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毛泽东的“珠峰” ——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7） 萧衍庆 （接上期） 第四， 毛泽东以他伟大导师的丰富智慧和独有的人格魅力，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 民同各种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作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把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放在突出的 地位，给人民群众留下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巨大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动力。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更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给毛主席封了四顶帽子，毛主席很是讨嫌，唯独愿意保留“导 师”一词。毛主席说，导师就是教员的意思，他是教员出身。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都 保持了这个循循善诱的“教员”身份。那幅在窑洞前穿着补丁裤子、掐着手指、在给干部 讲话的照片，毛主席特别喜爱，恐怕也是这个道理。 回顾民主革命时期，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就在军队建设中破除封建等级观 念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形成了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毛主席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 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 菜钱中结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 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 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 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张春桥 一九五八年正是以此为例，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重大课题，受到毛主席的称 赞。毛主席培育的“井冈山精神”，在今天闪光的正是这一点。延安时期，党、政、军一 律实行供给制。有一位知识青年从北京经西安，来到延安，迎接她的是一位穿着一身灰装 像个战士模样的人，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待到开饭的时候，那位迎接她的人给她端来了炖 肉和白馒头，自己却端着碗在院墙一角吃。她过去一看，碗里是小米饭和菜汤。后来，她 又知道了这位迎接她的就是她的直接领导人。这时，只有在这时，她才真正明白了延安和 西安的区别。毛主席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开展了彪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整风运动。 当毛主席向斯大林汇报整风运动的情况时，斯大林竟显得不大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清 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实际上也清算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 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错误），而且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得到了一次清除 。这就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讲话和文章， 成为革命者的座右铭。许多短文成了有口皆碑的传颂文章。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 求恩》、《愚公移山》，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指导思想革命化的“老三篇”，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这个哲学道理几乎普及到乡村的赤脚医生。一代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在这样环境 下茬茬出现的。看看现在，在修正主义种种奇谈怪论和骗术破产以后，封建社会里的精神 垃圾又都死灰复燃，什么《三字经》、《千字文》竟然又成了孩子们的启蒙读物。我们的 社会倒退到何等地步，还不发人深醒吗？ 改造社会改造人，可以说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一贯思想。井冈山、延安是不同于 旧世界的新世界，是革命的大熔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人民共和国，在毛主席领导下 ，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新世界呢？作为无产阶级开天辟地的大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光照千秋万代的革命大熔炉。“祖国山河一片红”，“一唱雄 鸡天下白”，中国人民生活在这里，曾经是多么自豪啊！帝修反是多么害怕啊！为营造这 个大熔炉，毛泽东提出了新的纲领，这就是“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两 件法宝，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一）关于“斗私批修” 一九六七年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两报一刊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 路 前进》一文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指出：“六、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 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 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 ，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 ，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段话是经 过毛主席认可的。我们需要研究的是： （1）“斗私批修”的提出 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里，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 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为此，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 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群众运动刚刚发动起来，毛主席就高兴地指 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 义。”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 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把群众运动引 导到革命大批判上来。 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干部和群众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暴 露出来，毛主席又适时地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 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解放军在支左工作 中犯有错误，有的不愿改正，毛主席说：“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 ，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并且鼓励大 家：“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红卫兵打派仗，互相揪住对方的问题不放，毛 主席说：“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 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有的人站错了队，当了保守派，革命派看不起，毛主 席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 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有些人自封领袖，毛主席告诫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 。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犯错误的干部，普遍悔恨、懊丧，抬不起头来， 毛主席鼓励干部有错就改，说：“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 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 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 ？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主席重申：“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 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 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还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 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群众思想大解放、斗争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斗私批修”这个 新的、划时代的伟大纲领。这年（即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江青提议张春桥替林彪起草 讲话稿，周恩来看了初稿，对张春桥说：“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 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张春桥说：“那就突出主席讲的 ‘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 的含义。”于是，讲稿里有了如下一段话：“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 ，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 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 行到底。”这篇讲话稿毛主席看了很高兴，批示道：“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 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张春桥这段解说显然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这 篇讲话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很本 方针》。社论指出：“‘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社论还说：“剥削阶级 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 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 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 旧的思想体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顽固的维护者。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 构内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一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而实 际上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分子。”社论在论述了这些关系以后 ，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 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 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 ，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样，也只有积极地投入批修的战斗，才能深刻地触及灵魂 ，狠狠地斗私。”当时的这些论述，是我们理解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含义的最直接的 材料。而当时的人民群众也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斗私批修的决心。诸如“ 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伟大纲领深入人心。 （2）“斗私批修”的渠道 在文革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斗私批修”的纲领，而且根据不同的人群设计规划了 “斗私批修”的不同做法。 1、 学习班：一九六八年二月，毛主席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 以 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各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普遍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 的主要是运动初期受群众揭发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靠边站了”，但思想并没有通 。办学习班，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集中学习、思考，斗私批修，真正提高路线觉悟的机会 。学习班一般由军宣队负责开办，有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参加，把受批判的市、地、县三级 领导干部集中在一个地方，过军事化生活。很多人打掉了官气，焕发了革命朝气，在学习 班里以学员的身份虚心学习，听取报告，开谈心会，写学习笔记，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很多人就是在学习班里开始转变立场，弄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内容，认真检查自 己的问题，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消除“冤气”、“怨气”、“不服气”，提高了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很多人在检查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过去在工作中 为什么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那么盲目、不自觉、不积极，而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却是那么顺气，那么积极、卖力，归根到底，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少 人在有了觉悟以后，检查起来痛哭流涕。结业时，有小组的鉴定，鉴定里既有革命造反派 代表的意见，也有军宣队领导的评语。这成为每个干部终生难忘的一页。 王瑞璞，原是河北省安平县的县委书记。他看了笔者的拙作《ⅩⅩⅩ》，打电话说， 他 们地区七个县委书记，文革都受到冲击，戴高帽，坐喷气式，封门，抄家，游斗，都经受 过，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反对文革。当他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国内外著名的学者，除 了把个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写成书出版外，还煽动全国的知识分子算文革的“迫害 帐”，稍后又进一步煽动算建国以来的“迫害帐”。他愤怒了！电话里托我一定给他买到 这本书。我把《牛棚杂忆》寄给他，他看了，激愤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过了一段时间 ，他寄给我一本《文革余笔》，是他整理出版的他的文革日记。《序》里写道：“这是我 文革回忆录的一部分—— 文革高潮至1968年4月30日，省革委学习班一段时间内写的心得和日记，现编成册，一是供 家庭传给后代；二是对研究文革有兴趣者参阅批评。”人们可以从这本日记里看到，我们 的县委书记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舍弃小我，拥抱大我，斗私批 修，继续革命的。这和某些知识分子的反动“迫害帐”完全是两种精神世界。他在日记里 写下《向自身的修正主义思想猛烈开火》、《要正确对待群众，关键在于相信群众》、《 把颠倒的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再颠倒过来》、《物质刺激是从“私”字出发的》、《政治挂 帅是从“公”字出发的》、《政治挂帅和物质刺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斗私 批修要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再挖官气对我的毒害》。他还写了几十篇“‘天天读 ’心得”、“思想随笔”，字里行间充满了斗私批修的战斗豪情。他把“私”字的表现列 为六条：（一）本位主义是扩大了的“私”字；（二）为特殊阶级、为少数领导成员设想 ，是“私”字的反映；（三）养尊处优、小病大养、怕死，是最大的“私”字；（四）骄 傲自满，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是一种标榜树立自己形象的思想，是名誉地位的“私” 字；（五）搞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拉拉扯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是一种“私” 字的表现；（六）遇事和稀泥，怕丢面子，怕犯错误，怕上级批评，这些怕都来源于“私 ”字。面对这些“私”字，他写道：“人生的意义在于‘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在于为人民做出重大贡献。所以人的一生对人民贡献大，意义就大，否则意义就小，就没 有意义。所以人生的意义不是以人的生命长短、生活水平如何来衡量，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的谬论。”一次，沧县的革命造反派来找他调查该县一位干部给他来信的问题，他怕给那 位干部添麻烦，竟然说没有来信。这件事立即触动了他，他在日记里写道：“虽然嘴上说 没有，但是脸色不给做主，我虽然不能观察自己的面部，但我那一刹那的脸色一定是红得 不能见人；同时我回答的声音也自觉有些颤抖。”就是经过这样的内心自羞、自省、自斗 ，他认识到这样“满口撒谎”是“对不起革命的群众，对不起自己，特别是对不起伟大的 领袖毛主席，对不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调查人员走后，他如实地写了交 代材料，转给沧县的调查人员。他今昔对比，慨叹地说，他在安平县那时三年才枪毙一个 人，现在安平县一年就要枪毙七八个人。社会秩序的变化正是党的路线变化的必然结果。 老人因长期生活在党的路线被改变环境下，患上了精神抑郁症，一看到报刊上那些修正主 义奇谈怪论，就会激愤得失声痛哭，有时哭湿半个枕头。罪恶啊！修正主义就这样扼杀了 整整一代革命者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决心。假若王瑞璞们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治县治民 ，那会有被某些经济学家吹捧的“温州模式”那样长期制假贩假、直到最近贻害全国的毒 奶粉事件的发生。群众说得好：现在不是斗私批修，而是诱私贩修。修正主义就是靠诱发 私有观念来推行它的路线，从而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可叹像王瑞璞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的干部，已在2004年12月因长期忧郁病去世了！ 2、 五七干校：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 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安庆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 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 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当时，干校 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 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 种好办法。毛主席就这个典型写了如下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 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人民日 报》十月五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在编者按语里 发表了毛主席的批示和柳河的经验。很快，“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出现 。参加“五?七“干校的不仅有犯过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而且还 有大、中、小学的教员和各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这是把社会主义时期干部和知识分子参 加生产劳动的风气用学校加以制度化，为迈向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方向奠下坚实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中就说： “在 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文 化大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件，必然要触及到新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一切愿意改造的知 识分子，都把这样的变动看成是改造的良机，满腔热情地参加“五?七”干校。诗人郭小川 就是在这样的干校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解放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 干校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生动地反映在诗里，“口诛笔伐”，“温存的夜话”不就是斗私 批修的真实写照吗？《共产党宣言》不仅在这里没有被尘埃掩盖，而且在这里经历着伟大 的实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 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应当说当时的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是有这 个觉悟的，他们用自己的认真改造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建设社 会主义的强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代知识分子迈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开端。痛惜哉！党的路 线一变，很多人告别了这条光明大道，有的甚至背叛了这条道路，甘当剥削阶级的精神贵 族。像作家韦君宜、学者季羡林写的那些所谓“牛棚”日记，就是这种背叛的典型之作。 有些人虽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对当年干校的生活却流露出不堪回首的情绪。网上有作家陈 祖芬同北大几位教授一起回忆干校生活的记述。那调侃的语调，奚落的轻巧，嘲笑的苛薄 ，挖苦的切齿，决然显示出这些文人的“智慧”。我不禁怀疑他们当初在干校会有这种情 绪和“觉悟”，他们是在用奚落自己的认真和汗水来迎合修正主义的熏陶。他们离精神贵 族不知道还有几步之遥？ 这里除了政治路线的导向不同，就是两个基本分歧点：一个是知识到底是私有还是公 有的问题；一个是改造自私自利的私有观念到底是毁灭“人性”还是还原和塑造新的高尚 的人性。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这两个问题，就必然得出前者的结论，认为知识是私有 的，知识分子只能当精神贵族，待价而沽，高高在上；下放劳动，接近工农，那是对知识 分子人格的污辱，人性的毁灭。当然，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自然会得出后者结论。 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是劳动人民养育了自己，自己学得的知识应该 拿来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以此为天职、本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 、满腔热情地、不耻下问地去接近工农群众，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五?七“干校的态度 ，就是这样分野出来的。 3、 上山下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 关 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述了毛主席的一 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 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 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知识青年、家长、农村 的同志都热烈地响应。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率先闯路，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有1800万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形成了20世纪最壮阔的青年革 命浪潮。 这一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毛主席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一文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 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 有作为的。”随后，团中央进行了“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这年十月，一支由98名 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接着， 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开了上山下乡的先河。六十年代，这个 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曾涌现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先进知青代表。在毛主席70寿辰之 际，邢燕子、董加耕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家宴。毛主席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席，说：“她不 下乡，不配。”文化大革命初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在自身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 是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复课闹革命后，有一部分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 突出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严峻的国际形势，苏美两霸虎视眈眈，苏修叛徒集团企图对我发 动核袭击。毛主席高瞻远瞩，既有保护这一代青年避免战争牺牲的考虑，又有培养千百万 革命接班人的长久打算，更有改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深远谋略，作了这一带有战略性的 大部署。说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转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的 革命热情并不转向，而是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走向更加成熟、更加沉稳的道路。 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开 始搞知青国营、集体农场的试点。毫无疑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给农村带去了知识和民 主，这两样东西是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需要的，也是农民最欢迎的，因而，那里的同志 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迎接知青的到来，不少地方给知青专门盖了房子。而广大的知青则以 澎湃而坚毅的革命精神，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斗私批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 自己继续革命的意志，写下了社会主义时代最壮丽的《青春之歌》。金训华，上海知青， 那年，他怀着“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壮志豪情，和同学们一块坐火车， 从大上海来到了中苏边境黑龙江省逊克县的双河大队。在那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彼 此亲如兄弟。一九六九年八月中旬，逊克县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山洪暴发。当时，金训 华已腹泻多日，他是带病坚持抗洪的。河边有150根战备用的电线杆，眼瞅着就要让洪水冲 走。金训华带领几个略识水性的战友纵身跳入水中。他们还没有捞起几根电线杆，一股巨 浪从背后袭来，刹那间将他们卷入旋涡中。这时，乡亲们驾着小船终于接近了他们。不料 又一排大浪打过来，筋疲力尽的陈健，一下子被洪水卷走了。而这时金训华的手已经抓到 救命的木杆，见此情景，立即松开木杆，伸手把陈健拽回来，又用双手在陈健的背后猛地 推了一下。陈健被抢救上来了，可金训华却被洪水卷向了下游，三天后才在下游四公里的 地方发现了他的遗体。陈健面对战友的遗体，当场昏厥过去。在掩埋战友时，他喃喃自语 ：“训华当时不救我，死的人是我，活在世上的人就是他。他救了我，自己却死了，我欠 了训华一条命啊！”一时间，金训华作为知青的楷模，英名传遍了大江南北。陈健下决心 ：自己这一生，都必须为金训华活着。谒墓，竟然成为他必不可少的“精神早餐”。面对 最后一位战友离开双河大队的询问，他使劲地摇头道：“我不能把金训华一个人孤零零地 扔下不管，我要陪着他，给他作伴。”面对妻子不回上海就离婚的抉择，他默默地在离婚 协议书上签了字。面对父母的哭诉和儿子的“你不回上海，就不是我爸爸”的绝问，他都 默默地挺着。35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不仅仅是一个守墓人，还是金训华精神 的延续者。为别人活着，已经成为陈健的一种自觉行为。在当地，他作了大量的好事；面 对小流氓的尖刀威胁，他凛然说：“老子是金训华的战友！”小流氓一听这名声，夺路逃 走。每做一件好事，就到墓前向金训华汇报，再放一颗鹅卵石，现在墓前的鹅卵石成了一 个大大的鹅卵石堆。他的执著，不但赢得了父母、儿子、妹妹的理解和赞扬，而且赢得了 当地县城一家工厂一位女工的爱。那位女工拉着他的手说：“陈健，我说不上完全理解你 ，但我知道世界上像你这样有情有意的好人不多见，和你生活在一起，我放心！”他（她 ）们来到金训华墓前，把从林中草地上采来的野花，轻轻地放在金训华的遗像前，她拉着 他的手说：“陈健，我愿和你一道为金训华守墓，这是我们的缘分。” 知青这种真实的面貌，还生动地记录在革命老人林安利（著名革命家林柏渠的侄孙女 ）的《实事求是地看文化大革命》一文里。她说：“当时我家有六个孩子，除一人因工作 随单位到‘五?七’干校、一个小学三年级孩子外，其他四个孩子都先后上山下乡了。”大 女儿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经培训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她胆子大，半夜没有医生指导， 一个人第一次顺利地接产了一对双胞胎；四年里，接产百多名婴儿，无一例事故，积累了 许多妇产科临床经验，因而爱上了这门学科。二女儿原本可以留在北京，但她坚持到陕北 插队，因为那里是妈妈参加革命的第二故乡（延安）。在那里，烈日暴晒，脸上脱了好几 层皮，结很多的伤疤。白天劳动太累，半夜里火炕把被子烧了一半才醒来，他们从老乡的 窑洞里端来一盆盆水，浇灭了大火，骄傲地笑了，面对被烧掉的半条被子，又都号啕大哭 。她有一付天生宽厚的好嗓子，在劳动时，经常到社员中和大家一起，唱毛主席的颂歌、 诗词，演《白毛女》、《红灯记》，唱革命歌曲，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二儿子本已考 上空军，因父亲受审查未能去成，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开始住草棚，后自己搬石头，盖起 干打垒，10多人住一个火炕。那里是河套区，到处都是盐碱地，天寒地冻，刮起风来，飞 沙走石，白天劳动睁不开眼，晚上睡觉石子打在玻璃窗上，被子全是沙粒尘土。他们过着 半军事化的生活，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没有菜吃，享受供给制，每月只有几元津贴零花 。担任班、排长的复员军人经常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求他们这些带着红领巾成长 起来的新一代，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二儿子开始当了 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当了一名操作大机器的车工。在内蒙四年，学会农田栽种、机器操 作、电器维修，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5岁的小儿子，分配到海军天津 草坨子“五?七”干校劳动。在荒无人烟的芦苇荡里，他们用土坯和泥巴盖起了自己的营房 ，平整了百多亩水稻田，育秧、插秧、灌溉、除草、施肥、收割、打场，体验了水稻操作 的全过程。他和小伙伴担负队里的积肥任务，见到厕所、粪坑，就光脚跳进粪便池里起肥 ，因为他们积肥多，干校的人就叫他们“粪霸”。一次，地里干活遇上雷阵雨，许多叔叔 阿姨都跑回营区，他们这群稚气的孩子却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口号，一直坚持到劳作完毕。这一年，他们吃上了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稻米。在那 里三年，他先后当过炊事员、菜农、猪倌。就这样，几个子女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在艰 苦的环境中不断斗私批修，生活比艰苦，工作比勤奋，思想比先进。他们懂得了人生的价 值是奉献不是索取，在以后的岁月里，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和改造自己，并为入党 时宣誓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终身。老人高兴地写道：“他们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积极上山下乡，如今大都已近中年，虽然壮志满怀，一身干劲，为了党的需要，无怨无悔 ，甘当阶梯，为后来者铺路搭桥。我为有这样的儿女们感到欣慰。” 知青上山下乡这种人生经历，国内有些人在修正主义误导下，自怨自艾，认为当几年 农民是天大的耻辱，干几年农活是遭受了千古奇怨的大难；他们有的成为各界精英，然后 转过头像右派一样大骂知青上山下乡，大骂文化大革命；有的写所谓“伤痕文学”，揭露 上山下乡的阴暗面，宣泄自己的怨愤情绪。但是，国外的有识之士，却非常看重中国知青 的这种人生经历。一位旅美的知青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经历：“我以前认为文化大革命下乡 插队耽误了自己学习专业的最好时间，现在却有了现代化新认识：专业学好了又如何呢？ 君不见那么多中外专业杰出的教授专家研究员，也就是积一辈子的辛苦发表了若干篇基本 没人看得懂，以后就被永远地埋没在旧纸堆里的专业文章。我很是庆幸自己赶上了文化大 革命，使我有机会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层老百姓，经历了不平静与不同。我在内蒙古草原 插队七年，七年的插队生活给了我坚韧乐观向上潇洒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 美好回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媚美崇拜西方，但是他们对美国西方真正的精髓，好的 东西又是一窍不通，学不来。西方人崇拜尊重一个人的毅力耐力，一个人的能适应不同艰 苦逆境，化不利为有利的能力，以及一个人的乐观幽默向上的精神。他们看不起诉苦抱怨 ，敬佩的是坚韧顽强与潇洒。他们很在乎一个人经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有着在不同环 境中生活经历的人甚为看重。所以我这七年插队的经历在美国成为可以大卖大吹的资本， 甚为周围众人羡慕赞叹。这使我很是得意。”由此，他认为知青下乡插队，“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这是一个改造中国社会的创举。”“毛主席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 很是正确。”他满怀信心地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大同社会的理想 ，是十九世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理论到二十世纪才有了大规模社会实践 的可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最为伟大的篇章（几千年没有的机会被我们赶上 了）。二十世纪末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人的自私本性对大同理想及其社会实践、对人类 理性的大反扑（我们也赶上了）。……今后三十年的世界应该是绝对不平静，非常激动人 心刺激神经，大有热闹好戏可看，有着某种决定意义的时期。所以呢，大家伙儿举杯庆幸 自己生正逢时赶上了好时代吧。” 那是个革命理想奔放的年代。有的知青甚至不满足上山下乡，他们在乡下听说古巴共产党 的二号领袖格瓦拉，带头离开舒适的生活与家庭，进入了亚非拉的丛林，领导世界革命， 但不幸牺牲了。他们便以他为楷模，南下到缅甸去参加共产党游击队，加入世界革命的行 列。而当时云南边境就有缅共人民军的招募站，有的到那里还当了旅长，有的在那里牺牲 ，有的留下残伤。即使后来缅共人民军因文革被颠覆而解散，这些人的革命初衷一点也不 改。革命战火锻冶了他们。面对商品社会的滚滚浊潮，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名革命战士的情 怀；即使他们的缅共党籍和人民军军龄都没有得到承认，他们也毫无抱怨。当有人问其中 的一位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没有点后悔，被问的先是深沉地说：“像格瓦拉那样伟大的人 ，还有很多中国与缅甸的战友，早就为那场世界革命的理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我却活 到了现在，还能有什么怨言呢？毕竟，那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并非谁人的逼迫。 ”然后，又淡淡一笑说：“你别看现在有些人表面风风光光，人模人样。可是他们中有多 少人经历过我们那样丰富的岁月？有多少人浸润过人生最令人难忘最诚挚的战火中的战友 情谊？人生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那事，同时又于国于民有益。人 生只是一个过程，任何人的归宿都是一抔黄土，有意思的只是这个过程。”提问的人听了 这席话，感慨地说，他“简直就是在如今这非常现实的社会中，获得了一个精神的休养家 园”；而被问者“如同天空上飞翔的小鸟，而越过了那些个什么党籍什么革命经历之类荣 誉的伤痛，并且，还真是在俯瞰着地面上正在风光自得的人们。” 由于这是人数多、时间长的一次群众革命运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九七二年 十二月二十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林写信给毛主 席。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 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等不正之风。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 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信几经辗转，交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读完这封信，双眼慢慢地红了起来。他立即复信 ：“李庆林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 席给李庆林复信，引起了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视。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晚 ，周总理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总理深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这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工作会议，八月四日，经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为这一运动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翻案复辟派在全面否定 文革时，也急急忙忙地全面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整整一代人艰苦奋 斗的结果，对这一代人的心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有相当一个多数已沦入社会的弱势群 体，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都发生了困难。稍有路线觉悟的人，都已经深深体味出当年艰 苦创业的主人情怀和现在被边沿化的奴役心态，完全是两条路线两重天！他们会在新的条 件下，坚持斗私批修，继续革命。 4、 拉练：这是在和平环境下，人民解放军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创造，也是斗私批修 的 一个社会实践。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卫戍区给毛主席等的报告说，自去年七月至 今年八月，他们先后分四批组织了十三个团进行一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 六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 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 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毛主席阅后批道：“此件可阅，我看很好。… …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 ，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 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 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毛主席还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中共中 央为此发了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 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年轻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选择一个目的地，实行 野营拉练，肩背行装，步行锻炼，翻山越岭，踏冰趟河，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走 到哪里就在哪里帮助群众解决能解决的困难，加强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传统教育，保持 人民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3）“斗私批修”的意义 如上所述，“斗私批修”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在思想领域 里行动的纲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而修正主义 的代表人物和各种思潮，则成为炮火连天的围剿靶子。触动最大的人群是两部分：干部和 知识分子。他们的特权地位和附着其上的精神贵族身份，都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打击。广大 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则以前所未有的革命豪情，参加于斗私批修 的行列，表现出创造自己历史的主动精神。“斗私批修”既是文化大革命实践的产物，又 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打开了人们的视野，看到了由《共产党宣言 》所提出的共产党人要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具体途径，看到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 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具体途径。这是毛泽东积一生革命实践—— “改造社会改造人”最简要、最通俗、最具有纲领性的表述。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在取得所 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共产党宣言” 。 一九六七年年初，也就是文革全面兴起的时候，姚文元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文章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周扬在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间，采取进攻——检讨—— 反扑的手法，配合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文艺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顽固对抗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审读这篇文章时，在文章的最后，加写了如下一段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 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 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 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 干个回合。 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为精彩的一段论述。像领潮的巨人，毛泽东站 在历史潮头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 力，冲刷着神州大地。革命营垒包括共产党内长期潜藏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都被 冲刷出来，他们在共产党内潜藏的种种伎俩，都被揭到阳光下，变成人民擦亮眼睛、继续 革命的难得的反面教材。毛泽东连用四个“触动”描述这次革命的巨大威力，既是对当时 革命盛况的真实写照，更是对这次革命深远影响的科学预见。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读着它 ，无不撼心魄，动灵魂，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深深折服。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一 座划时代的分水岭：站在它的潮头继续前行的，都是当代的革命者；相反，站在它的对立 面，或恶言恶语，或花言巧语，都只能暴露其资产阶级的灵魂。毛泽东这段论述的直接对 象——周扬，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周扬，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左联时期，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 委书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同一些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 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相对立，并以党的领导者身份组织围攻鲁迅。鲁迅十分厌恶他 们，称他们中的四人为打上门来的“四条汉子”；说“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 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痛斥周扬们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 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 得可怕的横暴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七年秋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 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整风前，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用上海亭子人的眼光看延 安，说“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 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 律，丝毫没有变化啊！”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 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解放日报》上发 表的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对革命圣地延安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责难。整风以后，特 别是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他倡导新秧歌运动，热情宣传和 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推动了一批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问世；并编选了《马 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 这些原因，解放以后，他就成了新中国文艺界的总管，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 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利用这些重要职权，不 是认真贯彻和推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是配合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 艺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一九五五年，他利用当时的肃反运动，毫无根据地把著 名作家丁玲打成“丁陈（企霞）反党集团”，在文艺界造成恶劣的影响。就在他自己亲口 给于平反以后，很快，一九五七年又利用反右斗争，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特别是在没有发 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来上报中央没有问题的结论 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这就使丁玲这一文艺界 的大冤案变成了一大“铁案”。也许由于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丁玲等人在延安写 的一些作品，以“奇文供欣赏 疑义相与析”为题，开始了“再批判”。而周扬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写了《文艺战线上的 一场大辩论》，以多种文字印发，传遍全世界。周扬以陷害他人为能事，捞取政治资本， 就使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以两面派手法尽情表现。一九五八年，他配合刘少奇的共产 风，在北大大讲所谓“共产主义文学”；三年困难时期，又配合刘少奇的翻案风，在文艺 界大刮资产阶级文艺黑风。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以后，周扬又以“正确 领导者”的身份，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 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毛主席作 了多达二十处的加写和改写，阐述了很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道理，深刻地指出：“现代 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 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周扬只为捞取政治资本，根本不听这些道理，继续沿着崇美派 的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行事。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 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 非咄咄怪事。”“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面对这些批评，周扬自知难 以掩饰，就撕下面具，公然对抗。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部的错误不 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又利用批评别人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毛 主席领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这些丑恶 的表演，自然难以抵挡文化大革命的冲刷。文化大革命他受到猛烈的批判。但是，毛主席 总是以教育大多数为怀。在后来解放干部的部署中，毛主席仍然没有忘记他。一九七五年 七月二日，在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 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在和江青的谈话中又指出：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夕，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应邀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时，讨论到周扬，“四人帮”都不 说话，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批评了，说应该 让周扬出席国宴。直到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 》材料的批语还说：“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 周扬、梁漱溟。”这些情况，周扬是应该知道的。但是，他一点也不感恩于毛主席，相反 ，在邓小平翻案复辟后，他逢人就倒“苦水”，说文革如何把他打成“假党员”，造反派 把他的耳朵都打聋了。人前是无比“开放”、“开明”，连连道歉，背后依然咬住不撒手 ，总把人家往死里整。丁玲就是典型一例。他一手把人家错打成右派，平反时迟迟不肯表 态。作协《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他看过，则没有作声。中组部经书记处 批准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他知道后，把脸一沉：“这么大一件事，虽 然现在我不管事了，怎么也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呢？”组织上依然这样霸道，思想上更成 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拥戴的领袖。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日。 周扬应邀在大会上讲话。在讲话里，他一改他一九五八年大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赫鲁 晓夫一个腔调为人道主义唱赞歌；又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有异化，社 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走向反面。其实，他这篇讲话是自 由化分子王若水炮制的；并不顾中央的劝阻，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种社会主义 异化论一出笼，在思想界引起很大混乱，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责令让周扬在十二届二中 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周扬讲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邓小平仍不满意，说：“他在报纸上发 表了一两万字的长文，只作这么两句话的自我批评，就能交待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 开登报作自我批评。”尽管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邓小平批评周扬以后，专约王若水写关 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在《三月风》上发表，也没有减轻邓小平对他批评的沉重打击。此后， 周扬活动少了，病也来了，情绪也不振作了。一九八九年郁郁而死。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拿丁玲作对比。 丁玲，原名蒋冰之、丁冰之，湖南临澧人。左联时期，曾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月刊。一九三二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特务绑 架，三年后逃脱虎口。一九三六年秋在党的帮助下到陕北延安，曾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 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 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长城》。整风前也写过一些不好的作品，受到批 评；整风后，她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觉到工农兵群众中体验生活。一九四五年底 到张家口，先后参加怀来、涿鹿的土改运动，和农民交朋友，写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奖金。建国后，历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主 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她对周扬等人在文艺界 的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周扬怀恨在心，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先后把她打成“丁陈反党 集团”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使她在文艺界销声匿迹。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脱离 生活，就主动请求到北大荒劳动锻炼。她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收入，只能靠爱人陈明每月二 十八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在王震将军的关照下，她和陈明一起被分配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 国营农场。在那里，因为她是报纸上批判过的大右派，群众一时难以理解她，但她理解群 众，不抱怨任何条件，埋头干力所能及的劳动，养鸡，掏厕所，什么都干。一个五十四岁 的女人，身体又有病，大冬天劳动把脚都冻坏了。孤单，寂寞，疾病折磨，她都经受了。 正是这种忘我精神，赢得了群众的热爱，群众开始关照她，帮助她。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帮 助职工开展扫盲运动，并获得了红旗奖励。一九六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 丁玲有幸参加。当毛主席出现在会场上并和大家合影时，那迈着很大的步子，那做着大家 熟悉的手势，那情不自禁的狂热鼓掌，那祝福的口号声，那探出手想和主席握手的神态， 丁玲一一看在眼里，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因为这就是当年在保安到外交部招待所来看 她，坐在地上，将背脊抵在炕门火口暖和的毛主席；是在窑洞里欢迎她，称她“昨日文小 姐，今日武将军”的毛主席；是她写了《田保霖》、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的社会里》，请 他们吃饭，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风庆祝”的毛主席；是在西柏坡 见到后关切地问到她的创作和文艺界的情况，同她聊天、散步的毛主席……她很想走上前 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一握手，讲一句话，可是，她没有。会后，别人问她，她只说： “我认了！”继续回到北大荒，在劳改队里一蹲就是二十一年。文化大革命，她自然又成 了两派批斗的重点对象。有时从批斗台上推下来，打得头破血流；有时连觉都不能睡。她 竟毫无怨气。她说：“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 ，我应该活着等到这一天。”“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 么可怕呢？”正是这种正确态度，赢得了另一派群众的保护。陈明多次要找她，第三次造 反派答应了，他看到被保护的丁玲生活得安详、平静。在《三访汤原》里由衷地写道：“ 她爱他们，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爱。只要她生活在人民中间，她就被爱培养着，她就总能那 样安详、平静，就能神采焕发，永远年轻。”一群上海女知青摆出少奶奶的姿态，要她替 她们倒尿盆，她开始也想：我不能这样侍候他们。在这忍又不能忍抗又不能抗的矛盾中， 她想起了她熟悉的一位先进妇女，对五十年代支边垦荒的知识青年“不是主动地、心甘情 愿地给一些只是女青年扫地、铺炕、叠被子、也倒过尿盆吗？这些人开头歧视她，看不起 她，嘲笑她‘土’，但不久，大家便亲热地叫她‘杜姐’”。她给她们倒尿盆，引起群众 议论，造反派头头出面制止了这件事。后来，她又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五年，在狱里，她苦 读马列著作，进一步提高了与命运抗争的觉悟和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一九七五年，她 又被分配到山西太行山脚下的嶂头村。在那里，北京有人找她外调，问毛主席当年在延安 怎么对她讲两个口号之争的。凭经验她知道这是为周扬落实政策的需要。虽然文革中已把 它看作周扬反鲁迅的一笔罪状，但丁玲还是如实地说，主席讲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但鲁迅 提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周扬提的“国防文学”显然要周密、阶级观点要明确 得多。两个口号是可以并用，互为补充的，利用两个口号之争围攻鲁迅是很错误的！这时 毛主席已经去世，她却一点也不夹杂个人私情；平反以后，听说周扬住院，就约陈明一同 前去探望。周扬见了她，仍然是只倒自己的“苦水”，不问别人的死活。丁玲慨然说：“ 这人好像没有别的话可以跟人说，命好，受不得一点委屈。”在嶂头村，她还帮助不少青 年学习文学创作。平反后，有个青年像是取材于她的故事，写了篇《妈妈的惨死》，并泪 水夺眶地给她讲述自己家里这些故事。她不动声色地听着，待那青年平静下来，她只说： “在纷纭的大千世界中，为什么你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呢？”待那青年明白过来是自己背着 太阳，她高兴地对这个青年说：“你问我为什么不写自己的苦难历程吗？现在回答起来也 简单。是因为我还在想：从我的苦难历程中，我应当记取些什么教益？我们的党，我们的 人民又应当记取些什么教益？这些重大问题弄不明白，是断然写不出什么深刻的作品来的 ！老实说，我担心自己也会背向太阳，在纷纭的大千世界里，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啊！”同 样的问题，在她访美期间，更以挑衅的方式向她提出：“鄙人想冒昧说一句，丁女士是否 打算写一本自传小说？如能把丁女士的一生遭遇，化为文章，实是可以教化一代人士；若 能在美国出版，一定是非常畅销。”丁玲面对四周一双双瞪着的眼睛，平静地答道：“我 不打算写，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写头。”有的人挑明了问：“共产党把你已经整成这个样 子了，你怎么还是—— 或是，就是要整得你只能这么说了？”“不！整我的不是共产党，只是党里作了错事的人 ！这才是整得我更明白的道理！”一位洋先生开了口：“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处罚 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 ？哈哈……”几个洋太太为对比处罚养鸡的耻辱，大讲特讲她们养狗的尊贵。丁玲写了《 养鸡与养狗》，把为集体和为个人两种对立的价值观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来。平反后的八 年，她创作了百万字的文章；这八年，她人格的力量，使她的生命闪烁着最光辉的光亮。 晚年，她曾在医院口述过一篇《死之歌》，说她是“死过了的人”；所以没有死，“因为 ，我要找着我的朋友，找着我的同志，找着人民……我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我是无论如何 不会背叛他们的。”这就是丁玲一生的写照。 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1） 人们的主观世界（即主观认识能力）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只 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世界观的区别，对它作出相反的回答。唯心主义世界观既然颠倒 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它必然要否定这种改造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则 认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种认识越深刻，改造的 自觉性越高，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就越强。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 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通过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通过文化大 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又作出全新的总结和概括：斗私批修。这就使共产党内和人民内部的 思想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内容和方向。这些道理，周扬不是不知道，只是由于他顽固坚持 资产阶级世界观（亦即唯心主义世界观），拒绝自我思想改造，以至采用两面派手法对待 革命。鲁迅早就批评他“轻易诬人”，建国后，他一手制造了丁玲的大冤案，使丁玲蒙冤 大半辈子；批评他“拉大旗作虎皮”，他毫不认错，反而惯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丑剧 。最终，他只能走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人生之路。相反，丁玲是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 观的。在延安，她受到批评，亲自跑到贺龙的窑洞，洗耳聆听将军的意见，贺龙高兴地送 她一件军大衣。一九五六年，被无辜打成反党集团时，她给作协机关党委书记写信说：“ 我将用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向党检讨我自己。我觉得一个人去认识，或讲出自己的缺点来， 只要是诚恳的、由衷的，都会是愉快的。……我曾经想，我能睡下、躺下挨打，但我不能 不继续革命，我相信党总会给我献身的地方。”正是这个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使她在 打成右派的恶劣环境下和在平反后的各种诱惑下，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完成一名共 产主义战士的人生历程。可见，有没有这个改造的自觉性，是人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2） 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最好的途径是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唯心主义 相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 命运动，人民群众是它们的主体。因此，如何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成为每一个革命者必须 解决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 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 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历史到底是谁创 造的，革命者要不要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到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就是 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同“天才论”的斗争，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 造历史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在设计斗私批修 的具体途径时，都离不开这个总途径。可以说，这是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千百 万知识青年和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进军，是在更大的范围、 更深的层面上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一次大演练。这种演练无疑是对人们头脑里固有的私有 观念和社会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一次大冲击、大扫荡。周扬长期高踞官位，鲁迅批评他“奴 隶总管”的丑恶形象，不但没有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有所改变，反而随着这个地位的权势扩 大而变得更加丑恶。其原因盖出于他长期脱离群众，把群众当奴隶看待，他是奴隶的总管 。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他借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发表了那篇反马克思主义的讲 话。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传达上面的意见让他修改，他在电话里回答说：“我已经讲了 ，不准备修改了。”看他有情绪，约他到部务会上一同商量，他说：“我不参加，你们愿 意讨论就讨论吧。”这位领导也火了，在电话里高声对他说：“周扬同志！你是老党员， 多次作领导工作，你这样对待我，我到哪里都不会同意你这种态度，我到哪里都要把理跟 你讲到哪里。”周扬这才改口到部里来。没想到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 讲话。可见，他在这个领导层，也要摆出总管的架势；对待人民群众，那更是不言自明了 。丁玲则不同，延安整风以后，她就深入到部队、农村，和战士、农民交朋友，不但写了 一部获奖的书，更重要的是她从群众那里获得了政治生命的根。所以，在被打成右派后， 她有勇气自报回到人民中去。虽然新的条件比她想象的要艰难困苦得多，但她对人民的信 念不动摇。在养鸡队里，她结识了几位老职工，有一回，看到一位在补衣服，摸自己兜里 忘了带眼镜，就说：“不要补了，明天我来替你补。我针线活儿不好，比你要强些。”她 还要替这位老工人拆洗一床旧棉被套，老人不愿麻烦她，她再三说：“这是难得的机会， 我没有事情做，眼睛还看得见，替你整整吧。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后连见面也难，留个纪 念吧。”她就是以这样的情怀生活在人民中间。一九八一年访美前，丁玲的一项准备工作 ，就是重访北大荒。很多人不理解，她心里却明白，这是决定她“走向世界”的走向。正 是牢记着人民的重托，她在美国向世人描绘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真实形象。当然，在我 国还有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在群众中生活了几十年，但是对群众的老爷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资产阶级世界观毫无触及，邓小平翻案复辟后，便顺风顺水跟着摇旗呐喊，并“创造性 ”地公开鼓吹“躲避崇高，拒绝壮烈，告别革命，渴望堕落”，竟被推崇为“新时期”文 艺界的代言人。可见，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在人民群众中，仍然是根本的问题。 有人打着“反思毛泽东”的旗号，提出“败也斗私”的结论。在他看来，所谓人的自 私性就是“由‘现实角度’提出的那个自私要求，真真正正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因此，他认为“‘与私奋斗’已经演化成‘与历史必然性奋斗’了”。所以他认为文革的 斗私是失败的，并且认为“后果是严重的”，“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怎么办 ？他提出两种方式：“一是认同和适应‘私’字，调整社会运作机制；二是采取更激烈的 方式继续‘斗私’。”他认为“当代历史条件下，第二种思路几乎是没有出路的，而毛泽 东却选择了它。”最近，这位反思者在网上又提出：“人性的内容就是‘求我幸福’，… …就是‘寻求我自己的幸福’。”从“人性就是自私”到“人性就是求我幸福”，包装变 换而实质未变。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出：人的私有观念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私有制产 生以后才有的。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就把这种私有观念说成是人的本性，并把这种自 私性加以神化，为私有制提供合理的根据。修正主义则把这种资产阶级观点即人的自私性 加以人性化和历史必然化，极大地增加了它的欺骗性。曾记否？改革伊始，胡耀邦的智囊 人物阮铭，导演《中国青年》杂志搞了一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公 然批判、咒骂雷锋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的人生哲学。这就为邓小平的改革奠了一块基石。“主观为自己”的人（包括先富起来的 人），客观上给社会、给他人制造了多少灾难！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导演者阮铭已经跑到 台湾成为陈水扁“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台独分子的高参。这些事实说明，在人性问题 上，如同本文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回答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的批语中指出 的那样，必须坚持一元论，即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能是一个，即人的社会性。二元 论、多元论都是唯心论。人的自私性只能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是反映私有制并为巩 固私有制服务的私有观念，这种观念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核心。即使在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 地位的剥削阶级社会里，仍然有与其对立的“为公”的思想，表现在各个时代先进人物身 上。共产党人为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个历史任务，不仅要继承人类思想史上这些代表社会发 展方向的“为公”的先进思想，而且要像消灭私有制一样，彻底消灭一切私有观念。在我 国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适时地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而“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个 历史发展需要的集中反映。邓小平逆这个历史发展需要而行，不仅是“认同和适应‘私’ 字”，简直是在诱发和泛滥“私”字，把“私”字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调整社会运作 机制”，搞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请问：诱“私”泛“私”的严重危害，当今中国谁 人还会闭眼不认呢？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斗私批修”的纲领是 完全必要的，它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强大思想保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号召青年要做“顶天立地的人”，这“天”， 就是马列主义；这“地”，就是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斗私批修”的纲领告诉我们：欲做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自觉自愿地、全心全意地到人民群众中去 ，特别是到它的主体工农劳苦大众中去，在他们中间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把“过 好群众关”作为终生的考场，不断给以完满的答案；“粪土当年万户侯”，看破修正主义 的一切利诱，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帮助工农群众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是凝集 了毛泽东一生革命实践经验的最可宝贵的革命者的人生之路。毛泽东的“四个触动”，现 在仍然在触动着人们，触动着中国的革命史。可以想见，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斗私批 修”的伟大演练，必将在一代与现代修正主义叛徒生死搏斗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得到 体现。 （待续）. ------------------------------------------------------------------- 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二） 文家军 目 录 执行概要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改革政策及其结果 第一节 农村的困境及其形成 专栏A：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 第二节 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 专栏B：中国视野中的纺织品贸易 第三章 对生活质量和环境的影响 第一节 贫困与不平等 第二节 健康与教育 专栏C：快餐业的入侵 第三节 环境 第四章 来自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与行动 第一节 中国的环保运动 第二节 新乡村建设运动 第三节 中国的新左派 第四节 最近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措施 第五章 结束语：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附录Ａ：恢复草原——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附录B：中国真的己经加入WTO了吗？ 第一章 导 言 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此之前，它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 旨在将国家逐渐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种经济对外国投资和贸易更加开放。这些改革不 仅使这个国家加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而且赢得了世界银行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赞誉，这些经济 学家将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巨大成功的事例而大肆宣扬。中国确实吸引了大量外资并成 为出口大国。它在过去25年里强劲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超过9%）在现代历史上是无可匹敌 的。按照标准的GDP衡量标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与绝对贫困（每天生活费用不超过1美 元的人）的显著下降相一致，绝对贫困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0年的3000万。 但是，有关出口和投资的官方数字并没有提供一幅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的经历的完整图画， 这是一个发生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时期。本报告考察了各种改革政策并检视了它们是如 何影响了更广义的生活质量指数的，如除工作和贫困之外，还有不平等、就业、健康和教育这 些指数。本报告也考察了中国快速的出口型发展战略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及其对这个国家和全世 界所造成的影响。 几项指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信奉经济全球化政策的担忧： ·自中国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著拉大。在 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不到全国收入的20%。到了2005年，处于 最上层的10%的人赚取了全部收入中的45%，而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只赚取了其中的1.4%。 ·尽管中国的GDP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中国42%的农村家庭在2000年至2002年期间 经历了收入在绝对值上的减少。在最近二十年里，由于从政府的扶持转向自由市场服务，中国 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出现明显衰退。 ·联合国用来测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也表明中国存在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在1985到 2005年期间，这一指数从不到0.2（这被视为平等国家的指征）上升到0.45（这意味着严重的两 极分化和不断增强的社会动荡）。 ·中国正面临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绝对减少。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作已经从1995年底的1亿1 000万减少到2002年的6600万。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私有企业并没有弥补这一差额。从1995年 到2002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一共减少了15％。 ·血汗工厂在最近二十年骤然猛增。中国私有化了许多企业，并向外资和合资企业敞开大 门—— 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是用来为外国公司生产产品以进行出口。过去国有企业的工人在终身就业 、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都得到保障。现在，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的咒语导致了冲 向底线的竞争。 ·快速的工业化正在形成巨大的环境破坏。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排 第一）；中国七大主要河系中约60%的水被鉴定为不适于人类接触；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中有七座在中国。中国占据了全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中的40%。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中国人们并没有为这种经济的发展而欢呼雀跃，而是日益对他们国家 的改变提出了质疑。许多人担心贸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和WTO正在产生严重的问题。本报告 的最后一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出现的一些要求替代模式的努力—— 环保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新左派学者以及最近政府自身所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 本报告旨在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角色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一种初步的介绍，并努力在中 国新出现的社会运动和国际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以及促进彼此更进一步的理解。 第二章 改革政策及其结果 第一节 农村的困境及其形成 邓小平的改革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的农村开始的。一开始，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有 了显著提高，这一事实被用来证明在农村以及城市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合理性。但是，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缓慢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及90年代早期，大 部分农村地区陷入了停滞状态，甚至是倒退。现在，中国的农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农业在事实上的私有化 1978年以前，大部分中国农民加入了集体公社。一些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公社运作 得很好；处于中间水平的三分之一的公社表现出了发展潜力，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水平最 低的三分之一的公社存在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从而停滞不前。根据这一资料，一些公社需要 进行急剧的改革，可能包括新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但大部分公社只需要进行细微的调整。然而 ，从1978年开始，整个公社体制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彻底整顿。 改革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每个家庭都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他们 有义务按照一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量的粮食和缴纳某些税款，但是可以保留其他的一切出 产品。1980年9月，政府采取了另一项重大举措，做出了农业生产非集体化的决定。这包括了 一系列用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生产体制取代以公社为基础的体制的措施。虽然在处于发展水平 最低的三分之一的公社中，大部分官员和农民都欢迎这一由上而下的改革，但上面的三分之二 的公社里不少人对此持批评态度。然而，反对这一计划的官员或者被说服或者迫于压力而改变 了他们的立场，而顽强坚持者则被革职或被人取代。 到目前为止，农业部门的私有化还只是部分性的：土地本身还依旧是村里的集体财产；只 有使用权承包给了单个的家庭，并能够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的继续公有可能是土地没有日益 集中以及没有由此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 ·建立在化学制品基础上的农业的出现与良好的环保型耕作的衰退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通过大量引用化学肥料、杀虫剂和杂交种子也发生了变化，而改 革以前的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此打下了基础。得益于此前30年建设的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它 们才能够创造奇迹。在1978至1984年期间，化肥的使用翻了两倍不止，这帮助农民获得了历史 性的丰收。1979年，政府把向农民征购粮食的价格提高了20%，并向农民在定额以外上交的粮 食提供50%的溢价。 导致家庭收入短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公社财产的掠夺。例如，对于疯狂砍伐树木毫无 控制，而这些树木是前30年公社为了防止风沙侵蚀作为道路防风林而栽种的。仅在四年的时间 里，即1985至1989年间，全国有防风林覆盖的地区减少了48%。 官方媒体依旧将农村的繁荣时期（1978— 1984）归功于非集体化过程。然而，这些成果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在大规模实施非集体化的1982 年以前实现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使用化学肥料，也对这种短期的成功做 出了比非集体化大得多的贡献。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绿色革命的进程类似, 化肥等技术因素是短期内繁荣的一大原因, 但也为后来的停滞埋下了伏笔。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控制被取消，物价猛 涨。1984至1989年间，化肥的官方价格上涨了46%，而杀虫剂的价格上涨了80%还多。那时，农 民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减少，他们被迫向地里投放更多的化学制品以保持产量 。 农业在事实上的私有化在环境上和经济上产生了深刻而长期的影响。由于人口密度高，家 庭农场的面积通常小于1公顷，甚至不到半公顷。这使得规模经济不可能发展，也导致无法使 用曾由集体所有的设备，如拖拉机。这样的投入对个体家庭而言太昂贵了。其结果就是，在私 有化的头几年，许多村子经历了非机械化过程。由于农民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到以前由机械完成 的农活上，他们不得不减少其他类型的工作，包括良好的环保型耕作，如有机和绿色肥料的使 用。与公社相比，家庭农场也更容易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而这将迫使农民对环境索 取过度。农场的小规模导致了其他的环境问题。就像一位农民所述说的：“当我使用杀虫剂的 时候，害虫只是跑到了我邻居的农田里；而当第二天别人又使用杀虫剂时，所有的害虫全又跑 回我的土地上来了。结果我们浪费了大量化学制品，却收效甚微。”在许多村子，哪怕是很小 的家庭农场也不是连成一体的，这给统一管理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 村民们要求土地的分配必须是公平和平等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家庭最终很可能在村子的这一 头拥有一些土质优良的土地，在村子的那一头拥有一些土质低劣的土地，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又 拥有一些土质中等的土地。一些村子尝试了一种不同的安排：每个家庭都分配到一大块土地， 而这些土地在几年内进行轮换。但是这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农民们失去了为获得长期收益而 对土地进行投入的动力。 ·对妇女的影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作为户主的男性被指定为承包合同的主要 持有者。旧的家长制作风的这种恢复和加强给妇女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她们过去在集体权 力下所获得的各种资格遭到了削弱（关于这一主题的详细研究可见《美国人类文化学家》30（4）：5 78—596，2003，严海蓉著《农村的妖魔化：重新解读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青年妇女的劳动流动》） 。在集体化的劳动安排中，妇女的贡献得到正式的承认，农村的妇女前所未有地享受到了对公 共事务的参与，就像那时的一句有名的口号所反映出来的那样—— “妇女能顶半边天”。公社也为社会化提供了公共场所。尤其是在那些运行良好的公社里，集 体性劳动是非常令人享受的：老人们讲故事，年轻人参与到友好的劳动竞赛中，人们边工作边 歌唱—— 甚至是谈情说爱，许多爱情故事和婚姻都是在此情此景下开始的（关于公社生活的描述,参见高默 波著《高家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分田后这种公共空间的消失使妇女骤然跌落回她们的家庭约束之内。毫不奇怪，在 许多村子中年轻妇女是最先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做保姆或装配线工人的工作机会的。 ·衰减中的公共产品 如果政府能对农村的集体性机构，如医疗和供销合作社，进行投入的话，非集体化原本不 至于是如此灾难性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在农业上的开支在整 个国家开支中的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从1976—1980年期间的10.5％下降到1981— 1985年期间的5％，以及1985— 1990年期间的3.3％。虽然整个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在改革时期增加了好几倍，但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入在整个农业部门中所占的份额则从1979年的10.6％下降到1992年的2.8％以及1994年 的1.7％。除了直接的金钱投入外，以前政府还经常性地提供大量人力来支持农村的公共产品 ，包括水利工程、防旱涝灾害、医疗保健以及公共教育。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在改革时期都处 境恶化或完全消失不见了。 将公社资产掠夺性的占为己有以及停止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其后果开始于20世纪80年 代中期逐渐显现，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林场被砍伐，防风林被破坏导致了更多的土壤被侵蚀。 灌溉渠道网络和其他水利工程的衰减导致了生产力不断降低以及越来越频繁地遭受旱涝灾害的 袭击。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森林砍伐急速增加，这最终 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灾难性的洪水。 公社的解散也导致了农村人口在享受医疗方面的“一落千丈”。以前，80－90％的农民能 够得到某种形式的免费医疗，最好的代表就是“赤脚医生”制度，每个社区都有一个提供基础 医疗保健的医生。这一制度是一项成本低而有效的措施，适合于村民的预防性和常规性的医疗 保健，当然，对那些更严重的疾病的治疗将转移到水平更高的诊所。改革之后，在没有任何必 要的基本设施支持的情况下，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的免费诊所瓦解了。据估计，在县以下的公 共卫生组织（诊所、医院、防预站等）中，有三分之一处于破产的边缘，而另外三分之一已经 完全倒闭了。 依旧在为农村居民服务的许多医生是在30年前培训的，从那以后就几乎没有再接受进一步 的培训。随着他们的退休，基本上鼓动不了多少年轻人来继续他们的事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尝试在一些试点地区重建农村的医疗保健。到目前为止，还 没能建立起能够进行推广的模式。问题之一是，诊所和医院越来越以利益为取向，宁愿进行昂 贵的治疗，而不是进行预防性的保健，这反过来又使得医疗保健的费用高得惊人。这种体制不 得不与单个的病人而不是公社打交道，这使得交易费用高得多。 除了公共医疗,其他方面的公共品提供情况也在恶化。在公社时期, 那些没有工作能力和家庭资助的“五保户”在吃饭、穿衣、居住、医疗保健上得到保障，孤儿 则保障其教育，孤寡老人则保障其安葬。 许多地方分田后五保户得到的照顾大幅度后退甚至完全消失。公共品的缺失降低了政府的合法 性,这也给政府政策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由于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大部 分农民原则上相当理解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是单干后的农民直接面对养老等实际困难,所以 很多人有一种矛盾心理,"希望村里别人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这样分田时人均多一点),但我一 定得要个男孩, 一定得要不止一个."由于计划生育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绝对重要,政府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强制 手段来执行计划生育。 由于中央政府给予的支持减少，农村的开支越来越靠地方的税费来资助。尽管地方政府的 效率在下降，但花费和征税却在持续增加。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税 费加起来占到了农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比起集体公社时期对公社所征收的15－ 20％的税率来要高得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事实上的私有化造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分裂，而因为 这种分裂，行政管理的成本比以前要高得多。而且，分裂了的农村共同体失去了其集体权力， 从而深受村干部不受约束的官僚权力及其腐败的危害（有关的个案研究，请参见高默波著《高家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农村的分裂也被看作是犯罪增加的一个原因。根据韩东屏—— 一位在中国农村长大的美国社会学家的观点：“集体制在中国农村创立了一种新的共同体精神 ，人们互相关心彼此的幸福。当一个共同体内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凝聚力的时候，犯罪很难在农 村发生。单一的家庭体制破坏了由集体制度所创立的农村共同体，这形成了一个更容易发生犯 罪的环境。”他指出，虽然农村的警察力量已经是以前的四倍，但大部分案件没有得到解决， 这说明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警察无法控制的社会问题。 ·文化殖民化 农村的教育在改革时期也遭受了巨大损害。除了像经费缩减和学杂费急剧增加这样的财政 问题，农村教育在最近的二、三十年还经历了一种朝向精英主义的激烈倒退。这让农村孩子接 受好的教育变得困难得多，从而加大了大多数中国农民与城市精英之间的分隔。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中国教育的历史。自1400年前科举制度创 立以来，教育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公元605年到公元1905年，封建统治者利用 这一制度来挑选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才，使之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在一开始，这一考试制度比起 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实行的世袭制来要先进得多，它对中国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历史 的进步，它沦为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用来提升其自身利益的工具，从而成为平等和民主的障碍 。虽然这种考试制度在1905年被官方取消，但教育中那种经历了数世纪而发展起来的精英主义 倾向并不是如此容易被摆脱的。在共产党统治的头17年（1949－1966）里，尽管中央政府表现 出了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大部分初级和中级教育依旧主要关注改进应试技能—— 一个学生的目标就是通过高考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地位。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科举考 试的精英主义制度的复辟。自然地，农村教育毫无进展。在韩东屏题为《文化大革命对农村教 育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即墨市为例》的论文中，他指明在“文革”前的那一时期，一个拥有75万人口的县每年只培 养了95名高中毕业生；更重要的是，这些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永远离开了农村。 许多西方的读者对文革所导致的灾难很熟悉，但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农村 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在“文革”时期，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的特权以及他们对政策的把持受到 了挑战和破坏。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被要求通过定期参加体力劳动来向工人和农民学习；一种 “开门办学”政策得到实施，这样劳动人民就积极参与到了教育过程中来。其结果就是，农村 地区的初级和中级教育蓬勃发展—— 前面提及的那个县每年培养了2362名高中毕业生，与以前的95名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种教育的 “普及模式”发展起来，满足了农民的需要。学校利用当地的传说故事和乡土知识创立了新的 教科书系统；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被邀请来作报告并对课程的设置提建议。在一篇题为《专业 偏见及其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影响：重新审视两种农村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的 论文中，韩东屏描述了那个时期一些运作良好的农村学校，“自从乡村学校完全由当地的乡村 共同体控制以来，教育的内容和结构已经彻底改变。那时，在教育和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高度 的融合。课程安排是以农村的需要为取向的。例如，农民在过去所积累起来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出现在了课本中，例如，何时应该播种小麦、豆子和甘薯，如何照料不同的庄稼。这些知识不 仅对农村的孩子有用，而且对他们而言，掌握起来也容易得多……学生们学习内燃机、发电机 和电动机以及水泵的内部原理，学习如何操作和修理这些机器。不是学习传统的生物学和化学 ，学生们取而代之学习的是植物遗传学。富前村中学的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地里做两种不同的玉 米作物的杂交试验以观察其结果。在数学课上，学生们学习如何测量谷堆和有机肥料堆的体积 、一块土地的大小以及为集体农场记帐的原则和规则。”改变了的学校成为了乡村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将人们的精力集中到农村生活上：大部分精力和努力都集中于建设当地经 济和提高共同体的状况。有事例表明，当时有农民放弃了城市里报酬更高的工作而选择返回到 了农村，因为他们喜欢那里的环境：除了短暂的农忙季节，农民们每天只需工作4－5个小时； 在自然中工作压力要小得多。 所有这一切在改革时期都改变了。邓小平著名的语录“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被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用来对课程设置进行彻底的改造。在控制质量和标准化的名义 下，全国性的标准教材被采用。乡土性内容完全被摒弃掉了，而劳动人民在教育活动中不再拥 有任何发言权。高考于1978年恢复并再一次成为了衡量价值的最重要的尺码。下面有一些出现 在2002年高考中的多项选择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学校在教授和测验一些什么： 1、法兰克福是德国的 A.人口最多的城市 B.最大的港口城市 C.最大的航空港 D.最大的高科技中心 2、下列哪些属于欧盟的国家是毗邻北海和波罗的海，而不使用欧元的？ A.瑞典 B.德国 C.丹麦 D.波兰 数以万计的孩子被迫记忆这些有关遥远的西方国家的琐碎事实，而对于他们自己的社区却 一无所知—— 分离和疏远已经到了这样的极端，某些农村高中学生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饲养了鸡鸭来 作为他们生计的一部分。许多教育资料传递着这样暗含的讯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 向往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和可鄙的，应该尽快被抛弃以实现现代化——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生活方式的美国化。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一种愚昧的感情， 而应该以一种不惜任何代价的向上爬来取而代之。对于绝大多数甚少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农村孩 子来说，在他们于最初几年学会了读、写和算数以后，教育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加上不断上涨 的学费，许多孩子被迫辍学。韩东屏所进行的一个个案研究发现，一个农业县的高中入学率从 1976年的70％多下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不到10％。那些足够幸运而能进入大学的人或者 为着好生活而离开了农村，或者作为政府职员或官员回到农村。勿庸置疑，他们的教育是否将 他们塑造成了优秀的社区领导者和决策者这一点是很成问题的。 简而言之，教育的精英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了农村地区文化殖民化的积极工具。虽然它激励 了挑选出来的少数人成为迎头赶上游戏中的有力竞争者，但它打击了大部分人的士气并助长了 社区的衰败。在农村许多地区，脑力劳动人才和体力劳动人才的外流严重到了如此地步，以至 于一些中国的社会学家创造了“空巢村”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大部分有能力的人因为考 上大学而流失掉；健康的年轻人成为民工；留下来的人主要是背负着沉重家庭负担的妇女以及 老人、小孩和有残障的人。年轻健康的民工在为城市修路盖楼中或者在血汗工厂的辛苦工作中 度过他们最好的年华；由于只有极少的劳动保护，而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当他们老了、病了或 受伤了（考虑到他们通常所面对的残酷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将不得不回到农村。 高昂的学费这样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普通民众和政府的注意。在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 布了一项新的政策，取消了中国最贫困的县中1400万学生的学费。这项政策将到2007年得到全 面实施和推广，到那时，所有的农村学生将接受免费的初级教育。但是政府还需认识到除了学 费，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在西藏的情况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中国 政府已经对西藏投入了巨大的帮助。因而与其他地区不同，西藏的大部分学校一直是免费的， 在有些地方，父母甚至因送孩子上学而受到奖励。尽管如此，许多孩子还是没有上学，尤其是 在那些传统的游牧部落里。主流媒体通常将问题归结在父母身上，认为他们思想落后而认识不 到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许多牧民依旧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马背学校或帐篷学校 。就像它们的名字所表明的，这些流动的学校随着游牧民一起移动，而融入到了社区生活中。 但现在的学校是集中的和固定的，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必须远离父母居住在外。这不仅仅是一个 生活花费高或远离家庭的问题。在一些父母看来：“现在的学校只是教会孩子们好吃懒做和讲 究享受。对他而言，家里的帐篷已经不够好了；传统食物也不够好了；照看牲畜也成为了毫无 意义的活计。当一个孩子从学校回到家，他只是认为一切都是不合适宜的，而不想干任何事情 。”这些父母并非思想落后或愚昧无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但在他们看 来，目前的教育模式只是在毁掉他们的孩子，而不是在培育他们。问题在于教育者们,目前的 教育并不能真正提供农村和农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 ·这种危机的例外和希望之光 就这种农村的普遍危机而言，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据估计，有7000－10000个村子继 续实施合作公社模式，它们抵抗住了由上而下的压力而没有解体。据报道，它们中的大多数比 起其私有化了的临近村子来情况要好得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福 利得到维持和改进。例如，在南街村—— 一个有名的集体，大学教育的全部费用是由集体资金支付的。但是，这些集体村庄只占到了农 村人口中的1－2％，只是中国农村极小的一部分。 在积极的一方面，土地的集体所有一般还是得到了维持；这使得复兴集体农业，或至少是 集体提供某些基础服务还存在一些希望。许多村民在集体制年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 被重新动员起来再次建立公共品体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单家庭 农场单干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在基层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重建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 ,集体经济。现在的争论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存在着强大的力量来敦促进一步的私有化— — 许多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全面私有化是农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惟一出路，并因此 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全面私有化得到全面实现，那么公共品体系的重建将更加困难重重。 ·结论 在2005年一次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评论道：“就像中国的经验所表 明的，部分的和逐步的私有化比起突然间的全盘私有化来要更加有益。”或许这样讲会更加准 确，即部分的和逐步的私有化为害没那么大。但源源不断的证据表明，哪怕是中国农村的部分 私有化所带来的有害影响也越来越无可否认。由事实上的私有化所导致的小型农户非常容易受 到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在2000至2002年期间，42％的农村家庭的收入按照绝对价值计 算减少了。中央政府投入的削减以及农村社会的分裂导致了公共产品的衰减：灌溉渠道和其他 水利工程变得一塌糊涂；公共医疗保健状况恶化或者完全消失；教育费用高得吓人；犯罪率上 升了好几倍。精英主义的教育没有能够使农村强大和富足起来，反而恶化了脑力和体力劳动者 的外流。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极大推动了中国 最近20年的繁荣。尽管如此，人们禁不住会问：这些艰苦劳作的人得到了什么作为回报？为什 么他们的命运在许多方面比起30年前要悲惨？ 随着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WTO，前途更加渺茫。由于农民过于分裂而无法成为一种实际 的政治力量，中国政府在农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一旦WTO的规则得到全面实施，中国的农 产品市场将比日本或韩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但韩国市场即使在更多保护下，韩国农民还是因WT O的冲击如此绝望，而在2003年WTO 坎昆谈判期间情绪激愤地参加了抗议,一名农民领袖甚至自杀抗议。中国农民如何才能在这种 冲击中得以幸存？在本报告的稍后部分，我们将讨论一些现在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农民问题以 及可选解决方法的争论。 专栏A: 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 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进口关税至迟到2004年1月将从平均31.5%下降到17％。由于 中国国内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要高，所以这对于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就像在甘蔗上表现出来的一样。 仅次于棉花和油菜籽，甘蔗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西作为中国南方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第一大 甘蔗生产地。甘蔗种植占到这个地区总的农业产出的8％，蔗糖加工工业占到工业产出的10％。 广西的2600万农民依靠甘蔗作为主要的现金来源。融入世界市场对这个地区来说是灾难性的。 2001年10月，由于预期将加入WTO,国内糖价开始狂跌；在六个月中，价格下降35％。政府税收大副减少，很 多加工工厂也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农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大部分的损失以甘蔗收购价下降的形式转移到他们的头 上。在2002年和2003年间，甘蔗价格从250元/吨降到190元/吨，然后在2003年和2004年，降到170元/吨。据估 计，生产成本大约是138元/吨，因此利润急剧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由于需求的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 的糖价上扬。但是糖价的上扬并没有带来农民甘蔗价格的上升，表明小的种植者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越来越不利。由于 中国加入全球贸易网络，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品链条变得更长了。由于现在很长的供销链涉及他国的贸易公司， 大零售商等等，这些导致生产者更脆弱更易于受到伤害，因为在链条的任一环节都增加了不确定性，都要被掠夺一次 。 像下表所示，广西的蔗农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高，而是因为富国对糖业的不公平的补贴。据估计，单 是欧盟的补贴就把世界糖价压低了10－20％。 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单位：元/吨 广西 泰国 巴西 欧盟 美国 世界平均 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2230.44 1900 1700 5623 3100 4400 和广西比较 330.44 530.44 -3392.56 -869.56 -2169.56 来源: 广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有些中国的WTO 拥护者争辩说，进口更多的食物将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因为更多的廉价食物进口将使中国的农民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 的土地，这样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复到草场或森林的自然状态。哪怕我们可以不考虑诸如粮食安全或食物长途运输的实 际开支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种估计还是和事实不符。尽管价格让人沮丧，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在过去的几年中增加了 ：从几年前的800万亩(53万公顷)增加到2004年的1150万亩(77万公顷)。全国来说，2004－05生产季中，甘蔗种 植面积是136万公顷，比上一年增加6667公顷。很明显，地方农民和地方政府选择扩大种植面积来补偿失去的利润。 第二节 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 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给人以如下印象，即中国的工人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是与流行的 看法相反，出口型增长并没有造成中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净增长。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私有 化造成了大量失业，而外国和本国的私有企业并没有弥补这一巨大的不足。国有企业的工作已 经从1995年底的1亿1000万减少到2002年的6600万。从1995年到2002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9 800万减少到6300万，减少了15％。在同一时期，全球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200 万；这样，中国失去的1500万个工作机会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二。 破坏中国就业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已经有工作的工人被迫提高劳动强度并延长劳动时间。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出口型工业区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来自农村地区的民工构 成了劳动力的主力军。对这些工人而言，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是家常便饭。在繁 忙季节，一天工作13－15个小时也不少见。在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安全条件通常也是极为恶劣 的。2003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受伤工人中，来自外资企业的占到 了26％，来自私营企业（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占到了53.9％。与之相反，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只占了3.5％和1.9％。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占到了中 国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在全国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闻名。 工厂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就其与新富起来的人相对比的相对值而言，而且在绝对价 值上也是如此。一项针对2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发现，在东莞—— 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制造业中心，进厂工资比全部24座城市的平均水平低了16.8％。根据2004年 在珠江三角洲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每年持续增长了5%；但是在最近12年 ，工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8元（合8.2美元）。由于米价、肉价和其他主要的粮食价 格在同期增长了三倍，所以他们的实际工资明显减少了。 与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整体上讲，中国的工业是在沿着价值 链向下滑行，而不是向上攀升。外国公司日益支配性地占据了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高端市场。麻 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乔治·J·吉尔博特在其题为《中国奇迹背后的谜思》一文中列举了如 下事实：“2003年，外资企业占到了中国出口的55％。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支配性地位在高级 工业出口方面尤其明显……根据中国政府最近关于高科技产业（制药、航天与航空、电子、电 信、计算机以及医疗设备）的统计数据，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产品 中所占的整体份额从74％增加到了85％。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它们在中国国内高 科技产品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32％增加到了45％，而由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国有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从47％下降到42％。” 平均而言，中国的经济在最近25年来经历了超过9％的年均增长。由于这么多年的强健增 长，人们通常会指望能够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改善了的工作条件、付给工人的更高的工资以及 工业生产的升级。但事实却相反：由于工作机会减少，就业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大；除了加入到 了全球消费阶层的10— 20％的人，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是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恶化中的劳动条件；而国家的工业生产 正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所有的工厂”，而不 是“世界工厂”。其大量的工人阶级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世界的苦役：大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 廉价消费品，自己却收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中的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让我们考察一下最近几十年来各种 性质的企业的发展。 ·1978年以前国有企业的历史 197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企业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变成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村子或公社所有）。根据一种普遍的看法（在西方和中 国的媒体中，这一看法被一再认为是勿庸置疑和无需检视的），这些企业通常一直是效率低下 和表现欠佳的，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让我们首先检视一下这些说法在改革前的年代里是否成立 。 虽然毛泽东的快速工业化冲动（1949－1976）有不少失误，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 目的。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题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书 中，他给出了如下数据：“在1952（此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8年期间， 中国的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工业化步伐速度之快可以与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一 个处于相似时期的国家所达到的速度相比。工业工人阶级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了20世纪70 年代中期的约5000万，这一数据包括了2800万农民，他们已经在农村小规模工业化的政策下变 成了公社或兵工厂的工人。此外，将近2000万工人受雇于与工业密切联系的交通和建筑工程。 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国家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增加到3000多亿，而工业占了增长 中的大部分。”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所有这些增长是伴随着相当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和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 而获得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获得了终生的工作、有保障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健、住房、家属 的教育、妇女享受的三个月带薪产假，等等。“铁饭碗”这个词通常用来指工业企业的工作及 其相关福利，表示一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除了终生的工作和物质利益外，许多中国工人享受 到了更重要的基本权力：参与管理过程—— 这样他们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而是成为决策层的成员。1960年，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是由鞍 钢职工所起草的。这一宪法的核心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主席高 度赞扬了这一宪法并将其在所有企业进行推广。这一宪法是对福特制的一种直接挑战，福特制 的特征就是差别化的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以及等级结构。最近这些年来，许多日本、欧洲和 美国的管理专家已经承认这一宪法与其他后福特制主张，包括联合作业、全面质量管理（TQM ）等之间的相似性。一些人认为，这一宪法所体现的经济民主对提高企业效率而言是至关重要 的。虽然这一宪法在许多企业的实施远非完美（例如，它有时受到极左思潮的损害或者受官僚 作风的牵制），但它对在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中形成积极的合作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映 在那时的一个口号——“爱厂如爱家” 之中。工资较低，但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加上对管理过程的高度参与有助于在所有级别的职工 当中形成一种高度的主人翁意识。研究人员迪克·罗（Dic Lo ，1997《中国工业化中的市场与制度规范》）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如债权 人和职工负责的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展示了企业社会 责任的优秀事例，其运作不只是为了追逐利益。 虽然一些企业面临着诸如技术落后和官僚化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的 国有企业无论在经济效率方面还是在社会平等方面都表现良好。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麻烦不断的改革政策 中国于1978年进入转型期。1982年，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悄然地取消了宪法中 保障罢工权的条款，这一权利是毛泽东于1975年庄严宣布的。那时，该变化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毕竟当工人们将工厂当作他们自己的家的时候，谁会想去罢工呢？事后看来，这标志着朝向 劳动力商品化的灾难性急剧倒退的开始。 1979年年末，政府选择了几千家企业在赢利的基础上进行运作。1980年年初，这一计划扩 展至覆盖了16％的国有企业。但是这一计划在1980年年底被暂停了，因为出现了一大堆没有预 料到的包括爆发通货膨胀在内的财政和社会问题。1984年，由于工业生产的稳定，城市的改革 随着新的决心和雄心而重新开始。面向市场的改革主要通过承包责任制实行；整个企业或者生 产的不同层次被承包给管理者。这些管理者虽然在宽泛的国家指导方针内进行运作，但他们能 够根据市场来决定生产安排、工资和价格。而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权雇用和解雇工人。在这 一时期改革派的宣传中，这种改组的努力被称作“打破铁饭碗”。其论据是通过结束终身制工 作的保障，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提高。为了刺激生产，同时也为了缓解来自部分党员和工人 的反对，一些新的奖金和利益分配方案得到实施。然而反对的意见仍然是猛烈和激烈的。最后 ，改革者做出了妥协：已经受雇于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将保留他们的工作保障和福利保障，但 新的工人将按照合同被雇用。这些年来，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合同协议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和企 业。这些协议通常会对新工人的利益大打折扣。 到1992年止，中央计划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没有公有企业在实质上被私有化。对外贸 易和外国投资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管制。尽管这种国家指导型的发展战略比起前苏联和东欧国 家所实施的休克疗法来更加成功（或者至少是危害更少），但中国政府仍然在1992年开始脱离 这一战略。在1993年1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 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由于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和政 治界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产权清晰”就仅仅意味着私有产权。因此 ，我们毫不奇怪1997年党的第15届代表大会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此次大会作出决议，在集体 所有制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同时，大中型国有企业将被重组为股份制企业。甚至 在更早的时候，即1996年，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将控制下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从那时开始， 数以万计的公有企业被私有化，而大约有2000万到3000万工人失业，或者用现在大家都熟悉的 话来讲就是“下岗”。尽管有一些再培训和再就业计划，但大多数失业工人成为了城市贫民。 另有2000万到3000万的前国有企业的职工在新近私有化的企业中继续工作，但通常工作时间更 长，工资更低，而其他福利被削减。所有这一切给工资和劳动条件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在20 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更进了一步。在2005年， 政府决定廉价出售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并招揽一些世界500强企业作为买家。随着国有企业的快 速私有化，这样的改变几乎是彻底性的：中国的工人不再参与他们工厂的管理；相反，工人和 劳动力完全成了受市场和随时变幻的政府政策操纵的商品。 与“打破铁饭碗”的整个改革相关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它只是把工人作为了靶子，而 管理者在没有承担多少责任的情况下却享受了更大的利益和权利。这一结果反映在最近的私有 化浪潮中：私有化主要通过管理层收购（MBO）方案来进行。一个局外的旁观者禁不住会问， 为什么许多“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能突然之间拿出一大笔钱来收购企业。如果一直 追踪最近十到二十年中国媒体的报道的话，这样的事情就并不奇怪了。许多宣传资料都传递了 这样暗示性的，甚至是明确的讯息：“私有化有利于利益和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应该不计任 何代价进行私有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公然鼓吹贪污和直接窃取国家财产。例如，一位有影 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一号称中国最好的商学院的副院长）在给一群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报告的时候就说：“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 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 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对于许多国有企业来说，这正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国有企业在改革时期的表现——揭穿表现不佳的谎言 私有化的捍卫者认为，即使这些改革导致了大量失业，它们也是必要的，因为国有企业效 率低下和表现不佳。毫无疑问，最近二十年里麻烦重重的改革政策造成了大规模的牟取暴利和 贪污腐败，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表现。确实，初看起来，私人企业看上去蓬勃发展，而 国有部门则在衰退。然而，香港大学教授卡斯腾·霍尔茨（Carsten Holz）收集到的资料却表明，国有企业更低的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它们更高的税率和更大的资 本集约度得到解释，这两者反映了特定优先（specific priorities）和/或者对国有企业的不公正待遇。 不同类型企业的利润率 1995年 利润/营业额 (%) (利润 +税收)/营业额 (%) 全国总量 3.15 9.73 国有企业 2.63 11.35 本国私有企业 8.20 12.42 合资企业 2.53 7.56 外资企业 4.98 9.43 采用于卡斯腾·霍尔茨《屹立不倒的中国国有企业：戳穿财政表现不佳的谎言》，2002。原始资料来源：工业普查，1995，Vol. 1，pp.46－53。 如果我们比较这些数据，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公正的纳税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从国有企业征 收的稅是其利润的三倍，而从其他类型的企业所征收的税却与它们的利润大致相当，甚至还少 （惟一的例外是合资企业）。如果将所缴纳的税考虑在内，那么，在表现上超过国有企业的只 有本国的私有企业。尽管如此，差距是很微弱的，而且这些官方的统计数据只覆盖了城市地区 拥有超过七名雇员的私有企业；因此，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是私营部门中那些表现最好的企业。 ·搭便车者的出现——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虽然国有企业因过多的税收而负担过重，但中国政府却给予外国投资者以“超国民”待遇 。虽然官方的税率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是相同的（33％），但外商合资企业享受到了如此 之多的特殊免税规定(比如所有特区中的外企税率都降为15％)，以致其实际税率估计只有11％ 左右。此外，所有的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在头两年都是免税的，这一时间是从它们开始赢利算 起的；而从第三年到第五年免征50％的税，如果利润再投资于国内，40%的税收将被退还。这 些税收激励政策中的一部分也曾经在私有企业中实施，旨在鼓励这一部门的发展。 国有企业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特殊待遇。而且，工资计入成本免税方面,国有企业每个职 工每月工资最多只能有940元可计入成本(对北京地区国企而言,其他地区的国企可能数据稍有 不同)，但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却没有这样的限制。这些不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了中国巨额的资 本外逃：尽管中国吸引了数额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2002年为527.7亿美元），但据估计，与此同时，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资本流出了中国。同样 据估计，中国所接受的FDI中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最开始是来自中国本身。 对私营和外资企业而言，除了官方税率要小得多外，它们要逃税也容易得多：许多私营企 业由于现金交易的盛行而能轻而易举地隐瞒它们的利润；许多外资企业有权使用各种定价机会 而将其利润留在国外。例如，2001年，耐克在苏州的子公司实现了7亿元（约8500万美元）的 营业额，而其中国市场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它在这些年一直宣布亏损。2003 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51－55％宣称亏损。由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只有三分 之一的亏损是真的，其他的三分之二是为了逃税而伪造的亏损。根据中国政府保守估计，由于 这些不正当的图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要损失300亿元（约37亿美元）的税收, 占中国政府外企总税收的一半左右。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改革时期没能针对私营和外资部门建立起一项有效的核算和税收体 制，所以它一直在制度上对其还控制着的企业—— 国有企业进行过度征税以填补其税收上的不足。例如，2002年，已经严重衰退的国有部门占了 工业GDP中的三分之一，却支付了企业税收中的百分之七十。虽然无可否认，一些私有企业或 外资企业在技术上更先进或管理得更好，但它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是制度中的搭便车 者—— 它们没有公平地付出它们应该付出的那一份。是国有企业支付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费用中的 最大部分。一项研究（Raymond Wing-kam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发现在1982至1996年期间，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整个国有部门净收入中的86％。它 们“表现欠佳”是毫不奇怪的。试想，如果微软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其净收入的86％被政 府征税拿走了，那它还能如何运行呢？ 就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而言，私营和外资企业也一直是搭便车者。在改革时期的头 十年到头十五年，这些企业中的许多确实提供了更高的工资（从高技术的工程师到装配线上的 工人），名义上与国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有助于它们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之 所以出现不仅仅因为政府所实施的带有偏见的征税法规，而且也因为它们不需要像国有企业那 样提供大量的社会福利。大家都知道，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对于一对工薪阶层的夫妇而言，最 佳策略就是分别处在两个部门当中：一个人应该留在国有企业，这样这个家庭就可以继续有权 享受低价的子女照看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住房分配；而另一个人应该在新的私营或外资企业 闯荡来赚更多的钱。 ·向底线竞跑与正在进行的国有资产拍卖 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确立一个高的标准—— 不幸的是，这一标准一直在下降, 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制度上偏袒那些搭便车者，而不是各种费用的支付者。20世纪 80年代早期，当私营或外资企业最开始出现在中国时，它们还不像现在那样是血汗工厂。那时 ，在1949－1978年期间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整体上还没有被破坏：大多数人还能够获得公 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此外，大多数城市居民拥有住房分配、有保障的退休金和其他从国有企业 获得的福利。这样，新的企业不得不提供合理的薪水和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工人。不幸的是， 在最近二十年发生了向底线的竞跑。适当的法律法规还没有被建立以确保新的私营或外资企业 支付其应付的份额以维持和建立公共事业。相反，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关注于打破社会保障体 系以使短期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政府过度地对国有部门进行过多征税以填补其税收不足。 其结果就是，国有部门严重萎缩；工人的利润和福利不断被侵蚀掉。工资和劳动条件上所受到 的压力由于农村的巨大危机而进一步恶化，这也主要是由政府政策所导致的。由于有数千万的 农村和城市贫民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因此对于许多私营和外资企业中的普通工人而言，实 际工资减少以及劳动条件持续恶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里，十多 年以前，一个民工渴望每年的工资为5000元；今天，每年的工资不超过6000元，而与此同时， 许多基本食品的价格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还多。 政府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2005年，一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评论说，根据 WTO规则，针对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应该是一样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世界上 其他所有国家中，正是外资公司在利用WTO规则要求享有国民待遇；但是在中国，却是本国公 司因被拒绝给予平等的待遇而在使用WTO规则据理力争。财政部也呼吁对外资企业取消税收优 惠，因为财政预算的压力不断增大。但是抵抗的力量与这种要求的力量一样强大（如果不是比 它更强大的话）。这么多年来的出口型增长已经形成了各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跨国资本在 中国的代表已经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许多政府部门中确立了一种强大的控制力。 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以撤资作为威胁也是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一项有效手段。2005年初， 有报道称54家大型跨国公司联合请愿，反对实施平等税率。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游说努力一直 极为成功——取消税收优惠的动议还一直无法提交全国人大予以讨论。 在2005年10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到2005年6月止，年收入在5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共有25万家；在它们当中，3万家国有企业贡献了企业税收中的60%。他还 说，国有企业的数量每年减少4000到5000家。随着国有企业如此快速的消失，我们不禁要问， 以后的税收将来自哪里，尤其是因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外资和私营企业 进行合理征税。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出现了。最近的私有化浪潮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观念、 腐败以及政府所感到的财政压力所驱动的。反对的声音也确实存在。2004年，香港的教授郎咸 平指出，在许多管理层收购案中存在大量的牟取暴利和贪污腐败。他不是第一个公开这么说的 人—— 许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新左派”阵营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复指出这一点。但 是归功于郎咸平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及其在香港的教授之职，他比起以前的评论者获得了多 得多的媒体关注。这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大规模的公开争论。部分地是因 为公众的这种大声疾呼，管理层收购暂时被搁置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它又充满新活力地重 新开始了。 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国有部门为了支持经济的繁荣而被过多的抽血。现在，甚至它的这 点骨肉也在被贱卖以维持这种经济繁荣的过程。许多跨国公司加入到了这场收购狂潮中来。大 部分中国新兴的企业家也是情绪激昂—— 有些人评论说，“这可以说是最近一千年以来最好的商机。”搭便车者正在参加一场盛宴，并 期待着在整体上取得支配地位。 ·结论 剑桥大学教授彼特·诺兰在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写道：“21世纪初，在中国 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背后，残酷的现实是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式’和无限的剩余劳动 力（刘易斯，1954）。”虽然廉价劳动力被证明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竞争优势，但它决不是“自 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结果。相反，它主要是国家政策与资本相勾结的结果。不 难理解的是，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资本及其代理人，而大多数的工人却日益被边缘 化。这样，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些矛盾现象就很好理解了：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日渐减少的工 资以及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劳动力为代价而追逐利润最大化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从剥削中轻而易 举地获得利益降低了私营企业追求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动机，而国有企业由于被过度征税而没有 资源来进行创新—— 其结果就是，除了极少数例外，本国公司在高端市场和高附加值市场中正在输给外资公司。 一些血汗工厂的辩护者通常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工厂，工人的状况会更差。如果不仔细寻 思的话，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正确的—— 形势是如此严峻，血汗工厂的倒闭以及从出口型模式中的撤离都将立马造成更高失业率的痛苦 。中国已经陷入到贸易依赖的恶性循环。国家的财富日益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而他们的消 费习惯越来越朝向高端的进口商品。例如，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中的12％， 并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则正面临着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减少和 工作保障的日渐降低，以及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加。因此，他们通常被迫尽可能地进 行储蓄，哪怕他们的收入低得可怜。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内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衰退。这样一来， 出口似乎是惟一的出路了。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到了GDP的四分之三—— 这个国家已经被出口型增长这一剂毒品牢牢抓住了。 但是，如果我们检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就会发现血汗工厂的繁荣决不是不可避免 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出口或者通过牺牲平等来获得。1949－1979年期间，中国自己的工 业化和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供选择的例子。仅仅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 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同样为人们建立起了一个社会福利体系：城市居民拥有了“铁饭碗”，农 村居民则有权获得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那些没有工作能力和家庭资助的“五保户”在吃饭、 穿衣、居住、医疗保健上得到保障，孤儿则保障其教育，孤寡老人则保障其安葬。改革前的时 期确实也有其问题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由快速工业化以及设计不当的大型工程所带来的污染 和环境破坏问题，这通常是因为无知以及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心所导致的。在改革时期，人定胜 天的盲目信心已经被对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盲目信任所取代，从而许多环境问题因为利益的 原因而猛烈爆发了。因此，代际公平方面的问题就进一步恶化，而过去在代内公平方面所获得 的成就大致上也瓦解了。如下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改革前的时 期里寻找灵感和出路。最近在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许多罢工中，示威的工人举着毛主席的巨 幅画像作为他们的旗帜。这些工人知道他们反对什么，也知道他们支持什么：以毛泽东为标志 的改革前的时代尽管有其错误和失误，但那个时代表明，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它不 久前就曾存在过。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不能长久维持，这一点已经日益清楚。民工的工资已经低到了这样的 地步以至于最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在改革时期第一次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 农村中巨大的危机和不安定，政府自2003年以来已经减免了农业税。这样的措施对于解决农村 的问题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但它至少使农村的生活再次得以维持下去。结果，许多民工从血汗 工厂中逃了回来。但是，如果民工受压制的工资被提高，它就会使中国的出口面临困境并因此 使“发展”缓慢下来。这样，我们在目前的这种经济逻辑中陷入到了一种无望的境地。更重要 的是，政府收入现在依旧主要来自对国有部门的过度征税和拍卖。一旦拍卖过程结束，又有什 么来填补其收入上的不足呢？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将在2006年底 全面实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加速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到来，类似 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处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它将选择哪个方向？它 会继续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直到它走向毁灭（其最终结果可能是极为暴力和灾难性的）吗？或 者，它将试图转身离开新自由主义，就像许多拉美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对中国人们及其政府 而言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由于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以及它目前对出口的极度依赖，方向上的转 变并不容易。但是它可能是避免巨大灾难的惟一出路。 专栏B:中国视野中的纺织品贸易 自从2005年1月全球纺织品进口配额被取消以来，许多国家担心中国的产品会充斥它们的纺织品市场。2005年5月13日，美 国政府宣布，它将对某些纺织类商品（棉裤、棉织衬衫和内衣）重新施加配额。欧盟紧随其后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5年5月30 日，中国商务部说将会提高其年初针对81种产品所征收的纺织品出口关税。这场围绕服装进行的贸易战正在进行。 西方媒体很少（如果曾经有的话）报道中国的纺织工业只从纺织品出口中得到很小的一部分收入和利润，而收入和利润中最大 的那部分流入到了那些拥有品牌的西方公司手中。虽然许多中国人依靠纺织品出口以获得工作，但目前的这种繁荣也在中国造成了 许多问题。 为了理解这一经济体制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了解纺织品工业在最近30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为纺织品 工业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链：从钢铁到重型机械，到轻型机械，再到纺织品和服装制造。与西方类似的机器相比，中国的纺纱机要 使用10倍还多的工人，但所需的原初资本投入要少得多。这是极为适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科技。在生产了近30年的蓝黑制服 后，中国的纺织工业已经能够生产更多的花样和数量。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准许进口了许 多外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基本上有两个重复性的纺织品生产体系，一个是本国的，一个是进口的，而每 一个体系都足够独自满足国内的需求。这种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恶性的价格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1997年，朱鎔基 总理下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其方式就是下令毁弃大量被认为效率低下的国产机器。结果就是大量纺织业工人失业了。这 也导致了许多上游机器制造商的破产，因为它们的国内市场被毁掉了。 这样的激烈措施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由于国内生产者的竞争力严重下降，外国的机器生产商就能要价更 高并获得更大的上游利润；而外国零售商控制了品牌和销售渠道，从而获得了下游利润中的大部分。为了弥补其低而且日渐减少的 利润率，中国的纺织品制造商把努力集中在了一个他们还依旧有着竞争优势的领域：廉价的大规模生产。这样，他们陷入到了生产 能力过剩的恶性循环。全球贸易体制中的不透明进一步恶化了纺织品的问题。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同意允许其他国家实施 “安全措施”来保护其本国工业，以使其不受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狂潮的影响。在对世贸的大规模宣传中, 商务部对这一重要妥协一直非常低调，甚至语焉不详。于是，2004年，许多生产商在对取消配额满怀期待中进口了高价机器以增 强其生产能力。2004年，纺织工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44％，单单从德国进口的纺织机器就超过了10亿欧元。当美国和欧 盟政府在2005年年中重新设置进口壁垒时，中国的生产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据一位中国学者说，许多生产商抱怨，当他们 要求商务部就相关WTO的规则进行解释和说明时，他们很迟才能得到答复，或者根本毫无音讯，而他们所得到的信息通常是令人 困惑不解或误导性的。 对中国而言，早该质疑国家依赖纺织品出口这一情况了。2005年在巴黎召开的中法论坛上，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特别指出：“ 由于中国纺织产品的低利润率，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买到一架空客A380。” 如果我们将服装工业在环境方面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也计算在内的话，情形会更加令人沮丧。布料的制造与染色是高度费水和高 度污染的，棉花的生产也是如此。生产一磅棉花大约需要使用大约四磅杀虫剂和农药，还要1300加仑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 度缺水的新疆是中国的产棉大省。新疆沙漠化是否与不恰当地将河水分流用来种植像棉花这样的经济作物有关呢？目前对此还没有 结论性的科学研究，但已有不少证据支持了这一说法。中国的出口服装工业肯定是造成中国环境急速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将 这些环境成本包括在内，那么中国纺织品出口工业原本已经微乎其微的利润率恐怕会是负值了。 （第二章完） （待续）. ------------------------------------------------------------------- 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存--读懂刘亚洲 （二） 黎阳 2005．11．15 一．没有民族文化的地位就没有民族的生存权 二．“文化歧视”可以变成人吃人的工具 三．如果中华文化成了“劣等文化”…… 四．谁在保护中华文化 五．正确对待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 六．谁在毁灭中华文化 七．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手法 八．“软刀子”的“杀人当量” 九．读懂刘亚洲 十．结论 （接上期） 五．正确对待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就是落后。西方文化就是先进。”“中国人的懦弱、自私、散漫、迷 信、茫然、冷漠、鼠目寸光、浮躁虚伪、一盘散沙等毛病都是中华文化造成的。 中华文化明明一大堆糟粕。为什么不实事求是？” “不要借口保护中华文化来保 护落后，拒绝改革开放。” 西方文化确有先进之处，的确应该学习。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黑穗病、棉铃 虫、乙肝、梅毒、艾滋病等都是见了洋玩艺不管三七二十一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搭 进来的，更不用说鸦片白面了。即使西方的好东西也不能简单机械照搬照抄。把 牛肉直接贴在自己身上并不能使自己长牛劲。只有吃进去，嚼烂了，消化了，吸 收了，才算真正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能吸收被排泄出去的部分未必都毫 无营养，毫无用处。狗能消化可以喂狗，菜能吸收可以肥田。总之只能接受自己 需要的部分和吸收得了的部分。西方人天生卷毛的多，人家设计的烫发发型就比 较适应人家的实际。东方人天生直发的多，如果生搬硬套西方人的烫发发型，把 本来的直发硬弄成满头“螺蛳卷”，则不但很费工，难保持，伤头发，而且很容 易弄得不伦不类不自然，画虎不成反类犬，变成东施效颦。小事如此，大事也如 此。有的国家镍资源丰富，镍合金应用比较广泛。中国缺镍，应用镍合金就无法 象人家那样广泛，起码不好用镍合金来造硬币。美苏第一颗原子弹都是走钚239的 路子。中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没有照抄别人，第一颗原子弹一步就跨到铀235， 一下子就抢到了速度。虽然核爆炸的科学规律都一样，谁也无法改变，但具体运 用的方式、实际走的道路却可以也应该因地制宜，各有千秋。所以毛泽东说：“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这一点是肯定的。”“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 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 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 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刘亚洲说：“我首先是它（中国文化）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但实 际上只见他“批判”，不见他“继承”。他对中华文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分 旧文化新文化全部一棒子打死。 不问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无条件盲目肯定西方文化，这叫形而上学绝对 化。如毛泽东所说，这是“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 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 皆好。”持此态度当然做不到客观公正。而靠偏见偏激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对立统一律，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西方文化也一样。既有其先进 的地方，又有有害的地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或只见其二不见其一都错。正确 的态度是既学其先进的东西，又拒绝其有害的东西。这如同用电。不能因为怕触 电就干脆不要电气化，回到烛光火把的岁月；也不能因为电用途广大就不加警惕 ，毫无隔阂直接伸手就去触电门。正确的态度是既要电气化，又要坚持安全用电 。这才符合辩证法。 对中华文化也是如此。传统的中华文化也有两重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只见 精华不见糟粕不对，只见糟粕不见精华更不对。保护中华文化当然不是要保护抽 大烟，裹小脚，考八股，赌麻将，男人“留头不留发”，“女子无才便是德”。 正确的态度是对中华文化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这正是 中国“五．四运动”后发展起来的中华新文化一直在做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华 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毛泽东，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思想。如果真的痛恨“懦 弱、自私、散漫、迷信、茫然、冷漠、鼠目寸光、浮躁虚伪、一盘散沙等毛病” ，那就可以发现：中华新文化坚决反对的恰恰是这些东西，克制的也恰恰是这些 东西。翻翻鲁迅的书，翻翻毛泽东的书，通篇只见正气，不见邪佞，提倡的都是 科学，进步，民主，平等，自尊，自信，坚定，实事求是，民族独立，大公无私 ，舍己为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去掉了这些，中华文化就只剩下了糟 粕，那些早已被西方文化打断了脊梁骨的糟粕，不折不扣的“劣等文化”。不甘 心当“劣等民族”任人宰割就必须驳倒“中华文化低劣论”。要驳倒“中华文化 低劣论”就必须坚持站得住脚的中华新文化。丢掉了中华新文化，面对西方文化 和中华旧文化的优劣对比的确无话可说，无论如何也逃不掉“文化劣等”的结论 ，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鲁迅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 ”“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 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 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他主张：“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 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 ，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 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 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这才是科学公正的对待传统中华文化的态度。 观音菩萨在“原产地”本是男的，“引进”到中国以后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女的。 《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发牢骚时还忍不住拿观音菩萨的“婚姻”来调侃一番，咒 她找不着老公：“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脱老孙，教保唐僧西去取经，我说 路途艰涩难行，她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 皇牢薹颍 　? 面对邰丽华等扮演的《千手观音》，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中华文化的 产物，而不会说这是外国文化的“版权”。这正体现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引进——吸收——改造——创新。日本和韩国对西方先进技术一直走的这个路 子。中国人在这点上应该向人家学习，既坚持中华文化的精华，又积极学习西方 文化的长处，结合自己的情况，创造出更新更先进的东西来。 改革开放是为了把中国搞好，而不是搞垮。所以只应是“合理改革，正确开放” ，而不是“乘机破坏，吃里趴外”。清人袁枚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意思是苔藓花虽小如米粒，但也象牡丹花一样，也要生存，也有尊严，也要 开花。按照某些“精英”的逻辑，这小如米粒的苔花跟牡丹相比简直太低劣了， 应该放弃自己的一套，老老实实学牡丹花的“先进文明”，也去开牡丹。如果当 真照办，结果可想而知，充其量也只能开出米粒大小的牡丹来。这时“精英”又 有话说了：人家正牌子的牡丹有的是，要你这小如米粒的牡丹有何用？完全是多 余重复，一刀砍掉拉倒。看不上自己这的米粒大的苔花，硬去学牡丹，学来学去 牡丹开不成，顺便还把自己的生存权给弄没了。盲目听信“精英”，理论脱离实 际，形而上学地片面机械地理解“改革开放”，绕来绕去稀里糊涂送了命。这到 底是“改革开放”了，还是“破坏消灭”了？ 六．谁在毁灭中华文化 谁制造鼓吹“中华文化劣等论”，谁就在毁灭中华文化。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需要“中华文化劣等论”的人，必定是利在 其中的人。 “中华文化劣等论”的既得利益者首先当属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西方“精英”。 对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中国人除了一双手和祖传家产外一无 所有，全靠卖劳力和祖宗家产过日子。这样必然形成劳力和资源的买方市场，高 技术产品的卖方市场。主动权全部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就能随心所欲控制中国 的一切，永远保证自己的超额利润。要如此就必须消灭掉中国的一切高技术、高 附加产值的先进制造业，把中国人逼入除了当苦力别无出路的绝境。“中华文化 劣等论”最符合这种需要。“中华文化劣等”了，中华民族自然“劣等”。“劣 等文化”的“劣等民族”没能力自己开发先进技术，所以不应该搞什么自力更生 ，只应该廉价出卖自己现成的劳动力，当国际社会的“民工”、“苦力”，把赚 的血汗钱全用来购买“优等文化”的“优等民族”开发出来的“先进生产力”， 永远“几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这既能保证国际垄断财团的廉价劳动力又能保 证他们科技产品的市场。“劣等文化”的“劣等民族”没资格制定国际经济的“ 游戏规则”，只能由“优等文化”的“优等民族”说了算。按照“墨菲定律”， “等轮到你上场，他们就改变了规则”。于是中国人必输无疑：“奇怪的WTO游戏 ：让步是咱，受气是咱，吃亏还是咱”。这就保证了国际垄断财团跟中国打交道 永远占足便宜。“劣等文化”的“劣等民族”没资格管理自己的经济金融，所以 必须请“优等文化”的“优等民族”来“指点江山”，规定你的经济政策、金融 政策、人民币汇率等等。这就能保证国际垄断财团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可见“ 中华文化劣等论”对国际垄断财团的利益多么有用。 “西方文明优于一切”是西方国家主宰世界的伦理基础，也是西方“精英”的精 神支柱。对他们而言，世界若不由西方国家来支配简直不可想象，就如同他们不 能想象伊丽沙白女王跟一头黑猩猩平分秋色一样。那简直是世界末日。然而毛泽 东思想把他们的完美世界捅了个天大的窟窿。有毛泽东思想在，他们就无法证明 西方文明战无不胜，就不敢明说中华文明低劣，就无法令人信服老子天下第一， 就不敢象过去那样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这不仅打击了西方“精英”对中国人的 心理优势，而且危及其他“劣等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心理劣势，危及西方国家统 治世界的隐形帝国。不把中华文明制服，他们就永远不得安生。 让西方社会的主流相信“中华文化劣等论”不难。难的是让十几亿中国人自己相 信自己的文化“劣等”、民族“劣等”。西方“精英”决不会亲自出马向中国人 宣扬“中华文化劣等”。因为第一，他们底气不足。那样一来就得直接跟毛泽东 思想较量，而他们已经领教够了，没那个胃口再来一次“是我们无能”还是“共 军太狡猾”之类的选择。第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明目张胆的宣传只能 激起中国人的反感与愤怒，结果必然适得其反。他们的办法是发扬“以华制华” 的老传统，资助鼓励中国人自己向中国人宣扬“中国文化劣等论”，自己承认“ 中国人都是猪”，让外因通过内因去发挥作用。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借刀杀人 ，既达到了目的又不做恶人不沾血，既“文明”又“经济”。鲁迅说：“‘青天 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 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 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 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 ，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今天情况依然如此。人家并不直 接对你说“中华文化劣等”，只是专门资助这样说的“民运人士”和“华人精英 ”，让他们扯足嗓子说去。如果说得中国人相信了，他们就说：“这可是你们中 国人自己承认自己的文化劣等，不能怪我们欺负你们。”如果中国人不听这一套 ，跟这些“精英”抗争了起来，他们就说：“你们中国人总是内斗不休，自相残 杀。可见你们确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反正怎么着他都有的说，都能把“劣等 文化”的帽子扣到中国人头上。难怪擅长“证明”中国文化“劣等”的“精英” 们总能在西方找到饭吃。二是效果好，阻力小。正如鲁迅所说：“自家相杀和为 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 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 有的中国人听到外国人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义愤填膺，听到中国人说“汉民 族就是羊”、“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则欢呼“深刻的思想象针，锐利而刺眼 ”。听到外国人说“中华文化劣等”、“中国人劣等”愤愤不平；听到中国的“ 精英”说“中华文化劣等”、“中国人劣等”则疑惑：“既然有学问的人都这么 讲了，这大概是真的。”同样的话，同样的意思，说的人不同，效果大不相同。 所以说“保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鼓吹“中华文化劣等论”最力的是来自中国内部的“自己人”。对人生命最大的 威胁总是来自人体内部。对付外来的病菌容易，对付体内的癌细胞就难上加难。 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也是来自中华民族自己内部，来自内部的“癌细胞” 。 鼓吹“中华文化劣等论”的中国人，必然是能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必然是“中华 文化劣等论”的既得利益者。否则犯不上自己骂自己是猪。 既然“中华文化劣等论”只对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西方“精英”有好处，对普通 中国人没有任何好处，那么能从“中华文化劣等论”里得到好处的中国人，只能 是个人利益跟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西方“精英”的在华利益紧紧拴在一起的人， 跟中国现代化民族工业没有丝毫共同利益的人。这样的人只能是为外国资本服务 的买办。即使中国的现代工业都被消灭了，中国人都成了靠出卖劳力谋生的民工 ，当买办的也照样可以经营出卖你劳力的生意和推销外国工业品的生意，照样可 以“旱涝保收”，只赚不赔。但如果大家一窝蜂都去当买办，买办也得掉价。所 以想干这行没点权力不行。要么有“硬权力”，确保自己能独霸一方；要么有“ 软权力”，垄断“话语权”为“硬权力”的买办业务当“托” 帮腔。也就是说， “中华文化劣等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学阀买办资产阶 级。他们一个买办“硬件”，一个买办“软件”，软硬齐备，软硬兼施，互助互 补，狼狈为奸。他们的客户是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西方“精英”，“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中国越受西方控制，他们的买卖就越兴旺。“中华文化劣等论”最 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靠以权谋私发财。无权则无法发财。但权力在手的日子 能有多久他们自己也没把握。他们也自己清楚以权谋的私勾当见不得人，说完蛋 就完蛋。因此他们的普遍心理是趁着权力还在，赶紧捞，准备逃，决不做长远打 算。这就决定他们只热心变卖财富，不热心创造财富；只会吃现成饭，只愿吃现 成饭。因为创造财富是一个过程，越高级越复杂的产品需要的工作量越大，投入 越多，需要的社会协作越广，对管理人员的要求越高。这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 因此他们只热衷于能迅速“套现”、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东西，如土地 房产、国有资产、股票债券和国家主权等等。他们的全部活动都离不开利用权力 巧取豪夺不属于自己的现成财富，迅速脱手转卖来牟取暴利。对他们来说，凡是 不能象股票交易所里的股票一样立刻上市供他们投机取巧、转瞬发财的东西都没 有意义。他们的行为特征充满了倒买盗卖的投机奸商特有的行为特征：急功近利 ，虚假浮夸，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因为他们等不及。一旦手中的权力“过期” 了他们什么好处也捞不到，所以必须急功近利。他们自己没有长远打算，自然不 会替国家做长远打算。不信看看当初鼓吹汽车工业全盘合资的人和批准那些项目 的人现在有几个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再看看这些人全体家族成员的经济来源， 有几个是敢让你公开审计的？他们说的话往往如同放屁，顶多比屁臭的时间长上 一点，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经不起时间检验。他们对财富的创造过程，对踏踏 实实的的研究发明、辛勤劳动、积累财富等等既一窍不通又毫无兴趣，既不耐烦 又不在乎。他们的作风与发展中国高科技现代化工业所必须的踏踏实实、严肃认 真、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大环境根本格格不入，只能起破坏作用。但这正符合 他们的利益需要。中国的高技术工业越衰败，越能证明“中国文化低劣”，离不 开外国，他们的买办生意就越红火越牢靠。所以急功近利反而成了他们毁灭中国 高科技民族工业的“理由”。 中国的学阀买办资产阶级倒买盗卖的是各种“学术理论”。他们根据用户定单炮 制出售用户需要的一切“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换得国际“基金会”的津 贴、各种买办商业集团的兼职收入分红以及“加工利润”。他们的行为正如鲁迅 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 ，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 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 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他们是“学术奸商”，性质比“军队经商”和“政府经 商”更恶劣。军队经商可能造成武装走私集团，把军队变成土匪。学者一变成学 阀买办，马上就成了“文装走私集团”，立刻成了“文匪”。尤其是号称“公共 学者”的经济学家只要跟国内外商界利益集团和基金会挂上勾，有了利益联系， 不管是叫“董事”还是叫“顾问”，都已经丧失了超然公正的立场，丧失了公信 力，丧失了“公共学者”的资格，变成了雇员，变成了销售代理。江湖郎中兼了 棺材铺股东，谁知道他开的药方是为了治病救人，还是为了促销他的棺材？如此 “学者”如果还以“经济学家”、“公共学者”的资格讲话、授课、著书、参与 国家决策，那就属于招摇撞骗，属于经济犯罪，而且是欺骗性最大、破坏性最强 、影响面最广的经济犯罪，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学阀买办资产阶级。 鲁迅说：“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 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 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 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 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可没心思等孩子长大。他们关心的是：“这孩子由我经手卖 给人贩子能赚多少钱？”如果孩子妈妈不肯卖，学阀买办资产阶级便跑来“论证 ”这孩子的抚养权不明确，不合法，利用权力把孩子的扶养权强行判给买办的“ 自家人”，再串通一气贪污掉孩子的伙食费。等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又反过来说 ：怎么样？我说这孩子养不活吧？还是趁着有口气赶快卖掉，多少还能捞几个子 。一旦死了可一分钱都捞不到了。我这可是为你着想！好好的孩子就这样被官僚 买办和学阀买办软硬兼施合伙给“忽悠”没了。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学阀买办 资产阶级在，中国高科技民族工业的“孩子”永远也别想长大。因为买办们只醉 心于如何把中国的一切都赶紧变成现金捞进自己腰包：盗卖国有企业、盗卖国家 资源、盗卖中国劳力。他们盗卖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导致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谋 生的手段。他们盗卖了中国人的就业机会，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他们盗卖了中国 核心技术的发展机会，导致了大批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的一切言论、一切行 动说穿了就是两个字：骗、骗、骗；卖、卖、卖，以“卖”为纲，全面毁光。 有人说：如果中国不发展自己的火箭卫星事业，钱学森也没有专业优势。同样， 中国不发展自己的大型客机、超精密数控机床、自己牌号的汽车等高技术产品， 再优秀的知识专家也无用武之地，无就业机会。而要发展这些产业，就必然触犯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利益在于国民经济买办化、殖民化。都自 力更生了他给谁当买办去？他就只能“下岗”。所以没有合资需要也必须制造出 需要。中国不管什么行业，只要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插手，肯定搞不好。能出先 进成果的地方一定是他们插不上手地方。火箭、卫星、“神舟”项目等受外国封 锁禁运，有钱没处买，只能自力更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插不上手，于是捷报频 传。大型客机属于禁运物资时中国也搞得有了眉目。而一旦解禁，外国敞开了卖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从此插得上手，整个项目立刻完蛋。客机如此，小汽车如此 ，连牙膏肥皂洗衣粉等普通技术产品也如此，全叫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控制了。只 要人家肯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便千方百计将其变成自己的买办业务，有能力自 己制造、自己研发的也要强制进口，强制引进，强制合资。因为官僚买办资产阶 级的阶级利益跟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西方“精英”的在华利益完全一致。所以他 们最需要用“中华文化劣等论”来消灭中国人的自信心，来个未雨绸缪，把中国 人独立自主发展核心技术的一切努力消灭在萌芽之中。 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必需依靠权力和商业的密切结合才能生存，才能正常运 转。权力保护商业，商业滋补权力。由于见不得人，这种密切结合的权商关系只 有在至亲至密之人之间才有可能比较稳定长久地建立起来。这种至亲至密的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死党，就只有靠家庭纽带，靠“家族公司”、“夫妻店”，把“官 僚”和“买办”在家庭内部一分为二，分工协作：老公弄权，老婆捞钱；老子当 官，儿子经商；相辅相成，互补互利。凡当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家庭组合” 一定是“爹有多大权，儿有多少钱”。君不见“大公子的位子呀最听钱的话，哪 里有油水到哪里去呀哪出风头哪安家”：不是玩金融，就是霸通讯，风头十足的 “神舟”工程要插一杠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院也要占个坑。普通民工 年薪数千，他一家伙年薪数千万。说话虽不能 “一句顶一万句”，拿钱却能 “ 一人顶一万人”。相形之下一些只能小打小闹的贪污犯们只好望尘莫及，自愧不 如。但人家就有这本事言之成理：我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你一万 个人靠劳动累死累活创造的财富，我当买办一个人一张口轻轻松松就全捞过来了 。我把一个价值一亿的国有企业卖了一千万，就为社会创造了一千万的GDP。你们 失了业，社会得倒贴两千万来养你们。我的GDP当然比你们高多了。只要学阀买办 的巧妙戏法不露馅，不准社会把三笔帐合在一起算综合平衡得失总帐，坚持把我 的GDP跟你们的GDP分开来单独算，我就能理直气壮凭GDP拿钱一个顶一万个。这就 叫“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这就叫本事。 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学阀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华文化劣等论”的直接收益 者。只有他们的阶级利益跟中国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的发展尖锐对立，跟国际垄断 财团和西方“精英”的利益完全“接轨”。中国的现代工业越发展，他们的生意 越萧条。中国对外国依赖越深，他们的买卖越兴旺。即使中国什么工业都没了， 倒退回到原始农业国，他们照样能混得有滋有味。“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 场”。阶级利益驱使他们疯狂鼓吹“中华文化劣等论”。他们是毁灭中华文化的 主力军。 七．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手法 1．不承认中华新文化，把中华文化的糟粕硬说成是代表全部中华文化。 毁灭中华文化的人最经常的手法是根本不承认中华文化有新旧之别。中华旧文化 已经死亡，对这点没什么争议。如果不承认有中华新文化，硬说旧文化就是全部 中华文化，一下子就把中华文化打成了“劣等文化”。就象人长了个肿瘤，已经 开刀把瘤子拿掉了。如果一口咬定这已经恢复了健康的躯体仍然是肿瘤组织，仍 然要割掉消灭，那就是蓄意杀人了。刘亚洲说：“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 中华文化的批判者。……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但他只 有批判，没有继承。他所列举的中华文化的种种劣迹，全是早就被鲁迅和毛泽东 批判过的旧中华文化的糟粕。而他又根本不承认鲁迅和毛泽东代表的中华新文化 。就这样借批判旧文化之名把中华文化全部一棒子打死。比如，他把毛泽东排除 在思想家之外，然后宣布：“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中国不可能 有思想家”。由此“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又比如，他说：“同样 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 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 。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刘亚洲只在伪军中找例子，只在旧中 国的军阀军队中找例子，由此“证明”中国人贪生怕死爱当汉奸，是“劣等文化 劣等民族”。但上甘岭战役呢？狼牙山五壮士呢？这样的例子他一个也不提。舍 弃了这些事实，再证明中华文化“劣等”。这就是这种逻辑的妙用。 2．砸断脊梁骨，否定毛泽东 最近一个叫张戎的洋人婆娘写了一本书：“毛：不为人知的故事”，说毛泽东比 希特勒还坏，说毛泽东的一切功绩全是伪造，长征是假的，飞夺芦定桥是假的， 抗日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说当年江西人口锐减不是蒋介石制造无人区大屠杀 的结果，而是毛泽东的“罪孽”。而她的“真凭实据”则全是她兜里的“资料” 和她的“个人分析”。她的诀窍是专等到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死得差不多 的时候再出来宣布“没有人证”，“死无对证”，只有她的“档案资料”算数。 于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的事中国的资料证据不算数，而既不当事又不当时、处 于万里之遥的她说什么就得算什么。她随便掏张烂纸条都得算“铁证如山”。这 本充满了“西方文化优等”、“西方精英说了算”的蛮横逻辑的颠倒黑白在西方 立刻大受欢迎，一出版就卖了上千万本。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西方主流社会向来 对描述中国人的书很冷淡，这次如此一反常态，说明西方“精英”对彻底否定毛 泽东是如何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好容易发现这样一本正中下怀的书，立刻再也 顾不得装模作样科学严谨一番，迫不及待赶紧厚赏这位能体谅他们反毛需要的急 先锋。无独有偶，中国国内“精英”们也遥相呼应，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反毛高潮 。什么“土匪”、“军阀”、“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 国际国内里应外合，一浪高过一浪。刘亚洲则是这股反毛逆流的主将。他在国内 反毛“精英”中用词虽算不上最嚣张的，但用意却是最恶毒的。他对毛泽东的攻 击嘲讽无所不用其极，从出身到学历，从历史到现在，从“一盘散沙”到“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有机会就要抓住对毛泽东污蔑一番。他说“内战的实质 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为正统，谁合法代表中国的问题”，“内战的胜利再辉煌， 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损失，一种伤害”。由此把国共两党两种道路、两种 命运的决战说成是“争正统”、“争王位”、没有是非的狗咬狗，从根本上否定 了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他说毛泽东“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 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说毛泽东时代仍然是“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由此一笔勾销了毛泽东的历史功 绩。 国际国内“精英”们步调一致、同仇敌忾大反毛泽东，首先是毁灭中华文化的需 要。中国人的精神脊梁骨是西方国家打断的，是毛泽东接起来的，是靠毛泽东思 想撑起来的。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重新打断了中国人的精神脊 梁骨，毁灭了中华新文化。中华旧文化已经是西方文化的手下败将，不值一提。 这样就一举毁灭了中华文化。所以国内外毁灭中华文化的矛头都集中指向了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恨”。西方“精英”们对毛泽 东自不必说，自从不得不承认“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那天起就憋了 一肚皮鸟气，都沤了半个多世纪了，味都变了好几代。现在忽然有善解人意的中 国“精英”主动跳出来替他们“消气”，岂有不拍手称快之理？而中国的“精英 ”们呢？关键是毛泽东不准他们用“文化歧视”的软刀子吃人。所以他们宁可给 西方势力当买办。因为当买办可以人吃人。这才是根本原因。其他一切都是借口 。 康雍乾号称满清“盛世”，那三个皇帝大概算不上“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 誉的特大暴君”。但查查历史，这三朝对文字狱的犯人都是怎么处理的？死人都 不饶，从坟里挖出来枭首鞭尸。活人就更不用说了，抄家斩首灭族充军，无所不 包。如果毛泽东真的是“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说这话的 “精英”们连同一家子在内还有命活到今天么？不是“暴君”的“盛世明主”都 大兴文字狱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居 然连这都不懂？“精英”们骂毛泽东骂得太邪乎，连自己都装进去了。其实当真 仔细追查，今天骂毛泽东最狠的，往往当年“运动”时整人也最狠。“精英”们 今天加给毛泽东的种种指责，有一半其实出自于他们自己之手。正因为自己屁股 不干净，所以反毛调门比谁都高，借此洗刷自己。 毛泽东一生有失误，但更有功绩。中国人现在天天不是生活在毛泽东的失误里， 而是生活在毛泽东的功绩中，生活在毛泽东恢复的民族自尊自信中，生活在毛泽 东统一的中国大陆中，生活在毛泽东打出来的国威撑起来的和平环境中。刘亚洲 说：“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但伊拉克、伊朗、叙利亚这些 国家的人恐怕就没有这种感觉。可见中国的安全环境不是别人恩赐的，靠 “皇恩 浩荡”，全球人人有份，雨露均沾；更不是靠求人“消气”求到的，而是靠自己 争气争来的，是靠毛泽东的功绩镇出来的。要否定毛泽东，请问谁比毛泽东更深 入人心，更有威望，更有民族凝聚力，更能支撑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柱，更能加强 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更能让西方国家不敢小视？既找不出够格替代的，又要毁掉 现有的，那只能说是存心破坏，蓄意通过反毛泽东来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 民族凝聚力，蓄意毁灭中华文明，消灭中华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把自己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为本民族的 民族英雄，没有也要制造一个。这是保护民族自尊自信的需要，凝聚民族的需要 ，维护民族统一的需要。如美国的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英国的丘吉尔；法国 的戴高乐、拿破仑；俄国的彼得大帝；蒙古的成吉思汗，等等。不管别人如何评 价，如何争议，反正就是本国本民族的英雄，谁说三道四也没用。中国有现成的 毛泽东，根本用不着制造。如果硬说中国从被打断了脊梁骨任人宰割的“一堆肉 ”浴火重生重新崛起成为东方核巨人这么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化居然不是毛泽东 的功绩，居然要对毛泽东恩将仇报咬牙切齿全面否定，那中国人真是不打自招承 认自己是“扼杀天才”的“劣等民族”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关系中华 民族民族生存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民族利益第一，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必须 保护中华文化。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就必然保护中华文化的脊梁骨毛泽东思想。但 学阀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人吃人的阶级利益，什么中华文化的脊梁骨，什 么民族生存权，一股脑全扔了，宁可跟西方国家里应外合共同反毛。其阶级利益 超越了民族利益。这正是汉奸本色。 刘亚洲说：“战争袭来时，伪军满城，这不需要反省吗？”这倒真说着了。西方 势力重金悬赏鼓励中国人自己出面消灭中华文化，鼓励对毛泽东全面诬蔑否定， 疯狂反攻倒算。毁灭中华文化的“软战争”已经“袭来”。中国内部果然是“伪 军满城”——一群“文化伪军”，里应外合配合西方需要剿灭中华文化的“精英 学者伪军”。刘亚洲说中国人“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 ”他自己正是在这场替西方势力围剿毛泽东、毁灭中华文化的“文化内战”中一 马当先，“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真的，“这不需要反省吗？”难怪他说：“中 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什 么“枪口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围剿中华文化、围剿毛泽东的“软 战争”里，刘亚洲一类买办学者、“文化皇协军”的“枪口”一直对着谁？是“ 不打中国人”，还是“专打中国人”？人家早已先动手，是跟他们继续“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 3．颠倒历史黑白，否定一切华夏历史民族英雄和杰出人物，为汉奸卖国贼全面翻 案 “精英”们扫荡中国历史，颠倒历史黑白，全面否定一切华夏历史民族英雄和杰 出人物。一会儿否定岳飞，“让秦桧站起来”；一会儿“客观公正评价”李鸿章 、袁世凯，以欣赏的笔调描述他们签不平等条约时表现出来的“机智”；一会儿 为周作人之类汉奸文人鸣冤叫屈，主张欣赏其文笔之优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个 个比不上林肯华盛顿，所以不值一提；成吉思汗是“黄祸”，所以该口诛笔伐。 刘亚洲更彻底，从老子、孔子开始来了个一锅端：“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 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 算思想家吗？”“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道教、佛教都不值得 提”、“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横扫一切民族英雄的结果是中国 历史上一个民族英雄都站不住脚，全有问题，全被打倒。（不是说“文化革命” 破坏中华文化吗？那还都是群众性的、无组织的、一时性的自发盲动。现在可是 “精英”们在有组织、有系统、从容不迫、日复一日地全面否定中国历史杰出人 物，否定中华文化。究竟是谁在“毁灭中华文化”？）结果：放眼历史，一片狼 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杰出人物和民族英雄，惟独中国没有。 中华历史几千年，一个象样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一个能跟外国人相提并论的历史 杰出人物都出不来。结论：“劣等文化”、“劣等民族”。你中华民族存在了几 千年，却没有英雄、没有杰出人物、没有思想家、没有“真宗教”、只有汉奸卖 国贼，几千年的历史居然一片空白，那你们这几千年一代又一代都干什么了？等 于象一群畜生一样除了繁殖死亡循环往复之外一事无成，什么文明也没有创造出 来。整篇历史就留下两个字：畜生，畜生，畜生。活得象畜生一样的民族难道不 是“劣等民族”？这样的“劣等民族”的文化难道不是“劣等文化”？“精英” 们就是这样通过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来为“中华文化劣等论”提供依据 。 4．“欺骗式干扰”，以假乱真，以假灭真 现代电子战除了靠加大功率用强烈干扰信息阻塞敌方收到真实信息的硬办法外， 更有使用虚假信息欺骗敌方的欺骗式干扰的巧办法。你来一个真实信息，我就要 么把这个真信息变成假的，要么再给你添上一大堆假信息，叫你分不清真假，哪 个信息都不敢相信，这就等于消灭了你的真信息。“精英”毁灭中华文化的伎俩 之一跟这种原理其实一样，也是通过制造假信息来毁灭真信息，“假做真时真亦 假”，通过制造糟粕来毁灭精华。 鲁迅说：“听说，《推背图》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 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精英”们则是胡编乱造一大堆自相矛盾的“历史”、“历史故事”、“历史连 续剧”等等，一股脑大肆宣扬，让人弄不清谁是谁非，最后一个都不信。 比如说诸葛亮的出生地在哪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要抢这棵摇钱 树，没人给出科学结论。对于局外人来说，反正一个人没有两个出生地。没结论 就谁都不敢信。于是诸葛亮出生地的真信息就被这种“欺骗式干扰”的假信息给 毁了。 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胡编乱造得更吓人。照它说法康熙靠了西洋传教士的金 鸡纳霜雪中送炭救了命才平定了准葛尔；靠了西洋大炮才收复了台湾。闹了半天 康熙一切作为关键之处全靠全西方文化，没西方文明中国统一不了。现在要再统 一台湾还得靠洋人。其他“辫子戏”、“历史书籍”也纷纷把满清皇帝美化得比 共产党还共产党，人情味浓得不得了。这种“历史剧”满世界乱飞，也不加说明 。结果是有心人不知道该相信谁：真正的历史资料，赶时髦的“历史书籍”，还 是堂而皇之的“历史剧”，最后干脆谁的也不信，全当成胡说八道。于是假信息 消灭了真信息，中华文化的真正资料就如此被消灭了。 又比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泛滥成灾，没上千也有上百。个个都说自己了不得， 当代马克思，能拯救世界。互相之间你指责我，我否定你，比春秋战国还热闹。 但到底听谁的呢？永远没结果。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外加个 “不戒和尚”，一人一个主意，一人一套治疗方案，一股脑全硬加在病人身上， 把个令狐冲治得死去活来。那还只是七个丑八怪“精英”。现在的“经济学家” 成百上千，一个不尿一个。如果都象那几个“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一样把 自己的主张硬加给中国，中国经济一定比那死去活来的令狐冲还惨。但又不能把 中国零刀碎割成几千块，让这些“经济精英”们一人专管一块“实验田”，验证 自己的理论。结果是谁的都不敢信，谁的都没法试，最后谁有后台听谁的，谁符 合决策者的私利用谁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因为是替整个社会考虑，无 法专门迎合少数人的私利，当然难以采纳。假信息就这样消灭了真信息。 同样，大量出版谬误百出的“文化丛书”之类，也一样能起欺骗干扰的作用，不 是误导读者，就是把读者逼得发疯，最后什么都不敢信。 总之，借口“保护中华文化”而不讲科学、粗制滥造、歪曲“宣扬”中华文化等 行为的客观破坏效果并不见得比直接鼓吹“中华文化劣等论”差。 5．推行“英语至上”，歧视中国文化。 “精英”们制造“中华文化劣等论”不一定全是言辞。“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 管用”。这个行动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处处歧视汉语，把汉语置于“劣等语言”的 地位，让人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汉语低人一等”，从而得出“中华文化劣等” 的结论。这就是“英语至上”运动。考级考研定职称只看英语，不看汉语。“大 人物”公开场合非要卖弄两句英文不可，似乎非如此不能显示其“知识渊博”。 其他地方不管实际需要不需要，一概加添英语，连军队内部标记也加注英语，好 象要等待美军来指挥似的。这是明显歧视汉语，本身就违反宪法。宪法明文规定 中国官方语言是汉语而不是英语。而事实上宪法却大不过“精英”的家法。这既 贬低了汉语又贬低了宪法，唯独抬高了“精英”和西方文化。至于种种侮辱汉语 的文章言论就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汉字里创造一个新字很难，千把个字基本不 再变化，可以说是一具在信息时代走动的僵尸”、“汉字的海量同音字是造成中 国人政治上昏天黑地的首因，为中国人沦为劣等民族立下了头功”，真是“汉儿 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学英语的确需要，但应该靠提倡、奖励而非靠强制、惩罚。除非工作性质必不可 少，无缘无故把英语作为上岗必要条件就是歧视汉语，就是事实上的制造“中华 文化劣等论”。如果要考英语，至少应该来个公平对等，考英语的同时也要考汉 语。当然考的形式不一定跟考英语的一模一样。比如，要求有关的汉语文件表格 不得有语法错误，不得有错别字，对书写格式有统一要求，等等。这些在英语中 都要求的东西在汉语中同样要求有何不妥？如果连这些基本汉语常识都不知道， 有什么资格只凭英语就能过关？又例如，对汉语表达优异者加分。等等。不管如 何考，反正应该体现汉语不亚于英语的地位和尊严。如果不能体现出语言平等， 就不可能达到让中国人尊重中国语言的社会效果，就等于用实际的行动不声不响 地制造“中华文化劣等论”。 6．颠倒黑白，“实事求非”。 毁灭中华文化的“文化皇协军”们最喜欢说：我这是“敢说真话”、“实事求是 ”。然而他们所谓的“真话”至少有一半掺假，不掺假也决不“实事求是”，而 是“实事求非”，即从客观事实中引出荒谬的结论来。譬如人都有一死，谁也不 会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事实。根据这个事实，说：“生命有限，所以应该抓紧 时间该学的学，该办的办，该乐的乐”，这是一种结论。但如果说：“既然早晚 都得死，再拼命也逃不掉这个下场，那还活着干什么？干脆马上死了拉倒。”那 就大错特错。尤其如果整天对幼儿园的娃娃和小学校的学生这样说，那等于是杀 人教唆犯。这就是“实事求非”。“人固有一死”的事实不可变，但由此得出的 结论可以完全不同。 刘亚洲口口声声说：“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 ”“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儿子对母亲能不 讲真话吗？”一副“众皆醉兮我独醒”，坚持真理不怕杀头的豪迈气派。但他说 的“实话”经常不那么实在，不是捕风捉影，就是道听途说，不能太当真。比如 他说：“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 血，对水不屑一顾。”这是哪个犄角旮旯捡来的神话？刘亚洲搞过后勤没有？会 算帐不会？李自成有多少万军队，多少万匹马？每匹马每天需要多少水？天天用 人血喂马，一天要杀多少人才能维持？要储备多少俘虏才够杀？是有专门的后勤 机构负责管杀人供血，还是由各单位自己杀人解决？如果是有专门的机构管，什 么机构？叫什么名称？负责人是谁？组织隶属关系是什么？什么资料证明？又什 么旁证？如果是各单位自己解决，“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天天这么大规 模屠杀俘虏怎么可能瞒得过人？谁还敢降？“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的歌谣能传多久？李自成怎么可能一帆风顺拿下北京？又比如刘亚洲说国共谈 判时“毛泽东还派人专门到扬州勘察，准备在那儿建一个副总统府，他准备当副 总统。”这又是哪个“造谣社”发布的马路新闻？哪本党史资料说过毛泽东准备 当副总统，而且要把副总统府盖在扬州？派了谁去勘察？有什么证据，什么旁证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在南京，副总统府怎么会设到扬州去？李宗仁当副总统时住 在扬州了吗？更邪门的是刘亚洲的这段话：“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 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 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 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 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 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