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民春秋》电子月刊 2007年02月15日 总第八十二期 目录（rm0702a,b两个文件） 【纪念列宁】 纪念伟大列宁逝世83周年 无套裤汉 【批邓专栏】 解铃还须系令人－评网上汉奸 无套裤汉 看不见的动乱与看得见的动乱 黎阳 驳建国后的头29年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 孙学文 中国28年历30项失败的改革 中华网 西山会议派按照其策划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 寒江春梦 【时事述评】 马英九被起诉 综合 亲历华盛顿反战游行 柯布尔 普京公开谴责美国称霸世界 BBC 东海风起云涌：日本首相与中国外交部隔海舌战 综合 日本组建了针对台海地区和钓鱼岛的特战部队 海韬 中国导弹摧毁卫星 综合 谈谈中国的外汇存底 欣发 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危机 草庵居士 七国集团就人民币向中国施压 BBC 【当代评论】 一位朝鲜同志在大陆网上的真实留言 游客 【纪念毛泽东】 要教育青年们学习伟大 白老 剑与火－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15） 中国工农红军 【江青专栏】 《江青评传》（23）：严峻的一课 苦多 【文革研究】 《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四） 谢英富 出版单位：毛泽东学会 订阅: To: renminchunqiu-request@maostudy.org Subject: subscribe 投稿、来信：editor@maostudy.org 网址：http://maostudy.org FTP: ftp://maostudy.org . ------------------------------------------------------------------- 纪念伟大列宁逝世83周年 无套裤汉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列宁（1870－1924）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主义的创始人。他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 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 ，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 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 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 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 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 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 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 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 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 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按：火星 就是火化的意思，与星球无关）。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 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 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 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 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 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 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 。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 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 新纪元。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 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使苏俄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列宁在晚年患了脑溢血 症，但他在病中仍口授了《论合作制》等文章和信件。列宁的全部著述达55卷，所以有人 说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第二年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4岁。 （以上参考人民网资料）列宁的一生是战斗的、批判的和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地为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取根本和长远利益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列宁主义的辉煌战斗檄文唤起了 全世界人民群众及其政治家的奋战到底的决心和斗志；列宁主义做为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 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合并把握住时代的和历史发展的特征，列宁主义学说成为 革命的科学总结和有时代特征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是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 与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他的溘然长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巨大损失。列宁在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发挥了他高瞻远瞩的革命科学家本色，痛斥叛徒、中派、 “理论家”考茨基主义的路线和立场错误；他反对当时的老修正主义思潮及其活动，这对 于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修防修有深刻和长远的影响，现在我们做为毛主席 继续革命派，反对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伙伴— 三中全会派（其实是叛徒和中派），正是这一优良革命传统的继续。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一样，都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任何学说的科学性离不开它的实践性；要对具体 运用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要注意特殊场合和特殊的历史情况，不可过于一般 化。根据列宁所总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工作方法及教导，群众造反政治家们，在当 前的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必将能够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得到适应时代特征和要求的 群众民主专政的、正确的理论。（无2007-01-21） . ------------------------------------------------------------------- 解铃还须系令人－评网上汉奸 无套裤汉 香港《大公报》所指责的“网络汉奸”来源何在？原因何在？根本来源和原因可以说是咎 由自取，自己作孽的结果。应当深刻地反求诸己，不可推卸自己走错道路，以至于做了汉 奸之母的可耻政策、路线和责任。 邓笑贫上台以来，邓胡赵江胡为了搞官员先富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毁灭社会主 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执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这个反革命团伙就必然要明目张胆地打倒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实行封建官僚的法西斯专政和对外妥协投降的买办资本主义政策 。总结他们的反动政策就是一句话：对内剥削镇压、对外妥协投降！在这种可耻的儿皇帝 路线下，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趁机培植制衡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另一 个汉奸集团，也就成为帝修反合乎其反动逻辑的政策选择。换句话说，邓胡赵江胡意图独 占在华的买办、汉奸权力与地位，是美帝、日军所不允许的，因此那种卖国专利权是要受 到在野的卖国者集团的挑战的。和平演变不但从邓笑贫上台就大肆张扬，而且早已经闹得 沸沸扬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事实上，从1976年10月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就是 一部反革命的和平演变史。台上的官买大集团与台下的汉奸小集团实际上只不过是美日宗 主国豢养的两个匍匐主子脚下的奴才罢了。他们相互辱骂对方，不过争风吃醋而已，哪里 有什么“微言大义”可说及爱国与卖国之分呢！顶多在卖国的程度上有所区别－官买统治 集团窃取国家暴力机器，廉价出卖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毁灭性地盗卖毛泽东时代的基建 和经济积累及剩余、残酷污染自然环境、彻底败坏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各领域的革命积淀和 余热，就为了自己集团的骇人听闻的先富与资本的积累和国际与跨国跨地区的垄断金融资 产阶级主子们的超额利润（美日国内企业一般利润率在5－10%而在中国的利润率则高达20 －25%）;而“网络汉奸”们不过为了区区几千元的月酬向主子摇尾乞怜的“多数为国内的 无良学生或无业、失业阶层。” 至于该报说什么美日指令搞“洗脑工作”，说来也着实可笑，你们官买们有哪一分、哪一 秒停止过洗青年之脑？你们什么时候停止诬蔑文革、抹黑四杰、讥讽毛主席、反对社会主 义和继续革命论过？至于官买集团及其反动知识分子们崇洋媚外，向帝国主义、垄断资本 主义和各国各地区的反动派认祖归宗，有哪一天停止过？这些家伙的确是“逢中必反对， 逢美日必吹捧,什么朝鲜暴政,伊朗无赖,全都和美国舆论同穿一条裤子。对美、日歌功颂 德。”“美国CIA、日本雇用了一批人专门在网上张贴攻击整个中国的文章和假消息。” 消息既然是假的，还会有什么攻势呢？堂堂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大国,居然害怕假消息的 攻击，其虚有其表也就不问可知。假消息对抗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劣虚假当道的半殖民地资 本主义国家岂非一场闹剧吗？“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失去思考能力，从而有可能沦为他国 的"文化奴隶"。”使民族失去思考能力的绝不是无业、失业阶层，而是那些为了自己能先 富起来，宁使教育沦丧至极，尤其故意误人子弟的官僚买办们。一部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经，一旦念念有辞，上下唱和起来，麻痹自己、壮大敌人就会法力无边；所谓和平发展观 不就是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潜台词吗？所谓大国崛起论其实在掩饰自己半殖民地资本主义 的现实性，并为自己甘当国际、跨国和跨地区资本的半奴隶，找借口、遁词和下台阶罢了 。至于所谓科学创新一说，也同样虚伪和自欺欺人。请问一个拒不承认改革开放全面失败 的统治阶级，完全无视于铁证如山的失败事实，即不知实事求是为何物，不尊重科学的基 本要求的集团，能够幡然觉悟并进行科学创新吗？一个容忍而且鼓励伪劣虚假做为生活与 工作作风的腐朽集团能够创新什么样子的科学呢？ “中国人又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感兴趣，”为什么？因为统治阶级压制进步文化！官买集 团讥讽耻笑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及其贡献，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工农和劳动人民创 造的民主的、革命的文化，而自己的官买资本主义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遗笑世界人 民，哪里能创造具有民族风格的资本主义文化呢？充其量不过是乞灵于西方资产阶级（霸 权）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及皇权主义文化而已。由于这些文化的落后性、腐朽性、充满了 大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偏见与反动性，因此不被劳动人民所接受，中国苦难资本主 义的社会出现一种文化干涸的奇异现象，这里的劳动群众成为文化的干涸之鲋；而占中国 主导力量的先富社会则成为文化的追星者、充饥者，即不论生张熟魏，先拥抱了再说，根 本无所谓亡国网络文化或“民族奸细病”的丝毫顾虑，原因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肃 清网上汉奸及其“攻势”，不能不解铃还须系令人，首先要解除官僚买办集团的统治阶级 势力及其统治权，把权力重新归还原主—中国的工农和劳动人民！（无2007-01-24） . ------------------------------------------------------------------- 看不见的动乱与看得见的动乱 黎阳 2007．2．1． 一．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 三．用“软刀子” 剥夺老百姓生存权的形形色色 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六．以房地产投机为例看“看不见的动乱”如何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七．认识论的混乱掩护“看不见的动乱” 八．结论 一．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夫“乱”者，无序也。说自然界的无序，静态的往往说是“零乱”、“散乱”、 “杂乱”、“乱七八糟”，动态的则是“紊乱”、“混乱”、“乱套”。至于人 类社会呢？“乱”者，社会秩序失控也。只对少数人的失控是“扰乱”；人数多 了是“骚乱”；再多就是“动乱”——到了“最高级”，那就是“天下大乱、地 覆天翻”。 要问社会为何有乱，答案可以无穷无尽，从贪心不足到神经病发作都可能成为解 释。但社会动乱以至天下大乱就不同了。那得有相当多数甚至整个社会的大部分 都参与、至少不极力阻止才办得到。几个神经病、流氓团伙、帮会组织之类能够 造出扰乱、骚乱，但造不出动乱。倒不是说他们没那个念头，而是说他们没那个 能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当大多数人渴望安定时，个把人再上窜下跳 煽风点火也无济于事。一部《河觞》煽得动大群学生书生上街，但煽不动大批工 人农民上街。大草原碰上“星星之火”，后果取决于大环境：大雨倾盆时是一种 结果，风干物燥时又是一种结果。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看看中国五千年历史便可知，没 有一个朝代不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没有一个朝代不竭尽全力维持社会秩序的， 但没有一个朝代能“江山永固”、“万寿无疆”、逃脱灭亡的命运的。除了外敌 入侵，所有朝代都毫无例外亡于内乱。（而外敌入侵又往往是国家内乱伤筋动骨 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的。看看流传了千百年 的这些民谚就够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得过且过”、“好死不如 赖活着”、“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屈死不告状”…… 只要日子还过得下 去，中国人往往宁可受穷也不愿造反。挺而走险的总是少数。中国历史上几乎从 来没有宗教战争。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只要还过得去，信仰什么、不信 仰什么有多大关系？ 这就很发人深思了：为什么中国所有朝代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这些最能忍的老百 姓所推翻？为什么最能忍的人民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那么多造反纪录？ 答案很简单：正因为中国老百姓能忍，历代王朝末日的统治者们反而不知天高地 厚，得寸进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不堆上“压垮骆驮 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而凡事总有限度。中国老百姓再能忍也有限度。“物 极必反”。一旦超过了老百姓的容忍极限，就必然走向反面，从忍耐变成造反， 从“逆来顺受”变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那么中国老百姓的容忍极限是什么？一句话：生存权。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 往往是贫穷能忍，不平能忍，吃亏能忍，压迫能忍，歧视能忍，屈辱能忍，但如 果连生存权也要被剥夺，那就只剩下了“忍无可忍”：反正活不下去了，与其坐 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生存权是社会安定的底限。过此底限 ，社会必乱。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权是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里有这样一段 问答：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 能够理解的。 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 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 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 上个世纪末，中国政府经常如此回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人 权首先是生存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 太对了。“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 。“人民要生存就必 须自卫”。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看，“自卫”是“非法”。而站在人民生存的立 场上看，人民的生存权比那个“非法”更重要。胆敢危害人民的生存权，“无论 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这就是最高的和最后的是非标准。也就是说， 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保护人民的生存权是一切想长治久安生存下去的政府最 核心和最本质的差事，是衡量其性质和政绩最后标准。愿意保护并善于保护人民 生存权的政权才是负责的政权。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生存权的政权是失职的政权。 蓄意剥夺人民生存权的政权是反动的政权，是制造动乱、自取灭亡的政权。这就 是历史规律。 “主流精英”们吹捧《物权法》时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造反，皆因中国人不懂 得尊重私有产权、法制不健全。只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不会动乱，等等 等等。换句话说，只要有《物权法》就能让私有制深入人心，历史就可以改写了 。一部《物权法》就有如此神通，就能改变历史规律，简直太神奇了。可惜呀可 惜，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宰相简直个个笨蛋，宁可王朝覆灭也不肯制定一部《 物权法》，否则中国历史上哪会有那么多动乱造反，哪里会死那么多人？ 可惜这种神话般的胡说八道代替不了历史事实。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决定社会 是安定还是动乱的真正因素从来不是什么法制不法制，物权不物权，而是绝大多 数人的生存权。在老百姓的生存权面前一切都必须让位。虽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动 乱的起因全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被剥夺，但可以说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引发动乱 。一旦当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再神圣的法律也一文不值。那时就不是 法制不法制的问题，而是“造反有理”的问题。 噢，别，别，“造反有理”这四个字太刺激了，简直让“主流精英”们五雷轰顶 ，有的要暴跳，有的要咆哮，有的要冷嘲，有的要晕倒。为了他们可怜的神经， 且不说有理无理——反正有理也好，有罪也罢，那不过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 件事所用的不同描述语言而已。套用一下张维迎的逻辑。他不是说“学术观点通 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吗？搬到这里就 成了“中国历史揭示的因果关系”：“如果”无限制地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 那么”就会“动乱造反”（至于有理无理则取决于你的阶级立场）。这就是客观 规律，一个中国五千年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客观规律：百姓如水，君王如舟，“水 能载舟，亦能覆舟”。伤害老百姓的生存权即在制造水之不稳。伤害愈深，风浪 愈大。伤到极限即民不聊生，那就是官逼民反，王朝末日，惊涛骇浪，房倾舟覆 。总而言之一句话：老百姓的生存权即天下之安定。生存权越大，天下越安；生 存权越小，天下越危；生存权完了，天下必乱。 “主流精英”们宣称只要用一纸《物权法》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能 杜绝造反、改变这历史规律。这令人想起俄罗斯人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一个传 说：“河水啊，停止流动吧！这是女王的命令。”——一样的专横跋扈，一样的 愚蠢无知。就凭这些狗屁不通的“理论”，就足以证明这些所谓“主流精英”不 仅政治上混蛋，历史常识为零，而且根本就是一群为了谋私什么弥天大谎都敢撒 的学术骗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起码的道理，唐太宗懂得，封建社会 的明君懂得，中国历代的有识之士懂得，而号称“代表先进文明”的“主流精英 ”们偏偏一窍不通还不懂装懂。 不是老有人爱说什么“木桶短板理论”吗？用它来描述社会动乱规律倒正合适： 社会动乱的反面就是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安定度不是取决于谁“最长”——最成 功，而是取决于谁“最短”——最不成功，取决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主 流精英”们从来如同赌场老板，只引导人们注意赌场里极个别的得手幸运儿，竭 力避免让人们注意绝大多数的赔本倒霉蛋。然而要关注社会的动乱与安定就必须 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关注成功者命运，而是关注不成功者的命运。道理很简单： 成功者总是少数，不成功者总是多数。社会的安定与否不取决于少数人怎么想怎 么办，而取决于多数人怎么想怎么办，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民心思治则天下治， 民心思变则天下变，民心思乱则天下乱，民心思反则天下反。如此而已。如果最 弱势的群体的生存权都有了起码的保障，则社会必安，不守规矩去犯罪的只会是 少数、个别的“分子”而非“群体”，得不到同情，得不到认同，失道寡助，再 折腾也翻不起大浪。反之，如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受到损害，那因生活所迫 挺而走险的人数必增，社会的安定度必降。生存权受到的损害越大、受害人数越 多，走上违法谋生之路的人就越多，社会的安定度受到的破坏越大，社会就越不 稳。如同房子，最要害的地方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如何闪闪发光，而是默默 无闻承受了全部压力的最底层的地基是否稳固，是否还吃得消压力；是内部的承 力结构是否牢固，是否还撑得住受力。如果只看表面装饰而不管底层地基与内在 结构的状况，那就是本末倒置。 三．用“软刀子” 剥夺老百姓生存权的形形色色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乃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但“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并不 意味着只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用“硬刀子”直接杀人，用“软刀子”照样能间接杀 人。用“硬刀子”杀人是杀，用“软刀子”杀人也是杀。直接杀也好，间接杀也 好，只要是搞得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就效果一样，本质相同。二者区别仅仅是 用“硬刀子”剥夺生存权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立竿见影”；用“软 刀子”剥夺生存权是“杀人不见血”、“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多了个“ 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而已。 生存权包括人身安全、物质上的生存权以及精神上的生存权。伤害其中任何一项 即伤害生存权。 鲁迅给生存权的定义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教育属于生存权 中的“发展权”，不仅仅是自身的发展权，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发展权。危害老百 姓受教育的权利即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权。 “主流精英”们每日每时都在用“软刀子”从物质上、精神上剥夺老百姓生存权 ，也就是说每日每时都在间接杀人： ——“下岗”、“买断工龄”、强迫征地、制造失地难民——用断人生计的方式 剥夺数千万老工人、数亿农民的生存权。 ——“医疗产业化”导致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变绝症——用 疾病的方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充斥市场。环境污染愈演愈烈——用纵容公然下毒的方式 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张维迎坚决反对政府监管医药，特地把政府的药品 管制当成“管制失败的具体事例”——张维迎：《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 出了“齐二药”毒药事件后张维迎仍然装聋作哑，拒不认错。） ——“教育产业化”导致无数普通人家上不起学，为上学家破人亡——用毁灭下 一代发展权的方式的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取消社会福利”，导致老弱病残贫病交加而生不如死——用落井下石的方 式剥夺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存权。 ——鼓吹“精英至上”，剥夺“弱势群体”的一切尊严，使之处于毫无希望、毫 无未来的“苟活”地位。鲁迅说：“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弱势群体” 因悲观绝望、精神失常而自杀者不计其数，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精英”们整天 一把鼻涕一把泪、刁声浪气没完没了地拼命控诉的“文革”、“反右”等历次政 治运动时期（不乏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后夫妻双双自尽、希冀减少家庭开支、让子 女靠那少得可怜的买断工龄的钱得以活命的例子）——用毁灭希望的方式剥夺“ 弱势群体”的生存权。 ——西方人认为猫有九命，生命力最顽强。但生命力再顽强也经不起忧郁之伤， 遂有谚语：“忧郁杀死了猫”。在“主流精英”多年的把持下，中国整个社会道 德败坏，精神沉沦，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冷酷无情。人们的精神境界日益空虚苦闷 ，郁郁而亡者日众。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尚可以说是“气死人不偿命”，而因精 神因素大规模致死则是——用 “精神谋杀”的方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丧失了一切的“弱势群体”最后能指望的就是亲情。而“主流精英”们却连 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冒出李银河那样的老虔婆公然鼓吹“换妻”、“一 夜情”、“性自由”——用大规模破坏家庭稳定、毁灭亲情、制造孤独凄凉的方 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 再看看这些事实： ——长沙下岗工人陈洪问曰：“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 ，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不跑‘摩的’我吃什么？” 某警察答曰：“我管你吃什么！” 人大某“精英”答曰：“你就不配活着！”（明目张胆直截了当否定人家的生存 权） “主流经济学家”们答曰：“这是优胜劣汰，客观规律！” 另一“精英”更是早有“名言”：“谁让你出生在中国？” ——2007年1月4日CCTV《焦点访谈》播出关于湖南省汉寿县棉纺厂原团委副书记 李红杰的报道后有人就此写了篇文章，题目：“改革，如何让老百姓少受些损失 ？”——天啊，不是要“用邓小平思想指导改革”吗？不是说改革是“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吗？怎么改来 改去改得人们只求“让老百姓少受些损失”就谢天谢地了？就算是“摸着石头过 河”、“改革代价”，那也该有个头啊！折腾了几十年，却成了“摸不完的石头 、过不完的河，当不完的代价、改不完的革”——这一切该如何解释？ ——下岗工人们悲诉：“难道我们近三十年的努力工作换回的就是被工厂扫地出 门？难道我们拿了多年的低工资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工作 了几十年而又没有多少技能的下岗工人不再在贫困线上挣扎呢？看在我们把最宝 贵的青春无私的奉献给了国家，为什么国家不能替我们交养老金呢？” 再看看“主流精英”的“标准答案”：“从头再来”。 真是“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站着说话不腰疼”。让“工作了几十年而又没 有多少技能”、接近享受退休权利的下岗工人跟年青人一样去拼体力、拼技能、 拼学习能力，这不是硬逼着人家做力不从心的事又是什么？至于让人家靠经商生 存则简直等同于问：“何不食肉糜？”：美国政府统计数字：90%新创业的买卖存 活不过三年。所以联邦政府规定的资助贷款标准为生存三年以上。小商业在美国 这样商品经济发达商业知识普及国家的命运尚且如此，中国呢？下岗工人中有经 商条件的人占多少？成功率是多大？下岗工人中能长期靠这个来“一要生存、二 要温饱、三要发展”的人的比例有多大？ 拿破仑说：“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那么 强迫别人“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呢？岂不比“最不道德”更不道德、超不道德 、进入了“卑鄙”的层次？而强迫“工作了几十年而又没有多少技能”的下岗工 人“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从头再来”的“主流精英”们呢？不折不扣就是 天下最卑鄙无耻的人形狗畜生。 （回顾总结，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为共和国的建立、建设和强大而作出了贡 献和牺牲的所有中国人，其生存权全部遭到了“主流精英”们的伤害： ——老工人、农民：“下岗”、“失地”、取消福利，直接从物质上剥夺生存权 ； ——老干部、老军人：无孔不入否定中国跟革命的一切历史，引导青年一代漠视 、嘲讽他们的经历，蓄意制造失落感，制造精神苦闷，用精神谋杀的方式剥夺生 存权； ——退休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削减、冻结其退休待遇，无视其生存，让他们陷 入贫困潦倒，贬低他们当年自力更生条件下所做的一切，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其 生存权进行双重围剿。 “主流精英”如此这般，一是为打击报复、反攻倒算一切为建立共和国实实在在 默默奉献过的有功之臣，二是要给社会树立反面样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有机会时不贪污，讲奉献，这就是下场。三是要证明搞自然科学干实事的没出 路，搞工程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决没好下场，只有学他们当“精英”专门玩玄的 “劳心者治人”、专门高高在上支配别人的才无后顾之忧。） 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想想烧开水的情况：只要把水壶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够旺，水就迟早要开：先 是水响，接着冒泡。响声越来越大、泡越冒越多，预示着快开锅了。只要继续烧 火，那沸腾是必然的事。不愿沸腾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着：封进高压锅， 靠高压强行制止沸腾。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有效。的确，高压之下水 的沸点是会提高，可以暂时延缓沸腾，但不可能消灭沸腾，因为火还在烧，而可 施加的压力不可能无穷大。一旦压力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随之而来的就不止是 沸腾，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们让少数人进天堂、多数人下地狱的掠夺 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腾是免不了的。他们凭借“话语权”拼命施加高 压，不准人们听见“水响”、看见“冒泡”，以为这就能制止沸腾了。实际呢？ 这是在“维护安定”，还是制造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现在呢？没有沸腾，但不是没有警讯，已然听得见“水响”、看得见“ 冒泡”了。看看“群体事件”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看看公众舆论主流对“ 群体事件”、对暴富者、对反抗强制征地、强制拆迁者、城管人员的态度。看看 如下新闻标题：“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再看看退 伍军人崔英杰伤城管致死案发后公众的反应。的确，崔英杰犯了罪。如果这种罪 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公众舆论无疑会一边倒地对罪犯恨之入骨，坚决拥护严办， 绝少会有人同情之。但现在呢？尽管从法律上说罪的性质没变，仍属于反抗公务 人员执行公务致死案，但今天人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为什么 ？因为处于崔英杰同样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 自来投”，放着其他正当的谋生之道不干偏要违规，而实在是生活所迫，走投无 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们呢？早在老百姓眼里从国家公务人员变 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潜在的军心的向背）由此可 见一斑。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那得问“精英”：一边是“市容市规”，一边是最 弱势者的生存权。人家的取舍是宁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让“精英”外资满意、 夸耀“政绩”），不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我管你吃什么！”——你活得 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条：饿死也不准坏我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 事大”（——代表“先进文明”，代表来代表去“先进”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 到宋代的朱熹那儿见鬼去了——噢，不，“接轨”去了。多“先进”啊！） 崔英杰犯法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情况下犯的法。而与崔英杰处境相似的人又多 的是。他们同情崔英杰实际是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呐喊，在保卫“老百姓生存权高 于一切”的最高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相同，意识必然相同。“精 英”们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客气一点的 也只说是因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满仅仅是出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错。真 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 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自己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 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 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做何感想？所谓“仇富”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其实 质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即使是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实质也 是在同时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否则下一个牺牲品就将是自己。 公众对崔英杰的同情多于敌视本身就准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量变在引起质变， 事物正在起变化。因为无视老百姓的生存权，法律法规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在降 低。这再一次证明生存权是老百姓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当老百姓的生 存权长期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矛盾就必然遵循“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向积累 、深化、激化的方向发展。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众认同的是非曲直标 准就要变，挑战现行社会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会被逐步视为可以理解、值 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义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这个程度，问题的性 质就全变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法制再健全也没用 ，必全成废纸，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日景况便要历历在目了。 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将导致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有形的动乱，看得见的动乱 ，“硬件”式动乱。在这种动乱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无形的动乱，看不见的动乱 ，“软件”式动乱，即意识形态、政治目标、政治决策层面的“隐形动乱”。夺 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情况为什么会大规模发生？为什么能成气候？为什么能变成决 策？全是这看不见的“软动乱”制造出来的。没有这“看不见的动乱”，大规模 剥夺老百姓生存权这种事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持 续。经济上“看不见的手”操纵看得见的经济活动；社会上“看不见的动乱”在 制造看得见的动乱。真正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不是煽动出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 没有“看不见的动乱”，就没有“看得见的动乱”。要消灭“看得见的动乱”， 就必须先消灭“看不见的动乱”。“欲破山中贼，先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对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贡献最大的“看不见的动乱”主要有哪些？ 第一乱：根本目标大篡改，牺牲人民生存权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 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 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是个“先富还是后富”的问题 ，是“大富还是小康”的问题，还不违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经济学家” 们却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最要害的本质，把改革说成了目的， 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为改革而改革”、“一切为了改革” 、“为改革而牺牲一切”。结果：“改革代价论”，以“改革”的名义牺牲老百 姓的生存权。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 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 ，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 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则是罪大恶极。厉以宁的这番“高论”，西方的政客说不出 来，中国历代的“明君”说不出来，任何稍有良知的学者更是想都想不出来。而 号称“代表人民”、“代表先进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流经济学家 ” 厉以宁们毫无顾忌就说出来了，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张胆，如 此厚颜无耻，其卑劣之无与伦比完全有资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为最不 要脸的“精英警句”载入史册。 再看“主流精英”们蔑视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另一个例子：张维迎说改革以来干部 的地位下降最大，因为过去只有干部才有电话，才可以坐软卧，而现在他们在这 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独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农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 显然在他看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的重要性还不如干部的电话和软卧 待遇。可见老百姓的生存权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几文。 厉以宁张维迎们就这样彻底颠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同“改革”这个“ 目标与手段”的根本主从关系，彻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标，彻底颠倒了是非曲 直的根本标准，彻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质，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变 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变成了“为改革而牺牲老 百姓的生存权”；把“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变成了“生存不生存”的问题；把“ 改革”变成了“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的疯狂抢劫 ，把改革变成了他们趁火打劫的的权术工具，随心所欲挥舞“改革”大棒，“挟 改革令天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中国社会一切阶层都被他们以“改革”的 名义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论教唆犯罪，是中国“看不见的 动乱”的罪恶之源。 为了“改革”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只为“改革”——到底谁为谁？ 先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现在轮到中小学教员和大学毕业生们面对下岗失业、 尝到生存权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张维迎的“ 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 可以使一家人脱贫” 的美丽神话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靠教育改变命运的美梦破 灭，盲目疯狂不惜工本的大学潮誓必降温，“扩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马的一大 批大学恐怕也要卖不出去了。那时就该轮到若干以“精英” 自栩的大学教授们尝 尝生存权被剥夺的滋味了。按照张维迎的缩权“理论”，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钱 什么也不管，政府机构可有可无，那还要那么多公务员干什么？那时是不是该轮 到干部们大批“下岗”了？ “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谋私利”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认可了就堕落了，开始了就收 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体每次谁当牺牲品，而在于开了这个先例，确立了这个原 则：“以‘改革’的名义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权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这就 放出了一个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别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牺 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这次是工人，下次是农民，然后呢？还停得 住吗？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来就是全体，到头来迟早自己也会被吞噬。以 损人的心理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规律。 “精英”们衡量“改革”措施的标准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而是“老百姓的 承受能力”——“没有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全体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居然变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 承受”的“压榨极限”的问题。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而是还能从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变。换句话说，他们的“ 改革”实际是对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试验，对社会的结构强度破坏性试验，不找出 “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如此“改革指导思想”，社会焉得不乱？ 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又是什么？ 第二乱：“基本理论”是破烂——“过期作废腐烂变质”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 一说“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单：“市场原则” 、“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 更为有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总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 什么也别管，最好连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场经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主 流经济学家”们画出的美丽蓝图，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这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之类理论根本 就是“过期变质”的破烂，早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抛弃了。在那之前它的确风光无限。今天“精英”们的“穷是因为懒”、“穷 是因为没本事”、“穷是因为素质低”、“你就不配活着”之类口头禅早在那个 时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权都没资格。1929年世界经 济大萧条发生后美国胡佛政府仍然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不应 干预市场”，不折不扣照着张维迎的原则办事：“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结果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开始讨 论是不是该走苏联人的路子。于是有了凯恩斯理论的时髦，有了罗斯福的新政， 政府建立社会安全福利制度对个人的基本生存权提供保证，等于把自由竞争的“ 优胜劣汰”跟人的生存权分离开来，淘汰企业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说“自由资本 主义”不再绝对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条件。它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加了 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有了点“社会资本主义”的味道。虽然罗斯福被不少铁杆 “纯资本主义拥护者”斥为“社会主义者”，但事实是从那以后西方国家再也没 有中断过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也不再有那种 “绝对”的、“不受政府干预 ”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绝对的、无限制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是竞争就有胜负。成功者生存，失败者呢？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是往社会一推了事，自生自灭去。但“生存权高于一切”的规律在哪儿都要 起作用。当大批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社会不管，必生动乱。怎么办？当年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决办法是：侵略别人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 吃污泥，污泥干着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把内部的矛盾转嫁给它人，一切代 价最后都落实到殖民地人民头上：你失业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权没着落了？好 办，到殖民地去，抢他们的土地，抢他们的财宝，抢他们的好东西，剥夺他们的 生存权，你的生存权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决了？于是皆大欢喜——除了那 些被灭绝被掠夺丧失了生存权的殖民地人民。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盛行的关键。翻翻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带有两重 性：对内讲法制，对外讲侵略；对内讲民主，对外讲专制。只讲其对内法制民主 的一面、隐瞒其对外侵略专制的一面就是歪曲历史。《大国崛起》说“荷兰是靠 当‘海上马车夫’发的家”，这是典型的“隐恶扬善”、歪曲历史，故意只展示 人家对欧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隐瞒了人家对殖民地国家的另一副面孔。 当年的荷兰对殖民地国家充当的可不是什么“海上马车夫”，而是不折不扣的“ 屠夫”。想想郑成功是从谁手里收复的台湾。想想当年是谁在印尼对华人进行了 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想想历史上是谁为了占有 “丁香之国”的产权而把全部居民 斩尽杀绝。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印地安人手里攫取了纽约曼哈顿岛。想想是谁第一 个从土著居民手里抢夺了南非。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人 家“海上马车夫”的这一面，隐瞒了到处侵略扩张的“屠夫”的那一面。号称“ 精英”，人品还不婊子：婊子会拿了钱陪笑，但不会挨了刀还陪笑。而这些“精 英”呢？挨了刀还要恬着脸陪着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贱了几万 倍。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存在着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内部矛盾 能够转嫁出去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运转。一旦世界被瓜分完毕、不能再毫无阻碍地 对外转嫁矛盾，这个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强行把矛盾转嫁给同类的资本主 义国家，就只能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当有“弱肉”可猎时，狼与狼 之间可以大体上相安无事。一旦无“弱肉”可猎，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 国联军占领北京，象征着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农业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象征 着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致对外”共同侵 略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家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大打出手的时代到来 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况少了，狼吃狼的情况多了。人类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世界大战。但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世界被瓜分完毕后才14年就爆发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11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 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自从美国 罗斯福的新政开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体系后，自打完第 二次世界大战就再也没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再也没出现1929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大 萧条。从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就“内外有别”了，对内实际搞 的是“社会资本主义”，而对喊的却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欧洲国家自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便个个如同抽 了疯，满世界乱窜搞扩张，急星火燎要把内部社会矛盾转嫁出去。转嫁不出去， 结果就是内部社会危机、社会动乱。也就是说“不伤人，必自伤”。当世界还没 被瓜分完毕、还有地方可侵略扩张时这个体系还能顺利运转；一旦世界瓜分完毕 、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对外转嫁矛盾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 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于是如下主 张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证自 由竞争失败者的生存权，整个社会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税富济贫，建 立起码的生存权保障体系，让整个社会得以安宁。这样做不是从单纯的资本赢利 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整个社会的生存角度看问题，故名之曰“社会主义”。从 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战和1929年 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正反两面的事例无不说明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为害无穷。就是它导致了无数殖民地国家的灭亡，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无数社会动乱。一旦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采取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一切就没有再重演。这一切难道是偶然 的吗？ 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号称“历史权威”，但面对五千年的中国史，却 总结不出“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面对三百多年的殖民史、两次世界大战、 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么多的杀戮、那么多的灭绝、那么多的动乱，那么多的 苦难，却总结不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破坏性无穷”。他们“总结”出 了什么“历史规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之类雕虫小技， 在加上混个“海上马车夫”，便可以“大国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国风景、名 人雕塑、著名建筑的影像之类剪剪贴贴，加上几句解说词，再来点电脑合成图象 ，向对外国风光感到好奇的人们卖弄“历史花絮”。真正关键的历史规律他们一 个也总结不出来。直是要多浅薄有多浅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这还恬着脸自 称“精英”，而且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真令人怀疑他们的脸皮是 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刀枪不入，水火兼防，否则何以如此无耻？ 至于张维迎之类的“主流经济学家”，其问题就不仅仅是浅薄低能兼无耻了。张 维迎英国牛津留学生活了好几年，又是专门研究经济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资 本家国家的真实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历史 条件已不复存在，早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不可能不知道现在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实际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掺点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 方国家政府经济的管制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严格、严密，没有一个国家在“像戒 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连世界大战都造得出来，更不用说在中国一国之内造出社会动乱了；不可能不 知道中国绝不可能靠对外侵略扩张来转移内部矛盾，一旦在中国推行“自由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矛盾必将全部在内部积累、内部爆发，最终必然导 致中国社会大动乱。他明明知道这一切，但仍然不遗余力把“自由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这个早已在西方国家“过期作废”的毒性极其强烈的“经济理论”强加给 中国，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 蓄意利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一铁规律，在中 国制造出社会动乱来。 这顺便解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那么积极消灭中国现存的社会福利制度 ：惟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够快不够深不够彻底。所以厉以宁说：“我建议取 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 力。”所以张五常说：“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这 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这个总目标。 这也同时让人理解了“精英”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 心”，借口“全球化”、“国际接轨”，千方百计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从中 国榨取惊人的利润——向中国转嫁外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速中国社会矛盾激 化。 简单打个比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象个化工厂，一运转起来就产生大 量产品——利润，同时也大量产生有毒垃圾——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采用“自由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安了座毒工厂，得到了产品的同时也必然 得到毒垃圾。如果任凭毒垃圾在家里积累，那就是把自己家变成了毒气室，自己 消灭自己。起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别处找块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 堆到那里去。产品归自己，毒品送别人；利润留给自己，社会矛盾转嫁它人。只 要世界上还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这套体系就还能运转自如。但到后 来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满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没地方转移内部矛盾 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再照旧运转就毒着自己了。于是化工厂的主人们就要 求别人的化工厂停产，把自己生产的毒垃圾倾倒到人家的地盘去。别人当然不干 。大家都想“以邻为壑”，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结果大打出手。打到后来参与打 斗的方方面面总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办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艺，考虑如何 避免产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抢夺垃圾场。这就需要政府干预，不再“要像戒 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对工艺流程实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会 矛盾的积累激化。世界便这样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呢？硬逼着中国采取人家已经淘汰的旧工艺（“自由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照老样子制造毒垃圾。他们明明知道这种做法早已被证明是 自取灭亡，别人早已认识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国连象别人那样对外堆放 毒垃圾的场地都没有（无法靠向殖民地转移内部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却仍然告 诉中国人说这是唯一取得产品（利润）的办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内积累不要 紧，不过是“改革代价”。他们一方面把别人不要的有毒工艺硬塞给中国，一方 面要消灭中国仅有的一切减缓毒剂的设施（福利制度），同时还想方设法把别人 产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国这所屋子来（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所有这一切只能有 一个解释：蓄意的理论误导，预谋的战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 “看得见的动乱”，毁灭中国社会。 第三乱：颠倒历史“去中国化”，意识形态反攻倒算 “主流精英”们系统地否定了中国的一切，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不管是毛 泽东还是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不管是建立中国共产 党还是建立新中国，不管是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 、自卫反击战；不管是“两弹一星”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一律冷 嘲热讽，统统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英雄们也个 个在劫难逃：“中国文化太软弱，应该否定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导致汉奸多 ”、“中国人窝里反是文化劣根性”、“岳飞倒下去，秦桧站起来”、“客观公 正评价李鸿章、袁世凯和汪精卫”、“孔子不如章子怡”、“儒学是伪宗教”、 “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医是 伪科学”、“专家建议重构中国形象标志，称龙在西方形象不好”……叫他们一 形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在外国人面前简直一无可取之处：没有一个堪与外 国匹敌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民族英雄，没有任何值得中国人骄傲自 豪的东西，只有民族劣等、文化劣等：“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 ，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只有西方文明才是“ 唯一的光明”：“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 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 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 到了光明……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殖民主义统治的 历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 、“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总之他们彻底颠倒了中国的一切，就差公然宣布中国不配存在、应该给人 家当殖民地了。 要问这种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国的一切的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 且看下列新闻标题： ——上海三成中学生想做外国人 ——专家主张让上海成新特别行政区 ——上海人不说中文说英语 ——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中路品牌进行调整只要洋品牌，不要中国品牌。 ——汉语知识竞赛，洋人胜过了中国人！！ ——清华给美国培养工程师，北大给美国培养老婆 ——许多上海女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为外国男人而生的。 ——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 ——上海精神病发病率二十年翻了五倍 ——上海指定从小学圣经 ——西方宗教节日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一亿 ——二十年内，中国有可能变成基督教国家 …… 在中国，西方文化影响日盛，中国文化影响日微。在这种情况下大喊大叫“大国 崛起”，滑稽不滑稽？世界上有不认同本民族科技文化只盲目崇拜别人文化、一 边“文化沉沦”、“道德沉论”一边真正崛起的大国吗？ 30%的上海青年人不想当中国人，便出现了成立“上海特区”的要求。照此发展趋 势，再过若干年，不想当中国人的上海青年人会不会过半？那时上海“精英”会 不会要求“上海独立”？那时是允许国土分裂还是动用武力镇压？那时能避免动 乱吗？ 如果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共产党不下台也得下台了吧？不管下台不下台，中 国政治舞台要大乱了吧？政治舞台一旦大乱，社会呢？ 在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基督徒 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象在黎巴嫩、巴尔干等地 基督徒和穆斯林冲突不断的局面会不会在中国的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 也出现？如果在中国领土上也来上个黎巴嫩、巴尔干，中国即便想不动乱，岂可 得乎？ 未来是青年的。在青年心目中颠倒了今天，就是颠覆了二十年之后的社会。在教 科书上颠倒历史，就是安放了延期二十年爆炸的“动乱定时炸弹”。“台独”不 就是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争夺了青年一代而成的气候吗？ 二十年后的“看得见的动乱”已经被“精英”们在今天的教科书上、各种宣传媒 体上铺天盖地的“看不见的动乱”决定了。 第四乱：处心积虑耍权术，逃避责任打混战 “汉芯造假”该谁负责？“齐二药”毒药事件呢？国有资产流失呢？当年的“运 十”下马呢？该负责的都有哪些人？谁拍的板？谁起草的文件？谁提出的建议？ 谁拒绝拨款导致“运十”最后下马？应由谁来面对历史？改革以来的种种具体措 施都是谁负的责任？从“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国有企业改制”、“出 卖国有企业”、“市场换技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决策到 出卖“徐工”、“西轴”等等一个个的具体项目，都是哪些人决定的？都有哪些 文件？都有哪些人提建议？都有哪些人起草文件？都有哪些人拍板？谁最后签发 的？都有哪些人经手？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如果出了问题，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怎么负责？“出没出问题”如何判断？还是根本就不判断，根本就不负责？出 卖国有资产的收入都进了哪些人的帐户？有帐没有？中国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 人民币每升值1%就意味着中国仅外汇储备一项就遭受了百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损 失谁拍板报销？这又是谁的主意？提出这样的主张的根据是什么？这样的损失靠 什么来补偿？补偿不了，该谁负责？…… 不用问，所有这些全是无头案，真正具体该负责的人保险一个也找不到。这正是 充满“中国特色”的当代最罕见的荒唐事。几千万工人说下班岗就下岗了；几万 亿国有资产说没就没了。那么多人的命运，那么多家庭的痛苦，那么巨额的财富 ，随随便便就支配了，而且这一切发生之后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来负责！甚至连相 关负责的人名都不敢公开，让你想骂人都不知道该骂谁，当然更无从追究责任。 环顾历史，凡成大事者必赏罚分明。而要赏罚分明必责任分明。责任不清，如何 赏罚？赏罚不明，焉得不败？ ——毛泽东审批文件，同意就是同意：“照办”、“照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要敢于反潮流”——一句话，敢作敢当，绝不推卸责任。 ——美国国会的“决策责任制”：谁的提案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投赞成票的、投 反对票的全部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一切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你的主张，别 想赖账。议员竞选时往往要给选民一份清单：我投票赞成过哪些法案，反对哪些 法案，如何捍卫了你的利益，请你投我一票，云云。不过即使没这样的信，该议 员的投票记录照样有账可查，赞成了什么、反对了什么都休想隐瞒，任凭选民“ 秋后算帐”。 ——前苏联总参谋长谢．马．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有这 样一段记叙： “我记得曾经有人把附有很多签名的文件送到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严厉地批评 了他们，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单一首长 或军事委员会不愿意对所作的决定承担责 任，更坏一点说，是他们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缺乏信心。他说：‘他们搜集了 签名，为的是说服他们自己和我们。’” “最高统帅要求所有送到最高统帅部的文件都有司令员和参谋长签名，特别重要 的文件（例如，每日总结汇报和战役计划）应由三人签名，即除前两人外，再加 上军事委员。” 斯大林严格执行“决策责任制”是有道理的。国家命运，无数人的生死，容不得 视同儿戏，容不得推卸责任，容不得责任不清。胜了，必须有人获得勋章；败了 ，必须有人上军事法庭。不如此，不能赢得战争。 “主流精英”们对改革那么虔诚，把改革说得那么崇高，那么重要，那么希望改 革成功，那么他们对改革起码该有点严肃认真的态度吧？起码得有点责任心吧？ 起码得有个责任制吧担点责任吧？那么改革的责任制何在？改革以来的一切具体 措施的责任人究竟都是谁？为什么改革改了几十年，连个起码的责任制都没有？ 对这几十年的那么多重大措施，为什么连个责任人的名单都不敢公布？这就叫“ 严肃认真”？这就叫“负责任”？ “主流精英”们狡辩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改，摸索和 失误难免。 又是撒谎。既然“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是承认自己也心中无数。既然心中无数 ，那就该群策群力，发动群众拿主意。即使错，也是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涉 及多数人生存权的事，尤其应该慎之又慎，充分论证，充分论证，充分辩论，要 听取当事工人的意见，要先在小范围实验。没试验定型的客机能卖票运客吗？没 经过充分验证的改革措施能贸然大规模推行吗？然而实际上哪项措施是经过群众 充分讨论的？“下岗”？“出卖国企”？“买断工龄”？“房地产投机”？“教 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么多如此重大的措施，什么充分论证也没 有，什么不同意见也不听，不管三七二十一，稀里哗拉一下子就全面铺开了，处 理过程有如军事行动，根本不经过人代会辩论，少数人神神秘秘一纸文件就决定 了一切。既然如此专断，那就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起码应该把有关责任 人的名字公布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干的。但实际情况是既要专断，又不敢 负责，连名字都不敢露。这说明“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眼，如同诈骗犯 罪，从一开始就蓄意坑人，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逃避责任，所以从一开始就把一 切具体措施都搞得鬼鬼祟祟，决不露出真名。“改革”被他们搞成了充满阴谋诡 计见不得人的勾当，搞了几十年连个负责的都没有，把天捅塌了也没人担当。这 样的“改革”才是真正存心制造动乱的“捣浆糊”。 吴敬琏当了几十年的“吴市场”，到头来却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这个“市场权威 ”对市场经济原来一窍不通：“有好市场经济和坏市场经济，以前没认识到”。 轻轻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赖了个精光，而且还要精神抖擞继续赖下去。古人云： “老而不死谓之贼”。吴敬琏、厉以宁这群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把持改革几十年 ，却还厚着脸皮不让位，难道他们比国家领袖还特殊？改革改了几十年，党的主 席换了，政府首脑换了，政府官员换了，什么人都换了，唯独这一群“主流经济 学家”照样死皮赖脸霸住自己的高位不放，仍然整天指手画脚喋喋不休。什么都 管，但又什么负责都不肯负。就凭这群蓄意制造混乱推卸责任的学术无赖把持改 革，中国社会岂能不乱？ 第五乱：“打左灯向右转”，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 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主流精英”们在这点上倒是老实得可爱，直言不讳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讳要两 面三刀，直言不讳要当流氓。茅于轼专门“介绍经验”，如何用“鬼画符”蒙混 过关：“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 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贺卫方“ 谆谆教导”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张维迎就 更肆无忌惮了：“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 ”、“打左灯向右转”。 “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这些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主流精英” 们本性，给出了一面“照妖镜”：对“主流精英”，不能看他们“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特别还要再加上一条：看他们“从来不说什么”。 “主流精英”们“从来不说”什么呢？ ——他们“从来不说”老百姓的生存权。 ——他们“从来不说”国家的经济安全。（张维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 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他们“从来不说”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从来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从来不说”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来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 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欢他创建的这个国家 吗？喜欢一个国家的人，能对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人咬牙切齿吗？仇恨这个国家的 人，能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吗？不为这个国家利益着想、念念不忘毁灭这个国 家的人，可信吗？可靠吗？可用吗？ 事例一：从“民主”问题看“主流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主流精英”们最喜欢的口号一是“民主”二是“学术”，听起来似乎沁人心脾 。但实际上呢？在“主流精英” 手里，“学术”早就成了“权术”，成了他们专 门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个社会，涉及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就属于 政治，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事。而“主流精英”们硬说改革是“学术问题”，是只 有他们这些“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的问题。就这一下子，不仅把绝大多数中 国人的发言权给枪毙了，而且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把他们变成了任“精 英”宰割的鱼肉，而且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轻轻松松一句“学术问题”，就制 造了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精英专制”。明明是极端的“精 英”独裁，还要号称“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民主”与“学术”都是“主流精英”的权术工具。“民主”是他们夺权的工具 ；“学术”是他们独裁的工具。权力没到手时必定讲“民主”，权力到手后必定 讲“学术”。只要一看“主流精英”们吆喝什么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吆喝“民主”，那就是权还没到手，正急着夺权；鼓吹“学术”，那就是权力到 手了，正急着独裁。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们的种种作为了：平时口口声声喊“民主 ”，一碰上具体问题，“民主”就变成了“不争论”、“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 来说”、“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不许上访”、“不许告状”、“不许恶意 讨薪”、“不许以自杀要挟”…… 一边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 主义”——“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 限于“精英”。名为“民主”，实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 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见发表得了吗？半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主流精英” 们的“民主”如同那个怕老婆的笑话中的泼妇：意见一致时听别人的，意见不一 致时听自己的。 “主流精英”们开口闭口毛泽东时代“不民主”。但就是那个“不民主”的时代 ，司空见惯的普遍实践是“发动群众”、“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群策群力 ”、“发扬军事民主” 、“发扬民主”、开“诸葛亮会”……而如今大讲“民主 ”的“主流精英”们当道的地方，这一切还有丝毫踪影吗？ 最爱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事例二：从改革指导思想上看“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打左灯”：“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 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 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 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 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向右转”： 厉以宁：“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 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 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萧灼基：“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 茅于轼：“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维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 林毅夫：“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 事例三：其他“打左灯向右转”的典型例子： ——口口声声讲人权，急急忙忙闹物权：讲人权却不讲老百姓的生存权。讲人权 却公然主张把老百姓的生存权当成“改革代价”。讲人权却“见物不见人”，不 急着为保护多数人的生存权立法，却急着为保护少数人的物权立法。人代会还没 开，就宣布要“确保通过《物权法》”。还没付诸表决，结果就已经出来了。三 月份开会，一月底了还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权法》新草案，明摆着在耍弄权术， 不让公众有时间发现问题，不让与会代表有机会熟悉了解，以便强行通过《物权 法》。 ——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遵守“程序正义”是照章办事， “宽容不规范”是不按章程办事。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不 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为马，贼喊捉贼，把制造看不见的动乱说成“改革”，把抵制这种动乱 说成“破坏安定团结”。 ——“人代会”变“官代会”，“共产党”变“物权党” …… “主流精英”们的目标见不得人，理论不成体系，哲学庸俗肤浅，办事不择手段 ，手法卑鄙无耻，说话语无伦次。让这样一伙学术流氓、权术“精英”、政治骗 子把持改革决策权，社会岂有不乱之理？ 六．以房地产投机为例看“看不见的动乱”如何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先看看这三则报道： 人民网北京2006年4月4日讯：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 减9240万亩，人均降为1.4亩。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2亿亩；意 味着‘十一五’期间全国要保证1.2亿公顷（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我们只有3000万 亩可减耕地的余地”。（换句话说，离危险警戒线的距离本来是1.5，一家伙已经 用掉了1.2，只剩下个零头0.3。也就是说，80%的储备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 ）“‘我们的耕地已经退到了危急时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长期关注土地问题 的老同志大声疾呼。” 2006年09月11日。国土资源部：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目前人均耕地面积 已下降到１．４亩。 2007年01月26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薛亮25日表示，2007年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 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对粮食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给予清醒的 认识，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13亿人口。国土虽大，可耕地面积和适宜生存的可居住地面 积比例并不大。而且“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些现实决定了一个根本原则：既然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既然“不可能依靠进 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那么要保护全体中国人的生存权，就必须保护农 业，就必须保护起码的可耕地面积。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房地产GDP理论，煽动房地产投机狂潮，结果是房屋价格一 路攀升，大规模毁地盖房。 如果房地产投机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倒也罢了，可它偏偏只发生在中国最 缺乏的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专抢可耕地和风景秀丽的好地方的土地，专抢农民 的饭碗。 房地产每征用一块耕地就意味着伤害了三部分人的生存权：靠耕地生存的农民的 生存权，这些农民后代的生存权，以及全体中国人的长远生存权。 大城市附近的农田基本是菜地，收入一般不低。这意味着居住其上的农民及其后 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生存权。一旦地被征，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链条从此就打 住，农民的后代将不能再指望靠地生存了。这一代的农民呢？本来的谋生手段没 了，换来的是不知经过多少道折扣的“土地补偿”，一则极其有限，二则不断贬 值。不断增值的土地变成了不断贬值的钞票，对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农民靠 它能苟延残喘几年？从此必须另觅生路。找不到，就意味着生存权就受到了伤害 。而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形势使大多数失地农民只能靠卖苦力卖血汗为生，只有 年轻力壮的人有机会，老弱病残者几乎没有机会。下岗工人好歹有低保维持“苟 活”，失地农民连这点救命稻草都没有，失去了土地就一无所有：“做工没有岗 ，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成为新的社会难民。下岗工人几千万，农民则有 好几亿。房地产扩张的地盘越大，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越多，生存权受到危害 的人越多，“贡献”出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越多。 中国可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极其危险的程度，“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却鼓吹消 灭农业：“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许多人思想还 没有转过弯来，还在为粮食问题和保护耕地过分担忧。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妨碍 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 “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 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 农业，保障十三亿人口生存权的生命线，在“主流经济学家” 茅于轼眼里竟然如 此无足轻重，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消灭，就要拿去换房地产的暴利。十三亿人的 生存权在他眼里算回事吗？如果有点起码的严谨，起码的常识，怎么敢如此轻率 照搬照抄日本的例子？1亿人口的日本靠进口粮食过日子行得通，因为有人养，也 养得起；13亿人口的中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就行不通，因为不会有人养，也养不 起。否则何来“谁来养活中国”的“中国威胁论”？拿整个民族的生存如此不当 回事，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至于鼓吹土地私有 就更是存心制造动乱了。说私有，该归谁所有？中国历史五千年，每寸土地都不 知转过多少次手了，“物归原主”，谁是真正“合法”的“主”？就凭这条就能 打得你死我活。当真搞土地私有化，立竿见影就是社会大动乱。现在全国人均可 耕地才1．4亩，强势集团凭借财力势力一下子就能制造高度土地集中。而中国历 史上土地高度集中的时候就是社会动乱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出这种馊主 意，明摆着就是要制造动乱。） 房地产投机导致房屋价格一路攀升，直接危害了城市中低收入的居民的生存权— —衣食住行之“住”难道不属于人的基本生存权吗？ “主流经济学家”们于是幸灾乐祸了：房屋价格高涨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 果，是因为供不应求。要想抑制房价，就必须大量盖房，就必须大量征地，就必 须牺牲农业，就必须牺牲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否则就必须承受高房价，就必须牺 牲城市居民的生存权。也就是说你反正得牺牲掉一个：失地农民，或者城市居民 。难怪张维迎对中国政府抑制房价的举措冷嘲热讽：“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订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 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 ，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 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 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订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 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 息基础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辕北辙。” 房价问题当真走进了死胡同，当真无可奈何了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要冲破 “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理论”的思想牢笼，症 结立刻迎刃而解。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理论”，房价 暴涨是因为供需不平衡，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放开政府管制，放弃土地管制， 让市场自己调节供求，靠高房价、高利润刺激房地产投机，大量盖房，造成供过 于求，价格就自然下降了。这听起来似乎天衣无缝，然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却是 不折不扣生搬硬套，彻头彻尾的脱离实际。 第一，“供求规律”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而只能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有具体制约的。只适用于有限的产品、有限的幅度、有限的条件； 只适用于供求能够达到平衡的产品，不适用于供求不可能达到平衡的产品。具体 到中国的条件，可耕地的供应就不是无限的，而房产需求相对于可耕地的潜力而 言却可以是无限的。这样的“供求平衡”如何实现？实现不了，按照“供求规律 ”，房价只能涨破天，只能靠高价格抑制需求，让不够有钱的人没地方住。（按 这个逻辑，中国真是前途渺茫：谁让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呢？只好牺牲农业，牺牲 农民的生存权，牺牲城市中低收入的生存权来苟延一时了。） 第二，“价值规律”不是万能的。社会不能靠“供求规律”自动调整一切。与人 民基本生存息息相关的产品就不能全靠“供求规律”自动调整一切。生存需要片 刻也离不开的产品，如果盲目照搬照抄“供求规律”公式，机械地按照价格暴涨 ——刺激供应增长——抑制价格回落的自然循环来调整，非造成社会动乱不可。 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还少吗？荒年造成粮食短缺，价格飞涨，有钱人囤积居奇， 穷人无钱买粮——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供求规律”公式，解决办法就是等 ——粮食价格高涨，自然刺激种田的多种粮，刺激供应上升，粮价自然会回落— —理论上确是无懈可击，实际上呢？粮价高，买不起，穷人等得起吗？等，就是 死。结果呢？——抢：“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哎呀呀，这不是违犯《物权法》吗？这不是动乱吗？这不是造反吗？这不 是……对不起，这就是历史规律：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高于你那个“靠价 值规律自动调整一切”，高于你那个《物权法》。不懂这个，就叫“脱离实际” ，就叫“纸上谈兵”，就叫“想当然”。 第三，“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胡说八道。一旦涉及民 生必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决不敢置之不理。天旱缺水，美国洛杉矶规定在 家里洗车违法，要洗车必须到到洗车店（使用循环水）；波士顿规定不准用水管 浇花园，只准用手一桶一桶提水（人为压缩需求）。再紧张则宣布“紧急状态” ，实行配给制，全面干涉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在人民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市 场供求规律”必须让位。 根据这三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房屋这种商品的性质。它有两重性：一部分属于生活必需， 属于生存权这个基本权利。而超出的部分则属于奢侈品，因为那部分并非生存必 需。问题的性质是是否允许为富人的奢侈空间牺牲掉穷人的生存空间。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供求规律”的适用范围。当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矛盾时，必 须让位。当生存必需品的价格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时就必须跳出“靠价值规律 自我调节”来解决问题供求矛盾的公式。 第三，不存在“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原则。当涉及老百姓的生存权时 ，涉及国家利益时，政府必须管制。 就凭这三条，要彻底解决中国房价暴涨问题一点不难。 方法一：实行“居住空间配额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个人居住空间配 额”。实际占有（拥有、租赁）的居住空间符合标准的，免税。超过部分实行高 额累进征税：超标一倍，按一次方收税；两倍，按平方收税；三倍，按立方收税 ；四倍，按四次方收税，依此类推。同样，对机关和公司实行“办公空间配额制 ”，控制滥用空间。 实际居住空间低于配额的，根据情况适当给予某种优惠补偿。 房地产商占有的未出售空间（不管建成与否）超过允许的周转期即不得免税，惩 罚其囤积居奇。必要时予以征收，廉价出租穷人。 根据：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一定范围内的居住空间属于生活必需，属于老 百姓的生存权。政府必须保证老百姓享受得起最基本的居住空间。房地产投机是 有钱人利用自己的优势，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哄抬物价。高房价伤及普通市民的 生存权。毁地搞房地产伤及农民的生存权。中国的可耕地必须保护，不可能靠无 限制牺牲可耕地来满足房地产，不可能靠供求规律自动调节房屋价格。结论：必 须加强政府管制，压缩被少数人炒做人为制造的虚假的、非生存必须的居住空间 的需求，确保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当生活必需品价格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 时仍然置之不理，仍然靠价值规律自我调节一切就等于用价格剥夺老百姓获得这 些必需品的权利，就等于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根据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 原则，此时必须打破“价值规律”的框框，对这些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即使市 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战争年代照样实行配额制，照样不拘泥于“市场规则”。具 体到中国的情况，既然不能靠无限供应可耕地来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那就必须利 用配额制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就不能容许强势集团为自己的奢侈挤占老百 姓的生存权而不付代价。这样做不伤害任何人的生存权，只抑制了“强势集团” 持强凌弱、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牟取暴利。 要实行居住空间配额制，就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居住空间数据库，把全国所 有人的实际房地产占有资料及变动情况及时全部记录在案，一个死角不留。凡用 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出立即没收房产，廉价租给穷人。 嫌配额低吗？嫌挤吗？嫌钱多了烧得慌吗？想学石崇王恺斗富摆阔吗？好办。到 台湾海峡填海造地去。有钱尽管往里填。保你填多少归你用多少，盖“阿房宫” 都没问题。有能耐把整个台湾海峡都填平了才好呢，那就为解决台湾问题立大功 了，名利双收。要不就到戈壁滩或腾格里大沙漠盖房子去，那儿占地不算配额。 如此这般才算真有钱，才算跟“土财主”划清了界限，才算有真本事。 方法二：房价与地租分离。严格讲，中国只有租房，没有买房，因为土地归国家 所有，卖房不卖土地。既然土地所有权不变，那房价实际是两部分：建筑成本加 土地租金。建筑本身在不断折旧贬值，房价上涨，涨的是土地租金。土地既然归 国家所有，租金上涨也应该是国家得益，用以补偿失地农民和社会福利。而实际 情况呢？房屋买卖时“土地使用费”一次性付清，等于一次付了几十年的租金。 几十年的租金一次交齐，几十年的饭一顿吃光。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而交的钱国 家能拿到多少？全变成了房地产商的利润，老百姓的负担。这样做只有利于投机 倒把，有利于贪污受贿：如果由房屋的最终用户按通常交租方式逐年逐月直接交 给国家，那当初负责审批土地的官员想贪污就没那么方便了，也没法一个人独吞 。房地产商投机倒把就不那么容易了。既然土地使用费不包括在房价里，真正的 房屋建筑本身是随着时间而贬值，再想炒做借口就不那么足了：你说卖出的辆汽 车的价格会随着时间而越来越高，人们信吗？即使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好处也归 国家所得，让国家源源不断从土地得利，足以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 方法三：如果仍不能抑制房地产投机，则当机立断，取缔房地产投机。房地产投 机本来就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纯粹是少数人“牺牲老百姓生存权牟取暴利 ”的“人命买卖”，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危急社会安定，当然应该取缔 。事关国家命运之际任何政府都有权采取断然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政府 干得更绝：公司利润税：100%，即全部没收。富人所得税：97．5%，不折不扣的 “共产主义”。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尚能如此，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 采取这些法子，除非中国人多得象进了高峰期的地铁，人人挤成了照片，连女人 大肚子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否则只要生得出来，就不怕没地方住。“房价伤民” 的问题必迎刃而解，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如果按照“主流精英”的“理论”，“不折不扣”遵照“市场规律”“价值法则 ”办事，“在价格面前人人平等”，那就只能要么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牺牲中 国人生存权，要么牺牲城市市民的居住生存权。非此即彼，除走向动乱别无出路 。“看得见的动乱”就是这样被“看不见的动乱”制造出来的。 七．认识论的混乱掩护“看不见的动乱” 回顾回顾“精英”们的“改革轨迹”： “改革”、“搞活”、“先富起来”—— “全民经商”（来钱最快最容易）。— —后果：走私、假冒伪劣、房地产投机，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成风。——“精英 ”对策：不闻不问，拍手叫好：“松绑”、“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后果 ：“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规规矩矩、不能造假、不能漏税、不能给回 扣的国有企业吃不消了：产品卖不掉，人才被挖墙角，资金周转困难，无钱更新 设备研发新品、企业全面亏损。——“精英”对策：消灭国企，卖光了事：“冰 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后果：大批工人“下岗”，生存 权被剥夺。——精英对策：活该！“改革代价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 须牺牲一代人” “谁让你们生在中国？”——房地产投机导致导致房价狂涨、大 批失地农民生存权受损害——“精英”对策：牺牲农业，保房地产。——腐败现 象愈演愈烈，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精英”对策：“政府缩权”。“要像戒毒 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私有化”。“政治改革”。“民主化”。“多党制”。 共产党下台了事。 …… 毛泽东曾说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 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 “主流精英”们呢？似乎根本不知道人是要生存的，人的生存权是等不起的。工 人下了岗，农民失了地，仍然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一天都中断不得 ，更不可能等个十年八载，等着“精英”们兑现“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许诺。 然而这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人命关天的东西，在“精英”们的心目中根本就一文 不值。几千万工人、几亿农民的生存权，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抹杀了：“为了达到 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 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 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农业这么重要的整整一个行业，随随便便就一刀砍了 ：“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 际市场，适当进口”。中国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功能，满不在乎就给端掉了：“ 政府缩权”“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鞋不合适，就剁掉脚趾头。吃饭 噎着了，就禁止吃饭。头疼脑热，就砍掉脑袋。人病了，拉出去烧死（当年日本 鬼子的行径）。总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管眼前，不计后果，草菅人命，拿 国事当儿戏。 为什么“主流精英”们能如此狂妄，敢如此胡作非为？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把持 了改革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为什么他们能身居高位？因为人们认为 他们是“专家”、“学者”、“内行”、“精英”。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是“精 英”？因为人家有文凭，有论文，有洋人的赏识，有“精英”们的认同。 翻翻“主流精英”们的履历可以发现：第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学文的出身，没 有理工背景，没有系统的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严格培训，没有严密的数理逻辑思 维训练。让这样的人接受“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代社会是 个大系统工程、是个复杂有机的整体、必须从全局角度看问题”等等常识就比较 费劲。第二，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典型的“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研究所 门）”的“三门人物”，长期生活在脱离社会实际的环境中，几乎没有长期基层 工作的经历，几乎没有跟各种不同类型社会阶层人物长期、平等打交道的经历。 这样的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文字上、文件上、报告上、论文上、新闻 报道上和道听途说上，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只有间接认识，缺乏直接认识；只有抽 象认识，缺乏感性认识。要让他们对社会实际、对人间疾苦有真实的感受就非常 不容易。第三，他们的成功都是个人的成功，靠的是文凭、论文和某某权威人士 的欣赏，尤其是洋人的赏识，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实践的成功，没有一个人是靠 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具体的实际社会问题出的名。要问他们究竟解决过什么实际 问题，哪些社会问题在他们没来之前总也解决不了，而他们一来便药到病除，保 险一个也找不出来。换句话说，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 通过实践证明自己，而是利用“理论”“装扮”自己。对他们来说，没有实践可 以，没有“理论”不行。 中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此脱离实际的人物大权在握最可怕。想想中国历代玩弄宫 廷政治篡位弄权的宦官奸佞，无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对客观规律一窍不通却偏 要独断一切，无知而权重，量小而心毒，办事无能，害人有术，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理论家”，当其“理论”与实际脱节时不是修正自己 的“理论”以符合实际，而是硬逼着现实世界去“迎凑”其“理论”，即使牺牲 整个世界都在所不惜。 “主流精英”亦不例外。他们的个人的经历、教育背景和功成名就都与实践没什 么关系，全靠个人奋斗和少数“精英”的赏识，与集体协作无关，与互相配合无 关，与科学作风无关，与客观实践无关，与群众认同无关，与社会效果无关，所 以他们心目中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对他们来说，真理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 书本，来自教条，来自“精英”，不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他们主张“文凭 决定一切”，“‘理论’决定一切”，“‘精英’决定一切”，“‘精英’统治 世界”。所以他们轻视实际、脱离实际、不切实际；搞改革来只认理论、不顾实 际。在他们心目中，什么实践，什么人民生存权，什么国家利益，都不过是自己 论文中的一个符号，只要自己需要，可以一笔勾销。在他们看来，抹掉几千万几 亿人的性命没什么了不起，那才是“理性人”“经济人”的本色。因为他们是“ 精英”，是高人一等的活神仙，由他们统治中国理所当然。而他们要保住自己的 高位和权力继续混下去，就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真理，就必须建立并维持这样的神 话：真理来自文凭，来自论文，来自其他“精英”的认可，而与客观实践无关。 皇帝为了能当得成皇帝，必须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主流精英”为了实现 “‘精英’统治一切”，必须证明“‘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地妖魔 化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主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按照毛泽东的认识 论，真理只能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证明自己掌握 了真理，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人民认同的东西来。按 照这样的标准，那些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什么实 的东西都没有，光靠文凭、“理论”教条和权威的赏识等等“虚”玩艺的“主流 精英”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学者”、“专家”、“经济学家”、“精英” ，更没有资格把持“话语权”和改革决策参与权。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他 们的一切主张都拿到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群众的鉴定，那他们玩弄的一切阴谋 诡计必定立刻暴露无遗，他们立刻就会身败名裂。所以他们才如此仇恨毛泽东， 如此拼命诋毁毛泽东。这并非仅仅因为旧怨，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私利。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删掉毛泽东的一切？因为只要人们知 道毛泽东的历史，就会知道“土包子”能战胜“洋包子”，就能知道“实践出真 知”，就能知道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就能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 蠢”，就能知道光靠文凭、理论文章和少数“精英”的认可不代表有真理，就不 会盲目迷信“精英”的信口开河，“‘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精英’高于一切”的神话立刻不攻自破。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删掉雷锋、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 五壮士，要诋毁刘胡兰，要彻抹去历史书上一切非“精英”的英雄形象？因为那 些人不是“精英”。承认他们就等于否认了“‘精英’创造历史”；尊重他们就 等于否认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彻底修改教科书，“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 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 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历代王朝的兴亡 ，了解了历次农民起义，就可能承认“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历史规律，那 “精英高于一切”的主张就危险了。最保险的办法是彻底删除，让你从教科书上 根本看不到什么阶级斗争，看不到历次农民起义，自然也就不那么容易认同“人 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历史规律。 ——为什么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 演变”，最合乎“主流精英”的胃口？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发挥“文明的冲突 ”的机会，可以滔滔不绝讲述西方文明如何高级，中华文明如何“低劣”，“主 流精英”们从西方文明照搬照抄来的“理论”如何伟大，垄断了如此“真理”的 “主流精英”们如何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那套“改革措施”如何绝对正确，所以 千万不能怀疑他们在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为什么“主流精英”们那么热衷于“合资”、“外资”，不管中国需要不需 要，自己能干不能干，连牙膏肥皂洗衣粉之类也一古脑全甩给外资？因为他们严 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玩虚的头头是道，来实的一 窍不通，碰到具体问题立刻出乖露丑，洋相百出。他们的诀窍是只说空话，不办 实事。但实事总得有人做，如果让别人做好了，那对他们的地位又是威胁。对策 ：全包给外资，让外国人做去。宁可让外资占尽便宜，也决不让中国人自己处理 。这样便能确保“精英”们永远“不犯错误”，永远“一贯正确”，永远高高在 上。代价：中国经济“繁荣而不富裕”—— 中国的表面繁荣实际全靠外资撑着， 利益大头全让外资拿了，“摩根士丹利说全球化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 ——“精英”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是这样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任何 国家利益。 “主流精英”之所以横行一时，靠的是中国人在认识论的混乱，放弃了毛泽东的 认识论，放弃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单凭文凭、论文和“精 英”间的互相吹捧就认可了“精英”代表真理，认可了他们是“专家”、“学者 ”、“经济学家”，让他们篡夺了“话语权”和改革决策参与权，获得了制造“ 看不见的动乱”的机会。 认识论的混乱掩护了“看不见的动乱”。认识论决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哲学问题， 而关系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八．结论 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不妨再借用一次张维迎公式：“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 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再“如果…，那么… ”地“因果关系”一番。 ——“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垮台，“那么”就必须防止一切动乱。 ——“如果”要防止一切动乱，“那么”就绝不能违反“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 ”这一历史法则。 ——“如果”要保护人民的生存权，“那么”就必须严厉镇压“看不见的动乱” ，就必须明确：以任何名义剥夺人民生存权的言行均属于“看不见的动乱”。 ——“如果”要镇压“看不见的动乱”，“那么”就必须坚持毛泽东的认识论： 真理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又：赞同牺牲人民生存权的人可能是蓄意煽动“看不见的动乱”，也有可能属于 无意。那么如何区分呢？容易。查经济来源。经济清白、偶尔为之的，是认识问 题。拿了外国“基金会”的钱、拿了利益集团的钱的，就是蓄意，就是制造“看 不见的动乱”的罪魁祸首，不折不扣的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 ------------------------------------------------------------------- 《物权法（草案）》背景材料之二：谎言与事实——驳建国后的头29年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 我极力推荐孙学文研究员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3周年写的这篇文章。他用铁的事实驳斥了我国建国后头 29年所谓“经济崩溃”的无耻谎言。 起草和支持《物权法（草案）》的某些人，不就是把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谎 言挂在嘴上，污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污蔑农村集体经济吗？有的著名民法学家不是说：“ 最后结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败得一蹋糊涂，我们彻底惨败了。惨败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国家要崩溃 了！这样一个‘均贫富’的结果，这样一个‘一大二公’的结果，大公无私的结果，我们整个国家垮 了！所有的这样一些人，统统变成了穷人。国民经济崩溃，大家可能不知道。”“当然我们说，那个 ‘社会主义’不好，不行，我们应当重新来搞一种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假，搞资本主义是 真！不然，他们为什么那么反对把我国宪法的第12条和13条写进物权法草案呢？ 事实就是事实。谎言可以欺骗人们于一时，但绝不会长久的！ 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捍卫所有劳动者的权利，是 我国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是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神圣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除了斗争之外，什么都不是！ 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谢谢孙学文研究员，他为我们提供了两篇非常好的文章。 巩献田 2006年12月27日 谎言与事实 ——驳建国后的头29年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 孙学文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 的历史，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前29年 的历史前后扣上4个“经济崩溃”的帽子。一是说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搞 糟了，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说1958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到了 崩溃的边缘”；三是说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是笼统地 说，毛泽东执政时期或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29年，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经济 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无耻的攻击。下边用铁的历史史实批驳 这些无耻的谎言。 一、建国后的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一）什么是“经济崩溃”？经济学讲的“经济崩溃”，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引用 的“形容词”。所谓“经济崩溃”，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 状态。讲一国经济崩溃至少有5个标志：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 ②成千上万家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 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 步。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出现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 连天。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 陷于瘫痪状态。这种经济崩溃，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后时期 、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及苏东某些国家在演变后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 （二）建国后的头29年我国“经济崩溃”了吗？ 用上述五条标志来衡量我国“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 1960年）或延长为1958-1962年（“二五”时期）、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或1966- 1978年）和前29年（1950-1978年）。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 1957年（“一五”）五年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1958- 1960年3年增长31.67%，年增长9.6%，1958- 1962年增长指数为90.28%，年递减－2%（按水平法），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66- 1976年文革十一年增长了83.1%，年递增5.65%；1966－1978年（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共13年） ，增长1.2倍，就是说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长6.25%；1950- 1978年建国头2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3倍，即翻了3番，长达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5%。 除了1958-1962年（1960- 1962年是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而前两年则分别增长21.3%和8.8%）即除 “二五”时期外，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29年比较，仅比日本低），如何能扣上“经济崩溃”的 帽子呢？而且“二五”时期后三年的经济下降，是当时政府调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几项指标几 乎都与“经济崩溃”不搭界。 事实证明，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 投产，职工人数百万、千万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 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说这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 边缘”，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 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 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区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 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 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 债也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 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 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 。 有人用货币平均工资下降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文革时期新增职工4534万人， 都进工资最低档，把平均工资拉下来了。相反凡是家庭有新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 生活水平肯定提高。那种把三线投资的1000多亿元全部算成损失和按“一五”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套 算出文革期间损失5000亿元，这是主观主义的和不科学的。 （三）“二五”和“大跃进” 时期“经济崩溃”了吗？ 下边着重谈谈“大跃进”及“二五”时期的经济状况： （1）关于1958年经济情况。按单一生产力标准衡量，1958年确实实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 1960年也基本上达到了重工业“大跃进”的要求，但整个“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列建 国12个计划时期倒数第1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后核实的数据，1958年列建国56年来增速第一 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产业年增52.9%、工业增加值年增53.4%，运输邮电业年增46.7% 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还有社会总产值年增32.6%，工农业总产值年增32.2%，工业总 产值年增54.8%，重工业总产值年增78.8%和能源总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机床年增1 85.7%等重工业产品，以及化纤（增14倍）、纱（49.5%）、丝织品（40%）、手表（40.3倍）、 收音机（261.9%）、照相机（209倍）等轻工产品。列第2位的有轻工业总产值（33.7%）、发电量 （42.5%）、呢绒（47.2%）、缝纫机（130.2%）、生铁（130.5%）、焦炭（161.9%）和发电 设备（455.6%）等。国民收入列第3位（增22%）、总投资列第4位（84.5%）、基建投资年增87.8 %，列第3位。 财政收支分别增长25%和34.6%，分列第8位和第5位，有财政赤字21.8亿元。但是，这比起改革开 放以来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元财政赤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银行贷款增长69.7%，列1953年以来最 高增长率，货币增发率为28.4%，列第9位。进出口增长24.8%，列第10位。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分 别增长0.2%和-1.1%，处于最低物价水平。 职工平均工资和国有职工实际工资分别为-14.1%和- 12.1%，说明1958年工业实现大跃进，并不是靠物质刺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 和全民大炼钢铁而带来的平均工资的减少。但既是这样，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主要表现在工资总 额增长10.5%，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4%；居民储蓄存款增长56.8%，列建国56年来第1位。 主要农产品产量，除黄红麻、水产品、大牲畜头数等负增长外，农业增加值增长0.4%（列47位），农 业总产值增长2.4%（列45位），粮食增长2.5%（列第31位），棉花增长20.1%（列第15位），油 料增长13.7%（列第13位），糖料增长31.4%（列第6位），猪牛羊肉增长11.5%（列18位），烤烟 增长51.2%（列第5位），水果增长20.1%（列第8位），蚕茧增长5.4%（列34位），茶叶增长21.5 %（列第3位）等。 以上说明，1958年不仅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而且按周恩来提出的量化指标①，中国经济确实 实现了“大跃进”。 （2）关于1958-1960年经济情况。 1958- 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仅低于三 年恢复时期的36.75%和33.85%，列中国12个计划时期②的第2位高速度。列12个时期增长率第1位 的有能源总量（44.1%）、煤炭（50.1%）、天然气（145.85%）、化纤（255%）、缝纫机（46. 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钢（51.65%）、钢材（38.85%）、原油（52.7%）、机 床（76.3%）、汽车（41.95%）、原盐（15.85%）、纸张（25.55%）、收音机等，水泥、化肥、 自行车等列第3位。 重工业产值增速（49.35%）列第1位，轻工业（13.75%）列第6位。而且这时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 益指标几乎都列建国56年前3名。如固定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6.9%、40.9%和39.5%，资金利润率分 别为34.2%、35.2%和32.6%，资产利税率分别为46.5%、48.7%和43.6%，产值利润率分别为20. 6%、21.8%和23.0%(分列56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分别为l7.8元、20.3 元和24.5元，分列建国56年来倒数第2、6、10位，是比较低的。 三年仅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就达到702亿元，每年递增25.1%，是国有经济大发展时期，而且已开 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及原子弹爆炸装置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产品。总的评价，“三年 大跃进”，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苏东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 部分在这个时期建成，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经济效益也是最佳时期。 但这个时期农业却是下降的，出现了粮荒和农业短缺危机。这时城市企业仍是增加的，职工人数也是 增多的，不存在企业破产倒闭和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银行存贷差虽有所扩大，但银行自有资金却增加 了315.9亿元，增长5.81倍；三年财政赤字累计虽达169.4亿元，通过增发钞票43.1亿元和向银行透 支弥补，透支额并未超过银行自有资金额，因此这时银行和财政并未“崩溃”。而整个经济仍有较快 增长，GDP年增9.6%，国民收入年增9.2%，超过“一五”时期的水平，无论如何都扣不上“崩溃” 的帽子。 （3）关于1958- 1962年(二五时期)经济情况。农业从1959年开始就很不景气，而且一连延续到1962年。鉴于到1960 年中国出现粮荒和农业危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二五”后两年对非农经济采取严厉的经济 调整方针。这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的，毛泽东也同意了的。 中国进入了1960— 1962年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生产下降、食品供应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经 济危机。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 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约列前5名）外，其他如粮棉油等都大幅度下降 。由于保农业、压工业等调整措施，使工业生产在1961- 1962年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个“二五”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列12个时期的最末位。人均GDP 五年平均－2.9%，农民消费水平－3.3%，市民消费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 。 由于1958、 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 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27年来，每年人 口死亡总数在800- 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 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 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 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 本人按国家统计局在后来核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万人，死亡人口964万； 1960年出生1384万人，死亡1707万人；1961年出生1185万人，死亡940万；2005年出生1621.4 万人，死亡846.2万人。将1960- 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万人，多死亡743万；1961年比1959年少 生482万，少死亡24万人；1960年与2005年相比较，少生237.4万人，多死亡860.8万；1961年与2 005年相比较，少生436.4万人，多死亡93.8万人。这样1960- 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少出生765万、多死亡719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84万人；与2005年 相比较，少出生673.8万人，多死亡954.6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628.4万人。由此说这两年非正 常死亡人数比1959年多死亡719万人，比2005年多死亡954.6万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别为1484- 1628.4万人，但绝不会超过2000万人。上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我认为，“二五”后三年中国出现了经济短缺危机，但仍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理由有: (1)工业企业数、职工人数减少，但工业生产力却都保留下来了。1962年社以上工业企业数虽比最高 的1959年减少12.1万个(其中，国有工业减少4.58万个，城乡集体减少7.52万个;工业劳动者减少117 6万人（其中，国有工人减少815万人，但城镇集体却增加l44万人），但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7 年的274亿元增到1962年的786亿元，纯增5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亿元。这与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倒闭、机器设备被毁、生产力受到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通过有领导、有 计划实行“关停并转”的调整措施，虽然企业个数、人数减少了，但生产力却全部保护下来了，反而 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来了，富余职工也给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动荡。 (2)未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大跃进”的前3年，各类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费物价－0 .05%）。只是从1960年以后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搞“高价商品”(陈云提议的，目的是“回 笼货币”)，允许个体商贩存在并自产自销，使物价上涨。1961年零售物价上涨16.2%，消费物价上 涨16.1%，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28%，达到建国29年来最高水平(1950年以来)，列建国56年的第4 、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个“二五”时期，分别年递增4.7%、4.15%和6.5%，为轻微的通货膨胀， 只有1961年才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 (3)“二五”时期，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也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都是正 增长，分别年递增0.2%和0.1%（水平法），累计有财政赤字129.54亿元，列12个计划时期第6位， 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亿元，列建国29年的最高额，但仅列建国56年的第21位，而且1961就实现 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财政节余18.67亿元，列56年财政有节余的19年中第4位。对外贸易－ 3.1%，但有贸易顺差累计5亿美元，其中1962年有现汇结余0.81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年递增15.05 %，列12时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发钞票53.7亿元，列12个时期的第8位，主要是1960- 61年分别增发20.8亿元和29.8亿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但大大低于改革开放27年的平均水平（ 27年平均增发882.21亿元钞票），而1962年不仅未增发钞票，反而回笼货币l9.2亿元，是建国以来 回笼货币6年中最多的一年。 银行存贷款分别年增20.05%和19.7%，分列11个时期(无恢复时期数据)的第4、5位;1962年贷款规 模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贷差238.6亿元。这五年中只有1958年发公债7.98亿元，未向国外借 款，而且偿还国内外债务50.49亿元，其中还外债34.07亿元，占外债总额的59.3%(总外债51.63亿 元)。即财政与银行都没有破产和倒闭，虽然问题在头29年内较为严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1962年 出现好转的趋势。 (4)经济总体也没有到了“崩溃”边缘。由于1959- 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受旱灾等影响(受灾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2.7%、62.4%和59.8%，分列建 国56年来的第17、1、2位。那种说这几年是什么“风调雨顺”的年景是不顾事实的捏造。农业生产全 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农业(主要是工业)采取调整措施，这样 才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出现了比农业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 。GDP在前2年分别增长21.3%、8.8%的基础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维持在高产出 水平。到后两年由于调整措施才使整个“二五”时期按水平法计算－2%，按累计法只下降0.62%。 除农业外，其他行业仍有一定的正增长。第二产业年增0.95%（按累计法计算为6.3%），工业增加值 年增2.15%（7.3%），运输邮电增加值年增2.25%（6.8%），工农业总产值年增0.06%（3.2%） ，工业总产值年增3.8%（9.5%）。其中轻工业年增l.1%（3.2%）。重工业年增6.6%（16.7%） 。说明“二五”时期工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创造了比改革开放27年来还要好的成绩：如能源 总量五年平均年递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发电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 .2%、化纤年增132.6%、缝纫机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气年增71.8%、农药年增6.2 5%等，有那一项增速达到上述水平。 “二五”时期，基建投资1206.09亿元，比“一五”增长1.05倍，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也比“ 一五”增长75.1%。苏联从1950- 1959年援建项目共计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1960年7月1 6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零部件，使250 多个企业和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些项目一个一个建成了。 “二五”时期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比“一五”有成倍增长，其中炼钢增长3.52倍、煤炭开采增1.34倍、 发电能力增2.5倍，石油开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糖增76.9%、纸张增3.53倍 、新建铁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万吨等。先后建成铁路有宝成、包兰、黔桂、北承铁路; 建成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重庆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 桥。 这个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如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 设备、巨型变压器、内燃电动机床、2500吨水压机、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二千马力液力传动 内燃机车、5千～1万吨远洋现代货轮、拖拉机、“东风”牌轿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每秒运算1万 次计算机、数控铣床、25型直升机、液体探空火箭、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比 较先进的产品。 特别是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怀来县进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弹爆炸试验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 “P－2”导弹首次试验也发射成功。在首都北京还建成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电视台(现为中 央电视台)及北京十大建筑。 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种把“二五”时期发展速度一定要达到“一五” 水平，推算出“大跃进”损失1000亿元的数据既是不科学的，而且也高估了损失。 二、建国后的头29年与改革开放后的27年和同期国外及旧中国最高年经济比较 主要指标对比: （1）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到1978年3645.2亿元和2005年183085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前29年增长指数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长了7倍多，年增长7.45%，后27年增长近11. 0倍，年增长9.65%。后27年比前29年高出2.2个百分点。新中国56年GDP共计增加95倍（而不是某 权威人士发表的，说新中国50多年来GDP只增长了十几倍），56年平均每年增长8.5%。半个多世纪 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确实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少见的或独一无二的。 按当年的汇率测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兑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5年按8.1917元人民币 ），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说的是1400亿美元或1600 亿美元）和2005年22350.0亿美元。按汇率法测算，前29年增长了10.14倍，年增长8.65%；后27 年增长9.32倍，年增9.05%，按这个办法，前29年比后27年仅低0.4个百分点。 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及各国大多采用汇率法，采用按可比价格计算与购买力平价计算办法有某些相似 之处。虽然改革开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开放前要高出2.2个百分点，但需说明的是，外资经济现已 占GDP近1/3，其中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0.2%。在主要产业中已占75%的股权；私人、 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国企单位数，2004年经济普查，只剩下19.2万户，比1996年减少196. 8万户，集体企业单位数减少455.4万户；2005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比1995年减少4773万人，城镇 集体就业人数比1991年减少2818万人。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 占99.86%下降到2005年仅占16.2%。这与头29年完全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有职工创造的是不同的 。而且这种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按建国头29年GDP年增7.45%与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比较，比美国年增3.4%、德国年增5.85%、英 国年增2.45%、法国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亚年增4.55%、印 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国）－5.0（英国）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 分点，仅比同期日本8.7%和苏联7.75%略低。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29年达8.65%，完全可以和日 本、苏联相比美。 GDP 56年比较：中国为8.5%，比美国3.15%，日本5.85%，德国3.35%，英国2.2%，法国3.5%，意大 利3.5%，加拿大3.80%，澳大利亚3.95%，印度5.15%，苏俄4.25%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5 ）的7.9%都要快。要快2.65（日本）－6.3（英国）个百分点。 （2）一产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5年2271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前29年增长1.353倍，年增长3%，后27年增2.359倍，年增长4.6%。按美元折算，从132.9亿 美元增到606.2亿美元和2005年2773.3亿美元，前29年增长3.56倍，年增长5.35%，后27年增3.57 倍，年增5.8%。 中国农业生产增速大大落后于工业，但比同时期（1950- 1978年）美国2.1%，日本2.35%，德国1.8%，英国1.9%、法国2.2%、意大利1.9%，加拿大1.4 %，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个百分点。仅比澳大利亚的3.05%低了0.05个百分点。 > 如果说中国农业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溃了，那么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早就破产了。1956年来农业增 长6.91倍，年增长3.75%，比上述各国都快，比美1.65%，日0.95%、德1.35%、英1.15%、法1.4 %、意1.3%、加1.65%、澳1.55%、印度2.3%，和苏俄0.95%要高出1- 3个百分点，比台湾（1953-2005）2.55%也快了1.2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虽然改革后比改革前农业增速快了0.45- 1.6个百分点，但分田到户后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的衰退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7.9%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15.3个百分点。务农劳力占 全社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4.8%，降低25.7个百分点；由于占用耕地大搞开发区使5千万农 民失地失业无以为生；现约有1.5亿农民工进城谋生；粮产只年增1.75%，比前29年低了1.75个百分 点，2005年粮产低于1998年，27年累计纯进口粮食17298.6万吨，平均每年纯进口640.7万吨。农 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2.5亿人增到2005年近4.5亿人（为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有 人发出“农民真穷，农业真苦”的呼唤！ （3）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5年76189.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前29年增长42.48倍，年增长13.9%，后27年仅增长17.71倍，年增11.45%。前29年比后27年高 出2.45个百分点，说明前29年工业化进程比后27年更快。比同时期（1950- 1978年）的美国4.45%，日本12.05%，德国6.65%，英国2.5%、法国5.1%，意大利7%，加拿大 5.4%，澳大利亚5.35%和苏联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国）个百分点。 按汇率法测算，由1949年24.05亿美元增到1978年956.5亿美元和2005年9300.9亿美元，前29年平 均增长13.55%，比后27年年增8.8%，要高出4.75个百分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年增速也 高出后27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年增14.05%，后27年年增11.3%，高出2.75个百分点；按 美元测算，二者的速度比为13.75：8.95%，高出4.8个百分点。 56年中国工业增长了812.5倍，年增12.7%，比同时期美国3.55%、日本7.5%，德国3.75%，英国 1.7%，法国3.35%，意大利4.0%，加拿大3.65%，澳大利亚2.65%，印度5.9%和我国台湾省（19 53-2005）9.15%，要高出5.2（日本）－11个百分点（英国）。 改革前后比较，不仅工业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发展“五小工业” ，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伪劣严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气等严重污染。国企工业改革，造 成大批国企被兼并破产，职工上千万下岗失业，资金效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05年国 有工业户数比1995年减少90523户，下降76.7%；职工人数比1992年减少3480.6万人，下降77% 。国有企业在这里真正发生了一场衰退危机。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投资最多、占国民经济主体、主导作用的工业领域，在40个主要工业行业中，非 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7.5%）的比重超过5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 。 （4）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了？ 按现价现汇测算，中国GDP折合成美元数，从1949年194.3亿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约列世 界位次从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国家统计局核实 数为193085亿元，按1美元＝8.1917元汇率测算，折合为22350亿美元，超过法、英两国GDP在2. 1万亿美元左右（2004年法、英两国GDP分别为20026亿美元和21400亿美元），仅低于美国、日本 和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 按汇率法测算，中国与美国差距，从1949中美（194.3：2847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6.82%，或美 国为中国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两国GDP为2165.1：22192亿美元，中国为美国9.76%，或美 国为中国的10.25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2.94个百分点和美国为中国的倍数缩小4.4倍，即中国 与美国的差距缩小30%。缩小不多，但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差距。但按不变价格计算，即中国以年增 7.45%，而美国仅为3.4%，中美发展速度相差4.05个百分点，是美国增速1倍多。按1950年各国按 当年汇率测算的GDP合美元数为基数，按各国不变价格计算GDP，抛除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 。中美1978年GDP为1556.9：8902.6（亿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缩小到1978年1： 5.72，缩小8.93倍，缩小60.95%。那种说中国在头29年扩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顾客观事 实的胡说。 （5）头29年与旧中国经济比较：有人说，毛泽东弄得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比旧中国还糟”。 > 这里将1978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产值、产量比较。1978年GDP3645.2亿元，按当年汇率测算折合为2 165.1亿美元，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亿美元，增长了27.2倍；比1949年增长 了10.1倍；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5634亿元，比1936年688.1亿元，都按1957年价格计算，增 长了7.37倍，比1949年增长12.83倍；农业总产达到1397亿元，分别比旧中国最高年和1949年增长 了1.11倍和1.96倍；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分别增长17.6倍和39.66倍。轻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 12.5倍和20.6倍；重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2.8倍和94倍。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工业产品产量有成倍的增长。如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 30477万吨，比1936年的15000万吨和1949年11318万吨增长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长了1.55 倍和3.88倍；糖料增长了2.98倍和7.41倍；茶叶增长了19.1%和5.54倍；烤烟增长4.88倍和23.47 倍；水果增长了9.51倍和4.48倍；水产品增长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头数增长了31%和56%；羊 存栏数增长了1.72倍和3.01倍；肉猪存栏数增长了2.84倍和4.22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更多。如原煤 1978年达到6.18亿吨，比1942年0.62亿吨和1949年0.32亿吨，分别增长8.97倍和18.3倍；原油达 到10415万吨，比1943年32万吨和1949年12万吨，分别增长324.5倍和866.9倍；发电量达到4277 亿千瓦时，比1941年60亿千瓦时和1949年43亿千瓦时，增长41.8倍和58.7倍；粗钢增长33.4倍和2 00.倍；水泥增长27.5倍和97.9倍；生铁增长18.3倍和138.2倍；机床达到18.32万台，分别比1941 年和1949年增长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长25.9倍和120.2倍；纯碱增长11.9倍和14.1倍；烧碱增 长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长12.8倍和15.5倍；棉纱增长3.9倍和5.7倍；棉布增长2.95倍和 4.84倍；食糖增长4.54倍和10.35倍；卷烟增长4.01倍和6.39倍；原盐增长3.98倍和5.53倍等。 这些成就决不是资改派闭着眼睛就能否定了的。从人均产值产量对比来看，虽然1978年总人口达到96 259万人，比1936年增加51259万人，比1949年增加42092万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 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48倍，年增长5.3%，延长到19 80年年增长5.3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1.85%，德国年增3.15%、英国年增1.65%、法国年增3.15 %、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亚年增2.6%、苏联年增3.65%、印度年增1.45% 、和台湾省（1953- 1980年）年增4.6%，都要高，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这29年中，居民储蓄存款年递增20 %，人均储蓄年增16.8%、职工工资总额年增9.55%、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增2.2%，其中国企职工 和集体职工分别年增2.35%和1.8%；居民消费水平年实际增长2.9%，其中农民和市民分别增长2.2 %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民 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6.7和8.1㎡。 上述数据说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增长不快，但生活水平却是提高了，基本保证了全国人民的 温饱需要。那种说头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无耻的攻击。人均GOP按美元测算，从1949年35. 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长12.47倍。人均粗钢增长15.6倍和109.7倍 ；人均原煤增长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长154.4倍和543倍；人均发电量增长19.2倍和33倍、人 均水泥增长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铁增长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纱增长2.05倍和37倍、人均棉 布增长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长1.7倍和11倍。人均农产品中，除了粮油茶外，其他都有23.4%（ 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长。 上述事实说明，新中国比旧中国不知要强大几十倍，仅GDP1978年一年产值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好 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种攻击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是昧着良心说谎话。 三、关于建国后的头29年国民经济建设成就 建国头29年不仅国民经济没有“崩溃”，而且还取得了以下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1）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工业经济体系。 29年来工业基建投资3434.4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292.8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6.8% ，比改革开放后“八五”时期的62.7%高出4.1个百分点。1979- 2003年工业基建总投资达到53701.6亿元，为前29年的15.6倍，其中年平均投资扩大了17.1倍。 由于竣工房屋造价由1978年每平方米造价104元（为前29年最高造价）增到2003年1273元，上涨了 11.2倍，因而单位投资效率比前期差。前29年仅用后25年6.4%的基本建设投资就取得了更加辉煌的 成就。通过大规模工业建设，新增了一大批工业生产能力： 有铁矿开采能力13928.9万吨，占建国54年来的63.1%；炼铁能力3715.7万吨，占59.5%；炼钢能 力3304.6万吨，占55.8%，煤炭开采新增46054万吨，占45.8%；石油开采11116.7万吨，占27.8 %；天然气249亿立方米，占55.5%；发电装机容量5128.8万千瓦，占14.9%；化肥1141.8万吨， 占42.1%；水泥4931.1万吨，占30.0%；棉纱1054万锭，占61.9%；制糖301万吨，占43.8%；造 纸294.9万吨，占31.9%；木材采运量2583.2万立方米，占54年来的82.2%；硫酸657.1万吨，占5 7.3%；合成氨1162.3万吨，占52.8%；纯碱115.7万吨，占24.9%，烧碱127.5万吨，占56.1%， 手表788.2万只，占72.9%；食盐1081万吨，占71.3%；新建铁路23937公里，占51.9%；新建公 路240565公里，占47%等。 还必须指出，中国到1978年已经批量生产汽车、现代化万吨轮船、喷气式各种飞机、千万次计算机及 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还建成工业各行业为建国50年来最大的企业：最大的 矿区－山西大同煤矿，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最大的火电厂――江苏谏壁发电厂，最大 发电机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最大的炼油厂――洛阳炼油厂，最大 型轧钢工程――武钢1.7米轧机，特宽特厚大型轧机――河南舞阳钢铁公司，最大铁矿处理工程― ―攀枝花公司密地选矿厂，最大的铜矿――江西铜业公司，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洛阳玻璃厂 ，最大的乙烯工程――大庆乙烯厂、第一个汽车厂――长春一汽，最大的造纸厂—— 佳木斯造纸厂，最大的盐场——塘沽盐场，最大的甜菜糖厂—— 黑龙江红光糖厂和吉林新中国糖厂，最大的甘庶糖厂――广西贵溪化工厂等。上述企业已经达到或接 近国际上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是中国工业实力的代表。 经过29年的努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业行业和现代化工业。包 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 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宇航工业、大规 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各种通讯、传输设备及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现代工业，都从无到有 地建立起来。仅机械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立了8个机械部。这都标志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已达到 当时世界平均先进水平，至少是同步发展的。到1978年，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可以装备大型矿山 、电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纺织等重要工业，不仅填补了许多工业技术的空白，而且使 中国工业生产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 从固定资产装备系数来看，中国不再是敲敲打打、手工作坊式的原始落后状况。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拥 有固定资产已从1952年的2918元增到1978年10501元，增长2.6倍，人均占有资金从2878元增到1 0763元，增长2.74倍。统配煤矿的机械化采煤程度已达58%。不少工业设备和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如冶金工业有世界一流的4千多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自行设计制造的1.7米轧机已在本钢投 入生产;机械工业能自行设计制造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150万吨钢铁企业的成套设备;石油工业已打成 多口6千米的超深井;建材工业已掌握水泥窑外分解技术;电子工业已研制出每秒运算4万次的大型电子 计算机;造船工业已能设计并采用分段焊接法制造2- 3万吨货轮;纺织工业已掌握气流纺、喷气织布及新的印染整理等工艺技术。通过29年的大规模有计划 有目的的工业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残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状况。 > 到1978年我国已建立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森工、纺织、轻工和国防等11 个工业部门，57个工业产业和500个工业行业的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的 现代化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如冶金工业企业到1978年有4923户，职工人数309.4万人，拥 有机床7.93万台，锻压设备12714台，1978年工业产值368.9亿元，1953— 78年增速平均为12.75%;电力工业有企业8286户，职工76.4万人，拥有机床l.54万台，锻压设备238 2台，1978年工业产值161.4亿元，26年增速15.2%；煤炭工业有9827户，职工378.5万人，机床3. 7万台，设备8045台，1978年产值116.9亿元，年增速度9.25%;石油工业有企业250户，职工49.5 万人，机床1.59万台，设备1574台，产值233.3亿元，年增20.9%;机械工业有10.3753万户，职工9 41万人，机床191.6万台，设备43.9621万台，1978年产值1155.5亿元，年增l6.2%；森林工业有1 2128户，职工119.6万人，机床2.5万台，设备4456台，1978年产值77.4亿元，年增4.4%;建材工 业有44118户，职工182万人，机床5.24万台，设备9130台，产值153.9亿元，年增11.3%；纺织工 业有35474户，270.1万职工，机床6.4万台，设备6472台，产值529.1亿元，年增6.85%;国防工业 有52808户，职工188.2万人，机床7.39万台，设备23635台，产值384.1亿元，年增9.95%；造纸 工业有13553户，40.l万名职工，机床3.26万台，9791台设备，产值53.8亿元，年增8.15%；食品 工业有40953户，203.9万名职工，拥有机床3.89万台和3826台设备，产值471.7亿元，年增6.25% 。 这些工业部门、工业产业和行业及工业产品都是29年来一个厂一个厂建设起来的，决不是资改分子一 句话就可以否定了的。针对旧中国只有落后的纺织业和原始的采矿业和手工敲敲打打的修理行业，实 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原则，走“重化工”的工业发展道路，才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才能提高国防防卫力量，才能用机械制造业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才能 不断实现工业现代化。靠轻纺工业既实现不了工业现代化，更实现不了国防现代化。那种攻击过去29 年走重化工道路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看到的是外国家用电器如何普及 ，对比中国“老四件”确实落后了，但让港澳台和外国人看到中国重工业设备，他们都十分惊讶，靠 进口设备生产轻纺电子产品，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没有机械工业的优先发展， 就永远成不了大国、强国。这就是历史史实。 　　 上述事实说明，我国国有工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的是社会化大生产，拥有先进的设备 、技术，高有机构成、高素质人才和熟练工人，又有品牌和信誉，如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私有化， 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名存实亡，等到全部私有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49年15.6万多户增到1978年34.84万户，其中国有工业企业 由3326户增到8.37万户，集体工业由193户增到26.4万户；工人人数由612万人增到6091万人，其 中国有工人由306万增到3139万人，集体工人由9万人增到1215万人。29年中，我国工业经济有了飞 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2.5倍，年增长13.9%，比改革开放后27年（1979- 2005年）年增11.45%高出2.45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增长39.6倍，年增长13.6%，其中轻工业增 长19.8倍，年增长11.05%，重工业增长90.8倍，年增长16.8%；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增长88.4倍，年 增长16.7%；集体工业产值增长1618倍，年增长29%。 所有的工业产品产量都有成倍增长，而且绝大多数年增速都比改革开放27年来要高，如化纤从1957年 批量生产以来增长1422倍，年增42%，后27年年增16.15%，高出25.85个百分点；纱增长6.3倍， 年增7.1%，比后27年年增6.9%，高出0.2个百分点；布增长4.84倍，年增长6.25%，比后27年年增 5.65%，高出0.6个百分点；纸张增长38.9倍，年增13.55%，比后27年年增10.3%，高出3.25个百 分点；糖增长10.4倍，年增8.75%，比后27年年增5.3%，高出3.45个百分点；原盐增长5.5倍，年 增6.7%，比后27年年增3.25%，高出3.45个百分点；卷烟增长6.4倍，年增7.15%，比后27年年增1 0.95%，低了3.8个百分点；能源总量增长25.4倍，年增11.95%，比后27年年增4.5%，高出7.45个 百分点；原煤增长18.3倍，年增10.75%，比后27年年增4.8%，高出5.95个百分点；原油增长866.1 倍，年增26.2%，比后27年年增2.1%，高出24.1个百分点；天然气增长1960.4倍，年增29.9%，比 后27年年增5.0%，高出24.9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长58.7倍，年增15.1%，比后27年年增8.8%，高 出6.3个百分点；生铁增长138.2倍，年增18.55%，比后27年年增8.0%，高出10.55个百分点；粗钢 增长197.6倍，年增20.5%，比后27年年增9.3%，高出11.2个百分点；钢材增长168.8倍，年增19. 5%，比后27年年增11.1%，高出8.4个百分点；水泥增长97.8倍，年增17.15%，比后27年年增12. 9%，高出4.25个百分点；木材增长7.3倍，年增7.9%，比后27年年增0.3%，高出7.6个百分点，而 在2003年以前是负增长；硫酸增长120.1倍，年增19.3%，比后27年年增8.7%高出10.6个百分点； 纯碱年增长14.1倍，年增9.8%，比后27年年增9.15%，高出0.65个百分点；烧碱增长108.3倍，年 增17.6%，比后27年年增7.8%，高出9.8个百分点；乙烯从1960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542.3倍，年 增34.95%，比后27年年增11.7%，高出23.25个百分点；化肥增长873.5倍，年增28.5%，比后27 年年增8.85%高出19.65个百分点；发电设备增长2418倍，年增长30.5%，比后27年年增2.4%高出 28.1个百分点；汽车从1955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397倍，年增长36.55%，比后27年增14.75%，高 出21.8个百分点；大中型拖拉机增长112.5倍（从1958年试生产），年增长26.7%，比后27年年增1. 35%高出25.35个百分点；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13.5倍，年增17.75%，比后27年年增3.9%，高出13 .85个百分点；农药增长532倍，年增25.15%，比后27年年增2.9%，高出22.25个百分点；化学药 品增长469倍，年增长26.6%，比后27年年增13.6%，高出13个百分点；塑料增长678倍，年增26.2 %，比后27年年增13.95%，高出12.25个百分点；铁路客车增长33.1倍，年增12.95%，比后27年 年增3.5%，高出9.45个百分点；铁路货车增长11.1倍，年增9%，比后27年年增3.15%，高出5.85 个百分点。焦炭增长90.6倍，年增长16.8%，比后27年年增6.25%，高出10.55个百分点；自行车增 长609倍，年增长24.95%，比后27年年增8.05%；高出16.9个百分点；照相机从1956年试生产以来 增长177.9倍，年增长28%，比后27年年增25.45%，高出2.55个百分点；平板玻璃增长18.6倍，年 增长10.8%，比后27年年增11.9%，低了1.1个百分点。 从上述36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来看，除平板玻璃增速（11.9：10.8）和卷烟（10.95：7.15）两 种产品，低于改革开放27年外，其他34种全部超过，差距在0.2（纱6.9：7.1%）－28.1（发电设备 2.4：30.5%）之间。其中拖拉机到2004年（- 0.55%）为负增长，拖拉机2004年产量不及1977年的产量，倒退27年；木材2005年产量刚刚达到1 978年产量，倒退26年；工业中的动力母机金属切削机床仅年增3.9%，比前期低了13.85个百分点； 现代化动力源泉－发电量也相差6.3个百分点（15.1%：8.8%）。 上述史实说明，新中国头29年工业发展速度快于改革开放后27年，工业现代化进程、工业投资效率、 工业经济效益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损失和工业生产力布局等方面都优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工业化水 平（指工业与生产的增加值和工人人数比较之和），由1949年的11%提高到1952年的25%和1978 年的62%。前29年工业化水平提高了51个百分点，而后27年仅提高11个百分点。工业占GDP比重由 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44.1%，下降到1990年36.7%，2005年为41.8%，比1978年降低 2.3个百分点。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46.8%，工业总产值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到72.2%，按李富春在“一五”计划中提出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 总产值70%以上的工业化标准，中国也早就实现了工业化。税利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30.2 %上升到75.4%；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9.9%上升到72.9%。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 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如果说，前29年工业经济到了“崩 溃的边缘”，那么后27年比那时速度还低，工业经济又到了什么”边缘“了呢？！ 29年的史实证明，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不仅现代工业逐步建立起来，而且为工业现代化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前提条件。那种把工业化等同资 本主义化、私有化，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观点， 是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29年的历史史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着力发展国有经济，采 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集体联合劳动代替个体私有劳动方式，不仅可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大 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和体现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 对立及单个私人企业的有计划生产经营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避免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 ，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完成工业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对此，美国教 授莫里斯?迈斯纳评价为:在毛泽东时代，正是工业现代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他评价说，中国工业化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后起之秀相比 毫不逊色，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通传闻中的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 现代化的时代!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2)科技创新路子已找出，建立了能自卫反击强大的国防力量。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并且利用公有制 的优越条件组织联合攻关，不仅把苏联撤退专家留下的建设项目攻关后上了马，而且在国防、尖端等 科研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中国早在1956年就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1959年 试制成功国产超音速战斗机。到1978年已能批量生产20多个机型的各类飞机的生产体系。为支持科研 发展，国家财政对科研支出从1953年0.56亿元增到1978年52.89亿元，增长93.4倍，年增长15.9% ，科研经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4.7%、改革开放后既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也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比 重。1960年9月10日，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P－2导弹，11月5日自制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 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 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 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地球卫星成功。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 ，喜事连绵不断。50年代飞机、汽车、拖拉机和核装置试制成功;60年代除了“两弹”(导弹、原子弹) 外，还有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和断肢再植、治疗大面织烧伤技术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70年代人造卫 星、核潜艇、氢弹和中子弹试制成功。这些都不可能靠引进或搞私有制就能在短期内搞出来的。正如 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不在60- 70年代弄出“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江泽民说，如果不是勒紧裤带搞出“两弹一星” ，中国早就挨打了。美国和后来变修的苏联在前20多年里，前后计划7次对新中国进行核打击。我认为 ，在头29年由于中国加强了重工业的发展，发展了国防军事工业和加强了战备，大搞三线建设，民兵 训练和全民皆兵，才阻止了敌人发动对华战争，才“有备无患”，根本不存在什么“对战争估计过于 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又一 宝贵遗产。 (3)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畸形生产力的地区布局。 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一五”到“五五”有计划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建设 ，将新建项目安排在靠近能源和原材料产地，增加了对内地的投资，包括“三线”建设，在中南、西 南、西北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基地和新兴的工业城市，使辽阔内地的资源得到利用，工业布局趋向 合理，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生产力布局。这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又一大成就。在1953- 1978年26年中，国家对内地总投资3417.68亿元，占地区总投资60.5%，占全国基建总投资54.9% 。“一五”共安排694个大中型项目，其中472个安排在内地，占68%;“三线”总投资1000多亿元， 形成了武钢、包钢、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哈尔滨、长春、吉林、成都等新的工业基地， 在三线地区相继建成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形成了45个大型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 最为突出的是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自力更生开发出大庆油田；在崇山峻岭中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 和九盘山煤炭基地；在黄河、长江上兴建了数座横跨两岸的大桥和龙羊峡水电站、葛州坝水利枢纽等 宏伟工程；过去交通闭塞的西北、西南地区相继修建了宝成、湘黔、襄渝、川黔、成渝、贵昆、成昆 及包兰、天兰、兰新、兰青等数十条铁路。 公路建设除西藏的墨脱县外，已县县通了公路。在1950- 1978年，29年中投入5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建投资527.17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8.4%，建立了包头 工业基地；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和一批有色金属基地;宁夏开发了贺兰山煤田；在西藏，这个昔 日无现代工业的空白地区，建起了一批发电厂、毛纺厂、皮革厂和建筑材料工业。 由于加大了对内地投资，使生产力布局趋向均衡化，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如工业地区布 局分布，由解放初沿海与内地大体为7：3，到1978年变为6：4；工业企业数，内地由1952年占49.7 %上升到1978年56.4%，工业总产值由30.6%上升到39.1%，工业固定资产占有量由28%上升到56 .1%，轻工业产值由28.5%上升到35.5%，机械工业产值由24.1%上升到37.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都有大幅度提升，如化肥从0上升到51.4%，机床从8%上升到35.3%，布从18.4%上升到40.7%， 纸张从30.2%上升到43.2%。 这种投资的转变，不仅缩小了地区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布局，而且发展了内地经济，初步建设了 战略后方，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防卫力量，也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而改 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在让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各种优惠政策和外资、 投资等资源都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 距也达到极限，生产力布局又倒退到旧中国畸形状态。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4）约占80%以上的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中国总人口从1949年54167万人增到1978年96259万人，再到2005年130756万人，前后增加4.2 和3.45亿人口。分别年增2%和1.2%。前29年城镇人口年增3.85%，后27年增4.50%，因此城镇化 水平从1949年10.6%上升到1978年17.9%和2005年达43%。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 年381元和2005年14043元，前29年增长3.5倍，年增5.3%，后27年增7.7倍，年增8.4%。按现价 现汇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和1714美元，按此测算，前29年均增长5.6倍 ，年增6.55%，后27年增长6.6倍，年增7.75%，差距不是很大。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3.8元增到1978年133.6元和2005年3254.9元，改革前后分别增长3.9%和6.9% ；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1元增到343.4元和10493元，分别增长4.85%和7.0%。职工平均工资从2 62元增到615元和2005年18405元，实际年增长分别为2.2%和6.5%。居民储蓄存款1949年1.32亿 元增到1978年210.6亿元和2005年141051亿元，分别年增长20%和27.2%；人均储蓄从0.24元增 到21.9元和10787元，分别增长16.8%和25.85%。零售物价改革前后分别年增1.1%和4.85%，消 费物价分别年增1.3%和5.85%。 城市贫困人口从解放前4612万人减到1978年为零，2004年低于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口在5444.6 万人（低收入户）及2005年2810.6万人（困难户），贫困率从80%降为0和10%或5%；农村贫困人 口从4.3亿人减少到1978年2.5亿和2005年近4.5亿人，贫困发生率从90%减为1978年31.6%和200 5年60%。将城乡贫困人口相加（城市2810－5444.6万人，农村1.7- 4.5亿人），全国贫困人口约在1.98－4.78亿人左右，贫困率在15.1%－36.6%左右。 因为2004年5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60.4美元，1980年100元可兑换67美元；按消费物价测算，2004 年483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100元。那时城市居民因多种原因发生生活困难，有集体单位和各级政府 保障；农村居民生活困难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组织和国家扶持，也基本能保证，特别是“五保 户”改革开放后有的农村已自生自灭。毛泽东时代，机关、学校、公有制单位实行公费治疗，生老病 死都有医疗卫生保障；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推行“赤脚医生”，近乎免费治疗、惠及亿万农民家庭， 该制度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和大力提倡。毛泽东时代，全国有85%的人有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 后却有80%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不少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为职工修建了住宅和福利性食堂、浴室、 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职工疗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 许多经营较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从集体福利中得到的实惠，甚至接近了名义工资，1978年仅全民单 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达66.9亿元，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14.3%，比1952年支付的劳保、福利费增长6. 042倍。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是为 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广大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而不是私有制社 会为资本家、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谋取最大的私利。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陈云提出的关系人 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的办法，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购物券”等， 虽然受到“资改派”的恶毒攻击和丑化，但是这种票证供应方法确保了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需 要，保证了社会安定团结。而且在严重灾荒、地震、战争、社会动乱等非常时期，要想保持社会稳定 ，都必须采用这种“计划供应”的办法。即使当今各级政府，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对粮食、食油和煤 、电、水、汽的供应也必须保证需求，而且一天也不能断档。对各种突发事件也应有预谋对策。这都 说明“预测、计划”的重要性。 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居民每人每年消费水平从1949年62元增到1978年184 元，增长1.97倍，年平均增长3.8%，抛除消费物价年均增长1.3%因素，实际增长1.3倍，年均增长2. 9%；其中农民从54元增到138元，市民从83元增到405元。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费量到1978年 是：粮食390.92斤，虽低于1952年4.42斤，但高于1986年以后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消费3.19斤，低 于1952年1斤，但基本保护了炒菜做饭的需要；除上述两种消费品消费略有下降后，其他消费品都有 增加：猪牛羊肉消费16.84斤比1952年增加3.18斤，家禽消费增加0.01斤，为0.87斤；鲜蛋3.94斤 ，增加1.9斤；水产品7斤，增1.66斤；食糖6.84斤，增5.02斤，卷烟30.8盒，增19.9盒；酒5.14斤 ，增2.86斤；茶叶0.27斤，增0.12斤；各种布匹24.08尺，增6.96尺；毛线0.06斤，增0.05斤；鞋0. 91双增0.73双；消耗煤炭210.31斤，增127.12斤；1978年每百人拥有耐用消费品量也有较大增长： 拥有自行车7.7辆、手表8.5只、缝纫机3.5架、电视机0.3台、收音机7.8台、照相机0.5架、录音机0. 2台、电风扇1台等，而在旧中国普通百姓连幻想也想不到的。 每人每天有报纸3.2份，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4.8册。1978年在农村人均住房面积8.1平方米，城市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6.7平方米。 上述数字说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解决了近10亿中国人的吃穿用住行“五个字”，即近10亿人的生存 温饱需要。特别是解决了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温饱问题，是 从古至今历届中国社会、包括一切私有制剥削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切私有制社会离开了对 广大工人、农民的剥削，剥削者就无法存在，正是工人、农民的贫困才养培了少数财主、资本家等剥 削者、统治者。在苏东国家演变、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今世界，毛泽东时代让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 解决了近十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仍然具有开创新世界的典范作用，更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四、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有30年了，但他对中国人民的恩泽，让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和奴役，我们永 远不能忘记；他对中华民族发展繁荣，建立了崭新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永远不能 丢弃；他留给我们宝贵遗产，如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消除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资按股分配，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 裕；用社会自觉调节（或国家自觉利用经济规律）取代价值规律自发调节，消除私有制社会生产无政 府状态，通过宏观调控自觉保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发生周期性经济 危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的原则，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建立一 个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属于民族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中华民族自立、自 强的基础和希望；用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取代资本家、私人的个人管理，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 挥亿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企业、社会和国家活力的源泉。所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理，我们都必须永远牢记。 在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创建了自立自强的新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建设了 强大的国防力量，赢得了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地位，近十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生老病死都有 社会保障，这是当今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到的。 　　 第一，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创建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在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蒋介石800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中 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除台湾省外的国家统一 、56个民族的大团结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安居乐业、自由幸福的生活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多少炎黄子孙向往新中国， 亿万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获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如此喜 笑颜开、扬眉吐气。中华民族只有到这时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 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经过土地改革、统一全国财政工作、镇反和整治社会，不仅在一年多时 间内制止住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除了各种丑恶现象，而 且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仅用三年时间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 改造”、“和平赎买”的设想，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变 革。1954年制定出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为中 国人民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是新中国能够比旧中国和资本 主义国家取得无法比拟的发展和进步的根本保证。 第三，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巨大的推进，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 昌盛。 我们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无数困难，逐步建立起来了以国有 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 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普遍提高。经过29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以7.45%的年增 速度赶超世界大国和强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从占世界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 世界前列，将极端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的工农业国，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生产力布 局，使辽阔的内地资源和经济得到充分利用和发展。十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向小康生活迈 进。 　　 经过29年的努力，我国建立的公交企业已达40万个，其中到1978年乡以上工业企业就达34.84万个、 6091万工业职工。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到1978年已达4488.2亿元比1949年增长34.1倍，不论工业、 农业和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978年GDP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36 45.2亿元和1018.4亿元、1745.2亿元及881.6亿元，比1949年分别增长7.013倍和1.35倍、44倍和 5.67倍)。1978年各企业拥有金属切削机床达267.75万台、石油年产量超过1亿吨(10405万吨)、煤 炭超过6亿吨（6.18亿吨）、钢达到3000多万吨(3178万吨)，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 (其中产业工人达2186万人，29年培养大学毕业生294.6万人、中专毕业生547万人、中学毕业生约1. 7亿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人均CDP 达到381元，比1949年增长3.48倍，年递增5.3%，职工年均工资达615元，农民人均收入133.6元， 城镇居民收入343.4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87.3%、2.05倍和2.92倍)，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 ，粮食达到自给（1978年粮食产量达30377万吨、人均拥有粮食637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 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建国29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 的。我们尽管走过一些弯路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我们还是在29年间取得了比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 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他们快。这是邓小 平的评价。邓小平生前从没有说过前29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没有说过新中国比西方大国落 后50年，只是说过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20年，但并没有否定中国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邓小平主持新的历史决议，也没有作这种判断。就是到如今，人们共识是，中国科技总的 水平仍然落后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 第四，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打赢了反侵略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 经过29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陆军向现代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特别是“两弹 一星”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力量大大增强。中国国防力量完全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是任何外国不 能小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 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伸张正义，维护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国有423.8万人民 军队，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在其他数次边境自卫反击 战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证明是一支能征善战、能打硬仗，有很强战斗力的军队。上述反侵略战争，既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赢得了和平建设时期，又为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 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上述四项成就，其中前两项，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创建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后两项，如现代化建设，建国头29年已 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属于中国人民所有的 ，至少是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力量跃入世界强国行 列;实施“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外交新局面，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 事国席位，到1978年8月已与10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形成了所谓三大国(指美苏中)或五大国(指中美苏日欧盟)强国地位或称国际格局，中国是三大国或五大 国中的一角，对世界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从五个方面综 合国力来衡量，国防力量（三弹一星和核潜艇、喷气式战斗机等军事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 实力（重工业迅速壮大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军工、 农业及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能力，包括杂交水稻、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数万次计算机等）、国家号 召力和组织能力（毛泽东的威望、党的号召力和周恩来政府的组织能力，都列古今中国、国际社会最 强之列）及国民凝聚力（人口众多且素质不断提高，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政治觉悟、爱国热情空前 高涨，只要毛泽东一个号召就能形成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一人 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协作风格；自从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2个贪官，保持了政界20多年的清 正廉洁，真正实现了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本形成了路不失遗、夜不闭户、尊老爱 幼、共同奋斗的社会风气。这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列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 一。即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建国 头29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铁的历史事实。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如日中天的时候评价说：“没有毛主 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的卓越领导，“中 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而且这种评价他前后说了 三次。这是任何走资派、资改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无法否认的。 “经济崩溃”论可以休矣！ 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茫，毛泽东思想灿烂的光辉将永远照亮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此文是作者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诞生113周年的） . ------------------------------------------------------------------- 中国28年历30项失败的改革 作者: dgttzh456 发表于: 2007-01-07 20:43:18 转自《中华网》81.china.com 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 改革至今已经28年了，那么这28年的改革"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吗？显然没有。因 为同28年前相比较，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和生产力水平，还是综合国力和发展潜力，虽然 自身有了长足发展和很大变化，可在这个世界上的排名却并没有能前进！ 为什么呢？ 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总体性质和方向虽然是正确的，可工程师们实施改革的具体方式方 法在取得了很多成就的同时，更多的是失败。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大量的具体改革适得其 反形成了悖论。这些失败的改革不仅抵消了成功的改革的成就，而且败坏了改革的声誉。 所以，今后必须坚持改革的总体性质和方向不动摇？改革失败的改革不手软！ 不完全统计，28年来已经毫无疑义、得到公认了的失败的改革，主要有30项： 1．夏时制。实行了几年，就取消了。 2．分餐制。鼓吹了两年，就无声了。 3．企业承包制。本意是提高企业效益，结果却是亏空了国家集 体 的企业富了承包人。 4．市管县。本意是促使城市生产力向农村扩散、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结果却变成了市吃 县、市刮县，削弱了农村经济，不得不酝酿省管县。 5．干部改革。本意是实现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结果却成了卖官鬻 爵，官多为患，九龙治水，腐化堕落。 6．机构改革。本意是精兵简政，结果是愈精愈庸，愈简愈肿，臃肿不堪，祸国殃民。 7．国企改革。本意是搞活国有企业，结果却是国有企业从多变少，从大变小，由盈变亏 ，由有到无。 8．工业改革。本意是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结果却是资源消耗有增无减。 9．乡企改革。管理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确保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结果却是乡镇企业大 起大落。 10．农村改革。本意是建设希望的原野，结果却是农村越来越落后、农民愈来愈贫困。 11．矿产改革。矿管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保护矿藏资源、科学开发，结果却是矿藏资源 愈采愈乱、严重浪费。 12．环保改革。环保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保护生态环境，结果却是生态环境愈来愈劣。 13．土地改革。土管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保护国土资源，结果却是水土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