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 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 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 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 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 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 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 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 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 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 避粗陋，概述如下。 一、 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 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 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1]。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 ，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 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 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 ，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 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 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 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 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 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 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 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 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 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 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 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 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 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 ，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 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 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 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 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 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 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 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 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 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 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 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 ，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 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 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 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 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 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 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作马， 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 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 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 ，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 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二、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 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 ，人口约2000至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 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万[2]。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 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 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 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 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 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 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 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 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 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 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 、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 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 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 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 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 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 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 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 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 有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 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 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 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 。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 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 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 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 。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 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 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 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 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 ，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3]。弗兰克认为 ，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 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 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 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还产生了另一 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 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 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 会的特点。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 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 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 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 “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 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 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 ，理论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较长时期。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社会至 少是仍然存在剥削的社会，无非是剥削程度较轻而已，搞得不好剥削程度会日益加重，重蹈历代王朝 覆灭的老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建国初期，商人价值系统自发地、主动 地、积极地向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渗透，大批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被腐蚀掉了。这样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才下决心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 商人价值系统并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为，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 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 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农民由于干部欺上瞒 下行为而饿死，充分说明了商人价值系统在党的肌体内的顽强存在。最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商人 价值系统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党员队伍的精神实质，党的干 部队伍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反观可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 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序列使中国人都热衷于吟诗作画，阻碍了发明创造活动。这种 说法也是经不住拷问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的识字率约在10%左右，识字中能够粗读四书五 经的，又是10%，能够考中举人秀才踏上仕途的，还是10%。因此，读书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 社会智力资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资源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学手艺去了，或者是经商去了。正是靠 着这些智力资源，以及利用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才能长期领先 于世界。须知，瓦特、爱迪生、福特等西方技术的关键推进者，都没有进当时教授拉丁文、学习宗教 和哲学的名牌大学。这正如鲁班可能不识字一样。 因此，逻辑和历史相互印证，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并没有阻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市场的 发达，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增长，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什么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 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 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 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 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 ，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 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 。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 命。 仍然按此定义，则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前期，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为农民直接受雇于国家 ；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受地主、领主或奴隶主剥削 。但这两种理解都无法纳入上述三种社会形态，倒是接近新中国土地改革后的社会。到了王朝后期， 自耕农大量失地，流入城市或进入大庄园，成为大资本家或大庄园主的自由雇工，则社会性质当可归 入资本主义社会。仔细辨认尼德兰、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人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是一些商人、工 场主、船东、银行家、庶族地主、自耕农。在中国唐、元、明各朝中后期，汉、宋、清各朝全期，同 样的社会阶级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实力之雄厚，远非欧洲各国可比，为什么不能叫资产阶级？ 人们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调节，因此中国古代有资 产阶级，却不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然而，按此定义，德 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北欧各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曾经长期执政的欧洲各国 ，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重农抑商政策措施的调节，如高额累进所得税、加速折旧、强大工会、高工资 、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等，就将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事实上，这些国家也往往自认是社会主义， 或者回避主义，自称是福利国家。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企业，基本生产关 系仍然是资本家和自由雇工。因此，这些国家仍然属于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 中国古代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家一旦赚了钱，就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而不象 西方的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具有封建性。但是，仔细阅读西方企业史会发现 ，除美国以外，欧洲的资本家，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赚来的钱同样会购土地、置房产、买 爵位、奢侈消费。理由很简单。随着利润不断投入生产，市场空间越来越狭窄，风险越来越大，而房 产、土地则是垄断性产业，风险较小，购买爵位则相当于是买政治保险。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和欧洲 的资本家一样，都羡慕贵族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别墅的风格都刻意模仿欧洲贵族，甚至地名、街名、 人名都常常用欧洲贵族来命名。无论是现代西方还是古代中国，只要资本积累规模增加，因地理、产 品、技术、规模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垄断程度就会提高，与各级政权勾结的程度就会加深。随着垄断 利润滚滚而来，企业在竞争性阶段的节俭就变得毫无必要。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威尼斯商人 讲排场、比阔气、高消费的产物。西方各大企业家族或企业王朝，例如，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 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蒂森家族，等等，哪一个家族没有成群结队的私人飞机、游 艇、庄园、高档轿车？既然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资本家无论在资本积累和消费方式上都没有什么根 本区别，为什么欧美的资本家不具有封建性？ 更加不公平的是，中国的资本家群体被称为“帮”，什么山西商帮，安徽商帮。“帮”暗示着黑社会 。而执行着同样社会功能的欧洲资本家群体，尽管在经营规模和资产上都比中国小得多，却被称为资 本集团—— 暗示着文明和进步。如果说中国资本家群体会有官商勾结的倾向的话，所以叫“帮”；那么当代美国 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勾结，美国大石油公司与白宫勾结，更 进一步，美国的大企业通过政治捐款系统地与政府勾结，是不是也有官商勾结倾向，也应该叫“帮” ？如果说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商品流通，方便资金筹集和融通，是资本集团的功能，那么中国的资本 集团同样具备上述象征着文明和进步的功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只要该社会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一无所 有，只有劳动力，则该社会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 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份土地。这时，有市场经济，但缺乏 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也许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甚至可以叫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经过30、50 年后，由于水旱灾害、生老病死等各种变故，贫穷的农民只好出卖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 农场，成为大地主的雇工，社会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性质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 再回到重农抑商的命题上来。如果上述叙述成立，则可以看出，在王朝初期，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将放 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倾向极其强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 顽强地到来。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 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 也就是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 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 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 四、 资产阶级可以与任何政治制度结盟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会想，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 委员会的政治。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可以与王朝政治相联系？ 事实上，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 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掌权呢？其次，如果政权掌握不好，或者政权的 运作成本过高，或者在各阶级之间达不成政治妥协，反而会引火烧身。第三，无论谁掌权，都需要避 免社会两极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层的群众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机会成本高。这就需要支付 税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钱得越多。第四，如果不掌权，一旦社会发生动荡，还可以用脚投票， 逃离或隐藏，掌了权反而跑不了。所以，资产阶级愿意与任何允许他们积累资本的政权合作。如果这 个政权采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资，亲商亲资，那当然最好；如果这个政权重农抑商，节制资本， 也可以接受。反正节制资本的种种政策是由官员来执行的，资本家有的是办法腐蚀、拉拢官员，使节 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数人普遍自利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敌视资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 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从而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费劲心机掌握政 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既可以接受专制政府，例如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 鲜，也可以接受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欧洲，还可以接受王朝政府，例如中国古代。英国女皇、日本 天皇可以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接受部落酋长的领导，例如在沙特、阿联 酋。 还是由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无祖国的阶级。18世纪，荷兰的资本家把资金投到英国，使英 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荷兰本国经济却衰落了。19世纪，英国的资本家又把他们丰厚的垄断利润 投向美国，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形成强大的钢铁、化学、汽车工业，而英国却成为 二流工业国，不但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德国和日本。 事实上，纯粹追求本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不一定会掌权。例如，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 主义革命以后，美、英两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最后不得不让位于代表本国中小资产阶级及部分工 人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又例如，南美的资产阶级长期掌握政权，但满足于开发南美资源，交换欧洲和 北美的工业品。结果，南美各国长期依附于欧洲和北美，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军事政变不断，资本外 逃严重，社会失去希望。 因此，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接受王朝政治的调节，在王朝政治下发展，并腐蚀王朝政治，最后与王朝 政治一同被周期性地消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 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后期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就成了无产阶 级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同样，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 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按照此定义 ，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 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相应地，也只有 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与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生产资 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 束缚，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顺此逻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 表着旧的生产力，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历史循环。 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时机、方式、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前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 革命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权。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当领导集团 是陈胜、吴广时，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革命政权就可 能成为人民政权，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建设 工厂（如果有现代工业），改进技术，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得 到重大改变。但是，当然，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而陈胜、吴广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社会仍 将恢复王朝时代。 按照后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哪怕剥削、压迫多么深重 ，都不可能产生革命，也不应该革命—— 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方式是 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夺取工厂、政权，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甚 至不需要斗争策略。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对敌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计划经 济，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首先，它削弱 了革命的人道性、正义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且，赋予生产力发 展以过高的地位，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其次，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既然生产关系是 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 革命，什么时候该忍受。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 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俄国 是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即二次革命论），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表明 ，无论在德国、俄国、中国、还是北朝鲜，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推动历 史进程，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空谈家也 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它使 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不注重形 成统一战线；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不注意价值观改造。它想像了一场自发的、无组织 的、无领导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 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第四，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无产阶 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从而使社会化大 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 规律，在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早产儿，因此注定要失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 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够格的、可以持续的。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 无期，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即使如此，革命是否需要领导，资产阶级 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可见，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不但可以有工业 资本主义，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相应地，如 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而是尖锐、复杂、长期的、有组织 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 治着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 命，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历史循环。 六、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 如果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 济，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 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有的诸侯统治有方，开疆拓土，贸 易有无，人丁兴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外廷争权夺利，公卿势力坐大，统 治无能，逐渐依附、衰落，成为蚕食、鲸吞和瓜分的对象。如此数百年后，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 威，中原大地诸侯争霸，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 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国”的时代从此就 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历史规律的话，从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 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从邦联到联邦，从弱联邦到强联邦，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一句话，从混 沌到有序，倒是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置 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内部整合一经完 成，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时隔不 久，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 开始合纵进程，先是煤钢共同体，后是欧共体，再是欧盟，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统一欧洲货 币。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用英国牵制法、德，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 ，让法、德两国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 可见，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对此，中外 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 呢？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因此是封建社会。然而，什么是超经济强制 呢？其实，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政府，就需要征税，就存在超经济强制。如果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 经济强制而是封建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都是封建社会。 为什么会把超经济强制的存在认作是封建社会的标志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超 经济强制呢？一个不存在超经济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连亚当·斯密都不敢想象的没有政府的放任 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说，把存在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当成是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透过亚当·斯密 型的有色眼镜才能得出的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观居然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 理论的历史观，是商人的历史观，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对此，我有着颇为痛切的感受。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危害，但是，出了经济学界，应者寥寥。在历史学界、政治学 界、社会学界、哲学界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流行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着日益加 深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普遍以为，这是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的代价，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态度固然与学界被廉价收买有关，但不能不说，也与新自由主义历 史观的长期熏陶有关。 封建说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中国历史在这一序列的哪个位置呢？是共产主义吗？显然不是。 是资本主义吗？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磨，怎么能是资本主义？是此前的奴隶社会吗？中国农民有 人身自由，有拥有和买卖财产的自由。所以。也不是奴隶社会。排来排去，只有封建社会的帽子勉强 可用。然而，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注意到，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市场经济，也有资产阶级。怎样 使封建社会的判断与这些事实相容呢？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按照这种理论，中国 的资本主义不断萌芽，又反复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发育。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扼杀了资本主义的 发育，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出现，阻碍了中国的强大，罪莫大焉！ 然而，这种学说不仅在回避了封建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差别，而且不能解释各王朝后期大地主、大 商人富可敌国的事实，不能解释大地主、大商人对政治的腐蚀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事实，恐 怕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欧洲历史之履的学说。 真正的历史恐怕是，从西周到春秋，从春秋到战国，从战国到秦帝国，中国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在相 当程度预演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相应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也预演了近代东西方的学 说纷争。 当然，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内在还有着密切关联。 七、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从道义上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资本来到人间，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却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充分地肯定资本和资产阶级 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 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地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 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 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安塔 、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学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意味深长。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剥削、被压迫、 被杀戮、被掳掠者的生命和尊严消失了，一切道义、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现金交 易”和“历史规律”。共产主义不再是劳动人民对于无阶级社会的向往，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时的必然产物。在这一自然历史进程中，拿破仑和波拿巴，俾斯麦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历 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将汇合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只有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完全自由放任 的市场经济。只有在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化才可能实现，无 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才能具备。如果市场经济受到政府、宗教、道德等因素的约束，例如征收累进所得 税、遗产税、赠与税，建立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由此产生“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共同体感情”，那么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将 失去前提。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改良和革命”的内在悖论。资本主义一经改良，则某种神圣 的共同体感情就产生了，两极分化就不可能达到极点了，革命就无从产生了。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改良运动，例如组织工会争取工资等，以赢得工人的支持。 怎样跳出这一悖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由放任的市场起作用。因此，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客观上支 持自由放任市场，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支持大资本吃掉小资本，支持弱肉强食。相应地，所有试图 阻缓弱肉强食的社会设施，例如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圣感，则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成了形形色色天然首长的哀鸣，是屁股上烙着封建社会纹章的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似乎比马克思更聪明，他们一方面宣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拆除不利于大资 本摧毁小资本的种种贸易、税收、金融壁垒，另一方面却结成本阶级的神圣同盟，组建了资产阶级政 府，用镇压和收买两手，分化瓦解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无从发生。这样，原来还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着弱者的生命和尊严的制度和文化设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冷酷、无耻、肤浅、虚荣为时尚 的弱肉强食社会。失去尊严的穷人在苟延残喘，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仍然如同海市蜃楼。 资产阶级自我宣传、自我标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旗帜的理论家，对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肯定。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 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在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 ，本国的工人则只能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被贴上了早产儿的标签，被剥夺了历史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 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 为什么强烈批判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会成为资产阶级的首席经济师？其奥秘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有 三大思想来源，一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三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 社会主义的成份使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强烈的道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性的否定。英国 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使马克思误以为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是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概括，忽视了在无数 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现象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层的长期的、非现金交易的存在， 忽视了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政治其实都主导着经济，从而夸张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夸大了资本主 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不同，夸张了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在马克思的笔下，似乎过去奴隶 主和封建主阶级都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唯有资产阶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剥削 就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剥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忍受也必须忍受的剥削。 德国的古典哲学则赋予了马克思一种历史进步观。如果说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马 克思则以生产力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用生产力决定论代替了绝对精神决定论，从绝对的唯心跳到了 绝对的唯物，从而同样误解了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与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将工业革 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 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 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 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这样，马克思就决定性地把工业 革命的荣誉赋予给资产阶级，把历史的先进性赋予给资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欧，更进一步 ，马克思客观上使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接受了西欧中心论。 那么，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否就必然产生工业革命呢？ 八、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重农抑商政策调控下的市 场经济，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资产阶级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拥有巨 额资本，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 动工业革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自动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确，这一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 的长期领先。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技术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呢？ 马克思曾经说，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 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 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人长于科学思维，而中国人长于道德思维，因此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方。但是 ，《几何原本》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毕达哥拉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为什么此后漫长的20多个世纪 里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没有转为化工业技术，却是长于道德思维的中国人在技术上长期领先？西方近代 的科学革命，即牛顿力学和牛顿- 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距工业革命足足还有2个世纪之遥。事实上，牛顿研究 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是与上帝对话，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科学与实用的技术 联系起来。 还有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 实际上是靠着技术而不是科学对原始蒸汽机作出了重大改进。工业革命发生后大约有90年时间，即从1 780年到1870年间，科学继续与技术分离。火车、轮船、钢铁、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纪的核心产业的 技术进步，都是能工巧匠们在推动，直到化学介入石油提炼业，电磁感应导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 ，科学才开始与技术结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出现的工业，如汽车、电话、照相机、灯泡 等，仍然是爱迪生、福特等技术发明家的创造。科学大规模与技术结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才实现。[4]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 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 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 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然而，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加费解了。中国古代有着 推动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 市场经济，有着承担技术进步组织工作的大资本，有着能够承担技术进步任务的专心致志的能工巧匠 ，还有着为技术进步提供利润动力的庞大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各项技术的确也一直在进步，那么，为 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对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种习以为常的解释，但却给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可以猜 测的话，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和技术演进的突变性和多样性上。我们长期以来持有一种 历史直线进步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技术进步也总是从先进变成 更先进。我们还持有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维。或者是需求决定论，以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术革命；或 者是制度决定论，以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术革命。但是，这种历史直线进步论和机械决定论很可能 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陷阱。理解社会和技术的演进应该也可以从生物演化中得到启发。猴子本来比 猫强大而聪明，猫也自认为落后于猴子，要向猴子学习。但是，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成了老虎，爪 牙锋利，肌肉发达，在森林中称王称霸，要对猴子进行种族灭绝。我想，工业革命就是西方社会的一 次技术基因突变，它使落后的西方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中国。这场技术基因突变的原因既不在 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把它解释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 上的原因，从而使西方社会在继工业霸权、军事霸权后取得了话语霸权，能够以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名 义，以先进社会形态和高级历史阶段的名义，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而非西方国家在面 对征服者的产品、技术和社会理论时，一下子无法分辨是非优劣，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话语 ，改写自己的历史，丑化自己的民族，适应被征服的事实。 但是，如果猴子也发生基因突变呢？猴子可能在神经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变成人，靠智慧和团结打老 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却有猴子的聪明机灵；还可能神经系统和肌肉、爪牙一起进化。无 论何种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风扫地。对人类社会来说，肌肉和爪牙是技术和经济；神经系统则是组 织体系。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儒 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与法家制度相结合，即东方文化与西方 制度相结合，可以使组织效率达到最大化。高效的组织运用现代技术与科技，则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远 胜于西方社会的组织优势来。以我个人的经验，学习数理化实在太容易了，但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 从而懂得合作和组织的重要性，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去发展技术，却是非常困难的事。 九、 近代中国为什么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学家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的得出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常识 。然而，更加仔细地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腐败就要挨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纺织工业上，西方的纺织 品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也失去了成本优势。因此，英国不得不继续用鸦片代替白银，支付对华贸易的 逆差。英国的真正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其坚船利炮令清政府胆战心惊。但是，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 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4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更何况， 清军与英军的武器装备的差距，远远小于110年后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军队的差距。事实上，在林则徐、 邓廷桢的布防下，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海防坚固，英军不敢进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区，则由 于将领腐败无能而缺乏防御能力。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 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甲午海战的情况亦相似。经过多年的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的军舰和武器性能略胜日本，但是，政权处 于王朝末期，官僚腐败不堪，士兵纪律涣散，训练有名无实，终于败在日本人手中。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 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 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共产党军队的制度 相当粗糙，既不如西方军队，也不如清朝军队，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制度缺陷，甚至弥 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下降。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 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 ，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对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 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 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 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 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组织高层追求物质的力量逐渐上 升，组织体系转而腐败。组织领导者不再强调精神，而开始强调制度，默认全盘西化的道路，国家才 又趋衰落。 换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主流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清末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错误， 而是“中学并没有为体”的错误。慈禧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学”呢？一个见识短浅、权欲薰心的当政 者与儒家所希望的圣人君子，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与洋务运动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口号 是“和魂西体”，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日本不是成功了吗？ 十、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设持久。但是，建设 制度、维护制度、更新制度，这一切难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吗？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搞过一段议会选举 ，但是参与者不是利用议会制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利用议会为集团乃至私人利益服务，结果“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引来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闹剧。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强调用个人利益调动人的积 极性，义利之辨被完全颠倒，结果，恰恰应了儒家的先见之明，“上下交征利则国危”，贪污腐败渗 透到权力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利益被廉价拍卖，经济和社 会险象环生。虽然制度叠床架屋、左右牵制，但是相互牵制变为层层合谋，腐败倒日益集体化、制度 化了。 有人可能会想，这不是制度化的问题，而是制度化不彻底的问题。那么，怎样算彻底呢？当然是三权 分立、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然而，跨国公司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操纵选举，政党轮流坐桩分肥， 这是第三世界各国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现实。欧美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管 理委员会”。在资源充沛、市场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年代，这种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较好地协调各资 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一旦上述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不具备， 则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国、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 。新世纪之初，由于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公民的消极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又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外 交政策上，美国抛弃了贵族共和、开明专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独断独行。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 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 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 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 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 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也绝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设和维护一个良性的制度和市场，需要有一大 批具有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对此，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 之原也。” 市场和制度，是与人的物质性相联系的；道德和理想，是与人的精神性相联系的。人不可能没有物质 性，因此不可能没有市场和制度。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取消商品货币，这是对人的物 质性缺乏充分了解，也是对人的精神性缺乏充分了解。智慧有高下，兴趣有强弱，视野有宽窄，经历 有顺逆，体会有深浅，这些都将使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有“贤与不肖”巨大差别的成人，即使在某 个理想社会里亦如此。“贤者” 能够时刻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能够抵制色、香、味、听的感官诱惑，能够认清有限人 生与无限世界的关系；“不肖”者则相反，总是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总是考虑眼前利益，“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且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感官诱惑的吸引。“贤者” 在任何社会都可能是少数，而“不肖者”则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是大多数。不幸的是，“不肖者”的 行为更符合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而“贤者”的行为更符合唯心主义对人的定义。马克思一方面设想 未来的人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也就是精神力量绝对主导物质生活的人，即“贤者”，从而 高估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却认为“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从而高估人的 物质性。这是一个逻辑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派长期论战的理论基础。“精神派 ”认为“物质派”是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物质派”认为“精神派”是“唯心主义”、 “唯意志主义”、“不懂得历史规律”。 由于多数人的物质性高于精神性，对短期和个体利益认识得更清楚，因此社会不可能离开制度；但是 ，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个体利益置于长期和整体利益之上，则制度不可能持久，社会亦将随之瓦解 。更进一步，离开了人的精神性，离开了少数精神性高于物质性的领袖型人物，任何社会组织，无论 是部落、企业、家庭还是国家，将既不可能出现，亦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壮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物质性一度受到忽视。社会主流舆论要求“人皆为尧舜”、“狠斗私字一闪念 ”，破除“管、卡、压”，即破除制度。这是在一个极端上。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认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质性的动物，谁倡导高尚、谁提倡集体主义，谁就是虚伪，谁就是压抑 人性，谁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在制度中相互约束，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结 果，权钱勾结，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自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瓦解，社会离散倾向急剧增 强。 我们能不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 往复震荡、相互否定呢？ . ------------------------------------------------------------------- 新自由主义缘起考 文甘君 【内容提要】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阶级现象，是垄断资产阶级为解决同世界工人阶级、 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阶级战略或政策。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 美国 一 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始终在为开创解放和发展的 道路一代一代地探索和艰难奋斗。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世界的争 夺，引发出两次世界大战。100年前的世界强国是美英法德意日。今天，世界强国仍然 是这些国家。全球的最大利益，始终只在进入资本主义金字塔塔顶的国家之间进行分 配。资本主义强国不允许，事实上也没有再出现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并能够赶上更不要 说超过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国。 数年前流行以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为发展样板，还有东德不如西德、朝鲜不如韩 国、大陆不如“台湾”一类的说法。姑且不论这里的“不如”之说到底有多少根据或者 带有政治偏见。第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最辉煌时期，也算不上资本主义大国。 第二，这里当然有着自己人民的辛勤劳动，然而其发展却带有明显的依附性，不能认为 是本国或本地区独立发展的结果，而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部分，或者毋宁说是 橱窗罢了。第三，特别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当美国需要 它成为包围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前沿阵地的时候，不惜对它提供多种优惠和无偿援 助，而一旦失去这种需要，任凭一场金融危机的摧残，就使它倒退二三十年，使那些业 已取得的成就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历史已经终结第三世界的发展 前景。 1917年十月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下 来。在帝国主义时代，苏联从第三世界崛起，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足以同最强大的帝 国主义国家—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抵御和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进攻，极大地提 高了社会主义的威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展的速度和各方面的发展成 就，同样成为奇迹。社会主义开辟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它为人类历史进步提 供的最主要经验，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之内，是不曾出现的： ——这是以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为决定性前提和基础的发展，而不是损害国家主权、民 族独立的发展。 ——这是主要依靠自己人民力量的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外来扶植和援助的、依附性的 发展。 ——这是实现最大多数人权力和利益的、促进平等的发展，而不是削不足以增有余、制 造和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 ——这是同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发展，而不是损害别国利益或实行霸权主义的发展。 苏联、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中都还存在多种缺陷、弊端和不完善的 地方。一种新生的社会形态出现，它的人民为其存在、发展、完善而奋争；它的敌人自 然会仇恨、扼杀、毁灭。以仿佛旁观者的姿态，苛求其不得有任何缺陷、弊端和不完 善，否则就嘲弄、讥笑，在它遭遇挫折的时候就趁火打劫，来一个墙倒众人推，至少是 不公正的和伪善的。 特别是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党的领导集团逐渐改变工人阶级先锋 队性质、越来越远地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西方舆论，多年以来一直在谈论 资本主义美国的衰败。其实苏联的衰败和美国的衰败，病灶都在资本主义而不在社会主 义。 苏联和中国的成就，对于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一种影响世 界历史进程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100多个国家取得独立，世界殖民体系遂 告瓦解。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尽管理解不一、各国国情和发展程 度不一，社会主义却成为一种带有时尚特点的历史选择。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石油输 出国组织对本国石油资源实行国有化，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进入新 的阶段；另一方面，肩负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期望和真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同时则有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彻底失败。 马克思曾经在一封写给俄国19世纪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著名信件中提出，在某些条件具备 的情况下，存在一种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 果”的道路。正如两位英国作者所说，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视线里，当时的苏联，就是 “既能取得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成就和好处，又不发生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剥削现象”的 例证。(海伦*德斯富瑟斯、雅克*莱维斯克：《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序言》，商务印书 馆1983年版。)一种新局面已经出现，在基本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体系 已经建立起来，这是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人民的幸事。 与此相呼应，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长足进步。这种斗争迫使执政 的资产阶级政府采取某些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措施，导致二战后福利政策的恢复和扩 大。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承认，当时英美知识分子中一大批 人信奉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把国有制写入党章，并在1945年7月的选举中第一次获得绝 对多数。活跃在世界舞台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至 今以参加1964年美国声援黑人公民权运动的“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而感到骄傲。美国 一篇网站文章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如果你真诚地提出一些今天标准上的新自 由主义的观念或政策，你将会受到嘲笑或是被送人疯人院。最少是在西方国家，在那 时，每个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是受到马克思主 义影响的人。应该允许市场决定主要的社会政治事务，国家应该自动地缩小其在经济中 的作用，或是应该给公司以完全的自由，工会应该靠边站，给公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 社会保护，这样的观念完全背离那个时代的精神。即使一些人实际上同意这些观念，但 他们在公共场合不愿意坚持这一立场，并且很难找到一个听众。(苏珊·乔治：《新自 由主义简史》，美国z杂志网站(http://www.zmag.org/)2001年ll月4日。) 接着发生被称为“1968年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巴黎有“五月风暴”，学生以街垒路障 同警察对峙，工人罢工并占领工厂；美国有反战和民权运动的高涨，有“芝加哥骚 乱”；德国出现红军；日本出现赤军；拉丁美洲丛林游击队枪声四起，卡斯特罗和格瓦 拉的名字成为解放的象征。那是一种色彩斑斓的革命运动，吸引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 其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发出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不满和抗议的声音。几位美国学者的 共同研究，得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判断：只有两次世界革命。一次发生于1848年。第二次 发生在1968年。两次革命都是历史性的失败。两次革命都改变了世界。1968年革命是一 场反对以美国组织其霸权为代表的1945年反革命的革命。它也是试图实现俄国革命的最 初目标，同时极力克服这场革命的局限。因此它也是一种扬弃，对1917年的扬弃。向前 看，在这种意义上，1848年革命是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巴库大会和万隆的大预演。 1968年是什么事件的预演呢?（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这场革命，给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正如 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在西方，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人民 斗争热潮，统治当局被迫采取的某些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使那时成为西方舆论至 今怀念和津津乐道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垄断资产阶级来说，那却是正 在袭来的灭顶之灾。一个简单的账单是：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 的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6％下降到8％。一个把一己私利视同宇宙的脐眼、为 了400％的利润不惜上断头台的阶级，怎么可能心安气顺地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社会形态的更迭总是伴随着反复出现的战争和死亡、破坏和倒退，陈旧的社会势力从来 都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反扑和夺回自己天堂的机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陈旧过时的社会 力量虽然存在的基础已经腐朽，却一定会继续苟延残喘，“在咽气之前还要作最后的挣 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 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马克思：《反教会运 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l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 363页。）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以最终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理论旗帜和实践，召唤着世界人 民共同前进，在世界越来越广大的土地上，以巨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使资本主义退缩和 遁逃。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可以目睹惊慌、恐惧、悲观的情绪。难怪杜勒斯、凯南等人 物那样急于进行和平演变的设计和操作，难怪肯尼迪惊呼共产主义的红色风暴已经接近 美国的西海岸，难怪以老成练达著称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全集《白宫岁 月》中，也这样描绘他进入美国权力上层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这是“国内 分裂和国际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美国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我们不再处于 支配地位，但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l册“前言”，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稍微进行一点历史的比较，事情就朗若白昼。中国经济在世界经 济的总格局中分量有限，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然而中国修起了成片的高楼大厦和蛛网一 般的高速公路，大量出口的纺织品一类产品尤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仅仅 这些，就那么强烈地刺激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神经，使他们深感不安。他们费尽心机 一次再次地妖魔化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如一家台湾刊物所说，“中国的成功就 是美国的威胁”，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威胁论”正在美国“排山倒海般展开”（《全球 进入新结构性的高油价时代》，台湾《新新闻》2005年7月6日。）。于是大喊大叫，军 事包围，经济遏制，文化渗透，没完没了地和中国过不去。 这既不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而是一种活生生的阶级斗 争的规律。以对于世界历史运动的深刻观察和敏锐的政治警觉首先系统地揭示这一规律 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一再强调的那些论点，如果今天 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普通工人再来读一读，大约不会感到是危言耸听了：从资本主义过渡 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 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 这一点，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 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 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 (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 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在这种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时候，斗争总是带有空前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垄断资产阶级急切地需要一种战略的、政策的武器，以重新整合自己的队伍，发起反 扑，从防御转为进攻。蓄势待发的新自由主义，恰恰适合着这种阶级要求。 二 新自由主义喜欢把自己一套东西标榜为人类自然的、正常的、“别无选择”的状况。事 实恰好相反，新自由主义之登上世界舞台和扮演主角，并不简单地是学者鼓噪、媒体传 扬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阶级的、政治的甚至政府有组织行为的产物。它是垄断 资产阶级的选择和人为的制造物。这个阶级把巨大的荣誉给予它，投入巨额资金扶植 它。他们相信“思想总会结出硕果”——这曾经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的一本书的书名。 新自由主义被有意制造出来、推广开去，目的就是由此颠覆社会主义、重新奴役第三世 界和强化压迫本国工人阶级，取得资本扩张、利润最大化的绝对自由，实现美国的世界 霸权。从事情的结果来看，他们没有白白地花费力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名声不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别。垄断 资产阶级大亨为它不断地巩固阵地、扩大影响慷慨解囊。1974年和1976年，它的两位领 军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阿姆斯特丹跨国研究所所长 乔治·苏尚1996年撰写的《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乔治·苏尚：《单一思想是怎 样形成的?》，载法国《外交世界报》1996年8月号。），提供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财 团、大资本家赞助下勃然兴起的若干细节。 垄断资产阶级为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传播和传授提供着最优越的条件。新自由主义的 “思想库”不断得到加强。其中被认为属于“冷战斗士”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 究所”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年度预算为1700万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为1280万美 元，“传统基金会”达到2500万美元。此外得到巨额资助的，还有专门研究私有化的 “卡托研究所”、专门批判收入再分配的“曼哈顿政治研究所”。1990年到1994年间， 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新标准》、《美国旁观 者》等，从多种渠道收到2700万美元的资助。作为对比，4家美国全国性进步刊物《民 族》、《革新者》、《当代》、《琼斯妈妈》，同一时期只得到26.9万美元的“慈善赞 助”。 出面提供资金的包括福特基金会、布雷德利基金会。靠美国大工业财团(如库尔斯财团 (啤酒业)、斯凯夫或美隆财团(钢铁业)、特别是奥林财团(化学工业))建立起来的基金 会，也成为重要角色。奥林基金会的一本小册子承认，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为着“加 强私有企业赖以作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机构”。这个基金会1988年为此捐助5500 万美元，取得任命大学领导人的权利。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 大学等一些著名大学，都有奥林财团任命的法学、经济学院的院长。 1988年，芝加哥大学请来一位名不见经传也说不上有什么学术成果的美国国务院官员。 他受命发表演讲，主题是西方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冷战中大获全胜，历史由此到达终 点。讲演稿即刻在《国家利益》发表。这家刊物的社长欧文*克里斯托尔自己动笔，还 约请另一位出名的右翼知识分子塞缪尔*亨廷顿，在同期刊物撰文进行评论和推荐。接 着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报刊的转载和评论。这个官员就 是弗朗西斯*福山。他那个演讲就是《历史的终结》。由于更多财团的捐助和政府的推 行，这本书很快以多种语言出版，被制造为世界名著，进入大学课堂，转瞬之间占领全 球。用《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中的话来说，正是这种力量，“把电波和荧光屏占 领下来，把意识形态的铁环扣住了”。 需要一个补充说明：芝加哥大学和《国家利益》都是奥林财团的资助对象。《国家利 益》得到的捐助为100万美元。它的那位社长在担任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的时候，还曾 得到奥林32.6万美元的资助。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和高通胀。此前被边缘化的新自由主 义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人运动造成了“寄生性福利开支”的扩大和企业利 润下降。这种断言本身，就具有投靠的性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第二年 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从此成为西方的政府行为，并随后通过强制和诱导的手 段在全球推行开来。 三 新自由主义有种种别名，如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芝加哥学派、供应学派经济学、 货币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解 体苏联和演变东欧的时候被称为休克疗法，在拉美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在亚洲和非洲被 称为结构调整。 垄断资产阶级向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发起的新自由主义进攻，从一 开始就笼罩着一层厚重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烟雾。 1960年美国出版一本总结美苏冷战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并在1961年、1988年、 2000年相继再版。这本书宣传意识形态的斗争乃至意识形态本身已经衰微和毫无意义， 世界的惟一归宿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论调在美国司空见惯，如作者丹尼尔·贝尔所说， 本书因其书名而非因其内容得以传播。这个书名成为一种判断，得到新自由主义的特别 赏识。 新自由主义最初的面目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 低增长、高通胀问题为名，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帮助摆脱经济发展困境为名。但是，它的 经济举措的核心是私有化，亦即所谓“产权改革”。这实际上是针对劳动者和普通人民 的一种财产权力的再分配，目的和结果都是使它更加集中于垄断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 搬出“小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一类东西，摧毁第 三世界捍卫自己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西方首先是美国的国家力量却在无限地加 强。资产阶级国家作为“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的表象丧失殆尽，正在日益 同本阶级合为一体。 在英国，撒切尔主要的作为是减少富人税收、取消对金融流动的控制、大幅度削减社会 福利、提高失业率和压制罢工。在美国，策划货币政策大转弯、以高失业率为代价平息 通货膨胀的沃尔克得到政治支持，被新上台的里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里根接着镇压空 运管理人员工会的罢工，发出向工人福利、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发动全面进攻的信号。 同时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所说：“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 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 战略。”（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仅仅20世纪80年代，就使美国上层10％的家庭的收入和原来相 比增长16％，再上层的5％增长23％，最上层的1％增长50％。至于其他占人口80％的美 国人，地位越低，失去的也越多。 在被解体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努力、热 情、仇恨，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逝去变为现实的力量。在人民革命中受到惩罚、流亡国 外或被迫从事平凡劳动的皇亲国舅、王公大臣、地主、资本家，纷纷回来索讨过去的权 力和财产：皇宫、城堡、住宅、工厂、商店、庄园、土地等等。一些国家还出现此类人 物的政党。被民族解放运动赶走的过去的宗主国，也以“投资者”的身份卷土重来。现 在的被剥夺者，是由于革命而改变命运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革命给予他们 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烟消云散。相当一批前共产党员则转向图生存和发 展，或者失业、被边缘化甚至干脆投入监狱。 新自由主义吹嘘自己的公正客观，以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瓦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 论的严整性，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同时却制造和散布大量含混其词、似是而非、模棱两 可的语汇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压迫”、“统治”这些本来具有 确切而实在内涵的概念，被认为过时陈旧而束之高阁。现在成为口头禅和时髦标志的， 是诸如“接轨”、“转型”、“竞争”、“双赢”、“灵活性”、“机会均等”、“现 代性”、“新经济”之类的东西。然后是被伪装为“国际社会”、“国际惯例”的西方 首先是美国的舆论、需要、做法。一旦造出这类话语，就开动他们控制和收买的媒体地 毯式轰炸一般日复一日地轮番鼓噪，淹没一切不同的声音，强制人们的思想在不经意间 变为他们话语霸权的奴隶。 新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俄罗斯表现得特别露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 改革赢得西方支持。他们把美国奉为圭臬，认定西方推荐的休克疗法是惟一可用的方 案。西方的各种顾问团源源不断涌人俄罗斯，“盖达尔周围的年轻改革家们狼吞虎咽地 吸收着他们的建言。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全俄国的追星族们忙不迭地放 弃共产信仰。有时，这些改宗者甚至比他们的意识形态新偶像还要正统。”（奥列 格·鲍戈莫洛夫：《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 2月。） 一位意大利记者观察俄罗斯社会历史倒退的过程，突出地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 义的作用：应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强大磁场上，在这个磁场上，规 则是由“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制定的……但是我们大家，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 是在“美国”模式的框架中思维的。形成社会舆论的大众媒体所推广的，就是这一模式 的思想。请看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按照这一意识形态，这个模式就成了对无数群众来 说是“惟一可能的”模式，而群众的舆论则是由人数不多的一批美国模式的崇拜者和手 中掌握大众媒体的祭司和助祭们来定的。共产主义不是已经死了吗?好极了，必须用 “美国”模式来填补这个空缺。就因为它是“惟一的”模式。（朱利叶托·基耶萨： 《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新自由主义不是靠理论的、思想的力量，而是靠金钱、权力、欺骗技巧直到导弹和航空 母舰推行开来和取得主导地位的。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的贫乏使它 的进攻不得不经常地表现为偷换概念、逆转语汇的闹剧，或者如法国《外交世界》所 说，制造一些“全球新俗套”的话（《全球新俗套》，载法国《外交世界》月报总第 554期。），那么恰恰在俄罗斯这个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的国家里，新自由主 义改革家发动了讨伐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战役。鉴于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 地位，这成为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志在釜底抽薪的战役。 他们宣传，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资本、管理、思想创造价值，体力劳动的生产活动 如同蜜蜂一样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以此证明雇佣工人通过交换得到的报酬 符合他们作为“会劳动的畜生”的社会地位。但是难道思想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是同 样地受到资本的剥削吗?难道资本可以不通过对于雇佣劳动的剥削而自我增殖吗?俄罗斯 一家杂志回击这种胡言乱语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企图把劳动(连同其他因素) 说成只是价值的部分来源或者说只是价值的一半来源，同时，他们又把资本家和雇佣工 人之间的交换描绘成等价交换，企图用等价交换这块遮羞布把资本的剥削实质掩盖起 来。”（《“理想”资本主义的秘密被揭露了吗?》，载俄罗斯《工会》2001年第2 期。） 四 这里有什么非意识形态吗?没有。这是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甚至他们的“非意识形 态”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 对于任何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都不能不提出为什么人、对谁有利的问题。意识形态不 过是一定思想、观念、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仍然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对谁有利。比 如，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没有为哲学的哲学，也没有离开特定社会关系的经济增长。当 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增长宣传为社会活动的主轴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其实是从属于资本主 义关系的利润增长即资本家利润的最大化。施工修建一座大厦，大厦本身不是目的。重 要的是谁得到利益、谁付出代价。大厦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积物，而且这些钢筋水泥和 所有的建筑材料，大厦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和程序，它的投入使用和维护，都灌注着特定 的社会关系。 美国本来是一个意识形态倾向极为强烈的或者说以意识形态为本的国家。它向自己国民 灌输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美利坚人是上帝派来拯救世界的。当这种浓厚的宗教信仰 和民族优越感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时候，它就成为直到今天美国官方还在强调的 他们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正在被用于征服世界和实现美国霸权。它同时成为 这样一个“全球洗脑”的过程。这就是以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扼杀和取代世界各民族 人民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剥夺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永久地、心甘 情愿地成为《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种“发财致富的条件”。这就是全球美国化。 人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揭露新自由主义之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前 引法国《外交世界》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符号强暴”和“对人们思想的殖民主义征 服”。美国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谈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的时候说，尽管它志在 剿灭非资本主义形态，在理论上、学术上价值不大，但它“为一个根本的政治目的服 务”，被用来在意识形态上“论证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 国家资源日益被转移给资本都是正确的”。他把推行新自由主义直接称为“通过特定机 制”进行的“收入和财产的反革命”。（詹姆斯*佩特拉斯：《全球化：一个批判性的 分》，《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 245、279页。）两位德国作者的著名的《全球化陷阱》，干脆把新自由主义叫做“华盛 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意 识形态”（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 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当局先后程度不同地转向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原社会 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正在和已经造就一种以出卖国家民族 利益填满私欲的买办性、依附性资产阶级势力。美国以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压力 和文化的诱骗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连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也把推行新自由主义 作为自己的当然使命。 这就像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的： 考虑到堆积如山的钱财和美元的强大力量，谁会奇怪全球资本主义势力操纵了“华盛顿 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全世界所有最富有而强大的国 家?谁会奇怪全球资本主义势力控制了目前正在被宣传推广并实施着的全球化进程?难道 我们会奇怪为什么全球化总是为那些非常富裕者而不是那些非常贫穷的人们贡献力量? 难道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丝毫热情和牺牲精神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努 力?（马哈蒂尔：《全球化与共同发展》，2001年10月20日在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 峰会议上的演讲。） 一位美国学者说得好：新自由主义是“蓄意实现人口中最富裕阶层的阶级权力复辟的工 程”。 应该说，在这种阶级权力的复辟工程中，还包括着民族权力的复辟。后一种复辟，主要 用来回应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期收回、削弱或者取消第三世界国家争得的国家 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权力。 回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严重威胁， 在全球刮起阶级复仇、民族复仇的旋风，“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这种阶级的、民族的 复仇导致的全球白色恐怖，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已经为凯恩斯主义所无法承 担。 但是研究新自由主义缘起和它何以在一个时期称雄全球这样的问题，仅仅讨论它同凯恩 斯主义的关系，就很难作出全面的判断。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 主义，或者是布什政权新近奉行的新帝国主义，都是一种阶级现象，都是垄断资产阶级 为解决同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阶级战略或政策。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 ------------------------------------------------------------------- 文革（七律） 无套裤汉作于2005年10月08日 文革风飙泪映红，绵绵白露有无中。 绝鸢骤痛心穿线，望眼啼开市转蓬。 路易断肠人几叹，民安累世役皆空。 劝君莫笑渔阳鼓：惊破新城是沛公！ 注： （一） 首句说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在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尖锐而激烈，这反映了文化人自 在的主体精神、自我意识和社会人自为的群众观点、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这一对矛盾将会长期存在 ，而且往往会导致血泪斑斑的社会阶级斗争。文化人的精英意识使他们无法容忍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 线，他们一方面把来自工农群众劳动果实的物质供养当作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要求自由 创作、独立精神、人文理想、不做精神奴隶、回归“五四精神”、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甚 至反对任何革命，把群众观点和路线以及阶级观点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加以断然拒绝和坚 决排斥。他们们不知道做文化人的前提是先做好社会人；反之而不可。完全独立于社会阶级统治之外 的个人主义活动纯属主观主义的幻想，是与事实脱节的。于是他们片面崇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文 化人自主能力和自由精神，认为这种“自食其力”的文化生涯未尝不理想，而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生 活反而成为他们怀疑、反抗、挑战的对象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生涯至少对 一般文化人而言不但不理想，毋宁说是一般文化人的文化坟墓。统治阶级在这里树立起极少数的上层 文化人，成为千万、百万美元户，直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摇旗呐喊、颠倒是非、制造除资本主义外“ 别无任何其他选择”的反动舆论；而人数众多的下层成为自生自灭、流离失所、贫困失业破产和地位 下降的文化流浪汉和打工仔。中层处于夹缝之中，虽然不愁饥馑和长期失业，但是人微言轻，庸庸碌 碌，到头来同样一事无成，往往消极被动，走上极端个人主义、大众消费主义与虚无、消极和颓废主 义的文化泥坑。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生涯。 （二）　　 白露有无中：“共产党”资本家阶级在1976－1978年先后用宫廷和三中全会两种政变方式打败文革 后 ，到80年代曾经收买并拉拢士人，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而反对文革大事渲染和吹捧，但是曾几何时， 他们给反文革打手们的残羹剩饭早就处于有无之中了。 （三） 绝鸢骤痛心穿线：绝鸢（yuan1）犹言断了线的风筝。诗人食指（郭路生，1948- ），作为上山下乡队 伍中的一员，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里，曾经纪录他离开故乡北京时刻的感触如下：“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一只风筝…/” （四） 望眼即望怨着的眼睛。诗人顾城（1956-1993）在1979年写的小诗《一代人》说：“黑夜给了我黑色 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事实证明：光明没有找到，倒是看到了自己的孤寒与微弱；黑色的 夜眼找到的竟然是更为阴沉、漫长、野蛮、残酷、危险和历史上所仅见的黑夜。这里试着加上以下三 行：“要有一线光，一丝火星，/否则睁不睁眼，都一样/不利于行。/啼开指噙着泪光。市转蓬指大 伙儿在就业市场上，随波逐流，辗转流离象割断了的蓬草一般。这些“伤痕”、“反思”、“忏悔” 、“复苏”、“人道主义”、“憧憬”、“激愤”派反文革的文学工作者们现在却因事过境迁而烟消 云散了。例如“朦胧诗”诗人北岛（赵振开，1949-）就在北美流浪。这还算是遭遇比较好的，至于 其他两位朦胧诗人的下场就更为悲惨：海子（查海生，1964-1989）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顾城在 纽西兰寓所杀死妻子谢烨（诗人雷米）后，自缢身亡。资本家阶级自从二三百年前他们的反封建革命 成功之后，就一变而成反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反动统治阶级，因此也必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知识分 子的对立面，文人士子不可不谨慎事之。 （五） 回想比文革更为彻底，因此也更为恐怖的法国大革命，其主要敌人是封建主义，旧社会的统治阶级— 皇室和贵族的政治总代表是国王路易十六（1754-1793）。他虽然接受立宪政体，但暗中勾结外国封 建主义敌人和王党分子，阴谋复辟封建主义，最后以叛国罪被处决。在这前后，全欧洲的封建反动势 力对革命大兴问罪之师，人们不但为路易十六及其皇后与皇室感慨长叹，而且派遣数十万联军进攻易 帜了的巴黎，要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六） 但是，人民消灭了封建帝制和贵族，终于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奴役中，求得一定历史阶段和程度 上的解放，达到了革命的最终目的。革命暴力是血腥的，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皇室、贵族、反革命 、告密者、反叛者、不满者、散播谣言者等等平民百姓都被消灭干净。至于冤假错案和因自杀、逃亡 、匿藏、外国间谍、贪污、囤积致富等被处决的更不知道有多少。总之，数以百万计的十八世纪法兰 西共和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空前的劫难和审判。革命就是以少数人的鲜血为代价换取大多数 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持久的、可靠的地位和利益。如果法国大革命失败了，那么法国广大农民 的封建义务和奴役就无法一扫而空，其包括资产阶级和工人在内的法国人民的后果与处境将会是非常 悲惨的。 回顾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的‘残忍’性事实，然后对比文革，可以说其残忍程度根本小而轻，与资 产阶级的那场大革命不相称。阶级革命都必须彻底而且严格进行，所以它们的‘残忍’性质就当然越 发突出和鲜明。问题不在于所谓‘残忍’，而在于革命是否取得胜利。法国大革命虽然极端‘残忍’ ，但是却胜利告终，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与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改善，人民满意了， 当然封建主义皇室和贵族对它恨之入骨，大骂革命‘残忍’，对革命表现出刻骨仇恨、咒骂和大搞颠 覆革命的舆论。然而这些反动分子虽然能够张牙舞爪于一时，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情的，他们当然被 人民群众的铁拳打得气息奄奄，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革由于内部因素和种种错误而失败了，因此一个不以‘残忍’著称、相对温和的伟大革命反而被帝 修反强加上‘残忍’、‘浩劫’、‘动乱’等等莫须有罪名，公然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说谎和造谣， 以至于造成一般不明真相的社会各界人士错误认为相对和风细雨的文革反而成为‘残忍’和‘浩劫’ 的化身了。 失败了的阶级革命的历史结局总是这样的，这里的剧本绝不是英雄史诗式的，而总是‘罪恶’、‘劫 难’、诅咒式的；人们把一切丑恶、野蛮、落后、卑鄙、肮脏等指责一古脑儿全部归罪到失败的革命 身上，好像要把革命置之于永远不能翻身或重来的万劫不复的境地之中。他们看不到由于阶级革命的 失败，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变本加厉；由于革命的失败，反革命以千百倍的残忍（真正的残忍）程度 ，以垄断国家机器和剥削阶级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剥削、镇压革命阶级的最残酷、野蛮、悲惨的政治社 会现实。他们由于对革命失败事实的强烈认可，再加上对于统治阶级的小恩小惠带来的政治幻想，于 是一头栽倒反革命的骗局和反动怀抱之中，成为反动派的俘虏。 革命应该慎重，革命更应当具有较大的把握，要知道失败的革命将成为革命胜利的巨大反作用。那种 认为革命不怕失败的轻率观点是要不得的。 （七） 秦末，代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陈胜（？-前208）和吴广（？-前208）以农民领袖的身份在河北渔阳（ 今日密云西南）起义。到了22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鼙鼓声音似乎十分微弱，大概敌不过反动派的 高音喇叭。其实不然，敌人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物质武器，只要民心尽失，就必然会成为几堆废 铁。有人对此估计不足，不懂：解决胜负的不是几件新式武器，而是使用武器的人的斗志和决心。 （八） 亭长（掌管地方治安的国家基层干部）出身的刘邦（自称沛公，前256或前247-前195）这样的人物 值得注意了。他于前206年，即陈胜、吴广起义战败的第二年，攻占咸阳（建国后改称新城）；灭秦 后与父老约法三章，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秦人拥戴他。后来经过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农民起义军 内部斗争）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建都长安（今西安市）。晚唐诗人章碣（音JIE2；意即 石碑；860-874在世）在《焚书坑》这首七绝里曾经说“刘项元来不读书”。其实，刘邦写了古诗《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及《鸿鹄歌》，他还是读过 书的，只是读书不多，浅尝辄止罢了。这些读书不多，但是接近社会底层，私心比较轻的基层干部更 能成大器和大事。 . ------------------------------------------------------------------- 谈党专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几点看法 KZH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必然影响到党内，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或隐或显的 党内路线斗争，所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必然性是得不到可靠保障的。危险还不止于此。一个代理阶级 专政的党，如果经常冒着被敌人篡夺最高权力的劣势，而革命阶级反而因此而不能监督和有效进行干涉 的话，那就无疑自寻绝路，拱手让敌人从内部攻破革命堡垒。第一次文革的失败教训之一，就是一旦 革命领袖逝世，反革命走资派联合革命派里面的叛徒一举夺取党政军大权，群众连喊“不”的声音都被 全面压制下去，更别说起来反对了。文革一败涂地，难道不是群众与党相比不堪一击的必然结果吗？如 果党与群众二元化领导的话，党一旦变色或发生事变（如政变），革命阶级起而干涉党的蜕化变质，那 么文革还会失败吗？革命阶级在师出有名的前提下，威信和声望不在党之下，就可以造成极为有利的政 治影响力，从而实现自己的专政，这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革命阶级专政的根本含义。 反过来说，一切由党代理（即使变色或即将变色的党也被肯定为唯一的或一元化的领导机器），革命阶 级被定位在接受党领导上，那么敌人只要占领了党的领导权也就等于得到了一切重要权力，这与马克思 的革命阶级专政的设想岂非背道而驰吗？ 我们不能过于相信党的领导人一定会如同毛主席那样毅然发动文革，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斗争走资派，反 修、防修。很有可能的革命脚本是党内领导层或者限于觉悟、毅力、革命决心，或者受制于敌人的暂 时优势，发生动摇，处于改良和革命的犹豫两可之间，换句话说，文革还没有发动，党的上层就投降了 。无权无兵、没有组织、没有法理依据的乌合之众如何起来对抗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于法于理都天然 有据的专政党组织？第二次文革又有多少可行性呢？在这种作茧自缚的前提下，一个自下而上的革命首 先在法理上就限于自身内部逻辑矛盾，更不必奢谈什么革命阶级专政了。事实上，向反动派造反有理的 正确理论与党专政及党的一元化领导等错误主张是没有一致性可言的。我们赞成正确的理论，反对错误 的政治实践。造反有理就是革命阶级专政有理、党专政无理的最具体的、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 马克思主义的党理论面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的全面回顾和检讨，那种被证明不符合革命实际要求的 党理论应该彻底被扬弃，并在革命实践中确立符合实际和有助于发动、开展、取胜的文革要求的正确党 理论和实践。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经验，那种轻视经验教训的结果很容 易导致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希望大家给以批评和建议并参加讨论。 ——————————————————— 谈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大革命都是“残忍”的 游客 回顾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的‘残忍’性事实，然后对比文革，可以说其残忍程度根本 小而轻，与资产阶级的那场大革命不相称。阶级革命都必须彻底而且严格进行，所以它 们的‘残忍’性质就当然越发突出和鲜明。问题不在于所谓‘残忍’，而在于革命是否 取得胜利。法国大革命虽然极端‘残忍’，但是却胜利告终，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 、经济和历史与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改善，人民满意了，当然封建主义皇室和贵族对它 恨之入骨，大骂革命‘残忍’，对革命表现出刻骨仇恨、咒骂和大搞颠覆革命的舆论。 然而这些反动分子虽然能够张牙舞爪于一时，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情的，他们当然被人 民群众的铁拳打得气息奄奄，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革由于内部因素和种种错误而失败了，因此一个不以‘残忍’著称、相对温和的伟大 革命反而被帝修反强加上‘残忍’、‘浩劫’、‘动乱’等等莫须有罪名，公然在广大 人民群众面前说谎和造谣，以至于造成一般不明真相的社会各界人士错误认为相对和风 细雨的文革反而成为‘残忍’和‘浩劫’的化身了。 失败了的阶级革命的历史结局总是这样的，这里的剧本绝不是英雄史诗式的，而总是‘ 罪恶’、‘劫难’、诅咒式的；人们把一切丑恶、野蛮、落后、卑鄙、肮脏等指责一古 脑儿全部归罪到失败的革命身上，好像要把革命置之于永远不能翻身或重来的万劫不复 的境地之中。他们看不到由于阶级革命的失败，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变本加厉；由于革 命的失败，反革命以千百倍的残忍（真正的残忍）程度，以垄断国家机器和剥削阶级专 政的法西斯统治剥削、镇压革命阶级的最残酷、野蛮、悲惨的政治社会现实。他们由于 对革命失败事实的强烈认可，再加上对于统治阶级的小恩小惠带来的政治幻想，于是一 头栽倒反革命的骗局和反动怀抱之中，成为反动派的俘虏。 革命应该慎重，革命更应当具有较大的把握，要知道失败的革命将成为革命胜利的巨大 反作用。那种认为革命不怕失败的轻率观点是要不得的。 . ------------------------------------------------------------------- 东北咋能这么“整”？ 作者: 云淡水暖 差不多在10个月前，2005年1月，人民网转载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文章“吉 林代省长调研并推荐《东北咋整》 欲赶超苏州”，而就在今天，草民读了《东方 早报》的另外一篇报道“严介和资产爆炸式增长刹车 百亿国资重组被叫停”，而 这个叫严介和的人物与“吉林代省长…欲赶超苏州”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 关系。 严介和的名字被媒体“炒热”，是在今年的《福布斯》揭晓的“2005年胡润百富 榜”之后，当时人们惊异地发现，“一年中，严介和的个人财富增加了110亿！” （2005年10月19日《北京现代商报》），报道说，直到2002年，严介和担任主席 的太平洋建设集团的年产值也不过20亿元，据推算，严介和在2002年至2005年间 财富增加额不会超过6亿元。但2005年初开始的一系列对国有企业的并购。到最新 一期福布斯财富榜公布的时候，严介和已成功收购了31家国有企业，涉及资产总 额达60亿元。根据《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其净资产50%的规定， 严介和显然无法直接收购高达60亿元国有资产。于是，有人推测，严介和可能采 取的是“零成本”收购的办法…。那么，严富豪或者说严寡头与“吉林…欲赶超 苏州”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 第一阶段，来自苏州的吉林省代省长王珉带来的“苏州模式”，催生了“使吉林 省经济发展由快走变成快跑”的思路，记得当时的报纸很是炒作了一番苏州“走 出去”了多少多少“省级干部”，“江苏经验”似乎将“四面开花”了。据报道 ，在制定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时，吉林省发改委原是想在2004年 基础上再增长个20%，当时的代省长王珉觉得太低了，应该增加一倍，后来将今年 的目标定在了1600亿元，比2004年增长42%，但王珉代省长觉得仍然没有苏州增长 快。吉林省经济协作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李学艺感慨，“我们下面的干部跟不上 王珉代省长的速度。” 王省长祭出的“法宝”，自然包括被证明屡试不爽的“招商引资”，可能由于有 在苏州发达地区从政打造的人脉关系，王省长很有基础，‘王珉调任吉林省后， 相继而来的南方客人络绎不绝。“其实还有更多的江苏企业家正等着吉林两会结 束后涌来吉林，他们表示，等王珉去掉代省长的‘代’字，他们就前来投资。‘ 一位官员表示。”。王省长为东北的发展心情之迫切，态度之积极，无疑是东北 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种上层动力所在。但是，“正等着吉林两会结束后涌来吉林” 的“江苏企业家”们，是准备与东北、东北人民一道“双赢”呢，还是别有所图 ，世界上真有“散财童子”、“慈悲大士”，还是唯利是图呢。 第二阶段，“江苏企业家”们果然就“涌来吉林”了， 2005年6月3日的《浙商网 》发表了一篇报道“大摆国资盛宴 王珉能移植苏州经验？”，标题颇为“别有用 心”，“盛宴”二字，不免使人们想起郎咸平炮轰顾雏军时使用的“在‘国退民 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字句。报道说，王珉希望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 业中降到20%。而目前吉林省社会总资产中，国有比例占80%，资产总额近2800亿 元。在上海举办的“吉林国资招商推介会”，原来预计800人，结果来了1500人， 近2800亿元的资产盘子和近60%的出让幅度，确实令人兴奋，此次“推介会”，“ 共签约项目115项，签约金额达123.9亿元。”。 第三阶段，“涌来吉林”的“江苏企业家”们开始“初露锋芒”，其中的佼佼者 就包括资产额在一年中“翻了8倍”的严介和富豪或者寡头。据报道，2002年以前 ，严介和一直地在路桥建设业内“掘金”，而有媒体认为，严介和的财富来历不 无暧昧。因为其太平洋建设集团最初从事的公路、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壁 并非一般人能够轻易打入的，更令人惊讶的是，2005年，原先只号称拥有20来亿 资产的严富豪，在一年之内“一跃”成为“中国第二首富”，个人资产总额“125亿 ”，收购、托管了31家“亏损”国企，旗下成员企业115家，如此的暴富速度，令 人称奇，也更令人生疑，更令人不免想起了目前已经锒铛入狱的顾雏军富豪、张 海富豪的“致富经”。 “涌来吉林”的严富豪果然大手笔，在“大摆国资盛宴”的吉林省“呼风唤雨” ，据报道，今年8月，太平洋建设以承担资产、人员、债务及改革成本为条件，与 吉林省国资委达成初步意向，重组由其直属的8家国企———吉林交通建设集团、 建设控股集团、高速公路公司、汽车工业贸易集团、宝路集团、物资集团、物贸 集团、省信用担保公司组成的“资产包”。据称，这一资产包价值150亿元，几乎 囊括该省基础建设方面的支柱企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国企收购案”。（《东 方早报》）。 从表面上看，严富豪确实像“救难菩萨”、“散财童子”，承诺要“承接上述所 有资产、人员、债务及改革成本。”，但是，以草民的亲身观察，这种“承接” 的结果，就是将原先国企中的中老年甚至全部职工“买断”打发到社会上去，然 后充分利用国企的硬件资源如房产、地产、设备；软件资源如市场、品牌等等， 进行倒腾甚至转卖，总之要榨干最后一滴油水，草民见过“改制”后被转卖了四 次之多最后还是倒闭了事的国企。 不知道是被严富豪的暴富速度所“震撼”，还是察觉了其中的蹊跷，亦或是社会 反响太过强烈，吉林省国资委在最后一分钟叫停了这宗买卖，据报道，10月15日 ，吉林省国资委在其网站不起眼处挂出了一份没有标题的“公告”，称因“按政 策规定就主要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双方已经终止该合作意向。”，而“打包”中 的企业又重新估价开始“零售”了。真正叫停的原因恐怕还无法确定，但也不无 端倪，“吉林国资委改革处郭副处长认为，该省国企改革的思路是增资改制、促 进发展，即参与重组的企业要拿出‘真金白银’，而太平洋建设‘迟迟没将钱打 进来’。”，就是说，严富豪想“吃肉”又舍不得掏钱，而严富豪方面的说法更 加耐人寻味“严介和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企业、当地主要领导热心，职能部 门阻挠。’他告诉记者，太平洋建设重组国有企业都是‘零成本收购’，改革成 本应用在介入后的后续成本上，他无法接受从开始接触时的负资产国企被‘重新 评估’为正资产。” 严富豪算是讲了“真心话”，什么叫“太平洋建设重组国有企业都是‘零成本收 购’”，实话实说，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把咱东北人当成出卖国有资产的 “活雷锋”了，还有什么叫“企业、当地主要领导热心，职能部门阻挠。”，企 业“热心”的，无非是几个高层管理者，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人先是掏空企业， 然后严重低估企业资产，与严富豪之辈再次分肥，而“热心”的当地“领导”， 其动机无非是急于“甩包袱”，甚至不排除台底下的东西，好在还有比较警觉的 “职能部门”的“阻挠”，要不然，以严富豪的速度，下一次的“富豪榜”其名 次恐怕就要“再上层楼”了。 顾雏军进了监狱，并没有阻止其他的“雏军”吞噬国有资产的欲望，在振兴东北 的道路上，国有资产的转让无疑是一块“肥肉”，咱东北人要睁大眼睛，别被“ 忽悠”了，别做了这种异样的“活雷锋”，“整事儿”要看看方向，不对头就要 问一声：咋能这么“整”？ . ------------------------------------------------------------------- 坚决支持刘国光同志 李树泉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尊敬的刘国光同志：您好！ 在人大经济论坛网上读了您7月15日批评教育部的谈话，为之一振，终于有人出来 讲话了。 我65岁，思虚再三，是老共产党员的责任教育我应该站出来，给您写信，表示坚 决的支持，再补充点事实，谈点看法，仅供参考。 因为您讲的几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 一、“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 不正常”。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也说明 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混乱，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出了毛病，不是在 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与时俱进，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 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对美帝国主 义抱有幻想。在美国对我分化、西化的斗争面头，丧失警惕。有人妄国以美国为 榜样，做为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 ，在今年5月31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人民网论坛上说：“比如在 美国，他也有国有企业，联邦邮政是国有企业，但是他绝大部分竞争性的领域， 包括军火工业都是私营，这个也没有关系，而且老百姓都接受，政府觉得军火企 业是私有的，他也可以监管”。更有甚者，对美国“学者”的建议，言听计从， 狼狈为奸。“在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斗争，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 政策掌握失误。”例如，曹思源，人称“曹破产”，公然叫嚣共产党改名叫社会 党，他的著作《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公开出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销 售。 三、“目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 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提出“反右防左”是时候了。“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关键是在经济领域，更具有基础性。今年5月16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 究员刘日新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告急，当前国有工业只剩17.6%——国企改革为 了啥？》。大约在50年前1955——1958年，我们搞了“一大二公三纯”，“割资 本主义尾巴”，把非公经济包括外企，以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结果把公有制经 济的主体地位搞没了，是否犯了右的错误？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 的历史经济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取得的，所产生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干扰的结果。 五、“领导权问题，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 义者手中。”但是“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 能提拔。”“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 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什么样结果？可想而知。”中央党校某经济学教授，公 开宣扬经济人假设，人都是自私的等等。“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 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的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 财政系统，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 义者手里”。确实“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 六、“如果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真的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 义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 代，意识形态不仅仅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 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这场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是您破的题。一定要且必 须进行下去。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会出现马克思主义被嘲笑，被边缘化的事情 ？不讲坚持四荐基本原则，不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使资产阶级的东西钻了空 子，出现了上述种种怪现象。从经济领域反思，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股份制是过渡 点，指的是从私有制经过股份制向公有制过渡。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股份制 改造国有企业，只能是蜕变，从而为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前苏、东的经验教训 和我们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路在何方？当前坚持社会主义 改革方向，反对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 2、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决反对搞资本主义和“左”的产品 经济3、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决反对渐进式全面私有化。我们 不反对发展非公经济包括外资企业，但反对以此取代公有制经济成为主体。今天 之所以有那么多劳资对立冲突的事情发生，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是根本原因。4、 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决反对强制推行雇佣劳动制，把工人阶级边 缘化。以私有制改造国有企业，之所以是蜕变，就是因为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 大方向——消灭雇佣劳动制。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必然走到邪路上去。恩格斯曾 说：“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 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7页）。这样做的恶果 是，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今年学习时报9月12日第302期车海刚 的文章《贫富差距：高度重视，妥善处置》说：“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 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式线为0.4），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 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 日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 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 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中国共产党历经84年风雨，大略可划分为三个28年，曾经写过两个《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从粉碎四人邦至今28年，是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中央希望把 社科院建成智囊团、思想库、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这次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边 缘化始。您已经点破了题，希望能广泛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把这场斗争有 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下去。这场斗争不要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着眼于 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发展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度把握初 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性质，划清左、右两边界限，进而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党的第 三个若干问题的决议。我们坚信，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走前苏共的路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冲过这次风浪走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具有深 远的世界意义，二十一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祝您健康长寿 我们 并肩战斗！ . ------------------------------------------------------------------- 毛泽东的“珠峰”（3） ——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 萧衍庆 （2）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在重大斗争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从“二月逆流”看到了 另一面，即部队的稳定和提高。 当时，“一月风暴”虽然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革命形势 和革命权威，但因为夺权斗争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集中反映，不仅必然会引起走资派们 的疯狂反对，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坏人也会从中挑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内部因夺权斗 争牵引出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激烈碰撞，都使夺权斗争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不 少地方出现了混乱。靠什么来维持革命斗争的秩序？只有靠人民解放军的支左行动。一九 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中，毛泽东明确批道：“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 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并令中央发出决定 ，废除以前“不介入”的决定。这就开始了人民解放军支左、军管、军训等一系列活动， 为夺权斗争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而人民解放军的稳定和提高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毫无疑义，“二月逆流”的危害是严重的，但问题出在部队，所以，毛主席处理是很 慎重的。譬如，四川省在“二月逆流”的影响下，抓捕了一大批人，经过工作，释放的逮 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就达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毛泽东在 四川省报告上批道：“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 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 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 要沉得住气，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 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 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随后，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指导人民解放军过好群众这一关。他多方面鼓励军队主动 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陕西驻军负责人连续召集当地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听取 他们的批评意见，改进工作。毛主席批道：“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这 种做法。”并在文中加注说：“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 ，并且改造世界。”他非常提倡小型谈心会，让“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 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立即改正”。广东省军管会组织支左干部分 批进行集训，毛主席批示：“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 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 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山东军区和济南军区出现了一时难以断明的情况，军 区来信来电反映，群众围攻解放军。毛主席看后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 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 到解决的。”不几天，就有军区人员来信反映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毛主席看后批道：“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同样情况在全军 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随后，济南军区支左人员来信反映支左中“ 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 成了保守派的后盾”等问题。毛主席批道：“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很值得注意。”从毛主席的批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紧紧抓住军队的思想问题来判断 是非，就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矛盾。他在《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 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写道：“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 ，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 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 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 ，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 、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这些通俗易懂的教导，极大地教育了部队人员，保证 了三支两军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为建立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一种倾向总是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在毛主席稳定和提高军队的同时，却出现了一股 乱军的思潮。毛主席最早对极左派的关注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对王明昆关于成立 “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中，毛主席说：“排斥交通大学一派， 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 ，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当陕西驻军弄清情况以后，毛主席在这 份材料里“李世英同学”后深情地加注道：“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 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稍后，唐闻生、王海容向毛主席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 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他们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或其后台；并说什么“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毛主席在信上批道：“极左派 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出在中央文革小组 内部，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毛主席指出王力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 话”是“大、大、大毒草”，并否定了关锋参与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他说：王 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一九六七年八月，毛 主席批准隔离审查王力、关锋。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主席写信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 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冒动。1）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 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 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 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 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 的小兵。毛主席在信上批道：“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 知关、王二同志。”次年一月，戚被隔离审查。这是文革中左派在最高领导集团中第一次 分裂。从他们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批示中可以看出，极左思潮在文革中是自上而下地存在着 ，否定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左派总结历史教训。但是，毛主席一直把它作为人民 内部矛盾看待，是一个说服教育的问题，右派把它视为敌我矛盾，幸灾乐祸，后来有的利 诱，有的加重处理，那是别有用心的。 在夺权斗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发生左派分裂事件，说明斗争的严酷性和复 杂性。毛主席排除“左”右干扰，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使新生政权——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得以顺利进行。 毛主席十分重视新生政权的代表性，所谓“三结合”就是它的代表性的形象概语。最 早的“三结合”是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里提出的，它的“三位 一体”是坚决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 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随后，周恩来在审阅《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 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 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 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又划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 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毛主席阅后批道：“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 ，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根据两 位领袖的指示，社论加写道：“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 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群众组 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 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 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 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 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审阅《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 命的“三结合”》时，在稿中写下两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 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从上至下，凡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 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 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 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三结合”要实实在在的“三结合”，决不搞徒有虚名的花架子。一九六七年三月五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等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说，中央文革 指示我们几个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九十 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 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 会。毛主席于九日给周恩来批道：“总理：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 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 。”周总理十日就给毛主席报告说，昨夜得到主席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先要开 工人、农民、中学生代表会或群众大会的指示，我已告谢富治并给常委和文革小组各同志 传阅，他们都很赞成。今早，我照此方针，以电话告天津解学恭（当时任天津市委第一书 记），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 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毛主席当天在这个报告上批道： “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 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毛主席就是根据这种原则一个省（市）一个省(市)地研究解决问题，待到条件成熟后 ，再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即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毛主席在审阅和修改两报 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时，把原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 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改为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 一种创造”。原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 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毛主席在“所提出的”之前又加上“总结群众的经验以后 ”几个字。不难看出，毛主席对群众的这一创造是何等尊重和肯定。毛主席在这篇社论中 还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并且对“三结合”作了如 下总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 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从这个总 结里可以看出，革命干部在“三结合”里的地位被凸显出来，为以后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级党组织的相继建立和恢复活动，毛主席决定改变由军队干部控制地方政权的 问题。一九七一年八月，他在南巡中指出：“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 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于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原担任所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 军区司令员到新的军区后，均不再担任该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所空缺的地方革命委员会 主任由地方干部出任。这时的“三结合”就变为“老、中、青三结合”。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毛泽东继巴黎公社的政权形 式、十月革命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我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的政权形式之后，又一 次关于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形式的伟大尝试。它和社会主义大民主一样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伟大创造。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是“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文革’产物”，是 没有根据的。既然是临时权力机构，自然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渡，实际上毛主席领导完 成了这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是我们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的最好借鉴。那种贬斥革命委员会的论调，实际上是在贬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 清理阶级队伍 毛主席在领导人民开展阶级斗争中，从来就非常重视阶级队伍的清理工作，因为这是 组织阶级队伍的重要一环。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 在一份文件上批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 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 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在清队中，毛主席仍然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而且，他总结了群众专 政的新鲜经验，提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政府 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在批改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毛主席特意加写了一段：“这个反革命 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还不清楚， 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 久就可以弄明白。”毛主席在这里揭露的就是文革中产生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 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 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 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 题基本解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毛主席把清查“五·一六”和斗批走资派问题联 系在一起？毛主席对干部子女问题一直关注和忧虑，他早就讲过，“干部子女是一场灾难 。”“总有一天统统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到反修防 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教育全党来认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里，讲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说毛主席指出：“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 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 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 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对军 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主席写道：“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 子女的问题。”八条命令中第八条写道：“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 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 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 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办 事组编印的《要事汇报》上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 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 。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主席看后批道：“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 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毛主席正是出于这种忧虑，担心这样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派 的子女所为。因为胆敢动摇和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人，决非一般社会成员。可惜， 毛主席当年的担心和忧虑，今天已经变成严酷的现实，一些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的 子女，已经和变了质的老子一起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华大地上疯狂地搞资本主义 复辟，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一大恶果。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委会送审的报告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 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初步发现，叛徒 特务的线索，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公安部门，有的混入了军事 机关。毛主席看后批道：“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 。” 在清队中感到最繁难的是对走资派的定性问题，毛主席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开幕会上的两段话就说明了这一点。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 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 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也许由于这一点，社会上的坏人尤 其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制造种种冤假错案，企图把水搅浑。关于 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专门论述。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毛主席所说的对领袖和人民都是 难题的问题，即如何不混淆两类矛盾的问题。我个人的一段经历可供参考。 一九六八年清队中，我突然被定为清查对象，主要证据是一些创作和日记中的问题。 在批判会上，有同志引用林彪的话批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大坏蛋。我在记录时记成“林副 主席……大坏蛋”。军宣队中有一位将军的女儿，她早在我的背后监视我的纪录，发现了 这句话，会下就把我的记录本要去。以此为证，我就被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 子，当夜被关进楼下的卫生间；第二天，才让我归到被群众专政的对象中间。我当时思想 恍惚，神志不定，一位老同志看了出来，给我讲他先后两次坐革命监狱的经历，头一次是 在土改中，他未经批准，枪毙了一个恶霸地主，被关进监狱。过了两天，女县委书记来看 望他，问他：“你想通了吗？”他说：“想通了！”很快就把他放了出来。他说：“第二 次就是这一次。”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 。我惊恐得两夜没有合眼，经他这么一说，我安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军宣队一位解放 军找我谈话，说你那个罪证只是树叶，你要刨根。我问他怎么刨呀？他说就是交待你的反 动思想。我说怎么交待？我交代不出呀？他教我说：“你就把过去的事儿全颠倒过来看， 不就成了。”他看我有门儿，就进一步诱我：“我们知道，你爱人要生小孩，你只要全交 待了，我们就放你回家，照顾你爱人。”我当时很佩服这位军人，他很会抓我的活思想， 我放心不下的就是爱人生孩子。于是，我就按照他教的方法编了一套“反动思想”交给军 宣队。看我交代的是另一位军人，他看后什么也没有说，带我回监室。走到楼梯口，他对 我讲，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并塞给我一张纸条。回到监室，我看到纸条上抄的是毛主席 的一段话：“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 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老干部中，则传着另一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 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 认为都是坏人。”我一看这两段话，顿觉自己错了，试着向军宣队说明，一出言就说我想 翻案。我看没有希望，就变成了绝望。给我塞条子的那位军人又个别对我讲：“我们党对 人的处理向来是很慎重的。即使有了一大堆材料，也不会轻易给人定性。”我知道他不拿 我当反革命，但他在军宣队里是少数；而且，在他之前，有一位同情我的军人，很快就被 调离，我要寄希望于他，会伤害他的。于是，我找了军宣队负责人，他给我的希望是：“ 你不要后退，后退对你没有好结果。你唯一的希望就是跟着毛主席，关起门来建设共产主 义社会。”我还真听了他的话，看到老干部纷纷检查自己进城后脱离群众的严重教训，下 决心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当然，林彪事件一出来，我就得到平反。 从这段经历里可以看出，军宣队尤其是负责人的思想政策水平成了分清敌我的关键。 思想政策水平高一点的，正确意见就会占上风，思想政策水平差一点的，就难免要出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我这里要说的是我自己，在这样大风大浪考验面前，来不得半点私心和杂 念。正是由于我有投机过关思想，把思想错误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给清对工作造成了困 难。我当时认识了这一点，抓住了自身的毛病，痛下决心，迎接改造。所以，平反以后， 我没有任何抱怨情绪。我常想，像华国锋那样的人物，在历史关头都会犯敌我不清的错误 ，可见毛主席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多么繁难。毛主席说：“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 灾。”“僧”虽然是教育的问题，但“妖”却往往是利用“僧”的错误在制造灾难。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问题的繁难而放弃对问题的分辨，而应该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去重视它， 研究它，分辨它。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嘛！但是说文革没有一个走资派，那是从否定文革 的角度得出的错误结论。刘少奇不是吗？后来跟着邓小平疯狂复辟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不是 吗？毛主席关于走资派矛盾的性质，那是毋容置疑的。企图用毛主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语 言来否定走资派同人民之间的敌我矛盾性质，那是极端错误的。 不错，毛主席对犯走资派错误的，是反复强调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九六八 年九月，他在为《红旗》杂志撰写的编者按中指出：“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 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 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说： “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犯 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 他讲历史……使他逐步清醒”。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 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的，但到全 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 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 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 ！”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当然要考虑在斗争的同时，如何扩大教育面的问题。 毛泽东不仅考虑到犯走资派错误的人的教育问题，而且还考虑到他们的子女问题。毛 主席说：“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 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 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 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主席有关清队的政策是很全面的。对敌斗争的原则质的规定性， 是和贯彻原则的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既不能用原则质的规定性来否定策略的灵活性， 犯打击一大片的“左”的错误，也不能用策略的灵活性来否定原则质的规定性，犯宽容敌 人甚至否定有走资派这样的右倾错误。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的这一对敌斗争的难题，是他建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依然映照着毛泽东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光辉思想。经过邓小平的 翻案复辟活动，这个难题变得容易多了，走资派们疯狂的活动，证明了他们是人民的死对 头。 （4） 整党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次空前的整党运动。首先使全体党员在思想政 治上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大 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其次，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运 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斗私批修，增强了自我革命的积极性。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党员的头脑。具体的整党活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 由于文革初期各级党组织几乎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群众起来造反闹革命 的绊脚石，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使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经过夺权、成立革命委员 会和清理阶级队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毛主席适时地领导了整党活 动。 最先提出恢复党组织的是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核心小组给 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 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 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主席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下面划了横线，并批道：“应当这样做。”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毛主席的批示， 就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回电说：“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 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 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回电显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批示，第二天就通知撤销。根据毛主席先恢复后整顿的 精神，中共中央、中文革小组重新发了复电。毛主席在复电稿“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 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加写和改写 了如下的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 、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 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 组织。”这段文字在审阅《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时，毛主席把 “阶级”改为“工人阶级”，把“群众”改为“革命群众”。后来，又经过修改成为五十 字建党纲领，载入中共九大新党章。 毛主席在这里提出“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就是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有人 认为这五十字建党纲领“不提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又 主要指‘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因此，“这个指导思想必 然导致整党建党出现严重失误”。这个指责显然是错误的：一错在不承认刘少奇资产阶级 司令部，不承认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个大前提都错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二错在颠倒了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 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 部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 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毛主席在文化大革 命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体现了列宁这一思想。邓小平篡 改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使党逐渐演变成“生 产党”、“全民党”、“法西斯党”。这个沉痛教训从反面论证了毛主席把“对于阶级敌 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多么正确！那种无端指责不过是邓小平“唯生 产力论”的翻版罢了。 一个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分子。正是根据这一点，毛主席 用形象的比喻说明“吐故纳新”的道理。毛主席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 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 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 有朝气。”毛主席这段话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同中央文革小组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 时讲的。他不但正面阐述了吸收新党员的必要性，也从一些有问题的事实中进一步说明这 个问题。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审阅电讯稿《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 原因》时，电讯稿中说：该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去年十月成立的 老革委会和各车间的革委会，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是今年六月二十日重 新成立的新革委会和各车间的党支部，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 护。由于工厂两派分歧的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分析原因时，电讯搞说 ：“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开展大批判，也没有充分吸 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匆匆忙忙恢复了党的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 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厂的整党 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毛主席 在这两段话旁边划了线，并批道：“不吸收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 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如何吸收新党员，毛主席研究并批示了上海的经验。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上海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等的报告上说：“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 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又说：“根据毛主席 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 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毛主席批示：“复文及本件，请 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姚文元给毛主席的报告上说：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领导成分已有很大更新。过去七个党委委员 ，有四个被打倒，两个被结合，一个靠边站。现在的革委会十三个常委，有十个是党员， 其中七人是从一般党员中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经过运动考验，被群众选入革委会的。因为 领导核心经过补充新鲜血液，他们找的发展对象就较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要求入党的 新党员由什么人批准？春桥同志和我都认为：“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 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十三个常委中的十个党员）可以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 批准新党员入党。不知可否这样试验一下，请予指示。”毛主席在这段话旁批注：“可以 吧。”并批示：“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已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后来，在审阅修改一篇重要文章时，在谈到整党“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的地方，特意加写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 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毛主席就是用这种明确而又灵活的态度和深厚的感 情对待新党员入党问题。翻案复辟的走资派们对加入党组织的造反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以“三种人”的恶名，将他们清除出党，那是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铁证。从毛主席对造反 派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入党的深情中，我们可以吸取继续革命的勇气和力量，开展和走资派 的殊死斗争。 九大以后，即一九七0年的二月和五月，毛主席先后批示了《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 座谈会通知》和《中央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的指示》 。《通知》是周恩来和康生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推广北京六厂二校（北 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 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经验，研究“吐故纳新”政策，统一思想 ，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指示》则是推广两厂整党建党的经验。这些经 验是：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搞好吐故纳新” ，“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整党建党”。这些典型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整党建 党工作，使党组织成为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 队组织。 （5） 斗、批、改 这是毛主席为夺取对刘少奇斗争的全面胜利而部署的一场攻坚战，也是为夺取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部署的战斗。毛主席用的精力最大，成果也最硕。 这场战斗最早部署是在为庆祝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写的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 敌》里透露的。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毛主席在社论里改写道：“在革命委员会的 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由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 他一切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 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应该看到，斗、批、改是在总结前一时期斗争成果的基础上部署的。毛主席亲自领导 了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在对刘少奇的十数篇大批判的文章中，就有六篇是经过毛主席 亲自审阅修改的。大到基本观点的修改和补充，小到标题和语句的修改，连历史人名的错 误也不放过。例如，在修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时，就指出清朝大臣 赵舒饶“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结果是翘。有趣的是，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六年五月 十日，毛主席的友好人士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 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 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阅。章信上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 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主席在“痛加批判”旁划了 一条竖线，并写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 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章士钊老先生 在中共早期资助过中共，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每年春节都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 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以示恩报，一直坚持到章老在香港病逝。就是这样的挚友，毛主 席也没有放过思想上的热情帮助。但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文化大革命斗、批的主要方 向和任务。这就是看了这个批示的“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刘少奇。 毛主席就是以这样深怀义愤的心情，领导组织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个深藏在共 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只有在这样一场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大革命中，才能被彻 底揭发出来。毛主席充分利用了这个反面教员，对人民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像《爱国主 义还是卖国主义？》、《“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 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经过毛主席 的修改后，都成了经典之作。如同和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大论战的九评一样，是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批《修养》为例，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指导修改这些文章的 。 《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出版的一本书，一 九四九年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又出修订第二版。从修订出版的时间可以看出，作者 是拿这本书和他鼓吹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相配合的。因为一九四九年、一九六 二年这两个年头是他活动最猖狂的年头。这本产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书，却闭口不谈抗日 战争，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要共产党员闭门思过，按照资产阶级、 封建主义那套腐朽思想去“修养”，那只能是越养越修。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 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还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有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 剜掉了。第一段话剜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第二段话剜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 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 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在三个 版本里都是这么干的。这就充分说明作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是很卑鄙的，那些拥护 马列主义的词句都是假的。在修订第二版里，作者还有意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这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思 潮。毛主席对这篇批判文章极为重视，先后审阅修改了三稿，第一稿批示：“有些意见， 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即中央文革小组—— 引者）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第二稿批道：“退文革小组。在第七页，加了几 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第三稿批道：“照此发表 。”毛主席在文中加写的两段话，是揭露《修养》一书描绘的假共产主义社会。一段是“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 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另一段是“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 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 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 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 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 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有实事、有分析、有理论的 批判，就把这本书在全国、全世界的流毒加以肃清。 邓小平卖力地为刘少奇翻案，但对这些文章一篇像样的翻案文章也没有拿出来，即使 在毛泽东文稿里，也只能在注释里以一句“错误的批判”来抽象的否定，对铁一般的事实 一句也没法辩驳。为了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审定了中央文革选编的《刘少奇言论》，而且 ，每篇文章都强调“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样一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马克思主 义战斗文风，修正主义者又怎能翻得了呢！他们编辑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为什么对这 些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言论一篇也不选呢？譬如，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在工 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就有一段奇妙的言论：“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 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 我对宋斐卿先生（按：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这个党内最 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上了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 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一时没有 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的经 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 你增加，可是你得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 个会，一定是媚笑眼开的来开会。”当时，一群资本家果然“媚笑眼开”地说：“从前共 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刘少奇又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 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他就是这样依靠（乞求）资本家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吗？那时，刘少奇是站在台上向资本家乞求，现在，邓小平们则是 把外国大资本家请到中共党校的讲台上，给他们讲课。这个变化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有 些老同志至今还停留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央领导”信念上，不肯承认刘少奇的资本主义 路线，有的又跟着邓小平搞了一段翻案复辟活动，不愿否定自己，所以就千方百计在毛主 席身上找问题，有的给毛主席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有的给毛主席戴上“经验主义” 的帽子，真是不知道戴上什么帽子才能宽慰他们那份革命的资历。如果说刘少奇这些修正 主义、资本主义言论，过去在党内很长时期没有被揭露，文革中又由于处在被斗被审查的 地位，没有条件和情绪来了解这些，那么，现在严酷的现实教育，为什么不去重新学习这 些文章，使自己的认识来一番飞跃。要知道，任何站在刘少奇、邓小平的立场上说的话， 都会离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万八千里；也和群众的革命呼唤相去甚远 。有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们，至今还在青年中宣讲毛主席所谓“晚年错误” ，当青年提出质疑时，他们还讥笑青年不懂历史。那么，是青年不懂历史，还是他们就根 本没有研究过毛主席主持撰写的这些革命大批判的文章，继续沿着邓小平的翻案复辟迷雾 在曲解历史。只要认真研究过这些大批判文章，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 毛主席不仅主持撰写了这些革命大批判的经典之作，而且还主持撰写了一批时政和政 论文章，有力地指导了战斗的每一部署，阐明了战斗的理论意义。如《论无产阶级革命派 的夺权斗争》、《伟大的历史文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林 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其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指导斗、批、改的指 导性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根据毛主席“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而写的。文章开宗 明义说：“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 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 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里所说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即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 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 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文章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段话 ：一段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 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 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 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另一段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 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 这么几个阶段。”这两段话把工矿企业、学校和其他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任务、阶段 、方法都讲得明明白白。毛主席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 过程时，他把“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 导下进行的”。这个改动不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的革命，而且动 员亿万工人登上上层建筑领域闹革命。正像文章指出的那样，“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 ，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 。”毛主席接着写道：“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 。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 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 ，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毛主席认为红卫兵的行动只是使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 “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 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 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 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 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为了打破知识分子和学校中的造反派对工人进学校的轻视态 度，毛主席严肃地写道：“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 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 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 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 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 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 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 主席还指出，工人通过领导学校的斗、批、改，不但“永远领导学校”，还要到国家机关 的各个方面去参加管理（“不但管理学校而已”）。有的网友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 发动工农参与国家管理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从毛主席这些话里不难看出这一点。 毛主席还对工人如何抽调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在《对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批 语和修改》中，毛主席修改道：“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 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 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通知》发出后， 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都派出了大批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小 学校。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是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的；上海市于九月五日至十二 日，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驻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 学。这样，一场浩浩荡荡的进军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就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了。这是人类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它标志着工人阶级要占领被资产阶级统治得最顽固的一块阵地。可以 说，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最艰难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斗。毛主席的威武雄壮的指挥为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开了先例。 此后，毛主席抓了一系列典型，指导这场战斗。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 》的调查报告中，毛主席指出：“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 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 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中，毛主席指出：“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 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 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 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 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 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毛主席提出对新旧知识分子再教 育的问题，就是创造条件让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安庆县柳 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 毛主席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 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 现在祖国大地，成为机关干部革命化的场所。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 ，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毛主席在这篇报道里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 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来由。尽管这一运动被修正主义者夭折了，尽管亲历的人们对这 一运动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它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教育和锻炼。 随着教育革命的开展，医疗卫生战线的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先是从上 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里看到，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里来的 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 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 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毛主席在此后加写了一段话：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 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 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 社的那个医生。”调查报告里也写到另一个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 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 。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 措。”毛泽东加写道：“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并且认为这个 鲜明对比不只是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问题。接着，毛主席 又从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 制度》里，提出“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 提出讨论。”他又批示了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的调 查报告《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的经验。这样，就实践了 毛主席的整个教育革命思想。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的集中点是：1）领导权问题。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必须由 工人阶级来领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