程度，因而能够看到这篇控诉的人，只能是个别人，从而对社会、世界不起作用。 对我本人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希望“私人所有权”不会将它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