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钟轩理合法非法？ 黎阳 2006．6．11． 引出“钟轩理合法非法”这一命题的不是我，而是钟轩理自己，是钟轩理的文章 ：“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钟轩理”，顾名思义，意即“中宣部理论组”。而“中宣部”的意思是“中共 中央宣传部”，也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 中国“改革”的具体方向和实际内容，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一直是“主流精英”们 说了算。他们说下岗就下岗，他们说私有化就私有化，他们说卖国企就卖国企， 他们说MBO就MBO，他们说WTO就WTO，他们说向外资出卖中国银行股份就向外资出 卖了中国银行的股份。也就是说，所谓“改革方向”实际就是“主流精英”们主 张的“改革方向”。 那么现在“主流精英”们的“改革方向”是什么？就是他们2006年3月4日“西山 会议”确定的方向：“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 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 的社会治理方式。”如何“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呢？贺卫方已经给了非常 具体的答案：共产党“非法”，人代会“非法”， 共产党分裂，“慢慢的形成小 的群体”、“多党制”、“台湾现在的模式”、“军队国家化”、“图穷匕首现 ”…… 贺卫方的“改革方向”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疑：这究竟是“改 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个钟轩理，大叫一声：“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如果一个警察不拦着作賊的却专拦着抓贼的，那不用问，这警察跟贼肯定是一伙 的。 贺卫方宣布共产党“非法”迄今没人管，而人们正指责贺卫方的“改革”是政变 时却立刻跳出个钟轩理，以“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名禁止质疑“主流精 英”的“西山会议”的真正目的。同样不用问，这个“钟轩理”跟贺卫方们也是 一伙的。“西山会议”上高尚全是怎么说的？“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 展，不要争论”、“我们研究会也开了会，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态度：一是坚持改 革开放。二是不希望有争论，不希望扩大”，钟轩理又是怎么说的？“毫不动摇 地坚持改革方向”。不仅一个鼻孔出气，连措辞语气都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钟轩理”当真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身份，通过发表“毫不动 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这篇文章来支持贺卫方，支持“主流精英”们在“西山会议 ”确定的“改革方向”，那就非常有趣了。因为那等于执政党最高决策机关的喉 舌公开承认自己这个执政党是“非法政党”，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共产党该交权下 台让贤。 竖看历史，环顾全球，执政党主动承认自己“非法”、自我闹着下台的还真罕见 ，大概除了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外一直别无分店。现在来了个“钟轩理”，算是 无独有偶，凑成了一双。这在中国则可算是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虽然亡国之君 不少，但似乎个个都是亡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春花秋月 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 春去也，天山人间”……扒拉来扒拉去，似乎只有一个隋炀帝杨广勉强符合自己 承认自己该下台的一类：“好头颈，谁来取之”。但那也属于自知大势已去的无 奈感叹，根本不同于大权在握、好端端却要象着了邪一样自认“非法”、铁了心 要自废武功、自动下台的戈尔巴乔夫和“钟轩理”。 然而“钟轩理”的文章一不小心闹出个两难的问题：这篇文章连同“钟轩理”自 己究竟合法还是非法？ “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那就是坚持“主流精英”“西山会议”的“改革 方向”：共产党“非法”。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产党“非法”，共 产党的中央宣传部能合法吗？（贺卫方在“西山会议”宣布的“改革方向”里明 明白白点了中宣部的大名：“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 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 央中宣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 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非法”，宣传部的理论家“钟 轩理”合法吗？非法的“钟轩理”写的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合法吗 ？既然文章本身就不合法，那“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这一命题还能成立吗 ？这样的文章还有效吗？ 如果说不行，“钟轩理”的文章有效，“钟轩理”本身合法，中宣部合法，中共 合法，那就是说，“主流精英”“西山会议”确定的“改革方向”——共产党“ 非法”不能成立。既然如此，那“钟轩理”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岂不 成了胡说八道？ 只要“钟轩理”们不明确地跟“主流精英”“西山会议”确定的“改革方向”— —共产党“非法”、多党制等划清界限，那他的文章就是在自己煽自己嘴巴子， 就等于在当众放屁。 . ------------------------------------------------------------------- 老生闲谈之二：今日中国之忧在“人民素质低落” 龙之梦 我曾在一文中说：“今日中国之忧不在台独，而在外患”，如今我更要说：“今日中国之忧不在台独 ，不在外患，而在人民素质低落” 人民素质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自不用说。但说我国的人民素质低落，有许多人会抗 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及近代圣贤英雄辈出，聪明勤劳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你怎能说 “我国的人民素质低落”？ 我完全同意中国人的聪明勤劳，我所指的素质低落是“文化和修养”。而其中最严重的有三：依次为 “无志”、“少信”、“少知”。 “无志”是说没有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必有的“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而更可悲的是， 民间这种有志者不能说没有，而且为数不少，但他们只能像空谷中的幽兰，空有满腔热血，无法为祖 国人民作出任何贡献，眼看着自己宝贵的生命无为而随风飘逝。正是：“空怀壮志身先死，长使英雄 泪满襟！” 有人说，“我国民间不是前有雷锋，近有丛飞、白芳礼、赵景华等，怎能说民间有志者无法为国作贡 献呢？”答：“在有上十亿人的民间、40年的时间里，只能像凤毛麟角般有屈指可数的这几位，而且 多是在他们去世或衰老之后始为人知，其能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有限。更可令人深思的是：这种人在高 级文化人中又何其少见，是真的没有或难有这种“千里马”，还是因为没有“伯乐”呢？ 有人说：“中国自古有‘勞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训，国事原不劳百姓操心，人民无志，又何 足忧。” 一般人无使命感，不足忧；但可深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无使命感，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信 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己及人、以至世界大同的崇高志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和立国的精神所在，如今却荡然无存。最近胡主席在耶鲁的演讲中强调了这点，那简直是空谷 足音，但在中国的媒体上却被销声了。 “少信”有多种含义，今日最严重的一种是“不以无信为耻”。其次是没有信仰，除了只信“人不为 己，天诛地灭”之外，不相信任何其他事物。巴金的《随想录》疾呼知识分子要说真话，全国媒体也 无不同声赞扬，可是在今日的媒体上又能看到多少为上级所不愿听的‘真话’呢？” 人无信不立，今日中国社会的众多弊端，多源于此。政党的年轻党员与政府基层干部，无不来自民间 ，他们原无信仰，当“官”后又不求取信于民，这才会无法无天，任性妄为，任何良好政策，一到他 们手上就变质，此所以政府各部门少有不弊端丛生，除之难尽。 “少知”在两个方面最严重：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 在知识方面是指对中外的历史、现况、文化优劣，皆所知不深，也不求知或不易求知（图书馆本来就 少，而有些书还自我封锁，不让平民看。例如“凤凰卫视”为全球华人所喜爱，虽在中国“境内”， 只因在大陆“境外”，大陆平民就“无权看”）。由于受教育的成本大增，毕业后的就业难，农村已 有“读书无用论”，社会有“知识无用论”。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城乡凡能维持温饱之处，莫不一片麻 将声。常言道，一刻值千金，时间是人的生命，十多亿人的时间是多么宝贵的国家资源，如此白白浪 费掉而不知惜，这是中国人的集体无知。 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民间最悠久的传统崇敬“天地君亲师”，因有封建内容而早被彻底摧毁，社会 主义的道德还未确立就被文革掃荡无存，盗亦有道，而今日中国民间连盗亦不如，只剩下彻头彻尾的 个人利己主义，不畏天地鬼神，不顾国家利益，不孝父母孝儿孙，不助贫弱助权贵。中国原以礼仪之 邦自豪，而今与欧美日韩相比，能不自惭？ 有人说，中国本来太穷，首要是搞经济，富了以后，文化、道德自然就会跟上，所谓“衣食足而后知 荣辱，仓癛实而后知礼仪”。但证诸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却大不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 发挥人民力量初建新中国之时，刚经过二战与解放战争的洗礼，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中国人民的素质 却达到近代史上少见的高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志气高昂，穷且益坚，至“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而达最高点。可惜阳谋一出，继以“反右”与文革，人民素质大受摧残；直到“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出台，元气稍复。90年代初打破“姓社姓资”的教条桎梏、经济领域逐渐向人民开放 之后，久被压抑的人民生产力获得一次爆发，使中国的经济从低谷开始起飞，以短短的十余年取得举 世惊为“中国崛起”的奇迹，神六飞天，美日疑惧，小城高楼林立，节日游客如云，国势之盛，远超 汉唐。然而，在经济开始起飞之日，人民素质反开始下降，每况愈下，至今跌至深谷，与建国初期， 适成强烈反比。何以至此，能不令人深思。 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地球村中，位居前茅，但在人民素质方面，远落人后。胡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 讲中，想全球宣布了中国包装总公司的立国理念是：致力于建设社会和谐的国家，和国际和谐的世界 。这是中国传统的以仁服人的“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只是象今日中国的“无志、少信、少知 ”的人民素质，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吗？更遑论和谐的国际。 . ------------------------------------------------------------------- 《拟‘将进酒’》 局势浑浊，左派待兴。右倾绵延，工农舛命。知分靠拢，复辟日中。泰来否极，盛衰翻腾！ 伟哉文革！事在基层。G8萧条，胡温何能？ 君不见，美帝猖狂如希墨，举世为之感不平？ 思想政治路线第一位，晴天霹雳须是酝酿成。 . ------------------------------------------------------------------- 陈水扁四面楚歌 国民党提罢免陈水扁案细数陈水扁十罪状 中国台湾网 (2006年06月13日) 　　中国台湾网6月13日消息　 “罢免陈水扁案”13日在台“立法院临时会”正式成案。国亲两党提出的罢免案中，列举出了陈水扁 的十大罪状，包括乱政、贪腐、用人失当、丧失诚信等各方面。 　　 据台媒报道，根据中国国民党“立委”丁守中提出的“罢免陈水扁案”文书指出，陈水扁的十大罪状 为，一、“违宪”乱政；二、经济不振；三、贪污腐败；四、用人失当；五、“外交”挫败；六、两 岸关系紧张；七、挑拨族群对立；八、操弄金融改革；九、戕害媒体自由；十、施政毫无诚信。 　　 一、“违宪”乱政：陈水扁公开宣示“权力下放”，“除了‘宪法’赋予的‘总统’职权，其余党政 权力彻底下放”，根本是公开承认过去行使的权力逾越“宪法”赋予的权限。 　　 二、经济不振：陈水扁拼政治不顾经济，致使台湾经济力下降，民进党执政以来，“政府”高官结党 营私、掏空公产、吃香喝辣，严重伤害台湾经济。 　　 三、贪污腐败：陈水扁违背“清廉执政”的承诺，财团巨贾络绎穿梭“第一家庭”，提供不当金钱利 益换取特权，包括SOGO百货经营权、“台开案”、四大“金控”合并等等；陈水扁夫人吴淑珍也说 谎否认陈由豪到过“官邸”；陈水扁女婿赵建铭牵扯进内线交易。陈水扁对于家人、亲信贪污腐败不 知检讨，对于要求下台声浪充耳不闻。 　　 四、用人失当：陈水扁宠信贪官、放纵亲信，任其幕僚干预政权，陈水扁办公室两任前副秘书长陈哲 男与马永成都身陷弊案之中，另“内阁”里多位“国王人马”，包括吕桔诚（台当局“财政部长”） 、张景森（台当局“经建会副主委”）等人，与赵建铭、赵玉柱父子涉及利益纠葛，争议不断，证明 陈水扁用人失当。 　　 五、“外交”挫败：陈水扁就任把“外交”当“内政”操弄，“公投”议题玩弄美国对台湾的信任， “终统”上又以文字操作让美国对台湾失去耐心，执政6年玩掉台美数十年的友好关系，严重压缩台湾 的“外交”空间。 　　 六、两岸关系紧张：陈水扁以意识形态处理两岸关系，导致两岸关系停滞不前，包括“终统”违背“ 四不一没有”，“积极开放、有效管理”退化成“积极管理、有效开放”，致使两岸关系无法稳定发 展。 　　 七、挑拨族群对立：陈水扁在选举场合上动辄以“爱台、卖台”、“本省、外省”制造族群对立，争 取个人、一党之私，制造社会秩序纷扰不安。 　　 八、操弄金融改革：以“金改”之名行图利财团之实，包括“彰化银行特别股标售案”、“台企银民 营化”、“中华开发公司收购金鼎证券案”，“元京集团与复华金控合并案”，都有“第一家庭”介 入的嫌疑。 　　 九、戕害媒体自由：包括电视台换照风波、控告台湾媒体及记者，打压揭发高捷弊案的TVBS，对台 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成立大加阻挠，已陷入民主倒退的地步。 　　 十、施政毫无诚信：先操作“正名制宪”撕裂“中华民国”，却又突然主张“大声唱国歌”；宣称“ 台独是自欺欺人”，却又发动“废统”风潮，实在有失领导人的风格。（云鹏） 联合早报：美国何以愿意放陈水扁一马 　　人民网6月1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发表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阮次山的评论文章。 　　 文章引述，6月5日早上，正当陈水扁被家庭丑闻案纠缠得危机四伏时，台湾“中央 社”从华盛顿发出一则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消息来源今天透露，美国政府对于台 湾近来政局急速变化感到忧虑，美国希望台海稳定，也盼陈水扁总统能顺利完成剩 下任期，政府更不要空转。” 　　 同一天，台湾《联合报》驻华府特派员张宗智显然在看了台“中央社”上述报道后 向美国国务院查证，并发了报道称：“华府消息人士表示，绝无此事，美国仅希望 台湾政局稳定，不会介入台湾政局。” 　　台湾各方奈何不了陈水扁 　　 文章说，陈水扁在面临罢免、“倒阁”，乃至于弹劾危机时，仍居于“不败”之势 ，是因为过去由蒋家创下的体制及由李登辉修改后的台湾“宪法”，已使台湾的“ 总统”在任内具百毒不侵的地位，理由是： 　　 一、台“宪法”第52条规定：“总统除犯内乱或外患罪，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 事上之诉究”； 　　 二、修正之后的台湾“宪法”规定，台湾“立法院”需经三分之二“立委”通过才 能成立“总统”罢免案交由全民表决，由于目前泛蓝阵营在“立法院”席数不到三 分之二，除非民进党“立委”有至少29人倒戈，否则罢免案过不了“三分之二”的 高门槛； 　　 因此，只要陈水扁执意“耍赖”，即使其妻吴淑珍涉及受贿或其他罪状，陈水扁执 意食言，台湾各方人等都奈他不何。 　　 对陈水扁来说，此时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快速把民怨压力削弱、降温，只要民怨不 升温到“革命”的程度，陈水扁对台湾的民意还是拿捏得相当准。 　　 且看这阵子台湾各报的民调：虽然目前希望陈水扁自动下台的民意已有近七成，但 是，赞成及反对罢免他的民意迄今都不过五成，换句话说，台湾民众要么认为门槛 过高，罢免他几乎不可能，要么担心罢免行动会分裂台湾社会，人民因此宁可希望 他自动引咎下台。 　　 问题在于，陈水扁一旦下台，就少了台“宪法”第52条的保护伞，他岂愿意下台？ 因此，为了避免民怨继续沸腾，美国成了他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章说，台“中央社”那则报道是陈水扁向台湾民间送出的信号之一，意在向一般 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表示：“美国还是支持我的。”此外也间接告诉美国：“我若 下台，台湾会乱。” 　　 就在陈水扁面临此困局时，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薄瑞光“按原先的规划 ”到台湾访问。 　　美国务院网站罕见的声明 　　 文章继续引述，6月8日，薄瑞光同陈水扁晤谈和进餐，前后约三小时。在会晤中， 陈水扁以近哀号的口气向薄瑞光表达了：不管压力多大，时局多困难，过去对美国 总统布什所作的承诺，不会有丝毫改变。 　　 第二天（因时差，事实上是美国时间同一天），美国国务院罕见的在网站的“新闻 及声明”栏目上发表题为《台湾――陈水扁关于两岸问题的声明》，表示美国政府 乐于听到“陈水扁总统”在6月8日重申其2000年及2004年的（“四不”）承诺。 　　 有趣的是，除了以此罕见的声明，逼陈水扁“立此存照”之外，美国当局还细心的 作出以下安排：在薄瑞光和陈水扁会晤时，本来严禁记者采访。但是，事后，陈水 扁当局发布了电视画面，在画面中，陈水扁除了重申上述向美国的保证，也近乎哀 号的痛责在野党对他进行“政治干预司法这种“株连九族”的作法。 　　 美国政府显然借此镜头，要陈水扁向台湾民众及大陆现身说法重申“四不”，至于 他那套“哀号”，只是连带的副产品，美国政府并不在意，因此，当陈水扁不断痛 责在野党时，薄瑞光的翻译曾对着镜头作了个鬼脸。 　　 到6月9日，薄瑞光会晤台湾媒体时，轻松地表示他不认为当前台湾局势有值得忧虑 之处。而且，在他四处约见台湾政坛人士时，唯独不见“副总统”吕秀莲。更有趣 的是，为此，陈水扁的秘书处还唯恐不为人知地在当天发了新闻稿，表示是薄瑞光 认为不须要见吕秀莲的，以此向台湾民众传达信息，暗示美国不希望吕秀莲依“宪 法”继任“总统”。 　　因此，美国政府存心放陈水扁一马，已明朗化。 　　 文章认为，从外交策略来分析，美国政府有意让陈水扁干完他的任期，有其高明的 考虑。 　　 过去一年，无论在“终统”、“过境”等问题上，陈水扁一直显示出其“桀骜不驯 ”的态度，而且一直固执地相信，不管他如何行动，美国最终还是会支持台湾。此 外，美国也担心，若认为有必要，陈水扁可能铤而走险，宣布“独立”，导致两岸 发生冲突。 　　让吕秀莲继任风险更大 　　 文章进一步分析，此外，由于北京方面宣布的“对台动武三原则”之中，包括了“ 台湾一旦发生动乱”在内，美国政府也不希望台湾的政局发展到群众动乱的地步。 　　 因此，目前陈水扁既然已面临“令不出府”，他的任何大动作都已无法获得台湾民 众认可，甚至不被行政部门执行，陈水扁已等于处于无法制造两岸危机的地步，对 目前受困于内政及外交危机的布什政府而言，“台海之火”暂时无法点燃。 　　此时，若任由陈水扁下台，换上吕秀莲，布什的风险是： 　　 一、吕秀莲从李登辉时代每年赴联合国叫嚷要让台湾进入联合国到现在，其“独意 ”和“独心”并不亚于陈水扁，此时此刻，陈水扁既然已被美国稳稳困住，何必让 吕秀莲上台，面临一个未可知的麻烦？ 　　 二、吕秀莲涉及的弊端少，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还找不到可以箝制她的金箍咒，如果 她胡来，造成两岸危机，美国还会面临危机，对此，美国一动不如一静。 　　 因此，一旦逼陈水扁再度重申“四不”，终结了“终统”的危机，美国自然要放陈 水扁一马，对于陈水扁家人所涉及的弊案，美国政府并不在乎，因为这个危机不会 延烧到布什政府。 　　 文章说，美国政府一旦决定放陈水扁一马，相信，台湾泛蓝阵营“倒陈水扁”的热 潮很快会降温。一方面，马英九、宋楚瑜都是和美国政府往来密切的人物；二来， 从体制面分析，罢免陈水扁实际上无法实现，泛蓝方面对此无计可施。 　　 因此，既然美国已放扁一马，除非今后几周的发展，揭露出陈水扁过分的违法失职 证据，否则，陈水扁或许可以再“赖活”两年。 段宜康：赵建铭关到死最好 民进党新潮流前总召段宜康（左），昨天被问到对总统女婿赵建铭将被交保有何看 法时表示，赵建铭最好不要放出来，关到死对民进党比较有利。 【记者蔡惠萍／台北报导】 外传婿赵建铭即将交保，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新系要角段宜康昨天语出惊人地说 ，如果赵建铭因司法程序交保，刚好证明民进党无力操纵司法，因为凭常识都知道 ，对民进党最好的是「把赵建铭关到死。」 不过，这句「关到死」一出，立刻成为各家电视台斗大的新闻标题，新潮流系办公 室涌进许多绿营支持者的抗议电话，段宜康赶紧发出声明澄清。 他强调，这句话是他的「夸张举例」，本意是为了帮助民进党并未介入司法调查， 呼吁外界尊重司法程序；但媒体仅撷取片段，既不是他完整谈话属性，更非其本意 ，让他感到相当遗憾。 对于台开案将尽速侦结交保的消息，段宜康坦言，「赵建铭出来对民进党并不是好 事，」因为对民进党比较有利的方式是让赵建铭继续成为攻击的箭靶；反之赵建铭 若被交保，将使民进党继续给在野党攻讦的借口，但是任何人犯案，只要羁押理由 消失，就应该交保，希望外界尊重司法。 他说，就是因为民进党无法介入司法案件，因此赵建铭案任何依正常司法程序进行 而产生的结果，不能用政党的利益来考量、揣测，也不要用政治阴谋论来质疑；媒 体应该有责任教育民众，如果让「恶之欲其死」的气氛在社会弥漫，其实是不利司 法的公正和独立性。 【2006/06/13 联合报】 检调：驸马拿3千万 确实帮耐斯大忙 记者董介白/台北报导 总统女婿赵建铭「关说」国票金控经营权之争，检调追查赵建铭的角色，发现赵建铭确实帮了耐斯集 团大忙，去年6月间，赵与蔡清文、游世一共同的好友，因掌握一席市场派的董事席次，最后依约力挺 耐斯而成功入主，事后，耐斯也爽快付了赵建铭3000万元，并非外传没帮到忙，却仍拿到好处。 检调发现，赵建铭在耐斯入主国票金控站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耐斯集团原欲疏通的官股，赵建铭在检 方侦讯时，坦承打电话向官股协调人，前财政部次长陈冲，关说国票金控董监事改选事宜，事后也拿 到3000万元的酬金，但赵建铭并未碰触任何法律问题，只能说赵建铭除了有骨科医师的专业外，他「 乔」事情也很有一套。 调查局北机组全面清查第一亲家资金流向时，在去年8月10日，发现耐斯集团旗下众大联合、爱鲜家冷 冻两家公司拿出60张，面额各50万元的台支本票3000万元，通过台开案污点证人，国票证董事蔡清 文转汇赵玉柱、简水绵及赵建勋帐户。 为厘清赵建铭台开内线炒股的资金流向，北机组在约谈赵玉柱等人时，赵玉柱坚称是他借来投资好友 宽频房讯公司的股款，经进一步追查台开买家蔡清文、游世一的说法，蔡透露这笔3000万款项，是赵 建铭帮忙耐斯集团入主国票金经营权的谢金。 据了解，去年6月间，在国票金控董监事改选之际，耐斯集团陈哲芳与洪三雄、陈玲玉夫妇双方竞争激 烈，各自寻求支持，耐斯为立于不败之地，知道公股的立场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地位，为了买保险，耐 斯清查市场派持股，发现足以掌握一席董事席次的「有力人士」，与蔡清文等人颇有交情，甚至发现 蔡清文等人平时与驸马赵建铭「同一挂」，因此将席望全放在赵建铭身上。 赵建铭为了此事，努力折冲，先打电话给国票金的公股代表陈冲，但陈不为所动，在关键时刻，仍坚 持立场把票投给自己，并未倒向任何一边。 不过，据悉，经赵建铭、蔡清文极力游说这位掌握市场派持股人士的动向，为了卖赵建铭「驸马」的 面子，耐斯集团才吃了宽心丸，成功入主国票金控经营权，而耐斯「在商言商」，事后也不罗嗦，一 次付出3000万元当谢金。只是，给钱的耐斯说是单纯的借贷，帐户收到钱的赵玉柱，也坚持他是向和 盟流通总经理洪敏森借款。 【2006/06/13 联合晚报】 . ------------------------------------------------------------------- 我紧急呼吁——迅速恢复《中国工人》等三网站的正常权利！ 作者：魏巍 2006/05/08 中国工人网 http://www.zggr.org 　　 最近，听说中国工人网、共产党人网、工农兵BBS等三网站被封闭的消息，不胜惊诧。我感到，北京 市新闻办公室网络宣传管理处这件事办得很蠢，极其冷酷无情且不可思议。我国毕竟还是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嘛，工人阶级还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嘛，我们怎么能够对工人阶级这么一个小小的舆论阵地，工 人惟一一个还能说得上话的地方，这么冷酷无情，务必摧之毁之而后快呢？中央领导人常常提醒我们 要有忧患意识，要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为什么又要把奉行这一宗旨的共产党人网也给封掉呢？中央 领导人反复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要联系群众，为什么又要把联系工农兵群众的网站给封掉呢？ 难道以民为本中不再包括工农兵了吗？总之，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十分奇怪。有人说，共产党已经变了 ，难道真的是变了吗？这件事大大损害了我党的声誉，是极其错误的。此其一。 　　 其二，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大力强调要关怀弱势群体，要树立亲民形象，要建立和谐社会，北京市新 闻办公室网络管理处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斧子就砍掉了三个网站，这不是故意往中央领导人的脸上抹 黑吗？这不是故意制造党和群众的隔阂，激化社会矛盾吗？试问，在这样的强烈压制下，广大工农兵 群众怎么与你们和谐呢？ 　　 其三，关闭中国工人等三个网站的唯一理由是说该网站没有注册资金1000万元！这真是闻所未闻的荒 唐事！从网上看到，广大职工对此十分愤慨。这不是公然宣扬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吗？这不是等于说 ，要讲民主么？好，拿钱来！没有钱的穷光蛋，靠边站，没有你们的份！人民的言论、出版、集合、 结社等自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神圣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 法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与他抵触的法律法规必须服从宪法。宪法的神圣性正在这里。依此标准，上 述新闻管理中的这种法规，荒谬绝伦，必须彻底否定。问题很清楚，不是中国工人网有什么缺欠，而 是关闭三个网站的粗暴行动严重违背了宪法！ 　　 总之，无端关闭中国工人等三个网站，是践踏人民民主，严重违反宪法的事件。他已经侵犯了工人阶 级正当的民主权益，伤害了工人阶级的感情，在工人心灵深处留下了沉重的创伤，后果是极其不好的 。因此我紧急呼吁一切社会贤达，敦促有关部门，迅速纠正自己的错误，恢复中国工人网等三网站的 正常活动，好维护工农兵的根本利益，实现真正的和谐而努力。 . ------------------------------------------------------------------- 下岗职工的“想不通”与“害怕” 新华网 　　 下岗职工，是我们国家最庞大的弱势群体之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下岗以后的生活怎么样？他 们是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和接受下岗再就业这个现实的？他们下岗以后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他 们对国企改革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可以说，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到下岗职工中间去调查和了解的 。只有真正了解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以及实际困难，才能切实体会到国企改革对广大职工的 冲击力到底有多大，也才能对当前的改革成果做出公正的评判，更有利于把握好大方向，使我国的改 革开放真正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伟业。 　　 那么，下岗职工，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融入社会，走进市场的过程中的真实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笔者通过多年的了解和调查，以及自己的亲身感受，对下岗职工，尤其是大龄的“4050”人员的所思 所想，以及他们的生活境况有了一些了解。具体地说来，就是在很大一部分下岗职工中，一直存在着 “想不通”、“害怕”，或者说是“忧虑”的现象，而正是这种现象，使他们的心理状态长期处于一 种沉重的压抑和提心吊胆中，而且很难从中解脱。那么，他们想不通的是什么？他们害怕的，或者说 忧虑的又是什么呢？ 　　下岗职工的想不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改革，是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必然。国家有困难，不可能 将下岗职工包起来。这一点，绝大多数下岗职工都能理解。但是，让他们想不通的是，在大量的下岗 职工失去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失去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走向市场，去谋求生存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公 务员队伍，却正在变得日趋庞大，而且机构臃肿，冗员众多，人浮于事，与职工的大量下岗和生活的 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最明显也是最令人气愤的是，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待遇，和所谓的“公务消费”，在艰难的改革 进程中，在许多下岗职工连起码的生活保证都难以得到的情况下，却是连续不断地在扶摇直上、水涨 船高，奢侈得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同行们都目瞪口呆、大有望尘莫及之感。国家有困难，改革正 在阵痛阶段，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呢？ 　　 三、许多企业，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穷庙富方丈”现象。企业不行了，职工下岗了，可其 领导者却毫无愧疚之心，更无承担职责之感。更有甚者，有的企业亏损几亿、几十亿，竟没有人去问 问为什么，更谈不上去追究责任了，而且这些亏损单位的领导们，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 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比以前还悠哉、快哉。此种现象，非常普遍。难怪有的下岗职工一针见血而又痛 心地指出：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城市，是典型的“有腐败无贪官”！ 　　 其实，下岗职工的想不通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多谈了。但这些与下岗职工的现实状况形成 鲜明反差的现象的广泛、大量的存在，在下岗职工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是使得许多下岗职工怨气 多多，牢骚满腹，情绪不稳定，思想混乱，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源泉和罪魁祸首。所以，对于这些现象 ，应该，也必须引起我们极高度的重视，是到了采取坚决措施的时候了！ 　　所谓下岗职工的“怕”或者说是“忧虑”，又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一、害怕夫妻双下岗 　　 有关部门，曾经对下岗问题，做过明确的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下岗的，另一方不得下岗。这规定， 考虑到了下岗职工的实际生活，充满了深深的情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很少有见到有真正贯彻执 行的。事实上，有太多的夫妻双双下岗，使得生活由此陷入了困境。尤其在下岗初期，夫妻双方对“ 双下岗”没有思想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现实，没有心理准备，相互间又没有及时沟通思想，双方埋 怨多于理解，导致了夫妻关系紧张，甚至于大打出手，造成感情破裂。甚至于有的夫妻，最后不得不 以离婚告终，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悲剧结局。 　　二、害怕找不到工作 　　 这一现象，在40、50下岗人员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由于他们的年龄大了，而且专业技能不是老化就 是不适应现在市场的要求，更突出的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毫无优越性可谈 。在招工现场，笔者经常看到，用工单位大都将35岁作为标准，超出年龄的免谈。看着那些老同志们 带着失望加沮丧的表情离开招工现场的情景，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和气愤。有的城市，将口号 喊的震天响：保证下岗职工24小时有工作。前提是只要不挑不检。而他们所提供的工作，往往是不适 合大龄下岗职工的身体条件的繁重体力工作。如果你提出胜任不了，那就说你是挑挑拣拣，放不下架 子，拈轻怕重，甚至于有的媒体也跟着起哄，对下岗职工在找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态度横加职责， 可就是不去设身处地地去与那些下岗职工认真地谈一谈，仔细探究那些老同志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 　　三、害怕得大病 　　 对于这些下岗职工来说，由于大多享受不到医疗保障待遇，所以对生病的问题，就不单单只是害怕， 甚至是一种恐惧感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劳动所得，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一旦得了病，哪怕是一个 小小得伤风感冒，都会让他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据报道：我国有近半数的人口看不起病。更 有许多人因病致贫。事实正是如此，有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已经生活稳定了的下岗职工因病返贫 ，这已经不属于个别现象了。很多下岗职工对疾病的态度是，如果有了病，小病买一点药吃，如果得 了大病，他们大多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放弃治疗，听天由命。一场大病，对下岗职工来说 ，无疑就是一场灾难。 　　 如果再细细地说来，他们的害怕远不止这些。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前几天，一个下岗职工到笔者家 中修理热水器，于是就攀谈了起来。当我询问他和他的家庭目前的情况时，这位四十五岁的下岗职工 是这样回答的：“我下岗已经几年了，找到的这个工作还不错，一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我爱人属于 内退，每月有100元的工资，再加上她在外面摆了一个小摊，每月能进500元左右。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可孩子正在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一年最少需要一万元钱，再加上我有很严重的骨疼病，浑身上下 没有一个关节不疼的，非常痛苦。吃药每月需要500元左右。好在我的两个姐姐把我的药费全部负担了 ，否则，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病，如果严重了，肯定会失去工 作能力的，人家就不会要我了，到那时，可怎么办呢？”这位下岗的同志，对自己现在所处的虽然也 并不太好的境遇，没有什么怨言，但对自己的将来，却充满了害怕或者说是隐忧。 　　 这位下岗职工兄弟，我为你祝福，为你祈祷，希望你的病情不再加重，能够永远工作下去，家里的日 子能够越过越好！ 　　 现在。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经济学家队伍里，很有一些人凭想当然办事的，也就是被群众形象地喻为 拍拍脑袋瓜子就做出决定、是用脚后跟在思考的人。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东西当作灵丹妙 药，原封不动地搬来，妄想用它来解决一切。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连使用的名词，都是国际上流行 的，新得不能再新的词句了，好象只有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与时俱进，甚至于有的所谓的新经 济理论，让人听了云遮雾罩，竟不知其所以然。 　　 “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这句口号，喊得理直气壮，也曾经流行的很广泛。但我们的市场与已经 实行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相比起来，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在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一系列社会保障 方面，更是少之又少、差之又差。在这种状态下，不去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 强调市场的作用，把下岗职工强行赶进市场，让市场去承受，去消化，去解决一切问题，那简直就是 天方夜谈。而千百万下岗职工们所经历和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改革，搞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人民群众尽快地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 们有些领导干部和所谓的经济专家们，不但对下岗职工们正在经历着的严酷的现实视而不见，而且还 常常口出狂言，说什么改革就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说的自然而且还理直气壮。这种对待下岗 职工毫无感情的态度与言论，让人听了，非常的失望、伤心、痛心和气愤！那么我们要问，改革的成 功与否，难道真的只有牺牲那些为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又成为下岗职工的广 大职工的利益才能实现吗？难道就真的别无其他的路可走吗？用直接牺牲下岗职工利益来“减员增效 ”，那所谓的“增效”又表现在那里呢？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国家，即使再市场经济了，也不能 离开了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也不能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 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 . ------------------------------------------------------------------- 归还普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收入分配才能公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改革收入分 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 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 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见当前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存在的不公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 改革开放事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社会上的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公平的呢？我以为是普通员工的社会主人翁 地位被削弱、被剥夺而逐渐出现的。这些年的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无一例外都是要求员工置换身 份，长期工成短期工、正式工成合同工，由过去的主人（至少是在宣传上是这样说的）转换成了打工 者，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地面临着管理层的各种借口威胁，生怕下岗或失业，在什么减员增效、拉开分 配档次等面前无力也不敢抗争，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社会消费水平却一浪高过一浪，房改、 医改、教改更使得普通家庭无力承受。要改革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普通工人的实际地位，显然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工人不能也不敢对不合理的分配方案进行抗辩或抗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因此 只有归还普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提升工人的抗辩和抗争能力，收入分配都有可能各公平、公正的方 向前行。 　　来源：强国论坛2006年5月30日 . ------------------------------------------------------------------- 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五） 文家军 目 录 执行概要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改革政策及其结果 第一节 农村的困境及其形成 专栏A：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 第二节 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 专栏B：中国视野中的纺织品贸易 第三章 对生活质量和环境的影响 第一节 贫困与不平等 第二节 健康与教育 专栏C：快餐业的入侵 第三节 环境 第四章 来自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与行动 第一节 中国的环保运动 第二节 新乡村建设运动 第三节 中国的新左派 第四节 最近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措施 第五章 结束语：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附录Ａ：恢复草原——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附录B：中国真的己经加入WTO了吗？ 第五章 结束语：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父—— 亚当·斯密评述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 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国富论》，1776，第2卷，第232页）然而，亚当·斯密后来的追随者通常选择对这一特别的担 忧视而不见。中国在改革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说明这种担忧是如何地合理。巨大的财富确实 是创造出来了，但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绝对贫困—— 不是就经济学家所使用的GDP而言，而是就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基础服务的可获得性 而言。 西方和中国的媒体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自由市场改革，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经 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进行比较，来探究中国经 济“奇迹”的原因。不同的专家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同意 ，全民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这在改革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农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坚实的 社会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80年，平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7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 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发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 召开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 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成年人当中的识字率从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 80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 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现在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 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为起飞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自印度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的更明白：“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1979年以前）的基础所 产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后的改弦易辙带来的。” 不幸的是，改革恰恰对它赖以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在 广大的农村。到1978年，农村人口中大约有85%被集体医疗保健体系所覆盖；现在，农村人 口中超过80%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健计划。虽然城市的人均寿命（78岁）正在接近经 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寿命只有66岁，比25年前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高 等教育在最近这些年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是以牺牲大多数孩子的基础公共教育为代价的。 韩东屏一项个案研究发现，1976年，在一个农业县中大约有70%的年轻人能够读完高中，然 而这一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降到了不到10%。从根本上讲，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已 经大体上被毁灭掉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现在为什么如此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 中国一整套改革的这一方面类似于世界银行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的“结构调整” 计划。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政府是在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情况下自愿采取这些 措施的。因为中国是曾经有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所以这种“ 调整”的广度和彻底性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在医疗保健资金使用的公平性方面，《 2000年世界健康报道》将中国排在了191个国家中的第188位，这意味它处于最不公平的国 家之列。就教育而言，1999年，个人支付的资金占到了教育费用中的42%，按照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收集的资料，这比所有的国家（除了智利）都要高。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完全有理 由说现在的中国在全球实施了一种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在经济上的成功证明了世 界银行确实是正确的：结构调整肯定能带来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人们不禁会问 ：这是人们真正需要的那种增长吗？由于出现在中国媒体上和来自普通大众的不满日渐增 加，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这种改革的抵抗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 而比其他许多国家要晚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家在改革以前的时期里所积累起 来的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一个是改革得以在成功的伪装下进行。虽然在1949年到1978年期 间出现了许多错误和过失，但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强大的平等主义政策确实赢得了人们的巨 大信任。所以当改革者们大谈“改革需要牺牲”并提出这种要求时，大多数人们无论是被 迫地还是自愿地都勒紧腰带做出了牺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利益 或多或少总会均衡地分配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毕竟，这是国家和人民之间一项 固有的社会契约，该契约在共和国的头三十年里都得到了双方的遵守，公众指望着国家将 继续尽到其在契约中的责任。而且，最开始几年的改革政策听起来完全是无害的，如“引 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或者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大多数人相信毛泽 东的政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某些改革是必需的。没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预计到改革 会走向今天所见到的这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这可能也不是邓小平的初衷。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中的问题开始出现，改革的支持者们总是争辩说，这些是过去的 遗留问题，并且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得到解决。这也是西方媒体中的主要说法；这些问 题总是被归咎到中国的过去，而解决办法总是进一步地采用西方的规则。但是这些论证变 得越来越让人难以信服。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距比现在要小得多并正在消除；虽然GDP要 低得多，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上不起学或看不起病，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犯罪、卖淫、虐 待劳工等。由于在过去很少有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却出现了，所以很难让人相信这些是过 去的遗留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失去了耐心：“为什么总是我们工人和农民被要求做出牺牲 ，而你们精英分子却坐享其成？”如果你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谈一下的话，你会不断地 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不是邓小平告诉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反，我们现在是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当毛主席让我们警惕资本主义的复辟时，那时我们确实 不理解他在说什么。现在我们理解了。”另外一种说法是所有社会阶层都认同的，即邓小 平的改革政策是“打左灯，却向右转”。虽然一些新富起来的人是以开玩笑甚至赞许的口 吻说起这一点的，但许多工人说起这一点时却是带着愤怒和被背叛的感觉的。与此同时， 大众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善，近年来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自发活动明显在增多。在 最近一些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示威中，抗议的工人高举毛泽东的巨幅头像作为他们的旗 帜。这发出的信息是嘹亮而清晰的：他们更喜欢过去毛泽东领导下的时代，因为现在的政 府已经完全违背了它与人民之间的契约。 这样，27年的改革不仅极大地消耗掉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参见本报告中关于环境的部分） 和人力资源，而且也消耗掉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资源。就像不断增加的抗议所表明的，政府 的合法性正在遭到挑战。这一问题同样扩展到了党内。随着社会主义的宣传话语正在变成 空壳，党不得不求助于物质手段来动员其党员和干部，而这又使腐败更严重并使既得利益 集团进一步巩固。 自2003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执政以来，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的迹象。边缘化群 体的困境越来越为媒体所关注，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的不满。不再说“发 展是硬道理”，新一届政府现在提倡“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尽管如此，迄 今为止的调整还没有击中最近二十年来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要害。例如，虽然存在 着争论，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和拍卖仍在继续。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能否像改革者们所承诺 的那样为大众所实现？或者现在到了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并思考其他选择的时候了？这些是 中国的领导人和大众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力量强大，所以方向的改变决非易事。但是希望还是存在的 。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党员和普通群众依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所承诺的平等和正义的观念， 而不是盲目接受新近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对财富的单向追求中，这 些人已经被边缘化而士气受挫。这些人在探索新的前景中能够重新获得力量和再次动员起 来。 现在不仅中国处在了十字路口，整个世界也处在了十字路口。探索一个正义和可持续 的世界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中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到所有人。它自1949年以来的 经验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训。虽然改革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功不应该使得我们对它所付出的 巨大的人力和环境代价视而不见，但我们也不应该陷入到相反的极端而盲目颂扬毛泽东时 代。这篇报告主要描述了改革时期的问题，将之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成就进行了对比，这 是因为西方的媒体对于这些方面几乎是只字未提。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做出一个时代比另 一个时代更好的简单化判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人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改革时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两个时期同样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坦诚而公正的评价对于前进道路的探索是必需的。本报告就是这方面 的一个尝试,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启发更多的讨论。 （全文完） 附录Ａ 恢复草原：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农地和草场的退化是中国的一个严峻问题，特别是在其西部和西北地区。它导致土壤 侵蚀、洪灾、沙漠化和沙尘暴。为了和这些问题斗争，中国政府从2000年起开始了一个雄 心勃勃的名为“退牧还林”的恢复草原计划。农牧民因为他们停止使用他们的土地，将之 恢复为森林或野草地而获得补偿。本文考察问题特别严重的一个案例—— 内蒙古，后者被指责要对北京的沙尘暴负责。本文将阐明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解释新 政策为什么 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内蒙古是中国北部的一个很大的自治区，和蒙古国接壤。它的草原曾牧养了很多的绵 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但是近几十年来 ，草原退化甚至沙漠化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出现。由于相信问题的根本是过度放牧，政 府将限制甚至禁止放牧作为政策的重点。然而，为什么蒙古草原上畜牧已经进行几千年了 ，而只是现在草原才退化呢？ 我最近走访了内蒙古，并采访了一些草原生态学家，他们所观察到的草原退化原因和 主流媒体不同。除了过度放牧，农业和土地分配模式的改变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 些都是一个更大原因即原生文化的衰落的结果，—— 而这种原生文化比现代的土地使用方式更适应当地的环境。衰落的一大原因,是近年来以分 田到户和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对原生文化和传统生计破坏极大。 由于远离海洋，内蒙古的降雨很少而且不均匀。大部分降雨集中在夏季，那时海洋的 风吹到这里。这里的气候是大陆性的，夏季较热，冬季寒冷，每年积雪覆盖地面几个月。 在冬春季节，如果地面植被或积雪覆盖不足时，强劲的西风就会扬起沙尘暴。由于当地降 雨年度差别达到几倍，蒙古草原的牧民过去是游牧：哪里有降雨，他们就将牧群赶到哪里 。他们生活以社区为中心，没有土地私有制。由整个社区养育小孩和照顾老人，这和现代 的核心家庭形成鲜明对比。游牧生活使保存除了必要之外的任何货物都很困难，这阻止人 们争取大的剩余或者以物质拥有物相互比高低。总的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使社区能够在不 过度使用自然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对于为他们的农耕传统感到自豪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总是显得贫穷而 落后。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一次次地派遣士兵和农民到内蒙古垦荒和 保卫边疆。这经常导致土地退化和环境恶化。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它继续认为游牧生活 落后并努力想使之现代化。在最近几十年，大片的土地被开垦和作为定居点。由于牧民总 是不太愿意从事农业并且不太擅长农业，这些计划导致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大量涌入。 新的被转化的农地要求广泛的灌溉，而在土地退化前往往只有几年的好收成。在农闲 季节，由于缺少地面植被的保护，大风就会带走表层的土壤。蒸发率很高，被灌溉的土地 很快盐碱化。即使这样的土地被放弃，破坏仍然还在。根据在一个县实施的个案分析，在 该研究进行时期，大约一半的耕种土地弃耕，被弃耕的农地产草量仅仅只有邻近草场产草 量的三分之一。1949年以来，内蒙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草地变成了农地，这些问题就 大范围地存在。 还有几种实践也使土地进一步退化。由于湿地的土壤肥沃并且容易找到水源，所以很 多湿地被选中用来转化为农地。结果是，周围的土地经常变得很干旱。老鼠和蝗虫就繁殖 起来，因为它们的天敌没有生存的栖息地。 地表水的过度使用和地下水的过度抽取用于灌溉使地下水位下降，而且导致很多多年 生的草类和灌木衰退或死亡。采矿业和别的高污染工业在近些年也出现，消耗并污染了更 多的水。由于这里的河流大多为内陆河或季节性河流，污染的后果就高度集中并持续时间 很长。所有这些因素减少了剩下的草原的承载能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牧民继续他们的流动和公社生活方式，因为传统的氏族和 部落在中国政府的“人民公社”体制中有一定的立足之地。人民公社体制确实也带来了一 些积极的结果，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这些至今被牧民所称道。然而，在1984年，这一体 制被“家庭联产承包制”所取代。尽管土地在官方名义上继续属于公社，但它的使用权被 分割和分配给一个个家庭。实际上，所有的家庭各自在几平方公里的分散的牧场上定居。 当地政府大力鼓励牧场饲养更多的牲畜，因为是根据牲畜的头数收税。理所当然，这些政 策导致过度放牧。人口增长了，而每个家庭努力饲养更多的牲畜。他们被政府和现代消费 文化鼓动。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牲畜或者金钱以为未来的紧急情况作准备，因为传统的来自 部落的支持已经没有了，而公共的教育或医疗由于缺少集体经济的支持而衰落或崩溃了。 栅栏建立起来以分割牧场，这些不仅昂贵，而且需要稀缺的木材，并伤害野生动物，这导 致鼠害虫害更频繁爆发。更重要的是，栅栏结束了迁移。在雨量丰富的年份，牧场将饲养 更多的牲畜，而在干旱的年份，土地则被过度放牧。土壤侵蚀很快就开始了，往往从牧场 定居点或牲畜饮水点开始向周围扩散，这些地方被牲畜更多地啃食和践踏。在政策的鼓励 下，越来越多的家庭转而种植玉米或其他的高产草类以增补牲畜的食物，—— 如前所述，这些水和资源密集的 活动对环境高度有害，并长期来说对生产不利。 与广泛的看法相左，传统的牧民—— 那些已经放牧至少100年的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数是蒙古族，但是也有一些汉族—— 不应该对过度放牧负主要责任。一项调查发现，在一个特定地区有30，000头超过放牧承载 能力的牲畜。牧民只应对其中的3000头负责；最近定居的农民为其中的8000头负责，而新 到的外来者（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等等）有5000头，而政府雇员拥有14，000头。政府在 别人的牧场上饲养牲畜。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很低级别的雇员如教师也有足够的权力和特 权要求牧民照顾他们的牲畜，而只给牧民很少的钱。由于不关心牧场的未来，这些政府雇 员极少关心过度放牧。 近些年，中国政府意识到过度放牧的问题并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退耕 还牧”项目中，牧民收到现金和谷物补贴以恢复土地。在有些地区，牲畜禁止在春季放牧 ；在有些地区，禁令是全年性的，牧民被重新安置到政府建的“移民村”中。根据政府的 计划，在2006年以前，650,000 人将被重新安置。根据政府的统计材料，截至2003年3月, 150,000牧民已经被重新安置。新定居的村民在“公司加农户”方式中获得新的谋生方式。 昂贵的专门产奶的奶牛从荷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进口。每个家庭预定饲养几头奶牛，这 样就可以通过向大的奶制品公司出卖牛奶谋生。饲料有两个来源：农业剩余物（麦秆，玉 米秆等等）被卡车运来并被卖给牧民，每个人被分配1至2公顷土地以种植玉米或高产草类 。奶制品公司将牛奶运到加工和包装车间，—— 有时有几百英里远，而最终产品经常要被运输到几 百英里远的城市消费者手中。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新政策遇到了像以前的政策一样的问题。像早期的垦荒和定居 计划一样，移民村从中国其他地方吸引来了很多的人。他们的生计依赖种植谷物和饲料， 因此更多的草地被转化成农地。 从2000年到2002年，大约100万公顷的草地被转化为农地或人工草场以种植谷物或饲料。化 肥，农药，杀虫剂，水泵甚至拖拉机以相当大的代价被引进以垦殖新开发的农地。 如前所述，农地转化是水的过度使用和土地退化的首要原因。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一政策 就是“用油来灭火”。 恢复和重新安置计划被证明非常昂贵。仅在内蒙古的一个部分—— 锡林格勒盟，中央政府在2003年提供了87亿元（1亿多美元），2004年提供了56亿元。每一 个移民村都铺了公路，通了自来水，电，电话和收音机或电视机-- 政府认为的现代生活五要件。所规定的补偿也很慷慨，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总是履行它的义 务。一个我采访的家庭只得到了不到5％的官方补偿。 很多产奶的家庭不能赢利。以前，牧民以土地为生，出售羊毛，皮子，自制的奶酪和 牲畜等去交换谷物和其他的必需品。他们的货物都不需要快速和长途运输，而且牲畜的多 样性（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使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今天，这些家庭发现他们依赖单一产品—— 牛奶，而且只有一个奶制品公司收购他们的牛奶。在有些地方，他们只有在从同一个奶制 品公司购买它的高价饲料时，该公司才愿意收购他们的牛奶。新引进的非本地的奶牛需要 特别的饲料和其他特别的照顾，因为它们不适应寒冷的气候和当地环境的其他方面。在我2 005年6月的行程中，事实上所有我遇到的家庭都告诉我，他们从牛奶中获得的钱不够抵消 饲料费。即使不算劳动花费，他们也亏本了。有些家庭很绝望，想要甩掉奶牛，但是，不 幸的是，这些引进的奶牛的肉比当地的肉牛的价钱低得多。另外一些家庭还在指望政府将 出台新的政策帮助它们。 甚至对于乳制品公司来说，它们是否能从牛奶贸易中获利也是要打问号的，因为冷冻 和长途运输花费很大。目前，它们的运营除了有来自政府的“退耕还牧”计划的钱补贴外 ，还有来自出售高价饲料的利润的补贴。这些补贴扭曲了市场，伤害了其他公司。例如， 北京90%多的牛奶市场被伊利和蒙牛两大乳制品公司控制，这两个公司地址都在内蒙古的首 府呼和浩特，离北京有400多公里。多家北京乳制品公司在这种竞争下破产了。 由于牧民被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中连根拔起，社会问题因之产生了。那些得 到很少补偿的牧民不得不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以谋生，有些人就加入到庞大的打工者队 伍中去。那些得到足够补偿的人就留在移民村。然而，由于缺少任何独立的谋生方式，以 及除了等待政府的扶持之外没有别的打算，他们产生了和美国印地安人类似的问题，包括 酗酒和赌博。 甚至在整个计划的核心地区即那些完全封闭以保护草原的地区，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虽然过度放牧需要制止，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放牧也是有害的。据当地生态学家介绍， 食草动物对于草原的健康生长是必需的。一年生的草类在春季生长最旺，适度放牧对于抑 止这类草的生长并为多年生的草类和灌木腾出生长空间。放牧对于营养物的循环也很重要 。 由于春季禁牧或者全年禁牧，一年生的草类生长越来越旺并越来越占主导，这样在冬 季的风暴中就缺少植被保护。 在有些地区，外来的高产草类，灌木和树木被种植，以努力恢复土地的植被。在引进外来 植物的地区已经存在很多案例：入侵的物种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了生态灾难。 中国政府的动机值得赞扬：它努力地想通过给予“退耕还牧”计划大量资金来恢复环 境。然而，以内蒙古为例，中国政府和它的许多科学家只关注过度放牧问题，把当地牧民 当成替罪羊，却忽视了其他导致土地退化的因素。这很可能源于深信游牧生活方式是落后 的，而现代化是解决方法。恢复的努力因之常常是方向不对并适得其反。那么可行的替代 是什么呢？关于工业，风力很可能是一个比采矿或其他的高污染工业更好的选择。 不应该支持开采矿产以环境换取短期收获的作法，而是应该开采这里丰富的风力资源，后 者将可持续地提供绿色能源和税收。关于农业，一些当地的生态学家主张回到游牧生活方 式；有些人在做切实的努力以恢复游牧生活的某些因素。例如，有养牛牧民发起的一个项 目将多个牧户组织成一个合作社，这样牲畜就可以在几个牧场流动放牧。 毕竟，当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息了几千年。我们不应该试图将某种人工设计的生活方 式强加给他们，而是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习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知识和经验。那些被安排在移 民村里的牧民们,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曾经经历过游牧生活的牧民们仍然具有这种知识， 但如果现存政策不改变,这些宝贵的经验会迅速流失。 附录Ｂ 左大培：中国真的己经加入WTO了吗？ 编者按:中国全球化进程的鼓吹者们常常说, 和国际接轨有助于中国的法制化,政治体制民主化,透明化。可是,中国加入WTO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不透 明的黑箱操作,甚至严重违反中国现有法律程序。不得不说这是对全球化鼓吹者们的绝妙讽刺。中国著 名非主流经济学家左大培的这篇文章,对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作出了精彩的分析。 最近的中美欧的纺织特保的争端，使我从1999年11月23日以来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 ，尽管我并不希望这成为现实。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WTO加入的具体中文文本，而且据官老爷说，中文文本在国际 争端的处理上是没有法律效率的，我对这个感到震惊。就凭这一点，我是极力反对加入WTO 的。 我和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对中国加入WTO的问题进行争辩，我说，WTO是中国得 到的利益是不确定的（比如纺织），而损失是巨大的和明确的，如农业、服务业和民族工 业。他们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必须加入，否则是不符合国际潮流。要知道，加 入国际组织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的，而不能以潮流和没有办法的理由来解释，这是非常可笑 的。 鉴于加入WTO是一个全面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事情，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按照宪法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法律，但重大法律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比如最近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又常委会通过草案提交人大通过的，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常委会无权通过这项重要的法律。同理，合同法香港基本法也是这样的。 据政府在2002年11月分多哈会议中国正式加入WTO的前期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1 年8月份的是否不公开通过了批准加入WTO的条约。这真是又一个让人震惊的事情。因为这 里面有三点在程序上犯了严重的违法行为。 首先是批准主体是不合法的，前面已经说过，常委会无权通过这部法律，这只能由全 国人大来通过。 其次是通过的时间和过程上是不合法的。要知道，立法机关只能对政府签署的正式条 约文本进行批准，比如这次欧洲宪法的批准，就是欧洲各国的全民或者是议会对政府签署 的正式文本进行审核，进行批准或者是不批准的动作。然而，在2001年8月分的是否，中国 还在进行加入WTO的谈判中，有什么正式的法律文本提供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呢？要知道 ，在2002年5月份的是否中国对墨西哥进行了较大的让步呢。所以，要常委会对一个还没有 谈判完的东西进行审批呢？ 还有一点是，加入WTO的文本，中文文本是没有法律效力，据说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那么，常委会的委员是根据什么文本来进行批准的呢？难道这些委员都精通英文，都非常 熟悉英文的每一条具体的意思。由于英文文本是一个专业文本，就是学英语经济的人，也 很难弄懂这些具体含义，更不必说很多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大常委会委员。2002年11月 中国政府正式加入条约后，外经贸部还承诺说，竟尽快将WTO协议文本翻译成中文。也就是 说，2001年8月根本就没有加入条约的中文文本，无论它是有法律效力还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 可能有的人说，常委会可能是赞成中国加入WTO，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 具体的法律文本，也就是说，从签定合同的角度来看，是签定了一个意向而已。果真如此 的话，那么中国的立法机关根本就没有批准政府要加入WTO协议书，也就是说中国加入WTO 目前还没有进行法律生效。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的话，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WTO，如 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批准的话，这是一个无效的条约，从法律上是不合法的。要知道，中 国承诺的过度期，应该是从条约开始生效的时刻算起，比如说某行业过度期是10年，也就 是说，如果将来立法机关在某个时刻，比如说是2005年12月，则中国对该行业开放的日期 是2015年12月。而不能从开始谈判的某个时候算起。 所以，我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加入WTO，所谓的要按照承诺的时间表去开放中国市场是 没有依据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全球化国际论坛简介 全球化国际论坛 (IFG，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非盈利机构。作为一个南北联合的组织，IFG的成员 包括来自25个国家的著名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作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 代表了60余个组织。 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其决策由少数机构 和上层精英所把持，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都非常有限，IFG旨在激发关于经 济全球化的新思想、联合行动和公众教育。 IFG及其成员近期的出版物包括《经济全球化之外的另类选择:一个更好的世 界是可能的》(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Better World is Possible)、《 范式战争:原住民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Paradigm Wars: Indigenous Peoples’ Resistance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致命的丰收:工业化大农业的悲剧》(Fatal Harvest: The Traged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更多详情请见IFG的网站：www.ifg.org。 14 （全文完）. ------------------------------------------------------------------- 《江青评传》（15）：旗手与闯将 作者 苦多 第十五章 旗手与闯将 公元一九六五年的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已由渐变进入突变，由量变转为质变。夺取 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开始形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司令部：一个代表无 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严格遵照《共产党 宣言》的宗旨，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推进；另一个代 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共产 党内顽固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垄断集团，腐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 竭力恢复和维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不平等制度，穷凶极恶地复辟资 本主义，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党内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世间的事是复杂的，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就在于缺乏统一的标准。 要说标准，也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剥削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剥 削、压迫、奴役别人的标准；无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一家 ，他们有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奴役、争取民主自由、实现世界大同的标 准。其他的所谓标准，观其表现，究其根源，在当今社会中，也只能非此即彼。一 切障眼法、迷幻术，都会在阶级分析的照妖宝镜下现出原形。 既然泾渭分明，标准清楚，两军对垒，这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应该是一场好打的仗。 其实不然，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军事常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犬齿交错，跌宕起 伏。何况都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都公开推崇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还有，所有 的剥削阶级都不肯不敢不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越是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特点越突出 ，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表现得尤为狡猾。没有久 经磨难的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是无法识别其真伪的。 应该说，一九六五年的江青已具备了一付火眼金睛。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手， 也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的先锋和闯将。 由于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又不敢公开反对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资产阶 级司令部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总是隐蔽的、曲折的、若明若暗的、变着花样 的、时而缓慢时而激烈的、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武器就是修正 主义，也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篡改和修正。他们有丰厚的土壤，那就 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残余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及私有观念。他们的队伍是一帮资产 阶级、地主阶级的知识精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一帮老奸巨滑、有着丰富的 反革命经验的亡命之徒。而且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有大量的迷茫的人群可供他们 争取和驱使利用。更重要的是，有手握大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做他们的大 大小小的司令官。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江青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严阵以待。首先在意识形态领 域打了几个漂亮仗，在批判各种各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开展反右斗争的基 础上，进行了城乡“四清”运动，全面开展了京剧改革、树立了革命样板戏，等等 ，造出了革命的舆论，清除一些“外围据点”。然后，江青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 ，开始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阴谋发起进攻，戳穿他们在党中央实施篡权的诡计 ，这就是展开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北京市付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放出的一颗试 探性的政治气球，是为已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鸣冤 叫屈、妄想东山再起的大毒草。这株大毒草一出笼，一些资产阶级文人马上响应， 如康濯写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陈翔鹤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等等，为被“贬”的党内走资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为被推翻的地、富、反、 坏、右大唱“挽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本来想采用一些 温和的方式方法解决，例如象40年代的延安整风那样，所以在1964年开展了城乡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又在1964年底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将包括吴 晗写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付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在 内的三十九个材料发到县级单位进行批判，等等。但是，这些都没能丝毫触动资产 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不但不批判，反而压制革命派的批判。 于是，江青立即着手组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一心要打开批 判的缺口，给资产阶级司令部重重的一击。当时之所以选择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一是《海瑞罢官》题材的本身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险恶用心。它叙述了明 朝大臣海瑞与嘉靖皇帝的斗争，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引申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 怀与毛主席的斗争，这种附会很容易被人们接受，把彭德怀比喻成刚直不阿的海瑞 ，既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又贬低了毛主席的威信，达到了他们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诬陷“毛主席应对大跃进出现问题负责”而没能实现的目的。二 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宠儿，他既得到彭真的保护，又受 到邓小平的偏爱，是邓小平知心的牌友。吴晗的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文人的个人 发家史，他也曾奋斗过，苦闷过，那是因为不得志，没遇到明主。当受到刘少奇、 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重用后，他就如鱼得水，一心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协助他的主子完成复辟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的宏图伟业。所以， 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意义重大，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高明的 一着棋，十分象毛主席在革命军事战争上经常使用的敲山震虎的策略。 江青本来想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所以就先找到了1954年批判俞 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这时的李希凡已不是当年的“小人物”，正步入仕途， 青云直上，熟稔了官场的关系学。虽然要不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发现与支持，李希凡 可能到现在还默默无闻，甚至会被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当知道是批 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心里开始权衡利弊得失。这出戏他也看过 ，而且知道北京的头面人物都对此戏有过评论，北京的重要报刊也发了不少消息。 众口一词，都在赞美戏演得好，都在佩服海瑞精神，只是私下里的议论，又大多数 都认为这出戏必有所指，也都对这出戏的来头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去批《海瑞 罢官》不是虎口拔牙么？风险太大了！李希凡缩了回去。 不得已，江青来到上海。上海是京剧革命的基地，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市委书 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坐镇，很容易就组织了批判班子，其主要成员是张春桥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最后 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 这项工作必须保密。因为触及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罢官问题，也就是夺权问题，肯定会被心怀鬼胎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千方 百计捣乱破坏；又因为“拔了萝卜带出泥”，一旦打开缺口，资产阶级司令部会暴 露，党内走资派会被株连，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会利用手 中的权力来扼杀这项工作，而且参与批判的积极分子要遭到严重迫害。保密的方法 就是一方面“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调配”。另一方面“却暗中藏着评《海瑞 罢官》这篇文章。”保密也是为了提高批判文章的质量，叫敌人抓不住把柄，以利 于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第十稿经 毛主席审阅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上正式发表。 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象一枚重型炮弹，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地上 轰然爆炸，革命阵营的人民拍手称快，不明真相的人们也感到问题的严重，而党内 走资派则吓得心惊胆战，气恼成怒。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 书记彭真首先跳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叫喊：“要顶住！”他们拼命封锁这篇文章的 消息，命令所把持的报刊电台“不准转载这篇文章”，“不准广播这篇文章的内容 ”。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有利条件、强大保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参 加的这场战争就是如此。既然党内走资派还奉毛泽东主席为领袖，既然以党内走资 派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接受毛主席的领导，那么，毛主席的出面，就使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们不得不收敛三分。当《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在宣传上受阻、威力发挥不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下令：“出小册子发 行！”当小册子也进不了北京这个独立王国时，毛主席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大管家— — 周恩来总理，要他出面干预。这下，资产阶级司令部才乱了阵脚，迫不得已进行撤 退。于是，1965年12月，全国的宣传机构如出笼的鸟、脱缰的马，欢喜雀跃，热烈 奔腾，迅速掀起了声讨《海瑞罢官》、愤怒批判吴晗的高潮。 江青知道，这只是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战斗才刚刚开始，敌人一定会变着花样进行 顽抗。果然，1965年12月12日，彭真手下的干将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文 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妄图把严肃的阶级斗 争引到“道德继承”问题的邪路上去；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当面 为吴晗撑腰打气；12月29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面人物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付 部长）亲自出马写文章，署名“方求”，要让这场批判斗争纳入“学术讨论”的轨 道；12月31日，彭真又下达命令，让他的手下一齐出动，混战一场。 无产阶级司令部看到资产阶级司令部要狗急跳墙，就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 充分调动敌人的兵力，运用“围而不歼”的战术，并且“环绕此周围，另辟他战场 ”。 江青担任“另辟战场”的任务就是去抓部队的文艺工作，仍然选择的是意识形态的 重要领域——文学艺术—— 作为突破口，所以才有了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 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见附录） 这篇《纪要》意义重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为把《纪要》印发全党，写 下了高度赞许的批语：“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 ，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 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 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 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通篇《纪要》贯穿着江青的思想，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 言书,是江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满意的一份答卷。《纪要》的第一部分简述了 座谈会召开的概况，第三部分是结束语，主要内容在第二部分。 《纪要》的第二部分共阐述了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结建国十六年来文艺战线 上所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 司令部的反动文艺黑线作了透彻的分析比较，痛斥了文艺黑线的种种谬论，郑重指 出：“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指《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看了 <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引者注）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引者注）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 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并 号召大家：“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 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 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 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第二个问题是参加座谈会人员，乃至党中央毛主席、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全国 人民对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艺战线“大破大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 充分肯定，从而奠定了江青“伟大旗手”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对军队文艺工作现状的分析，说明军队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人民解放军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第四个问题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 、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第五个问题是从理论上讲清楚当前两个司令部文艺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源和中外阶级 斗争的影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无产阶级牢牢占领文艺阵地。 第六个问题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文艺革命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倡‘群言堂’，反 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第七个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使资产阶级文艺谬论没有藏身 之地。 第八个问题是把中国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系起来，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第九个问题是提倡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对如何写战争、如何写生活、如何写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 第十是有关重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问题，对新老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特 别指出：“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要求 大家：“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 有人说，《纪要》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说江青是向资产阶级司 令部首先发起进攻的闯将，这是很有道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政治嗅觉也十分 灵敏，他们预感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于是千方百 计打探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特别注意江青的行踪。为了探听消息，彭真从 1965年12月到1966年2月初，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质问彭真：“ 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 、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彭真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挂帅人 物还不甘心，背后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他得知江 青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后，马上在北京于2月3日开 始炮制《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并急匆匆 于2月7日完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批发同意，在2月12 日迫不及待地发到全国各地。 比较《纪要》和《二月提纲》，就可以看出，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最突出的 就是：一个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都清楚两个司令部所推 行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另一个则声嘶力竭地捂盖子，生怕暴露出他们资产阶 级的反动面目，别有用心地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问题引向学术讨论的歧途，这是一 切没落阶级惯用的手法。 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机立断：不能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扰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前进的方向，必须立即向其挂帅人物开火，必须把他们的反动纲领《二月提纲》昭 示天下、批深批透批臭。这下慌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的手脚，他们不得不忍痛“斩马谡”，演了 一场“舍帅保主”的悲苦戏。 于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相继抛了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进行假投 降，迫不得已在声讨资产阶级司令部罪恶的《“五·一六”通知》上签了字。 作为“旗手”和“闯将”的江青理所当然地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参与了《 “五·一六”通知》这个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 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付组长。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重要文 章，以“高炬”的笔名在《解放军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 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丑恶面目 ,让人们认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反动路 线（没提刘、邓的名字—— 引者注）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质，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反党反 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时的江青,已经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 。 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已感到必须 进行拼死一搏，才能挽救最后的失败。他们研究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战术，研 究分析了毛主席的所思所想，一致认为“硬抗”是不行的，象彭真那样只能加速灭 亡，只有顺着毛主席、揣摩毛主席的心思、接过革命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有效 。他们看到，《“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全国一片欢腾：五月二十五日，北京 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学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 中究竟干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首先树立起“红卫兵”的 大旗，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 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够了，这样乱下去，整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要全军覆没么？！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准备抛出他们在“四清 ”运动中使用过的毒招—— 派工作组，去进行“灭革命之火”、转移斗争大方向、搞一番形“左”实右的反革 命工作。他们首先进行火力侦察—— 先由北京市委在六月三日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看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映，进 行试探。结果，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兵不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于 是从六月五日，从北京到全国逐渐铺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 文教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随后又向工矿企事业单位也派出工作组。 这些“刘、邓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烈火的灭火器，是扼杀革命新生力量的刽子手， 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扑的急先锋，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掷向无产阶级革命 阵地的罪恶的炸弹，他们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网打尽、全部消灭。在短短五 十多天里，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群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 ”等等，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 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静观其变，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因为资产 阶级司令部的人物隐蔽得很深，狡猾多端，不如此实在无法使他们充分暴露出来，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前的说服教育、整风运动都不见成效，就是例证。再说，人 是发展变化的，不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很难识别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可能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又变成资产阶 级司令部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如此。 江青自从参加制定《“五·一六”通知》之后，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 几度去杭州见毛主席。五月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 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 意见和建议，成为以后军队电影工作的指导性原则。随后来到上海，与张春桥等人 共同替中央文化部（文化部已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管）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 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在上海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研究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出现的 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六月二十九日给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 己的想法和看法（毛主席七月八日有近两千字的著名长信回复—— 见附录。此信江青建议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毛主席同意，后来应林彪和叶 群的要求，又在江青、叶群、戚本禹的监督下把原件烧掉。）。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向资 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号角吹响。七月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并发 出鼓舞人心的召唤：“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 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 怕。”“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 十九日就给了刘少奇当头一击：“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 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 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 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江青是七月二十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她见到毛主席，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他们分别已经一个多月，要在平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这是瞬息万变的急风暴 雨的时刻，每一分钟都会发生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江青望着毛主席满面红光的脸 ，只见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根本不象七十三岁的老人，倒象一个充满活力、正 在征服大自然的年轻学者，又象一个成竹在胸、只待决战到来的中年统帅。毛主席 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江青，我已经给那一位（指刘少奇—— 引者注）摊牌了，当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看他自觉不自觉。”江青不无忧虑 地说：“主席，人们正在议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公开化呢。”毛主席说；“两个 司令部的说法，不是人为的，也是掩饰不了的。本来是一家，都应该是无产阶级司 令部，共产党嘛，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有人不搞了，反而去破坏，不光自己 阻挠革命前进，还拉帮结伙、招降纳叛，硬要分裂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硬要去 当后台老板，妄想取而代之。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必然反映，只要阶级存在一 天，党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一贯的立场是与人为善，不问哪个山头的，要搞 五湖四海，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继续革命。可以辩论、争吵、教育、等待， 甚至当面骂我、反对我，但不能背后捣鬼，搞阴谋诡计，把革命拉向后退。”江青 说：“从这几个月的发展看出，形势很复杂，你七月八日给我的信，更敲响了警钟 。我们真的会被打得‘粉碎’吗？”显然，她还沉浸在回忆毛主席复信所谓的“黑 话”中。毛主席进一步开导她：“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罢不承 认也罢。马列主义者应勇于斗争，敢于面对失败 ,失败了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从头再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 业，让全国人民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得到教训。既然是认真的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演习，就得准备充分，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部署。人都是会变的，左派、右 派、中间派，都会在运动中发生变化。为了掌握情况，你和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应该 尽快下去，深入群众，获得真知，才有发言权。”江青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原先 挺乐观，叫你这封信把我吓得高兴不起来了，看来还是走群众路线不够。明后天我 就到北大去看大字报。”毛主席说：“很好。我告诉恩来，让他尽快给你们安排。 ” 于是，七月二十二日，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二十三日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当北大师生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 习、致敬！”时，江青也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并说：“我代 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 懂得些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 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 不出什么正确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 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还一再说：“革命派 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永远站在革命派一边。”最后江青诚恳地 说：“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了解情况,并 支持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二十六日晚，江青参加了北京大学批判“刘、邓工 作组”的万人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她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 碰头磋商研究后，立即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起来自己解 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江青从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参加了声讨并宣布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的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表演。刘少奇在八月一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一天，心情十分紧张。他伸长耳朵听着毛主席在讲什么，又竭 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免让别人看出来，心里祈祷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躲过这一关 。当让他讲话时，他一心为自己辩解，把自己打扮成一付受委屈的样子，暗含着反 扑：“同志们，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向首都大专院校派 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 在八月二、三日下午的大会上，由于一开始没分清路线是非，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 犯了错误的、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纷纷作了检查，与政策的制定者刘少奇、邓 小平他们划清了界线，只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硬分子继续负隅顽抗。西北局第一 书记刘澜涛就是突出的一个。刘澜涛是刘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他 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上伙同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受刘少奇的指使，登 出《反共启事》，声称：“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 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投降变节出狱后，刘少奇马上 安排他担任重要工作，在“八大”上又被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刘澜涛 表现非常恶劣，当毛主席责问他对所犯错误“通了没有”时，他竟说：“我至今认 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教育道：“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 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 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 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错！”刘澜涛灰溜溜地挨到会议结束，立即跑去中南海福 禄居找刘少奇汇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吓得要命，生怕别人看见，“我的天，” 王光美叫道：“你怎么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在讨论即将在会议上通过的《十六条》时，江青他们主张把“叛徒、特务”与“资 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作为集中力量“打击、孤立”的对象时， 被邓小平调到中央的陶铸（当时也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立即跳出来反对，并向刘 少奇、邓小平进行了通风报信，特别告诉他们：“左派们要抓薄一波他们的叛徒问 题，请多关注。”刘少奇指示陶铸，要“坚决顶住，不能让他们乱来，”“最好把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也作些技术性 处理。” 在会议期间，刘少奇还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我觉得，他（指毛主席—— 引者注）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 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插嘴说：“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 的选择就不会告吹。”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 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毛主席针锋相对，又搞了“突然袭击”，八月五日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这个披着 共产党员外衣、窃据了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负责人一起，陪同 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千一百万人次，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浩荡大军，书写了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 。她支持了革命大串联，让革命人民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点燃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洒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 从白山黑水到椰子丛林，祖国大地无处不响起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呐喊。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她 将迎来播种者收获的喜悦、革命者胜利的欢快。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 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像红色海洋波浪翻腾。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无产阶 级司令部统帅的文艺大军，大会的召开，要检阅革命的文艺队伍，总结前段的革命 成果，发出新的战斗号令。这次大会，有人说，是江青作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 登基典礼，也并不过分。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和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满怀激情地来到主席台 上。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称颂了江青的伟大贡献，他 说：“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强调：“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 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 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 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 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这次大会虽然是“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但也是针对全国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就精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目的和 方法的认识理解。他说：“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 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 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 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 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 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更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 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展开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 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 兴无的伟大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亿万群众 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 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 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 正确的道路。”并能结合首都的实际：“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 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坚决把揭发、 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第一个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江青讲道：“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 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真正努力改 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作为好的干部。”她还讲道： “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真理掌握在谁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 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 江青对于人们颂扬自己，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她说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 有个认识过程；对派工作组的严重错误，“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 形势”；看到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她给自己 下了保证：“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 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 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 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 要坚持。”从中可以看出，江青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谦虚谨慎的 高贵品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之后，江青声 望鹊起，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手拿毛主席语录、身穿军装，和文 艺战士及革命小将在一起，有工农兵的戏剧形象，有迎风招展的漫天红旗，使全国 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她。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旗手和闯将，江青是当之无愧的，但与无产阶级政治家还有些差距。从这次大会 的发言，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江青与周恩来，只能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政治家， 这是十分鲜明的对比。 . ------------------------------------------------------------------- 剑与火 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 （7） （"盗版"） 中国工农红军 目录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3p 第二章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98p 第三章 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135p 第四章 无产阶级再次取得政权的几条可能途径---------------169p 第五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宪法---------------------------------238p 第六章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基 本条件--------------------------------------------------------275p 第七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构成---------------------------------309p 第八章 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334p 第九章 无产阶级的文化 教育 科技------------------------------367p 第十章 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模式---------------------------------411p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国家的外交政策------------------------------473p 第十二章 无产阶级国家的国防及军队建设---------------------507p 第十二章 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保障------------------------------549p 第三章 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 人们看到，二十世纪末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不久，由亚洲金融危机触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 济危机也随之出现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明确无误地告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你 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们未来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这场危机目前正在发展之中。许多有见 识的经济学家已经看到，这场危机不同一般，许多地方有类似1929- 1933年那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征兆。甚至于更尖锐。2001年9月11日上午，四架波音飞机 被劫持，两架撞毁了纽约世贸大楼，一架撞坏了五角大楼，还有一架坠毁在匹茨堡。美国纽约、华 盛顿等处遭受自杀式的“飞机炸弹”的攻击，损失惨重，举国一片恐慌。9、11事件更成为这一世 界性危机的催化剂。事实的发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而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为燎原之火，使世界出 现新的革命形势。一切有志于为改变人类命运奋斗的人们，将把共产主义的低谷再次引向新的世界 革命的高潮，这不是不可能的。21世纪已经来到眼前。如果我们想对新世纪的前景作出比较可靠 的判断，我们就得向我们的导师伟大的列宁请教。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仍是我 们分析现实的经典。近些年来，不少人为资本主义经济上取得的某些发展所迷惑，而认为列宁的论 断过时了。他们说，资本主义明明白白还在发展嘛，怎么能说它腐朽、垂死了呢?其实列宁在本书 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 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 ，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更不平衡了 ，而且这种不平稳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列宁选集》何况列 宁讲的"垂死阶段"是指一个历史阶段，一种趋势，并非像一个人一样危在旦夕，立刻寿终正寝。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现状，就会发现列宁概括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一个也没有变 ，变的只是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和腐配性等方面成倍地严重化了。以资本的集中 和垄断来说，现在全世界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竟集中控制了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 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这是何等惊人!以资本主义的 寄生性和腐朽性来说，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作为其重要经济基础的资本输出，使食利者阶层完 完全全脱离了生产，在世界"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大四倍。这是当年 的情况。现在更严重了。据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60年代以前，美国的外汇交易还是以商品进出 口为主。至1976年即急剧下降到23%，1981年再下降到5%，1992年竟下降到2%以下。其余98% 的金额都用作搞金融投机、赌博去了。整个美国经济，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种种金融 工具及其衍生品的投机、赌博活动空前猖獗，赌博金额的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物质生产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不过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 这种投机资本、食利资本提供超额盈利的场所罢了。列宁曾经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 阶级革命的时代。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现实看，这个看法并未过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帝国主义除了直接出兵侵略弱小国家，为了控制更多的殖民地，还不断利用民族宗教纷争挑起内 战。无论东方或西方，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连绵不断。不久前刚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 发动的侵略战争。目前又对阿富汗开战。据统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人，而二次大战以来的数十年间这 些大小战争的死亡的总人数却已达7000万人。相当于打了三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和平与发展 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这个时代所存在的几个基本矛盾，例如帝 国主义统治者与其本国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矛盾，帝国 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均在激化。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危机，必将进一步加强对世界市场和自然资源的争夺、控 制。尤其居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已膨胀得难以收敛了。现在它已成为全世界 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同时也是当代五大矛盾的集中点。不仅第三世界，而且中国和原苏联地区都将 是它下一步打击和控制的目标。战争的危险显然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善良的人们不加警惕是 必然会吃大亏的。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对付它。直到消灭它。 至于原社会主义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暴发户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必然会加剧起来 。应深切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后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曾已长期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他们国 家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 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 群众，向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应当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反对 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理论，将是最在力最有效的武器。这些武器将把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将会遭到镇压，但有经验的革命人民，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复辟 的地方再度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可以期望的。新世纪将仍然是一个艰难斗争的世纪，也将是 一个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纪。让我们勇敢地迎接这个有希望的世纪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中国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中国特色的道路实 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邓、叶、赵、江集团，它是共产党和反对资本 主义的力量还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封建主义的走狗。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领导集团， 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中国人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有那么一 个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 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有那么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基 本原则、同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有那么一个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百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中国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毛 泽东主义的学说出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中国城市、 乡村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大量存在，而且在迅速发展。根据社会主 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 ，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 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 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邓、叶、赵、江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 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邓、叶、赵、江发展私 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中国，私人可以创办各种企业， 可以随意雇用劳动力。在邓、叶、赵、江集团扶植下，中国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 似地发展起来。据北京官方出版的《一九九九年国家统计手册》的材料，中国的私人"手工业"已 有五百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亿万资本家。 在中国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 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 的高利贷者。事实上私有制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所有领域。以上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我们要 质问那些蓄意为邓、叶、赵、江集团擦鞋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 中国没有进行私有化，没有官僚资本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呢？ 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泛滥。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农村的情况吧。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 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 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 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 利"。邓、叶、赵、江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本来，中国在战 争胜利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组织过一批农民合作社。并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 度。1979年，邓、叶、赵、江集团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 济，这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当今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在解散人民公 社的同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强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土地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 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 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大量农民破产。这是实行资本 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的两极分化，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先富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 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在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 在百分之百以上。利用破产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 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 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 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 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 ，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 本主义。" 十几年来中国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 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 资本家所有，实际上是归以邓、叶、赵、江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企业管理人的新型的官僚买办 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 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社会主义" 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 邓、叶、赵、江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邓、叶、赵、江集团控制了企业的 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邓、叶、赵、江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 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 邓、叶、赵、江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 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 群中选举。实际上是由邓、叶、赵、江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在 这些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实际情况是，经 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 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大量材料证明，"职工代表大 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 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在 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 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 源。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在工人和企 业管理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蛀虫。这些事实表明，在 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 新产生的中国官撩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叶、赵、江集团推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剥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 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 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 第三，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 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所有这些，都 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 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 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招牌之下，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企业为了 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 封锁、盗窃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诽谤，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 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报刊说，常常是二、三 十个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 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 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 农产品毁坏掉。由于激烈的竞争，有大批企业倒闭。 近几年来倒闭的国有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 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 。所谓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资本主 义在中国复辟的过程，是邓、叶、赵、江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中国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 庸的过程，邓、叶、赵、江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开始出卖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依靠 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为了取得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邓、叶、赵、江集团除了同美国等资 本主义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的要求。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 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 。"《列宁全集》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 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 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 邓、叶、赵、江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邓、叶、 赵、江集团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 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中国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中国官僚 、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 第二，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中国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 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中国。 第三，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第四，中国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 间。中国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 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美其名曰，同国际接轨。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 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成为西方垄断资 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 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 附于帝国主义，这就 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中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这一切是由于中国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造 成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在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197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逐步地蜕化变 质。中国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邓、叶、赵、江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 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邓、叶、赵、江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 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 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 级专政。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邓、叶、赵、江集团叛 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 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中国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 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共产党 是邓、叶、赵、江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 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邓、叶、赵、江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人民，在中国形成一 个官僚资产阶级。中国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 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 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从中国，政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 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中国的蜕变过程，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 家的历史。邓、叶、赵、江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中国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 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 心的。 尽管邓、叶、赵、江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 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邓、叶 、赵、江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国人民和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叛徒集团的摆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国就提供了一个资本 主义全面复辟的典型。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 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 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中国就提供了这样 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 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 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中国和苏联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讲一个小故事。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 ，飞行员告诉乘客他有两个消息报告，一是好事，一是坏事。好消息是飞机的一切都正常，正以每 小时700英里的速度前进。坏消息是我们迷路了。有人说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 非常恰当。它运转良好，但没有一个目标。此话只后一半是对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确是迷失了路 ，但我们不同意运转良好的看法。相反，目前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处境糟得 很，如果它真是一架飞机的话，我们都会意识到，它已经失控，正朝大洋栽下来。记住这个小故事 以及对它的解释，就不难明白下面的意思。 　　 对于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者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任何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一些特定问题做 出的回答，正如我们的行动是由我们所使用的理论为指导的。因此，先提出问题，然后才有理论， 才有行动。所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提出正确的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 是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态，习惯以不同形式问"资本主义什么时侯灭亡"这个问题。这对我们 的政治策略和实践有重大影响。然而，假如有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怎么办？这 时我们应问的问题则是："它什么时侯死亡的？我们应如何反应？" 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确定一个事物的死亡并非一件易事。就象一个人死亡一样， 是以他的全身器官停止运转为准，还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准？还是以进入不可逆转的脑死亡为准？ 这里显然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论证这个过程中任何一刻作为死亡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 也是这样。它看上去活蹦乱跳，许多人会惊讶我何以判定它已死亡。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你，马克思 关于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的教导。 见过被剁掉头的鸡吗？它在死亡之前跳得多凶，有时侯长达几分钟。如果你个头小，不幸撞上它， 会被它的最后挣扎所伤害。资本主义很象这只死亡前的鸡。它已经毙命，尚不自知，还在作垂死挣 扎，伤及所有它能触及的人。 　 大量的可以投资财富需要找到投资机会，以便进一步积累资本，当这种资本主义的生存必需条件不 复存在之时，便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是把越来越多制成品卖出 去，当资本主义找不到市场之时，也是它灭亡之时。今天，需要投资的资本非常之大，而生产和流 通领域的投资机会却很少，也没有足够多的有钱人来买堆积如山的产品。 　 这些问题当然一直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马克思称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必然矛盾。然而， 只是在近期，这些问题才成为绝症性质的。早先，世界大战和冷战挽救了资本主义,因为大量的财 富被毁掉或浪费掉，就又创造出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可是在原子弹时代，大规模的战争是不 可想象的（如果发生，没有人能活下来坐享其胜利）。而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不 能扮演世界大战为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其他变通办法，如向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投资，扩大信 用范围，及太空探索活动，都作用太小，不足以补偿投资缺口。 　 至于销售越来越多制成品，资本主义也走上末路，无计可施了。现在科技的发展，使可供销售的货 物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许多贫穷国家的扩张，产生了一个全球工人阶级，他们的工资很 低，能够买回他们制造的产品的比例越来越少，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将被卖不出去的产品所窒 息。过去，经济萧条、世界大战、毁掉和浪费掉卖不出去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可以算作 一种解决办法，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从头做起的机会。这个解决办法成功的关键是投资增加与增加就 业机会之间的相关性。而现在，由于自动化、计算机化、机器人化的发展，新产品并不意味更多就 业机会。没有就业机会，工人阶级就不能增加消费，就不能象先前那样，促进投资，把资本主义从 经济萧条中解救出来。我要说明的是，虽然资本主义既不是在其初期，也不是在其尽头。但它的末 日确确实实开始了。 　　 并非在中国之外才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二十年来经济改革的结果，使中国内部也出现了资 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这一改革已将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中国纳入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尽管这一部分仍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徵。因而，资本主义的问题也成为了中国的问题。例如，在积 累领域，1999年外商投资额的急剧降低（在第一季度即降低了14.6%，据至少一位中国官员称， 预计全年降低率高50%以上），表明有利可图的投资在不断减少。1999年对70家随机抽样的外资 企业的研究显示：仅有40%的企业能够获利；其他绝大多数企业都打算撤离中国。自1992年以来 吸引了近一半外资的房地产业，情况是灾难性的。以上海为例，在1997年建成的新楼中，有70% 找不到买主，而办公楼的租用率已降低了50%以上，而且仍在下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这些数 字会有所回升。基于上述情况，中国的堂皇的房地产热潮，给来华游客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大景观。 其实和中国政府就业政策的关联更甚于和其住房政策的关联。也就是说，房地产热和提供住房与办 公场所并无多大关系，因为这些房产或并非市场所需，或虽为市场所需（如家庭住房），但在很大 程度上超出了购买力。事实上房地产热不过是能提供低工资的工作，否则失业大军将更为急剧地膨 胀。 目前中国政府正遭遇十面埋伏！1、公务员的饭碗压力。精简机构，人员分流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 进展。冗员反弹和人员已分流财政负担却依旧的现象，将继续对各级吃饭财政施加沉重负担。为了 保饭碗，各级财政必将加大税收的征收力度。竭泽而渔，危险倍至！2、离退休金压力。窟窿越来 越大，极有可能成为促发金融危机的显性因素。3、银行存款余额的居高不下和银行坏帐压力。若 挤兑现象和疯狂提现购物现象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4、股票市场的托盘压力。如果托市失败 ，股价一路下泻股民情绪很有可能有一个大爆发过程。5、失业无业者的就业压力。中国的国有经 济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这些中小企业一直是解决城镇就业的的主力军。抓大放小后，停产半停 产破产倒闭变卖被吞并之风几乎席卷了这些企业，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的下岗失业离岗队伍急剧膨胀 ，而产权制度改革更加速了这种膨胀的势头。集体企业由于受保护的力度更小，因此遭受的冲击更 大，程度更严重，目前人去厂空，荒草遍地的现象更是大量存在。除了下岗失业的人员外，城镇人 口中新增劳动力也大量沉淀下来，加入了无业大军。“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各级政府无法 回避这种呼声！更值得重视的是，发展第三产业等自谋生路的创业环境空前恶化，也在加大本压力 的危险系数！6、农村劳力的富余压力。绝大多数农村富余劳力基本上是通过出外打工贴补家用， 但是这种有限转移，要完全依赖市场的景气程度，如果市场持续走低，城镇无工可打，这股庞大的 半失业大军，也将成为不稳定的力量。如果土地流转大面积铺开，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将被彻底 推入破产、失业大军的行列中。7、有产者施加的政治压力。这些人也是最迫切呼吁中国进行“民 主”改革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期待的民主绝对不是人人机会基本平等的集约式民主。他们希望的是 美国式的粗放民主、泛泛民主，是利用金钱就可以堆砌起来的金钱民主，因为在这样的民主氛围中 ，他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就能够获得先天优势，抛出足够多的钱就能够端坐在某电视台上侃侃而谈 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可以哗众取宠鼓惑人心或施以小惠拉到足够多的选票，登台执政后就能够全 心全意为自己圈子里的人服务，绝大多数中国人将永远成为他们的政治玩偶和经济奴隶。可以预言 ，这些人还将在人大，党大会上极力促成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案出台，以便使自己获得的既得利益变 为合法化。8、党内党外压力。。。。9国际问题压力，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南海褚岛问题；中 美关系、中印关系、中日关系都有其潜在的危机！（由于中国很多的出口商品是在工资极低的条件 下生产的，实际上并不具有比较利益优势，因此，有竞争力的中国出口商品，业已成为制造诸多贸 易摩擦的导火索。国际环境并不乐观！10信仰压力，美国无论其经济多么发达，但是美国人也离 不开信仰。无论美国的法律多么完善，当事人都要手扪《圣经》发出誓言。而中国不同，全国上下 ，也无论是党内党外，国人的思想完全被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地位利益观所垄断，思想的腐朽直接导 致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试问，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淫威施虐下的中国能够搞好市场经济吗？ 能获得世界的尊重吗！我们有现成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去完善，不去发展，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 悲哀！ 　 总之，中国正如俄罗斯和其他曾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并未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成 为资本积累的福音。中国从现在开始，吸引的外资将会越来越少，其社会经济后果也完全可以预料 。同时，世界资本对于有利可图的投资的需求也只可能更为加剧。 　　 在价值的实现（或成品销售）方面，中国也提供了一些惊人的实例。生产过剩已在中国成为普遍现 象，并非是人们需求的产品过剩，而是相对于他们能够购买的、他们的低收入可以支付的产品过剩 。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低收入工人（绝大多数工人一月工资不超过60美元）已使国内消费远远落 后于其生产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市场的拓展，后者虽然相当令人瞩目，但仍然不足抵消国内需求的疲 软。这就形成了销售全方位大幅度下降的局面。以摩托车为例。这一受存款极为有限的工人欢迎的 消费品，其销售量在1998年1月到9月间下降了22.4%。生产过剩同时引起零售价格的下跌（通货 紧缩），因为商店都竞相推销积压货品。在1999年的头五个月中，所有商品的零售价格比去年同 期降低3.5% 。还有，生产过剩已导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严重滑坡。为什么要费劲去生产卖不出去的产品呢 ？1995年的一次工业调查已经显示：900多种不同商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而目前的情况 只会更糟。 这种无法卖出已生产的产品（或可能生产出的产品）的状况，和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了一半以上 （有人称高达70%）的中国国有企业亏本，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家拒绝在中国投资，即使已经投资 的也开始撤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趋势下所潜藏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且基于上述 理由，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在中国，1998- 1999年似乎成了大转折的年代，因为绝大多数先前给人一种经济持续增长的幻像的重要指标，都 已走向其反面。 当资本主义体系在投资与销售成品两方面都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它只能走向末路，何况 其内部还存在诸如失业、对未失业工人的超级剥削、产品生产过剩、未利用的工业生产力、持续增 长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社会基本需求的漠视、生态恶化、金钱势力的崛起和拥有大量金钱的人占 据影响重大的社会地位、各种经济犯罪的增长、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自私与贪婪、普遍存在的腐 败现象持续恶化，以致不可救药。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正如我们所 见，当中国将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与交换引进自己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个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社会 之中。因此，我上文中将资本主义比喻为鸡的说法同样适用于中国现实。这只断了头的鸡在垂死挣 扎中仍会造成伤害，直至其极度虚弱而最终悲惨地灭亡。 但是，即便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已经存在。事实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后 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它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亦可能导致马克思所担心的野蛮世界。在这种野 蛮世界里，不只是经济，整个人类文明都分崩离析，正象在卢旺达、阿尔巴尼亚、车臣、南斯拉夫 、阿富汗这样一些地方出现的那种情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绝对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 存在太久的。 假如资本主义的确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意义上已经死亡，我们社会主义者该做些什么？或者用列宁的 话说，"怎么办"？在这里，中国人民有幸能从不久前的一位“伟大”的领导人那里得到帮助来回 答这个关键问题。这当然是指邓小平。邓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意味着：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和二十五年前它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了。那时候，人们可以争辩说 ，主要问题是缺乏现代化的生产力和普遍的贫困。如今，这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中国的最大和最 紧迫的问题却成了产品积压、失业、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 腐败、贪污、玩世不恭、犯罪活动以及其它许多由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邓自然是由于他的市场改 革出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要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二十五年前的主要问题是如此地不同，邓决不可能会要采用以前的方法来解 决现在的问题。要不然，就等于将邓的手段上的实用主义转变成目的上的教条主义，正象许多自诩 为邓的追随者现在所做的那样，这恰恰是邓所最反对的事之一。 要说的是，其实有两个邓小平，一个是实用主义者，另一个是市场改革者。由于目前困扰中国的主 要问题与二十五年前的主要问题如此地不同，作为实用主义者的邓要是活着的话，一定会寻找和他 二十五年前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对付中国当前最糟糕的问题的既实用又有原则 的办法是：拒绝市场经济的实验，坚定地重新开始走社会主义之路。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以目的 是为人的需求服务的社会性计划生产来取代以个人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对那些认 为这个方法以前已经试过但不成功的人，我们仅想指出，尽管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所处的经济发 展水平还很低，但是针对失业、经济紊乱、不平等、腐败、犯罪、贪婪等问题，它却能相对有效地 对付，而现在正是这些问题正在把中国搞垮。此外，过去二十五年的经济发展加上计算机技术的进 步，使得计划性的生产和分配比早先更为有效得多，特别是：如果能找到一条途径促进广大人民群 众参政、议政、监政，制止腐败现象，以便人民对计划者和计划指标产生认同感。这自然就意味着 实行更多的政治民主（人民民主）。最后，要告诉人们的那就是一句成语：千万，万万不要把自己 绑在一条即将坠入深渊的资本主义的船上。否则、、、、、、、。 文化大革命，最终要用二十世纪代表中国人最大利益的两件事去评价：一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 饭吃"的社会制度；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文革期间，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都被 打倒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如泰山，中国共产党稳如泰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稳如泰山。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时的中国是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虽然造反派在学校、工厂、机 关里闹翻了天，但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触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因为，毛 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统一了中国(大陆) ！换句话说，只要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 和反侵略这两方面顺应时代大潮、维护工人和农民的最大利益，即使把刘少奇、邓小平赶下台，重 新组织权力机构，天还是塌不下来！。一个平等、有尊严的社会是稳定的。 何清涟女士，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起 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 何清涟在湖南《书屋》杂 志上发表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文章阐述了在以权力市场作起点的权贵私有 化过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政治精英集团和经济精英集团。这两个集团通过贪污腐败，攫取国有资 产。而且两个集团之间有血缘关系，一家两制，家长或丈夫做官，做妻子和做儿女的就拼命捞钱。 何清涟指出，就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人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的 同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处于贫困、破产的边缘，他们失去工作，失去土地。 现在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已经倾斜，很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考虑占 有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的工、农和百分之十左右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何清涟有一个重要的观 点，她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拉美化」的过程，共有五大特徵： 一 是少数大城市高度发展，农村经济进入半破产状态，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迅速衰弱； 二 是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近两年下岗工人增多，成为中国犯罪团伙的主体来源； 三 是地下经济泛滥； 四 是普遍的腐败问题，中国已经是政权软化了，政府已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 五 是将来中国会有少数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加入ＷＴＯ以后还有一个外国资本加入进来， 三者联手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剥削和控制。 何清涟的研究揭露出：占人口百分之一的特权阶层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公共财富化为私产。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是近年来，就连中 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连国务院内部资料、报告都不采用那些数据，社科院和各大专业院 校几次组织的局部、片面和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也与官方报告大相经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 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意识形态作祟和官僚腐败作弊，把 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近年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 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 系数为0.445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按照世界通常标 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 0.4之间为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该 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 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家庭收 入占社会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 历来斥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另外在几次民间组织的类似调查中，老百姓 的感觉与基尼系数不太一样，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们有隐 匿收入的倾向(深怕遭"收入来路不明"调查)。据熊海滨在《经济潮》总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国 大洪荒》中介绍，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团、学术机构在内的调查组织，在做了充分的统计之 后，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可怕的0.59！ 中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堅 尼 系 數 的 比 較 國 家年 份系 數 中 國 1995 0.42 美 國 1994 0.40 丹 麥 1992 0.25 加 拿 大 1994 0.32 阿爾及利亞 1995 0.35 孟 加 拉 1992 0.28 巴 西 1995 0.60 印 度 1994 0.30 印 尼 1994 0.34 斯 里 蘭 卡 1990 0.30 越 南 1993 0.36 俄 羅 斯 1993 0.31 工人中流傳這樣一句順口溜 ：毛澤東叫人下鄉，鄧小平叫人下海,江澤民叫人下崗 。 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说，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 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 其它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 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大量的收入在富裕阶层沉淀，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较大，影响低收入人士的积极性，降低了大多数人的消费。 　　 1999年。一项统计显示，在城镇接受调查家庭的收入中，20%的高收入户和20%低收入户收入高低 之比达到十比一。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在城市，至1999年6月底，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 城市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的55.4％，户均拥有146615元，而最低20％家庭 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户均为4298元，高低之比高达三十四比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较为 均等的国家演变为收入差距相当突出的国家；而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现实，应该引起社 会人士的关注。以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1998年已达0.456，比一般认为的"非常不平等" 的系数0.4还高。长期以来，偏差、混乱的政策导致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 谜语，在这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上，连许多学者也陷入无所适从的混乱。 　　 何清琏女士在备受争议的《现代化的陷井》一书中称：中国人民大学根据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PP S抽样入户调查问答卷进行计算，结果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按家庭户 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则为0.445，这已经超出了西方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 　　 据中新网2001年03月11日报道，今年中国"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 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在2001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朱 镕基则对此另有见解："收入分配不均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到目前还没 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中国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 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朱镕基并列举了一些因素认为情况并不太坏，其结论是"值得 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简单的问题缘何变成云山雾罩？一般来说，衡量收入差距的经济学范式有两种，一是计算基尼系数 ，另一种是按人口五分法计算国民财富分布。 　　 严格来说，计算基尼系数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 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根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实1995年 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上述三种基尼系数分别为0.409、 0.444和0.445，造成三种基尼系数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在1994年，中国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 户家庭人口分别为3.72人和3.57人，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家庭人口分别为3.01人和2.81人 ，所以按家庭总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必定小于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基尼系数； 而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基尼系数，也必定小于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 权平均计算的基尼系数。 　　 由于在1997年以来，城市中，下岗工人急剧增加；农村中，农作物价格持续下滑，农民进城务工 的限制日益繁杂，阶层和区域收入分配转移支付制度基本维持旧观，所以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持续 恶化应是常识，如果说能改善，那多半需要神迹降临遍洒甘露。总体结论：尽管目前对基尼系数的 计算结果千奇百怪，但在经济学家的视角中，中国收入分配的恶劣状况，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也 不多见，中国已经远远地将警戒线抛在了身后。 　　 至于另一种人口五分法来测量收入不公的范式，其基本方法是把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以20%分五档 ，看每20%的人口能占有多少国民财富，此法浅显易行。在中国，较可靠的研究是国家统计局200 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即使 此结果被稀释了，它也是令人不快的数据。 中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到底高到何种程度？目前统计资料残缺不全，1993年10月，中国国家工商 局估计私营企业主中的百万富翁约为500名；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私营企业进行的 调查则将这个数字提高了10倍。 　　 事仅隔一年，《人民日报》再将这个数字扩大了200倍，称拥有1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人已超 过100万人；而《中国工商时报》认为这个数字乘3还属保守。而2001年度《福布斯》最新排名则 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中，排在第一的荣氏家族资产为19亿美元，最末的也 有4200万美元，这50人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平均每人2亿美元。 　　 另一幅鲜明的图景是：根据国家体改办的统计，2000年度，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四 川、黑龙江、吉林、辽宁九省农民的年纯收入为1924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 六省区的年纯收入为1464元。 　　 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个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 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两年的纯收入！长期从事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温铁军博士对此忧心忡 忡并引用了一段警示语言："在中国，农民做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做不成了便 是暴民……" 直到1978年，农业劳动力占中国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71.4%，官方学者认为，其中三分之 一到二分之一是"剩余劳动力"。（厉以宁等，151）1979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开始大量向工业、 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到1988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57.9％。（厉以宁等，155）这些离开农 业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被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吸收。到1989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总数 达到9366.3万人，全国个体、私营企业雇工约700－800万人，另外全国离土离乡的民工约2000 万人，其中仅广东省就有400万人，三资企业工人主要来自这部份民工。（李强，98）这样，到1 989年，以上三部份人加起来有大约12000万人。这些离开农业的劳动力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生产 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是中国的新无产阶级。 下面是在深圳打工的一个普通工人创作的一首诗，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新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 隆隆的机声已经响起， 时间又逼我起了早床。 坐在机器面前， 老板似乎又来到身边。 那威逼的眼神， 就象绿色的钞票在闪耀。 于是 我们又低下了头， 圆满着自己的未来。 即使因一时的激动， 丢了手脚。 但在金钱面前 我们却露出了笑脸。 ...... 当领去薪资的时候， 身后传来的却是 神秘的微笑。 因为 我们得到的 仅仅是遗弃的 面包。 中国的新无产阶级生活在极其悲惨的状况中，但是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极 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改革"时期，正是靠吸收农业转移劳动力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 和三资企业发展最快。1979－1990年，这三类企业占了中国工业产值增长额的51.9％（郭克莎 ，178）更重要的是，这三类企业又特别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出口部门。1993 年，乡镇企业出口商品交货额占全国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45％，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2 7％（《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4日）。所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 主要的动力和源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资本家是用什么魔法把生产力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吧。 （1）延长劳动时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的百家私营企业调查，有53家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其中18家工人每天劳动超过10小时，66家在节假日、星期天从来不让工人休息。（韩 明希，94）广东省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劳动普遍在10小时以上。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总工会对27家企业调查发现，有26家每月加班超过48小时，有的超过近一倍，很多情况下要昼夜 加班，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被占用。 （2）增加劳动强度。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统计资料，但是可以用间接估计的办法了解一些情况。 1987年城市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约1.88万元，是1988年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的5倍 。但是，前者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后者的3倍多。为什么城市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是乡镇企业的 5倍，但是劳动生产率只有乡镇企业的3倍多呢？官方的"劳动生产率"是按职工人数统计的。所以 ，如果乡镇企业工人劳动时间长，虽然实际上劳动效率没有提高，但是在官方统计中，就表现为较 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仅仅是劳动时间较长还解释不了全部差距，余下的差距只能解释为乡镇企 业工人劳动强度较大。比如，山西原平县7家乡镇煤矿，1985年每工产煤2.2吨，而1984年全国 重点煤矿每工产煤只有0.903吨（社科院经济所）。乡镇煤矿的装备水平远远比不上全国重点煤矿 ，每工产煤竟然多出一倍多，说明劳动强度非常大。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很大差距，但是1987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31999元，合资企业是87787元， 而外商独资企业是94141元。这说明，三资企业工人的劳动强度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工人。 （3）压低劳动力价格。压低、克扣工资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惯用伎俩。在这方面，深圳可谓是最 善于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走在时代的前面。仅在1990年下半年，深圳市宝安区就有19家 工厂拖欠工人工资总计72万元。（安子，151）有一个手袋厂，原加工一打手袋给0.25元，已属 偏低，工人加班加点拼命干，月工资超过标准工资后，老板反而说单价定高了，将单价降到0.085 元。深圳市平湖镇某盐制品厂，其包装部的34名工人，月工资在200元至300元之间的仅5人，其 余29人均不到200元，最低只有119.73元。《深圳人》总3期，25） （4）雇佣女工、童工。在深圳的工业区，经常可以看到厂房上披挂着巨大横幅：!0本厂急需几百 名女工。"资本家为什么喜欢雇佣女工、童工呢？据说，一是因为他们听话、不闹事，二是因为工 资低廉，很多在私营企业做工的女工、童工月工资只有40－60元。据美国《商业周刊》报导，香 港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卡德尔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的工厂有12000名工人，这些工人每天劳动1 4小时，没有星期天，月工资约合21美元。工人中大多数是17－25岁的女青年，还有很多是童工 ，最小的只有12岁。卡德尔公司的经理说："我们可以让这些女孩子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在香港 就不行。即使我们愿意接受香港的工资水平，我们也得不到这样的劳动力。"香港报纸报导说，在 珠江流域的14000家企业中，广泛使用童工，每周工作96小时都是司空见惯的。有的调查者在深 圳发现，在所调查的200家企业中，有40家雇佣童工，她们是10－12的女孩，每天劳动15小时， 月工资折合10美元，厂方为了节省宿舍，让她们两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轮流休息。 （5）敲诈勒索。广东省的三资企业流行一种押金制度，工人新进厂，必须交100元至500元不等 的押金，说是合同期满后还给工人。但是，厂方往往找借口开除工人，或者百般欺侮工人，逼工人 "自动"离职，厂方自然把押金吞没。比如海南必远鞋业公司，两年中炒掉2000多工人，侵吞押金 20多万元（《工人日报》1993年12月10日）。 资本家还有一个高招叫罚款。深圳海特制衣厂工人在厂里上厕所要交费，每人每次1角，厕所每堵 塞一次，全厂200多人，不论男女，每人罚款5元。有时厕所一天堵两次，工人苦不堪言。（安子 ，13）深圳市南头添利厂规定，上班时间工人如讲话罚款5元，有一次连续工作了12小时的工人已 经完成当日任务，提前10分钟出来排队打卡，被管理人员发现，18个临时工每人被罚款50港币。 深圳市平湖镇一家工厂，1990年4月，全厂227人，有74人受罚，6月全厂215人，有124人受罚 ，最高罚款78元。 （6）节约工人的生命。资本家关心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关心剩余价值与资本的比 例，即利润率。通过节约生产资料，可以提高利润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节约生产资料主要是 靠技术进步。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对于它们，节约对 于维护工人生命和健康必不可少的设备和材料是节约生产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 《工人日报》（1993年12月11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披露："一些县乡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忽视了劳动保护设施建设及职工的身体健康......丰润县一家水泥厂的破碎车间粉尘超过标准 四百二十七倍。职工的身体健康在那里根本无法保障。" 深圳市宝安区仅1989－1992年，三资企业就发生重大工伤事故30起，死亡25人。有一个工程师 因超时加班、身体疲劳，检查机器时无名指、小指被打掉，中指被打断，食指被打至指背裂开8厘 米。事故发生后，经理竟不屑一顾，说什么："残废算什么，死人也不算什么，你可以告去，我不 怕。"陕西省长安县有一个服装厂女工，被机器轧断右手，厂方只给她500元就把她辞退了。笔者 在深圳也听说过类似的事件，不同的是厂方只给20多元就把伤残工人打发了。 陕西省韩城市1986年有212家小煤矿，其中私营66家，占31.1％。当年发生事故39起，死44人 ，伤22人，其中私营煤矿发生事故23起，死23人，伤22人，分别占59％、52.3％和100％。198 7年1－7月，私营煤矿发生事故16起，死17人分别占全部小煤矿事故次数和死亡人数的84％和87 ％。 1991年5月30日夜，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境内的兴亚雨衣厂发生火灾，80名青年女工被烧死，40人 重伤。R·史密斯评论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类悲剧在华南出口加工工业中太常见了。在那里 ，资本家享受广泛的权力和自由，而中国政府却不许工人有权力和自由。"广东省消防局的报告说 ，仅在珠江流域，1990年就发生了1700起工业火灾和爆炸。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深圳大爆炸 和11·19火灾烧死82个打工妹的惨剧，也就不足为奇了。也不得不发表评论："悲剧何以一演再 演？......主要是企业主忽视防火和安全生产，没有把职工的人身安全放在心上......" 有人恐怕要问：工人的权益受到侵犯，他们为什么不寻求法律的保护呢？深圳是中国资本主义最发 达的地方，也是为现代资本主义服务的各种官方法律最完备的地方。1993年5月28日，深圳市人 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条例》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法规，规定 了一些保护劳动者免受资本家过度剥削的条款：用人单位招用劳务工，应与劳务工订立劳动合同； 劳务工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严禁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用人单位招用劳务工，不得收取报名 费及押金；如劳务工患病或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务合同，医疗期满未痊愈者， 用人单位如解除劳动合同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并付与劳务工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助费；每周 正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每人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加班须按正常工资的150－2 00％发加班工资。但是，《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也和现代资本主义法律一样，到处标榜自 由、平等，实际上浸透着阶级偏见。《条例》一方面企图约束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另一方面，却本 着维护资本家特权的立场，不许工人反抗。《条例》规定：劳务工如果辞职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用人 单位，否则要向用人单位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如果劳务工经常迟到、早退、旷工、消 极怠工，或者故意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用人单位有权无条件将其辞退。这实际上 使资本家可以随便找借口开除那些敢于斗争的工人。如果说，《条例》还不得不在纸面上标榜一点 平等，那么官僚执法机构就完全没有必要标榜任何东西。深圳市华侨城盛隆服装公司的6个打工妹 曾打过一场官司。这6个打工妹是深圳市华侨城盛隆服装公司的工人。这个公司的工人每天要劳动 14小时以上，经常通宵加班，从来没有节假日，甚至大年初一还要工人通宵加班，厂方从来不给 加班费。这6个打工妹不堪忍受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决意辞工，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方面。 但是，一个月后，公司方面扣住她们的押金不还，还不发给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该公司向来要拖欠 一个月才发给工人上月工资）。工人告到劳动局，劳动局官员一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工人无理 取闹，要工人回去。这6个打工妹坚持不走，反复申辩，劳动局官员才开了一纸公文，让厂方调查 处理。厂方当然不予理睬。工人又到劳动局告状。这次劳动局官员有了些耐心，教导工人不要只从 单方面着想，要想到她们辞工给厂方带来损失，说什么："如果都说走就走，工厂还开不开？"然 后他又恐吓工人："你们都是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边境证、无暂住证），属深圳市清理对象属 深圳市清理对象。"又说什么即使资本家违反《条例》，也不许工人违反劳动纪律，工人只有反映 问题的权利。在6个打工妹反复要求以后，劳动局官员才同意处理此事。他把厂方代表找来协商， 但是厂方代表矢口否认工人曾提前一个月提出辞工，要工人拿出书面证据，工人当然没有什么书面 证据。这样纠缠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后一次，有一个劳动局的科长，算是对工人比较有同情 心，听了双方陈述以后，要求厂方把押金、最后一个月工资都退还给工人。公司方面口头上答应照 办，回去以后对工人说，最后一个月工资可以给她们，但是她们的产品质量差，还旷工，所以要罚 款，还要赔偿厂方损失，七扣八扣，最后每个工人只拿到几块钱。这官司还能打吗？要说明的是， 盛隆公司在华侨城，距离深圳市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从华侨城到劳动局往返车费大约是每人8 块钱。到了劳动局要排队，要介绍情况，与厂方代表对质，所以实际上一去就是一整天。每人每天 损失工资10－20元。再加上到市区吃饭，每人每顿至少10块钱（如在工厂附近只要两、三块钱） 。这6个打工妹为了打这场公司去市劳动局5次，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普通 劳动者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打一场官司，要耗费多少他们耗费不起的东西，他们想讨得一点公正 有多么困难！这个事例说明，千万不要迷信法律！很多知识分子呼吁要实行"法治"，认为只要在 法律上写上"人权"，就可以消灭丑恶的社会现象。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离开"人治"的"法治 "，"法治"无非是有钱人的"人治"罢了。在深圳，有上百万打工者，上万家企业，劳动局处理日常 纠纷的只有十来个人，怎么可能管理得过来呢？其结果，就是凡是《条例》上对资本家有利的条款 ，都能得到执行，凡是对工人有利的条款都得不到执行。 （第三章未完待续）. ------------------------------------------------------------------- 毛泽东的“珠峰”（9） 萧衍庆 （接上期） 第五， 毛泽东以其丰富而又充满智慧的外交实践，不仅保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和平地进行，而且开创了新中国空前大好的外交局面 ；并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光辉理论，为我国长远外交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外交局面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分不开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所谓《历史决议》，旨在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文化大 革 命，却形而上学地写了一句“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 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难道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毫不相干吗？ 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在对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论战取得胜利以后，即一九六 四年年底，就适时地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是把美、苏的威 胁和战争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的。而他把建构中的文化大革命则视为最大的备战，就是消 除战争时期的内应实力。那种把文革视为“国家战略退却”，说什么毛泽东“采用了自己 ‘打烂’自己‘坛坛罐罐'由强变弱和以此‘示弱’的方式来进行退却”，好像只有这样 “用‘下降削弱’路线使我国经济全面瘫痪下降”，才能“决定对美苏和越南是进还是退 ”。这就把毛泽东由弱变强的积极战略说成是由强变弱的消极战略，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 战略部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首先，以美国及其盟友在我国南面形成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的所谓“新 月 型的包围圈”变得更加险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包围圈就由北起阿留申群岛，向南经 由琉球群岛、我国的台湾直到菲律宾的弧形组成。侵略朝鲜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并不放弃 对我国的威胁，一九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