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民春秋》电子月刊 2006年6月15日 总第七十四期 目录（rm0606a,b两个文件） 【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历史真实的再现－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季年 台湾地区与日本学者座谈文革四十周年 金宝瑜等 纪念文革40周年 游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前言 水陆洲 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老田 文革没有失败 兆民 “梁效”往事——『按既定方针办』 范达人 评凤凰卫视节目《风雨样板戏》 言益行 实行五二三方略，发展革命力量 毛继东 中国百姓悄悄纪念文革40年 成报 【时事述评】 钟轩理合法非法？ 黎阳 老生闲谈之二：今日中国之忧在“人民素质低落” 龙之梦 《拟‘将进酒’》 游客 【台湾焦点】 陈水扁四面楚歌 综合 【工农之声】 迅速恢复《中国工人》等三网站的正常权利 魏巍 下岗职工的“想不通”与“害怕” 新华网 归还普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收入分配才能公平 强国论坛 【批邓专栏】 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五） 文家军 【江青专栏】 《江青评传》（15）：旗手与闯将 苦多 【纪念毛泽东】 剑与火－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7） 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东的“珠峰”（9） 萧衍庆 出版单位：毛泽东学会 订阅: To: renminchunqiu-request@maostudy.org Subject: subscribe 投稿、来信：editor@maostudy.org 网址：http://maostudy.org FTP: ftp://maostudy.org . ------------------------------------------------------------------- 历史真实的再现－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季年 一、文革能妖魔化得了吗？ 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开始，以校园大字报方式揭开的文化大革命，于今整整 四十年。历时十年的革命，因毛泽东去世和华国锋的背叛，功败垂成。一着之差，全盘皆 输，造成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走资派上台和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否定文革成为走资派 的第一要务。中国国内和西方国际倾全力于妖魔化文革，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到了现 在，文革又成为人们反思的重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官方在文革四十周年时，严格控制有 关文革的评论，同时，西方又收罗一些中国人中的政治垃圾，美其名曰学术、历史研究， 妄图将文革“定案”，置于万劫不复的死地。国内和国外的这些措施，不正说明了文革的 阴魂不散嘛！ 前人历史后人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篡改、颠倒、歪曲、伪造的所在多有。但是，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黑白颠倒的。原因十分简单，除非这个事件所代表的整 个时代全部抹杀，事件的历史意义就无法改变；除非全部事实都涂得漆黑，历史的真相就 会再度呈现。一千多年来秦始皇被中国的儒家否定了又否定，就证明秦始皇的不可否定： 祖龙功绩今犹在，他开创了中国的封建时代！美国的移民白人，对当地原住民，即所谓的 印第安人，在宣传和历史记录上全力妖魔丑化，但是，这个历史今天还是真相大白：不是 什么茹毛饮血的生番割白人的头皮，而是凶恶贪婪的殖民者实行残暴可耻的种族灭绝，是 殖民历史中最丑恶的一段！ 所以，像文革这样具有代表社会主义时代里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数以亿计的人积极参与的 空前浩大运动，能够被妖魔化得了吗？当然不能。 二、否定的否定 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免不了一个肯定、否定到再肯定的反复过程。文革十年期间，文革 的权威不容置疑，以致所有憎恨文革者，像邓小平之流，必须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发誓永 不翻案。当时的大形势下，批毛和否定文革是难以想象的。曾几何时，气候产生180度的 转变，文革变成了历史上的黑暗疯狂时期，毛泽东发了疯；全中国积极参加文革亿万人民 都发了疯；全世界所有支持、响应、追随文革的国家、人民都发了疯。文革时代成为了疯 人世界、人间炼狱。黑云压城城欲摧，此时，要预见文革的还我清白，也是超过常人想象 的。风水再转，首先，批毛、鞭毛再怎么厉害，中国却一次又一次掀起毛泽东热；接着， 文革的形象又在迅速恢复，过去参加文革者怀念那个时代，远隔当时的年轻人，也越来越 不相信诋毁文革的宣传，而在寻找文革、认识文革，憧憬文革，甚至提出再次文革的口 号。火炼见真金，在否定文革之后的文革，才真正显现了本来面目。否定的否定，这本是 历史的辩证过程。 三、文革的回潮 在国际国内资本主义当道下，主流意识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正是由于强大的反文革主 流，文革真实再现的意义就特别重大。更加重要的是，对文革的反思和肯定，是一代胜于 一代，越是年轻，越是激进。从1977年邓记政权当道至今的三十年，文革的回潮就先后 表现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所谓的老左派，他们出于对社会主义丢失的哀叹，从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逐步到反对私有制，更进一步又感到彻底否定文革其实是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 但是，今天所谓的老左派，都是邓上台后的干部，当年都是替邓否定文革打头阵的，要承 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诋毁文革转而颂扬文革这个关不容易过；一类是是所谓的新左派。 他们是邓记当权后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同西方接轨的新生代，是对改革方向提出质疑的先 声代，也是思想最为混杂的一派，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其中的激进者 也开始改变根深蒂固的反文革意识，不再把文革说得一无是处；一类是强国派的兴起和左 转，从强国到寻找毛泽东、肯定毛泽东，进而逐渐理解、同情、甚至认同文革、认同大民 主、认同社会主义。所谓“愤青”中，大量的民族主义者在迅速左转。但是，以上各派对 文革的认识都受制于本身的局限而有所保留、真伪难辨。肯定文革还是近年来才开始。不 仅工农中涌现出肯定文革的觉悟潮流，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从党内到党外，都出现 了坚决的支持文革派。其中走在最前列的是一老一青两代，即当年的造反左派和今天二、 三十岁的青年左派。 造反派亮相 过去在文革中采取不同立场或不同倾向的各个派别，在邓记的改革开放后也陆续亮相，最 后的出场者就是文革造反派，是在文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派；当然，他们也是在文革后最 受镇压的一派。 造反派的终于出头，虽然还在地下，而且多有保留，但确实反映出，对文革妖魔化的破 产。当年，被华国锋以帮派份子逮捕，被邓小平、陈云以打、砸、抢份子、三种人判刑 的，其牵连之大、为数之多，于今逐渐为人所知。他们的遭遇和邓、陈的严酷镇压方式， 同文革时代的给人出路的政策，恰成鲜明的对比。人人都晓得古代赵高的指鹿为马、指白 为黑；但对现代赵高关于文革事实真相的的黑白颠倒，不仅不加质疑，居然千口传布，可 笑到了什么地步！没有参加文革的后生被官方的宣传所左右，还可以理解，但是，当年参 加文革者，有谁不知道，造反派从来是被镇压的对象，除了两派对立下的派斗武斗外，造 反派是最走群众路线，最少欺压无辜的。其实，文革中，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压迫群众 的是第一是工作组，第二是革筹会（工作组之布置下的保皇派），发明燕子飞、坐飞机等 刑罚的祖师是王光美，公开推行的是王任重；打、砸、抢缘起于干部子弟老红卫兵、联 动，鞭打教师恶名昭彰者是贺鹏飞等；绑架的首创者是叶剑英的女儿。相反，文革初期的 造反派，恰恰是被镇压者、是受害者。等到文革翻案后，这些当年的打、砸、抢现行犯却 是平步青云，成了邓记政权的要员；反过来，打砸抢的罪名，却要造反派来承担。几亿人 亲眼目睹的这个事实，却全部噤口无言，任凭官方宣传。仅此一端，就反映出邓记政权在 妖魔化文革上的不择手段。我们目前看到的出头造反派，主要以两种方式发表言论：一是 以澄清历史的方式，还造反派以历史的清白，对三十年来的诽谤文革一面之词加以批驳， 还文革以真相。另一种则是号召继续战斗，为文革翻案，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两 种方式，戳穿了三十年来丑化文革、封锁文革的虚假宣传，让人看到文革的原貌，虽还是 初期，但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之大。 年轻人明心见性 在文革反思过程中，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天年轻人的觉醒。今天年轻人中的左派，对文革的 态度同十年、二十年前新老左派的根本不同，在于是非分明、界限分明，中间没有模糊的 余地。只要有足够的自觉，反思文革的意义，作出的结论都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一刀两 断。年轻人中肯定文革者，不会纠缠于支持华国锋、反对四人帮的派系，也不会纠缠在邓 小平还是有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下失控这样的自我粉饰上，当然更不会被什么空前浩劫、疯 狂世界所迷惑，而是清清楚楚地一分为二：文革是革命的，华、邓、叶、陈当然都是革命 的叛徒。 年轻人的明心见性、泾渭分明，正是由于他们包袱最少，没有前辈们的个人恩怨、派系纠 葛和思想混乱，能接受客观现实所反映的历史真貌。 四、现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年轻人的觉醒来自现实，现实是最好的教材。只要不存偏见，要判断文革的是非本是十分 简单的事。 首先，文革的预言今天都变成了事实，是事实本身证明了文革的正确。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大资产阶级专 政、法西斯专政”；“江山就要变色，工农就要受二道苦”；“宋江架空晁盖，接受招 安，当投降派”；“他们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那里有丝毫的共产党员的气味”等 等，这些是说得多么中肯，预料得多么正确！ 其次，诋毁文革的走资派面目暴露，信用扫地。他们对文革的丑化当然走向反面。 邓记的改革开放已经腥膻遍野、脓血四散： 官僚腐败、三农、下岗、知识分子就业、社会不平、两极分化、民族危机和崛起、地方暴 政、工农怨声载道、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邓记改革的畸形发展：基础的放弃和摧毁，方 向被外资、外贸决定，每个领域都是一样的两头无着，一样的畸形，一样的纠缠混乱，一 样的问题成堆却束手无策！ 处于这个状态下的人民能不反思！反思之下，就是走资派本来面目的彻底暴露：当前的处 境是对内投降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两个投降主义路线推行下的必然结果，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中国特色的附庸资本主义。而这个路线的继续，必将国家民族带入 绝路。文革所批判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正是邓记的治国方针；文革中高叫 的阶级斗争并不是什么疯狂的口号，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 文革的回潮过程，也就是邓记改革开放图穷匕见、走资投降的真面目暴露的过程。 四、文革的真正意义 在以上的两点基础上，对照现实，寻找历史真相，就很容易去除泼在文革上的污泥浊水， 还文革以原貌。也自然看清楚了文革的伟大之处。 就历史地位而言，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整个社会自觉地破旧立新、兴无灭资、破 私立公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解放； 就社会进程而言，文革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大旗，对文革的肯定与否定，是真假社会主 义的分野所在； 就战斗而言，文革是插向走资派心脏的匕首，只有文革，让走资派无所遁形； 就机制而言，文革是反修防修的根本手段； 就思想认识的改造而言，文革是人类解放、破私立公走向共产社会的必要锻炼和考验。 一句话，文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法宝。 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文革产生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需要，却失 败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扑。只要两个阶级的斗争没有终结，对文革的评价就永远存 在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资产阶级者务必诋毁文革到底，社会主义者务必高举文革大旗， 谁胜谁负，此时言之过早。但在诋毁和维护文革的对仗中，资产阶级所采用的篡改、诬蔑 文革的低劣手法，已经反映出真理不会在造谣、谎骗者之手，文革形象的复现，将预示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再兴。 . ------------------------------------------------------------------- 台湾地区与日本学者座谈文革四十周年 作者：金宝瑜等 文章来源：批判与再造 今年三月十八日，日本学者土屋昌明先生带来一部日本电影工作者在「文革」发生半年后拍摄的「文 革」纪录片，供台湾的学术、文化界人士观赏。在通过影像回顾「文革」之余，我们于次日举办了座 谈会，探讨文革的历史意义，以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因时间所限，讨论未及更加深入，但已 可反映与会者的基本看法。【编者】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 整理■林正慧 时 间：2006年3月19日（日） 地 点：跨界文教基金会 主持人：锺乔（「差事剧团」团长、剧导） 与谈人：杜继平（「批判与再造」总编辑） 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作者） 樱井大造（日本「野战之月」帐棚剧导） 前田年昭（日本日雇工斗争成员） 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专任讲师） 土屋昌明（日本专修大学中国语助教授） 主持人：杜继平列了以下五个讨论题纲，每个题纲由一至二人主谈，其它人再行补充响应。 一、为什么发生「文革」（由杜继平主谈） 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由金宝瑜主谈） 三、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由日本朋友及金宝瑜主谈） 四、「文革」挫败后的感受 五、「文革」挫败的原因与影响（由杜继平主谈） 六、重新反思「文革」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发生「文革」？ 杜继平（以下简称杜）：邓小平派上台后为了全面否定「文革」，将「文革」说成是毛泽东个人晚年 的重大失误。右派一般也以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来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认为毛泽东从1959年卸下国家 主席职务，退居第二线之后，由刘少奇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毛发现干部、官僚不再听其指挥，为 了夺回个人的政治权力，于是发动了「文革」。这种从毛个人政治野心出发的「政治权力斗争」论， 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探讨「文革」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多年来，我不断阅读「文革」资料，思 考「文革」历史的意义，我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中国国内及国际两个因素来看： 国内因素： 1）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分歧和扩大 中共党内从建国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基本上没有太大争议，但是，1957年之后，党内针对社会主义该如 何建设的问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对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过急、过快产生了争议。在新民主主义 阶段，仍然保留着市场和私人资本，而由国家资本来限制私人资本，究竟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继续巩 固一段较长时间，还是早些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至少在毛和刘之间就有争 论。1958年中国大陆经济在「三面红旗」路线指导下面临一些问题（如「大跃进」产生的浮夸风）， 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使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更加扩大起来。党内部份人士认为中国在生产力和 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借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阶段应 该再持续一段时间。另一派则认为当时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有高度的向往和高昂的积极性，因此，能够 以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客观条件的不足，比较快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 法和速度的歧见在「三面红旗」出现问题之后，急速扩大为党内的主要矛盾。说句后话，后来邓小平 派上台，认定当初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得太快太早，生产力发展不足，所以，才有所谓的「补课论」， 这其实都反映了党内从1958年开始的争论。 2）政治制度：共产党专政造成的问题 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是由高度觉悟的革命先锋队组成，这种讲求纪律和高度集权的组织，在革命时 期可以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和革命领导力量，一旦执政之后，也正由于服从领导、纪律严明和权力集中 的组织特性，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命命主义的专制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容易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 、不受制约的统治集团。毛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内部则有 派系斗争和权力分配问题。毛要建设的是一个平等待人、优先考虑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他很清楚 党官僚机器一旦脱离人民群众的监督，就很可能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比资本家还可怕的 吸食人民血汗的特权阶级。这是毛当政后不断想要克服和解决的体制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以及专制的统治集团如何避免腐化堕落为压迫、剥削群众的特权集团，这两 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让毛认为党内这批想要保留资本主义因素，并由掌握知识和权力的菁英来领导的 想法，配合上党所掌握的具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可能形成少数人领导和压制中国社会的问题。现实 中，这批人在农业上，是站在富农的立场，反对人民公社，他们认为过早过急的公社化挫伤了农民的 积极性，他们也认为不宜过早建立大片全民所有制。中国革命之后，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 业生产力大幅增长，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新的富农阶级，而一部份原来条件不好的贫农则 沦落为雇农，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新的阶级分化，并认为应该防止分化的扩大。毛引用列宁的看法，认 为在小农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可能每天每日不断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他观察到1950年代后期，已经出 现了苗头，而为了防范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就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小农个体经营的私有观念，因此， 毛希望以人民公社互助合作的精神，经过从低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来克服传统的、落后的小私有思想 。毛泽东面对中国这个农民占大多数，有着浓厚的封建传统思维、小农经济的基础，以及新起的一批 官僚统治集团的国家，想办法要去克服这些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希望透过人民公社以及人民 对社会主义向往的积极性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补足客观物质条件的不足，来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 展。毛不是无视或反对发展生产力，而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刘邓派不一样。在「文革」期间他 曾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认为调动革命积极性之后反而有利于生产。刘邓派则相反，他们认为 不搞物质刺激，光谈理想和精神动员，效果不好。他们强调物质刺激、多劳多得，这就是毛所批判的 资产阶级法权。毛和刘、邓代表的是两种不同促进生产力的思维和做法。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歧见，加上「大跃进」受挫，以及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起攻击 ，毛意识到党内对于快速建立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有抵制的，他也认识到如果要按照他的想法来搞社会 主义建设的话，必须对党内的这些想法和官僚加以清理。特别是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 当中，毛发现当他要通过党内整风来防止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时，遇到相当 程度的抵制，效果不彰。刘少奇则批评「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其实是在严重指责 毛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从1957至1964年间几次重要的运动和会议中，毛很清楚在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相当大的分歧。以刘邓为代表的一派基本上是接受苏联模式，也就是强调物质 刺激、技术官僚当政领导的所谓「白专道路」，毛不能接受他们强调党官僚权力，以及由上而下的指 挥和命令。 国际因素： 国际和国内因素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为了便于讨论，还是可以粗略加以划分。最突出的事件 是1953年斯大林过世后，赫鲁晓夫在/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彻底否定和清算了斯大 林，毛警觉到苏联共产党正在发生变质。毛认为所谓「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口号的提出，表示 苏联已经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希望能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和美国相处，不愿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 。另外，苏联强调「全民国家」，表示内部已经没有阶级对立，已经全民平等、不存在阶级分别，毛 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表示他们已经放弃阶级斗争的想法，显示苏联已经在变质。加上1956年和 1957年，由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路线，连带动摇了东欧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匈牙利和波兰党内出 现自由派，社会上则有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自由化运动，毛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他警觉到 中国党内如不妥善处理的话，日后也会出现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和修正主义路线。毛对于赫鲁晓夫上 台后苏联路线的变化非常警惕，日后更演变为中苏共论战。在中苏共论战当中，中苏在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毛认识到中国党过去和 苏联的关系密切，尤其是留苏的一批人受苏联影响很深，另外也有一批人实际上和苏联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必须防止苏联的影响和势力透过他们渗透到中国党内，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文革」提出了反 帝防修，是毛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在全世界范围进行革命的方法和前途的看法。毛认为苏联既然变修不 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中国党在防止走修的同时，也要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责任，为社会主义 建设和世界革命路线提出新的方向。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主持人：谢谢杜继平对「文革」的背景进行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分析。以下请金宝瑜针对「文革」的内 容进行发言。 金宝瑜（以下简称金）：我很赞同杜继平关于「文革」背景分析的看法。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当马克 思谈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针对的是生产力相对发展的地区。列宁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的 存在，使得很多地区是不可能经过资本主义化来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这些生产力较低的地区可以通 过革命，向社会主义来过渡。刚刚杜继平提到1957年之后中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争论， 这个争论至今仍未结束。在改革之后，改革派认为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进行得太快，所以需 要补课。但是，所谓太快是否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呢？另外，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中国经过土改， 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土地再次集中，农村里的富农开始跟城市里的粮商结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可 能。我认为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而不往前发展的 可能，下一步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总是会发展，它不可能停留在那个阶段不动。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上山下乡、赤脚医生、重订大学入学标准、修改大中学课程、确立工农文 艺路线、更新工厂管理制度（鞍钢宪法）、普设农村基础教育，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城乡差别、体 力和脑力劳动差别，防范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连结。 「文革」的这些新生事物一方面要打破党的集权统治，另方面在党已经形成专制的统治集团时，所有 这些新生事物又要如何巩固？当然不可能靠统治的官僚集团，只有靠群众运动来推动。对于没有民主 传统的中国，也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践。「文革」是场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是从 文革才开始，更早在土地改革时，广大的农民就已经透过群众运动方式来从事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改 造。「文革」可说是将群众运动推行到更大的层面。工厂方面，有鞍刚宪法关于工作管理制度的改革 ，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扩大工人对工厂的民主参与。如果工人连治厂的能力和权力都没 有，如何能治国，如何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榨取农业部门来为工业发展 提供资本和劳动力，这就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过家所历经的残酷的原始积累过程。像中国这样以农业 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也面临如何工业化的问题，可是既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 自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老路。公社里兴办「社办企业」，就是希望农村能够就地工业化， 透过农民的积极性和合作方式，来进行农村工业化，这种以合作方式来发展小型工业的社办企业，就 是为了减少工业化对农业部门的冲击以及对农民的榨取和剥削。在中国这样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 里，经济建设的过程还是不得不靠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发展，但是毛希望尽量减少对农民的榨取和剥 削。在农村兴办社办企业的工业化途径，既可增进农民生活水平，又可促进农村的工业化，减少原始 积累对农村和农民的冲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的问题，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 过渡到工业的发展课题。 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 主持人：由于冷战关系，我们这代人，一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重新去认识「文革」的正面性。在中国 改革开放后，东亚圈也开始对「文革」进行新的思考和评价。「文革」发生时，前田先生正值高中时 期，接受了毛泽东的号召而决定一生的道路，是否请前田先生谈谈这个经历过程。 前田：首先，我很同意杜总编的看法，我也认为「文革」基本上是为了找回革命理想初衷的一场运动 。今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是相当值得纪念的。其实，毛在很早就已经对苏修展开批评，1964年 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一文当中，毛就指出苏联只抓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也强调人 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民群众应该发挥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地被指挥领导。当时，我们一些日本青年 从学习毛的著作当中，认识到反帝就得反修，而要反修就必先改造自己，也就是所谓「斗私批修、破 私立公」的精神。对一个运动者来说，自我反省批判是很重要的工作。世界各国也跟着「文革」的发 生而产生变化，各国共产党组织因为支持或反对「文革」而发生歧见，当时日本国内的华侨运动，也 在这个问题上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了分裂。 樱井：我是1952年出生，「文革」时上初中。我先讲一下当时的大环境，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196 4年在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动，透过美日卫星联播，当时国际的情况很容易在各地传播开来，作为年 轻学生的我，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开始了思想的启蒙。关于「文革」的讯息，我是透过当时电视的新 闻报导得到片段零星的认识。1980年韩国发生光州事件，虽然韩国国内没有报导，我们在日本却透过 电视而得知这个事件。我想说的是，同样在亚洲，我们获得讯息的管道和内容却不相同，自然对世局 有不同的看法和影响。不过，像前田先生这样在十五岁受到「文革」感召而决定一生道路的例子是很 少见的。 前田：我生活在关西地区，当地有不少华侨。当时大部分人是从电视认识「文革」，但电视当然是很 日本主流式的观点。我个人则是从收听「北京放送」的广播节目了解「文革」。我当时每天收听，还 组织了一个收听小组来学习讨论。当然，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实在是少见的异类。每天听「北京放送」 里的「东方红」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樱井：日本国内讯息的接收方式对如何认识「文革」影响差别很大，像前田先生这样透过「北京放送 」去了解的，和大部分透过电视卫星去了解的，是相当不同的视角。我跟前田不一样，我是透过电视 媒体去了解的，因此，对于外界对「文革」的看法我跟前田有不一样的观察。当时日本国内左翼思潮 高涨，对于历史，展开全民忏悔运动。在学生、工人、进步知识分子里，整个主流取向是自我否定的 ，新左派就是在这个氛围背景下发展起来，所以，整个运动是伦理主义取向的。在道德化的同时，由 于缺乏思想化，很难形成气候，因此到了今天，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左翼的力量。在我之后的一代， 也就是丸川先生这代，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历史研究。另外，在日本不同年龄层的人，由于讯息来源的 不同，对「文革」也会有不同认识。 金：我补充在日本之外「文革」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文革」的影响深浅跟当地左翼运动发展程度 很有关系。从日本的经验，我发现到美国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一阵子很热，让人很兴奋，但由于缺乏 思想的深化，一般流于激情化和口号化，很快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而不太有深刻长远的影响。不过 ，还是有些成果。譬如：一些美国年轻人受到感召，去了中国，回来把他们的见闻发表出来，成为对 于当时中国和文革很可贵的纪录档案，也给了我不少启发。十年前，我们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文革」 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很多美国朋友都来谈「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以「黑豹党」的经验来说，他们注 意到群众基础，因此，在黑人小区里为穷人的小孩提供了早餐服务，在小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还读小 红书，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美国方面的状况。 至于其它国家，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在美苏的和平共存政策之下，美国又对拉美提 出「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产生思想混淆，一度失去了革命方向。 在毛展开中苏论战，批评苏修之后，各国具反省力的革命力量开始脱党，成立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 党。「文革」的发动又给了他们最大的鼓励，让他们可以坚定自己的路线和进行群众组织。 至今全世界活跃的革命的左翼政党都受到文化大革命正面的影响而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 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已经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 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组织也在扩大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 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成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 ，是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 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一样。 杜：除了宝瑜提到的那些国家，亚洲方面，尼泊尔的毛派在当地也很活跃。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 革」在1960年代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 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 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早期的傅柯也 一度向往「文革」，在接受法国毛派的访问中，他就提到「文革」及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启发和影响。 他的反叛性格、对权威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革」反抗权威的影响。总之，整个「文革」对 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或是 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对「文革」挫败的感受 主持人：关于「文革」挫败，不知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前田：日本共产党跟着苏联走修，它之所以还能存在跟它的中产阶级基础很有关系，党内大部分成员 是由公务员、官僚、专业人士组成。回顾起来，当时日本国内同情「文革」者确实还不少，但是缺乏 坚固的政治组织和政党来维系和巩固这些力量。另外，支持「文革」的党派虽然也不少，但是由于内 部的权力斗争，很快的就分裂涣散了。就像樱井先生说的，当时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道德层面， 没有思想理论的深化，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今后运动的一大挑战。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死后会被批判 ，「文革」也会被否定，这些走修的预言现在都实现了。为了对抗修正主义，今后我们的运动得重新 去寻找革命的初衷和理想，而中国革命的小区服务（如：医疗、教育等）、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等都 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支持的。 丸川：对我来讲，一开始接触毛泽东思想，就碰触到赤柬的暴力问题，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得 思考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除了刚刚大家提到的苏联的修正主义，在欧洲方面，也出现了历史 修正主义。以法国来讲，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说法，一些研究以人口学统计来主张革命并 未发生。像这些以实证研究来批判否定革命理想的做法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课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克 服这种历史转向的思想。 另外，许多否定革命的讲法是以「人权」做为修辞的，像他们会批评柬埔寨的波布红色政权如何残杀 无辜人民，以此来质疑和否定革命的必要和理想。樱井提到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但是随着战 后世代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战争的记忆，之前基于道德的反省，又缺少思想化内容，所以 ，这个世代的课题是要如何重新找回战争记忆，并且能够深化思想内容，而其中必须处理的课题就是 革命跟暴力的问题。 许多人以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来反对革命中的暴力，革命俨然和人权对立了起来。要如何去处理这些以 「人权」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的讲法，是我这个世代要处理的重大课题。这其中又牵涉到人口学的统计 问题，在我研究战后台湾历史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以「二二八」事件来说，台湾政府依照人口统计 学，得出的受害人口在一万八千人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但实际上呢？受害人数到底如何计算？ 杜：所谓的科学论证，很多都是庸俗的实证主义，即使以科学证据的观点来看，这些数字的来源都是 有问题的，必须要重新受检验。以「二二八」来讲，台独派与官方的说法，其前提已经肯定了这些户 口统计的正确无误。但是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表面的、看似客观的数字，就必须去考察实际的社会背景 。以「二二八」受害人数来说，它的反证可以从申请补偿并通过审查的数字来看，这也是所谓实证的 方法。从这个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人数就减少到一千人左右。 实质的举证和户口统计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一个是活人的举证，一个是死的数字。从科学角度来 看，哪一个更可靠？当然是活的。受害者家属当然有积极意愿出来举证，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更接 近事实的。这个悬殊差距显示了从不同年代的户口数字来看问题是不可靠的。 主持人：我想丸川的意思不是说他相信这些统计数字，而是在面对现实里充斥的伪科学，我们要如何 从思想上去突破。 杜：我知道丸川的意思，我想强调的是要能够从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上去揭穿实证主义的伪科学 。假人道主义者或胡涂人道主义者，总认为不能死人，和平是绝对的，战争必然是罪恶的，这种思维 和道德观实在很有问题。这种论调等于说，你面对坏蛋杀人不能反击，否则你也犯了杀人罪，成为暴 力者。这根本是没有是非，天真地认为人类的冲突可以光靠和平说理、毫无伤害的方式来解决，这是 行不通的。这种希望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得到正面的社会进步和谐的看法，在现实上是非常荒谬、有 害的。 金：这种倾向在美国特别明显。美国把任何可能反对它的力量和组织都定义成恐怖主义，只有美国能 攻击别人、杀害别人，别人都不能反击。所以，即使像菲律宾共产党这样的人民解放力量，对它来讲 ，都是不可忍受的「恐怖主义」。刚刚大家谈到台湾的二二八的受害人数的争议，其实大陆「大跃进 」的人口统计也是很有问题。「大跃进」期间，有几年出生率较低，那些反对「大跃进」的人，就按 正常出生率来推算，然后，把这些实际上并没有出生的人，当成被「大跃进」害死的人数来计算。所 以对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口死亡数字便从几百万一路上升到三千多万，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惊人死 亡人数。 杜：这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人口统计的根据从何而来？究竟是全面确凿的统计，还是粗略推估？这是 很不一样的。这些否定「大跃进」的说法是以生命预期值来看，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去推算，不符 合生命预期值的部份，就被当成是给「大跃进」搞死的。这就是伪科学的、可疑的说法。 人口调查的数字本身也会因调查方法、技术和其它因素而有很大的差距。以美国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来 看，死亡人数就相差了一千万人。姑且不去质疑这种人口统计的方法，他们运用相同的数据来推算还 是产生了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运用证据进行推论时，一定要考察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以及取得 的方法；在做结论时，也要指出限定条件，以及指出可能的不足和错误。像「文革」和「大跃进」这 种政治涵义很强的事件，就更可能在运用和解释数据时受到立场的影响，这是做历史研究要特别注意 的问题。如果方法不正确和思想不够深刻的话，就很可能被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 「文革」挫败的原因 主持人：我们大致谈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和内容，现在是否就「文革」挫败的原因和影响来谈谈？ 杜：曾经轰轰烈烈、震动全中国和世界的「文革」后来为何遭到挫败，我想，可以从主客关因素来看 。 首先，中国是个有浓厚封建传统的社会，中国革命不可能摆脱这个客观物质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当年跟着革命的干部，很多成分上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 在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压迫时，他们跟着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压迫。特别是在日 本侵华之后，大量知识分子受到爱国主义号召加入共产党；在农村，有很多人则因为破产或不堪国民 党欺压而加入革命队伍，也就是说他们加入革命主要是基于反帝和反封建，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和信念相对之下是不足的。当革命成功，三座大山被推掉，他们认为任务达成了，革命动力 也开始削弱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但这是个更为高远的理想，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的。对于这些因为现实里受到压迫而跟随革命的人，在他们的现实压迫去除之后，就出现怠惰和安于 现实的心态。有些干部在执政后不免出现自认革命有功，可以「坐江山」、「分权力」的传统功臣心 态和保守性。毛为了防止这类干部蜕化变质为新的统治集团，而批判官僚主义，力求创造没有特权的 社会，势必挑战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造成冲突。这些保守的党政官僚集团自然也会抵制继续革命 。这是从官僚集团和中共内部的问题来看。 其次，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无前例可循的。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只能从苏联取经，按照苏联模式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毛就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而且从 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论来讲，普遍真理和具体情况必须结合起来，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经验。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就体察到不但经济建设不能照搬，有鉴于苏共出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政治上更要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在缺乏发展经验的情况下，中共干部对中国具体现实的评估也不尽相同，干部与社会也还存在各种关 系，并影响他们的思维、观点。譬如当时农业部部长邓子恢回到老家，听了富农的申诉，就认为人民 公社和大跃进不好，还以此做为反对人民公社政策的依据。因为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分化和利益 集团，干部跟哪些集团有实际上的连带，就会在党内反映和代表他们的利益。总之，干部一方面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有差距，另方面对现实的阶级利益的看法也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党内的路线争议。毛在 文革后期就感慨，党内许多老同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很坚定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开始抵触。这批人在中国社会里有相当大的基础，他们同时也 掌握了权力，具备了知识和统治的经验和能力，所以，他们占有优势的力量。 毛发现到这个现实问题，于是希望透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冲破，问题是群众是散漫无组织的。一般来讲 ，群众的政治斗经验争、知识、能力无法与党官僚集团对抗，他们也缺少组织性。相形之下，群众方 面就显出派性和散乱问题。另方面，由于急于发动群众，因此在思想准备上显得不足，只能以通俗化 的方式──譬如：小红书──来表达基本观点和立场，但是对于体大思精的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刻的认 识与系统论述的能力，也因此，容易变成激发道德、情感，流于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发泄和道德控 诉。毛从1950年代就感慨党内真懂马列主义的实在不多，因此，几次发起干部读书运动。中共在武装 斗争期间，曾发起学习、整风运动，但是兵荒马乱时期，学习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因此，对社会主义 制度、理论的认识基础是很不够的。由于这些缺陷，整个运动是政治性高于思想性。不论是党内干部 或群众方面，对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了解是很不足的。由于一大批参与几十年革命的老将抵抗文 革，毛不得不起用新人，只是新人在能力和经验上都不足，在党政军领域的的斗争和群众的掌握上都 无法与老当权派抗衡。文革派由于急于夺权，手段上又不免过激急躁，这又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了 不必要的不满与反扑。 另外，由于毛发动文革，并不是像外界讲的是要斗倒、消灭这批老干部，而是要提醒他们避免腐化、 变质，走错误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是以改造为目的，希望透过群众的鞭策让老干部跟着他走社会 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例，他被解职后，给毛写检讨报告，承认错误，毛就重新重用。毛认为只要犯 错承认，就应该给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在以改造为主，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之下 ，这批老干部不可能被打倒消灭，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一直存在着深厚的基础。文革派只是靠着毛的 权威而暂时得到保障，所以，毛在世时，他们还能发挥作用，一旦毛过世，这批接班人根本无法与老 当权派对抗，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因此，邓小平很快就得以联合华国锋把四人帮整倒，而毛 的路线也被终止了，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一些过激的做法就被拿来做为否定「文革」的口实。 金：关于文革失败的原因，我虽然同意继平所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充份。我认为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基础上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部分是与低的生产力发展有关，像两种所 有制并存的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到，毛认为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的 并存。但是因为农业的生产力尚低，所以要提高生产的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生产大队）都有问 题。还有其它的矛盾，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这个阶段，按照马克斯所讲的商品生产要逐渐减 少到消灭。但是在低生产力的国家内，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实际上还在发展，因此也是一个矛盾 。还有别的经济基础上的矛盾，有待再进一步继续研究和讨论。 樱井：「文革」能说是一场革命吗？或只能说是一场运动？我个人觉得它只能算是一场运动。又既然 名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看它在文化上的影响？ 杜：从破四旧、打破传统思维观念和官僚专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场革命。 樱井：如果要谈「文革」的挫败，首先得澄清何时结束。我认为「文革」从1966年8月开始，虽然一 般说到1976年结束，但是政治上来讲，1967年就已经挫败了。 杜：我想从毛泽东过世，坚持文革的路线无以为继，才能算是「文革」的终点。毛当初计划以三年时 间来进行「文革」，希望透过「斗、批、改」，让原先抵制文革路线的干部能够改正，也就是透过「 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过程，希望以三年时间让党内不同路线可以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发动之后 ，出现新的状况和矛盾，三年时间是不足够的，所以才又持续下去。 金：我赞成杜继平的观点。文革不只是一场运动，而是一场革命。因为文革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继续 专政，直到毛过世，才发生政变，被走资派夺了权，继而转向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文革中的新生事 物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如果没有文革，刘邓的资本主义改革早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而不会是七十 年代末才开始。 樱井：我想当时很多年轻人其实只是造反心态，为反抗而反抗，不见得有什么深刻的觉悟和认识。同 时，我也认为「文革」文化上是一场运动，政治上则是一场暴乱。 杜：我想不能这么说。毛在总结「文革」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而所谓的三分错误，主 要是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客观情势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还是造成不少无原则的派性武斗，也整错了不少人，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时，毛一方面希望透过共产党执政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国际上又面对着美、苏帝国主义的威胁， 所以，毛希望「文革」能斗而不乱，因为如果陷入内战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首先就要亡国。所以，对 外要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内部又要形成压力来迫使官僚集团走上建立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在 这样困难的局面下，要尽量平衡各方面问题、进行左右调整，这是很大的挑战。 樱井先生提到年轻人的造反心态，我想，「文革」高举造反批判精神，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不过，我 认为这只是要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而已，决不是为造反而造反、为批判而批判，否则，就变成虚 无主义，反抗一切权威，就像有些人讲的「我在反叛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虚无式的不满不 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想法。 我认为「文革」是场革命，因为它的目标和理想是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主要体现为取消三 大差别，也就是城乡差别、体力脑力劳动差别，以及工农的差别，也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享成 果、人人平等的社会。 前田：「文革」对全世界的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因为受到文革号召而投入社会改革，未来还 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受到「文革」精神的感召而献身，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文革」不能说是挫败，它 其实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实践。 杜：以毛泽东的讲法，发动「文革」是打预防针，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知道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 成社会主义，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他看到国内及国际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 机，所以，要在全党全国造成警惕，预先演练，打下反修防修的政治基础。这个效果在今天可以看得 出来，今天在中国大陆反对走资路线的人，就是重提毛在「文革」中的警告。反修的旗帜重新被树立 起来，用来纠正走资路线的错误，这是「文革」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并没有预期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 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在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提到以后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于一 时，但是右派不可能永远得逞，左派也会利用他的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这是在「文革」发动初 期，毛就预见到的。 「文革」挫败的影响 主持人：大家谈了不少「文革」挫败的原因，现在是否谈谈造成的影响。 杜：「文革」挫败的影响，首先就国内来看，是邓小平路线的崛起。今天有很多人支持以改革开放来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否定上。我们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主调，就是全面彻底的否定文革。我们先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全面否定」 的讲法已经违背唯物辩证法，就政治、思想上来看，它造成极为恶劣深重的影响。由于文革标举的是 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邓派为了消除文革派的影响，全面否定文革路线，连带地也就把社会主义的 正当性和理想性一并给否定掉了，这是相当糟糕的。于是，到了1980年代才会产生所谓的「社会主义 无望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 了。这是邓派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也因此才有1980年代通过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界而泛滥起来的资 产阶级自由化浪潮，这首先最严重影响到的是学生，所以，有1986年的学潮出现。这个学潮暂时压下 去之后，随着经改过程产生的官倒、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又有1989年的民运。不少党内干部 、知识分子和青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幻灭，中共政权也就面临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全面否定文革，固 然有利于邓派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此一来，除了造成党的正当性危机之外，连带着中国革 命的精神面貌和崇高价值也大量的消失。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人心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 ，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也造成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彻 底否定文革的结果，不但在社会经济上，在人心道德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巨大。 邓派为了确立经改路线的正当性，全面否定文革，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 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他们的经改扫清道路，另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都 产生极大的破坏。我个人在大陆读书时有很深刻的亲身经验。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有种论调，认为 仅就东亚地区来看，中国两岸和南北韩的经济对比，显示搞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浅薄的论调真是不可思议。1989年民运时，人民大学还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 这是文革挫败，邓派全面加以否定之后必然的结果。中共表面上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 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脱节了。 金：可是现在的政权没有办法不去否定文革，因为以改革派的阶级性来看，他们势必要对文革加以否 定才行，因此连带的它也不可能继承共产党以前的革命功绩。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必须结束。◎ . ------------------------------------------------------------------- 纪念文革40周年 游客 一、纪念文革40周年的现实意义 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当年发动之广 泛，参与人数之多，波及世界各国之大，影响历史之深刻，古今中外无与伦比。但仅仅过了40年，现 在要搞40周年的纪念活动竟如此之难，人们的思想如此之麻木，理论界如此之混乱，这不能不说是中 国的悲哀，世界的悲哀！ 正因为如此，把纪念文革40周年搞起来，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当今信仰、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所谓左派队伍中，有人不愿谈文革，说这是纠缠历史旧账 ，高喊网上的工农同志们我认为没有必要纠缠文革的事情了，并且大声疾呼“警惕啊！同志们，在文 革问题上惊醒纠缠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还自作聪明地指手画脚“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吗？去 做点实际的工作吧，组织起来，统一思想，统一步骤，才是当前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最重要的事！！ ！”试问，你们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你们不是要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吗？那么，资本 主义不复辟应该是个什么样，无产阶级专政又应该是个什么样？！你们心目中的革命是什么？你们要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知道，又不自以为是，那么告诉你们：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复 辟的社会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所建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时代、1976年文革 大好形势的社会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文革做基础，你们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你们要 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如果不以毛泽东在文革开创的新生事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机器等方 面）为蓝图那不是“乌有之乡”就是资本主义的翻版。你们心中没有文革，拿什么统一思想、统一步 骤？你们去发动什么样的群众？你们用什么发动群众？对于“纠缠”，也应作分析，如果认为为四位 英雄正名是纠缠，那就大错特错了！连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先驱者、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官僚资产阶级 的领袖人物都不敢正视、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和赞扬，你们算哪家的革命派？当然，如果是经历过 文革的人自以为是、一贯正确，歪曲毛泽东的文革，陷在个人的是是非非中不能自拔，甚至杜撰一套 文革理论招摇撞骗，这样的“纠缠”是应该唾弃的。 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的思想如此混乱，究其原因，是没有能正确地认 识文革。一些所谓的左派老干部不愿意谈文革，象韩德强这样的新学者在歪曲文革，一些年轻人不懂 文革，所以他们对文革都没有感情，不会真心去纪念文革40周年，即使纪念，也是为了猎奇、为了误 导。所以正确地去纪念文革40周年实在十分必要、十分急迫！ 没有正确地认识文革是当前思想混乱的重要原因，是罪恶的十届三中全会的遗毒在继续发挥作用。在 纪念文革40周年之际，把思想端正过来，这是纪念活动的重大意义所在！ 汲取文革的营养，服务当前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让我们热烈地纪念文革40周年吧！ 二、临界点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清源同志有关于临界点划分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究竟在那里？是1976年的10月6日还是十届三中全会？搞清这个问题，对 于认清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执政党的性质，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正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征程，而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 命军事政变也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是1976年10 月6日！ 这里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1976年10月6日之后华国锋的“继续文革路线”的空洞口号已经变质变味：华国锋篡权上台后， 文革被打倒的对象——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纷纷站起来向文革反攻倒算，成了受四人帮迫害的英雄；文革的领袖人物和 骨干力量都成了阶下囚。仅此两点就说明，华国锋的所谓“文革路线”已成了反文革路线。 2、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骗人的挡箭牌。说他骗人，是他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制定 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他兜售“两个凡是”的目的就是 为了抵挡邓小平他们向他们反夺权。 3、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是抓修正主义的纲、治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国。他处处维护官僚特权的利益，妄图 建立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冒牌社会主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奠定了基础。 4、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斗争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根本不是路线斗争，更不是阶级 斗争。一个投降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癞皮狗，还与主子争三道四，还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线的继承者，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更可笑的是至今有人为这只癞皮狗辩护，胡说华国锋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5、十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篡权上台后的一次重要的分赃会议，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 邓派战胜华派的重要标志，是邓小平之流用赤裸裸的反文革代替华国锋篡改文革灵魂的反文革；是邓 小平用“改革开发”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代替了华国锋扭扭捏捏的复辟资本主义。公开代替隐蔽 ，手法变化而已。这正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毛主席说他更喜欢共和党——言行一致地反共。 认清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临界点，挖根求源，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源头，能廓清好多糊涂认识， 能把文革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挖掘出来，把压抑很重、蕴藏丰富的文革力量发动起来，这是当 前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迫切需要。 三、有关文革的错误言论 有右的，有左的。右的污蔑、彻底否定不值得一提，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有： 一、承认文革理论，不承认文革实践，认为文革应该用延安整风的方法进行； 二、对文革理论和实践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特别是对文革的大部分进程十分不满； 三、认为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造反派是好的，造反派头头不好，特别否定四位英雄； 四、散布种种歪曲毛主席文革理论的谬论：1、只强调文革的民主，不讲文革中的集中；只强调群众、 群众组织的作用，不讲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只强调自由，认识不到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整个阶 段、在文革中的作用和意义；2、把毛主席的文革理论与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认识 不到毛主席的文革理论是继承和发展；3、自己独创一种文革理论，再贴上毛主席的标签；等等。 五、反感文革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认为文革中出现的挫折、失败、翻案风、造反派受迫害等都是党 的一元化领导造成的。所以直到现在，虽然大讲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但反对组织起来，反对建立无产 阶级继续革命的政党，认为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殊不知，没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 的政党的坚强领导，群众既无法真正发动起来，更谈不到组织成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最后 的胜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些人最不愿意学习、领会马恩列斯毛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和学说，老是以时代已经前进、情况已经发展变化为借口，自创一套所谓的群众理论、民主理论 、自由理论，最后转来转去，还是陷入资产阶级泥坑。 总之，要批判上述种种有关文革的错误言论，要学习毛泽东的文革理论，重温毛主席领导下的文革实 践，以此纪念文革40周年，这对于统一认识，迅速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政党，掀起中 国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运动意义重大。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 水陆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 水陆洲 前言(修订稿)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 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这个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 始。 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 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十年的正面实践，又经过了 三十年的反面实践，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可以更好地进行总结了。 一九七六年以后，研究、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献、文章、著作汗牛充栋，大致围绕着以下的问题展开 ： 一，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正确？ 二，毛泽东关于文革前党内的实际情况估计是否正确？ 三，怎样评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四，怎样评价《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发表？ 五，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六，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文化大革 命的方向目标是否正确？ 七，文革初期党内是否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 八，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九，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七、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怎样评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是否正确？ 十一，发动和组织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决策还是毛泽东个人专断？ 十二，林彪在文革初期处于何种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十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何种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十四，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何种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十五，文革初期的混乱状态是怎样形成的？起了什么作用？ 十六，成立地方各级革委会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还是抢夺了党的权力或走资派复辟？ 十七，党的九大召开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十八，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起了什么作用？ 十九，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和叛逃活动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 二十，党的十大召开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一，批林批孔、评《水浒传》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二，第四届人大的召开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三，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四，怎样评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十五，怎样评价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二十六，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是失败了? 二十七，怎样看待毛泽东、周恩来逝世以后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丧失? 等等 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无非有三种： 第一种，基本肯定，部分否定。这就是所谓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种立场以毛泽东 为代表。 第二种，全盘否定。这就是所谓 “彻底否定论” 、“内乱论” 、“浩劫论” 。这种立场以邓小平为代表。 第三种，基本否定，部分肯定。这就是所谓理论是正确的，实践是错误的；实践中有些方面是正确的 或有成绩的，如生产关系领域、外交战线、经济建设战线等等。这种立场以一部分从“全盘否定”论 中走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如邓力群为代表。 基本肯定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占主导地位。一九七八年以后，成了不合党的决议的观点。系统的理 论著作不能公开出版。 全盘否定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属于不合党的决议的观点，一九八一年以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宣传这种观点的文章著作多如牛毛，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1995年出版）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98年出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076）》（2003年出版） 基本否定、部分肯定论，一九七八年以后逐渐形成，二000年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其文章著作也不能公 开出版。其代表作品，如： 邓力群《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2000年内部报告）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许多重大的的问题，如秦始皇的评价问题、曹操的评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 争论了上千年，有的争论了几百年。有些问题在国家正式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统一了，但在史学界中 仍有不同意见在争论。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奇怪。由于各人的政治立场、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掌握的 历史资料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反。 对于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争论，也同样如此。而且，一至两代的中国人的大多数都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的全过程，他们都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体会，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我也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更不是当权派。 文革初期，被借调到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过几个月。这时的观点是把起来向党委提意见的人 看作是“右派”。回到原单位参加文革活动后，对一些人把各级领导干部都作为走资派来批的作法看 不惯。对一些群众组织互相打派仗、搞打砸抢更是不满意。但是，当省军区把一个大的群众组织打成 “反动组织”以后，经过反复调查认为省军区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确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群众 提出的平反要求。一九六八年，在本单位革委会的安排下，参加了对几个人的历史问题调查，为他们 澄清了事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0年被下放农村当了两年“农民”（实际上不但由国家发工资，而且 发粮食指标。有些人把这说成是“受迫害” 。）。其间，真正与社员一道参加田间劳动只有半年时间，其余由县、公社统一分派到各个大队担任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队员。一九七一年以后调到一所学校工作，经历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一九七六年华国锋逮捕了江张姚王以后，思想上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 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人大搞“非毛”，非常反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触动很大，对改革开放的资 产阶级方向产生了怀疑。苏联、东欧的剧变更加深了危机感。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系统地学习建国以来 的历史，逐步提高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的这种 经历也许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少数人“挨了整”、“丢了时”、甚至“丧了命”。这些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文 化大革命的评价。“全盘否定”首先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选择。 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是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社会主义 的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有时，社会主义的方向占上风 ，有时，资本主义的方向占上风，总的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方向越来越多地占上风。 由于资本主义的方向路线的实行，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正如有人说的： “近30年时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贫 富分化、物欲横流、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机，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分裂势力明火 执仗。“六四”风波创巨痛深，黄赌毒黑变本加厉，FL功呼风唤雨，陈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似的内 忧外患纷来沓至。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克杰，居然成了十恶不赦的贪污犯，问题的性质似乎 已经超出简单的反腐败范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 经预言式的出现了。” “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不前了。2004年，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庄、小刘庄、 华西村、韩村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加上卖煤、卖地、“农家乐”，中国农村人均收入2936 元。按一美元兑8.1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与国际惯例接轨，全体属于日均不到一美元的赤贫人口。” “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工人、农民沦为无助的“弱势群体”，明显具有挑战性的理论意义。” （刘源：《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种实践的经验一旦上升到理性，当然会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对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 怀念不已，对毛泽东提倡实行的文化大革命更加认同。 劳动者的这种情绪，使得那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们也更加恼怒，对文化大革命更加痛恨 。 这种恶性循环，就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死结。 精英们虽然是极少数，但由于他们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力，因此他们是强势集团 、社会主流。劳动者虽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既无权又无钱，因此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社 会支流。这种情况在书刊报纸、广播电视、影视戏剧等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代表“弱势群体” 的劳动者的声音很难表达出来。在我国，网络虽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但相对来说较为宽松一些。因 此在一些政治论坛网站，两种声音的对立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精英们利用他们的优势，经过精心地策划，一些出版社已经推出多种表达他们观点的各种有关文革的 著作。 代表“弱势群体”、“社会支流”的声音，没有这种条件，他们只能在各种网络论坛分散作战。 这本《简论》试图继承第一种观点，吸收第三种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回答一下第二种观点。全 书由三篇构成：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第二篇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三篇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丧失 第一篇是讲的文化大革命的“来龙”。 第二篇是讲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第三篇是讲的文化大革命的“去胍”。 结果如何，就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 有关文字的问题，有几点需要作一些说明： 第一、在一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为了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的恶性循环，对 毛泽东的讲话、中央的文件，采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而五十岁以下的人，一般对这些文件的内容 都比较生疏，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原文引用较多。 第二、在一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为了证明毛泽东的“错误”，把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分歧 ，说成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对立。特别是硬把周恩来放在“中央领导集体”一边， 而与毛泽东相对立。这种说法确实欺骗了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因此，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 话引用较多。 第三、在一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为了证明毛泽东在国内反修陷入了迷雾，就硬说中国党 在国际反修方面也陷入了歧途。因此，用了较多的篇幅说明文革前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形势。 2006年5月14日初稿 . ------------------------------------------------------------------- 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作者：老田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是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政治博奕过程。 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奕过程， 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 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舍弃 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笔者以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不仅仍然采 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奕回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 隐含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规定的政治博奕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景进行分析提 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 的轮廓。 1、 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 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 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 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一九六六年年六月十日前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 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 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工作组就是领 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 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 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 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模 式：对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造反派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 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文革 结束后的大审判中间，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 ：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 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 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作为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二十一日的中央军委文件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 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 ，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 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先是转移运动方向 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 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的理解和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 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反右大跃进”来搞）。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是当权派主导中学生进行 “破四旧”和抄家等方式，通过整“黑五类”和牛鬼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 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 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相 捆绑。造反派则在陶铸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革命还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 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 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 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一个很高明的策略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 多数派的强大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 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 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一级政府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 ，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 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发了一张 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 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 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 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 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 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 ”，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黑五类 ”“牛鬼蛇神”身上，恰当地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 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 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 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南京市委紧 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 论。 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的政治博奕 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率先表现出来的武 斗趋向，是一九六七年年中大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 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 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一 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反路线为止，中间“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 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2、 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 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十 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群之间的对立，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 的工人也起而造反组织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 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 去上海安亭，在现场张春桥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 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之间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组织起来参加造 反运动的权力；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 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 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 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 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 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确认当权 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 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 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量凭借和操作手段。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 随刘邓的“反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横扫”的政策，由此留下了与少数派的政治对立 ；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书记由此产生 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 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 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二月的怀仁堂 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式的积极攻势了。 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罢工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 ，回来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 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 成“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 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 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 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 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 东曾经预测为“六个月”时间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 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进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 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选择：要么屈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派运动；要么就 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 则成为支持造反目标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转折受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 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 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与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 的“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说到这里特地强调说：不是 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 六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一月八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 反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元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 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 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结合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 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三停” ，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文革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 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一九 六六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 ，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和被 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 文革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 表述，所谓“不平则鸣”。而文革目标调整到应对干部罢工局势，升级到双元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 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风险成本为零以及此 时必然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 高强度的政治整合。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反复出现的分裂，这是政治 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诘，革委会成立前 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 中体现。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 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 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 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解放军支左的选择，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反右之后，为了避免真的带来天下大乱以降低造反成 本而不得已选择的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 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 点，就是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 一涉及到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要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出山，同时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 “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 权派借此去规避了一九六六八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 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 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抓捕造 反派。 所谓的“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 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 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主流文革叙述就 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造反派原来被资反路线 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因此提高了其竞 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 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出现了领先。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 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当权派为 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 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 荒谬的忠字舞。 一九六七年中央三二七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 的是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 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 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一 九六七年一月底，下迄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4、 文革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 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得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在一月夺权时期 ，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如南京“好派”和“屁派”的分裂，重庆“八一五”和 “造反军”的对立，武汉出现“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 政治竞争的需要而现成的。出于政治竞争的策略需要，部分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量 ，依靠军队干部和解放军这个力量符号，通过支持“二月镇反”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压制，成为“新保 守派”。许多当权派就此找到了新的群众组织力量，为自己所用。 一时未能找到现成的群众组织力量，就得重新去创造一个群众组织力量出来以实现当权派的意志。最 典型的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武部下文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 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 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 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 员过程，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三一七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 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造反派则借机 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 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一九六七年六一三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六一七― ―六一九“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六二三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六二四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中央六二六通令下 来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最后 一次武斗，是在七二四围攻武汉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 是蚂蟥。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一九八四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 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 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彻底 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 ，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 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这一武力优势 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1967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 所选择的政治博奕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 ”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 。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 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 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七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 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七二○之后中央在短 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 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 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 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 革委会，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5、 文革第五回合：清队和反复旧 1968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和当权派的博奕过 程。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 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 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 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 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 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 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 。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 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 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 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 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 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 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 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竞争现在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 ，而造反派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 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 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 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 借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权力，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 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借。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 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 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 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 ，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委会中间所获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 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 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6、 文革的第六回合：从清理五一六到批林批孔 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参加省市结合常委以上的 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 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五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 、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 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 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派是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 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力。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 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 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 ”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指斥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 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 向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指定人选参加“北京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 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政治策略选择是隔离造反派的领导骨干与基层群众。陈伯达 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 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 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 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委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 ，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去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 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队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 （逃跑时被公安干警击毙）被当作英雄来宣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 ，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判决后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六九年周恩 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队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 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 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捅马蜂窝”把造 反派拉下马和扩大革委会代表数量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 现，革委会大变样了。 湖北省革委会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积代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 农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来自天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当权派的 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 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具体是由掌权的军队干部主持，前党政干部参加，保守派成员作为“动力”，清 查对象是造反派成员，这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对文革初期造反行为进行系统“秋后算帐”的政治过 程。从当时的政治走势看，清查运动锁定造反派作为对象，部分包含着“清除不安定因素保证社会稳 定”的考虑，沿袭周恩来在九大前后处理“反复旧运动”期间的考虑；更多的是军队干部追求管理成 本最小化（所谓“造反派不听话”）和向造反派夺权的考虑，起根本作用的决定因素则是当权派和保 守派有着彻底清算造反派的坚定政治意志：通过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方式以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被毛泽东定性为“路线斗争”，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问题，在被毛泽东否定 之后大家又都一致同意不设，因此这样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路线分歧。但是，更为重要的争论是会 议上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对张春桥的不满大爆发，与此逻辑上一致的是文革积极分子在各地被系统清 算的事实，这在根本上标志着对文革的根本政治分歧，而且这一清算运动的最初舆论动员就是从毛泽 东思想仪式化开始的，所以，路线斗争体现在设立国家主席争论之外的两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高举到 神坛之上（会议中间的所谓“称天才”）和同时系统表述对造反派的不满。许多研究者在资料选择上 ，过分重视了会议上对一个具体议程的不同态度，似乎这就是全部的主题所在，同时却过分忽视了不 那么明显的、却是与文革大势密切相关的“根本政治分歧”。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请出“军队支左”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无牌可打了（至少缺乏“明牌”而只 剩下“暗牌”了），到了庐山会议争论之时，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无牌可打的状态下，搞“违章出牌” ，针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系统清算文革力量的政治现实，“借机”进行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击。如果回 忆一下一九六七年中期，毛泽东在力量对比不利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战略撤退，那么，对于系统 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的形势，毛泽东面临的对手和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这个运动卷入了比一九六 七年更多的群体和力量包括更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这更是毛泽东所无法进行“公开”调整和进行政 治处理的，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剑走偏锋”出怪招，庐山会议之后，那些在整造反派问题上跳得最高 的军队干部，如黄吴叶李邱诸人被迫检讨。在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基本 上是被硬性指为“林彪集团死党”而拿下去了，或者作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在政治上被矮化 ，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被指为“林彪死党”关进秦城监狱，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 被称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被称为“活党”，相反，前党政干部张体 学等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据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言表达对张春桥不满的是张体学，刘丰是跟在张 体学之后才发言的。对政治竞争作一个功能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些在整文革积极分子方面最积 极的军队干部，被毛泽东以个人的至高权威加以清算了，河南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王新在庐山 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陆续挨整，但是他怎么都不服气，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一句话没有说，就只吃 了几片哈密瓜。”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 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 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二招办学习班，并准备 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十八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 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仅仅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 命份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曾思玉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指为“林彪集团活党” “上了贼船的人”，一九七三年底十大军区对调时去济南军区了事。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 军。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 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 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 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一九 七五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 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1973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 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 轻。同时，由于军队干部在支左时期，也大量得罪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他们之间在文革前期曾经有 过的高度一致，不再存在了，党政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甚至有了非常深刻的裂痕，一九七三年支左干 部离开武汉的时候，王克文主持武汉工作，他对军队干部的态度是：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而原武 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回到部队之后，被安排担任武空第五副司令员自称是“负责农场和喂猪的”，军 队干部内部的相互不满和裂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文革前期当权派的紧密联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一九七三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 法性。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 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一九七三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 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 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 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人 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 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 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正确对待文革的新生力量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 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 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 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 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 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 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长期受当权派打击和压制，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 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在造反派的舆论攻 势之下，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后门进去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 而且当权派不仅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再也难以组织百万雄师了，处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钢党委 还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边缘权力部门如团 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 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 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失去了当年 的气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 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 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 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 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 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 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之间对造反派清算的升级而来，但是 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九大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初为止，中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7、 文革第七回合：整顿和批邓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 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 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赵紫阳私下谈话，使用了诸 如“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不要怕当还乡团”等等语言，要他们下去发起“批判造反派” 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 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 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 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 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 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 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 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 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 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 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 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 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了，说是现在“要向 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 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 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射史学界说中间， 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 ，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 ”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 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 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 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 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 观上相关”。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 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 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 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 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 ？”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前后，在周总理去世的问题上，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些观点交锋，武汉、郑 州、南京都有所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事件的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 间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间所具有的上升阶梯，这是不满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这部分人中间，邓小平也许能够代表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上升的愿望 和理想，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述；二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及其子弟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 发出来，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群 人中间许多人就是文革初期“联动”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表述；第三个方面是多数人的 状态，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作为一个原本意义上的悼念活动参加者，称不 上什么特定的政治或者经济诉求。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会议界定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 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文革被否定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 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天安门事件之后，各地都有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风潮，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迅速结束了， 这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 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和政治博奕过程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 化战役”，从全面否定文革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 们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驳，因此构不成 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奕回合。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 ------------------------------------------------------------------- 文革没有失败！ 兆民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他老人家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 ，没有失败，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文革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已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的 胜利一样，如果1949年之后没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把历史拉向后退，使中 国变为官僚垄断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失败了呢？其道理是一样的。 在1976年10月6日之前，中国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表现有：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占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已掌握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的先进分子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委员会中毛派有了表决的多数），群众专政深入人心，顽固 不化的走资派已纳入专政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支持、并且 正在茁壮成长，全国革命人民意气风发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等等 。 所以说，文革是在粉碎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取得了两次路线斗争的胜利， 实施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条战线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之后胜利结束的。走 资派的反革命军事政变，资产阶级的复辟，这是以后的事。这是前后截然分开的两回事。 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 争，都离不开马列毛的思想，都要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所以必须从中国的第一 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经验教训，从中国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中获得无穷 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从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建构出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的明天。这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历史使命。 . ------------------------------------------------------------------- 范达人：“梁效”往事——『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被 定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稿，要我们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 方针办』的问题。李家宽问我们组能不能写。 对毛主席逝世，我个人已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啊 我们永远忠于您 历史系教员 范达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踏着沉重的步履，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这里 ，我瞻仰了最崇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容；在这里，我悲痛万分，放声大哭；在这里，我立 下了毕生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不息的誓言。回到大批判组，打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 ，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寄托我的哀思，表达我的决心：红日灿灿照心间，伟绩永存载史篇，含泪攻 读遗雄文，革命登攀志更坚。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 体实践，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我们树立了完全、 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在这举世哀悼的悲痛时刻，我怀着对毛土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回忆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我的无 比恩情。 我清楚地记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唤醒了我，激励了我，使我一个无知 少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 宣誓：我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攻读您的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沿着您指引的革命道路，永远走下去， 直到生命最后的一息。 我终生难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 害上解放出来，使我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拿起笔作刀枪，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猛烈开火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牢记您老人家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教导， 坚决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誓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的党内 资产阶级斗争到底!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撰 写批林批孔、批邓、反击有倾翻案风的战斗文章。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不管今后 征途上有多少艰难曲折，有多少险风恶浪，我一定要继承您老人家的遗志，把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奋斗终生! (原载《新北大》1976年9月16日) 当时我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尽管『文革』初期，我受到冲击，遭到批斗，但是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我认为毛泽东知识渊博，文史哲 造诣深，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对世界亦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犹如巨 星殒落，令我悲痛不已。那篇悼文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 对《光明日报》的约稿，我却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念『九百 句』。现在，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就写吧。我便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他们也是 持『要写就写吧』的态度，不甚重视。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北 招待所，与李家宽和我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 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 也深信不疑，早在八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 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曰上午九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范达人、陈先达、何芳川等人 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 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干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 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现 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还要管世世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 色。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回顾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已经为 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歌颂主席思想的伟大发展。违背就失败，遵循则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 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办。再谈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一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二是加 强党的领导，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当前，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最后要 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树立必胜的信念。汪波清补充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 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蓝图已绘好，问题是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另想一套。过 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是这样，要鼓舞必胜的信念。孙关龙还谈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不太好 写，马恩逝世后，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斯大林逝世后，出了赫鲁晓夫。汪波清说 毛泽东思想现在深入人心，马恩那时两个人，现在八亿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 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 』的反应。 文章大意明确后，我对何芳川说：『你先起草，然后我们大家修改。』那时我只想尽快赴波，已经心 不在焉。何说：『行，我起草』，并说：『这不是什么大块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 我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九月二十四日左右定 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九月三十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 ，那四篇稿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光明 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 显著位置予以发表。（中国文革研究网 整理）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责令我们写作组交代『四人帮』是如何授意写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 中央报刊文章把这篇文章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 笑皆非。后来，上面还要《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和他的副手孙关龙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此事 审查了多年，也没查出『四人帮』与这篇文章有何直接关系。 当时，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大的莫过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这位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 一口咬定我们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的。这就立即将我们置于反党反革命的绝境。 据我所知，华国锋，山西人，一九二一年生，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一九四零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九四六年担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之后下久担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交城 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一歌便由此而来。一九五二年华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不久升 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一九五四年起为湘潭地委书记。一九五五年，华国锋写了《克服 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和《在合作化运 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不久，华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 。一九五五年夏，华国锋妥善地安排了毛泽东阔别三十二载的湘潭之行。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亲自提名 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 泽东颇为欣赏，批示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一九六八年四月，华出任 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林彪事 件后，华到中央任公安部长。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 共中央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 常工作。『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显然成了毛主席的接 班人。毛泽东逝世后，华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项要职，权力如此集 中，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无先例的。毛泽东曾多次夸奖华国锋，说他是个老实人，不蠢。 当时，我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也信任和尊敬华国锋，拥护他出任上述要职，丝毫没有反 华之心。甚至在修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时，我还按照华国锋所致悼词的提法，作了 变动，如第四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 ：『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通稿时，我举 例说：『譬如华国锋同志就是久经考验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拥护他还唯恐不及，又怎能去 反对他呢。然而，外表敦厚的华国锋却武断定性，置我等于死地。华国锋在这件事上，还玩了一次文 字游戏。『按既定方针办』追根溯源，最早是由他向下传达的，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召开的全国 计划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后刊载在新华社《内参》上。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和《红旗》联合发表社论，用粗体字刊出这句话。华国锋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但到九月三十日，乔冠 华在联大的报告引用了这句话(据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一书申称，事实上乔在作报告时已根据国内 电示删去了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发表时没有删去)之后，华国锋则指出：『六个字，错了三个字。 不是『按既定方针办』，而是『照过去方针办』。更为可笑的是一些报刊文章硬说『按既定方针办』 是修正主义，而『照过去方针办』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云云。我看不出，想 必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也分辨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何实质区别。（中国 文革研究网整理）连彭真后来都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照过去方针办，咬文嚼字，这两个有什么区 别! 人们从范硕所写的《『四人帮』覆灭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端倪。该文称『叶剑英等 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如焚，正思考和酝酿着除害救国的战略决策』。王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早在 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就常在邓小平、陈云之间沟通消息，议论朝政，在此期间，王震还多次到叶剑 英家里密谈。一次，王震问叶帅：『为什么他们(指『四人帮』)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他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 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一下子怔住了。叶剑英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这 个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已逝世，时机来到，华国锋等人便将十月四日《光明日报》的《永远按毛主 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 ------------------------------------------------------------------- 评凤凰卫视节目《风雨样板戏》处理李少春及其和钱浩梁之间的关系 [言益行] 于 2006-05-29 14:01:41上贴 时下文艺界的那种吃钢丝拉笊篱全凭肚里瞎编的歪风邪气，不知怎么居然也吹到 了文化历史领域。看了由香港凤凰卫视什么还“大视野”栏目录制的《风雨样板 戏》之后，我就觉得很无极，这是草桥关民的“相声科思维”在祖国的特别行政 区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广大。文革和文革中的样板戏要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的话， 要做到“全盘”或者“彻底”，我看难。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 先说说《风雨样板戏》之《红灯记》。 这期节目想要告诉观众的，我的归纳主要是三位当事人阿甲、李少春、和钱浩梁 和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钱浩梁，也就是文革中的那个文化部副部长大人浩亮。 关于阿甲的介绍，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只是采访人叶永烈选择 得叫人有点哭笑不得。叶先生虽是《江青传》的作者，但据笔者所知，他当时是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并非剧组知情人。所叙说的东西大多是广为人知的 东西，又非亲身经历，就这么几句话，叶先生却有点语无伦次，结结巴巴。而这 些如果由主持人自己或者由画外音来叙说，可能效果会更好些。其实叶先生年龄 并不是太老，40年生人。 结语的叶先生在文化人里头并不孤独，京剧《红灯记》的首任导演阿甲先生也有 这个毛病。高玉倩老师的采访里学的是惟妙惟肖，真实而且感人。 但是，关于李少春及其和钱浩梁之间的关系的节目处理上，我觉得制作人的态度 还是停留在文革结束时的老百姓对道听途说所做的分析和猜测这一层面上。其实 ，作为文化媒体行业的凤凰卫视，理应有比大众更为丰富的史料资源，可以采访 到一般人无法接近的知情人和家庭成员，至少在对待李少春钱浩梁之间的关系的 种种传说是完全可以澄清并还事实真相的。何况李少春之自李浩天也是该节目的 采访者之一，节目中对李先生的采访却未涉及这方面的话题。 关于钱浩梁顶替李少春成为李玉和扮演者一事，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发表在《人民 日报》1965年11月19日有记者王金凤老师采写的长篇通讯“红灯照亮了前进的道 路——记京剧《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段： “青年演员打破了畏难情绪，敢当京剧革命的闯将。《红灯记》参加会演以后， 由于扮演李玉和（Ａ制）的名演员李少春突然病了，这副重担就落到青年演员铁 浩梁身上。他原是武生底子，武功好，有一条宽亮的嗓子，扮相也魁武，但唱做 基础差些。而《红灯记》经过一再修改以后，李玉和的戏愈来愈重，有好几大段 吃力的唱功和繁重的表演。能不能演好李玉和，对于这个青年共产党员来说，确 实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恳请大家注意，这是发表在文革前半年多的一篇文章，李少春时任中国京剧院 一团团长。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一段关于杜近芳让贤的介绍： “放下名演员的架子，放下主要演员的架子，真正做到服从革命利益的需要，这 是一场思想斗争。杜近芳也是经过这样思想斗争的。她曾经认为，一个有出息的 演员，在艺术上应该独树一帜，不能踩着别人的脚步走。因此，她起初不赞成演 出的ＡＢ制。现在，她认识到：要通过舞台大量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要培养更多 的演员，要在艺术实践中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演出需要ＡＢ制。她心情愉快地扮 演了《红灯记》中Ｂ制的铁梅，甘当小学生，认认真真向比她年轻的刘长瑜学习 。她对铁梅的唱腔和表演有一些新的设计，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刘长瑜，并且让 刘长瑜先去演出。” 我们不能因为工作中正常的人事安排，因当事人刘长瑜和钱浩梁后来的命运不同 就采取不同的标准来看待。就这件事情，李少春本人在1966年2月17日，在由中共 文化部政治部召开的一个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座谈会上也做了以下的发言： “焦裕禄同志对待疾病的态度对我也是个教育，我对疾病的精神状态就不如他那 样乐观。我的病没有他的病重，但是想得却比他多。总之，“我”字在我的头脑 里还没有肃清。今后，我决不能让它在我头脑里搞“公私合营”，我要学习焦裕 禄那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见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就是在节目的采访中，高玉倩也说：“那时候李少春演李玉和，让他唱，唱不了 那么大段。”连赓金群也说：“因为我们拍这个拍《野猪林》这个影片，那会儿 嗓子就不大好。那么《红灯记》呢，钱浩梁他有嗓子，一教他就换了他了。” 既然如此，到了这一份上，换人应该是正确的决定，但为什么赓金群还要说“李 少春这个人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人一瞧你这个江青有这个意图，我不让你扒拉 我，我自己让贤。”？ 这是刘长瑜的原话：“江青就说：为什么不让钱浩梁演李玉和？我要看钱浩梁演 李玉和。好象她还跑到周总理那里去哭。” 这话就叫人常思量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了：李少春自己都让贤了，还有 谁居然还对着干，还占了上风，江青只好到周总理那里去哭鼻子。如果确有其事 的话，我到觉得江青还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一贯主张全盘否定一定要事实求是 ，无中生有很可能就是给四人帮涂脂抹粉。再说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 手；四人帮再猖獗，不是还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么。 还有就是关于李少春病危时钱浩梁在病床前的那一幕：“１９７５年９月的一天 ，钱浩梁驱车悄悄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病床上躺着的是他的老师李少春。因 为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钱浩梁知道老师积劳成疾。望着形容枯瘦、弥留之际 的李少春，钱浩梁没有说一句话，在床头站立了很久，后来就悄悄地离开。”这 是主持人许戈辉的原话，不知道她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要知道，那时候的李少 春已经不是运动初期的那个背粪桶的那个李少春了。如果节目的制作者稍微花点 时间，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到网上查一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讣告，就可 以知道那时候的钱浩梁去看望弥留之际的恩师既用不着驱车悄悄，更不必一言不 发。 这是发表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的通讯稿，全文如下 ：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京剧演员、中央五七艺 术大学戏曲学校教师李少春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 终年五十六岁。 　　李少春同志的追悼会于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负 责人浩亮以及李少春同志的生前友好、亲属参加了追悼会。” 文革中《人民日报》的有关李少春同志的活动报道，还可以追溯到７４年二十五 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李少春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了这次盛 宴。７５年的五一劳动节，李少春老师还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首都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热烈欢庆“五一”的联欢活动，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欢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成就，并且，祝贺印度支那人民的伟大胜利 。 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有文字记载的。对待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敏 感历史时期的真相，特别是要“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的真相，我们的历史学家社会 学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澄清事实真相，而不是掩盖事实真相甚至歪曲事 实真相。具体到李少春老师身上，就是要否定那个被粪桶受屈辱的历史，肯定那段当代表赴国宴的历史。 下面是我整理的《风雨样板戏》之《红灯记》篇的全部文字记录，奇文赏与析。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文中的非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进行批评，指正。如果大 家抬爱的话，近日内将隆重推出《沙家浜》篇。 ＝＝＝＝＝＝＝＝＝＝＝＝＝＝＝＝＝＝＝＝＝＝＝＝＝＝＝＝＝＝＝＝＝＝＝ ＝＝＝＝＝＝＝ 《风雨样板戏》之《红灯记》 许戈辉：主持人 李浩天：京剧演员。李少春之子 刘长瑜：《红灯记》李铁梅扮演者 高玉倩：《红灯记》李奶奶扮演者 赓金群：《红灯记》鼓师 叶永烈：《江青传》作者 戴嘉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傅谨：戏曲研究员 许戈辉：样板戏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起 样板戏，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红灯记》。《红灯记》在这几出样板戏中可以 说先声夺人，红得最早。1964年前后，在广州上海等地连演数百场，观众趋之若 鹜，一票难求。《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红灯记》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 色样板，这也是关于样板戏一词的最早起源。40多年过去了，《红灯记》里那些 经典的唱段许多人至今还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话外音：这是1966年中国京剧院样板戏《红灯记》剧组全体成员的一张合影，张 在中间的就是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 话外音：我们不停地拨打这个电话，却始终没有联系到钱浩梁。有人说他去了美 国，有人说他去了澳大利亚，也有人说即使找到他，关于红灯记他什么也不会说 。 李浩天：1963年的下半年吧，快到年底，开始筹拍《红灯记》，这个《红灯记》 的导演是阿甲。中国京剧院的导演，那么，阿甲、郑亦秋、樊放，阿甲要数头一 位，阿甲在中国京剧院导演里头是头一位的。阿甲来拍这个《红灯记》，当时我 父亲（李少春）是演李玉和。（出示照片）这是《红灯记》斗鸠山，这也是《红 灯记》。 话外音：1963年，中国京剧院的总导演阿甲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手中接过了 由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的剧本，开始把它改编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京剧《 红灯记》。 刘长瑜：大师级的导演阿甲先生，对这个戏的整体的把握、人物的安排、节奏处 理，都是非常优秀和精彩的。 叶永烈：阿甲的真名叫苻旅横，就是符号的符，嗯，嗯，嗯，那个旅，苻旅横。 他那个，后来，因为在延安的时候跟江青一起演戏了，演《打渔杀家》。所以彼 此也都很熟悉，所以江青第一次抓这个样板戏，就是第一块样板，《红灯记》就 让他来改编。 许戈辉：1964年5月，《红灯记》完成前5场的成与彩排之后，江青从上海回到了 北京。在阿甲的陪同下，她观看了演出。演出打动了江青，她自始至终两眼凝视 着舞台。演出结束后，她笑容可掬地走上舞台，于演员一一握手，还和李奶奶的 扮演者高玉倩亲热的拥抱了一下。可是没过几天，江青却突然把阿甲等人叫到了 自己的办公室，板着脸孔说：你们怎么把我的戏给改坏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好 不诧异。 话外音：有人说江青喜怒无常，但是这一次江青发脾气并非空穴来风。 高玉倩：65年，跑毛主席家吃饭去了。毛主席去开会去了，江青说由我来接待你 们。这时江青就迎出来，在屋子里，头一句话：“彭德怀不听话“。哟，我心想 ：今天是大好的日子，请我们来头一句话怎么是彭德怀啊？吓得我心就怦怦怦怦 直跳。“他不听主席的话”，我一瞧这气氛就不大对了。 话外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江青改革京剧的理由，她选择阿甲作为她意图的创造 者。但是希望通过样板戏扩大影响力的她，却在《红灯记》即将获得成功的时候 ，发现自己并不是《红灯记》的真正主人，由此她毫不犹豫地展开了与阿甲的争 斗。 《红灯记》鼓师赓金群：她就认为这个戏是她导演，要把阿甲打下去，就这么个 矛盾。阿甲那会儿斗不过他，毛夫人啊，好！毛泽东的媳妇谁斗得了啊？ 叶永烈：一个就是知道江青很多事情，所以说江青的一些历史他都比较清楚。第 二就是江青要他改，或者这样改那样改，也有时候他并不太听话。所以呢，江青 后来就是对他先是用了他，后来呢又批他。江青这样几句话，很快就把他打下去 。所以说江青《红灯记》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阿甲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在京剧 方面非常有功底。当时用了他，后来又否定他。 话外音：随着对新编传统京剧《海瑞罢官》批判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 革命现代戏的大导演阿甲的处境却变得更加尴尬和危险。 高玉倩：阿甲那时候，那时候我靠边站的时候，就问他，“高玉倩，谁让她演的 李奶奶？”的阿甲说，阿甲有点结吧：“我，我，我，哦，我，我，我”。“你 让她演的呀，你写出来，这是你的罪行。”“我，我。我，，，”等到江青那天 晚上接见我的时候，在工人俱乐部：“玉倩，谁让你演的李奶奶？” 我说我不知 道。我哪儿敢说啊？“我让你演的，阿甲贪污了我的指示。”喔，又是她的了。 这个会刚完啊，那儿就又斗争阿甲，阿甲不知道我头天晚上江青接见了。“谁让 高玉倩演的这个李奶奶啊？” “我，我。我，，，”还没讲完呢。“胡说！是， 是江青，是首长！”阿甲也都糊涂了，昨天刚说的是他，这会儿又是江青。 刘长瑜：那就甭提了，好玩极了。你现在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谈的一个 神经病当家的历史，反正挺有意思的。现在想有意思，可当时不行，当时害怕极 了。 话外音：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些在我们看来十分珍贵的照片，照片 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钱浩梁的身影。但是此时，他的身份已经由一名普通的京剧 演员变成了共和国文化部的副部长。 李浩天：我看那个戏它是AB组，A组是我父亲演，B组当时是叫钱浩梁演，钱浩梁 演B组李玉和。那么在这个《红灯记》的创作当中呢，我父亲他有些地方都是在比 较关键的时候表现李玉和这个人物，和这个关键的几个地方，画龙点睛的那些地 方，都是他的点子。 高玉倩：象我那个什么呢，（学前奏，仓当里当）第二场我一出场，（再学前奏 ）跟着节奏，跟着划洋火，跟着生火，很多地方李少春参加意见真不少。 刘长瑜：他的艺术，他的功力，他的创作能力，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李浩天：还有一个地方，他设计得非常巧，就是李玉和斗鸠山的时候。不是鸠山 要给李玉和动刑了，然后他有一句唱：“正好把筋骨松一松，松一松”，然后他 的帽子是在桌子上搁着的，鸠山的桌子上应该是干净的，它不可能是脏的。那么 他的帽子在桌子上搁着，匡才匡才，走过去以后把这个帽子拿起来，啪，一掸土 。这一动作，掸这一下说明了很多问题。 刘长瑜：我们在京剧界对李先生的尊称是立神仙。为什么称他为李神仙呢？没有 事能难倒他。 赓金群：李少春脑门宽，大脑袋，头大。 话外音：李少春既是《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首演者，也是该剧的编剧者之一。我 们目前看到的《红灯记》的过去的影像资料中，都渗透李少春参与创作的痕迹。 但是与同是该剧创作者的阿甲的命运一样，很快他就从李玉和的角色中淡出。消 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了。 赓金群：因为我们拍这个拍《野猪林》这个影片，那会儿嗓子就不大好。那么《 红灯记》呢，钱浩梁他有嗓子，一教他就换了他了。 高玉倩：那时候李少春演李玉和，让他唱，唱不了那么大段。 话外音：李少春最终从李玉和的角色中淡出，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但 是江青的介入也成为这件事情最终能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刘长瑜：江青就说：为什么不让钱浩梁演李玉和？我要看钱浩梁演李玉和。好象 她还跑到周总理那里去哭。 赓金群：李少春这个人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人一瞧你这个江青有这个意图，我 不让你扒拉我，我自己让贤。 高玉倩：我们到南方去，就没有李少春了，就是钱浩梁演。 许戈辉：1965年，《红灯记》在南方巡演，钱浩梁一路担任主演，独挑大梁，轰 动一时。江青曾经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鼓励他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此时 的钱浩梁面对江青的青睐，面对铺天盖地的荣誉和掌声，他觉得自己俨然已经是 李玉和的艺术形象的正宗创造者了。 话外音：李少春所创造的李玉和的形象逐渐为钱浩梁所代替。随着钱浩梁主演的 电影《红灯记》在全国公映，他凭借自身的良好形象和扎实的基本功，获得了广 泛的认可。 刘长瑜：他演的比不了李少春先生，但是我觉得他演得也不错。 戴嘉枋：从形象上来说，他有一定的优势。按照当时来说，三突出，李少春个儿 比较瘦小。这个作为英雄人物，好象是不是钱浩梁显得更魁梧一点。恐怕他也沾 了这个便宜。 刘长瑜：我们原来在中国戏剧学校实验剧团，他就是非常优秀的武生演员。我们 就在一个团里，他非常精彩。他和那个老先生尚和玉啊，什么钱金福啊，很多的 大的武生艺术家学戏，他也非常刻苦。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武生 演员。 赓金群：钱浩梁调到中国京剧院，因为他这个青年有嗓子，舞步好，有架子。再 提老早，他能翻，能翻跟头，是个培养人才。那么到了京剧院，调到京剧院，我 们就以大力地来支持他，培养他。所以说，从主要演员李少春，袁世海，都培养 他。领导上，都培养他。 话外音：现在，关于钱浩梁与李少春师徒的名分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当年 在这块牌子（中国京剧院）底下，他们都是剧院的顶梁柱。但是，随着《红灯记 》李玉和的介入，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问题似乎开始变得复杂和扑朔迷离 。但是，李少春对《红灯记》的贡献以及他对钱浩梁曾经的悉心培养，这些也都 是钱浩梁从来没有否认的。 刘长瑜：他不是说什么都不是，一无所能，江青一手提拔，不是这个情况。因为 我比较了解。 戴嘉枋：李少春是不是因为好象有的材料说有的对江青提的意见他也并不是太（ 重视），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有主见的艺术家，他本身又唱得很好，表演又（好 ），他恐怕就是江青的意见，他并不以为然。那么，江青就是这个东西记在心里 。象那个钱浩梁他是属于是唯命是从的，如果当年他全听李少春的，那么现在他 就全听江青的。他比较俯首帖耳，恐怕有种种这个因素。 话外音：那么这个钱浩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由于没有办法采访到他，我们 对他的了解好象仅仅停留在大家的只言片语中。对于他的思索似乎也暂时停止了 。 许戈辉：1969年4月，已经是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的钱浩梁又当选为中共九大的 代表。尽管官运亨通，但他不愿意荒废自己的艺术，每天依然坚持练功，吊嗓子 。不久以后，他被任命为文化部的副部长。喜忧交加的钱浩梁曾经不无感伤地对 自己的朋友说：离开舞台是很难受的。但是仕途的升迁，毕竟大于告别舞台的惆 怅。很快，他从自己狭窄的剧院宿舍搬了出来，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京剧大师梅兰 芳的寓所，成了梅宅的新主人。 话外音：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住进梅宅的特殊待遇，此时的钱浩梁身份与地位 的变化，连他周围的人都感受到了。 赓金群：文化大革命，长脾气。我这打鼓的，你钱浩梁跟我说话，叭！把脚一抬 ，老赓啊，我就他妈不乐意听！我就不乐意听。你什么就跟老赓老赓的。对待教 他的人，对待跟他一块儿工作的人毫不尊重啊。尊重，起码差劲了。 话外音：文革期间，李少春遭到批斗，甚至被叫去背粪桶，而他身处革委会要职 的学生钱浩梁并没有出面阻止。 赓金群：背屎桶子你不得拦着点啊？你应当拦不应当拦？这不能这样做，他没犯 这个罪，你不应当说话吗？那会你革命委员会负债人啊，哦，做群众的尾巴，那 群众让他死呢？你也让他死。所以说这老同志对他没有好的印象。 话外音：还有更多的事情，钱浩梁没有去阻止，或许他也没有办法阻止。 赓金群：跪玻璃碴儿，这有多残酷啊。就这些坏人啊，官报私仇。嗬，可他妈掌 握点事儿了，我就得拿出点规矩来，真没劲。 许戈辉：1975年9月的一天，钱浩梁驱车悄悄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病床上躺着 的是他的老师李少春。因为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钱浩梁知道老师积劳成疾。 望着形容枯瘦、弥留之际的李少春，钱浩梁没有说一句话，在床头站立了很久， 后来就悄悄地离开了。 话外音：我们偶然获得了关于钱浩梁的影像资料，这位我们始终没能找到的李玉 和，终于被轻轻揭去了略带神秘的面纱，也终于走到了我们的镜头前。 （录像资料） 话外音：这是2002年的一次演出，钱浩梁表演的是老师李少春亲自传授给他的代 表作《野猪林》。已经30多年了，观众却依然希望听到他的《红灯记》，但是钱 浩梁却没有满足他们热情的要求。 （录像资料） 话外音：这是1992年一次在山东的演出，钱浩梁突然摔倒在舞台上，之后被诊断 为脑溢血。随后的日子是半身不遂，丧失了大部分的语言能力。医生告诉钱浩梁 ，这几乎不可能被治愈的。而这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钱浩梁重返舞台不到四年的 时间。在此之前，他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了舞台整整13年。终于有一天，钱浩梁他 还是重新登上了舞台，但是脑溢血的后遗症却常常会使他忘掉台词。 （录像资料） 钱浩梁：同志们，今天因为我的脑子，大脑还是不行（观众鼓掌）。其实啊，我 是很下工夫了。背了，一天得背六七遍（观众鼓掌），临上场就不行了。说明我 今后不能再唱了（观众鼓掌）。谢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鼓励。 傅谨：我想浩梁肯定是一个很悲剧的一个人物。他有那么一个机会来演《红灯记 》里面的李玉和，我想这是很多人都求之不得的一个事情。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戏 演的很成功，所以他最后也成为文化副部长，粉碎“四人帮”以后遭受牢狱之灾 。我想对他的心理，从事样板戏的创作 这一段对他来说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创伤。 浩亮不愿意回头触及那个创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 赓金群：过去我是不对的，那样对待老师，那样对待自己的培养人，我是被培养 的，那甚至是错误的。所以我一定要抱着一个赎罪的思想，我觉得他的内心就是 这个内心。 高玉倩：据我知道他没有害李少春，外头都说这个那个的，我知道没有。那时候 文化大革命是一团乱啊，谁斗谁那很难说了。我觉得他是牺牲品。 （录像资料） 钱浩梁：岁数不行了，你有这个精力没那个岁数了，已经啊怎么了？已经日落西 山了，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不论是这样，一点不现实。你只能到后期 了，艺术道路已经差不多了。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火旺的劲头没有了，火熄了。 许戈辉：重返舞台的钱浩梁，不断地接到各地的演出邀请。出于慎重他总是向来 人要求看到当地更高一级政府邀请他去演出的公函。而对一般团体的邀请他通常 都会拒绝。他不参加走穴演出，每次到外地演出，他都会和艺校打招呼，还严格 遵照合同每场交给艺校办工100元钱。每次的演出前，他都会拿着话筒说同样的话 ：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作汇报演出。 许戈辉：好了，风雨四十年，走过样板戏。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明天请继续收看 《沙家浜》。 . ------------------------------------------------------------------- 实行五二三方略，发展革命力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发表时间:2006-04-29 11:44:35　浏览人数:29　发布者:brecht 高举无产阶级民主旗帜，实施“五二三方略”，发展革命力量！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作者: M.L.M.毛继东 日期: 2006-04-25 08:29 一 时代的课题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已经四十周年，作为她的骄子的红卫兵战士们无不 心潮激越感慨万千。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国际共运的新时代，高高树起了毛泽东主义 旗帜。文革虽然被投降主义者和极右势力联手扼杀了，但毛泽东主义已经深深根植 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沃土，这支精神之花必将在新的时代结出丰硕成果。关于对文革 的总结，我们已有拙作《也论文革》，此处不再赘述。我们现在给自己拟定的题目 是，从文革的历史启示中探索当代反修反复辟的斗争方式，作为对文革的纪念。 一 时代的课题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即修正主义 式复辟，我们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怎样进行反复辟斗争，至今没 有成功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涉及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 出现修正主义式复辟的问题；列宁、斯大林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修斗争，但 没有经历修正主义式复辟的情况；毛泽东鉴于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发动了文化 大革命—— 这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的斗争；毛泽东还提示了反对修正主义式复辟的 多种方法，但他终究未能在本国领导这种斗争实践。他在原则上提示的方法，缺乏 在各种不同形势下怎样具体实践的经验，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他老人家给了我们一 把开锁的钥匙，甚至已将钥匙插入锁眼里了，但怎样打开锁终究没有具体的实践。 无产阶级曾进行过反对修正主义式复辟的多次斗争尝试，但都归于失败。马林科夫 、莫洛托夫等人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失败了，斯大林小组被残酷镇压了，8. 19运动失败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坦克碾碎了；七十 年代的波兰工运被瓦文萨自由化引上了歧途；中国一九八九年社会风波中的人民民 主革命运动受到自由化裹夹失败了，九十年代的《中流》、《真理追求》杂志在世 纪末被封杀。所有这些反复辟的斗争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修正主义在理论上有 合理继承的外衣，在政权上有合法继承的形式，这种假象使修正主义占据强大的优 势，而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反而被置于理论上的“教条僵化”、政治上“ 非法”的被动地位。修正主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产物，它又促发 社会上更严重的自由化，而修正主义和自由化诱发出来的严重的腐败又让共产党给 背着黑锅。但自由化分子并不满意渐进复辟的速度，在自由化的攻击面前修正主义 无招架之力，而共产党却成了无辜的殉葬品，以至于出现苏共红旗落地时竟然无人 捡拾，共产党被人民抛弃的悲剧。就无产阶级队伍自身的教训来说，失败的根本原 因，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没有形成被人民确认的公开合法的、以真正共产党的旗帜与 修正主义路线严格区分开来的独立的领导力量，因而人民失去正确引导的旗帜而被 自由化思潮裹夹而去。——这种严重缺陷在新的时代必须加以克服。 半个世纪的历史说明，反对正在渐进演变中的修正主义式复辟的斗争，既不同于以 往剥削阶级社会的斗争，也不同于已经完全彻底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如当 代的俄罗斯），更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斗争。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特殊形式的 斗争，没有成功的先例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进行探索。而在当代中国，又发生了在 修正主义中央统治多年之后出现左转形势的情况，这更是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特殊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的斗争，不仅没有成功经验，连 失败的教训也没有—— 因为这种社会状况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新的特殊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反复 辟斗争，更需要探索。这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对国际共运必须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必须自觉地严肃认真地进行探索，完成着这个任务。或是提供促进左转成功的经验 ，或是提供促进左转失败的教训，而且要提供促进左转失败后怎样继续斗争的思路 。 既然是在没有先例情况下的探索，当然就要允许有各种探索方式，各种探索方式都 有自己试验、实验、实践的权利。以往的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都不具有不经试验、实 验、实践便先入为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都无权剥夺其他方式 的探索权。在这种情势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是探索者，不存在革命性高低优劣之 分。探索者之间当然可以互相批评，但不应是棍棒式的批评，因为不知道哪种斗争 方式或哪几种方式会取得成功，一切探索只有经过实践最后判定正误。 出于对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责任心，我们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看法，仅供共同探 索参考。 二 历史的借鉴 当代的探索 ——纪念文革（2） 作者: M.L.M.毛继东 日期: 2006-04-25 08:30 二 历史的借鉴 当代的探索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 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 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引自袁永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 年》267页）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 题有所考虑。他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 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 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1965年1月13日，他曾 同有的大区和省的负责干部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 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 全书》572页） 以上是武装斗争的普遍道路问题。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 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 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 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 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 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 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 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 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 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 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 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 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 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 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列宁在上面说的是革命形势的严格条件。 列宁还批评到：“我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 要帮助帝国主义者，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在战斗时机显然不利于社 会主义的时候，使帝国主义者易于同社会主义作战。 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也爱自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 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 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 的关键就在这里。‘左派’却看不见这个灵魂，只是‘傲慢地’说着一些空洞的话 。 就你们的客观的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的挑拨工具。而你们的主观的‘心理 ’，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暴’心理。”（《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 ） 毛泽东在1938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 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 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 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 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 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 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 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 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 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 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 。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 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 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 ，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 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 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 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 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 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在当 代社会条件下，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修正主义式复辟的这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的斗 争，在时代条件大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恰恰返回到与过去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斗 争方式很相近的情况？ 毛泽东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九四一年）（节选）：“必须明白，在日 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 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 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 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 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 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 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 ，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 中央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 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 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 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 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 ，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 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 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 ，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 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 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 ，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 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 ，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 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 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 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 ”，“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 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