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推荐区芳同志文章
工言
区芳同志文章“从神州五号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正确。揭露了当今中国
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后，可能沿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左派”存在的思想
认识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如果再提炼一下主题，可能会使读者得到更大更清晰的启发。
文章中提到：“在中国，许多左派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幕僚地
位上，他们反对具体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政策（如新自由主义），但对国家的阶级属性却
避而不谈，或干脆公开支持官僚的‘自强’趋势，”现在的那些“中央左转论”派和那些
“革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的所作所为不止是这样吗？这完全是对这些“左派”的
量身订造的活灵活现的刻画！其实，这些“左派”的这种立场观点，是受“三中全会派”
的影响与思想禁锢的结果。
文章强调了“阶级独立性，就是永远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永远把工人的自我组织和政治
独立性放在首位。”是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性，还是做垄断官僚资产阶级的附庸？这是我
们值得注意的重大原则和立场观点问题。也是中央左转论派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的“新
左派”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区芳同志的文中还指出指出：“社革命与改良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已暴露出来，
这确实是当前中国左派群众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自1976年10月宫廷政变后，资本
主义全面复辟的形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投身到工农社会主义大革命运动
中去，自觉提高思想认识。当真正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

附：

从神州五号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区芳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返回，的确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对极度不平
衡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来说，「神五」的突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带有特殊意义。值
得注意的是，「神五」工程的顺利完成，并未在民间引发举国若狂的热烈反应，倒是各路
政治舆论评头品足，发表了不少看法。所谓「毛左派」是欢天喜地，「中国人民的伟大胜
利」之声不绝于耳；自由派多爲冷嘲热讽，甚至有人故作幽默地说「神五」是「花二百亿
玩高空蹦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则大声疾呼加快相关技术産业化进程，不要搞面子工
程，不要做「花大钱扔个大爆竹」的亏本事。 
我们马列主义者认爲，上述立场虽角度不同，但都无助于广大工农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
和进步知识青年）认清「神五」工程的阶级内涵，了解自身利益会因此受到哪些（目前主
要是间接的）影响。共产党人有责任公开自己对「神五」工程的看法，一点一滴地促进无
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大而言之，肃清左派队伍内部的国家主义思想毒素，摒弃改良主义行
动路线，学会从阶级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现阶段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
高调唱完，下面是我们的几点具体看法。 
「神五」与中国资本的战略抉择 
首先要指出，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的发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全面主宰
下进行的，以宇航员作噱头闪电般推出的街头商业广告、飞船上天引起国内股市波动等等
，就是最新的间接证明。就航天工业本身来说，「神五」工程也决非爲高官挣面子那麽简
单，而是代表了一大块有待分割的利润蛋糕。香港大鹏证券投资银行总部的分析人员已经
指出， 2005年中国卫星应用产业的预期市场规模约爲1,000亿元[1]；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
术应用协会理事周儒欣认为，卫星导航定位产业在内地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朝阳产産
业，预测到2008年国产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将会有30万个用户，直接産值将达到35亿元人民
币，相关产业的经济带动将是其直接産值的10倍以上。此外，中国一直在拓展卫星发射的
国际市场占有率，「神五」的成功无疑爲中方增加了筹码。那些与航天工业没有直接联系
的其它产业部门，早就在从新兴太空工业获得技术支持，从而增强自身的国际和国内市场
竞争力，今后这个趋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2]。真是飞船上天，商机无限。 
同时，「神五」工程也是中国极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标志。自上世纪90年代初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急速形成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跌跌撞撞地
走到今天，在发展方向问题上，开始日益明确地追求和巩固自身的地区性资本主义大国地
位。神五工程的背后，是数千工厂的统一协作，持续的巨额投资，主导科研骨干的更新换
代，所以说，神五的确是中国大资本（目前主要是官僚资本）的一个杰作。原工人国家军
政官僚集团蜕变爲垄断资本后，虽仍忙于对国有资産的掠夺与上层权力内斗，但已在奋力
向前，以谋求东亚资本主义领袖的「美好明天」。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生産方式固有的盲目性，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早已进入了自己的晚期阶
段而病入膏肓，由于当代中国资本的统治是在一个很不成熟的工人国家的废墟上以专制手
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目前的「和平与发展」只能是畸形、片面和失衡的。粗略说来，它表
现爲国际导向的沿海强大加工工业和内地非工业化趋势并存；科技研究、应用的平均水平
落伍和个别部门（如航天）的相对先进并存；对跨国资本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依附性和
在周边地区抢占市场份额的中华帝国主义趋势并存；工农大衆贫困化与资本新贵的消费狂
欢并存。近年来，中国资本的扩张引人注目。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
议（所谓「丰收计划」），一年后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签署《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定》的补充议定书；今年9月23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了加强经济合作的
条约，其前景是建立中亚自由贸易体制[3]。毫无疑问，中资的相对强势，使它在类似的自
由贸易系统里有可能成爲最大的赢家。神五成功后国内主流舆论欢叫「海外中国人的腰杆
从此站得更直了」，这话没错：载人飞船确实让进军海外的中国资本家在品牌档次上提升
了一个? 挝弧? 
向外扩张的同时，中国资本也承受着跨国资本的巨大压力。对神舟五号的成功，中国资本
的部分谋士已在喜悦之后提出了冷峻的疑问：载人飞船究竟能否带动国内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机械、化学工业取得突破性发展？能否使新技术産业化？他们指出：即使神五
取得了重要技术进展，「由于新技术化产业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需要相应的市场支撑
，这种困难就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现在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化学等各高技
术産品市场都已经被进口商品或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所占领。不成熟的新技术与成熟的新
技术无法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4]。就是说，面对市场丛林里更强大的猛兽，中资这匹新
进豺狼还不是对手，它还需要养精蓄锐。谋士们接着指出，由于对外资让步过大，中国资
本正在丧失许多国内市场阵地：「由于加入WTO，由于放弃对国内市场的各种关税和非关
税壁垒的保护，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政策空间可以保护本
国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所以必须「重新认识加入WTO的得失。……必须要退出信息
産品零关税协议，必须重新考虑作爲‘世界加工厂’的代价和损失，必须放弃新自由主义
的经济政策」 [5]。 
民族主义派经济学家的逻辑简单明了：在我们强大的地方应该搞自由贸易，在我们落后的
地方应该保护民族工业。这一自强逻辑的进一步发展，表现爲某些资产阶级学界代言人越
来越明显的军国主义论调。神五成功后，他们迅速提出「天军意识」的概念，声称「如果
不是服务于天战需要，缺乏天战意识，不能成爲更加庞大的天战工程的一部分，神舟五号
的意义就将大大局限」；他们呼吁「加快建设军民两用的卫星定位系统」「恢复‘运十’
的研制，预警机、战略轰炸机、战略运输机、加油机准备平台」[6]，用军事项目带动电子
、机械部门的发展，再反过来，用壮大的民用经济为军事项目服务。 
工农大众的出路：强国还是自救？ 
任何资本主义军国路线都不是抽象暴力崇拜的产物，而是来源于狭隘民族市场与资本相对
过剩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已经面临这一矛盾，且日益深陷其中；在这样的背景下，
资本家智囊团里分化出军国派是很自然的。所谓强硬派学者张文木直言不讳地指出：「中
国的资源利用已接近极限。这就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産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我们要
有平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并以此来支持中国的发展」[7]。类似的声音也曾出现在20世
纪初的欧洲，随后发生的，是夺去一千万条生命的世界大战。 
显然，说中国资本已经或将要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未免失于片面。最高当局对运十项目是
否需要重新上马采取躲闪态度、京沪高铁的承建权之争等等，都说明中国资本还远未做出
最后的抉择。然而，无论中国资本主义向何处演变，都不可能自动地为（包括多数职员在
内的）工农群众带来多少实质性好处。这是一小撮幻想「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极左分
子的主观臆断吗？不是！这是坚如铁石的市场规律与阶级斗争内在逻辑的必然结论。低薪
血汗工厂制度、「用者自付」的社会保障改革、对农村的无情压榨，对劳动者自我组织权
利的全面剥夺，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主要政治经济基础。尖端技术産业化也好，占领更
多的国外市场也好，都不会自发地改变这一主要基础，特别是不会改变已有的利润分配格
局。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官僚资本就曾狂言要让「几代工人爲经济发展做出民族牺牲
」；对于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老板集团，只有阶级斗争的铁拳能让它们清醒过来[8]。 
无产阶级独立政治立场与幕僚心态 
对神五工程阶级本质的剖析，势必让资产阶级爱国家们和所谓「毛左派」感到恼火，这是
意料之中的事。爱国家们已对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批评做出了反应，并冠之以
「极左清谈」。另一些「挺神派」的辩护手法略有不同，他们说：「我们也拥护社会主义
，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在复辟」，甚至「我们也反对潜在的中华军国主义法西斯倾向」。
但他们随即问道：你们这样摆出唯我独革的高姿态，骂来骂去，帮助了多少工人呢？所以
要「戒急用忍」，要「建设性的提意见、讲道理」，而不应该用一些神圣的大字眼「与西
方反华势力遥相呼应」。这就是不少左派对神五之争的看法。 
对公开的民族资本代言人，我们并不需要与他们过分纠缠；对那些经常痛駡资本家没人性
，却总是对阶级斗争退避三舍的「马列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乃至「革新的马克
思主义者」们，却不能一笑了之那麽简单。 
首先，资本家不打不倒，骂是骂不跑它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不在于简单地诅咒「
老板不是人」，因爲初具反抗意识的工人和青年对此早就心中有数，无须左派先知们提醒
。我们的任务，是具体说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自我组织起来直至夺取国家政权，以
剥夺有产阶级，建立无阶级的自由社会。在这个总主题下面有许多小题目，如阶级觉悟问
题，组织形式问题，起义的策略问题，对盟友的态度等等，在总体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的阶级斗争实践。本文对神五问题的阐述，也是爲了澄清「老板拳头硬了打在我们身
上会更疼，没啥可乐呵的，还是抓紧组织起穷人的队伍是正经」这麽一个涉及到无产阶级
政治独立性的道理。提高无産者阶级意识的目的，也不在于让无産者立即得到多少具体物
质好处，革命工人组织不是慈善机关，个别的、局部的救助活动不是我们的主要宗旨。革
命工人参加和指导局部经济斗争，主要也是爲了增强工人的组织性和觉悟，引导他们走上
与资本的统治彻底决裂的道路。 
自由派对神五的嘲讽、调侃乃至破口大駡，有着具体的利益动机。许多海外流亡自由派分
子们已成了西方资本公关部门的雇员，是后者对华外交权谋的一部分，这股力量并无独立
立场可言。至于国内的私人资本，它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美其名曰「宪政运动」，目的
是争取上层权力重组（不排除瞅准时机对最高当局彻底「格式化」的可能），它让手下的
文化枪手对官僚资本的成就适可而止地喝喝倒彩，是爲了显示自身控制舆论的能量，以期
在「入围」的苦斗中多拿到几个筹码[9]。 
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揭露和反对，是否会变成用革命辞藻帮国际和国内私人资本的忙呢？这
取决于我们的所谓反对是怎样一种反对。如果我们是从普遍地反对一切资本的前提去反对
个别资本集团，包括反对官僚资本，就只会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会真正帮助私人资本。
由于官僚资本是统治资本，所以我们首先针对它，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反对官僚资本，
有时会引起私人或国际资本的附和和渔利，对后者而言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工人阶级只
要坚持其阶级独立性，就不会沦爲后者的工具。所谓阶级独立性，就是永远把阶级斗争放
在首位，永远把工人的自我组织和政治独立放在首位。左翼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和工人运
动里的改良主义派一贯反对和抵制工人阶级的阶级独立性，他们总是想出各式花样（比如
争取民主进步、民族解放、反侵略等等），让工人阶级及其先进力量臣服于某个资本集团
（名义上当然是「合作」）。他们的招牌自辩词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资本家集团靠不住，
但为了人民和国家（或民主、反帝、反法西斯全局事业等等）暂时要委曲求全」。只有坚
决和一贯地保卫工人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才能提高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革命工人运动才
能有将来? ?
在中国，许多左派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幕僚地位上，他们反对
具体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政策（如新自由主义），但对国家的阶级属性却避而不谈，或干
脆公开支持官僚资本的「自强」趋势，在神五事件中就是如此。尽管工人运动尚未全面复
兴，社会革命与改良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已暴露出来，这倒是桩好事，也算神五火箭
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一点收获吧！ 
07/11/03 
PS：文末谈到必须保卫工人阶级的阶级独立性，为了防止误会，还要多说两句。革命工人
运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对无産群衆的争夺，即群众运
动的政治领导权问题。但争夺群众决不意味着群众是无知觉的肉骨头，谁抢到算谁的。群
众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工人阶级政治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固然要争取那些
暂时还看不到社会革命必要性的无産大众，但这种争取不能采取「挖墙脚」、「跟我走准
有好处」的阴谋方式，而要过阶级斗争的共同实践来达到对社会革命政治纲领的理解
认同。具体斗争的方式越是灵活，政治立场越要鲜明，越要毫不松懈地揭露资产阶级和社
会主义营垒内的妥协分子，给群衆带来的对比和震撼才越大。这虽是极简单的布尔什维主
义ABC，但长久的跨阶级合作思想传统，使得中国左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和阶
级合作理论彻底决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前进。 
附注： 
[1]其中卫星通讯达100亿元；卫星电视直播达500亿元；卫星导航达200亿元；卫星宽带及
互联网接入达100亿元；空间环境应用达40亿元；卫星数字音频广播达10亿元，卫星遥感
、数据采集达50亿元。见香港《文汇报》相关报道。 
[2]据2003年10月17日中新网「神舟五号会否成爲中国经济催化剂」报道，统计表明，中国
近年来应用的一千一百多种新材料中，八成是在空间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有一千八
百多项空间技术成果已应用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3]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38期：「中国全面发动‘自由贸易攻势’」。 
[4][5][6]见 2003年10月16日韩德强文章「怎样让神舟五号成爲国家强盛的推进器？」。 
[7]见张文木文章「中国的远虑与近虑」 
[8]就在神五升空的日子里，发生了四川南充市买断工人的抗议运动，并遭到令人发指的军
警镇压。 
[9]忙于夺权的私人大资产阶级的微妙心态，在2003年10月18日刘晓波的文章 「“神五”升
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中可见一斑。 

.
------------------------------------------------------------------- 
反驳“左转论”数则

左转论这个东西害人不浅。 
作者：7894 

左转的同志，事实上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是不肯
承认现实的。他们认为，上面反腐败，就有左转的可能，而忽视了，是上面消灭公有制，
发展私有制，这个重要的事实。 
在我们马列主义者的字典里，明确的刻着3个字；消灭私有制。而从我们有些同志的行为来
看，他们忘掉了。他们背叛了马克思，背叛了毛主席！ 正如 萧武同志说的“ 左转论这个东
西害人不浅”！ 
这个结论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戊戌变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也知道，任何反动
的统治阶级也不肯自愿退出历史的政治舞台的。当时的革命者以为皇帝同意变法了，事情
就可以顺利了，结果呢？不仅杀了“七君子”，而且，把皇帝老儿也关起来了。 
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又使我们多少同志白白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历史的
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支持左转的同志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方法实不可
取！在我们没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之前，合法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这和支持左转
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的情况和革命先驱的情况基本是一样的，我们和统治阶级的斗争决不是党内的路
线斗争，也不是人民内部斗争，而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我们面对的也决不是中央的那几个
人，而是整个反动的统治阶级。因此，我们首先要团结起来，不断地扩大我们的革命力量
，而不我把我们充分地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郑州四君子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信息呢？希望同志们好好想想。 

驳“左转论” 
作者：桐剪秋风 

毛继东同志： 
平心而论，你的所谓“对策”部分，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缘木求鱼。 
我已经多次就现实意义这个层面上请教过你，你不置一词。而我是坚决反对左转论的，所
以我就还得问你。 
1。建议由旗帜网和主人公论坛挂帅联合左派网站，发起成立毛泽东旗帜网络研究会（简称
网研会），公开地正式地向民政部提出注册登记。---------《爱国者同盟网》爱党爱国，所
犯何罪？就因为宣传的基调与它的路子不适应，封你没商量！以为当局会对左转论的这个
伟大创举报以微笑，实在天真得可以。 
2。由网研会集合一批有一定见解的作者，分头撰写关于文革和改革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展
开充分讨论，修改补充，形成系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著述（两篇文章各一百万字，一篇是
捍卫毛泽东主义的，一篇是批修的）---------同上。 
3。将整合后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作为统一左派思想的材料---------同上。更重要的是，“网
上”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到“网下”去，以xx现行法律，左转论还牢牢的戴着紧箍咒。 
4。将两篇文章的光盘呈寄党中央、中宣部、中央党校、中科院---------好比自作多情的情书
一样：泥牛入海。 
5。由左派战士组成讨论团，要求与中央党校、中宣部、中科院讨论（辩论），由党中央常
委们旁听。讨论的题目是——文革是否应该彻底否定，改革是否存在方向道路问题，邓小平
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纯粹是作梦，而且是白日梦！如果这个“讨论团”
已经成立并真的这么做了的话，那此举无异于以弱羊投恶狼。 我真是难理解，郑州四君子
及先生自己的牢狱之灾不是很好的证明吗？我甚至有点怀疑先生死抱住“左转论”的出发
点。 
6。要求在党报党刊上讨论--------要求西边出太阳。 
7。要求将讨论（辩论）向全党展开，扩大为全党的讨论---------同上。 
8。将两篇文章化解成短小精悍的文章，要求党组织将不赞同网研会观点的文章一起向群众
介绍，进行全民大讨论-------同上。 
要求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对前面的问题进行全党和全民无记名投票表决，作为制定
党的路线和国家政策的依据-----西边出太阳不可能，那这个“西边的太阳”要照得人们暖洋
洋当然也就是黄梁美梦。 
10。大讨论（辩论）的过程就是促进左转的过程，就是批修反腐败反复辟的过程---------同
上。 
11。聘请有正义感的律师做义务法律顾问---------请狼群中有正义感的公狼主持公道：就算
有这样的狼，他有这个能耐吗？ 
12。网络研究会只是目前左派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斗争的发展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
-----倘死抱住左转论，很难。 
情况估计--------上述的假设，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现实意义，自作多情的缘木求鱼。所以
就没必要“估计”什么“情况”了，“情况”只有一种：瞎子点灯白费腊。而且还会冤冤
枉枉的把革命力量送进虎口，就如同先生你“促进左转”的结果一样。 
请东方明亮、红色天空、7894等青年同志再看一遍上面的文章，就现在左派的状况和群众
的状况，你们能去”深入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吗？--------一点也不夸张，我又耐着性子仔细
读了一遍你的大作，可我怎么也不明白，大作里的哪条理由使得“深入发动工农群众”这
句话后面应该添上个“吗”、打上个“？”？如果说我们现在有群众基础，只是没有形成
合力，我们就应该坚持画饼充饥的左转论，那南湖游船上那些先辈开会时，中国只有区区
几十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共产党人，依先生的逻辑，那几十个先辈是不是应该跳进南湖自杀
？没有形成合力不是正需要去“深入发动群众”吗？先生的这个“吗”添得太离奇，这个
“？”打得太古怪。 
请原凉，我是年青人，心中藏不住话，我真的很有点怀疑先生的出发点。 

驳“左转论” 
作者：桐剪秋风 风云飞扬同志： 

是否坚持所谓的“左转论”，事关革命的路线和未来，怎么能说“这种讨论意义不大”？ 
你打的馒头的比方有点不好理解，我想可能是说革命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奋斗，这无疑是
对的。但你跟着又举了国际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这些“争取权利，和当日的当局坐到一起
平等协商，逼迫上层改变政策”的行为，似乎是要说，我们现在的革命应该将过去的革命
过程毫无取舍和斟别的照单全收copy，并重新在时下的现实中贴帖，这可能就不太正确了。 
其一，过去的革命过程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沿用，但也有更多的血的教训要我们去反
思和总结，总结的目的就是不要再走以前的弯路，用最简捷的过程最小的代价去争取新时
代革命的成功。就以你所举的事实为例，不可否认，中国早期的工人农民运动，作为革命
运动来说是极其不彻底的。比如与左转论坚持者似有血缘之亲的康有为谭嗣同就对所谓高
层抱有极大幻想，最后付出了惨败的血的代价。《水浒》中的农民起义就是被宋江挟个人
小恩小惠的所谓威望灌输了致命的投降主义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意识到只
有用暴力砸碎统治阶级的政权和机器以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才能换来农民“八方共域
万姓一家”的政治理想，结果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落得个魂聚蓼儿洼的悲凄下场，统治者
却在一旁阴阴的邪笑。再以毛继东同志为例，他可谓把左转论的大旗举得比珠穆朗玛峰还
高，也丝毫没有违法乱纪，但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他魂牵梦绕的“高层左转”？
完全不是。不仅不是而且连一点迹象也没有。换来的是泥牛入海的沉默、有条不紊的私有
化、换来的是对执迷不悟一厢情愿者的牢狱之灾！以前的工人农民运动是在残酷的现实中
摸索了好? 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惨痛的失败才终于在黑暗中盼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的灯塔
的。面对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去重蹈康有为谭嗣同付出了鲜血或生命代价的复辙呢？我们
为什么要重蹈毛继东同志一厢情愿暴露革命企图和力量并最终换来的牢狱之灾的复辙呢？
我们不是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左转论的天真和极其不现实吗？ 
其二，过去的运动经历在现实的中国完全没有可复制性。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你如果在
左转论的紧箍咒下遵循xx的法律，连50人以上的集会都不可能举行，更别说什么游行和运
动了。左转论极言的什么网络联盟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这个想法没什么新奇，连右派
都早做了。但以为xx会对左派的所谓网络联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投桃报李的报以微
笑，那就只能说有此想法的人实在是天真得可以。《爱国者同盟网》高举爱国爱党的旗帜
，招了谁惹了谁？犯了什么法律法规？说查就查说封就封，可有谁向左派问过一声？可有
谁向左派解释过一句？按别人的游戏规则办事又想把别人打倒（左转无异于将xx打倒）
这样缘木求鱼的空中楼阁过去不会有，现在和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自作多情可笑，硬把热
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则可悲！ 
现在回到你举的馒头的例子上来，现实中的“馒头”可谓多矣，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去吃左
转论这块“发泡”得只剩下一个空壳的馊“馒头”呢？ 
革命当然不会从天降，但很遗憾，纵观左转论之所谓方略，其意思可用《水浒》中的“酷
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句话来概括。左转论的革命就是从天降，从“皇帝”
这个“天”飘飘然而降。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经历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每当阶级
矛盾产生和激化的时候，无论统治者多么的残酷和露骨，总是有一部分人死抱着“皇帝是
对的”这样一种懒汉思想不放。由于楼主提到《水浒》，我也凑个热闹，多说两句。我过
去看这书时就想，武松的所谓“三打”-----打虎、打西门庆、打蒋门神-----的过程，就是武
松疾恶如仇的性格和他幻想的那个皇帝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的过程。打虎，于民于官都
皆大欢喜；打西门庆，虽然“官方”还可以看在武松有点利用价值的份上从轻发落，但因
西门庆和“官方”瓜葛甚多，所以“官方”的态度就初露峥嵘了；而打蒋门神，对于武松
和“官方”来说，则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杀，就因为蒋是官僚集团成员的亲信。武松是致
死都不明白，在时时幻想着招安的思想支配下，他的那双本可以打死猛虎的拳头是打不尽
“天下不明事理人”的，因为“天下不明事理人”太多，就是因为他认为“对的”的皇帝
统治缘故。武松和毛继东同志的经历说明，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不管有多么大的力
，也不管有多么大的决心，革命都只能是悲剧的结局。左转论就是要求左派只打猛虎，然
后接受招安。而现实中的左派不仅无打虎之力，而且由于力量分散，连缚鸡都力不从心。
左转论，你拿什么让左派相信你的那套自己都说“不具有可实施性”的“道道”？所以左
派只有跳出别人的框框套套，不拘一格的积蓄力量，才有将来的真正“打虎”之力。 
革命当然不会从天降，革命需要我们众志成城的去学习和奋斗但革命绝不是一定要吃
左转论这块馊馒头后才会成功。再以《水浒》中鲁达的话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
，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怎洗杀干净？”，我想，倘若梁山义军及早划清狭隘的对个人
敬重的“义”与投降主义之间的界限，而不被对某个人的尊重模糊了这种界限，那《水浒》
的结局可能就要改写。以革命为唯一何错之有？至于文斗还是武斗，这个问题和是否左转
论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属于一个范畴。 
是否坚持左转论，那是方向和路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每一个关心穷苦人疾苦的中国人
都无法回避，没有退让的余地。我们不想做断臂的武松，也不想做坐化的鲁达，更不想做
被华丽的外衣掩盖下的毒药毒死的李逵。 
从现实穷苦人的泪泊血海中横刀而出的左派同志们，“左转论”要不得！努力的学习马列
毛思想武装自己，用我们特有的热血和激情砸碎这枷锁，拥抱那地平线上的曙光，则是我
们的使命！ 
风云飞扬同志： 
是否坚持所谓的“左转论”，事关革命的路线和未来，怎么能说“这种讨论意义不大”？ 
你打的馒头的比方有点不好理解，我想可能是说革命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奋斗，这无疑是
对的。但你跟着又举了国际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这些“争取权利，和当日的当局坐到一起
平等协商，逼迫上层改变政策”的行为，似乎是要说，我们现在的革命应该将过去的革命
过程毫无取舍和斟别的照单全收copy，并重新在时下的现实中贴帖，这可能就不太正确了。 
其一，过去的革命过程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沿用，但也有更多的血的教训要我们去反
思和总结，总结的目的就是不要再走以前的弯路，用最简捷的过程最小的代价去争取新时
代革命的成功。就以你所举的事实为例，不可否认，中国早期的工人农民运动，作为革命
运动来说是极其不彻底的。比如与左转论坚持者似有血缘之亲的康有为谭嗣同就对所谓高
层抱有极大幻想，最后付出了惨败的血的代价。《水浒》中的农民起义就是被宋江挟个人
小恩小惠的所谓威望灌输了致命的投降主义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意识到只
有用暴力砸碎统治阶级的政权和机器以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才能换来农民“八方共域
万姓一家”的政治理想，结果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落得个魂聚蓼儿洼的悲凄下场，统治者
却在一旁阴阴的邪笑。再以毛继东同志为例，他可谓把左转论的大旗举得比珠穆朗玛峰还
高，也丝毫没有违法乱纪，但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他魂牵梦绕的“高层左转”？
完全不是。不仅不是而且连一点迹象也没有。换来的是泥牛入海的沉默、有条不紊的私有
化、换来的是对执迷不悟一厢情愿者的牢狱之灾！以前的工人农民运动是在残酷的现实中
摸索了好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惨痛的失败才终于在黑暗中盼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的灯塔
的。面对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去重蹈康有为谭嗣同付出了鲜血或生命代价的复辙呢？我们
为什么要重蹈毛继东同志一厢情愿暴露革命企图和力量并最终换来的牢狱之灾的复辙呢？
我们不是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左转论的天真和极其不现实吗？ 
其二，过去的运动经历在现实的中国完全没有可复制性。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你如果在
左转论的紧箍咒下遵循xx的法律，连50人以上的集会都不可能举行，更别说什么游行和运
动了。左转论极言的什么网络联盟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这个想法没什么新奇，连右派
都早做了。但以为xx会对左派的所谓网络联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投桃报李的报以微
笑，那就只能说有此想法的人实在是天真得可以。《爱国者同盟网》高举爱国爱党的旗帜
，招了谁惹了谁？犯了什么法律法规？说查就查说封就封，可有谁向左派问过一声？可有
谁向左派解释过一句？按别人的游戏规则办事又想把别人打倒（左转无异于将xx打倒），
这样缘木求鱼的空中楼阁过去不会有，现在和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自作多情可笑，硬把热
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则可悲！ 
现在回到你举的馒头的例子上来，现实中的“馒头”可谓多矣，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去吃左
转论这块“发泡”得只剩下一个空壳的馊“馒头”呢？ 
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句话来概括。左转论的革命就是从天降，从“皇帝”
这个“天”飘飘然而降。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经历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每当阶级
矛盾产生和激化的时候，无论统治者多么的残酷和露骨，总是有一部分人死抱着“皇帝是
对的”这样一种懒汉思想不放。由于楼主提到《水浒》，我也凑个热闹，多说两句。我过
去看这书时就想，武松的所谓“三打”-----打虎、打西门庆、打蒋门神-----的过程，就是武
松疾恶如仇的性格和他幻想的那个皇帝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的过程。打虎，于民于官都
皆大欢喜；打西门庆，虽然“官方”还可以看在武松有点利用价值的份上从轻发落，但因
西门庆和“官方”瓜葛甚多，所以“官方”的态度就初露峥嵘了；而打蒋门神，对于武松
和“官方”来说，则是你死我活殊死搏杀，就因为蒋是官僚集团成员的亲信。武松是至
死都不明白，在时时幻想着招安的思想支配下，他的那双本可以打死猛虎的拳头是打不尽
“天下不明事理人”的，因为“天下不明事理人”太多，就是因为他认为“对的”的皇帝
统治的缘故。武松和毛继东同志的经历说明，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不管有多么大的力量
，也管有多么大的决心，革命都只能是悲剧的结局。左转论就是要求左派只打猛虎，
后接受招安。而现实中的左派不仅无打虎之力，而且由于力量分散，连缚鸡都力不从心。
左转论，你拿什么让左派相信你的那套自己都说“不具有可实施性”的“道道”？所以左
派只有跳出别人的框框套套，不拘一格的积蓄力量，才有将来的真正“打虎”之力。 
革命当然不会从天降，革命需要我们众志成城的去学习和奋斗。但革命绝不是一定要吃下
左转论这块馊馒头后才会成功。再以《水浒》中鲁达的话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
，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怎洗杀干净？”，我想，倘若梁山义军及早划清狭隘的对个人
敬重的“义”与投降主义之间的界限，而不被对某个人的尊重模糊了这种界限，那《水浒》
的结局可能就要改写。以革命为唯一何错之有？至于文斗还是武斗，这个问题和是否左转
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属于一个范畴。 
是否坚持左转论，那是方向和路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每一个关心穷苦人疾苦的中国人
都无法回避，没有退让的余地。我们不想做断臂的武松，也不想做坐化的鲁达，更不想做
被华丽的外衣掩盖下的毒药毒死的李逵。 
从现实穷苦人的泪泊血海中横刀而出的左派同志们，“左转论”要不得！努力的学习马列
毛思想武装自己，用我们特有的热血和激情砸碎这枷锁，拥抱那地平线上的曙光，则是我
们的使命！ 
毛继东同志： 
我先来回答你。 
在回答你之前，我要说明，其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时之见，不代表我的最完善的意见更
不代表反对左转论的所有同志的意见。其二，你提的这些问题，对于反对左转论的同志来
说，算不了什么，就算我的回答不全面，也不代表革命左派就词穷了。 
1,在现在的科技和警力的条件下,你们如何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当然是秘密的，因为公开的不可能。不客气的说，在这个问题上，先生的思想很像极右的
唯武器论者。别说什么现代科技，就是再过一百年，人类的科技力量也不足以强大到对成
立个组织都了如指掌的程度。轮子的事实、美国的帮派、还有尼共的成功......先生怎么就视
而不见呢？当然，我们早晚要被它发现，但这更不成为我们坐以待毙的理由。因为组织一
旦成立，不是可以轻易斩杀干净的。再说我认为我们也并不是一成立组织就去打打杀杀，
而是教育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和知识。我是了解农村的，法律说50人以上集会必须申请，可
如果在农村我申请个鸟！广东我也呆过好长时间，我亲眼看见这样的事实：几个工友到各
处大叫一声“今天我们罢工”，不一会儿，数千人就真的动起来了。先生的片面还在于忽
略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否会爆发阶级斗争绝对不是取决于统治阶级是不是专制和
残暴。“坑灰未冷山东乱”搞了半天却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现
在和将来也绝不会有无法对付的反动统治。如果我们不幸真的走上左转论的路子，那倒是
给对方提供了一次绝佳的一锅端的好机会。对此，我反问一个你一直都回避的问题：在现
代科技武装的xx面前，你如何在真正现实意义上去实现你不厌其烦的推销的左转论？ 
2.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干什么---------你说呢？如果连这点都不知道，我看也就没有什么争论
的必要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从长远来说，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
会，就时下的现实来说，我们要教育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和知识，而这样的任务，先天不足
的左转论无法完成。 
3.在现在大部分群众对文革和改革的认识还不明确的情况下(见我转的一份调查报告),你们怎
么去发动和组织?谁听你们的----------谁说发动群众就要把文革顶在头上大声叫喊？你划地为
牢的为发动群众设定一个先决条件是极其主观片面的。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在《促进左转是
-----》那个帖子里就回答了你。我以前也是恨文革的，可现在我不了。先生你的思想太急功
近利太僵化了。 
4.那位东方先生,我在几个月前请你拿出你的建党纲领,为什么到今天仍无踪影--------他的情况
我不知道，但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纲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一个顽固坚持左转论的同志看
的，更不会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示众-------难怪你总是以为成立组织不可能。 
5.毛主席批左倾的文章对你们是否适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很适合我们。顺便问你一句
，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是否适合？ 
6.我说的现在是第五种形势,是否有道理--------有一些。重要的是无法得出必须坚持左转论的
结论。 
这几个问题是考验你们钦嬲氖导矢锩?还是高喊空洞口号的盲目者，你们连盲动者都
不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行动,只是在那里用高尚的义愤斥责腐败、私有化---------根据
何在？先生常引经据典，应该是很讲根据的，为何此时就把根据忘记了？不说别的，据我
的了解，旗帜网的发起者中也不乏反对左转论的同志，没有他们的“任何行动”，我们连
接受真理和说话的地方都找不到。先生上着他们的网，却又无端指责“你们根本就没有任
何行动”，是何道理？真有点理屈词穷的味道。 


回毛继东：
今天非常忙,但我仍愿意在拜读了你的大作后站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由于时间限制,只能简略
的说之一二. 
纵观此帖,尽管毛先生依然奉左转论为圭阜,依然固执着自己的固执,偏见着自己的偏见,但我
发现毛先生这次把左转论的解释内容这根弹簧悄悄的压缩了很多,使之不象以前那样与反对
左转论同志的意见尖锐的冲突了."不是去促党内的极右势力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而是促广
大党员、普通干部和还能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高层干部，"这样的内容和方法,我想再蠢
的左派也会孜孜以求的,关于这一点,毛先生大可不必担心.毛先生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内容
其实已经悄悄的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毛先生极力反对的"发动群众".我很乐意相信毛先生此言
是出于认识的转变而不是出于某种策略的需要. 
我也还愿意执着着我的执着,要向毛先生提出不同意见. 
我以前很不想从正面直接概括毛先生的左转论,而只是想和毛先生探讨它的现实意义,竟一直
未能如愿.请恕我直言,毛先生以前的所谓左转论,非常不幸的和欧文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欧文的现代版:认为无产阶级应该用"说服,劝说和证明"的方式来
改变资产阶级.这种思想早在两百年前就被马克思狂批过了,不知毛先生以为然否? 
A．中共现在是否已经病如膏肓不可救药--------基本上是,这一点在广大左派中已越来越成为
共识,当然毛先生除外. 
B．群众情绪已达到何种程度？斗争处于什么性质的阶段-------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引起进一
步争论,没有大的共识.但有一点,如果群众的情绪是像毛先生悲观的分析的那样消极,那么,"发
动群众"不可能,"促进左转"也更没有土壤. 
C．是否存在以往那种革命的形势？尤其是否存在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一定完全照搬以前的革命形式呢?后一个问题不知所云. 
D．是否存在以往没有过的精神革命的特殊形势--------形势或许有,但由于现实的原因,所谓
"精神革命"的渠道是完全不畅通的,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让这种渠道得以重新输通.这也是我一
直追问而你不置一词竭力回避的左转论的现实意义的问题. 
E．在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通过促进左转纠正错误路线是否绝对不可能-------请回忆
一下毛先生自己的经历. 
F．在当前阶段的斗争方式是什么，是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还是用不合法的方式-------你这个
问法就有问题,是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什么是合理合法?符合左派扩大力量的方针
和手段就是合理合法,反之就是不合理不合法,比如你以前坚持的那种左转论,无法完成扩大左
派力量的任务,不合理也不合法. 
G．现在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的反复辟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历史上的革命是否有不同的
特点？是否应该探讨新的斗争形式-------当然.但绝不是把以前的成功经验一脚踢开.事实上
,翻开革命的历史,所谓左转论,一点也称不上什么"新的斗争形式",很有点像欧文的孪生兄弟
,梁启超的后代. 
H．左派要不要充分发挥自己在主义、理论上正义性的极大优势？要不要利用自己的合理
性去争取合法性？还是抛弃自己的合理合法地位去使用不合法的方式--------首先,毛先生自
己都自相矛盾,一会儿说群众没觉悟,一会儿又说什么正义上的极大优势.其次,我已经数次问
过你,我们的现实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手脚被绑起来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反对促进左转的同志是将复辟看成已经不能击溃，对党内革命力量和人民能击溃复辟逆流
没有信心，将当前还没有完全公开复辟、还有反击机会的现状当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既是一种悲观的情绪，也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精神状态-------对对手不相信,那正好是因为自
信.相反,对对手一厢情愿的相信,恰恰是对自己不自信.毛先生显然属于后者. 
如果实行促进左转的政策，不论促进左转成功与否，左派都能争得合法地位-------你促进左
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你的合法地位在哪里? 
在现代科技和警力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较长时间的隐蔽-------又开始玩磨盘功了,我举的例子
你怎么解释? 
群众还受着蒙蔽，你去发动，很可能出现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者的下场------
举个例子,我以前可以说是很右的,谁也没来"发动"过我,仅仅因为现实的教育,仅仅因为我上了
旗帜网,我就不右(至少不那么右)了,毛先生纸上谈兵的功夫和先入为主的想像力倒确实让人
起敬.再说,我早已经其它帖子里说了,我们再不济也不至于蠢到一打个照面就要求人家"抛头
额洒热血"吧?我很希望毛先生从此帖以后,放弃浪费别人时间的磨盘功,别人意见不置一词,只
是翻来覆去的老生长谈.当然,如果先生的磨盘功很深厚,无法割爱,我也只有利用业余时间奉
陪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去促进左转的工作，直到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进行，你们怎么就知道必然失
败------你连如何促进都回答得支支吾吾,掩耳盗铃,又奢谈什么成功呢? 
退许多步说，就是现在要搞些秘密的工作，也必须在合法形式的保护下才能存在，所以无
论如何不能放弃促进左转的口号和政策------没有人要你放弃,可你把左转论凌驾于其它革命
理论之上,并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拿到这儿来推销,我们当然要反对. 
（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
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突破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
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必须“上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用你的话
来说,这个问题退一万步说,也是没有定论,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必须坚持左转论了.上层当然
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他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盘剥人民. 
（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这不明摆着吗?至少有这个趋势. 
（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底稿，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的受人掠夺
，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式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这句话的前半句恰恰恰是我看到的现实的真实写照. 
我要请教那些大声呼喊现在就搞“发动”、“组织”的左派们，你们知道现在中国社会中
各个阶级力量对比这个“关键”吗？中国现在存在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吗------毛先生这个
问题问得太好了!在我看来,恰恰是毛先生自己不知道这个"关键",一直在自欺欺人.力量小成
一盘散沙连发篇文章都找不到媒体的一方,居然可以在对方的游戏规则以内通过神通广大的
左转论来促进高层左转,真闻所未闻之天下奇谈也!毛先生说我们不理解左转论,这且不论.其
实,毛先生又何偿理解了他极力反对的"发动群众"呢?他连"发动群众做什么"这样的问题都问
得出来,可想而知,他对发动群众无论怎样曲解都不足为怪了.我要再说一遍,此发动群众非彼
发动群众,并不是你片面理解的那样,这个问题我同样多次回答了你. 
而在现代科技和警力状况下鼓动用不合法的或秘密的方法去“发动”、“组织”，不是自
毁吗------麻烦你不要再玩磨盘功了. 
你们像不像列宁批评的“只是“傲慢”地说着一些空话”的“左派”-------你天天盘踞在只
会"说些空话的左派"的网站上喋喋不休的推销左转论,却说这样的话,脸红不红? 

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 
作者：原上草 

秋石在一个帖子中说：“争取左转并不错,毛继东左转论错在唯一上.革命历来分革命与改良
两手,放弃那一手都是错的.至于以哪手为主,要看实际斗争需要而定.” 
“争取左转并不错”。那可不一定，左转需要左转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左转就无从谈
起。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老虎变成兔子。 
“毛继东的‘左转论’错在唯一上”。毛继东不但错在唯一上，也错在幻想老虎能变成兔
子上，这在客观上确有误导之嫌。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这是他正确的地方。这个策
略的基础必须是老虎不可能变成兔子，而不是相反。并且不能把这种斗争形式作为唯一、
主要的和重心。 
“革命历来分革命与改良两手”。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革命阶级打破现状，革命就是变
更所有制关系。改良是什么？改良就是反动阶级为了缓和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作的
有限的利益调整。在革命阶级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以前，只有战争与和平、合法与非法这两
手，从来不存在什么改良这一手之说。你看到列宁、孙中山、毛泽东用过改良这一手了吗
？卢森堡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叫“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她的这篇文章专门讲的
就是这个问题。因此，改良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在你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以前，你是
被压迫阶级，你要改良，那就是帮助压迫你的那个阶级去改良，去帮助那个阶级更好更长
久的和可持续的剥削压迫自己，这就是你的那个改良的实质和结果。什么叫康梁之路，这
就叫康梁之路。历史上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改良的道路就少有成功，更何况弱
小的公有制代替强大的私有制呢？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势能没有压倒资产阶级的社会势能以
前，所谓无产阶级的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左转论”是错误的。 

.
------------------------------------------------------------------- 
和数学网友谈"弃子入局"

两岸

数学网友"弃子入局"的帖子发人深省，值得一读。

数学还有一个说50%和50%的帖子：用人要用50%有大学文凭的，用50%有实践经验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更好的说法(好像是宋楚瑜说的，且得鱼忘筌)：

治国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办事员；一种是有"大智慧"的人。那么，政府机关的办事员应当
占总数的99%，而有"大智慧"的人占1%。这个比例还恰当吧？

由于"中国特色"，鉴别办事员和"大智慧"可以从年龄段着眼。就是说，要找有"大智慧"
的人，先在上山下乡的一代人里找。这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治理中国就是治
理农民。了解农民，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农民有共同思想感情的人才是能够以"大智慧"治
理中国的人！

因上山下乡而成为"弃子"，亦因上山下乡而入"大智慧"的棋局。文革期间"触龙说赵太后
"的故事人人知道，说的就是"弃子入局"，正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改革开放以后，上山下乡的一代往往连办事员都当不上，那是党内走资派错误的价值观造成
的。这一代人不听使唤也有它的原因："君子不器"，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是不能当桌子、
椅子使的。

有"大智慧"的人去上班，尽管喝茶、看报纸，到时候分最大的房子，住北京医院的高级病
房。瞧着眼红吗？你也去上山下乡呀！回来也是这个待遇！要是做父母的说"我儿子是当官
的料"，就得舍得让他去上山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不是说当年上山下乡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而是说应当把国务院总理和各部委第一把
手的职务都腾空，让有"大智慧"的人来补缺。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饱经苦难，就家庭和学业而言，他们每一个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没
有上山下乡，像数学这样的城市青年只能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然后一级级往上
爬，那就和80年代以后的高校毕业生差不多，只配当办事员，没有"大智慧"。中国80年代
以后的大学生被社会流行的价值观误导而暗自庆幸，以为凡是没有"大智慧"的都是幸运儿
。

马英九1950年出生，和大陆的老三届是同龄人。台湾的那一代只知道吃喝玩乐，找个有"大
智慧"的人的机率几乎是零。想一想，老三届个个成了马英九，岂不糟了！不过，马英九还
想干一番事业，大陆当年的知青也应当打算再干十几年。邓、江、胡摧残了这比金子更可贵
的一代人！

有"大智慧"的人在大陆并不难找。我随便说一个：新华网的"watam"网友。他认为中国
迫切需要的是80万公里普通双道铁路，而不是磁悬浮或京沪高铁。这就是可以治国的有"大
智慧"的人。不论他有没有工程师的文凭，铁道部部长应当由他来当，办事员由他挑选和指
使。可以充当"watam"的办事员的人有的是！当然，为了使用应当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
上了年纪也可以在干中学习。

春秋时齐桓公听到宁戚敲着牛角在城门下唱歌，说"此歌者非常人也"，用了两天的时间向
他询问称霸之策，然后委任他做齐国的国务院总理(卿)。可见国家存亡之秋找一个有"大智慧
"的人当国资委主任，乃至当国务院总理，都不难。

毛泽东为中国准备了一代有"大智慧"的人，斗转星移之日就是他们治理国家之时！




1

.
------------------------------------------------------------------- 
擦亮眼睛， 突破“三中全会派”理论权威的统治！
 ------- 推荐清源、王子言同志的2篇好文章	工言

清源同志的文章“苏联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异同”和王子言同志的文章“1991年苏联东
欧剧变的真实含义”，是我们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给“苏东剧变”作出前
所未有的清晰的分析，尤其是明确指出了“苏东剧变”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完成后才发生的
、是结果；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是在赫鲁晓夫发动宫廷政变处决贝利亚之时；而中国
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是在邓、叶、华发动宫廷政变把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
打下去之时。这就为苏中资本主义复辟时期与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彻底垮台时期之间，作意
义重大地划了一条界线，为我们认清当今中国实际情况，擦亮了中国左派的眼睛，不但澄
清了当今人们对“苏东剧变”的模糊错误认识，而且廓清了当今左派中对现在中国和平演
变、资本主义复辟存在的种种模糊认识。
这是当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在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一个新飞跃！
这是对“三中全会派”一直以来所实行的舆论欺骗的突破！
文章指出了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之流统治下的苏联社会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
而是早已资本主义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1976年10月宫廷政变后到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 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复辟
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就推翻和粉碎了“三中全会派”至今盘踞在思想理论领域里进行的欺骗-------“中国现在
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天大谎言！
由于受到“三中全会派”的影响，不少人认为，苏东剧变是资本主义复辟。殊不知资本主
义复辟早已在苏东剧变时，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复辟、“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就开
始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党；苏联就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文章的这个观点对认清当
今中国存在的实质问题，尤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朋友看不清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
道路而且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反而提出：“现在中国还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否
认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提出那个假共产党还没有跨塌、还可改良------“邓小平可以和
平演变共产党、为什么现在我们就不可以通过党内斗争去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势头？”
应该指出：在中国，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这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反修防
修斗争，才是反复辟政治斗争。即在走资派的1976年10月热月政变前，人民与刘邓走资派
的斗争是反复辟斗争：在走资派热月政变得手后、邓小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
级继续革命派和人民一道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是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大革命。
就“现在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否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的问题上，受“中
央左转论”毒害的朋友须知：
现在的“国企”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国企”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也不是掌握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真正的革
命共产党的手中。
在这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下，我们工人阶级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
级，被迫出卖劳动力，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谋取高额利润的工具。
无疑，中央已完全变质；“国企”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已经完成。
然而，受“中央左转论”毒害的朋友仍然坚持说：
“现在的国家，尤其是中央还没有完全变质，修正主义者所正在蚕食的政党.依据是修正主
义在腐败的同时,还不能明目张胆放开手脚的诸如苏联和其他社主义国家那样宣称与共
党决裂.原因正在于现有的这个政党的队伍中还有一大批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
者.正是他们起到了中流砥柱遏止作用. ”、 “应该说,胡锦涛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
认识不是完整的,所掌握的辨证唯物论的科学方法是欠缺的.但胡锦涛的内心深处还是敬畏毛
泽东思想的.他处于事物的矛盾中. ”、“中国主要的"国有"大企业还未完成"所谓的改制"”
、“现在的国家，尤其是中央还没有完全变质，”等等。
朋友啊，“胡锦涛的内心深处”的情况，你是怎样了解到的？你钻到首脑部门的首脑里去
了？还是凭主观臆测去代替对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用一厢情愿的愿望代替残酷资本主义
全面复辟的现实？你那些说法完全无视了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存在、完全脱离了工农
人民大众意志！
如果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不能弄清楚，就不能分辨敌友我、明确斗争方向与任务；就会对社
会主义大革命采取犹疑与反对态度。
王子言的文章提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国家资本”同“民间”资本的竞争方式。即由
苏共蜕变而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非执政的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是两个掠
夺社会的强盗之间分赃的矛盾与斗争。
我们知道，流亡海外的“民阵”及中国国内资产阶级民主党势力，正在掀起一股反对中国
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当局的浪潮。这种情况恰恰类似文章中提到的那种“竞争”，“民
阵”与当局都争着拉拢资本主义复辟后产生的“民间资产阶级”。现在“民阵”与当局之
间的问题，就是文章中提到的“以全体资产阶级借民主的名义进行? 持危取代了过去
部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进行的统治”。
其实，中国官僚买办当局与“民阵”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对孪生子。他们之间的狗咬狗的
争夺，并不就说明那一只就是“左”那一只是右，他们都是极右。
然而“民阵”这次能否得手，还有待观察。“天安门事件”（包括大屠杀）很可能重演；
邓小平式的“南巡”也有可能发生-------加大力度继续奔向资本主义深渊。
2-12-05
 
.
------------------------------------------------------------------- 
有的左派们该清醒了   

 苏东剧变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因为这个复辟早已完成了。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
产党就已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苏联就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那些还在那里反复辟、反修正主义的左派们该清醒了。 

                  苏联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异同 
                                                                             清源
随着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冲击波已经消
退，国际 共运出现暂时的低潮。低潮后面当然会有下一个高潮，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客观历史发展现象。为 迎接下一个高潮的到来，回头总结一下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的实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就显得格外重要。由于这一题目太大，下面仅就苏
联与中国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异同方面的情况简要 试述如下。 
一、苏联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相同的地方 
1.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逝世以后即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即出现了苏共内部的修正主义路线战胜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反革
命的宫廷 政变，其表现就是逮捕并处决斯大林政治路线的代表者贝利亚，从而造成了斯大
林政治路线的中断。 
中国也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年即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路线战胜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反革命
宫廷政变 ，其表现就是体现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四人的被捕，从而造成了毛泽东政治路线的
中断。 
2.资本主义复辟都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与投降派合伙作用的结果。 
赫鲁晓夫是苏共党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林科夫则是宋江式的投降派，是二者合伙发
动了中断 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反革命政变，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投降派最终落得个与宋江式
的投降派一样的下场。 
中国当时的叶邓是中共党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则是投降派的代表，也是二者合伙发
动了中断 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反革命政变，以华为代表的投降派最终也落得个与宋江式投降
派一样的下场。 
3.两国的党内资产阶级都是在政变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巩固了其政治地位。 
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苏共20大前搞掉的马林科夫，后在20大上巩固了其政治地位。 
中国的叶邓也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掉的以华为代表的投降派，后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 时巩固了其政治地位。 
4.资本主义复辟后两国都出现一个暂时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在执政党内一旦占据了主
导地位，标 志着党内资产阶级由量变到质变的完成，国家管理层同时演变成一个官僚资产
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条
件下，上层建筑也会决定经济基础，二 者会出现双向交互的决定作用。执政党是上层建筑
的主导成分，执政的共产党一旦出现向资产阶级的质 变，就会带来上层建筑向资产阶级的
质变，上层建筑向资产阶级的质变，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向 资本主义的质变。这样
，两国原有庞大的劳动人民集体占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资源就被官僚资产阶级 据为己有
，成为自己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5.资本主义复辟后两国的劳动人民都沦为雇佣劳动. 
两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官僚资产阶级窃取了过去属于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资料，由社会
的仆人变 成了社会的主人，劳动人民由于失去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就由过去的社会的主人
变成来社会的仆人，成 了官僚资产阶级掠夺其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源和商品，这种主仆易位
的情况我们无论在社会的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中都可以看到，也就是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生
活和经济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谁是老板谁是下人 。 
6.两国都进行了所谓的改革。 
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内容，就会有什么样的形式，如果形式与内容发生矛盾
，这个形 式就会限制和阻碍内容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形式是为社会主
义的内容和目的服务的 ，苏联和中国社会在实质和内容上变成了资本主义以后，这个资本
主义要继续发展，就必然会改革已不 适应其发展的社会主义旧形式，这就是两个都出现改
革的原因和实质。 
二、苏联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不同的地方 
1.两国进行“改革”的起始领域不同。 
两国都进行了“改革”，但不同的地方是苏联的“改革”首先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而中
国是首先从经 济领域开始的。由于社会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苏联的首先从政治上的
“改革”由于缺乏经济上的变 化为基础和依托，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就表现的不够
稳定和动荡，从而出现了苏东剧变的动荡局 面。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改革”走
得是苏联不同的道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 领域里开始的，在经济领域里
的改革的基础上逐步而缓慢地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尽管中国的这个政治上 的改革离最终的
目的地目前还很远，但它最终还是要达到那个目的地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个改革 有
经济上的首先变化为基础和依托，它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上就表现的较为平稳和有序
（尽管这中 间出现过“89风波”）。如今后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可能不会出现苏东
那样的动荡局面。因为今后 政治上的变革都有经济的基础作依托，也就是说，中国新一代
的资产阶级已经壮大。 
2.两国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的表现形式不同。 
苏联由于在苏东剧变前缺乏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有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一般资产阶级没能
大量出现 ，苏联新一代资产阶级的主力始终由官僚资产阶级来担当。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而迅速培育出了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
出现了两个资产阶级同时并存的局面 。这两个资产阶级既勾结又争夺，现在出现了合流的
现象。现执政党一方面保留党内原有的党员变成资 本家以后的党籍，另一方面又将党外大
量的资本家拉进党内，这样同时拥有了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 阶级这两个阶级基础，达
到了其统治的稳定性。尽管现在存在有代表一般资产阶级极右翼的“民运”势力 ，由于这
两个资产阶级的合流，“民运”势力可能不会有大的作为。即使以后发生政治上的改革，
从资产 阶级的一党制向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发展，最终现执政党可能会下台，但只会是一种
形式上的下台，这是 有别于苏联的情况。 
3.两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垄断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的变化不同。 
苏联和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生产资料从劳动人民集体占有的公有制转变为官僚资产阶
级的国有 制，国家垄断资本所占的比例都是很高的，其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包括生产资
料初级社会公有制和社 会公有制）所占的比例基本一致。中国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
的不同点是，苏联在完成资本主义复 辟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保持有较高的国家垄断
资本的比例，并且直到苏共垮台之前基本维持这种 状况。而中国在８０年代，国有资本的
比例也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比例之上，不过是逐步降低的过程，到 了９０年代，国有资本的
比例开始大幅度地降低，私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比例大幅度地增加，现在的国 有经济只在
20％左右。苏联直到解体之前国有资本的比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急剧私有化过程
中 以及解体之后，分裂为各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资本才开始大幅度地降低。 
二、关于对苏联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几个分歧看法 
1.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 
有的人认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在1991年的苏东剧变，有的人认为是在1956年的苏
共20大， 有的则认为是在53年的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合伙政变处决贝利亚。 
要判断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首先要确定事物发展的临界点的性质和主要特征。
一事物质 变的临界点一般表现为列宁所说的“渐进过程中的中断”。事物的质变表现为旧
事物的终结，新事物的开 始。原存在于旧事物内部的那一对对抗着的主要矛盾会随着旧事
物的终结而消失，随着新事物质变的完 成，新的矛盾随之在其中孕育并逐渐展开，也就是
进行新的一分为二。 
根据以上事物质变的特征来对照一下苏共的演变过程。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是由它的思想
和政治路 线来决定的。自赫鲁晓夫与苏共内部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投降派合伙发动政变处
决贝利亚时起，斯大林 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即已告终结，原存在于苏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的
路线（无产阶级）与修正主义（资产 阶级）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即已消失，这样就出现
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路线的中断。此后存 在于苏共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则是官僚资
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与那一部分资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是同是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同属 于党内资产
阶级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自赫鲁晓夫起，你在苏共党内找不
到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的存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向社会间的对抗。
也就是说，自赫 鲁晓夫篡权始，苏共即已完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转
变。 
再说1956年的苏共20大，一个政党的性质取决于它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苏共的斯大林的政
治路线是 在1953年终止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在1953年取得支配地位的。在苏共
20大时这个思想和政治 路线的状况并没有变化，所以，它不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临
界点，苏共20大标志的是赫鲁晓夫的 政治地位的更加巩固，它是苏共党内资产阶级完成其
质变后为了维护自己质的规定性所进行的量的方面 的扩张。 
拿一个孵化中的鸡蛋为例，孵化中的鸡蛋是由鸡蛋到小鸡的量变过程，第21天小鸡在蛋壳
中啄破蛋 壳的那一刻是一个突变的临界点。在小鸡没有挣脱蛋壳的时候，你不能说背负着
蛋壳的小鸡还是鸡蛋。 
赫鲁晓夫的篡权如同小鸡啄破蛋壳的那一刻一样，这时你不能再说苏共还是无产阶级的政
党了，随着苏 共的变质，苏联社会这时你也不能再说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了，因为事物、
政党和社会已发生了质的改 变。 
而苏东剧变的实质则是：已经在内容上变成资本主义的苏联新一代资产阶级要继续发展，
就必须挣 破束缚它继续发展的原社会主义的那个外壳。这种情形如同上面提到的小鸡要继
续成长就必须挣脱束缚 它的那个蛋壳一样。在实质上，挣脱那个蛋壳前是小鸡，挣脱那个
蛋壳以后还是小鸡，二者的区别是小 鸡甩掉了限制它生长的那个蛋壳，使它换上了羽毛这
个更有利于它成长的新形式。通过苏东剧变，苏联 甩掉社会主义的那块招牌以前，在内容
上是资本主义，甩掉那块招牌以后，在内容上还是资本主义。其 间的区别是以新的形式取
代旧的形式，从而完成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因为过去是资本主义的内容社会 主义的形式
形 式与内容的统一。由此可见，苏东剧变不具有事物质变的临界点的特征。所以，苏东剧
变不是苏东社会 质变的临界点，它只是苏东社会在形式上的改变而已。 
综上所述，由于苏共内部的修正主义和投降派合伙发动处决贝利亚那个 政变符合事物质变
的主要特征，所以，这才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 
2.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 
有的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至今还没有达到那个临界点，有的认为是1978年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 ，有的则认为是1976年的那次政变。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苏联一样，在1976年的那次政变中，中国执政党内的修正
主义和投 降派也是合伙终止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从而终止了在执政党内的毛泽东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 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矛盾对抗。此后的一切行为（包括
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中国新一代资 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质的规定性，为了自己政治地位
的稳定性而进行的量的方面的扩张。由于毛泽东的 政治路线已在76政变时即终止和修正主
义路线在那时即已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具有事物质变的特征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
也就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临界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新中国成立为例。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 旧质的终结，从此社会主义的新质社会即已开始。这时虽然中国尽管还处于民主
革命阶段，尽管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在1956年才告完成，但此时是无产阶级政
党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社会的主导地 位，因此，民主革命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1949年以 后（包括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
的社会现象已属于社会主义新质在量的方面的扩张，因而不具有 事物质变的特征。所以，
我们把1949年作为社会新旧演变的临界点，而不能把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最终的完成
作为社会新旧质演变的临界点。 
由此可见，1976年的那次政变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 
3.华与叶邓是什么关系？ 
由于华终止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向代表修正主义路线的叶邓靠拢，也就是投降了修正主
义路线， 实施了与修正主义路线的合流，当属于投降派，结果当然是归于修正主义（党内
资产阶级）的范畴。毛 主席说，“宋江与高俅之间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
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投降派的华与 修正主义的叶邓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这一
派与那一派之间的矛盾关系。 
4..1953～1991年的苏联与1976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有的人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还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有的认为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也不是资 本主义社会，还有的认为是半社会主义社会半资本主义社会。 
判断一个社会的最主要标志是它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它的社会的占有，是哪个阶级的社会
占有。一 个社会的质是一定的和相对稳定的，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的占有是一定的和
稳定的。一个社会不可 能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占有，又不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占有，这样
的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中是找不到的 。当今社会，如是资产阶级的占有，那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如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占有，那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不可能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又不
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小鸡在没有挣脱那个蛋壳前不可能 既不是鸡蛋又不是小鸡。
1953年的苏联和1976年以后的中国，这期间是官僚资产阶级（中国要加上一个 一般资产阶
级）特殊的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社会占有方式，是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
特 殊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共性都是资产阶级的占有，这就是这期间苏联与中国社会的本质
。所以，它当然 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 。因此可见，苏东垮掉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
本主义，而不是什么社会主 义。 
5.1976年以后的斗争还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吗？ 
由于1976年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被终止，原存在于执政党内这个阶级斗争主战场的无
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从此就转向社会的主战场。这时，执政党内的资产阶级已
完成了它量到质的转变 过程，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处于社会上的官僚资产阶级，
而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党内修正主 义（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它在性质上虽属于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的敌我矛盾，但在时间和空
间上则还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而在资本主 义复辟以后，无产阶级与
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则不属于这个概念和范畴。所以，这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 的任务已不
是过去那种战胜和克服党内的修正主义，而是战胜官僚资产阶级，进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的 问题。 
 .
------------------------------------------------------------------- 
                            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的真实含义
王子言
一、苏东剧变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因为这个复辟早就完成了。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就开始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党；苏
联就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东欧也是如此。 
复辟的过程为什么会显得如此漫长？这是因为，对于苏联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
尽管他们在政治上一经被打倒，社会地位便一落千丈。但是在经济上，他们是逐步被剥夺
的。首先被剥夺的是他们最重要共有财产，即国有财产。他们从生产资料的主人沦为它的
奴隶；接着被剥夺的是他们以往劳动积累起来的、交由社会保管并为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
生活资料，如住房、医疗等等。 
由于社会主义曾经焕发出的巨大活力，苏联从十月革命前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
世界第二强国（其间还经历了英法日等国武装干涉和法西斯德国侵略两次对国家经济的摧
毁性的打击），多年来积累了厐大的财富和高水准的科技的工业的基础。因而，在资产阶
级攫取了苏联成果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经济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
。在那个时期，尽管两极分化使苏联劳动人民相对贫困化，但是从绝对意义上讲，他们的
生活水平还是有所提高。 
但是，劳动人民丧失了占有消费品的优先权。在社会主义时期，消费品是以普通人买得起
的价格分配的。这种分配方式所形成的社会需求和生产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常常发生矛盾，
以至国家需要用票证来平均消费。这么做的目的是使劳动人民具有同等获得消费品的权利
和机会。国家仅对“奢侈品”采取高价限制政策，即限制“有钱人”。而恢复了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消费品分配是受“供求关系”支配的。假如市场上只生产出一件新商品，它就
会摆在商店的货架上，标出无人问津的天价，直到生产出第二件同样的商品来，它的价格
才开始回落，回落到最富有的那个人把它买走。超额利润会让更多的资本转而生产同样的
产品，供给增加、价格下跌。最有钱的人、有钱人、较有钱的人依次买到了这稚唐贰
句话说，社会的消费品是按照人们的富有程度分配的。再换句话说，社会的珍稀消费品专
门供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寄生虫享有，而“市场繁荣”则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买不起，即除
生活必需品外丧失了绝大多数其他消费的权利和机会为前提的。 
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在经济发展出现迟缓时便呈现了出来。随着复活了的私人资本勾结已
经成为其代理人的官僚一步一步侵吞“国家财产”，挖空并摧毁“国营企业”，工人开始
失业，农民涌向城市从而使劳动后备军迅速扩大。工人之间加剧的竞争促进了劳动人民的
生活水平由上升转为下降。人民群众同苏共的对立情绪日益积累起来。 
尽管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劳动人民同政府的矛盾到了一点就爆的程度（东欧已经爆发过多
次），但是点燃这个导火索的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己。 
二、苏东剧变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苏共政权形式的矛盾斗争 
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苏共上层工人贵族迅速资产阶级化，在苏共政策的放纵之下
，社会上很快产生出一批新资本家，他们拉拢腐蚀苏共各级干部，并和他们联手侵害劳动
人民；当劳动人民被赶下台后，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这些新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苏共
特权阶层之间，即在资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成为推动苏东剧变的主要矛
盾。 
资本主义通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公平原则”。在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交易时是这样的
，在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时也是这样的。同样的，“民间”资本家也要求政府“平等”地
对待他们。可是苏共政权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有充分的权利把国家据为自己的私
有财产。而“国家资本”同“民间”资本的竞争方式，在民间资本家看来是垄断的、有政
府干预的、不公平的。它损害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由此可见，随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恶
性发展，苏共便由原先资本主义借以孵化出壳的母鸡变成了羁绊其自由发展的捆索。 
马上就有一批“理论家”出面论证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必要性”。就像苏共每一步修
正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论证了新理论一样。而苏共是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于是它就成了“
专制”的象征。“执不同政见者”在国际资本的支持下，提出了“人权”的口号，资本家
公开转到苏共的对立面。 
观察苏共特权阶层和“民间”资本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胜负就一目了然了。苏联的资本
主义私人经济，在苏共政策的庇护下日渐羽翼丰满，在叶利钦的“休克疗法”的催化之下
恶性膨胀。与此相应，资本家的政治野心也跟着膨胀起来。而苏共高层却发生分裂，一些
人成为“民主力量”的头面人物，另一些人则自己起来反对自己，他们“软禁”戈尔巴乔
夫，从而引爆了事变。人民群众走上街头，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引领这个愤怒起
舞的龙身的却是一个蛇头。最后资产阶级获得了“民主政体”这个果实，而劳动人民则吞
下了相应的苦果。国民经济遭到又一次重创，原先比美元更值钱的卢布，跌到了对美元几
千比一的悲惨境地。劳动人民的个人积蓄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苏联死了，凶手是实际上做了内应的大管家苏共的那个与他反目并卷走了财产的旧情人“
新富贵党人”。这个大管家反倒失去了一切、尤其失去人心，无地自容，被迫自杀做了陪
葬。他的旧情人傍上新大款，坐地分赃，摇身成为新国家的新主人，新主人穿上新鞋，走
得仍然是老路。 
苏东剧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是以全体资产阶级借民主的名义进行统治，取代了过去一
小部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进行的统治。这也是在公有制悲壮的纪念碑前死灰复
燃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事变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去掉了一个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坏形象：官僚的
、死板的、专制的、可怕的怪物。在那些没有亲历社会主义的他国人民看来，社会主义要
真是那样的，他们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假社会主义不死，真社会主义就不能获得新生！ 

.
------------------------------------------------------------------- 


执政党制必导致腐败			毛继东
    
所谓官僚，就是掌握社会公共权力又享受特权权益的国家官员。他们脱离人民，高高在上，养尊处优
，高薪待遇，享受特权，不问人民疾苦，却又没有工作效率，简单地说就是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老爷
的官吏，升官发财是他们唯一的人生追求的目标。“所谓特权，就是特别享受的权利。”（列宁） 
     
原始社会没有官僚。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掌握生杀大权，对于奴隶不存在官僚一说,因为奴隶不
被当作人.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和对有自由权的阶层，就存在官僚。封建社会则是完全的官僚统治，所谓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反对封建官僚制基础上建立国家机构的，但正如恩
格斯评论美国时说的；“正是在美国……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
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起
初只应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政权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    

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地安人的一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
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
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法兰西内战》
）这里发生社会变异的正是“起初只应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政权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为什么会发
生这种社会变异呢？就是执政党官员“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
个大的政客集团”。所以，执政党制度必然为谋取私利服务。所以，谋取私利的权力必然导致官僚腐
败。这种官僚腐败权力必然拒绝监督，即使有形式监督（如美国的两党制）也不足以克服官僚腐败。 

    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英国是老朽的官僚国家，而认为当时的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 

    
但到1872年，则认为虽然美国没有通常的金钱官僚，却形成了“政客集团”，即政治官僚。（在以后
的历史发展中美国政府也完全官僚化了）那么，在打碎了这种“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法兰西内战
》）之后，无产阶级国家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避免国家官吏官僚化呢？巴黎公社做出了典范。“公社
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
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
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
其他工人一样的工资。……这样一来，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可
以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是在完全彻底否定资产阶级执政党制度（而且是否定了最民主的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制度）之后，马
恩认为采取这些根本措施，就“可以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里丝毫没有提到无产阶
级政党必须执政、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才能防止腐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大段转引了《法兰西内战》中的论断，并完全赞同。列宁说：“在这里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有的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正是在这
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就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的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工人工资’的
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无
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列宁没有提到共产党要执政的问题。但在一个月后，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
政权吗？》中，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说“二十四万党员”“就是国
家机构”。在十月革命胜利够不久，苏维埃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均领取全国工人平均工资
。但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直接执政，并未真正实行人民普选，人民也无随时撤
换罢免权，因此无法监督“国家官吏”。指定制实际上就是执政党授职制，而“授职制是背离巴黎公
社原则的”。（《法兰西内战》） 

    
列宁在世时就出现了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甚至引出托洛茨基提出"整刷国家机关"、“整刷工会”、“
整刷老布尔什维克”的争论。这就证明执政党制度与巴黎公社原则是抵触的。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
就废除了国家工作人员领取工人平均工资的法令，实行等级薪金制、干部特殊待遇制和军衔制，走上
官僚特权化道路。这又证明执政党制度必然否弃巴黎公社原则。 

    
正象有的网友提出的那样，必须尖锐地提出：是要巴黎公社原则，还是要执政党制度，这二者是不能
通融的，二者之中只能选择其一。不仅如此，官僚化还必然发展到专制化，斯大林时期已有这种弊端
现象。所以，执政党制度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政府建设中，在强调一元化领导时，已在注意克服当时苏联官僚制的缺
点。 

    
党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
干涉，代替包办。党委包办政权系统的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都是不允许的。三、党对参议会及政
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到1
951年10月建国初期更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
来现；”“党直接做政权工作是不好的。” 

    
毛主席又明确指出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必须明白，“领导
核心”与“执政党”不是一回事，许多人把党执政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当成了一回事。建国初期实行
干部供给制。这些都是尽可能的采取巴黎公社原则，克服执政党制度的缺陷。 

    
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党指定制度，在1954年制定宪法选举人民代表之前，执政党
指定制度已成为既成事实。紧接着，1955年就沿袭苏联取消了供给制，实行等级薪金制、干部特殊待
遇制和军衔制。当时中央讨论时，只有毛主席一人对等级薪金制持不赞同意见，其他中央领导人均表
示赞同。评毛主席一级工资他不要，评他为元帅中的大元帅他不当，直到逝世他没有看一眼大元帅服
。 

    
出现这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原因，有两条根本因素，一是苏联执政党制度的历史惰性的影响；二是
中央领导人中大部分人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没有完全无产阶级化，头脑中的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对等级特权待遇制度自然就很欣赏。因为干部特权待
遇的既得利益中存在严重剥削成分，从而使干部队伍走上阶级性蜕变的道路，走上官僚化道路。这就
证明执政党制度与巴黎公社原则是不能通融的。于是由特权待遇--—特权阶层--—走资派--—
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历史演变的过程就是这样清晰。 

    
执政党制度不仅是国家管理制度，而且深入到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范畴，这就属于经济基础了，对
上层建筑要起到正作用，决定作用。 

    
无产阶级国家是先建立政权，然后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资产阶级
的产生也是这个程序，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高级干部们先掌握了大权，依附于执政党的大框架的等级特
权待遇制度（走资派生产关系），然后培植出官僚资产阶级队伍。所以，执政党制度已经是生产关系
上的根本缺陷。 

    
上层建筑中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终究是有局限的，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但
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扼制作用。马克思说，任何威严的皇帝也不能向经济规律下达指令。（大意） 

    正是在执政党制度的掩护下，党内资产阶级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内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文革的目的本来就是部分改
善无产阶级专政，即用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打碎党内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即夺权斗争）。
但是，在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范围内，巴黎公社原则是不能够充分展开的，它要受到极严重的限制，
最终要被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否弃，形成历史大循环。局部的革命措施不能抵御执政党制度大框架的
腐蚀力，必须全面采取巴黎公社原则才能“可靠的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的思想。毛主席力图用政
治运动、整风、思想教育，以至于用文革方式克服腐败。但连文革也未能根本杜绝官僚腐败，就是因
为没有彻底触动执政党制度。文革开始时，毛主席欢呼北大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
社宣言”，就是想用巴黎公社原则改善国家机构。但是，官僚化机制，特别是党指定制，积重难返，
党的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已经很严重，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坐成虎势尾大不掉，以至于连林彪也是野心
家，王洪文进中央仅仅几年就腐化变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受到严重抵抗、干扰、破坏，人民当
家做主并没有真正实现。 

    
比如省级三结合革委会，军队代表是由中央指定，老干部代表也是由中央指定，群众代表也是在中央
谈判时指定的。然后，下级革委会也是由上级革委会（或军管会）层层指定的。北京人民公社运动在
它胜利高峰（夺权斗争）时突然折回头去，在建立新政权机构——
革命委员会时又沿袭旧的指定制度，出现严重的复旧现象。文革在它的最高峰时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
疯狂反抗（最典型的是“二月逆流”），在疯狂反抗被击退后，他们又立即躲到执政党制度的“虎皮
”之下，等候时机进行软抵抗。他们心里说：“反正是指定制度，到时候就得启用我们老家伙，到那
时就又要由我们说了算了。”他们的目的果然实现了。文革在理论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实践上取得伟
大胜利，但都是形式上的胜利，未取得实质上的胜利。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实质上又回到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未彻底改造并未真正心服的老官僚
们的手里，甚至落到未受到怎么冲击的林彪集团的手里，更甚至落到新权贵“四人帮”的手里，并未
被人民群众真正掌握。这仍然是执政党代替一切包办一切，并不是由群众充分民主选举的。历史又走
了一个大循环。所以，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不久许多人就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官僚化了。文革在“
破”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立”上却又复旧了。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执政党制度滋生的官
僚资产阶级破坏了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是张宗鲁同志所说的“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任务并
没有充分实现。（“国家法权”一词的意思可以理解，但在科学定义上应给予确切界定。） 

    
毛主席痛心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就是因为国家管理机制的大框架
极有利于官僚化的滋生和运作，产生了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因此，政治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腐败，但不能根本扼制，一旦失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林彪一类”就原形毕露，搞起资本主义
复辟了。（当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执政党制度是个根本的重要因素，那些因
素正是通过执政党制度起作用的。） 

    
文革是最深刻的大革命，为什么没有突破执政党指定制度的旧习呢？历史只能一步一步地提出它能够
解决的问题。文革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提供了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方式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
，创立了毛泽东主义，它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它的失败又又揭示出更深层的弊
端问题——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不是毛主席不伟大，也不是今人特别伟大。没有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启发出来的“革命造反精神”传统
，谁敢对执政党制度提出质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并没有失败，而是在更深层的问题上展
开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法兰西内战》，就会更明确地明白马恩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执政党制度那样深恶痛
绝了，也更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提无产阶级政党要执政了。 

    
毛主席在和黄炎培谈话中说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巴黎公社
原则）。后来又说。人民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 

    
但是，在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上沿袭了苏联的制度，实行了指定制度，从根本上背离巴黎公社原则。
共产党员和干部成为当然的人民代表，又和民主党协商分配代表名额，由民主党自己指定自己的代表
，政府就这样组成了，人民从开始就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 

    
以后换届仍然是内部指定制、委任制、协商制，而且是干部终身制，而且是一级一级往上升，一级一
级往上带，形成人际关系的官僚网络。所以执政党制度就是剥夺人民管理国家权利的制度。不仅如此
，在封建思想严重和小生产汪洋大海的的国家，这种腐败不仅是官僚化腐败，而且是封建性的腐败。 

    
有的老官僚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不让我们的子孙坐，让谁坐？”于是，林立国一类的“太子
党”、“小联合舰队”就像蘑菇菌一样一堆一堆地产生了。于是，新封建官僚腐败就成了八九风波中
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目标。于是，李自成历史现象再现，进京赶考终于失败，终于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
。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任何人都是被检验的对象，不存在“真理教主”。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
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 

    
取消执政党制度，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不亚于巴黎公社运动，不亚于文革，是一场真正实行
毛泽东主义的大革命。我们希望党中央领导人能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魄领导这场大革命，建设强大的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
------------------------------------------------------------------- 
井冈山：鲜为人知的故事
梁峰　彭卫平

    革命摇篮井冈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红军官兵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许多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
而，笔者日前赴井冈山采访，却从大量历史史料和知情人处探知，还有许多史实
因种种原因尘封了大半个世纪，鲜为人知。

    毛泽东平生从未背过枪？

    多少年来，国内外一些毛泽东的崇拜者和研究者都曾为一个现象困惑不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毛泽东，似乎平生就不喜欢扛
枪弄炮。电视荧屏上，鲜见他带枪的画面；老革命的回忆录中，难见他扛枪的描
述；历史照片中，更从未见到过他带枪的留影。难道毛泽东平生真的没背过枪？

    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时期背过枪。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着手创建革命根据
地。１９２８年４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天后，两军负责人在
“龙江书院”举行会议，会议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
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５月４日上午，在井冈山砻市广场隆重召开的井冈
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背上了匣子枪。

    据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回忆资料记载：会师这天天气很
好，井冈山碧绿如洗，红军标语鲜艳夺目，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我清楚
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

    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
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
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罗’。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
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的何长工同志，在回忆录中也证实过这一情
景。而此后确实无人见过毛泽东携带过武器。作为通晓兵法、运筹帷幄而且最早
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军事家，毛泽东对枪的不感兴趣，倒与三
国时“不知刀枪剑戟，胸有雄兵百万”的诸葛亮有着相似之处。也许，这就是伟
人独特之处吧。

    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自“山大王”的启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游击战
争“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提出的。然而，您可能不会
想到，这一创造性的游击战争理论的提出，竟来自“山大王”的启示。

    清末民初至革命根据地建立前，井冈山曾是土匪出没之处、绿林栖身之地。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驻湖南的粤军连长朱孔阳因不满上司克扣军饷，曾率部
进入到井冈山做起了“山大王”，成为井冈山有名的一支绿林武装。

    



    为对付官军的进剿，朱孔阳利用熟悉地形环境等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在莽
莽群山中与官军周旋，使官军疲于奔命，对他奈何不得。他有一句对付围剿的名
言：“不需能打仗，只要会打圈。”廖廖数语，蕴藏着极其朴素的游击战术道理。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敌强我弱，四面白色恐怖。为了战胜强敌，扩大并
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迫切需要制定一套适应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为此，兼收
并蓄的毛泽东注意从过去井冈山绿林武装的游击战术中吸取营养，学习优长，为
我所用。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他对攻打茶陵的部队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
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大
转变。”他还告诉大家：“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孔阳绰
号），和官兵打了多年交道，总结的‘打圈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
圈’是消极的。我们工农革命军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
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
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原则。”

    １９２８年５月，朱毛两军会师后，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联
合“会剿”。红四军主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南下黄坳，
直奔五斗江，迂回拿山，第一次攻克永新县城。几天后，毛泽东召开干部会议，
会上他广引古今中外战例，结合红军这次战法，再次谈到了战术问题，并首次正
式提出了“十六字诀”，他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
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说，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从此，“十六字诀”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载入了中国革命
的光辉史册。

    井冈山红军连队有一位外国人中国的革命斗争，得到过许多外国同志和朋友
的支持帮助，许多重大事件都曾有外国人参与。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也有一位
担任过红军连长的外国同志，他就是朝鲜人陈龙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正在中国求学的朝
鲜青年陈龙鹤倍受鼓舞。１９２６年１月，他投考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４期学
生。在校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卫戍广州、警戒黄埔、驻防虎门和惠州
等行动，在斗争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洗礼。同年１０月，他与伍中豪、林彪、陈毅
等同期毕业，投身北伐。

    １９２７年６月，我党协助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组建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
铭任团长，陈龙鹤受党的委派也成为该团的一员。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卢德铭
按党组织指令，率警卫团赶往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但到武宁时，得知南昌起义大
军已经南下，部队只好折回修水、铜鼓一带休整。９月９日，陈龙鹤随部参加了
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陈龙鹤随部上了井冈山，任毛泽东兼师长的第十一师第三十一
团一营一排排长。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五斗江、龙源口、三打永新等战斗。

    １９２８年８月，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主力前往湖南接应红军大队，一营留
守井冈山。湘赣两省敌人乘虚而入，用４个团的兵力进犯。陈龙鹤率领全排凭借
险要地势，配合袁文才的三十二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
的胜利。

    １９２９年，陈龙鹤任红三十一团三连连长。长汀整编时，三十一团改编为
第三纵队，次年与赣南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十二军。１９３２年４月，红十二军参
加攻占福建南部城镇的漳州战役。激战中，陈龙鹤不幸壮烈牺牲。

    《真理报》曾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斗争情况许多人认为，延安时期来华的美国
作家埃德加。斯诺是最早向国外介绍井冈山的外国人。其实，早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末，当时苏联最具权威的《真理报》，就对井冈山斗争情况作了真实客观的
报道。

    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从有关历史档案文献中查阅到了以下珍贵史料——１
９２８年２月９日至２５日，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９次全会。３月１日，《真
理报》在一篇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的报道中提到：“在湖
南省，除南部以外，茶陵、永兴和酃县地区也都举行了农民起义。在江西省，根
据地方同志的来信，永新、莲花和全南县组织了苏维埃政权。”文中提到的茶陵、
酃县、永新、莲花，正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１９２９年７月２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统一的“假象”》。社论
指出：“彭德怀、方军敏（方志敏）、王佐、袁文才，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红
色游击队运动……在两年之间辗转战斗于许多地区和省份，占城夺池，到处闹起
了革命，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必将引来数
以百万计的新生力量加入新的起义大军。”

    同年７月２４日，《真理报》发表署名阿。伊文的文章《彭德怀》，高度赞
扬了井冈山的斗争和红军指挥员彭德怀：“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王
佐、袁文才……除了头两个名字，苏联读者对其他人可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
的名字却是江西、湖南、广东名流绅士地主们的心腹之患。彭德怀去年率军队来
到朱毛工农红军一边。今年１月，朱德和毛泽东撤离井冈山时，彭德怀与王佐留
下继续战斗，进行顽强抵抗，直到敌人重炮将山上的工事全部破坏时，他们才开
始撤退。”文章不仅出现了“井冈山”这一地名，而且还报道了彭德怀率部上井
冈山，并留守井冈山艰苦斗争的情景。

    “朱毛红军”为何始称“红四军”

    １９２８年４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５月４日，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军宣告成立。然而，这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红军为何称“红四军”，而不称
“红一军”？

    １９２５年７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将广东各派军队统一编
为国民革命军，计有８个军。其中由李济深任师长的粤军第一师扩编组成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中共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李济深受孙中山先生影
响，主张国共合作，因此四军各部均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

    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揭
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１９２７年１月，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十二师扩编为军，称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改编为其中一个师。“四一二”政变后，四军“东征
讨蒋”，进军到九江、南昌一带。８月１日，四军由我党掌握的部队参加了南昌
起义，随后南下入粤。后来，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湘南，举行了湘南起义。

    井冈山会师后，为发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故将我党领导下成立的第
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我军历史上，除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四军外，还有两个“红四军”：一是
１９２８年６月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红四军”，此乃红二方面军的前身；另一
个是１９３１年１月由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成的
“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后由徐向前接任），此为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后来三
个“红四军”逐步发展成了红军三大方面军。对此，应该说，这三个“红四军”

    功不可没。

    毛泽东第一次下令处决叛徒长期革命斗争中，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牺牲。

    然而，也有少数人经不起斗争考验，蜕变为革命的叛徒，给革命造成极大的
危害。

    上井冈山当年的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就亲自下令处决企图叛变
投敌的原红军团长陈浩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亲自下令处决叛徒。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根据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第一营
和特务连，由党代表宛希先、团长陈浩率领，第二次攻占了茶陵。革命军进城后，
陈浩等人开始不管部队，不做群众工作，成天吃喝嫖赌，不愿回山沟里打游击，
还侵吞了部队缴获的几千克黄金。为防止他们的错误恶性发展，党代表宛希先向
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写信严厉批评了陈浩一伙。受到批评后，陈浩心怀不满，
起了叛变革命的歹心。策动部队叛变中因骨干连队拉不动而暂时作罢。

    当年１２月，蒋介石调集大军进剿井冈山。敌重兵压境，陈浩一伙已对革命
完全丧失信心。加之敌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是黄埔第一期
学生的陈浩有师生之情。因此，陈浩致信方鼎英，策划叛变投敌。宛希先对陈浩
一伙早有警惕，面对强敌，宛希先坚持率部东向井冈山，而陈浩则以团长身份强
令部队南撤，为投靠方鼎英创造条件。由于南撤不得人心，部队行进速度非常缓
慢。在离湖口墟不远时，队伍里由后向前传达了“毛委员来了，命令部队回湖口”
的命令。

    原来，对该部很不放心的毛泽东，此前专门从茅坪赶往茶陵。在得知部队南
撤后，立即向南追赶。赶到湖口墟时，得知部队已向酃县方向进发，于是命令警
卫员追上部队传达返回湖口宿营的命令。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
会议，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义正辞严地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

    在事实证据面前，陈浩一伙不得不认罪伏法。

    毛泽东率部返回井冈山后，在砻市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宣布处决第一团团长
陈浩及徐庶、韩昌剑、黄子吉另外3 名企图率部叛变的军官。
    
    （中国民兵）
    .
------------------------------------------------------------------- 
读《毛泽东传（1949-1976）》笔记（三）“第一次访苏”——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作者: 水陆洲2 
日期:   2004-12-22 16:07

读《毛泽东传（1949-1976）》笔记
（三） “第一次访苏”


水陆洲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二章“第一次访苏”可以分为五节来读：

第一节 毛泽东访苏的酝酿过程

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向斯大林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
的意向，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
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
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
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
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
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
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
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
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
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第二节 毛泽东访苏的第一阶段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
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
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
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
，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
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
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
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
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
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
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
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
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
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
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
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达莫斯科。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
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
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
谊。”
当晚六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
绍：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
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
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①二人当翻
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
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
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
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
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
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
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
，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
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
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
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
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
提出意见，速告为盼。”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
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
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
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斯大林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
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一
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
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
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
满。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
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
寿以外，无事可谈。”

第三节 毛泽东访苏第二阶段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
也想承认新中国。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
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
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
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
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
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
的时间。电报写道：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
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
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
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
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
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
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
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
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
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
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
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
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
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
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
，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
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
，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
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
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时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
、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
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
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
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
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
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
、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 
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
、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
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
保护。
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签订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
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
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
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
，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
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
最后达成协议。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
，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
不可以变的。”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
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①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
，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
会主义利益。”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
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
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四节 毛泽东访苏第三阶段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
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
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　
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
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
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
，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
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
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
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
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
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
，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十月革
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
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
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像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
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
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和毛泽东的对外方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
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
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
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
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
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
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
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
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
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
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
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
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
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
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
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
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
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
位”。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
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
。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
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
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一九五0年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中央时，就说明了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
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
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一九五0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
：“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
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
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
可能性。”
　　
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
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
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
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
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
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作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
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
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的前后，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
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
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
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
前站立起来了。”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
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
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
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
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
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
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
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
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
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
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
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
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本章关于毛泽东访苏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任务，概括得非常好。
本章特别精彩之处在于，它把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毛泽东此前提出的一系
列对外方针——“一边倒”、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联系起来加以说明。
让那些说“毛泽东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搞闭关锁国”的污蔑不实之词，都见鬼去罢！

2004年8月15日初稿
.
-------------------------------------------------------------------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丁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相似之处，却又特点各
异，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作为一个“文革文物”的收藏爱好者和文革亲历者，近几年来，笔者翻
阅不少资料，访问了一些同志，对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笔者认为，和其它省
份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
法谈一下，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
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地、市、县级领导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这批老干部
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
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
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
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
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
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
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
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
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
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十二月二
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
是好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附
合毛泽东的意图的。（附：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大抓“南下一小撮”，
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
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
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的方向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
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数成为多数。然而省军区的介
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67年2月10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就很能说明
问题。文敏生在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
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
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
、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
、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
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
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
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
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1
、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
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
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
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
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
“十大总部”；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
“非法”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
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只好采取观望
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二月
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
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不承认
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
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
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
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
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
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
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
、开封八二四为一方，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五月月十一日，原省委书记
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军区高压控制不敢表明态度。为
了争取领导干部在尽早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五月十五日，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
称“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正在省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强行架到汽车上，“抢”
到农学院，通过摆事实、讲形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五月十
七日，“予农红总”和郑州大学附中“红旗”一些学生又把刚刚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处的省委书记
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五月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
乘拉煤的火车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
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省公安厅付厅长高大
同分别于五月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日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
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从
五月到七月，河南省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
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一度作为他们较早
支持造反派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的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
级以上干部共47人，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23人，占此级别干部人数的49%；
同情二七公社的2人，占4.25%；中间状态1人占2.12%；支持河造总的15人，占32%；支持十大总
部的6人，占12.7%；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分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参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
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七月十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
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
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
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
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
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八月二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
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王新为河南省军区政委）。在省革
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
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一九六八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
分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六十六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3
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
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1--
2名副主任暂缺。由“暂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
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去。(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湖北省3人
，其中学生1人；陕西省7人其中学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学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学生1人)。据
河南省地(市)县77个革委会统计、其中有48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
任职务的只有4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
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
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
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
；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一九七0年七月，焦枝铁路
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一九七0年十一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
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一九七八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
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
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权”。

河南省的造反派是否真的掌了权呢？仅以参加省委常委领导班子的学生头头们为例来看一看。一九六
八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包括工人、干部、学生）二
十人（其中河南“二七公社”14人，开封“八二四”3人，“河南造总”3人）。在群众组织代表中有
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头头八人，他们分别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
“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
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
”）、王传玉（郑州大学附中“红旗”）。这八个学生常委最“红”的时间就是省革委刚刚成立之后
。他们除了坚持本单位的工作外，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
去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一九六八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和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
工作的开展，他们也先后离开学校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其他基层单位去接受再教育。这是后
，他们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省革委参加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
”中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甚至迫害。一九七一年再教育结束后，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搞
技术工作或担任教师。一九七三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
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他们又分别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或其他相应职务。当
时，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相当数量的“河造总”和
“十大总部”派的。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
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
。这就是“河南的造反派仗了权”说法的来历。应该说明的是，大量提拔青年干部的做法，决非河南
独创，完全是全国大势所趋。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工人造反
派头头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那么，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是否
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一份资料表明，河南省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共发展党员十万
零六千人，这个数量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多数都是在基层领着工
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者甚少。就拿几个学生头头来说，他们
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
；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
技术，如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一九七八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二十年后，他的爱人
从原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原阳县委副书记的陈红兵的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个老掉牙的柜子。这
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所提拔的青年干部的职务绝大多数都是副职（当时就有“新干部都姓副”
的说法），正职大都由老干部担任。由于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
以，对于新干部，他们不仅有提拔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还可以“
收拾”一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纪登奎来到河南伙同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
上骂一些造反派新干部“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次年的“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狠狠反击了刘建勋及个别地市委书记。后来，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河南省作为“四人帮”的重灾区，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
派的老干部几乎“全军覆没”，新老干部之间的那点恩恩怨怨，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首次批斗
“走资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
1961年期间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
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响当当的名气，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
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
，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
喻户晓，妇儒皆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
，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
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
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斗争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
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就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
字报。大字报说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
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
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据一份资料统计
，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
是反党”等大字报，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
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
斗争学生。六月七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
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
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
等九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分学生则贴出了
《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
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
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
《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
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
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八月十五日，党言
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他们就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了和校工作组
包办成立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针锋相对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
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并在当天晚上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
和各界群众几百人前来参加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
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
”、“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
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
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欧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
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来。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
攻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
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
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
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
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
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
……。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
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
联委”正式成立。九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
样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
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
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
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九月五日，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
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
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再次提到河南省1959
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
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
挂牌”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
，你们说赵文甫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
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数万人起来批斗省
委领导赵文甫(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

一九六六年八月，郑州大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
《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
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
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
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
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
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同时，
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到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
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58—
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
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
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
是参加58--
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
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
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
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
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一九六二年的“私人信件”
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和刘建勋一起支持过党言川
的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以及其他省委领导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敏生在9月5日郑大联委主
持召开的“河南省炮打省委司令部煸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
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
问题时，他确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
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郑州大学“校文革”和工作组支持成立的“红卫兵战斗师”更是抓住这
些把柄大造声势，向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
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
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
《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
。”、“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
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保守派的重炮猛轰之下，郑大联委于九
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
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
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
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接着，郑大联委
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方向狠批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九月十九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
“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
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
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
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
壮大，有少数派成了多数派。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
联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调查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二十七个为什么——
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
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五九、六0年老帐？一月二十三
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
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支持还是反对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
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伟发了言，发言中说“河南省市委
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
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
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
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
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军区的介入，使已
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走资派”赵文甫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
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
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此后，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遭到残酷
的镇压，这就是被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活区树起了“非
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
，四十八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
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
0—
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
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
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为了摧垮以郑
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附中红旗、新乡师院八一八、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第
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
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和“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
、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
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

对于这段历史究竟如何评价？河南省军区在67年6月27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白纸黑字，说得明明白
白。“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
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三月六日宣
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
……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
、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
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中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论断的正确。1959年
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
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党言川等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
党言川，受河南省1959年现状的影响，在私人信件中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解的
。事实上，河南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件中谈
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
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企图打成“反革命”也是违背“十六条”的。另一方面，保守派群众
对党言川信中所说“三面红旗倒了两个”坚决反对，也完全可以理解。1966年10月6日，郑州大学“
送瘟神”战斗队的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象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
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五千万革命群众的
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
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底是哪家的声音？”另一份批判党言川“反动信件”的
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
恶毒的攻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
。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
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
、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1969年
6月1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
？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是省革委委员（应是常委——
作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
革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罪行”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浮夸造成《信阳事件》和文革中被中央红头
文件定为“走资派”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一状况
虽然在时间上已经是文革以后，但历史的看问题，仍不失为河南省的特点之一。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
”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
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
”，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
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
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
、不评技术职称等更是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
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
“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七.二五”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
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
七.二五”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
，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
：“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
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
。”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
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
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一九八四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
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戏称为“出
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
大型武斗的铁证。事实上，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
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都是他们干的，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
“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在“揭批查”中却把打砸抢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