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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 

批判与再造


今年三月十八日，日本学者土屋昌明先生带来一部日本电影工作者在「文革」发生半年后拍摄的「文
革」纪录片，供台湾的学术、文化界人士观赏。在通过影像回顾「文革」之余，我们于次日举办了座
谈会，探讨文革的历史意义，以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因时间所限，讨论未及更加深入，但已
可反映与会者的基本看法。【编者】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

整理■林正慧

时 间：2006年3月19日（日）

地 点：跨界文教基金会

主持人：锺乔（「差事剧团」团长、剧导）

与谈人：杜继平（「批判与再造」总编辑）

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作者）

樱井大造（日本「野战之月」帐棚剧导）

前田年昭（日本日雇工斗争成员）

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专任讲师）

土屋昌明（日本专修大学中国语助教授）

主持人：杜继平列了以下五个讨论题纲，每个题纲由一至二人主谈，其它人再行补充响应。

一、为什么发生「文革」（由杜继平主谈）

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由金宝瑜主谈）

三、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由日本朋友及金宝瑜主谈）

四、「文革」挫败后的感受

五、「文革」挫败的原因与影响（由杜继平主谈）

六、重新反思「文革」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发生「文革」？ 

杜继平（以下简称杜）：邓小平派上台后为了全面否定「文革」，将「文革」说成是毛泽东个人晚年
的重大失误。右派一般也以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来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认为毛泽东从1959年卸下国家
主席职务，退居第二线之后，由刘少奇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毛发现干部、官僚不再听其指挥，为
了夺回个人的政治权力，于是发动了「文革」。这种从毛个人政治野心出发的「政治权力斗争」论，
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探讨「文革」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多年来，我不断阅读「文革」资料，思
考「文革」历史的意义，我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中国国内及国际两个因素来看：

国内因素：

1）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分歧和扩大

中共党内从建国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基本上没有太大争议，但是，1957年之后，党内针对社会主义该如
何建设的问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对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过急、过快产生了争议。在新民主主义
阶段，仍然保留着市场和私人资本，而由国家资本来限制私人资本，究竟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继续巩
固一段较长时间，还是早些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至少在毛和刘之间就有争
论。1958年中国大陆经济在「三面红旗」路线指导下面临一些问题（如「大跃进」产生的浮夸风），
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使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更加扩大起来。党内部份人士认为中国在生产力和
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借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阶段应
该再持续一段时间。另一派则认为当时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有高度的向往和高昂的积极性，因此，能够
以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客观条件的不足，比较快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
法和速度的歧见在「三面红旗」出现问题之后，急速扩大为党内的主要矛盾。说句后话，后来邓小平
派上台，认定当初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得太快太早，生产力发展不足，所以，才有所谓的「补课论」，
这其实都反映了党内从1958年开始的争论。

2）政治制度：共产党专政造成的问题

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是由高度觉悟的革命先锋队组成，这种讲求纪律和高度集权的组织，在革命时
期可以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和革命领导力量，一旦执政之后，也正由于服从领导、纪律严明和权力集中
的组织特性，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命命主义的专制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容易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
、不受制约的统治集团。毛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内部则有
派系斗争和权力分配问题。毛要建设的是一个平等待人、优先考虑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他很清楚
党官僚机器一旦脱离人民群众的监督，就很可能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比资本家还可怕的
吸食人民血汗的特权阶级。这是毛当政后不断想要克服和解决的体制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以及专制的统治集团如何避免腐化堕落为压迫、剥削群众的特权集团，这两
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让毛认为党内这批想要保留资本主义因素，并由掌握知识和权力的菁英来领导的
想法，配合上党所掌握的具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可能形成少数人领导和压制中国社会的问题。现实
中，这批人在农业上，是站在富农的立场，反对人民公社，他们认为过早过急的公社化挫伤了农民的
积极性，他们也认为不宜过早建立大片全民所有制。中国革命之后，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
业生产力大幅增长，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新的富农阶级，而一部份原来条件不好的贫农则
沦落为雇农，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新的阶级分化，并认为应该防止分化的扩大。毛引用列宁的看法，认
为在小农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可能每天每日不断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他观察到1950年代后期，已经出
现了苗头，而为了防范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就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小农个体经营的私有观念，因此，
毛希望以人民公社互助合作的精神，经过从低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来克服传统的、落后的小私有思想
。毛泽东面对中国这个农民占大多数，有着浓厚的封建传统思维、小农经济的基础，以及新起的一批
官僚统治集团的国家，想办法要去克服这些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希望透过人民公社以及人民
对社会主义向往的积极性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补足客观物质条件的不足，来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
展。毛不是无视或反对发展生产力，而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刘邓派不一样。在「文革」期间他
曾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认为调动革命积极性之后反而有利于生产。刘邓派则相反，他们认为
不搞物质刺激，光谈理想和精神动员，效果不好。他们强调物质刺激、多劳多得，这就是毛所批判的
资产阶级法权。毛和刘、邓代表的是两种不同促进生产力的思维和做法。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歧见，加上「大跃进」受挫，以及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起攻击
，毛意识到党内对于快速建立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有抵制的，他也认识到如果要按照他的想法来搞社会
主义建设的话，必须对党内的这些想法和官僚加以清理。特别是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
当中，毛发现当他要通过党内整风来防止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时，遇到相当
程度的抵制，效果不彰。刘少奇则批评「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其实是在严重指责
毛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从1957至1964年间几次重要的运动和会议中，毛很清楚在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相当大的分歧。以刘邓为代表的一派基本上是接受苏联模式，也就是强调物质
刺激、技术官僚当政领导的所谓「白专道路」，毛不能接受他们强调党官僚权力，以及由上而下的指
挥和命令。

国际因素：

国际和国内因素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为了便于讨论，还是可以粗略加以划分。最突出的事件
是1953年斯大林过世后，赫鲁晓夫在/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彻底否定和清算了斯大
林，毛警觉到苏联共产党正在发生变质。毛认为所谓「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口号的提出，表示
苏联已经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希望能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和美国相处，不愿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
。另外，苏联强调「全民国家」，表示内部已经没有阶级对立，已经全民平等、不存在阶级分别，毛
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表示他们已经放弃阶级斗争的想法，显示苏联已经在变质。加上1956年和
1957年，由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路线，连带动摇了东欧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匈牙利和波兰党内出
现自由派，社会上则有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自由化运动，毛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他警觉到
中国党内如不妥善处理的话，日后也会出现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和修正主义路线。毛对于赫鲁晓夫上
台后苏联路线的变化非常警惕，日后更演变为中苏共论战。在中苏共论战当中，中苏在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毛认识到中国党过去和
苏联的关系密切，尤其是留苏的一批人受苏联影响很深，另外也有一批人实际上和苏联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必须防止苏联的影响和势力透过他们渗透到中国党内，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文革」提出了反
帝防修，是毛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在全世界范围进行革命的方法和前途的看法。毛认为苏联既然变修不
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中国党在防止走修的同时，也要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责任，为社会主义
建设和世界革命路线提出新的方向。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主持人：谢谢杜继平对「文革」的背景进行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分析。以下请金宝瑜针对「文革」的内
容进行发言。

金宝瑜（以下简称金）：我很赞同杜继平关于「文革」背景分析的看法。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当马克
思谈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针对的是生产力相对发展的地区。列宁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的
存在，使得很多地区是不可能经过资本主义化来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这些生产力较低的地区可以通
过革命，向社会主义来过渡。刚刚杜继平提到1957年之后中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争论，
这个争论至今仍未结束。在改革之后，改革派认为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进行得太快，所以需
要补课。但是，所谓太快是否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呢？另外，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中国经过土改，
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土地再次集中，农村里的富农开始跟城市里的粮商结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可
能。我认为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而不往前发展的
可能，下一步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总是会发展，它不可能停留在那个阶段不动。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上山下乡、赤脚医生、重订大学入学标准、修改大中学课程、确立工农文
艺路线、更新工厂管理制度（鞍钢宪法）、普设农村基础教育，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城乡差别、体
力和脑力劳动差别，防范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连结。

「文革」的这些新生事物一方面要打破党的集权统治，另方面在党已经形成专制的统治集团时，所有
这些新生事物又要如何巩固？当然不可能靠统治的官僚集团，只有靠群众运动来推动。对于没有民主
传统的中国，也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践。「文革」是场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是从
文革才开始，更早在土地改革时，广大的农民就已经透过群众运动方式来从事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改
造。「文革」可说是将群众运动推行到更大的层面。工厂方面，有鞍刚宪法关于工作管理制度的改革
，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扩大工人对工厂的民主参与。如果工人连治厂的能力和权力都没
有，如何能治国，如何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榨取农业部门来为工业发展
提供资本和劳动力，这就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过家所历经的残酷的原始积累过程。像中国这样以农业
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也面临如何工业化的问题，可是既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
自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老路。公社里兴办「社办企业」，就是希望农村能够就地工业化，
透过农民的积极性和合作方式，来进行农村工业化，这种以合作方式来发展小型工业的社办企业，就
是为了减少工业化对农业部门的冲击以及对农民的榨取和剥削。在中国这样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
里，经济建设的过程还是不得不靠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发展，但是毛希望尽量减少对农民的榨取和剥
削。在农村兴办社办企业的工业化途径，既可增进农民生活水平，又可促进农村的工业化，减少原始
积累对农村和农民的冲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的问题，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
过渡到工业的发展课题。



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

主持人：由于冷战关系，我们这代人，一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重新去认识「文革」的正面性。在中国
改革开放后，东亚圈也开始对「文革」进行新的思考和评价。「文革」发生时，前田先生正值高中时
期，接受了毛泽东的号召而决定一生的道路，是否请前田先生谈谈这个经历过程。

前田：首先，我很同意杜总编的看法，我也认为「文革」基本上是为了找回革命理想初衷的一场运动
。今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是相当值得纪念的。其实，毛在很早就已经对苏修展开批评，1964年
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一文当中，毛就指出苏联只抓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也强调人
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民群众应该发挥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地被指挥领导。当时，我们一些日本青年
从学习毛的著作当中，认识到反帝就得反修，而要反修就必先改造自己，也就是所谓「斗私批修、破
私立公」的精神。对一个运动者来说，自我反省批判是很重要的工作。世界各国也跟着「文革」的发
生而产生变化，各国共产党组织因为支持或反对「文革」而发生歧见，当时日本国内的华侨运动，也
在这个问题上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了分裂。

樱井：我是1952年出生，「文革」时上初中。我先讲一下当时的大环境，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196
4年在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动，透过美日卫星联播，当时国际的情况很容易在各地传播开来，作为年
轻学生的我，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开始了思想的启蒙。关于「文革」的讯息，我是透过当时电视的新
闻报导得到片段零星的认识。1980年韩国发生光州事件，虽然韩国国内没有报导，我们在日本却透过
电视而得知这个事件。我想说的是，同样在亚洲，我们获得讯息的管道和内容却不相同，自然对世局
有不同的看法和影响。不过，像前田先生这样在十五岁受到「文革」感召而决定一生道路的例子是很
少见的。

前田：我生活在关西地区，当地有不少华侨。当时大部分人是从电视认识「文革」，但电视当然是很
日本主流式的观点。我个人则是从收听「北京放送」的广播节目了解「文革」。我当时每天收听，还
组织了一个收听小组来学习讨论。当然，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实在是少见的异类。每天听「北京放送」
里的「东方红」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樱井：日本国内讯息的接收方式对如何认识「文革」影响差别很大，像前田先生这样透过「北京放送
」去了解的，和大部分透过电视卫星去了解的，是相当不同的视角。我跟前田不一样，我是透过电视
媒体去了解的，因此，对于外界对「文革」的看法我跟前田有不一样的观察。当时日本国内左翼思潮
高涨，对于历史，展开全民忏悔运动。在学生、工人、进步知识分子里，整个主流取向是自我否定的
，新左派就是在这个氛围背景下发展起来，所以，整个运动是伦理主义取向的。在道德化的同时，由
于缺乏思想化，很难形成气候，因此到了今天，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左翼的力量。在我之后的一代，
也就是丸川先生这代，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历史研究。另外，在日本不同年龄层的人，由于讯息来源的
不同，对「文革」也会有不同认识。

金：我补充在日本之外「文革」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文革」的影响深浅跟当地左翼运动发展程度
很有关系。从日本的经验，我发现到美国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一阵子很热，让人很兴奋，但由于缺乏
思想的深化，一般流于激情化和口号化，很快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而不太有深刻长远的影响。不过
，还是有些成果。譬如：一些美国年轻人受到感召，去了中国，回来把他们的见闻发表出来，成为对
于当时中国和文革很可贵的纪录档案，也给了我不少启发。十年前，我们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文革」
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很多美国朋友都来谈「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以「黑豹党」的经验来说，他们注
意到群众基础，因此，在黑人小区里为穷人的小孩提供了早餐服务，在小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还读小
红书，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美国方面的状况。 

至于其它国家，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在美苏的和平共存政策之下，美国又对拉美提
出「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产生思想混淆，一度失去了革命方向。

在毛展开中苏论战，批评苏修之后，各国具反省力的革命力量开始脱党，成立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
党。「文革」的发动又给了他们最大的鼓励，让他们可以坚定自己的路线和进行群众组织。

至今全世界活跃的革命的左翼政党都受到文化大革命正面的影响而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
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已经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
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组织也在扩大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
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成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
，是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
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一样。

杜：除了宝瑜提到的那些国家，亚洲方面，尼泊尔的毛派在当地也很活跃。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
革」在1960年代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
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
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早期的傅柯也
一度向往「文革」，在接受法国毛派的访问中，他就提到「文革」及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启发和影响。
他的反叛性格、对权威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革」反抗权威的影响。总之，整个「文革」对
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或是
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对「文革」挫败的感受

主持人：关于「文革」挫败，不知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前田：日本共产党跟着苏联走修，它之所以还能存在跟它的中产阶级基础很有关系，党内大部分成员
是由公务员、官僚、专业人士组成。回顾起来，当时日本国内同情「文革」者确实还不少，但是缺乏
坚固的政治组织和政党来维系和巩固这些力量。另外，支持「文革」的党派虽然也不少，但是由于内
部的权力斗争，很快的就分裂涣散了。就像樱井先生说的，当时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道德层面，
没有思想理论的深化，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今后运动的一大挑战。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死后会被批判
，「文革」也会被否定，这些走修的预言现在都实现了。为了对抗修正主义，今后我们的运动得重新
去寻找革命的初衷和理想，而中国革命的小区服务（如：医疗、教育等）、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等都
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支持的。

丸川：对我来讲，一开始接触毛泽东思想，就碰触到赤柬的暴力问题，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得
思考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除了刚刚大家提到的苏联的修正主义，在欧洲方面，也出现了历史
修正主义。以法国来讲，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说法，一些研究以人口学统计来主张革命并
未发生。像这些以实证研究来批判否定革命理想的做法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课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克
服这种历史转向的思想。

另外，许多否定革命的讲法是以「人权」做为修辞的，像他们会批评柬埔寨的波布红色政权如何残杀
无辜人民，以此来质疑和否定革命的必要和理想。樱井提到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但是随着战
后世代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战争的记忆，之前基于道德的反省，又缺少思想化内容，所以
，这个世代的课题是要如何重新找回战争记忆，并且能够深化思想内容，而其中必须处理的课题就是
革命跟暴力的问题。

许多人以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来反对革命中的暴力，革命俨然和人权对立了起来。要如何去处理这些以
「人权」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的讲法，是我这个世代要处理的重大课题。这其中又牵涉到人口学的统计
问题，在我研究战后台湾历史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以「二二八」事件来说，台湾政府依照人口统计
学，得出的受害人口在一万八千人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但实际上呢？受害人数到底如何计算？

杜：所谓的科学论证，很多都是庸俗的实证主义，即使以科学证据的观点来看，这些数字的来源都是
有问题的，必须要重新受检验。以「二二八」来讲，台独派与官方的说法，其前提已经肯定了这些户
口统计的正确无误。但是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表面的、看似客观的数字，就必须去考察实际的社会背景
。以「二二八」受害人数来说，它的反证可以从申请补偿并通过审查的数字来看，这也是所谓实证的
方法。从这个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人数就减少到一千人左右。

实质的举证和户口统计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一个是活人的举证，一个是死的数字。从科学角度来
看，哪一个更可靠？当然是活的。受害者家属当然有积极意愿出来举证，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更接
近事实的。这个悬殊差距显示了从不同年代的户口数字来看问题是不可靠的。

主持人：我想丸川的意思不是说他相信这些统计数字，而是在面对现实里充斥的伪科学，我们要如何
从思想上去突破。

杜：我知道丸川的意思，我想强调的是要能够从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上去揭穿实证主义的伪科学
。假人道主义者或胡涂人道主义者，总认为不能死人，和平是绝对的，战争必然是罪恶的，这种思维
和道德观实在很有问题。这种论调等于说，你面对坏蛋杀人不能反击，否则你也犯了杀人罪，成为暴
力者。这根本是没有是非，天真地认为人类的冲突可以光靠和平说理、毫无伤害的方式来解决，这是
行不通的。这种希望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得到正面的社会进步和谐的看法，在现实上是非常荒谬、有
害的。

金：这种倾向在美国特别明显。美国把任何可能反对它的力量和组织都定义成恐怖主义，只有美国能
攻击别人、杀害别人，别人都不能反击。所以，即使像菲律宾共产党这样的人民解放力量，对它来讲
，都是不可忍受的「恐怖主义」。刚刚大家谈到台湾的二二八的受害人数的争议，其实大陆「大跃进
」的人口统计也是很有问题。「大跃进」期间，有几年出生率较低，那些反对「大跃进」的人，就按
正常出生率来推算，然后，把这些实际上并没有出生的人，当成被「大跃进」害死的人数来计算。所
以对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口死亡数字便从几百万一路上升到三千多万，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惊人死
亡人数。

杜：这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人口统计的根据从何而来？究竟是全面确凿的统计，还是粗略推估？这是
很不一样的。这些否定「大跃进」的说法是以生命预期值来看，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去推算，不符
合生命预期值的部份，就被当成是给「大跃进」搞死的。这就是伪科学的、可疑的说法。

人口调查的数字本身也会因调查方法、技术和其它因素而有很大的差距。以美国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来
看，死亡人数就相差了一千万人。姑且不去质疑这种人口统计的方法，他们运用相同的数据来推算还
是产生了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运用证据进行推论时，一定要考察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以及取得
的方法；在做结论时，也要指出限定条件，以及指出可能的不足和错误。像「文革」和「大跃进」这
种政治涵义很强的事件，就更可能在运用和解释数据时受到立场的影响，这是做历史研究要特别注意
的问题。如果方法不正确和思想不够深刻的话，就很可能被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



「文革」挫败的原因

主持人：我们大致谈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和内容，现在是否就「文革」挫败的原因和影响来谈谈？

杜：曾经轰轰烈烈、震动全中国和世界的「文革」后来为何遭到挫败，我想，可以从主客关因素来看
。

首先，中国是个有浓厚封建传统的社会，中国革命不可能摆脱这个客观物质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当年跟着革命的干部，很多成分上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
在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压迫时，他们跟着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压迫。特别是在日
本侵华之后，大量知识分子受到爱国主义号召加入共产党；在农村，有很多人则因为破产或不堪国民
党欺压而加入革命队伍，也就是说他们加入革命主要是基于反帝和反封建，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和信念相对之下是不足的。当革命成功，三座大山被推掉，他们认为任务达成了，革命动力
也开始削弱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但这是个更为高远的理想，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的。对于这些因为现实里受到压迫而跟随革命的人，在他们的现实压迫去除之后，就出现怠惰和安于
现实的心态。有些干部在执政后不免出现自认革命有功，可以「坐江山」、「分权力」的传统功臣心
态和保守性。毛为了防止这类干部蜕化变质为新的统治集团，而批判官僚主义，力求创造没有特权的
社会，势必挑战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造成冲突。这些保守的党政官僚集团自然也会抵制继续革命
。这是从官僚集团和中共内部的问题来看。

其次，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无前例可循的。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只能从苏联取经，按照苏联模式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毛就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而且从
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论来讲，普遍真理和具体情况必须结合起来，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经验。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就体察到不但经济建设不能照搬，有鉴于苏共出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政治上更要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在缺乏发展经验的情况下，中共干部对中国具体现实的评估也不尽相同，干部与社会也还存在各种关
系，并影响他们的思维、观点。譬如当时农业部部长邓子恢回到老家，听了富农的申诉，就认为人民
公社和大跃进不好，还以此做为反对人民公社政策的依据。因为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分化和利益
集团，干部跟哪些集团有实际上的连带，就会在党内反映和代表他们的利益。总之，干部一方面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有差距，另方面对现实的阶级利益的看法也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党内的路线争议。毛在
文革后期就感慨，党内许多老同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很坚定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开始抵触。这批人在中国社会里有相当大的基础，他们同时也
掌握了权力，具备了知识和统治的经验和能力，所以，他们占有优势的力量。

毛发现到这个现实问题，于是希望透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冲破，问题是群众是散漫无组织的。一般来讲
，群众的政治斗经验争、知识、能力无法与党官僚集团对抗，他们也缺少组织性。相形之下，群众方
面就显出派性和散乱问题。另方面，由于急于发动群众，因此在思想准备上显得不足，只能以通俗化
的方式──譬如：小红书──来表达基本观点和立场，但是对于体大思精的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刻的认
识与系统论述的能力，也因此，容易变成激发道德、情感，流于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发泄和道德控
诉。毛从1950年代就感慨党内真懂马列主义的实在不多，因此，几次发起干部读书运动。中共在武装
斗争期间，曾发起学习、整风运动，但是兵荒马乱时期，学习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因此，对社会主义
制度、理论的认识基础是很不够的。由于这些缺陷，整个运动是政治性高于思想性。不论是党内干部
或群众方面，对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了解是很不足的。由于一大批参与几十年革命的老将抵抗文
革，毛不得不起用新人，只是新人在能力和经验上都不足，在党政军领域的的斗争和群众的掌握上都
无法与老当权派抗衡。文革派由于急于夺权，手段上又不免过激急躁，这又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了
不必要的不满与反扑。

另外，由于毛发动文革，并不是像外界讲的是要斗倒、消灭这批老干部，而是要提醒他们避免腐化、
变质，走错误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是以改造为目的，希望透过群众的鞭策让老干部跟着他走社会
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例，他被解职后，给毛写检讨报告，承认错误，毛就重新重用。毛认为只要犯
错承认，就应该给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在以改造为主，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之下
，这批老干部不可能被打倒消灭，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一直存在着深厚的基础。文革派只是靠着毛的
权威而暂时得到保障，所以，毛在世时，他们还能发挥作用，一旦毛过世，这批接班人根本无法与老
当权派对抗，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因此，邓小平很快就得以联合华国锋把四人帮整倒，而毛
的路线也被终止了，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一些过激的做法就被拿来做为否定「文革」的口实。

金：关于文革失败的原因，我虽然同意继平所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充份。我认为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基础上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部分是与低的生产力发展有关，像两种所
有制并存的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到，毛认为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的
并存。但是因为农业的生产力尚低，所以要提高生产的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生产大队）都有问
题。还有其它的矛盾，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这个阶段，按照马克斯所讲的商品生产要逐渐减
少到消灭。但是在低生产力的国家内，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实际上还在发展，因此也是一个矛盾
。还有别的经济基础上的矛盾，有待再进一步继续研究和讨论。

樱井：「文革」能说是一场革命吗？或只能说是一场运动？我个人觉得它只能算是一场运动。又既然
名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看它在文化上的影响？

杜：从破四旧、打破传统思维观念和官僚专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场革命。

樱井：如果要谈「文革」的挫败，首先得澄清何时结束。我认为「文革」从1966年8月开始，虽然一
般说到1976年结束，但是政治上来讲，1967年就已经挫败了。

杜：我想从毛泽东过世，坚持文革的路线无以为继，才能算是「文革」的终点。毛当初计划以三年时
间来进行「文革」，希望透过「斗、批、改」，让原先抵制文革路线的干部能够改正，也就是透过「
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过程，希望以三年时间让党内不同路线可以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发动之后
，出现新的状况和矛盾，三年时间是不足够的，所以才又持续下去。

金：我赞成杜继平的观点。文革不只是一场运动，而是一场革命。因为文革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继续
专政，直到毛过世，才发生政变，被走资派夺了权，继而转向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文革中的新生事
物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如果没有文革，刘邓的资本主义改革早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而不会是七十
年代末才开始。

樱井：我想当时很多年轻人其实只是造反心态，为反抗而反抗，不见得有什么深刻的觉悟和认识。同
时，我也认为「文革」文化上是一场运动，政治上则是一场暴乱。

杜：我想不能这么说。毛在总结「文革」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而所谓的三分错误，主
要是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客观情势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还是造成不少无原则的派性武斗，也整错了不少人，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时，毛一方面希望透过共产党执政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国际上又面对着美、苏帝国主义的威胁，
所以，毛希望「文革」能斗而不乱，因为如果陷入内战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首先就要亡国。所以，对
外要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内部又要形成压力来迫使官僚集团走上建立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在
这样困难的局面下，要尽量平衡各方面问题、进行左右调整，这是很大的挑战。

樱井先生提到年轻人的造反心态，我想，「文革」高举造反批判精神，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不过，我
认为这只是要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而已，决不是为造反而造反、为批判而批判，否则，就变成虚
无主义，反抗一切权威，就像有些人讲的「我在反叛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虚无式的不满不
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想法。

我认为「文革」是场革命，因为它的目标和理想是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主要体现为取消三
大差别，也就是城乡差别、体力脑力劳动差别，以及工农的差别，也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享成
果、人人平等的社会。

前田：「文革」对全世界的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因为受到文革号召而投入社会改革，未来还
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受到「文革」精神的感召而献身，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文革」不能说是挫败，它
其实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实践。

杜：以毛泽东的讲法，发动「文革」是打预防针，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知道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
成社会主义，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他看到国内及国际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
机，所以，要在全党全国造成警惕，预先演练，打下反修防修的政治基础。这个效果在今天可以看得
出来，今天在中国大陆反对走资路线的人，就是重提毛在「文革」中的警告。反修的旗帜重新被树立
起来，用来纠正走资路线的错误，这是「文革」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并没有预期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
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在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提到以后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于一
时，但是右派不可能永远得逞，左派也会利用他的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这是在「文革」发动初
期，毛就预见到的。

「文革」挫败的影响

主持人：大家谈了不少「文革」挫败的原因，现在是否谈谈造成的影响。

杜：「文革」挫败的影响，首先就国内来看，是邓小平路线的崛起。今天有很多人支持以改革开放来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否定上。我们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主调，就是全面彻底的否定文革。我们先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全面否定」
的讲法已经违背唯物辩证法，就政治、思想上来看，它造成极为恶劣深重的影响。由于文革标举的是
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邓派为了消除文革派的影响，全面否定文革路线，连带地也就把社会主义的
正当性和理想性一并给否定掉了，这是相当糟糕的。于是，到了1980年代才会产生所谓的「社会主义
无望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
了。这是邓派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也因此才有1980年代通过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界而泛滥起来的资
产阶级自由化浪潮，这首先最严重影响到的是学生，所以，有1986年的学潮出现。这个学潮暂时压下
去之后，随着经改过程产生的官倒、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又有1989年的民运。不少党内干部
、知识分子和青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幻灭，中共政权也就面临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全面否定文革，固
然有利于邓派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此一来，除了造成党的正当性危机之外，连带着中国革
命的精神面貌和崇高价值也大量的消失。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人心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
，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也造成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彻
底否定文革的结果，不但在社会经济上，在人心道德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巨大。

邓派为了确立经改路线的正当性，全面否定文革，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
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他们的经改扫清道路，另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都
产生极大的破坏。我个人在大陆读书时有很深刻的亲身经验。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有种论调，认为
仅就东亚地区来看，中国两岸和南北韩的经济对比，显示搞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浅薄的论调真是不可思议。1989年民运时，人民大学还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
这是文革挫败，邓派全面加以否定之后必然的结果。中共表面上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
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脱节了。

金：可是现在的政权没有办法不去否定文革，因为以改革派的阶级性来看，他们势必要对文革加以否
定才行，因此连带的它也不可能继承共产党以前的革命功绩。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必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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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反”文革就不能继续革命 
沈为民	2006-08-13


1976年6月5日，毛主席在重病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
谈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
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
，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多么寓意深长呵！文革
已经结束26年了，目前，对这件事仍在争论中。即使左派队伍，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未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评价。如上所述，这可是毛主席一生中办了两件大
事中的一件呀。否定了文革，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的重要思想和实践。这一点，连邓小
平都不得不承认，尽管不是真心话。他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
奇同志和我两个人。”（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
为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
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
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
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后，他180度的改变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言
中了。邓小平出尔反尔，我们先不谈他。

如何看文革，许多外国人比我们看得还清楚。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1985年秋所写的《毛泽东的中
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用六章的篇幅来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
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见该书389页）很显然，这位友人是针
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来婉转地说出这番话的。针对有人说文革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说法，他
在书中引用了周恩来同志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时说：“周恩来的报告
着重阐述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及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以此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对中国
不断发展着迅速的工业化产生严重破坏。他指出，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
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
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见该书517页）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
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
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
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
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
，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
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
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以上就是“文革”是一场“浩劫”的主要论点。



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著的书，名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在这本书
里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为武警部队中将副政委）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评价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
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尽的刘少奇。他们共同演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许多大戏，其中有轰轰
烈烈的三幕”：“第一幕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
……”，“第二幕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教训深刻。”
“毛泽东的‘经济大革命’，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灾难”。“第三幕是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人人参与，人人上阵’，‘人人受侵害，人人受
愚弄’，人人受到物质精神的折磨。刘少奇蒙冤逝去，戏缺了主角，粉墨登场的，陪毛泽东玩了一场
大闹剧。刘没能好死，毛也不得好活。真正忠诚的，毛费尽心机去迫害；欺骗利用他的，却无可奈何
，再也无力无心去追杀。……临终，懵懂也悲，明白更悲。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
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悲剧而告终。”刘源继续写道：“刘少奇做过多
次著名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今天看来，那些检讨中例举的错误，几乎没有一桩能称
为没有异议的错误。有的是欲加之罪，如‘支持林彪不够’、‘和平民主新阶级’等；剩下的甚至有
功，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合作化问题’、‘三自一包’、‘反冒进’、‘党内走资派问题
’等等。这些年，我们还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向成功。”



刘源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
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
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
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
。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见该书124页）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的
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他说：“刘少奇的面目真
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见该书122页）刘源在书中半是谩骂半是攻击地说道：“文革中的
错误，就其个人（指毛泽东）原因，首先就在于毛泽东头脑深处的封建意识遗留。他早年向往‘大道
之行、天下为公’，‘王道乐土’，‘大同世界’这一类理想，伴他终身，见言见行。马列主义加渊
博的封建文化功底，浪漫性加实用性，革命加技术，使他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也有着狂热的随意性。
这些特质，促进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成功，也带来无法估量的浩劫与混乱。今天的历史，确凿
无误地记载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在经济上，他崇尚小农平均主义式的、封建空想社会主义（封
建乌托邦）；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王君主或个人专断加无产阶级专政（孤
家寡人）。他的错误是长期积累形成，并逐渐才得到显现的。”刘源的这些话。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
正确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以对照研究的资料。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韩丁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深翻》的书，这是他另一本《翻身》
的续篇。这两本书都是以山西省长治市张庄的集体化道路为背景的。他在书中大声讴歌了张庄在党的
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他在1993年6月，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
气愤地批判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的行为，也谈到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问
题。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位外国友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轨迹，我们不妨引用他一大段文字。他写道：“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的说法。”“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耕种
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是‘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
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毛泽东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有综合性，具有远
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
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
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
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
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主要的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
事的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
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
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一条。”作者在讲到
这里的时候，接着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的书在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
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
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
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一点上的不同？在这一点上
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在
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
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
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
着中国的政治。毛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活着的时
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且反对所有对它的攻击来保卫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
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的觉悟，不断寻求新的途
径来为改造社会更进一步。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
主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
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
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执行和结
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
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
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当时得出的结论，
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
问题办法——
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
的计划。很少人——甚至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
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叫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
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
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
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以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



他继续写着他的认识过程：“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
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
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开展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
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
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
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
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
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
淹没它或取消与这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
‘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
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
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
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判我以前所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
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错误的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
间的冲突，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
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的
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
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作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
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在抄录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这位美国学者对我们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是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呀！事实上，他以极朴素的语言和鲜活的心灵感悟已经回答了《决议》所提
出的几个重大原则是非问题。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恢复了历史的本
来面目。我想，我们左派队伍中，那些对文革仍有这样那样否定看法的同志，当你看到韩丁的这篇序
言后会受到启发的，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文革要解决而没有能够彻底
解决、终于发生了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这一步，一切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外同志，再不能随
便跟着错误潮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化大革命了，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文革妖魔化了。

与文革问题有关联的还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
论，这两个问题是与文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因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从理论渊源上看，毛主席提出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与列宁讲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
》第9卷第221页）的观点是一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针对邓小平1975年5月29日提出的
“三项指示为纲”，用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经济搞上去代替阶级斗争，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提
出来的。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
是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这两个观点从理论上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在基本肯定文革的同时，如同评价“巴黎公社”
那样，也应看到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或错误。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
有所不足。……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
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
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
人员，这不好。”（同上书488页）毛主席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正确的。这些不足和错
误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
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就是了。至于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
到冲击，吃了一些苦头，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也要从积极方面去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人类历
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就在于它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问题，而解决人们的私有
观念，是谈何容易呀！如同攀登珠穆郎玛峰，最后几百米，那才是是最难最难的啊。所以，毛主席号
召我们要“斗私批修。”文革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一下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作风，与私有观念决裂，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很可能是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
整、甚至蹲过监狱的许多老同志，有着像大海一般的宽广胸怀，他们像韩丁那样，经历过一段认识过
程，已经理解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对文革给以充分肯定。



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革命路线“平反”、“正名”，勇敢的搬开阻碍
我们继续前进的这块认识上的绊脚石。不然，我们就不能继续革命，不能继续前进，无产阶级和一切
要革命的人们就不能重新翻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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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摘要（1）
高饶事件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
  
          水陆洲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思想斗争和权力
斗争。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
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
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
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
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
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一、高岗对刘少奇的的批评
  
  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始于建国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种种非常不恰当。
加之，同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
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
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
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
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
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
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
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
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
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
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
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
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
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
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
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
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
安子文等作了谈话。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
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
话不满。 
  
  
关于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十
月十四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
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
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
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毛
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
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
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
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
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
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
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
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 
  
  二、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
，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
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
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委纷纷向党中央报告
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
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
。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
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
，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
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
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
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
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
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
圈圈”。
  
  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他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
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
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
。
  
  
高岗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
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会上各地方的干部对新税制的批评很多，有人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
路线斗争，等等。
  
  
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
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
来说。
  
  
七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
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
，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
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
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
。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
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他把农村
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
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
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
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
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
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
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
，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
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八月六日，在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
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
两条路线的问题。
  
  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
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
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
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
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
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
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支持了高岗在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 
  
  三、高岗四处游说 
  
  
  
  
虽然，高岗当时批评刘少奇、薄一波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夹带了私心，把财经会议看成自己的胜利
。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进行积
极活动。他 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
林”了。
  
  
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
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
  
  
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说刘少奇不懂经济，说毛对刘
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
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
岗不能当总理吗？
  
  
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
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
  
  
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
织部的副部长；
  
  
又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
奇领导的。 
  
  十一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据彭德怀说：高岗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
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
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
。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
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
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十一月，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
  
  
据陈云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
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
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
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
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
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
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
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四、 饶漱石与高岗紧密配合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
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
  
  
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
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
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
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
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
  
  
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这件事提出后。刘少奇
、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
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
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
  
  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
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
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
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
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五、毛泽东开始察觉高饶的问题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但同时对高岗在财经会议
上的活动，毛泽东也已有所觉察。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指出：
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
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
“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
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
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
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
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
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
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
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毛泽东还找一些人个别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
  
  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
  
  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
  
  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
  
  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
  
  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
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
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
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毛泽东提出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
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
毛泽东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草案）》。
  
  六、毛泽东建议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
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
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
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
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
：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
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
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
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
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
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
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
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
一并电告我一阅。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
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
。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
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
？请主席指示。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高岗得知他的私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
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高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
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
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
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
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
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
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高岗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
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二月三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月五日， 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再次找高岗谈话。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
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
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外
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
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
企图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
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
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
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
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
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
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
，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
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是考虑到党
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
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
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
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
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
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
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
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
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
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
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朱德批驳了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
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
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
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
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
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
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
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
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
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
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
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
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
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
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
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
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二月十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
我批评：
  
  现在我还要说一点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
央付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
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
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
，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
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
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
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
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
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
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
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O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
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
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
，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
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的研
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
，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
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其中"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几个字原来草案上没有，是我加上去再
送中央同志传阅后发出的。"乡村半工人阶级"是指贫农而说的。在领导问题上，加上"乡村半工人阶级
"这几个字，是由于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是依靠贫农来团结
农民群众的。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骨干，他们在农民中间是起带头作用的。但是，贫农之所以能够在农
民革命中起骨干作用或带头作用，毕竟是因为他们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我们党的领导。所以这
几个字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一步地把以上这些
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电报也是我起草的。因此，这个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这已由中
央作了纠正。
  
  
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
这个问题，并要求中央答复，以后东北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
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才发出"无条件地
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这个指示。我以为中央发出这个指示的时机并不算迟。但我在和
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
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曾经犯了不
少错误，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和XXX同志的结论已经详细地揭露和批评了
他的错误。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四）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对XX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
批评，认为他"在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并
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
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
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
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
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
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左倾错
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
法去对付有缺点和有错误的干部。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
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XXX同志的
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
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六）一九四三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九条原则的指示，使
它比第二次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同样工作处理得较为慎重，但是在工作中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第一
是在对于情况的估计上扩大化，第二是在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最主要的"逼、供、信"，是在
大会上追逼和抢救。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
的责任。
  
  
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干部、清理中层内层
、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
  
  
（七）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后，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
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
，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于
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
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
使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
作这样的分析的。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央很快地而且完全及时地就抛弃了这个文件中对
于时局所作的估计，我也是和中央在一起很快地抛弃了这个估计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起实际作
用的，应当是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而关于这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不用说是
完全正确的。虽则如此，应该说，中央那时也还可以不用那样早就作出这种关于时局的全面的估计，
还可以再看一个时候再说。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
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
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虽然说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但党中
央给我很大的责任，就我所处的工作地位来说，我就应该有更多警惕，特别谨慎，去尽量避免发生错
误。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
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有些同志对我说：我在具体工作中有某种片面性，即对某
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强调得过分，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时照顾得不够，因而容易引起工作中的偏差。对干
部的观察有时也发生一些偏差。此外，我常常对某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过快，下断语过快，在说话
时表现有些激动，因而不能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这种情况当然也就是表现了我的谨慎态度不够。
这些同志对我的这些批评是对的，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同志的批评，并当注意力求改正。
  
  七、四中全会后召开的有关高、饶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
错误事实。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
，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
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
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开过四中全会以后，
又要接着召开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呢？ 
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当时一直在杭州市，但看不到有关这件事与北京之间的
电报或书信，是不是刘少奇等人到杭州与毛泽东商议的结果呢？
  
  一九五四年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十五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
动的有关事实。
  
  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
  
  十七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
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
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
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
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
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
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
，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
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
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
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
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
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
，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
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
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
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
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
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
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
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
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
义黑暗一面处，毛泽东亲笔加上：“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
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
  
  三月一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
时的材料。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
。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
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
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
  
  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
国法所不容。”
  
  这个结论显然过分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四月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
题的决议》。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高岗写了《我的反省》，说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
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
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他表示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有不同意见。
  
  五月四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八月十七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
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
6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
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
，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
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
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
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
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
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
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
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
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
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把问题的实质纠缠在对待刘少奇个人的态度上。在某些方针、路线、思想
、政策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这种不同意见是正确的，有什么错误呢？对彭真、薄一波、安子
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合乎组织原则，有什么错误呢？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
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
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
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
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
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
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
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
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
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
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八、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
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
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
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
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
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
，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
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
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
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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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评传》（17）：身正胆壮

作者 苦多


第十七章  身 正 胆 壮

一九六七年，正当反“二月逆流”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江青接受了无产阶级司令
部另一项极其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江青像所有的革命家一样，走着荆棘丛生的路。自从解放后介入意识形态的阶级斗
争之后，她就犯了“众怒”。把持意识形态大权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分子，垄断了话
语权的资产阶级文人，对她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污蔑陷害，从个人品质到生活经历，
从家庭关系到为人处世，从现实到历史。在轰轰烈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
，抓叛徒成风，历史问题是最好的突破口。江青一直就面临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的疯狂挑衅，1967年达到了最猖狂的程度。请看其中两条。

其一是说江青为叛徒，在历史上曾被捕写了自首书。可是查遍历史材料，核对所有
知情人，只有1934年11月被当作嫌疑群众在拘留所关押了一个来月，哪里有被捕，
更何谈叛变自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二，竭力丑化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演艺生涯。把搞地下革命工作说成生活放荡
，把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歪曲成好出风头、有野心，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刊杂志
上的花边新闻奉为尚方宝剑、当成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法宝。这真是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对于敌人的无耻诬蔑，江青在三十年代就
曾以公开信的形式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当 
1967年有人再次拣起这些历史破烂向江青恶毒攻击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
，以澄清事实，匡正视听。报告的全文如是：“毛主席、林付主席：呈上江青同志
三十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
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
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
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毛主席的批示是：“我就是
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其实，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不只江青的历史遭到敌人的污蔑陷害，周恩来也是其
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而恰恰是江青奋不顾身站出来保护周总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的：周恩来的秘书的女儿是大串联的红卫兵，在上海发现了三十年代的一份国民党
反动派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 
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带回了北京，于是1967年5月16日晚上在北京钢铁学院宿
舍楼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学生头头，进行了
热烈讨论，认为伍豪就是周恩来、这份启事是真实的，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江青得知消息后，立即进行干涉，派人取走报纸，批评他
们的错误做法。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在一些极左分子的支持下，受到阶级敌人
的利用，愈走愈远，连江青一起炮轰，斗争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
组不得不开展了反对“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江青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坚
持斗争，向毛主席及时反映情况，毛主席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
启事材料上亲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马上召集会议予
以澄清。

有没有真正的叛徒？！有！不光有，而且就隐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党中
央，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和后台老板，可以说“叛徒”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大特色。江青现在担当的历史重任就是抓叛徒集团，特别是参与和负责党内最大
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专案工作。

抓叛徒集团的起因是从彭真、薄一波等人叛变投敌反共的历史问题引起的。1966年
5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审查结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下发文件
，其中就把彭真定为叛徒。随后，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又挖出薄一波、安子文、
杨献珍、刘澜涛等61人叛徒集团。而彭真、薄一波等人的叛变问题都与刘少奇有直
接关系，都是在刘少奇的支持、包庇下，写了自首书，写了“反共启事”而从敌人
的监狱里爬出来的，然后又混入共产党内，得到刘少奇的提拔重用。这就不能不引
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刘少奇这么喜欢叛徒，这么理解叛徒，重用叛徒？除了他们
听话，具备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有复辟资本主义的能力之外，是不是他本身有叛
徒的亲身体会？同时，在查阅刘少奇的几次被捕经过的材料中也发现了不少疑点。
于是，中共中央1968年初决定成立刘少奇的专案小组，把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
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江青是从刘少奇的检查看出问题的。刘少奇在 
1966年7月份的检查中写道：“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
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
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
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
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党中央决定，不久
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显然，刘少奇这是不顾事实的上推下卸
，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从大量历史史实，以及知情人的揭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36年春，刘少奇一到北方局就感到一直在北方局坚持工作的柯庆施、莫文华等
人不听自己的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
，所以他就和自己带去的秘书（也是北方局的秘书长）林枫（后来查明林枫是叛徒
）商量，要整顿北方局，让柯庆施靠边站了。1936年4月，刘少奇召开秘密会议，
硬把刚从监狱里出来而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考验的彭真、林枫塞进北方局领导班子
，他自己当上了北方局的书记。当时会议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各地特委送上来很多
报告，刘少奇看都不看，说：“这些报告连擦屁股纸都不值。”柯庆施、李菁玉等
同志对此十分气愤，会后便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控诉刘少奇、彭真等人的问题，要
求撤刘少奇的职。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柯庆施坚持斗争，不只一次地
说：“刘少奇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可能向刘少奇建议狱中的同志叛
变自首呢！所以，让薄一波等人叛变出狱完全是刘少奇一手包办的。再看看薄一波
他们出狱的《反共启事》。这篇《反共启事》全文发表在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
日报》上，全名是《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
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全文如下：“子
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
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
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
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
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 刘华甫（刘澜涛） 
杨仲仁（杨献珍） 周斌（周仲英） 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 
冯俊斋（马辉之） 张永璞（薄一波） 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刘少奇事前支持写这份声明，当报纸上发表时也一
定会看到这份声明的，但他不光同意这种做法，而且重用这些人，包庇这些人蒙混
过关，躲过了历次整党运动，还一再提升他们的职务，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
成员。这不能不引起革命同志的深思和中共中央的警惕。所以，中央才决定审查刘
少奇的历史问题。

江青看的第一份材料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材料《杨剑雄反
省》，其中交代：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
。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批将刘少
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知道后，
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的师
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大地主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
活命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对联名
具保的人千恩万谢，完全遵照活命条件，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江青反复分析了这份材料。表面上看，共产党员搞地下工作，被捕之后经人营救出
狱，是正常的事，但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以及同类问题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刘少奇
这次被捕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首先， 
1925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复杂激化。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
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他是躲避上海的斗争私自潜逃长沙而被捕的，还有人证
明他是为了接自己的儿子来长沙的。这与坚持斗争不幸被捕，完全是两码事。其次
，白色恐怖的长沙，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被捕时已公开的身份，经审讯而判决的
“斩决”，都决定了没有强有力的担保、没有苛刻的保释条件，是不可能被释放的
。同样的在长沙被捕，时间到了1927年，还是默默无闻的杨开慧，只不过因为是毛
泽东的妻子，经过多少上层人士的多方营救，只因为杨开慧不答应活命条件——
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最后被枪杀。再次，刘少奇一直回避这次的被捕，粉饰出
狱的情节，对保释其出狱的主要参与者矢口否认以往关系，甚至当杨剑雄要求刘少
奇念在这次保释的功劳而免去死刑时，刘少奇不光不认帐反而同意将其枪毙。这又
说明了什么？通过思考，江青决定把自己的意见提供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参考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同意了她的意见，一致通过把这一条作为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
证。

刘少奇历史上第二条罪证是1927年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叛卖革命的活动。问题的
起因是有人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始揭发出刘少奇这段历史。

第一个写出亲笔供词是董锄平。董锄平， 
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
少奇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其供词是：“刘少奇大约系一九二六年冬到
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
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做
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择要列举如下：一
、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
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讲工会组织的课。据今日回忆
，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拿经济主义来消
失（蚀）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拿
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
远陷入殖民地。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
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
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
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使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
，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以拒绝。该英总领事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
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
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
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
，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
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
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1927年6月，“刘少奇调走工会骨
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
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另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
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
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
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
店总的赵敏就被扑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1927年7月，“刘少奇在革
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
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
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看了董锄平的亲笔供词，立即着手取证。1927年6月28
日晚，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人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
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见法租界巡捕房1927年6月29日给总领事的
信）。而在6月27日前刘少奇就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有成柱周——
1927年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1967年12月27日的亲笔供词为证。供词全文是：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六月二十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付朱菊和
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六
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
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士同志
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二十七
日就搞好了，六月二十九日交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
，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
。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
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
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六月二十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
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
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而丁觉群在1968年的供词则详细地讲述了刘少奇在19
27年6月份主动解除了工人武装后躲到庐山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充当内奸，叛卖
革命的情况。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其他成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
，又查阅了党史资料和大量的敌伪档案，询问了众多的知情人，一致认为： 
1927年，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
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面对瞬
息万变的大好形势，中国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非常激烈，特别是在蒋介石
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种斗争更加明显。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所吓倒，幻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仁慈，向国民党武汉政府乞求革命，害怕革命群
众的武装斗争会破坏统一战线，是当时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集中表现。刘
少奇如果单单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向国民党交枪、解除工人武装是不会如此积极
主动的，更不会和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勾结，出谋划策，维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
动派的利益，极力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的。对刘少奇在1927年“四
·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前前后后所有言行的分析，说明刘少奇决不
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是抱着投机革命、混在革命队伍内部，时时
为着自身利益去出卖革命、充当革命队伍内部的工贼、扮演着内奸的角色。刘少奇
的行为给自己勾画出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走狗的鄙劣形象。刘少奇言行的恶
果是破坏了革命，镇压了革命工人运动，致使革命起义受到损失、千百万革命的优
秀儿女被屠杀，说刘少奇“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革命同志的鲜血，罪
大恶极，十恶不赦！”一点也不过份。所以把刘少奇定为“内奸、工贼”是罪有应
得，名副其实。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第三条罪证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会议上，
作为总负责人，周恩来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
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
‘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
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于是，江青和其他同志立即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认真查阅。恰在此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把原所长孟用潜揪了出来，孟用
潜的亲笔供词摆在大家面前：孟用潜即孟坚，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 
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
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
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
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
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
、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
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
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
。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
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
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
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
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
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
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
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
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
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
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
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一九三○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
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江青看过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
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
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
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
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
周恩来还不放心，又问道：“还有其他旁证材料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同志又
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1929年参
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
供词。周恩来看过之后，气愤地说：“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
席、党中央定案了。”江青补充说：“这里还有刘少奇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东
北军阀张学良的旨意，1930年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成十二条，
用‘哈工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以煽动反动工潮、攻击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罪证
材料。”周恩来果断地说：“一并上报！”

于是， 
1968年9月，在江青的具体参与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
告》，整理成十六开74页内容翔实、证据确凿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
刘少奇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
全会审议。全会经过认真讨论，最后以132票同意、1票不同意通过了《刘少奇专案
审查报告》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会议的当天晚上，江青和毛主席、周恩来在毛主席的住处有一番交谈。江青高兴地
说：“真是大快人心，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毛主席说：“叛徒、内奸、工
贼这三顶帽子，对刘少奇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
么办法呢，事实摆在那里嘛。”周恩来接过来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太
必要了，太及时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刘少奇这是罪有应得，主
席不必感到遗憾。”毛主席考虑问题有独到的角度，说：“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
刘少奇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后来变了呢？把刘少奇的问题揭发出来，中央最
高层又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这些问题如
何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解释？”江青在毛主席和周恩来面前很少有顾忌，她抢先
说：“刘少奇到现在也不认为这三顶帽子能戴在他头上。在他看来， 
1925年被捕后释放，托托人，写个保证，认个错，保住了活命，还可以继续革命，
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问题，那更好说，当时的党中央就是强调和国民党合
作，决不能破坏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大局。1929
年，刘少奇认为不这样办脑袋早就搬家了，吃点小亏占了个大便宜，何乐而不为？
”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对，刘少奇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满脑子
都是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核心还是
为我、为自己。”江青接着说：“叛徒理论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利
己利人的事大张旗鼓地抢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隐
秘，不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他们参加革命是如此，当内奸、工贼、叛徒也是如此
。活命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生命的重要、个人价值的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恰恰相反
，他们把集体，把革命事业看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融入革命集体才有价值可言。
”毛主席哈哈大笑：“江青又有长进，这番分析透彻！所以我才强调‘斗私批修’
嘛。”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可是为专案工作出了大力，没有江青同志，我这个总
负责不可能把中央交给的任务完成得这么好。”毛主席对已经五十四岁的江青还像
当年在陕北窑洞里一样严格要求：“你不要老是表扬她。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斗
争，没有你的掌舵，怎么能搞出这么多铁一般的事实？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嘛
。”周恩来又说：“经过这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们共产党就是
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和破坏
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
有这种魄力和胸襟，才能这样无私无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现在主席又号
召‘斗私批修’，这是培养和造就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长远大计。”毛主席连连点头
说：“恩来讲得很好。全国混乱一阵子，打了两年内战，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经
过自下而上的整顿，也可能会整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来。”

对于江青参与《刘少奇专案》，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
的结论。首先要肯定的是，刘少奇在 
1925年、1927年、1929年的叛卖事实，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些事实你可以淡化
，由不合理变为合理，由不正确变为正确，由罪恶变为功劳，但事实不能抹杀。其
次，刘少奇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叛徒、内奸、工贼，是其阶级立场、思想认识的必然，没有什
么奇怪的。他信奉孔孟之道的修养，他以“吃小亏占大便宜”出名，难道没有历史
上的叛卖活动作佐证是可以思议的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江青在《刘少奇
专案》中的功劳，与她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劳一样，是无不拍手称快
、高声赞扬、大力歌颂的。《刘少奇专案》的成功，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
利，这里面没有什么“毛、刘之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
争，有的只是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与党内走资派要反对继续革命、一心复辟资本主
义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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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革命派和假左派		既然

发表于: 星期六 05th 八月 2006 10:51:06 AM   


对"西山会议派"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哪些人属于趋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哪些人是趋向于向胡温走资
党投降的。

胡温走资党，继续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无法抵赖的。自从胡温上台以
来，已经抛出了大力"发展非公"的口号与政策。

但是，原来曾经身居邓走资靡下的哪些所谓的"老左派"，极力鼓吹和贩卖什么共产党执政的把戏，实
际上就是继续要维护走资党的执政地位，继续维护走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执政党的腐朽统治地位。

在这一点上，即便黎阳在形式上表现得很左，但是，其与这些"老左派"所贩卖的调子并没有实质的区
别。依然是企图维护假共党的反动统治的，由此在这一点上，其依然属于反动派。别看其叫得很欢，
但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混淆是非而已。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主张打倒现行的走资官僚买办执政党的反动腐朽统治，主张通过新的无产阶级
革命重新建立公有制和劳动人民的政权的。所以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黎阳仍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
改良派的。

对此，不得不要把问题看清楚，说明白，否则，很多假洋鬼子，就依然会不分阶级，混淆主义地继续
大放空炮，回避最主要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最反动的统治阶级）这个敌人，而依然散步各种各样的
幻想，最终麻痹无产阶级，贻害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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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人人叫下

国民党称已有230万人连署罢免陈水扁 
 
 
　　中新网8月12日电　
据“中央社”报道，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动“百万人倒扁运动”，中国国民党组织经营部主任黄重
宪11日表示，国民党“全民罢免连署”已经达到两百三十多万人，在“百万人倒扁运动”的氛围下，
连署人数还有增加的趋势。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将在十三日南下高雄，举行“清廉保台、阿扁下台”说明会，拉抬倒扁气势。

　　
黄重宪11日下午接受访问时表示，“全民罢免连署”在罢免陈水扁案失利后，连署人数相对减少。但
是施明德推动“百万人倒扁运动”后，连署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他说，过去一天的连署人数都是一万三千人左右，现在增加到一万六千人，目前总连署人数已经累积
到两百三十二万两千四百多人。

　　
黄重宪说，国民党一千场“清廉保台、阿扁下台”说明会，目前都持续举办中。马英九将在十三日南
下高雄，参加高雄市庙埕开讲活动，向基层民众说明国民党倒扁的态度。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陈斌华）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将于8月12日正式宣布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计划通过号召群众在陈
水扁办公场所前静坐，迫使陈水扁主动辞职下台，以“打破僵局、结束动乱”。 
湖南在线:1760http://www.hnol.net/

　　
据报道，施明德将从8月14日起接受汇款，在一个月内招募100万个愿意缴纳新台币100元（约合人民
币25元）“承诺金”的民众。一达到目标，就号召群众在陈水扁办公场所前静坐，不达目标、绝不休
止，希望借此迫使陈水扁辞职。群众活动预定9月9日启动，但如果百万人汇款新台币100元的目标提
前实现，将提前发动。 湖南在线:7477http://www.hnol.net/

　　
施明德表示，不管是“倒阁”、弹劾、罢免或是道德劝说，这些都无法解决僵局，台湾只会继续陷在
泥沼里，他希望借助群众运动，“打破僵局，结束动乱”。 
 
吕秀莲评施明德倒扁：长脓就快处理 

 
　　
人民网8月12日电据香港中评社报道，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今天上午在二二八和平公园举行倒扁运动记
者会，吕秀莲对此低调表示“不予置评”。不过，她不讳言当前台湾发生一些问题，就像小孩生病一
样，有病就要赶快就医，把它处理掉，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吕秀莲今日上午出席“女秀才夏令会”并发表专题演讲，对外界关心施明德率众发起倒扁活动，吕秀
莲以“不予置评”回应，随即进入会场演讲。

 
　　
但她在演说时指出，不讳言当前台湾发生一些问题，就像小孩生病一样，看着他一路成长，白白胖胖
的，有时候会跌倒，感染病毒，长脓长疮，但有病就快赶快看医生，把它处理掉，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



陈水扁秘密帐户中款项被指都来自暗箱交易 


　　
中国台湾网8月7日消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籍“立委”邱毅继续深挖陈水扁在台新银行南门分行
的秘密帐户，他6日上午强烈质疑帐户中所出现高达2亿元（新台币，下同）的资金进出，每一笔资金
的汇入，都有对价关系，可能涉及公营行库释股与“金控”人事，以及工程回扣等弊端。

　　
邱毅向台媒透露，在他公布的陈水扁秘密帐户，陈水扁办公室回应指称该帐户是选举专户后，提供他
资料的“深喉咙”曾再次与他联络，指出陈水扁在台新银行南门分行的帐户，绝非选举专户。

　　
邱疑指出，如果是选举专户，怎么可能是以现金方式存入，而且又都正好是整数？为什么不存入离陈
水扁办公室比较近、利率比较高的台湾银行，却存入台新银行？

　　
邱疑强调，他还掌握到陈水扁之子陈致中、女儿陈幸妤以现金存入该秘密帐户的资料，指出陈水扁办
公室声称是选举专户的说法“明显说谎”。

　　
邱毅表示，该帐户在2002年就开立，绝非选举专户，其中在2004年间大笔资金汇进最为频繁。在200
4年2月间分7次共汇进6310万元，其中有多笔资金都是在相隔不到2天的时间内分次汇入。邱疑质疑
，之所以不汇总一笔存入，采分天分次方式汇进，资金来源更加可疑，极可能有涉及“不法”的对价
关系。

　　
邱毅指出，如果该帐户是选举专户，并不神秘，陈水扁办公室就应该对外界公开说明每笔资金的来源
，包括在2004年3月19日当天存入的5000万元，“为什么不敢说明”？就因为资金来源大有问题，陈
水扁办公室才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说，他除了掌握部分存入资金的来源外，同时也掌握近2亿元结余款
的可能流向，邱疑呼吁陈水扁办公室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云鹏）


陈水扁秘密帐户中款项被指都来自暗箱交易 


　　
中国台湾网8月7日消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籍“立委”邱毅继续深挖陈水扁在台新银行南门分行
的秘密帐户，他6日上午强烈质疑帐户中所出现高达2亿元（新台币，下同）的资金进出，每一笔资金
的汇入，都有对价关系，可能涉及公营行库释股与“金控”人事，以及工程回扣等弊端。

　　
邱毅向台媒透露，在他公布的陈水扁秘密帐户，陈水扁办公室回应指称该帐户是选举专户后，提供他
资料的“深喉咙”曾再次与他联络，指出陈水扁在台新银行南门分行的帐户，绝非选举专户。

　　
邱疑指出，如果是选举专户，怎么可能是以现金方式存入，而且又都正好是整数？为什么不存入离陈
水扁办公室比较近、利率比较高的台湾银行，却存入台新银行？

　　
邱疑强调，他还掌握到陈水扁之子陈致中、女儿陈幸妤以现金存入该秘密帐户的资料，指出陈水扁办
公室声称是选举专户的说法“明显说谎”。

　　
邱毅表示，该帐户在2002年就开立，绝非选举专户，其中在2004年间大笔资金汇进最为频繁。在200
4年2月间分7次共汇进6310万元，其中有多笔资金都是在相隔不到2天的时间内分次汇入。邱疑质疑
，之所以不汇总一笔存入，采分天分次方式汇进，资金来源更加可疑，极可能有涉及“不法”的对价
关系。

　　
邱毅指出，如果该帐户是选举专户，并不神秘，陈水扁办公室就应该对外界公开说明每笔资金的来源
，包括在2004年3月19日当天存入的5000万元，“为什么不敢说明”？就因为资金来源大有问题，陈
水扁办公室才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说，他除了掌握部分存入资金的来源外，同时也掌握近2亿元结余款
的可能流向，邱疑呼吁陈水扁办公室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云鹏）

邱毅每日一曝直捣扁要害 不满扁势力化身深喉 

 
　　中新网8月7日电 
国民党“立委”邱毅一连串揭弊，让“总统府”气急败坏、头皮发麻。若陈水扁以为约见“绿委”说
明“国务机要费”，相关弊案就会“头过身也过”，恐怕拨错算盘。因为这次密帐事件的消息来源，
堪称邱毅接触过最神秘低调的“深喉咙”，有备而来的账户资料，显然是要直捣阿扁要害。

　　据台湾媒体报道，究竟这名“深喉咙”是谁？邱毅坚持不能曝光。但有分析称，一 
 
    股不满扁当局的势力，正化身“深喉咙”，一步一步诱导、指引弊案方向。

　　
回顾近期与扁家有关的重大弊案，5月爆发台开案后，6月又因SOGO礼券“贵妇人团事件”，重新炒
热SOGO经营权之争，让杏林新生制药负责人李碧君的角色浮出枱面，引发“国务机要费”不当核销
风波，接着再出现陈水扁“神秘账户”事件。

　　
乍看之下，这些弊案各自独立，其实息息相关。因众多弊案焦点，全扣在“总统办公室”出纳陈镇慧
一人身上。陈镇慧的名字，最早出现在6月28日。当时有人向邱毅检举，指陈镇慧一人经手“国务机要
费”，且检举信函还记载陈镇慧的身份证字号。

　　
被称为“总统府神秘账房”陈镇慧，早在陈水扁担任律师时期，就是律师事务所聘用的助理，此后一
路跟随陈水扁至今，扁团队其它“童子军”皆视陈镇慧为“大姊级”重要管家。由于扁家与陈镇慧关
系亲如家人，不少存、汇款事宜也都交给陈镇慧处理，使得陈镇慧长期身兼扁家、竞选总部、“总统
府”等总务工作，也导致“立委”抨击陈水扁帐务“公私不分，国库通私库”。

　　
据了解，“深喉咙”在日前透过管道向国民党高层透露，他们手上握有陈水扁的账户，在2004年台湾
地区领导人选举后，有巨额的现金存进陈水扁的户头。

　　
国民党高层分析“深喉咙”提供的文件与讯息可信度高，但一方面担心由“高层”出手，会模糊打弊
焦点，另一方面，认为必须再进行文件查证的工作，“高层”立即交代核心幕僚由“揭弊第一悍将”
邱毅接手，并指示核心幕僚在“深喉咙”与邱毅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负责联系。

　　
据说提供秘密账户数据的“深喉咙”危机意识极强，态度十分低调。上周四晚间与邱毅相约见面，过
程中二度变换会面地点，最后选择在台北县一家隐密的汽车旅馆见面，还订了两间房间，避人耳目。
 

台湾礼券案添新证据 陈水扁命运再受考验 

中国新闻周刊 
 
　　
民进党一场一致对外的演出，让陈水扁再次逃过一劫。但民意依然涌动，弊案又添新账，陈水扁的命
运还要经历跌宕起伏

　　★ 本刊记者/王艳

　　不期而至的“碧利斯”台风使民进党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一周，也给了跛脚 
 
“总统”陈水扁一丝喘息的机会。在逃过罢免一劫后，他收起了弊案初始时的谦卑，以当权者的姿态
为“保位”频频出招，最终让民进党主要派系和“四大天王”继续做出“保扁”的承诺。

　　
在绿营学者发动全民连署要求下台的压力下，陈水扁在16日会见11名“独派”大佬，花费三个小时极
力游说，试图拉拢深绿力量来化解亲绿学界的冲击。

　　
7月17日晚，陈水扁邀约民进党“府院”高层举行“救火”大会，但在最后一刻突然被取消。按照台湾
媒体的说法，超过四分之一民进党“立委”抵制不出席是导致会议“胎死腹中”的原因。这也引发了
外界对于民进党“全代会”倒扁可能性的期待。

　　
7月21日，民进党“全代会”的前一天，陈水扁抛出3000字文章《民主困境与政治道德》，在重申他
“继续承担、完成未竟使命”的主题思想的同时，还表示为了贯彻“权力下放”的承诺，他将不出席
“全代会”。陈水扁的诡异之举让这场众人瞩目的会议更添神秘。

　　
两天之后，谜底揭晓：民进党并未回应外界的期待，对陈水扁进行明确处理。大会不仅完全没有论及
陈水扁下台或退党，连象征陈水扁“形式停权”的“党政合议”方案也不了了之。

　　祸起萧墙之内

　　
罢免案过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亲上火线，力推“倒阁”案，但国民党方面却认为“倒阁”条件尚未
成熟。因为涉及国、亲两党“立委”的切身利益，马英九早前就宣布国民党将“重回温和、理性的在
野党轨道”。

　　出人意料的是，蓝营此举竟然收到了三国郭嘉遗计的效果：急之则合，缓之则争。

　　
当初与陈水扁关系“如父如师”的李登辉成为绿营“呛扁”的领头人。在罢免投票的当日，李登辉和
“台联党”痛批民进党“假本土、真造神”“施政无能”。台联党“立委”在罢免案中故意投下弃权
票，并表示将“彻查弊案无上限”。

　　
之后，李登辉通过“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把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文章《今天这一课：品格》转交给陈
水扁，婉转地要他“知所进退”。

　　
分析普遍认为，李登辉在罢免案前后的举动预示，未来台联党将在“本土政权”的大旗下，以“清廉
本土”与民进党区分。今后，李登辉与陈水扁争夺“台独盟主”地位的明争暗斗将更加激烈。

　　
此时，“SOGO礼券案”又添事端。7月9日下午，台北地检署官员前往陈水扁妻子吴淑珍就诊的医院
对其进行秘密讯问，时间长达3小时。吴淑珍承认收过家庭医生、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赠送的礼券，
但坚称不知礼券来源，并强调未介入SOGO经营权之争，完全呼应陈水扁“没有直接拿礼券”的说法
。

　　
SOGO礼券的来源，陈水扁及吴淑珍的说法一变再变，从“没有礼券”到“友人集资购买”，从“若
拿礼券就下台”又说“没有直接拿礼券”。

　　
民进党内部随之传出“要扁妻负责”的主张，还有人认为陈水扁太宠吴淑珍，吴淑珍又太宠“驸马”
赵建铭，“才会把民进党搞得这么惨”。

　　
7月15日，绿营“倒扁”声势达到最高潮。15位亲绿学者连署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公开呼吁“总统
”陈水扁辞职。这15人无一例外都是长期与民进党站在同一阵线的“民运”代表人物。

　　
根据民进党文宣部主任蔡煌琅的说法，绿营学界“倒扁”的联署，民进党事先没有掌握，民进党内对
此感到错愕。“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是惊呼：“现在是民进党的‘生死门’！”

　　
“尽管这些亲绿学者的见解并不见得比之前的亲蓝学者高明，但其杀伤力更大，是从根本上对陈水扁
和民进党政权的道德正当性予以正面冲击。” 台湾时事评论家蔡玮说。

　　
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认为，尽管“倒扁”的亲绿学界此前一直不曾介入政治权力运作，但其
呼声恰恰代表了民进党民意的大逆转。“民进党的基本盘已经从根本开始松动，陈水扁的铁杆支持者
也减少到10%以下。”

　　“一致对外”的演出

　　
7月23日，民进党“全代会”在“拖堂”数个小时后终于结束，外界对民进党“勇敢承担”的期待也告
落空。除了徒具形式的“要反省、致歉”口号外，整个过程呈现全面“挺扁”气氛。

　　
舆论普遍认为，民进党内“四大天王”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布局思维，因此在陈水扁宣布不会辞职以后
，谁也不愿冒险出手，动摇当前的权力平衡。这也就是为台湾媒体诟病的“恐怖平衡”。四个人，及
其背后的利益中心，按兵不动，目标皆为2008年“总统”候选人。

　　
在民进党“全代会”的中常委选举中，苏贞昌的“泛苏系”在10席中常委中拿下6席，加之他手中握有
行政大权，俨然成为民进党内第一人。但陈水扁仍然掌握“阁揆”的任免权，因此苏贞昌必然要与陈
水扁保持“一定水平”的关系，而不敢贸然与之决裂。

　　“苏贞昌占上风，并不意味‘恐怖平衡’的结束，只是一个长久过程的起伏。” 蔡玮说。

　　
为了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减轻来自社会的压力，民进党仓促之下“解散派系”，增订被称为“赵建
铭条款”的“廉政条例”。

　　
民进党是从结合各草根势力起家，一直是维持派系共治的文化。因此，尽管派系权力争斗早已成为民
进党的包袱，但民进党一直难以将其革除。

　　
在高票通过“解散派系案”后，民进党主席游锡称“此举也是反省”，“有助于党的团结与发展”。
但外界则更倾向于把“解散派系”解读为民进党其他势力对“亲苏”的“新潮流系”势力的集体抗衡
，这一点可从“新潮流系”前总召集人段宜康的牢骚中窥出端倪。他说，民进党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
，而是把派系问题当成“假想的稻草人”。

　　
虽然解散派系，但民进党在这之后举行的党内选举仍然充满“派系斗争”的味道。中常委改选时，各
派系人马各自锁在办公室内，门禁森严，外人不得越雷池一步。民进党内人士也不得不私下承认：“
派系在未来还是会存在，只是转入了地下。”

　　民进党打出的另一张牌——
“廉政条例”明文规定，正副“总统”“立委”“政务官”“直辖市长”等主要公职人员，因掌握庞
大“行政”及“立法”权力与资源，易产生贪腐行为，其家属更常借此对外以权谋私，因此配偶、直
系血亲甚至亲家皆须受到条例约束，一旦涉及贪腐，必定要接受约谈调查。

　　但外界认为，这一条例只是做足姿态而已。

　　“‘全代会’是民进党一致对外团结自新的一场戏。”何亮亮说。

　　陈水扁头过身难过

　　
7月22日，陈水扁在台南访问时钻起树洞，并兴之所至地说了句“头过身就过”。这句话似乎暗含玄机
——他自信已经成功脱困。此时，“台开案”和“SOGO礼券案”相继侦查结束，风头也渐渐平息。

　　
7月20日，台北地方法院抗衡社会要求羁押“驸马爷”的巨大压力，仍维持一审裁决，准许赵建铭继续
保释，只是将保释金额从1000万元新台币提高到1700万元新台币。

　　
“SOGO礼券案”预计也将在一周内侦查终结。检方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吴淑珍收取礼券有任何不法
目的或动机。至此，如无意外，“第一夫人”将很有可能安全抽身。

　　但在揭弊风潮一浪接一浪的情况下，以上判断似乎又言之过早。

　　
赵建铭保释在外期间，黑帮人物为他保驾护航，这还只是关乎名声的小问题，但从天而降的“南线专
案”则很有可能成为直接针对陈水扁的危机。

　　
7月18日，台湾“红”公司负责人李慧芬指其堂姐李碧君向她要君悦饭店发票给陈水扁之妻吴淑珍，作
为报销之用。国民党“立委”邱毅更出示8张君悦饭店开出的发票影印本，指吴淑珍涉嫌以“国务机要
费”报销自己的私人花费。邱毅说，这8张发票将是压倒陈水扁的最后一根稻草。

　　
针对“国务机要费”假账丑闻，“总统府”拖了一天后才做出这样的解释：“总统府”拿君悦发票核
销“国务机要费”，是为了执行秘密外交任务，即开拓台湾与澳大利亚实质关系的“南线专案”。

　　
孰料民众猜忌日深。“南线专案”更是带来国际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着手对此事展开调查。据台
湾媒体报道，了解内情的关键人物将相继来台。

　　
本周内，台湾“审计部”将正式审查发票案。“倒扁”的亲绿学者也会对“全代会”的结果有所回应
。陈水扁的命运，还将受到考验。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如果局势完全失控，台湾的检调司法机构就会转变立场，不会再配合‘执政’
方保扁清白。” 蔡玮说。 ★

台“总统府”：陈水扁被列为被告未经证实 

 
　　人民网8月12日电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国务机要费”从6月29号分案以来，台“高检署”查黑中心动作不断，关键人
物一一秘密约谈到案。除了“总统府”机要专员陈镇慧、杏林制药负责人李碧君、前“总统府副秘书
长”马永成以及数十名民间人士、“总统府”官员外，外传下一个将是陈水扁，身份可能是被告。

　　
面对陈水扁将有可能列为被告，“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李南阳今日（12日）表示，这部分还未经
证实，陈水扁讲过愿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检调说明“国务机要费”，陈水扁也说过，国务机要费的
结报流向都很清楚，完全合法。

　　
查黑中心侦办“国务机要费”共有三步骤，第一步骤在搜集证据，再来就是传相关证人，最后则是进
行证词的比对。陈水扁的部分，属于第三阶段。现在所有人口径一致，表示款项主要提供给秘密人士
，搜集“外交”情报之用。

 
美国国会报告：陈水扁政治前途已岌岌可危 


　　中国台湾网8月12日消息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处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对陈水扁近几年的种种“操弄”进行了指责，并指
出，层出不穷的弊案已使陈水扁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

　　
据报道，这份报告讨论了台湾最新情势及对美国的可能影响，其中提到，布什上任美国总统之初处处
为台湾设想，但是之后经历了重大转变。由于陈水扁的种种作为，包括“ 
一边一国”、“公投”、“新宪”诉求、“终统”等，使情势日趋复杂，也更加不可测。所以美国也
必须时时警告台当局“美国支持台湾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限度的”。

　　
报告又说，各种弊案导致陈水扁的亲信、女婿等人或离职、或收押、或起诉，还有未能证实的对陈水
扁妻子吴淑珍的指控等，迫使陈水扁不得不在6月宣布权力下放。

　　
报告还指出，虽然台“立法院”在6月27日未能通过“罢免陈水扁案”，但后续曝光的种种弊案以及后
续发展使陈水扁的情势仍然岌岌可危。（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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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陈水扁道德破产 何谈背起台湾历史十字架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题为“台湾历史的十字架，不需你扛”的社论说，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
起百万人“倒扁”，再一波升高对陈水扁的压力；面对老战友的泪与怒，和面对亲绿学者的苦口诤言
，一无二致，陈水扁调子拉得很高，从“国家”认同、转型正义、“宪政”选择谈到政党竞争，他要
用余生扛起台湾的十字架，却完全忽略了：一个道德破产的人，根本扛不起这个十字架。

　　
社论指出，时序往前推算，“五.一七”泛蓝在台“立法院”提出罢免案、“七.一五”亲绿学者发出“
倒扁”声明、到如今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直接诉诸人民的行动与力量。三个月了，陈
水扁从最开始回应泛蓝的“向人民报告”、回应亲绿学者的“民主困境与政治道德”声明、乃至昨日
回应百万人“倒扁”的凯校演讲，话都说得洋洋洒洒，却无一正面回应亲信与家人、甚至可能是自己
道德瑕疵与弊案争议。

　　
这些弊案爆料爆发之初，陈水扁曾经义正词严地否认，强调台“第一家庭”是用“最高道德标准”自
我要求、自我检查。罢免案提出后，陈水扁不再谈“最高道德标准”了，他承认拿过陈由豪的政治献
金，但扁嫂没“直接”拿过SOGO礼券，他要求在野党放下政党恩怨，让司法的归司法。就从“五.一
七”之后，“道德”二字，从陈水扁的口中消失。

　　
社论表示，面对亲绿学者对他的批判，陈水扁状似谦卑地以“民主困境与政治道德”为题，谈他“未
竟的志业”，谈他六年多执政以来可以做而未做到的“转型正义”，在他口中的“政治道德”是“不
能为了赢得政权而输掉台湾，更不能为了政党的利益而毁弃民主的价值。”很遗憾，陈水扁赢得了政
权，然而，六年来，因为他的家人和亲信的道德争议，差不多快输掉整个台湾了。面对可能是台湾前
所未有的政局风暴，无视贪腐事实一味“保皇护扁”的民进党，几乎已毁弃了他们创党以来标举的民
主、进步价值。

　　
这一回，老战友施明德呼唤人民重上街头，呼唤陈水扁“还记不记得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六年，
人民的梦与希望近乎破碎，因为人民理应信赖的人，道德已经破产！而这位不再以道德为念的领导人
，突然间，想到了“转型正义”，他要更改桃园中正国际机场之名。

　　
社论称，没有人忘记，介寿路就是在陈水扁台北市长任内改为凯达格兰大道，要改桃园中正机场之名
，六年来随时都可做、能做，但是，陈水扁只在他个人权位危宕之际，才想到：改机场之名是重要的
事。更别提陈水扁突然想到要公布陈文成命案与林宅血案的档案，这不是六年来随时都做得到的事吗
？有谁阻止他公布吗？

　　
同样的，陈水扁突然间认为以“台湾”名义直接申请加入联合国是重要的；重返联合国案从李登辉执
政后期，几乎已成为台“外交部”的年度例行业务，非要到个人道德破毁后，才想到“是该检讨的时
候”吗？

　　
面对百万人民“倒扁”的人民运动，他呼吁“落实法治和宪政秩序”，他认为他做不好，应该受到民
众如何的对待，台湾“宪法”自有明文规定，除非不要“宪政”，否则这个秩序都应该遵守。换言之
，在陈水扁的标准里，他做不好，人民是不能上街头抗议的；就在三个月前，在野党提出罢免案时，
陈水扁是这么说的，“我六年提名任命的每一位‘行政院长’，他们（在野）都无异议，为什么要罢
免我？”就像陈水扁的道德标准与常人有异，超乎一般人更低；他的政治逻辑同样和一般的政治常识
迥然不同。施明德用最简单的白话文告诉陈水扁，“人民可以要你上台做好，也可以在你做不好的时
候要你下台。”这是自然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不是权力者可以任意剥夺。

　　
社论分析，陈水扁用所余任期推动“新宪”，回应施明德的“内阁制”。然而，不论是“内阁制”或
‘总统制’，都不可以贪腐，人民或者分不清楚哪一种“宪政”制度的选择对台湾有利，但绝对清楚
，失去清廉道德的价值，等于失去一切。

　　
当陈水扁脸不红气不喘的强调，要用生命背起台湾历史的十字架，“流血受伤都甘愿”，显然身陷弊
案风暴的陈水扁和“第一家庭”，还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人民失望的是什么？“台湾不能这样
到尽头”，台湾人民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陈水扁：请你扛起自己道德的十字架；台湾历史的十字架，
不必你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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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护扁 上演全武行
「台湾国运动」批施「政治牛郎」 倒扁人马不满 爆发肢体冲突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12日上午在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举办百万人倒扁活动，现场支持「倒扁」与反对
「倒扁」的民众爆发口角冲突。  
 
【本报台北十二日电】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行动，上午在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记者会，「台湾国运动」的发起人王献极率数百位深绿民众到场闹场，与支持施明德的民众发生数起
冲突，双方互相叫嚣，王献极制作标语，指责施明德是「政治牛郎」，但支持倒扁民众则高喊「陈水
扁下台」回击，双方相互叫骂、口角不断，甚至上演全武行。
警方部署约50名警力戒备，严防群众冲突，记者会之前，一名闹场男子还没来得及举起支持阿扁的海
报，就被警方制止，将他带至公园警卫室；另外有30多名阿公、阿嬷，在「台湾国运动」发起人王献
极带头下，也来到记者会场外，高举「施明德是政治牛郎」、「228纪念公园不容许政治牛郎污蔑」的
抗议标语，透过扩音器大声诉求、抗议，引起倒扁群众哗然，双方隔空叫骂。

王献极强调，陈水扁在无法律证明犯罪之前，陈水扁并不需要下台。

他还质疑施明德发起倒扁动机可议，启人疑窦，因此他还提出九问，要施明德回答，包括施过去牺牲
奉献冲撞体制，就是为了追求民主制度，为何如今却不遵守民主制度，还有为什么施明德如今背离本
土路线等。

不过，警方严阵以待，立即强调王等行为是非法集会，要求王献极等离开，不要破坏施明德合法申请
的活动，并且举牌警告。

此时，有一位施的支持者冲上前，指责王献极等为台湾做过什么？双方几乎一触即发，但随即这位支
持者被架离，不过，由於王继续指控施明德自卸下民进党主席不曾为台湾做什么，此时出来倒扁没有
正当性，这位支持者又再度冲上前理论，再度被警方拉开。

由於警方随即二度及三度举牌，边劝告边前推，将深绿民众推向纪念碑后方的林荫下，而支持施明德
的群众，即在纪念碑后方，持续互相叫阵，警方将双方隔开。

王等群众举起「二二八纪念碑不容许政治牛郎污秽」「请政治牛郎到酒店去开记者会」等羞辱施明德
的标语，支持倒扁民众则向对方嘶吼，「我们这边有很多发票、礼券」，用以嘲讽陈水扁，并且高喊
贪污、贪污。

但还是有支持阿扁和倒扁民众擦枪走火，发生肢体冲突，幸警方及时制止，冲突才未扩大。 


200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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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的最后拼图 

来源：TVBS-N 、联合报、自由时报

李碧君错在两个字，就是「风神」，如今付出很大的代价。
－－－李慧芬／2006.8.9

趁着台风来袭、夜黑风高，检调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有了重大发展！高检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
，九日首度传讯关键人物李碧君到案，侦讯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今天凌晨饬回，检调并查扣大批证
物。

这宗涉及贪渎的「国务机要费」发展迄今，案情滚雪球，轮廓渐清晰，虽然最后几张拼图似已呼之欲
出，但能否按图索骥、还原事实真相，将考验司法检调、媒体的专业及良心。

以下是三大报的相关报导：

●联合报》搜索、约谈李碧君：李承认搜集发票给扁嫂

－－－「杏林新生制药公司负责人李碧君向检调承认，确实向堂妹『台湾红』负责人李慧芬索取一些
发票给吴淑珍。她与扁嫂是好朋友，答应代拿发票时未问用途，但她认为吴淑珍应是拿发票去对奖或
作其他运用，不知是用於核销国务机要费。专案小组怀疑她未吐露实情，刻意回护吴淑珍。」

－－－联合报／2006.8.10

●中国时报》国务费案 改列被告 李碧君坦承提供发票

    
－－－「李碧君坦承她曾向堂妹李慧芬索讨君悦饭店等发票，金额有数百万元，但不知为何发票会转
给第一夫人吴淑珍核销帐目。 」
    
－－－「李碧君也强调，她并不知道吴淑珍要发票的核销过程。据指出，李碧君说，她曾听吴淑珍说
过有发票上的困扰，需要发票核销，她基於多年好友情谊，主动搜集发票，包括向堂妹李慧芬索讨，
并转交给第三人。吴淑珍并未因此给她任何好处。 」

－－－中国时报／2006.8.10

●自由时报》李碧君：发票供友从事外交工作

－－－「据悉，李碧君曾向一友人透露，她是看到国务机要费一事爆发后，审计部指出里头有君悦发
票，才惊觉事情不对劲。
据了解，有一名与李碧君颇有交情的商场友人，常向李碧君要发票，由於李无法拿这批君悦发票在自
己公司报帐，因此给了这名友人，她找来此名友人一问，对方坦承，确实是他拿去向总统府报帐。此
名人士也向李碧君坦承，自己是帮总统府「做一些事情」，是搜集一些「外交情报」的工作。
可靠消息指出，李碧君不知如何是好，还带着此名友人前往找她有多年交情的律师陈锦隆，记者曾向
陈锦隆查证，不过他拒绝证实。」

－－－自由时报／2006.8.10

虽然侦查不公开，但三大报的报导，却能钜细靡遗，而同一件事情，三大报的处理，却也出现各自不
同的对比。基本上，中时与联合是大同小异，联合报直接点出李碧君确实向堂妹「台湾红」负责人李
慧芬索取一些发票，而这些她「答应代拿」的发票则给了吴淑珍。

至於中时的报导，虽然指李碧君坦承她曾向堂妹李慧芬索讨君悦饭店等发票，但指李碧君是因「听吴
淑珍说过有发票上的困扰，需要发票核销」，所以基於多年好友情谊，才「主动搜集发票」。

但是，同一件事到了自由时报的版面，却出现了与中时、联合截然不同的「角度」，甚至也提供了重
大的「线索」。自由对於李碧君是否已坦承向堂妹李慧芬索讨发票一事，以「李慧芬指控」三行带过
，但根据自由「掌握」到的案情，李碧君把发票给了一名「颇有交情的商场友人」，而这名友人「坦
承」，确实是他拿去向总统府报帐，据自由「了解」，此名人士也向李碧君坦承，自己是帮总统府「
做一些事情」，是搜集一些「外交情报」的工作。

明显易见的，自由抓的报导角度，基本上与先前独家披露的「南线工作」脉络有其一致性，均锁定「
外交情报」，只是，在「据了解」、「据可靠消息指出」的云云声中，焦点模糊化，颇有另辟蹊径之
效。

问题是，真相只有一个，三大报所披露的「国务机要费」拼图，各位相信谁？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