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有违于布什总统“连横”破“合纵” 全球新战略的美国反华强硬派 吕加平 （2004年12月16日） 在对台对华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支持“台独”、遏制中国的错误政策，仍然还 在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承担对台军售、武力保台安全的义务和责任，并以维持两岸现状为借口阻挠 统一、袒护“台独”，但是自布什总统在11月2日的美国大选中获胜连任而确立以反恐防扩保美安全为 第一国策以后，尤其最近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布什政府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已经开始把过去的护“独 ”保台反华政策，逐渐而悄悄地调整转变成为反“独”弃台联华的新战略新政策。现在美中两国在军 事上已部分恢复对话，美国官员在12月10日甚至表示“台海启战美无出兵义务”而放出美国不准备武 力助台卫“独”的空气。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又因反对“台独”打压阿扁的表态， 促成了泛蓝阵营在12月11日“立委”选举中以超过半数的多数击败泛绿而获胜，使“台独”分子遭到 重挫，“台独”逆流得到抑制，迫使陈水扁要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布什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开表示弃台反“独”的态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12月13日《参 考消息》报头版报道所说的：“美国政府内部对华强硬论调也有表面化的可能”，“布什政府则希望 用‘反对台湾独立’抑制政权内部的强硬论调，强调对华合作的姿态等作为交换条件，确保本国经济 利益，并在反恐和朝鲜问题上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即是： 第一、美国政府内部对华强硬派要坚持保台护“独”挺扁反华的强硬政策，已与以布什总统为主的主 张弃台反“独”甩扁联华的温和派主和方针发生了巨大矛盾，这种鹰鸽分歧可能会公开化； 第二、布什政府内部的对华主和派力图用反“独”弃台联华立场作为与中国的交换条件，以换取中国 在确保美国经济利益和在反恐防（朝核）扩问题上支持美国，与美合作，并以这种强调反对台湾独立 和与华合作来抑制政权内部对华强硬论调，不使两派分歧表面化。 自“9.11”事件后，在反恐防扩和对待欧俄华问题上，布什政府内部就存在有强硬与温和两种意见， 即鹰鸽两派，并且由主张强硬立场的鹰派占了上风，所以才发动了打阿打伊反恐防扩战争，并对以法 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在打伊问题上的反美分裂倾向作有力的回敬。这也迫使反对打伊、主张联华而持温 和立场的鲍威尔在这次大选换届时辞去国务卿之职，布什总统把此主持美国国际外交事务的权力交给 了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什内阁的主要智囊赖斯女士。 据媒体透露，会说俄语的赖斯是一位精通欧俄事务的欧洲问题和苏联问题专家，但在亚太问题上，尤 其对中国问题却研究不深，并不太懂。而她又有“钢木兰”、“战士公主”的雅号，在反恐防扩、对 待欧俄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以全面强硬为著称，“9.11”以后美国的打阿打伊战争她是主要出谋策划 者之一。因此在对华对台问题上她可能也不会例外，也会像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老太太不 把中国当作朋友一样，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所以曾经表示过美国必须重视同中国的较量。而鹰派的 其他主要人物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也与她持相同立场，因此由她主持美国外交，在 对华对台问题上很可能会继续实行保台护“独”、“对华强硬的鹰派政策。但是这样一来却给布什总 统出了难题。 对于掌握战略全局的布什总统来说，在这次大选连任确立了以反恐斗争保美安全为国家首要方向以后 ，对反恐防扩和俄欧等国多边联手反美单边等问题仍需要采取强硬立场相对付，但在对华对台问题上 却是需要作由护“独”反华到反“独”联华的战略转变和政策调整，绝对不能与中国激化矛盾发生对 抗，尤其不能因支持“台独”而引发台海战争，不能与中国战而只能与中国和。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 可以避免六线作战，也才能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与之合作反恐防扩，并阻拦住中国与俄欧等组成多 边反美阵营，做到单边“连横”去破多边“合纵”。 也就是说，美国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如果都可以硬的话，唯独对中国却是只能软不能硬，只能和而更 不能战。然而在布什总统看来，即将离任卸职的国务卿鲍威尔与很快就要接任国务卿的赖斯相比较， 鲍威尔对反恐防扩等各种国际问题都主张温和处理是错的，但对台对华采取反对“台独”和坚持一中 的温和立场则是对的；赖斯对反恐防扩等国际问题都持强硬立场是对的，但在对华对台问题上主张保 台卫“独”的强硬态度则是错的。 因此，如果赖斯等强硬派在对华对台问题上有违于布什总统用反对“台独”作为换取中国确保美国经 济利益和合作反恐防扩的政策，而是继续采取保台护“独”的强硬立场和政策，这就会与布什总统反 “独”联华的主和立场发生公开矛盾，于是必然会非常严重地干扰、打乱甚至破坏布什总统的美中合 作“连横”破俄欧拉中国建立多边“合纵”阵营的全球新战略。这不仅反会促使陈水扁泛绿加快“台 独”进程步伐，从而加剧两岸危机，提前引发台海战争和美中战争，迫使美国陷入六线作战的困境之 中，而且也会大大影响布什总统与赖斯等对华强硬派的关系，甚至因为有害大局而会被布什冷落，或 像鲍威尔一样到时候请你走人。 　　　　　　　　　　　　　　　　　　　（2060字） - . ------------------------------------------------------------------- 浅谈当朝修正主义集团的变法维新 王安石变法维新是为了把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私有制化腐朽为神奇、解救大宋朝的政 治、经济、军事、社会方面的全面危机，并缓和社会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和地主阶 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宋辽民族矛盾的比重日渐上升）。王安石当时代表地主阶级中较 为激进的改革派，属于中小地主利益集团，企图依靠宋朝皇帝去打击大地主、大商人 ，反对他们这个腐朽集团的政治代表即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官僚集团。但是，王安 石变法维新事与愿违，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腐朽集团的顽固保守性和反动性很是强 大的，结果遭到失败。变法失败的根本和主要原因当然不能不是由于反对农民起义， ，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改革派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至于演变成统治集团派系斗 争的结局。换句话说，封建主义私有制统治阶级的腐朽落后反动性质决定了“体制内 ”改良主义的失败命运。大宋北、南两朝的阶级矛盾的发展最终不能不采取阶级斗争 通过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媒介，即通过阶级和民族战争得到解决，也就是一般人说的灭 亡和重建新的地主阶级王朝。宋朝具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力，但是由于腐朽的生产关系 的束缚和桎梏，它无法保障自己免于两次在经济繁荣的境况下竟然走向翻覆和灭亡的 命运。 历史的经验是宝贵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修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在政治 经济统治方面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范畴，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即官僚买办和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苦难资本主义性质。这就决定了它们不得不继承一切私有制所固有的腐 朽统治的本色。修正主义的变法维新因此具有原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变法改革的失败必 然性。化腐朽为神奇在私有制体制内进行是徒劳的。彻底的改革只要脱离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主动和积极的支持是一定要失败的。能够承当历史火车头重任的不是改良主义 而是工农联合社会底层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照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当前的变法维新当然由于时间、空间和条件上的区别而具有 不同点。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特点。这是不同于大宋的地方。当年宋朝本 身的经济自主能力很强，完全没有与外国贸易、引外国投资、向外国借债才能发展甚 至维持的当前困境存在。当然，内忧外患的赵氏王朝和当（党）朝一样都因为政治上 弱，所以要搞先富改革政策（结局是腐败、镇压、阶级背叛、阶级分化和财富与地位 极化），始终脱离不掉对外投降主义路线，也就是受制于外国而无法在政治上独立自 主。当朝隔代继承了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和半封建资本主义的包袱而无法自拔。有人主 张中国会出现盛唐富强局面，其实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机会主义 错误结论，也是把历史继承性等同于重演性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失误。完全相反 ，当朝如果可以一比中国10到14世纪的朝代，那么至少在一个方面—社会制度的优越 性方面—具有可比性：宋朝封建制度比辽金元等邻国的奴隶制何等优越和先进，但是 最后击败自己的正是落后的奴隶制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和先 进，然而是什么制度征服了自己呢？道路是曲折的。南宋亡国后，1271年建国的忽必 烈和他的继承者把蒙古奴隶制统治方式与社会制度纳入元朝的国家制度，从而使元王 朝的封建（先进）统治表现为更加强烈的专制主义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为之变本加厉 。这种先进与落后制度杂交得到的畸形产儿并不意外。毛泽东社会主义国家实质灭亡 后，当朝修正主义集团将官买资本主义统治纳入一个原社会主义制度的残留体制，其 结果就是当前的那个更为强烈的专制主义即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残酷的阶级压迫。 修正主义的变法前景是暗淡的，也是迂回曲折、多灾多难的，但是，不变法无以缓解 路线、制度等生产关系错乱所造成的全面危机，社会阶级矛盾眼看要伴随着上层建筑 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如同地震引发海啸一般，席卷中国大地。这个“地震”源自何 处？面对这个问题，素有长期独立思考能力、又不脱离实际的《华岳》网友是不会对 此交白卷的。（无2005年1月3日） . ------------------------------------------------------------------- 邓小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最大的叛徒和公敌 激楚 （回网上一份帖子） 不能同意作者的说辞。毛泽东思想有四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群众路线和造反有理，彼此紧密联系，次序井然，缺一不可。 现代修正主义在70年代末偷偷地把群众路线和造反有理给搬走了，到了80 年代末90年代初，独立自主被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所取代，最后到改革妖 道被证明此路不通的2000年代，连骗人伪装的实践是真理的所谓‘唯一’ 标准也拒不认账，实事求是也就成为老朽（修）们的一句空话、多余的话 了。 机会主义和实事求是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者根本没有弘扬什么实事求是 精神的哪怕一点影子。这种为老朽涂脂抹粉是欲盖弥彰的庸俗、荒唐作风 ，而此风不可长！ D**不但不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根本不能和最下流的人物同等对待， D**是罪大恶极的对内阶级背叛、对外民族背叛的独夫民贼和近百年来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最大的叛徒和公敌。没有他，世界资本主义早已经日薄 西山，有了他，世界垄断资本起死回生，我国的新旧三座大山卷土重来不 说，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走资派的阶级属性）篡夺了最高权力，劳动人民 重新沦为官买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双重奴隶，成为社会法西斯统治下的 完全被动的公民。 为极右机会主义者作洗刷和反动宣传的时代眼看就要灰飞烟灭，铁证如山 的是非对错恶行劣迹任凭宣传机器日夜轰鸣作24小时不停地运转也将是无 济于事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 ------------------------------------------------------------------- 作者: liguo369 邓小平多年以前说过的“十个如果” 　　 １、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Ｐ２２５）《与捷克总理的谈话》 　　 ２、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 活富裕问题。（Ｐ６４）《与日本友人的谈话》 　　 ３、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 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 都不可能解决。（Ｐ２０８）《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 　　 ４、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 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Ｐ３７４）《南 巡谈话》 　　 ５、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以下转第９１页）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 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Ｐ９１）《在中顾委三次 会议上的讲话》 　　 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 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 能出乱子。（Ｐ３６４）《会见马拉西亚朋友谈话》 　　 ７、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 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 ，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 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Ｐ２２９）《会见西班牙副首 相的谈话》 　　 ８、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Ｐ１５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Ｐ１１１）《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１０、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出处同上） 　　 说明：本贴是在论坛上发现的。由于当时逐一的对照时下的现实社会，不禁令人顿生了疑虑，并更倍 感了似乎同“摸论”——摸石头过河，“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富论”—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颇有实质上的“风马牛不相及”之嫌。故此，特意转来让大家验证一下两者是 否可能是同一个人所说？再想象一下其间的差别为何能够相去判若天渊那么大之原因。 . ------------------------------------------------------------------- 　　 军政府的末日——后记四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 　　　　　　　　　　　　　魏　　一 　　　　　　　　　　 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 　　　　　　　　　要　　点 　　　★纪念人民群众粉碎四·五反革命暴乱二十周年 　　　★八九年邓小平的六·三大屠杀与人民群众的六·三起义 　　　★四·五与六·三迥然不同，前者是大多数人民镇压一小撮反人民的剥削者的 暴乱，后者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大多数人民群众。 　　　★四·五暴乱的卑鄙手法：制造谣言，伪造总理遗嘱，被推翻的高度垄断资产 阶级把四个现代化当作旗子来挥舞。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复辟上台，要篡权、要压迫剥 削大多数人民，要过骄奢淫逸的生活。 　　　★究竟谁破坏了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与周总理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迥然不同 　　　★七八年的“大规划”必然可耻地破产，必须彻底清算。 　　　★没落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只能把国民经济搞得一败涂地。十亿人口的利益与 前途成了他们政治赌博的筹码。 　　　★建议大家重读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一句话对他们有用，他们不过 盗用了九个字，与报告所说完全不一样。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四个现代化方案正是毛主席 提出的。 　　　★按两步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总结中国国民经济第一次大发展后提出的 。也就是分三步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道路。 　　　★离一九八零年只有五年多，中央仍能丝毫不改地重申这个设想，表明文化大 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进展顺利。作为比较，邓小平的大规划不久就可耻 破产，不得不收起。 　　　★即使邓小平一伙也不能否定七七年我国基本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对生产力的推动不仅是量 的增加，而是质的飞跃。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是能否走好中国国民经 济建设这盘棋的关键问题，是真心诚意还是假情假意地要把中国建设好的经济思想问 题。对第一次大跃进的评介也一样。 　　　★周总理说的十年规划与邓小平完全是两码事。 　　　★周总理说的十年规划决不是一个大建设的规划，而仅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规 划，真正的大建设还在后头。 　　　★中国刚刚经过一场大建设还未完成，决不能不予休整就再来一个大建设。 　　　★七八年邓小平的大规划，根本不顾中国的经济现状，纯粹出于被推翻的反动 阶级篡权复辟的需要。当然下不好中国经济建设这盘棋，只能是失败。 　　　★在七五年或七八年制定大建设的规划本身就是错误。“大干快上”如是要使 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立的一大批生产力尽快建成完善发挥作用，完全正确。如是大上 一套新的“大洋全”就是反动口号。就是它把中国经济搅得乱七八糟。 　　　★邓小平的大规划还是绝对不适应中国实际的大、洋、全。不但早就被文化大 革命批倒，而且也为国际经验证明是条走不通的路。 　　　★批邓制止了邓小平一伙的破坏，争取了两年建设时间。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了生产。使我国得以于一九七七年大致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 　　　★毛主席如再活三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上的丰硕成果将体现出来，为大 多数人所接受，邓小平一伙还能上台吗？ 　　　★制定国民经济规划，必须正确估计形势，符合国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决 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和以前的经验，尤其不能出于政治需要。这一切 邓小平全犯了，怎能不失败呢？又怎能不把中国拖入绝境呢？ 　　　★一九八零年邓小平提出翻两番，不过为自己的手足无措弄块遮羞布，后来就 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后来就像没头的苍蝇乱碰乱撞。 　　　★正确评介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是关系到今后如何建 设的大问题，决不能颠倒。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永远坚持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和邓小平的路线与大规划正好对立，因此被他删去了。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独有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发展 必然会创造出党内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还随时可能。同时创造出的工 人阶级则是他们的掘墓人。 　　　★驳所谓“小生产方式” 　　　★政府工作报告告诉我们，完成四个现代化还得有两次飞跃。邓小平七八年的 大规划却只有一个主观的、劳民伤财的、必然要失败的飞跃。 　　　★经济建设必须走“准备、突击、巩固、收效、再准备、再突击、再巩固、再 收效……”的道路，每次反复都是生产力的飞跃。 　　　★脱离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规律，从政治需要出发搞大建设不能不受惩罚，复 辟以来中国经济就不能不发冷热病。 　　　★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不表现为突击性，也就是 大跃进，大会战。 　　　★邓小平一伙从来不懂得生产力是统一的有机体，反而特别强调企业的独立性 ，这就割裂了国民经济，根本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陈云的“均衡生产”论，实际是人为制造经济不协调。 　　　★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同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积累率。 　　　★每次大建设后必然有个非常艰苦的调整巩固时期，必须尽快使新生产力发挥 作用，不是下马风，不是把刚建成的生产力砍掉。切忌节外生枝，更不允许推倒重来 ，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建设。 　　　★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正处于这样的艰苦时期。但邓小平一伙以此否定经济建 设与生产力的大发展，说成破坏是极其荒谬的。 　　　★大突击时期积累率高，供应紧张，也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尤其第二次 大跃进人民生活实际上有大幅度提高。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超过美国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大军。 　　　★土皇帝阶级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而产生，中央与农村也有党内资产阶级，七 一年春天的热月政变。 　　　★七十年代停工停产是获得新生的工人阶级对党内资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形式， 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增长却十分迅速，也停得起。 　　　★正是停工停产暴露了社会矛盾，人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心中充满了愤怒的情 绪。 　　　★真正以停工停产来破坏生产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还有反共极右派。 　　　★复辟以来，社会生产始终未能协调。开工不足到处存在越演越烈。尽管工人 全都戴上了紧箍，劳动积极性却降到了冰点以下。 　　　★每次大建设都具有突击性，此前必须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时期。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十年规划与六三年至九大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果及时休养生息，七八、七九、八零三年，日子将非常好过，远远超过六 四、六五年。可全被邓小平的复辟搅乱了。 　　　★每次生产力的大发展，还得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乃至思想意识上 的准备，最终得归结到政治上的准备。 　　　★社会主义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反右为第一次大跃进作了准备。 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批判刘邓的“高度垄断”和“条条专政”，不在斗批改中下放权 力给地方，也就没有第二次大跃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要完成一定的经济建设任务就得统一思想。要不要一 场大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建设？全社会意见不一致不正确，就不可能有 共同的正确的行动。 　　　★明晰地提出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大规划也是做了政治思想准备的。但根本目的是要把广大工农作为 压迫剥削的对象。中国的经济航船只好在这批无知、无能又无赖的流氓、匪徒舵手的 掌握下漫无目的地漂泊。 　　　★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三次大发展也需要政治思想准备。这就是第二次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如果毛主席在世，将在八零年前后爆发。邓小平的复辟破坏，使得一切 都延迟了。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独立战争，第二次是统一战争。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所谓四个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阶段。农、轻、重，大、中、小，中央、地方与农村的相 互关系。 　　　★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在以前是不现实的。七七年农用工业建立起来后， 该由自我服务性转入为农业服务型了，又是谁破坏了农业机械化去搞大建设？也就是 继续搞自我服务型的重工业。 　　　★邓小平的喽罗与反共极右派实在没有任何资格谈论任何中国经济问题。他们 对中国的经济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愿知道，却大言不惭、自以为是、疯话连篇地谈论 中国经济。邓小平上台就是靠那些疯疯癫癫的人和疯疯癫癫的言论，居然还成了中国 的“救星”，并把中国救到了一片破败的地步。 　　　★在毛主席领导下，七十年代我国已经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邓小平真正使我们又穷了下来。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二十周年，当然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二十周年，还是粉碎 四·五反革命暴乱二十周年。 　　回忆二十年前，邓小平及其社会基础为了复辟上台是多么的疯狂。他们动辄指责 别人使用暴力，尤其是对人民群众镇压四·五暴乱大加攻击。但是真正首先使用暴力 的正是他们，这是有目共睹的。又是他们在复辟得逞后，不打自招当作功绩来炫耀的 。是他们首先行凶打人，砸汽车、烧营房，在南京还杀了人。当人民群众不得不用武 力平暴时，他们却又作出了一付可怜相，似乎纯粹是受害者。其实热衷于暴力的正是 他们，他们不但依靠反革命暴力上台，用武力政变复辟上台，而且上台后又凶相毕露 ，立即搞起了非法的镇压人民群众的特种政治军事警察——公安部队，即后来的法西 斯武警。人民群众的一切自由和权力均被剥夺，最温和的和平请愿也受到血腥镇压。 八九年六月三日大屠杀便是典型例子，当时静坐的群众都是非暴力主义者。 　　现在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明白邓小平上台纯属历史的错误，对四·五暴乱、对批 邓、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少人有了新的评介。许多人还这样说：“毛主席的一生 ，别的都没错，就是不该让邓小平出来，早就该把他杀了。”这个观点不能同意但可 以理解。 　　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反动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把剥削者作为 一个阶级来反对的，而不是跟个别反动分子打交道。邓小平可以杀掉，他代表的反动 阶级最后灭亡却需要一个过程。只要这个阶级还存在，总要顽强地表演自己。刘少奇 因病毙命还有邓小平，邓小平杀了也总有代表人物出现。他保证“永不翻案”了，总 得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无论真假，都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如靠不住，也可暴露他 们的卑鄙无耻，大家也可认识到就是这批历史沉渣又浮现出来了，不让他出来工作有 什么好处？ 　　六·三大屠杀，有的人称为六·四事件，这不符合事实。屠杀至少在六月三日就 开始了，军警进城还早在六月二日晚上。他们所以要称六·四，是因为军警进入天安 门广场时已是六·四凌晨。在木樨地等处，用身体挡住军警子弹与坦克的工人和其他 北京市民根本就没放在他们眼里。他们只是强调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作用，而学生 是受反共极右派影响的。因此，称六·四不是误解，而是政治需要，有意歪曲人民群 众反对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五月风暴为反共极右运动。 　　他们还特别喜欢把八九年的六·三与七六年的四·五混为一谈。可是谁都知道， 四·五是邓小平反革命匪帮要复辟上台，而人民群众镇压了他们的暴乱；六·三则是 邓小平对反抗他们这伙已经复辟上台的反革命匪帮的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进行血腥 屠杀，人民群众不得不在枪口下起义。这两者又怎么等同起来呢？武力总是反动阶级 首先挑起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总结惨痛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大家也都知道，当 初邓小平要上台时，反共极右派表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中国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虚张声势，为七六年四·五反革命暴乱制造“合理性”和“群众性”，以及 突出人民群众平暴的“残忍性”，邓小平匪帮造尽了谣言。可怜巴巴地说天安门广场 上发生的仅仅是“群众悼念总理”，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平暴是“大屠杀”。有说杀了 三千人的，有说杀了五千人的，还有人干脆说杀了七千人。台湾报刊更是离奇，说杀 死了六万人。他们无疑是欢迎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的，言行如出一辙。现在大家都知 道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整个事件前后仅仅逮捕了三百多人，至多对行凶打人、拿刀 企图杀人者回敬以棍棒，打死人的事是一个都没有的。倒是邓小平匪帮在南京杀了人 。因此在人命问题上是零比一，残暴凶狠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人民群众倒 是太温和了。像这样杀人放火的反革命暴徒，打死几十个照例不算多。他们又说四· 五参加者有二百万人，这又是夸大其词。谁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即使把东西长安街的 交通全部停止装人，也只装得下一百五十万，不停交通只能装五十万。当时报上估计 十万人完全不会夸大，只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挤了一堆人。八九年的五月风暴和 六月起义才是倾国倾城而出，塞满了大街小巷。游行示威连绵不断，连军警的坦克都 阻挡在外。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运动。如果这是几十万，四·五那一堆人又该算 多少呢？四·五中的十万人大多也是旁观者。令人可笑的是，邓小平匪帮闹了几十天 竟然连一场游行示威都搞不起来，这正说明他们自己也明白没有多少人真正肯跟他们 走，如果游行必然稀稀拉拉，不但示不了威反而自出洋相。一个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 众的意志与利益，一个只代表一小撮反人民的剥削者，一目了然，岂能混为一谈。 　　邓小平匪帮还硬把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人民群众都说成他们的拥护者，这简直是胡 扯。如果我在京，也会去送总理的，难道也得算在他们一伙之中吗？ 　　四·五事件中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决不是一小撮暴乱者，而正是镇压暴乱的北京 工人民兵。当时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民兵武装大示威大游行。笔者也在其中，肩背着枪 ，束着子弹带，与广大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群众一起，高呼口号反对这次卑 鄙的反革命事件。正是这次武装大游行，表明广大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准了对四 ·五反革命暴乱的镇压。 　　邓小平一伙当然会说：民兵是被强迫押进游行队伍的。真是这样吗？我们倒要问 ，八九年六·三你们敢不敢把工人农民武装起来？敢不敢也发动一场武装大游行？谅 你们不敢！你们当然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知道自己是人民群众的死对头，群众有 了枪立即就会对准自己。你们一上台就大肆攻击全民皆兵，不久就悄悄地把民兵的武 器弹药收了。而七六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却敢于在这种关键时刻把枪杆子交到群 众手中，如果群众要反对中央随时可以掉转枪口，可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正表明人民 群众是拥护中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也坚信自己与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一起的 。 　　邓小平匪帮能够依靠的只是常备军、警察以及法西斯的武警。对常备军也还感到 靠不住。当坦克被人民挡在城外时，他们只好不顾脸面下令暂停进城，先对军警进行 纪律整肃与法西斯教育，连五十八军军长都整肃掉了。至于江泽民的工纠队，基本成 分不是工人而是机关的贪官恶吏，这是胡汉三的还乡团，当然不代表人民。 　　四·五反革命暴乱中，邓小平匪帮打着悼念周总理、拥护四个现代化的幌子。谁 反对邓小平就给谁扣上一顶反对四个现代化、反对周总理的帽子。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四个现代化又在哪里呢？七八年的“大规划”可耻地迅速地破产了。宝钢几上几下 耗尽了民脂民膏，仪征挪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四大化纤厂的建设资金，使其中 三个未能按时投产，还几上几下借了大量阎王债，谁也不知道现在究竟还没还清。扬 子乙烯设备运来后在长江滩一搁就是六年。高能加速器邓小平只是问一下外宾世界上 最大是多少，当回答四千亿电子伏特时，邓小平就拍板中国也搞四千亿，完全不顾中 国国情。搞不下去了就搞个正负电子对撞机来作遮羞布。至于搞得无声无息了的有多 少，那就只有邓小平最清楚了。 　　为了掩盖大规划的失败，八零年邓小平提出翻两番来冒充四个现代化，说要把八 零年的二百五十美元提高到二零零零年的一千美元，不久又减到八百美元。现在据说 翻两番已经实现，按他们的数字也只有四百美元。考虑到十五年来美国的通货膨胀与 美元购买力下降，还顶不到八零年的二百美元。四个现代化已明确地被推倒二十一世 纪中叶去了。究竟谁破坏了四个现代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过一些封建贵族。他们被人民革命推翻后，名声 臭了，但为了复辟上台，就装出一付不再关心自己利益的样子，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 当作旗子来挥舞。可是每当人民群众跟他们走时，便发现他们臀部上的封建纹章，于 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邓小平匪帮与这些封建的社会主义者如出一辙。他们本来就是 一个受过人民给的十年浩劫、被推翻了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残余，名声已经很臭，却 又不肯死心。为了还能够复辟上台，便装出不再关心自己利益的样子，把四个现代化 当作旗子来挥舞。一旦上台他们就原形毕露了，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权 力与财产，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只要看看他们会写认罪书、会赌咒发誓“永不翻案” ，就可以知道他们说的话根本不可信任，他们早就已没有什么原则，早已沦为一伙不 择手段窃取政权的匪帮了。 　　刚上台，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他们还搞了个大规划。可没落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 们决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经济建设思想与好的规划，只能把国民经济搞得一败涂地。十 亿人口的利益与前途竟然成了他们政治赌博的筹码。 　　他们自称拥护周总理，也无非想利用周恩来总理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来往自 己脸上贴金。他们捏造了大量谣言分裂党中央，虚构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之间的 “分歧”，还“代表八亿人民”伪造了一个《总理遗嘱》——这难道就是拥护总理？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唱的是什么戏！历史上这类戏剧是屡见不鲜的 。现在谁都知道他们只是借逝世的周总理来攻击毛主席罢了。他们丧心病狂地在毛泽 东主席未能参加总理追悼会上做文章。邓小平一伙不可能不知道，反革命阴谋家叶剑 英、王震也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主席也已经生命垂危了，可他们却听任谣言四起， 实在丧尽天良！现在他们已经不打自招，当时正在等毛主席死呢！如果他们有足够的 权力，也会制定五·七一工程。 　　他们决不是什么悼念周总理，而是悼念被批邓拉下来，穿上周恩来服装，一心想 当总理的邓小平。所以复辟上台后，便逐渐原形毕露了，真正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正是 他们。攻击周总理的谣言四起。周总理逝世十周年就是在冷冷清清之中度过的。摄好 的纪念录像被禁演。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还攻击“周恩来不是没有错误的”。该年春 ，《中国青年报》还出现了攻击周总理的漫画《不倒翁》。只是到了八月份，他们才 想起毛泽东主席十周年忌日也已逼近。为了冲淡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怀念，他们故伎 重演，忽然又作出一付拥护周总理的样子，把封禁的录像带拿了出来，来代替对毛主 席的纪念。 　　在演出这个唯我拥周的滑稽剧时，他们说得最多的台词便是拥护周总理的四届人 大政府工作报告了。可这个报告难道真的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吗？在这个纪念周总理 逝世二十周年之时，建议大家不妨重新读读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没有一句话对他们有 用，他们不过选择性地利用了九个字，那便是“四个现代化”与“十年规划”，而且 与周总理报告中所说的完全不一样。笔者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了。 　　大家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周总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了 批林批孔。在例举了一系列数字与事实后周总理宣布“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这儿说的反动派，在国内首先就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残余——邓小平准备背弃 “永不翻案”诺言，继续充当代表的那一伙匪帮。报告中，周总理肯定了毛主席的革 命外交路线，与邓小平一伙的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 动派，即所谓“三和一少”。）又正好相反。提出了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 林批孔运动，开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 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文完全 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根本谈不上与毛主席有什么分歧。本来这个报告也不是周总理一 个人作的，而正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起草的。而周恩来总理则以宣读报告来表 明服从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伙纯粹是借题发挥。 　　也正如此，邓小平上台后编印的《周恩来选集》中，不但未能把这个报告全文编 入，甚至绝大部分不能编入。因为报告的矛头就是针对他们的。然而，对于自称唯我 拥护报告的人来说，如果在其所编的《周选》中，竟连一字都不提，不是太不像话了 吗？经过反复挑选，他们断章取义地挑出两小段来，尽管仍然极不象话，但总算交差 了。可是只要我们仔细读读原文还是能够发现，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 　　首先，周恩来总理指出，四个现代化的设想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的。这 就说明邓小平匪帮硬把毛、周对立起来，说是周总理自己提出的完全是谎言。周总理 地下有知决不会赞成。 　　周总理又指出，这个设想早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这完全是事实 ，每个过来人不应不知道。六四年三届人大，周总理是宣布者，真正的创造者是毛主 席。而按邓小平一伙的说法，四个现代化似乎是周总理针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 针对文化大革命与批林批孔的实践提出的，似乎只是在七五年四届人大才突然提出。 　　直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篡夺的《解放军报》还在说是一九七五年四届人 大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三届人大的文 献。 　　三届人大报告在他们编的《周选》中也只有片断。 　　不是说保护知识产权吗？毛主席的知识产权该不该保护呢？他们侵犯毛主席的知 识产权倒不是为了窃取名誉与几个稿费，而正是为着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比 窃取名誉与稿费要坏上一万倍。 　　接着周总理是这样叙述这个设想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 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设想是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国民经 济的第一次大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早在六零年，毛主席还对外宾说，由于缺乏经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还没有长远 设想。但到了六三年，第一次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已 经在我国建成。经验有了一些了，这个设想也就随之产生了。因此提出这个设想正是 对第一次大跃进伟大成就的实事求是的承认，实现这个设想也正是对中国国民经济第 一次大发展的继续与延伸。连同第一次大发展，我国的建设就是分三步走，也就是笔 者在《军政府的末日》中指出的在中国分三步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道路。 　　到了四届人大，十年过去了，离一九八零年只有五年多的时间了，中央仍能丝毫 不改地重申这个设想。这正表明了在这十年里经济建设完全是按原定计划进展的，这 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的证据。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邓 小平一伙的大规划搞了不久就收起了，如果文化大革命真的是破坏了生产，而不是推 动了四个现代化的话，不也得悄悄地收起吗？至少得延期了。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列 举的一系列成就，正是这个计划可以丝毫不改地继续下去的依据。即使邓小平一伙也 不能否定，在七七年我国已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 系。这在他们的报刊杂志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要下好一盘棋，就必须先正确地估计局势。因此，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带来 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仅仅是否尊重事实的问题，而 是能否走好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这盘棋的关键问题，是真心诚意还是假情假意地要把中 国建设好的经济思想问题。对第一次大跃进的评介也是一样。 　　对于十年规划，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 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这个目标制定十年长远 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七五年要“为在八零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 下更牢固的基础。” 　　与邓小平说的作一对照，就立即可以发现完全是两码事。 　　周总理所说的十年，分成前后两个五年。前一个五年是完成第一个设想，即把文 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正在建设也即将建成的一套［注意：一套］新生产力 ，即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最后建成、巩固、完善。决不应该节 外生枝大上新的建设项目，更不是“大干快上”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新的生产力体系， 买一个现代化。就像六三到六五年那样。至于后五年，不过为下一个大跃进作准备， 又象六六年到九大为第二次大跃进作准备那样。准备阶段可以也应该上一些［注意： 仅仅一些］新的工厂矿山等建设项目，尤其是建设工期较长的。但真正的大建设还在 后头。 　　合计这十年，与六三年到九大相似。 　　因此这决不是一个大建设的规划，而仅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规划，中国刚刚经过 一场大建设，这场建设还未完成，决不能不予休整就再来一个大建设。 　　七八年邓小平一伙的大规划正好相反。他们对经济局势的估计完全是主观的，完 全不顾客观事实，纯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根本不顾中国的经济现状。因为他们是文 化大革命推翻的反动阶级，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抹煞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 进。既然他们要认定中国的国民经济和他们自己一样因文化革命而受到了“十年浩劫 ”，那么当然不存在把即将建成（七五年）或刚刚建成（七七年）的生产力继续建设 、巩固、完善，当然就不再存在什么承上启下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只是“百废待兴” ，当然应该来一场大建设——可恰恰是这样的大建设才真正破坏了中国国民经济。结 果就不能不这样：政治上的需要引起了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引出了错误的建设方 针和建设规划，当然就下不好中国经济建设这盘棋，只能是失败。因此首先的还不是 规划制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在七五年或七八年制定这种大建设的规划本身就是错 误，这种规划根本就不该制定。如果仅仅规划制定得不好，还可以从头做起。但事实 是七八年大规划失败后，邓小平一伙自己就丧失了信心，再也没有规划可言了。 　　何况他们的大规划还正是绝对不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大、洋、全。不但早就被文 化大革命批倒了，而且也为国际经验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伊朗国王巴列维，就是 仗着石油美元，想从西方国家“买一个现代化”，结果一败涂地，钱都被西方国家赚 去了，却不适用于伊朗，结果自己也垮台。可悲的是邓小平搞这套的时候，正是伊朗 全面失败并引起了伊朗革命的时候。但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却使他们根本不知道吸取 伊朗的教训，一意孤行。如果说邓小平并没有像巴列维那样马上垮台，那也仅仅是中 国有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才建成，虽然在邓小平一伙的搞 乱下，其效益姗姗来迟，毕竟还是不断地慢慢地发挥出来，光财政上邓小平就得了地 方与新建的中央大工业不少好处，农业也有不少老本可吃。老大爷留下的家底越丰厚 ，败家子败的时间就越长。而巴列维却没有这一切。 　　做个比喻，比如有一家农民原来住的是草房，后来决心造一所二层的楼房。在楼 房已经盖顶，门窗已经装好，只是还没有刷墙、安玻璃、装修地板。全家已十分疲劳 。亟需尽快完工住进去休息。这时有一个不肖的儿子出来，为了某种目的，要贬低他 父亲的成就，就硬说这些时间来什么成就都没有，甚至只有破坏，他的确可以举出很 多问题来“证明”受了破坏。比如为了修房子家底空了，人也疲劳了。家里的牲口为 了运建筑材料用过了度，瘦了。那么已快完工的房子该怎么评价呢？——那算什么！ 这是小生产方式，不但不是成绩还是破坏！你如说原来我们住的是草房，因此是成绩 ，他会说你是“竖比”，而他要“横比”。人家已经在造摩天大楼了，我们却还在造 二层楼房。结果他就制定了一个造摩天大楼的大规划来。他能成功吗？他不但不能成 功而且必然使得原来造的房子不能尽快完工，甚至受到破坏。像这样的不肖子孙不是 在建设，而是有意捣蛋，这是人人都能得出的结论。可是我们中国就是遇上了这样的 不肖子孙。 　　邓小平在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就准备这样搞了。这不单是毛 主席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周恩来总理所不能容忍的。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顶着刘 少奇、邓小平，保下了一批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文化革命以来又是他亲自组织了国 民经济建设，在四届人大上刚刚做了报告。怎么可能看不出邓小平这一套的危害，又 怎么可能同意。如果说他不久前和邓小平还在共事，那是邓小平才保证永不翻案，还 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着。这次大权在手就原形毕露了。像这样的建设方针，理所当然 地就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断了，邓小平搞了三个月就被撤了职，接下去就是批邓 。所以说，批邓制止了邓小平一伙的破坏，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使得 我国得以于一九七七年大致上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 方面我们应该庆幸批邓为我国争取了两年的建设时间。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惋惜毛主 席于七六年逝世。如果再等三年，这一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完善了，发挥了作用 ，国家与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随着轻纺工业的建成投产，农业机械化和化肥、农药 、大批的优良品种和农业科技的推广，人民的生活必然大大提高。因经济大发展大批 城乡青年进厂，而造成的工资大量发行并因此而引起的供应紧张也必然消失。文化大 革命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到那时邓小平一伙还能上台吗？就 好像六十年代中期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使得彭德怀再也不可能上台那样。当然，这伙党 内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永久地被历史淘汰了，并不等于没有别的党内资产阶级了。该 轮到与土皇帝阶级作斗争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仍然存在着，只是换了一伙人。 　　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提出翻两番，仅仅在数量上做文章，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 的生产力体系是完全没有了。拆穿讲，不过为自己的手足无措弄块遮羞布罢了。后来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后来就像没头的苍蝇乱碰乱撞了。 　　在七五年和七八年，如果“大干快上”是要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尽快建成完善，发挥作用，完全正确，如果是要大上一套新的“大洋全”， 就是反动口号。就是在这个反动口号指引下，把中国的经济搅得乱七八糟。 　　批“四人帮”的时候，邓小平一伙指责张春桥说他们在七五年：“引进了那么多 ，这笔账非算不可。”他们就说这是“四人帮”闭关自守，反对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排 外的罪证。张春桥即使有一千个错，一万个错，这件事上就是没有错。他也并不是像 他们说的那样排外，上海的金山石化总厂，是我国解放以来最成功的引进项目，上海 市革会，张春桥、马天水都做出了不少贡献。张春桥引进了五百五十部外国电影，江 青等作为文化工作者进行审核翻译，是他们的本职。可邓小平一伙却说他们不让群众 看文艺作品，使得群众文化生活枯燥，自己却天天欣赏外国的反动黄色电影。而《文 汇报》明知他们最终是要让群众看的，就说“张春桥引进了外国五百五十部反动黄色 电影，准备毒害群众。”这些电影包括日本的《望乡》、《追捕》，南斯拉夫的《桥 》、《瓦尔特》，不久就被邓小平拿出来“毒害群众”了，并说是他丰富了人民文化 生活。 　　制定国民经济规划，必须正确估计形势，必须符合国情，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决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和以前的经验，尤其不能出于政治需要来 “发展经济”。这一切邓小平全犯了，他怎能不失败呢？又怎能不把中国拖入绝境呢 ？ 　　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如果与现实与未来无关，那倒的确不必认真。比如大跃进与 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尽管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大多数生产 力的创造者，谁如一定要说得漆黑一团，就由着他们去说就是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发展是大跃进的延续，今后的经济发展，又是文化大革 命带来的第二次大发展的延续。这两次大跃进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其所以成功正是因 为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遵守了客观规律。许多规律今后还在起作用，还得遵守，就 是过了时的规律，其起过的作用还深远地影响着将来，取而代之的新规律还包含了其 合理的成份。所以对以前如不能正确评介，今后又该怎么做呢？人们常说历史使人聪 明，正是这个道理。 　　在怎样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计划时，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 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 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 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 这中间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提到了要“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 想和作风。”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这些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手段。邓小平一伙及其大规划又正好相反，所以 在他们编的《周选》中这些话非常自然地被删去了。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光有数量上的增加，而且表现为阶 段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飞跃。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是飞跃；从渔猎采集到 农牧业是飞跃；手工磨到蒸汽磨是飞跃；十八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场 大飞跃。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独有的生产力，就好像第 一次工业革命以前资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独有的生产力那样。在那以后，只有手工工场 ，与封建时代的手工业比，生产关系上有区别，使用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什么不同。正 因为如此，随时存在旧制度复辟的可能性。英国有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有波旁王 朝复辟。只是在建立起大工业以后，英国与法国便再也不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了。同样 道理，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建立起自己独有的与资本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生产力以后， 资本主义复辟才会变得根本不可能。 　　苏联与中国原来的经济都很落后，尤其中国几乎一无所有。至于这些国家，第一 次工业革命只有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个问题得另外讨 论，这儿不于论述。但在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能从现有生产力着手，做资本主义 国家在他们自己国内做过的事。无论斯大林的三十年代大建设，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大 建设，都不过是在苏联和中国实现和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用机械劳动代替手工劳动 。列宁和斯大林能够想到的和实际做到的最高生产力不过是电气化。也正如此，资本 主义复辟还随时可能。西方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工人阶级也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国家在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同样既创造了工人阶级，又创造了资产阶级，而且是 党内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苏联有赫鲁晓夫上台，中国有邓小平的篡权。与中央大工 业体系的建立相联系的是以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与地方工业体系相联 系的是土皇帝阶级，以后在第三次大发展中还会有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出现。与生 产力发展同时产生的工人阶级则是他们的掘墓人。 　　正因为是工业革命，所以前面说到的分三步走，每一步都不仅仅是生产力在量上 的增加，而且是质的飞跃。有人会说：“什么质的飞跃？无论是地方工业还是鞍钢大 庆，都不过是小生产方式，人家西方早已……”这个话一点也不新鲜，邓小平上台前 后就是这么说的。他“不负众望”搞了个“大生产方式”早已破产了，却为什么还要 这么说？搞经济要根据自己国情出发，不要老是“人家早已”好不好？中国的五小工 业，在巴黎公社时，无论法国、美国、还是英国都还没有。只有疯子才会把那时的英 国说成是“小生产方式”。 　　周总理的报告告诉我们，完成四个现代化还得分两步走，也就是还有两次飞跃— —尽管有一次快完成了。然而在邓小平七八年的大规划中却只有一次飞跃，一个主观 的、错误的、劳民伤财的、必然要失败的飞跃。破产以后，连这唯一的一次飞跃也取 消了，代之以翻两番，以量的增加来取代质的飞跃。这不但表明邓小平的思想完全破 产了，与他历来强调企业的独立性，肢解统一的生产力也有关。 　　应该承认，在五十年代，由于缺乏经验，毛泽东主席有时也比较着重于数量的增 长。但他有一点自始至终是清醒的，坚持必须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工业体系，紧 紧抓住从来没有松过手。六三年建成后他的着眼点就一直瞄准于生产力质的飞跃上了 ，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由此产生。当九大前后第二次大跃进开始时，他还特 别告诫要警惕有人轻易提翻番，不赞成用翻番来代替国民经济建设。也正如此，不提 翻番，六九、七零、七一这三年我国工业反而翻了一番。邓小平提出翻两番反而翻不 成。他提出翻两番完全是盲目的、毫无意义毫无根据的，也没有任何具体措施。可以 判断，他的唯一“根据”就是以前中国大致上不到十年就可翻一番，于是以为翻两番 十分容易足以交差。就好像看到“十年浩劫”石油工业猛增，便以为搞石油十分容易 ，提出搞十来个大庆那样。到时候实现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可以宣布他的四个现 代化实现了，从而就是他立下了极大的功劳。可是历史偏偏不容情，尽管有毛泽东时 代留下的极大家底，一个新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成只是生产能力尚未发 挥出来，反动阶级的上台，连翻两番都搞不成。就是石油也一样，中国十几年来飞速 增长的石油工业在邓小平上台后便嘎然而止，连“渤海二号”也翻沉了，现在中国竟 然成了石油大进口国，连地下的石油也和邓小平作对。 　　邓小平一伙根本就不懂得经济，也不了解中国的现状。陈云也完全一样。早在第 一次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主席就曾提出经济建设必须走“建设一批、巩固一批、再建 设一批、再巩固一批……”的道路。每一次反复都正是生产力的一次飞跃，生产力发 展的一个阶段。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又证明，每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准备、突击 、巩固、收效四个时期。因此上面的公式又可以表达为“准备、突击、巩固、收效、 再准备、再突击、再巩固、再收效……”如果按照陈云使用的外延与内涵这类字眼的 话，也可以表达为“外延、内涵、再外延、再内涵……”——这一些，邓小平从来未 提到过，陈云也从未提到过。按邓小平的言论与实践来看，他实际上认为应该是无限 制的大建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又一次大建设尚未完工时，便硬要再上一大批 新生产力。正因为这种无限制的大建设不可能，盲目进行必然要受惩罚，脱离中国国 情与经济发展规律，从政治需要出发搞大建设更要受惩罚，所以到后来不得不冷了下 来。由于不肯找准方向，这种为生产力发展规律所强制的冷是盲目的，也不能不受惩 罚。一旦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按邓小平的思想就又要热。复辟以 来中国经济就是这样地发冷热病。九二年一月，邓小平是下定决心热到底了，结果仍 然不能不冷下来，但他仍然坚持要蛮干下去，直至他自己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一起垮台 。而按陈云的思想，根本就不该有任何建设，建起了也得砍掉。至少经过一个短暂的 “外延”以后，就得永远“内涵发展”了。按照这种方法做，别的不说，至少新的生 产行业就不会有。比如大跃进以前，航天、核技术、电子等且不说了，至少我国化学 工业和农机工业就几乎空白，怎样外延法？他是根本不懂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的。邓小 平在七八年还算知道一点，尽管是一个荒唐的飞跃。 　　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更是这样。国家的经济建设是 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每次建设都不是孤立的工厂、矿山，而是相互依存、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经济建设不能不表现为它的突击性，也就是大 跃进，或者说大会战。每次都必须把一套生产力整体地建设起来。不能光建头不建身 体，或建了身体不建四肢。最理想的是，它的各个部分能够同时建成竣工投产，至少 不能差得太久。以农业机械化为例，建了拖拉机厂就必须同时建配套农具厂，建为拖 拉机提供燃料的石油工业，建为生产农机具提供材料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橡 胶工业等等。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都得跟上去。炼焦、石灰石、白云石、耐火材 料也得跟上去。电力、交通运输业也得相应地建设起来。所以每一场建设规模必然很 大，带有突击性。五八年基建投资几乎比五七年翻了一番，这个建设规模可谓够大的 了，但到六三年底，建成的却只有一个［确实只有一个］项目，即一个工业体系，还 是初具规模的，从这个角度讲，五八年的建设规模一点不大。万吨水压机是大跃进的 一个伟大成就，但在这个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手指头。（如果把工业体系 比作一个人的话）它只是重型机器制造工业中的一个部分。没有大型铸造设备、没有 大型金加工设备、没有大型行车、没有运送大工件的平板车、没有重型机器装配能力 ，万吨水压机就毫无用处。而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又只是大跃进中追求的高大精简中 的一个大字。事实正是如此，总工程师沈鸿在万吨水压机完工以后，接着又搞了九套 大型设备。没有这一切就无所谓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就好像农民买牛一样，要买就是一条，陈云大叫积累高了，自以为最懂经济。那 我们要问：买半条牛行不行？这不是牛，是牛肉。 　　邓小平一伙是从来不懂这些的。他们不但从来不提生产力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反而特别强调企业的独立性，这就割裂了国民经济，所以他们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经 济问题。而按陈云的“均衡生产”理论，建设规模每年都不大不小，上同样多的项目 ，建成同样多的企业。这样当一批企业建成后，不是原材料、电力、燃料等还未上马 ，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得等下一批企业建成后才能利用起来。自称最注重有计划按比 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大经济学家”实际上在人为地制造不协调。他根本就不知道生 产力的阶段性，好像任何历史时期都应该是一样的，细水长流，同样的增长速度，同 样的积累率。他们杜撰了许多概念，其中不少是数字概念。“最佳积累率”就是典型 的例子，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了一番“探讨”。结果每次“探讨”出来的“最佳积累率 ”几乎立即被实践所推翻，不得不再次“探讨”，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未“探讨”出个 所以然来。 　　这些“大经济学家、大知识分子”说得客气点，只是些书呆子。普通的工人农民 知识要比他们多得多。比如一个农民在为自己建造房子时都知道，先要有几年时间的 充分准备，条件成熟就请亲朋好友进行大突击大会战，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把房子大 致建好。工人家庭为了买个大件，也会有一段时间的省吃俭用。在陈云看来这还了得 ，那几天里积累率不是太高了吗？大概他得规定农民平均每天只能砌上几块砖。按这 样建下去，当最后一块砖上房时，第一批砖早已风化了。房子将永远住不成。就算能 够住，也是长期的资金积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民造房子、工人买大件，也有 准备、突击、巩固、收效四个阶段。这是普遍规律。 　　国家的经济建设比农民造房子要复杂得多。农民还可以在一段时期里在银行里存 款储蓄，储满了再造。而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没法储蓄的。钱的背后是物资，对国家来 说，存钱就意味着物资长期积压，不但日久要损坏，而且还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保 管。所以对国家来说，物资除了少量的必要储备外，大多数必须随时生产出来随时消 费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没有存款，进行一次大建设的物资必须发动群众开足马 力临时生产出来。这就更加重了建设的突击性。 　　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积累率不能太高，这一原理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刻板 ，决不能死扣书本。这一原理本来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但毛泽东主席要实际得多 。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积累率。在大突击时期积累率 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骨架子搭起后就不宜再高了。 　　正因为如此，每次大建设后必须有个调整时期——不是下马风，不是把刚建成的 生产力统统砍掉。在新生产力建成后还得有一个休养生息时期，这一时期积累率更不 宜高。调整时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社会经过一场大建设已经非常疲劳，新生产 力即将完成因此还未能发挥作用。任何人任何计划都不可能那么周密，以至于新的生 产力一建成就各部分非常协调。工期有长短，竣工有先后，国力限制也使得有些部分 不得不慢一步建设。因此这一时期特别要注意必须把尽快地使生产力发挥作用放在第 一位，调整时期也就是巩固时期。新的建设项目只能搞那些填平补齐、配套成龙的， 短、平、快的。切忌节外生枝，更不允许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建设。 　　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正处于这样的艰苦时期。在当时，电力、运输紧张，缺煤少 铁到处可以见到。又比如当时我国建成了二千八百多个农机修造厂，每县都有一个， 部分县还有两个。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必须大修不出县，而且 应该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就先建起。不能让农民买到机器后还找不到修理处。但也 正因为这些厂建成后农业机械化还有待实现，所以修理任务必然很少，生产能力就不 能充分发挥，甚至还得亏本。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破坏农业机械化，就应该明白这是 不可避免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其他如：机械厂建 成了零部件厂还跟不上；拖拉机厂建起了配套农具跟不上；新工厂建起了招收的新工 人技术水平还很低，管理人员也缺乏经验，生产能力比不上老厂；职工队伍迅猛膨胀 ，聚集了一大批新工人，工资发出去了农副产品供应跟着也紧张起来了……比比皆是 。否定这些问题是荒谬的，但邓小平一伙以此否定经济建设与生产力的大发展，说成 是破坏更是荒谬。最荒谬的是一些明明对于国民经济建设一无所知，却自认为读过几 本书，因而觉得自己是个大知识分子，自以为高明的人，在那儿跟着瞎起哄。 　　大突击时期积累率高也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往往随着生产大大提高， 生产总量大大增加，因此用于消费的部分比例下降了，绝对值却未必下降甚至有很大 的提高。第二次大跃进时期，农业轻工业增长都非常迅速，尤其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 工业，增长率不比重工业低。生活资料按产值计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例不高，总量 却大幅度提高。供应紧张是由于就业大增，工资总额突破，购买力提高更快造成的， 这以前就说过了。大建设时期的积累资金具体说就是厂房、设备与建设者的工资等， 而厂房、设备中还包括生产者的工资。陈云一伙断言大建设一定要降低人民生活水平 是毫无根据的。 　　其实无论是积累率，还是农轻重的比例，真正由着人们支配因此能够活动的范围 非常小，农业要受土地的限制，轻工业要受农业提供原料的限制，当一场革命解放了 生产力，从而生产大大增长的时候，最容易增长的就是重工业，实际能够增长最多的 也是重工业，生产力发展要求大建设，需要最多的也是重工业产品。不是陈云所以为 的那样，由着自己，主观上想比例多少就能多少的。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就不多谈了。 　　“可是七十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停工停产。”邓小平一伙会叫了起来，陈云、反共 极右派也一个腔调。 　　大惊小怪！ 　　确实一九七三年秋冬时节开始（有的厂可能还要早一点），许多单位工人消极怠 工、变相罢工，七四年遇到春节放假更是人心涣散。但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忙家不会，会家不忙。毛泽东主席就坦然处之，从未惊慌过。因为他了解事情的根源 。一直到了七六年，华国锋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到全国大多数省形势很好，有少数 不好，毛主席还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曾有过工人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的时期。不是也过来了吗 ？除了被推翻的封建阶级，谁会说那时经济发展不比封建社会快？谁会说社会经过资 本主义革命不是进步了而是遇到了一场浩劫？马克思指出，这是工人阶级幼年时期对 资本家阶级的一种自发斗争形式，一旦成熟他们自然会采取更高级的斗争手段。七十 年代的停工停产正与之相仿。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大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各地方的工业几乎从空白、从 手工作坊开始建立起来，那儿的产业工人几乎是刚诞生，还十分幼稚。就是老厂的工 人阶级也遇到了新问题。整个工人阶级通过文化大革命自焚了，并在自焚中得到了新 生。中国的产业工人，七零年还不过一千多万，七六年就超过了美国，有了一支世界 上最大的产业工人大军。美国的产业工人是三千万。此时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产业工人 就是二千六百万。还有集体所有制工业，还有不少农村实现了机械化与建立了社队工 业，那儿的农民也属于产业工人范畴。 　　与此同时一个土皇帝阶级也随之产生了，就是中央与农村也有党内资产阶级。他 们一产生就欺压工人，剥削工人，搞特权、走后门。一九七一年春天，全国各地几乎 同时同一口径地发生了一场不是中央发动的揪五·一六、批“极左”的“运动”。这 不是别的，正是土皇帝阶级发动的热月政变。一切反动阶级和集团都加入了这场政变 。七二年中央明文否定这一“运动”，要为受害者落实政策，却处处受到抵制。这一 政变打击的似乎仅仅是造反派，其实矛头却是指向整个工人阶级的，是土皇帝和其他 党内资产阶级要当工人阶级的人上人。特权与为个人私利而走后门之风也正是在那时 泛滥成灾的。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走后门之风，或者说土皇帝阶级出现后，所搞的特权为什么首 先会以走后门的形式出现。这儿说了个“为私利而走后门”，换句话说还有“为公利 而走后门”了——确实如此，那发生于六九年前后。一打三反就反了走后门却反不下 去，越反越大，为什么？毛主席为什么不赞成三箭齐发？这些得有专文论述。 　　新生的工人阶级深受压迫剥削一时却不了解原因与摆脱的道路，就以消极怠工、 变相罢工来对抗。七零年工人的劳动热情还是相当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 在当时怠工与罢工固然不宜提倡，却也不必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采取镇压 的手段。镇压的结果只能是越压越不服。实际到七四年八月这股风便逐渐消退了。该 月工业产值一下子就上去了。毛泽东主席就从来没有镇压过，四届人大宪法还明确肯 定了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对工人的反抗，土皇帝阶级当然是要镇压的，邓小平、陈云 、反共极右派等等也都毫不例外。不管他们如何千差万别甚至你死我活，在一点上都 是一致的，那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剥削者的特权不容侵犯，而把一切责任推 给工人。文化革命中打倒的反动阶级又要推给文化革命、推给批林批孔。众所周知， 批林批孔在七四年春节过后发生的，他们连原因与结果孰先孰后也搞不清楚了。 　　当时［仅限于当时］有一点停工停产不但不可怕，甚至说有一点也可以［不是提 倡］。正是停工停产暴露了社会矛盾，人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心中充满了愤怒的情绪 。另外，既然大批新厂竣工投产，而新建的生产力还不完善，还不协调，那么有一部 分工厂停工或开工不足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工人非常肯干还不得不发生。也正如此 当时也停得起。这部分厂停工省下的原料、燃料、动力正好供给另一部分厂开工。换 一个时期就不一样了。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停工停产， 另一方面除了七三年底到七四年七月外，其他时候工业生产增长都十分迅速，七六年 上半年更突出，唐山大地震竟没有使该年工业减产，这是个奇迹。至于农业更是连年 丰收。这是形而上学的头脑无法理解的。 　　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如某些外国人。当时《参考消息》说 过那么一件事。一群外宾到某工厂参观，看到工人们都在非常积极地劳动，他们都知 道，这些工人是在为国争光，做给他们看的（可见那时工人并非没有劳动积极性）。 他们一走，不管工人愿不愿做，生产都会停下来。因为经济不协调，实在没有那么多 事情给他们做。笔者见过那么一个工厂，七三年秋停工停产，一直延续到七四年七月 ，八月生产拉上来后，就凭后来五个月的生产，七四年全年产量竟然超过了历史最高 水平的好几倍。原因正是这是一个扩建中的工厂，以前小批量生产，此时生产线拉起 来了。开始了大批量生产。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有多少厂不是新厂或扩建中的厂呢？据 统计，一九六五年我国有十六万个工业企业，七八年是三十五万个，净增了十九万个 。实际文化的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新建工业企业二十多万个，不少老厂得到了扩 建。有的老厂淘汰了，改产其它先进产品，实际是新建了一个厂。如上海一个卷烟厂 改产电子计算机。 　　真正以停工停产来破坏生产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还有反共极右派。邓小 平一伙忘了？在六十年代初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停工停产、开工不足。除了同样存在新 生产力即将建成还不协调外，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大刮下马风，对工业乱砍乱砸。 比如由于中小煤矿、地方煤矿、南方煤矿大批被摧毁，煤炭产量由四亿吨猛栽下去， 降到二亿出头。连地脚煤都成了宝贝，上海存煤一度降到不足用四天，不少工人冬天 跳进苏州河捞取以前落下的煤。有些工厂停工仅仅是食堂无煤开不出饭。邓小平也忘 了。六六年十二月正是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上海二十万保守派“工人赤卫队”离 岗上京“告状”，这些人大多是工厂的机关管理人员、港口与铁路的调度员，其他地 方也有类似事件。七六年四·五，又正是他们不上班、不干活，不但在天安门广场搞 暴乱，还在全国各地到处捣乱。复辟后他们还在报上洋洋自得地宣称，那时他们就是 不想生产。翻一下当时报纸可以找到一大堆。这才是蓄意破坏。 　　复辟以来，十八年过去了，由于七八年的大规划。由于统一的社会生产力有机体 被“改革”所割裂，社会生产始终未能协调起来。开工不足到处存在越演越烈。尽管 工人全都戴上了紧箍，劳动积极性却降到了冰点以下。消极怠工、变相罢工、甚至公 开的罢工此伏彼起，绵延不断。七十年代中期公认的劳动积极性下降却只能算部分现 象，与忘我的义务劳动热潮是同时存在的。而这是邓小平的复辟时期所没有的。 　　由于每次建设都具有突击性，工作量相当大，所以此前必须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时 期。守如处女、出如脱兔，准备成熟就甩开膀子大干。第一次大跃进就是在五三至五 七年的准备时期以后发生的，第二次经过了六六至九大的准备时期。在此以前又都是 休养生息时期——五零年至五二年与六四、六五年。有些准备工作在休养生息时期已 经开始了。如六四年三届人大以后就开始了设计革命——经济建设设计先行。六五年 秋开始了三线建设。五小工业也纷纷翻案。如六五年八月召开了小氮肥会议，会后开 始了每个专区建立一个小氮肥厂的热潮。从而为九大以后每县建一个厂的大跃进作了 物质上、技术上与经验上的准备。福建建设小水电的经验、河北一个小水泥厂的经验 得到了肯定与开始推广，六五年毛主席提出要建小钢铁厂，六六年三月召开了农业机 械化会议。 　　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十年规划与六三年至九大有许 多相似之处。六三年建成了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第一次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 胜利；七七年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次大跃进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如果及时休养生息，七八、七九、八零 三年日子将非常好过，就像六四、六五年那样。由于六四、六五年没有那么多化肥厂 、农药厂，没有那么多农田水利工程，（还有不少大跃进时修的水利被刘少奇、邓小 平一伙砍掉了）没有那么多优良品种和农业科技，没有那么多化纤厂和耐用消费品厂 以及修建住宅需要的建材厂其中又首推小水泥厂，因此七八年与八零年实际水平将远 远超过六四、六五年。六四、六五年农业由于受到他们的严重破坏，许多方面包括粮 食产量还没有超出历史最高水平的五八年，而七六年却是连续十一年来都是丰收。六 三到六五年，我国工业平均年递增17.9％，如果七七到八零也是这个速度的话，就是 93％，将近翻了一番，甚至可能更高。许多部门如化纤、化肥、农机、水泥、农药将 远不止翻番。农业也将更快地持续大丰收。当时《参考消息》就有外国预言中国农业 将大增长，理由是化肥将大增产。但该文认为中国由于“文革破坏”没有新的优良品 种培育出来，这显然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因此丰收将比他预言的更大。但由于邓小 平的篡权，没有成为事实。 　　如用邓小平集团的话来说，更应该称之为黄金时代了（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赞成这 种说法的）。可是全被他的大规划搅乱了。至少四大化纤厂有三个虽已到了收尾阶段 ，拖到八十年代才正式投产。上海的金山由于七六年已部分试生产，七七年已全面试 生产，七八年正式投产，得以逃脱邓小平复辟的破坏，并于一九八一年收回全部投资 。而其他厂比她最多也不过晚了一年起步，却久久不能正式投产收回投资。国家财政 不能有相应的增长，人民衣着的改善也不能达到应该有的速度。 　　按计划，再以后就是国民经济第三次大发展的准备时期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届人大报告规定的十年时间是相当充裕、留有余地的。六三 到九大只不过六年多。因此如果能够排除干扰，提前一、二年是不成问题的，七六年 上半年形势非常好，如果没有唐山地震甚至提前三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由于邓小 平的复辟上台，一切都改变了。 　　每次生产力大发展的准备阶段，不但得有物质上、技术上、经验上的准备，还得 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上的准备、上层建筑上的准备、乃至思想意识上的准备。马克思说 的，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同时，还生产着生产关系。这些最终得归结到政治上的准备。 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乃至整风反右都是这样的 准备。没有整风，不整掉官僚主义，决不会有五八年工人阶级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至于右派，他们根本就反对中国的工业化，八九年把学生推到天安门广场，自己却往 美国大使馆里钻的方某人，现在还要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有一些人则赞成赫鲁晓 夫的“国际分工”，要中国当俄罗斯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最 好的一些人，也（毫无恶意地）认为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至少得等二、三十年以 后才能入手。不打倒右派，不批评后者的错误思想，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 吗？同样，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高度垄断”和“条条专 政”，不在斗批改中下放权力给地方，也就没有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中央工业也不可 能得到发展。这也不仅仅在于中央工业可以在支援地方和地方支援中得到好处，而且 有些事业刘邓一伙根本上就反对搞。如他们提出“造船不如买船”，那是反对我国建 立起自己的造船工业体系，“买船不如租船”那是反对建立我们自己的远洋船队。不 打倒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中国就不能建立起自己的 造船工业与远洋船队。第二次大跃进就是从造船工业翻身仗开始的。即使同是引进， 建设金山与建设仪征的指导思想不一样，效果也就不一样。农业机械化、社队企业与 农田水利建设等，更是他们反对的。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要完成一定的经济建设任务就得统一思想。要不要一场大 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建设？全社会意见不一致不正确就不可能有共同的 正确的行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建一个家庭还得做思想准备呢！谈恋爱就是思想准 备，不统一思想，男女双方没有建立家庭的共同愿望，就谈不上结婚。如果意见不一 致总得有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不然就只好散伙，家庭就建不成。所以在婚姻中也不 是一切和谐没有矛盾的。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人口数以亿计的大国搞建 设。不管经济建设规划如何合乎客观规律，对国家对人民如何有利，总会有一些人与 绝大多数人谈不拢。新生产力触犯了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时，更要被他们所反对。刘 邓集团反对发展地方工业就是怕打破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把地方当作自己殖民地的迷 梦。但国家的经济建设决不会因此而搞不成的。充其量被延迟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 ：这些人如果不能改变自己并且真的永不翻案，就得被历史无情地清除。世界只有淘 汰了这些人才能进步。 　　毛主席的路线与他们正好相对立，这样，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邓就成了斗争的 焦点，文化大革命就以拥护毛主席为开始了。人民群众一般未必那么了解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但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陈旧的建设路线，与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或压迫 剥削的威胁是同步的，这样，人民群众从摆脱自身的压迫剥削出发，就使他们站在了 毛主席一边。 　　人类历史上的革命，绝大多数都是从摆脱眼前的剥削压迫开始的，革命阶级对于 自身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一般都不清楚。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想到蒸汽机 ，法国革命时已有了蒸汽机，也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旗帜。只是事后，人们才会发现 当初的革命原来是为创造如此这般的生产力开辟了道路。真正明确地提出创造某种生 产力的任务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极其抽象。具体的、比较 明晰的、由掌握历史方向舵的国家元首主动发动的，就只有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自然那是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场革命。 　　邓小平的大规划也是做了政治思想准备的。七五年的反革命谣言与七六年四·五 暴乱就是准备，反革命复辟就是准备。在“打倒秦始皇”的反动口号下，把满口谬论 、胡说八道的邓小平拉出来，捧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化身，中国的救星。他们比任何个 人崇拜更是疯狂的个人崇拜。当然他们的根本目的才不是建设而是要上台、要权力、 要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要把广大工农作为压迫剥削的对象。因此当大规划不可避免地 破产后，虽然没有什么建设规划可言了，却仍然赖在舵手的位置上不走，中国的经济 航船也就只好在这批无知、无能又无赖的流氓、匪徒舵手的掌握下漫无目的地漂泊。 　　由于破产了，邓小平一伙后来把责任推给华国锋，又要把大跃进拿来陪绑，称之 为“洋跃进”。好像全国人民都是瞎子。谁都知道华国锋不过是个宣读者，他也自讨 没趣，会去做这个宣读者。尽管八字还没有一撇，邓小平的喽罗们已把“功劳”全拦 在邓的身上了。好像四个现代化已在眼前。只有过错才需要推给别人。 　　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三次大发展的准备阶段也会有她的政治思想准备。这不是别的 ，就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第二次文化革命最必要最及时地发生不是六 九年，也不是七四年，而应该是四届人大十年规划的后五年。如果第二次大跃进中建 立的生产力巩固完善顺利，也可能提前一、二年，但不会更早了。这就是毛主席在世 时笔者认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将在八零年前后爆发的原因。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凭空制 造，也不会简单重复。正像《军政府的末日》中所说的那样，第一次是独立战争，第 二次是统一战争，那以后，也只有在那以后才能有再一次大建设。这就是中国国民经 济的第三次大发展。当然也不是贪大求洋，买一个现代化。由于邓小平的复辟破坏， 这一切都延迟了。 　　中国国民经济的三次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革命也就既有相同处，又 有不同处。前两次大跃进在形式上就那么不相同，第一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群众 发动广泛但在组织上不够完善。第二次虽然在实际上同样地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表 面上看来却是如此地平静，群众发动的广泛性不及第一次而组织却比第一次好得多。 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虽然同被攻击，也确实有共同的思想与社会制度 出发点。形式上却是如此地相反。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所谓四个现代化。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还在用手工操作，第 一次工业革命就没有完成。农业要求机械化就要有农机厂、化肥厂，还要实现农村工 业化，来吸纳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力，就要有相应的重工业为农村提供设备。我国幅员 广大、人口众多，交通又不发达，为农村提供生产资料的厂只能以地方办为主，所以 必须先实现地方工业化。然而没有一套中央的大工业，又是谁来为地方工业化提供机 器设备呢？于是又得先建成一套中央的大工业。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阶段， 并非简单重复。这一切邓小平一伙根本不懂得，陈云一伙也根本不懂。 　　陈云指责道：“毛虽然提出农、轻、重，弄到后来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自 我服务型的。”该怎么回答呢？说得客气一些，他的书呆子气又发了。毛主席实际得 多，决不像他那样死啃书本。 　　众所周知，是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首先提出重工业要为农业服 务。不为农村提供生产资料就谈不上重工业为农业服务，也谈不上重视农业，谈不上 农、轻、重。没有农机厂、化肥厂、水泥厂、发电站、农药厂等，又怎么向农业提供 生产资料？可全国解放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要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就必须先建这些 厂，“弄到后来”就必须先建这些农用重工业。但是要建农用工业，就必须先有为重 工业服务的重工业，而这解放时我们也没有，所以又必须首先建设自我服务性的重工 业，这就是第一次大跃进中建立的中央工业体系。就这样，我国就不能不优先发展重 工业了，对此毛主席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提出以工业为主导。当然他还提出要围绕农 业办工业，办了工业促农业。第一次大跃进建立的重工业的确像陈云所说是自我服务 型的，也不能不这样。可是他没有看到，第二次大跃进中建立的重工业与第一次有很 大的不同。农用工业有了很大的比重，与农业靠近了一大步。重工业本身也确实门类 比较齐全了。然而轻工业的门类也比较齐全了。这些轻工业也是直接为人民生活服务 的，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化纤厂。北京的燕山、还有大庆的乙烯，都是生产塑料的，塑 料可用于工业，但相当大一部分用于人民生活。这些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取代 农业原料，也是重视农业的表现。如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建设下去，在第二次大跃 进的休养生息阶段和以后的第三次大跃进中，实现了农业全面机械化与农村工业化， 到那时陈云就不能说我们不重视农业与轻工业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得很明确，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在当时是不 现实的，只有到以后才“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值得一问的倒是：七七年农用工 业建立起来了，该实现农业机械化了，或者说重工业该由自我服务型转入为农业服务 型了，又是谁破坏了农业机械化？去搞大建设，也就是继续搞自我服务型的重工业。 不少农用工业，包括化肥厂、小水电、农药厂也被“彻底否定”了。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类同，这而略去不谈，但是要指出，在第二次大跃进中轻 工业的地位比第一次大大提高。 　　毛主席的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实际上是 提了的。第一次大跃进仅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虽然也有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到六 五年农机与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有几倍、十几倍的增长，但由于底子差，基础低，因此 水平不高，绝对数量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不少还在六一、六二年 被刘邓集团和陈云砍掉了。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为将来摸索些经验，培养了一些技术 力量，作一些尝试。第二次大发展就不一样了，不但要建立一个工业体系，还要建立 一个国民经济体系。这中间首先就是农业，为此又得首先建立农用工业，而这就是地 方工业。因此已经把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包括在内了。从这儿还可以看到，毛泽东 主席用字造句是非常简略又是非常确切的。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工业化是第三次大飞跃的特点，那为什 么又会提八零年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呢？是不是有矛盾？还是把第三次做的事勉强放 到第二次末尾来做了。”对此的回答是：不但不矛盾，而且正好可以看到毛主席考虑 问题是非常实际，非常尊重客观规律的。至晚在六六年他重提这一口号时，对经济发 展规律就经过周密的了解，并经过了深思熟虑。经过大突击，于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农 机工业后就应该巩固、完善，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也就是要造出农机来，造出后当 然不是闲置而是用于农业。因此第二次大发展的巩固与收效阶段，正是实现农业机械 化阶段。邓小平破坏了农业机械化，不就在同时闲置和摧毁了一大批新建的生产力了 吗？当然这个短短几年内搞起的农业机械化只能是非常“初步的”，我们看到毛主席 的用字造句在这儿又一次非常地恰切。自然以后就必须实行全面高级的农业机械化了 。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必须找到出路。而这除了多种经营、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进 一步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外，主要就是发展社队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了。国民经 济第三次大发展的任务（部分，但作为突出特点的任务）就摆在面前了。 　　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第二次大发 展的末期，第三阶段的工作已部分地开始了。与第一次大发展末期比，这一现象还特 别突出。 　　——第一次大发展末期也有这种现象。比如在六四、六五年，为小氮肥翻案。小 氮肥在经过六十年代初刘邓下马风的劫难后，还保下了二十二个，此时恢复重建了一 些，达到了八十几个。不过那时如不搞这些小氮肥厂，一时还看不出显著恶果。不象 七十年代末不搞农业机械化，农机厂就会停工瘫痪那样。因此好像不是生产力自然发 展的结果，而纯是人为的政策决定的。如果没有深谋远虑是不会有这样的政策的。 　　说必须着眼于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并不等于说量的增加不重要。没有数量就没有 质量。只有在邓小平的喽罗与反共极右派那儿，才可以看到对中国的经济连最起码的 数字都不知道，却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在那儿谈论中国经济。甚至“对于增长率与 统计数字我们是不管的”这种疯话，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在《后记 （三）：复辟以来的农业与人民生活》中已举了不少例子，比如他们侈谈中国在八零 年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不可能的，却对于中国需要多少农业机械、七八年邓小平上 台时已有了多少、生产能力如何一无所知。这儿再举个例子，比如在《人民日报》上 ，党的机关刊物！曾有这样的谬论，“为什么每次比较国民经济数字必须与去年同期 比？”据说这也是什么极左、浮夸？！——这些人连上半年与下半年比日子要少几天 ，却又有元旦、春节、劳动节也不知道。而且许多工作有季节性，农业就不必说了，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也跟着有季节性，还有建设也有季节性，冬天施工就比较困难，水 泥要冻坏。就是人，夏天热、冬天冷，工作也比春秋天艰苦。所有这一些他们都不懂 。还自以为自己知识最多。实在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 厚腹中空。”象这类外行话，在他们的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比如有一篇文章是这么 说的：“工业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下半年增长多少，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多少，我 是不管的。”他们的确是不管的，他们对一切科学都是不管的，只管自己胡说八道。 正因为如此，这段话就是典型的外行话。一般来说，工业上半年不如下半年，今年上 半年都是与去年同期比的，而不是与去年下半年比的。大跃进倒有过这种比较。那是 特殊情况下的特别大的成就。他们实在没有任何资格谈论任何中国经济问题。邓小平 上台前后就是靠的那些疯疯癫癫的人和疯疯癫癫的言论，居然还成了中国的救星，唯 一能够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搞上去的人。现在，“救星”把中国救到了一片破败的地 步。 　　周总理报告的末尾还有一句话值得重视。这句话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 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 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邓小平匪帮出于复辟篡权需 要，硬说我们仍然一穷二白甚至比原来更穷了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一穷二白？那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在《论十大关系》里他是这么说的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 学水平都不高。”这在解放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就不一样了。 　　先说‘白’。那时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三核大国与第三航天大国，如果还算‘白 ’那世界上除了美苏外，就没有一个国家不‘白’。解放前我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 文盲，此时绝大多数人识字，小学在学学生有一亿多人，农村孩子一般都能上学。初 中在校生有四千多万，高中一千多万，这还能算‘白’？ 　　在第三世界中国不但从最落后的底子起家，第一个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而且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也即将建成 ，与其他第三世界的大国比，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农业机械化的门槛了，再来说中 国一穷二白实在不恰当了。就是人均寿命也已经达到了六十九岁，与中等发达国家一 样。（现在网上有人提出那时已达六十五岁，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可那数字是邓小平 匪帮又一次篡改了的。当时他们承认六十九岁。而且许愿，到二零零零年将达到一百 岁——又是疯话！） 　　邓小平匪帮与反共极右派硬说我国仍是‘一穷二白’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七七年邓小平一伙曾在《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个外 国报刊上抄来的表格，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的第一百几十位。这在无所不知的 先生中引起了一片哗然。可又能说明什么呢？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与资本主义国 家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他们连逻辑上的同一律也不管了。另外还存在货币比价问 题。许多基本生活必需品，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比按汇率计算的美元要大得多。如果 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这种表格根本就不值得转载，因为它毫无科学性可言，也没有 任何参考价值。 　　要说穷，现在中国才真正穷。农业机械化被破坏了，大批的工厂被摧毁，而且还 将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被摧毁，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彻底否定”了。不少农村 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城里的孩子不少人上不起学。许多科学技 术还停留在七十年代水平。甚至不少科研部门也被“彻底否定”了。人民群众不但平 均寿命没有达到一百岁，而且许多人连最普通的病也看不起了。现在我国真正的正在 返回“一穷二白”了。 　　苏晓康在《河殇》里说，改革以来，中国人平国民生产总值不是增加了，而是减 少了。这一半是事实，因为邓小平已经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 毫无科学性的数字，另一半倒的确重复了邓小平刚上台时犯下的过错。然而用在邓小 平身上倒确确实实是历史的活报应，是邓小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写出文章 《分明多了，为何少了？》不是毫无道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这样的话，七十年代 后期为什么不说？ 　　 1996年3月6日 . ------------------------------------------------------------------- 什么叫列宁十月革命道路与文化大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 纪念上海“一月革命红色风暴”38周年 工言 有同志提问：什么叫列宁十月革命道路与文化大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1，面对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酷局面，我们必须走列宁十月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及打碎 修正主义路线所建立了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道路，当然包括武装斗争和全社会人民群众在反动统治下的“合法” 与“非法”的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其高潮阶段就是夺权斗争。 理所当然地包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美帝的斗争。反帝斗争是国际阶级斗 争；反修斗争是国内的反对帝国主义代理人和走狗的斗争。 反帝的反侵略战争和反修的国内革命战争，都是必然的斗争发展。在一定的国际国内条件 下，这两者会相互转变，都会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2，面对在革命队伍内和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出现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共产党变质并且 腐烂的事实，我们要坚决把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放在第一位，即要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论 （毛泽东主义）、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坚持进行反修斗争、坚持不懈地反修防修 ，以毛主席继续革命论为指南，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3，当今，在毛主席继续革命论的影响下和指导下的运动，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列宁式的暴力革命过程与文化大革命式的过程相比，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要长得多------从根 本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全过程。在夺权斗争之前，即在运动一开始就是搞文化大革命，而 暴力革命-----反修的国内革命战争和反帝的国际反侵略战争，则是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一个高 潮阶段。就是说，无产阶级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还必须还有继续进行文化大革 命的更长更深入的斗批改阶段，其中必须包括真正建立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 和意识形态领域、经济生产领域的深入革命和发展的新的胜利阶段。 4，在革命夺权胜利后到达的这个阶段后，如果党和领导斗私批修不彻底、落后于形势发展 、再次脱离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弄得不好，革命就会反复、就会出现修正主义再次上台 再次为患，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那就必须进行新的文化大革命即第三第四次更高历史 水平的文化大革命。 . ------------------------------------------------------------------- 张铁生的进步的远见和革命的言论（1976年9月9－14日） 九月九日晚张铁生、刘继业同志专程从铁岭赶到沈阳，要求向省团委领导同志汇报情 况，先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十一点三十分到省团委机关，德民同志接待了他们。现将 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谈情况记录（9日晚11时30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 量。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内心无比悲痛，但也确实担心。因为 ，我现在思想上想的是，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时期，也 可以说是一个严重时期。以前，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大树，有靠 头，以后靠谁呢？当然也可以说有靠头，有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是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靠，就得靠执行毛主 席革命路线。 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 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 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进常委会的，和他 们坐在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 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还有朱老总死了， 一没有拍电影，也没有拍电视，事情发生突然，事后不了了之，叫人不好理解。 去年七、八、九月时，就感到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还有一些同志，有的还 叫得挺凶。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还有老大、老二 、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 就在这里。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 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现在邓纳吉是不是有人在支持他，邓纳吉会不会再上台？我 认为这个人思想是右的，执行路线是保守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认识，没有真 正理解，对儒法斗争也有过研究，但发表的意见、观点是反动的。去年养猪会，他有 个讲话，后来发了20号文件，他的讲话，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 。今年，两个决议发表后，我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些意见，给华总理提 了许多意见，但都没有最后答案。 ……华现在是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 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去世会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 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 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 了担心。 当然，我们也相信，现在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在精神上足以战胜保守 势力，但是今天在组织上没有保证。现在，一些问题发展的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 就不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去建立的，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 化了。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不然，有的人把党的一元化 领导作借口，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对党的迷信。现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 机关不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去建设，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 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是反动 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的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 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担心。…… 最近，我收到不少南方战友的来信，反映一类老爷、二类老爷、三类老爷没有揭露， 不少革命造反派同样受压，受打击。以前有的材料讲山西、福建的情况，一些问题不 好解决。山西把三、四号文件，也就是华的那个讲话，当作喜讯来传达，为什么抓一 、二号文件的传达没有那么大的劲头，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这是呼应，是思想上 合拍。 这些问题，我不想和更多的人讲，只对他（指刘继业）说了一些，以免引起人们的思 想混乱。不过一旦召开人大，在会上我是要讲的，我要当面提问题，要他当面回答。 也许有人要把“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帽子给我扣上，但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有毛主席 革命路线指引，我们什么也不怕，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 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的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 主席当时是在生病期间呢？ （9月10日） ……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不能讲。昨天同刘继业 同志谈，应往最坏处着想，头脑中不应有绝对观念。 （9月14日） ……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 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反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现在更使人容易理解了。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 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小平还在党内，邓小平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邓还是想纠集 力量重新上台、趁机反扑的。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 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可怕的是咱们忘记毛主席的遗 嘱，丢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也可能邓小平错误的估计形势，过低估计人民的 力量，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主席不在，但是主席思想是永 存的，四卷宝书永放光芒。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现在不是五十年代的情况，也不是 当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民的情况，中国人民知道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有高度的觉悟，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所以走资派要重新上台又没 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 是几年几十年）。复辟上台绝对不行，这是需要和邓纳吉讲清楚的。人民会相信自己 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 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 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主席逝世后，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困难一些，艰巨一些，做好一切准备，严防国 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活动和突然袭击。当前特别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堡垒是最容易从 内部攻破的。所谓国内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能不能保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能不能深入的问题。主席叫我们抓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主 席没叫我们哭，咱们要冷静。 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命事件，那将可能是全 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看主席逝世后光流泪而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人，只能说是有朴素 的阶级感情，没有路线觉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中央有没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 修正主义，主席把话说到家了。下边出修正主义成不了气候，大老爷出修正主义影响 全国。告人民书中一再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自己理解是坚决执 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正确领导。 对咱们这个党要一分为二，对党中央、省委、国家都是这样。很可能将来有人强调一 元化，借主席的威风，把自己装扮成党，自己就是党。如果你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你只能是个两条腿支着肚子的人，是修正主义的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最高原 则。 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学会了辩证法，学会了阶级分析。我认为，主席逝世以后，过 度悲伤意义不大，应当把眼睛擦得更亮，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邓得 复辟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遗志。有些人流完泪不想问题，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照样打朴克下象棋，这是糊涂人，是路线觉悟不高的人。从学 校看修正主义确有基础，对新生事物冷淡，使新生事物受压，老师就怕表扬，一表扬 就孤立。这部分人主席掌权说好，将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掌权、散布福利主义时，也 就容易站过去。有很多人有不满情绪不说，克己到了修正主义上台时，屁股就难免坐 到人家那边去。接触一个解放军学员，歪戴着帽，我说别这样，他说，你看，谁管？ 象去年哪！ 过去，一直是主席为我们撑腰，靠这棵大树。主席逝世了，还去靠谁？当然，不是说 没有靠头，靠主席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永存的、是靠得住的。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 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 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的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 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遗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 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很感谢老田转发这一珍贵史料：张铁生早就意识到了"党专政"的隐患！ 作者: 李宪源 日期: 2004-06-09 02:01 这位被毛主席亲自看中的"反潮流"英雄, 在毛逝世后所显示的对当年复辟前夕危急形 势的高度政治敏锐性, 简直就是针锋相对驳斥当今"我真不知道"之辈论调的。在历史 与今天两个不同时期思想和政治斗争中,竟会出现如此巧合来提醒人们, 我们不能不归 公于毛泽东思想特别顽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 现在，一些问题发展的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去建立的， 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化了。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 产党内的问题，不然，有的人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借口，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对党的迷 信。现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机关不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去建设，搞什么 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的精神，要真正的民 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4-06-09 09:49 恐怕不是什么党专政的问题，而是一些当权派为了自己的私利假借党的名义，把自己违 法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强大的政治团体和国家机器，这样就成功地自己的私利打扮成国 家利益和执政党意志。这才是关键。 党员成为官员之后，怎样脱离社会分化规则的制约，才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 问题，不是一个什么党专政这样的“假问题”，“真问题”是如果保证执政党体现人民 的意志，做到毛泽东所要求的“党性”就是“人民性”，困难在于如果不执政就无法掌 握足够的支配能力去为人民服务，而执政地位本身会带来党的异化，毛泽东在九大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非常沉痛地提到了这个困境，他说“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住 ，进程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从宏观上看，这是社会必然要出现和起作用的阶 级分化的规律，从个人层面看，就是拥有优势地位的人如何才能做到不谋私。 你提到的教育党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要好于西方的政治，可以是一个党，也可以由国家 提供人员经费，党员和党干部专职工作就是收集和凝聚民意，困难可能就转移到党组织 与政府的关系。如果党组织不是高于政府，缺乏权力掌握，真的体现民意的党员，会不 会遭到《中国农民调查》里面的上访代表的遭遇？当然那些代表完全孤立，党员可以依 托组织肯定好一些。还有就是这样的党组织如果足够强大，会不会为政府官员收买，或 者组织一个分利团伙，就象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一样。 当然，问题可能无法在一个程序或者制度变换中间解决，关键还是在于力量对比的制约 。解决干部的退化变质问题，要重建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都是文革的目标，最终都没 有实现。文革在这个方面的成就有二：一是在舆论上把官员党员与国家利益和党的意志 截然分开，这体现在容许批判和审查官员的路线和执政实际；而是通过强大的阶级斗争 舆论强化了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使得舆论的威慑作用空前强大。 版主为何删掉我这段重要回话？不搞这些名堂好不好？ 作者: 李宪源 日期: 2004-06-09 22:27 “人变质”绝对是第一位的！要命的是: 作者: 李宪源 日期: 2004-06-09 10:26 在“党专政”的体制下，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广大愿意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工农群众由于受“党专政”控制之舆论工具的欺骗误导,却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党内统 治精英有组织、有计划的叛变。科兹教授在清华的演讲中对此有深刻分析。 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在旗帜网曾强调世界上并不存在万全之策，人们只能权衡利 弊，弃大害而择小害以从之。 确实，很难排除“教育党”力量不足以制约政府、或跟政府官员暗中勾结的可能性。 要减少这类在西方多党体制下相互勾结远超过相互制约之弊端的危害，加强舆论独立 和基层人代会权力，特别是取消野战军而代之以群众性、基层性“国民军”武装的做 法，希望可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 ------------------------------------------------------------------- 兴昂鞋厂工人骚乱调查 唐建光(发自东莞) 　　8月25日上午10时，广东省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大朗分所。 　　瘦瘦小小的陈琳(化名)与她的4名男性工友在临时法庭内的被告席上站成一排。 　　 陈16岁，去年借用别人的身份证进入兴昂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只有15岁。由于她尚未成年，这是一 次不公开审理。 　　 被告中年龄最大的陈南柳也只有23岁。由于卷入一场工人骚乱，他们被控以共谋的方式犯下“故意毁 坏财物”罪，可能面临着三至七年的刑期。 　　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高智晟等6名律师为被告提供了法律援助，并一致作了无罪辩护。 　　 20天后进行了另一次审判，兴昂鞋业的姐妹厂兴雄鞋业的5名工人(包括一名男性未成年人)因卷入另一 次骚乱而受审。 　　 从3月到4月，拥有3万多名工人的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5家鞋厂中，有4家发生了骚动，数千名工 人卷入其中。 　　喧哗的发薪日 　　9月24日，星期五，天色已黑，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村，兴昂鞋业公司依然灯通明。 　　 20点30分，机器轰鸣渐息，一股股黄色的人潮从巨大的厂房中涌出。20分钟后，人流消失在厂区另一 端的宿舍群内。23点，宿舍熄灯。 　　 这是兴昂鞋厂工人们的典型一天。每周6天，7点半上工，持续到20点半，其间有两次共约1小时45分 钟的吃饭时间。 　　但4月23日晚上11点半，巨大的喧哗声却让陈南柳无法入睡。 　　兴昂鞋厂拥有3000多名工人，80%都住在宿舍里，此时他们发出的叫喊和口哨声，声势惊人。 　　 这一天是发薪日，大部分工人已得知，他们的工资将比以前少大约50至100元。他们叫喊着要求“提 高工资，改善伙食”。 　　 脸盆、水杯、鞋子等从楼上雨点般落下。“女孩子的叫声特别突出，”一位目击者说。女工占该厂员 工总数70%。“她们高声骂着男同事没种，不敢像兴雄厂那样闹。” 　　 两天前的4月21日是兴雄的发薪日，因为同样的原因，上千名兴雄工人在厂内闹事，打砸机器设备，并 推翻汽车和电话亭，造成了135008元的财物损失，亦有管理者受伤。 　　兴雄的先例和女孩们的叫声刺激了男工们的勇气。他们走下宿舍楼，向操场聚集。 　　 陈南柳说，他跟着人流往前走，在喧闹中兴奋起来。这位有着两年工龄的斩断工与工友们一起，拿起 劳动用的斩刀，砸烂了车间、宿舍、汽车的玻璃，参与推翻小货车，随后冲进福利社抢了6瓶矿泉水和 两包香烟。 　　 当天晚上，经检方认定所发生的事情包括：工人们冲进车间，打砸并推翻机器；冲进办公室，砸烂电 脑和办公设备；取下灭火器，四处乱喷；砸碎厂房、食堂及宣传栏的玻璃；冲击福利社，哄抢食品； 推翻汽车并砸烂玻璃………… 　　 防暴警察和工厂的30多名保安，无法控制数以千计工人的骚动，直到3个小时后疲惫的工人们留下一片 狼藉和153534元的厂方财产损失回到宿舍。 　　谁是共谋者 　　 事发后，两个厂上百名工人受到警方调查。他们是根据现场录像、保安举报和员工间互相揭发而被挑 选出来的。事发后，厂方张贴告示，要求员工举报闹事者，知情不报者将受到处罚。 　　 兴昂还开除了23名工人，据称兴雄更多。一位调查者估计，事后整个集团有近千名工人被开除、逃跑 或辞职。 　　 最后，有10名工人站在了被告席上。他们开始是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被 刑事拘留，最后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起诉。 　　检方指控他们“带头煽动员工闹事，后致员工集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毁坏”。 　　高智晟说，检方指控被告是共谋犯罪，如果这一指控成立，他们需要为整个破坏事件负责。 　　 但律师们说，工人们的行动是自发的，检方没有证据证明有人起到了策划、组织或带头作用。“他们 并不是事情的起点。”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的唐荆陵说。 　　 高智晟说，被告只应为其个人行为负责，而无须为数千名工人的“集体行动”承担罪责。而每个人行 为造成的后果，也未必能达到最低的量刑标准。 　　兴昂和兴雄骚乱，只是一个月前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另外两家工厂工人抗议事件的延续。 　　 事后，一些管理者和工人向调查者承认，兴昂和兴雄的骚乱是可以预见和避免的，因为伏笔早已埋下 。 　　骚乱的起点 　　工资和工时是四个厂连环闹事的共同诱因。 　　长期以来，兴昂国际旗下各厂均实行60小时工作制，每周6天，每天10小时。 　　 普通工人基本工资450元，这是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工作的报酬，也恰好是东莞法定最低工资。 　　除去必须的开支——每月150元伙食费和48元的住宿费，仅余252元。 　　 要拿到更多的钱就必须加班。按照劳动法的要求，他们8小时外的加班可获得1.5倍的报酬，周末加班2 倍。如果每周工作60小时，一般月薪在700元以上。 　　 但是，在全球范围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潮流中，那些著名的客户，如耐克和锐步，日益要求它的制造 商减少工时。耐克要求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 　　 在此压力下，兴昂开始尝试让工人每月的休息日从4天增加到6天，“我们希望工人们过得舒服一点。 ”阙如昕，兴昂国际有限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经理说。 　　 不过，厂方并不打算为工时减少支付代价。它承诺工资不减，前提是工人必须生产出同样多的东西。 　　 事实上，工人后来拿到钱平均少了100元。厂方将此归咎于工人效率并未提高，而工人说，工厂的出货 量并未减少。100元，正好相当于减少的两个周末加班日的报酬。 　　 “我们忽略了另一个问题，100元对于工人很重要。”阙如昕说。对于那些来自农村，漂泊异乡的打工 仔，挣钱几乎是他们全部的使命。 　　 3月19日，是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兴莱和兴鹏两个厂的发薪日，也是兴昂系列骚乱的开始。但其结局 与后两次事件截然不同。 　　 当天晚上，数百名(也有调查者称是2000名)参与抗议的员工派出代表与厂方进行了谈判，其要求基本 得到了满足：包括提高工资、改进伙食和禁止打骂工人。没有警方介入，也没有人受到追惩。 　　 他们的成功对兴雄、兴昂的工人们是一次鼓励。但是，管理层决心不让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因此在 一个月后，兴昂和兴雄的工人因同样理由发难时，厂方不再妥协。 　　 事情发生后，广州一家NGO的人士指出，像耐克、锐步这样的品牌不希望自己的鞋与劳资纠纷联系在 一起，他们集体向兴昂施加了压力，但似乎并没有撤销或减少订单。 　　 压力下的兴昂集团似乎做了一些改善。阙如昕说，员工中成立了互助小组，以更好地与管理层沟通。 更为实际的，工人们的收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兴昂的一位工人证实了这一点，但他说，与此同时工时也恢复到了每周60小时。 　　一触即发的劳资冲突 　　 采购商要求减少工时与工人要求加班挣钱的冲突，是骚乱的起因，而制造商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至少 东莞台商协会负责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并不是真相的全部。 　　兴昂国际有限公司，1991年由台湾迁至东莞时，雇工仅千余人。 　　 到2004年，它雇佣着3.5万名工人，每年为锐步、耐克、TINBERLAND、CLARKS、MEWBA LANCE这样的国际品牌生产着近3000万双鞋，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 　　 一位调查者指出，兴昂的薪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在东莞的同业中尚是处于中等以上水平。比如， 每个工人每周可分得两个苹果，企业每月花费32万元。 　　 因此，东莞的一些鞋业同行惊异于骚乱会发生在兴昂身上。而深圳一位劳工专家说，兴昂事件，只是 珠三角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的一次必然爆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份报告显示，12年来，珠三角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兴昂一位员工称， 与7年前他进厂时相比，普通员工底薪从350元提高到450元)。与此同时，一斤猪肉或一斤大米的价格 已涨了3倍以上，公务员的工资也涨了5倍以上，东莞的GDP则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相较之下 ，外来工“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那份报告说。 　　 不仅是收入，工作环境、生活质量、人身待遇，较之以往不能说没有改善，但显然没有与社会同步前 进。事实上，外来工一直被排除在当地社会之外。 　　 在东莞的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站着至少2000名外来工。但他们从来只是被视为创造GDP和利 润的机器，而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虽然大多数财富出自他们之手。广东一家媒体驻东莞记者站负责人说，在这里，“他们没有事业，没 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未来”。 　　 另一方面，劳资关系不睦与东莞乃至珠三角的经济模式有关。由“三来一补”起家的东莞，实际上是 “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企业只赚一点‘人工钱’，也就是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 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以此赚取利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报告说。 　　 长期积怨，使得外来工与企业、政府间关系紧张，“他们(对企业和社会)普遍有一种报复心态。”一位 劳资关系的研究者说。 　　 他举例说，在兴昂和兴雄骚乱中，工人们没有领袖，没有代表，没有组织，也没有具体要求，也没有 得到任何承诺。几乎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这是一次集体的非理性的发泄”，这位研究者说，在长期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工人们的毁坏行动更 像是一次报复，对工厂，对机器，对老板。 　　 高智晟亦在其辩护词中指出，被告因工资削减而对生存的担忧，以及劳资关系的制度性不平等，劳资 矛盾解决渠道的不畅，以及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是工人们发生“不适当行为”的更深根 源。 　　劳资和谐也是竞争力 　　 一位身在深圳的劳工关系研究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工人激烈抗争的事件，在珠三角，尤其是 东莞和深圳两地，日益增加。而2004年以来“特别突出”。仅千人以上的集体事件就有二三十起。而 工资过低、超时加班及恶劣环境是不变的主题。 　　 近在10月6日，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工人不满工资长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走出厂门抗议。据称有三 千工人参与。 　　 这位曾亲自调查其中一些事件的专家分析，工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和诉求渠道，使得劳资矛盾极易 失控。他说，如果像兴莱和兴鹏事件那样，有工人代表或组织与资方谈判，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则未必会酿成恶性的局面。 　　但正如东莞多数台资企业一样，兴昂没有建立工会，也没有工资集体谈判制度。 　　 “农民工正在挑战现行体制和观念，”这位学者说，“我们原来害怕工人组织起来。但实际上，没有 组织可能比有组织更危险。无序的力量更容易失控。” 　　 他说，应该允许工人组织起来合法有序地表达诉求，让他们明白基本的规则，包括如何表达不满，如 何进行谈判，也包括如何对企业和社会尽义务。 　　 政府和资方都要转变观念。广州一位劳工权益NGO的负责人说，在劳资关系中，地方政府更愿意倾向 于资方，在他们看来，尽可能低廉和“安全”的劳动力，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而一旦工人闹事，他 们更愿意“惩一儆百”，以维护工厂秩序和社会稳定。 　　 但这位专家指出，和谐的劳资关系，才是企业竞争力和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部分。他说，频发的劳资 纠纷，不仅影响企业生产，也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对政府来说，不仅危及当前社会稳定，从长远来看 ，作为一个群体，外来工对雇主、政府、社会的积怨，将是中国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因此，劳资冲突中，工人多数情况下是首要的受害者，但企业和政府也不是赢家。 . ------------------------------------------------------------------- 关于广东兴昂、兴雄工潮的法律意见书 作者 : 杜兆勇2004-12-24 最近，我和滕彪博士在广州呆了两天，本来想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探讨一下改善东莞劳工情况、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良策，会议未能如期举行，最后只是非正式座谈交流了一下看法。 今年上半年东莞接连发生了几起工潮，最近才被处理，这些工人在一审判决中量刑都很重，到了法定 最高限度，其中包括童工。资方这样向检方控告，实在并非上策。那些工人根本不是犯罪嫌疑人，他 们是无罪的。 我接触到他们之中两个人，一男一女，发现他们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损害，他们的手确实变形了，他们 都在制鞋厂工作。制鞋属于冶金化学工业，橡胶、甲苯是工人们经常接触的，工厂的劳保还很缺乏， 工人年轻也不太注意保护自己（真想当个布鞋党，再也不穿塑胶鞋了）。这些厂都属于代工或者叫OE M,就是给国际品牌比如耐克等加工，属于国际分工的下游，仅仅挣一些微薄的加工费。这是极其不利 的大环境，一时恐怕难以有大的改变，高技术和国际品牌都不是短时间可以突破的。国际知名品牌越 来越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严格要求，使他们不得不向下游厂家提出保障劳工权益的要求，这样靠延长 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得到的利润明显下降，资方削减工资，使工人们利益直接受到损失。其间， 工人们曾经对资方削减工资提出疑义，但没有受到认真对待。终于爆发了劳资冲突，突然演变成群体 性暴力事件。 我向来反对法律的同态复仇所谓报复主义、惩戒主义等，一直主张补偿主义。现在中国的一般刑事犯 罪、职务犯罪基本上都还处于野蛮犯罪状态，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文明犯罪状态，非常糟糕。而且此 次事件的责任，资方理应分担，决不能将责任完全推给劳工。此次事件反映出珠三角此起彼伏的工潮 ，并未完全形成积极效果，究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广州等地人的 排外、政府和资方的合谋，都使事件陷于对抗性增加的状态，可能进一步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应该 加紧研究，提出更多积极、理性、对策性、前瞻性的建议。 下面是我为工人提供辩护的法律意见，是一个谈话提纲。目的在于引起更多人士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 ，期待将来能有更好的看法和解决方案，我总是这样想。 １关于工人组建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问题。 我国的宪法载明有结社权，我国1992年4月3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也明确表示，工人在中国 不论何种性质的企业，都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方面则有，国际劳工组织大会1 921年通过，1923年5月11日生效的《关于农业工人结社权的公约》，即使中国人眼里的农民都有组 建工会的权利。　 爆发了台资企业兴昂、兴雄这样的工潮事件，应该说，我国在有关工人权益保障的立法、行政、司法 方面都存在有不容忽视的问题。 工人权益问题，比较复杂。目前在归口管理上既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行政系统，又有属于党群系统 的总工会以下的各级工会组织，但是各自权限边界并不明确。 在立法方面，我国应该参考世界各国的宪法理念，首先在宪法层面恢复工人的罢工权，并给以明确表 达；另外，非常需要设计专门的劳工关系法，要使其具备便于落实和便于司法实践的要求，以起到宪 法权力私法化的效果，以调节以劳资双方利益为代表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承认工人的组织权和 集体交涉权（集体人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新的宪法修正案中人权条款入宪默示了此种意义），在 法律上明确规定雇主、劳工的地位平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工会组织可以有雇主主导的黄 色工会，可以有倾向于政府的赤色工会、可以有完全独立的工人工会，使工人具有市场体制下完全自 由的选择权，既可以自己出面组织工会，也可以委托代表全权处理自己的相关权益。罢工作为工人表 达诉求的特别手段，应该在法律上明确其界定，并受到保护。日本的春斗、大韩民国的夏斗、中国台 湾的秋斗，都是很有效的工人维权模式。在有些国家，公务员同样有组织工会进行罢工的权利。1963 年7月31日，法国有关于规定公用事业罢工事项的63777号法问世。 目前，在行政系统应该继续强化执法力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让《劳动法》硬起来；在总工会旗 下的各级工会，因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有必要尽快完成作为国家独立机构的改革；同时在国家治理 结构中，参照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增设新的独立机构：国家劳工关系局、国家调解和 解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国家调解委员会、职业安全和健康评议委员会，使中国广大的劳工 群体，能够得到更多的来自政府、社会、法律的救济，并且享有选择处理问题方式的权利。 ２本案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不能成立。 两次事件中，工人激烈表达的意思属于完全正当，事件的起因在雇主方面给工人的薪资待遇使工人无 法生存下去，减薪是工人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工人们曾经向雇主温和表达过这种诉求，希望雇主给以 切实解决，但是没有得到尊重。工人们在忍受了巨大损失，且在利用既有途径争取不到自身权益的情 况下，突然爆发了工潮事件，造成了雇主方面的财产损失。其实这时期的财产，绝对不能算是雇主方 面的，属于工人雇主之间共有财产。另外我个人倾向认定这是“血汗工厂”“监狱特征”的一种病症 ，类似于“狱啸”，是一种工人受到长期压抑的疯狂表现。建议相关的卫生部门和ＮＧＯ、ＮＰＯ对 工人的精神生活进行调查。　 退一步说，工厂这十几万元财产的损失，其确认没有经过具备法律资格的机构给以科学评估认定；即 便确认这十几万损失，在没有证实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拿屈朋涛等5人试问进行惩治是丝毫 没有道理的；依照司法实践，通常在没有找到主要责任承担人的情况下，应该是所有参与者均分十几 万损失的责任，这样在分担到个人方面就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刑事的高度了，最多给以行政处分。 罢工就是让雇主受到损失，感到痛，回到谈判桌的一种方式。各国法律无不明确规定，这时工厂的财 产处于一种特别状态，工人们可以在这时组织纠察队封闭工厂实施占领，宣布罢工。在此过程中即便 工人有些过失，绝对不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只有工人冲出工厂来到工厂以外的地方比如马路上 进行妨碍公共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才可以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之类的罪名，这也是大多数国家 法律和国际法中对于工人权益保护的普遍规定。美国1947年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莱法中明确规定， 雇主、受雇人、劳工团体“均无权采取危害公共卫生、安全或利益的行动或手段”，也就是说，只有 工人、资方闹到工厂以外，国家权力才有介入的必要和理由。 退一万步讲，如果强迫认定兴昂工潮5人是组织者，那么他们就是工人代表，工人代表在各国法律和国 际法中，均认定他们享有代表权，这种代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是享有特别优待的。１９７１年６ 月２３日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第１４３号建议书，《关于对企业工人代表给予保护和便利的建议书》 中有明确的宣告。所以，这５人不但无罪，而且应该受到尊敬。 ３劳工神圣、资本神圣，资方、劳方应该通力合作，取得共赢。 面对市场经济金钱万能的谬论，我更要大力提倡“人权是任何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权的价值 对于所有国家都应是一致的和高于一切的”。希望资方拿出勇气，谨慎对待处理此案，向检方明确表 示和解的立场，主动承担责任，不认为这次骚乱的责任仅仅在于劳工。如果资方仍然没有表示，势态 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劳工方面必然迫不得已提起反诉，资方在雇佣童工、劳动工时、劳保条件、保险 福利等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是绝对违反中国《劳动法》的，这样资方企业形象必然受到进一步 损害，利益也将受到进一步损害。国际劳工组织第３５号建议书，1930年6月28日通过的《关于间接 强迫劳动的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4月11日《凡尔塞条约》第八编中有“不公正的劳动条件 使世界和平与和谐遭受危害”；1944年5月10日国际劳工组织费城宣言说，“劳动不是商品；言论自 由和结社自由是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任何地方的贫穷对一切地方的繁荣构成危害；与匮乏作斗争需 要每个国家以不屈不挠的毅力来进行并作出持续的和一致的国际努力，其中，工人和雇主的代表享有 平等的地位，并与他们一起共同进行自由的讨论和民主的决策，以促进公共的福利。”再次希望资方 回到谈判桌上来，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 此类问题的谈判处理模式，可以尝试由政府代表2人（劳动部门、工会各1人）、工人代表1人、雇主代 表1人 ，组成代表团进行紧急磋商，由他们一致同意遴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然 后根据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此过程中的一切举凡调查委员会人选、调查报告、 处理意见等都必须公开。这方面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有，1951年6月29日国际劳工组织第92号建议书 通过的《关于自愿调解和仲裁的建议书》；1952年6月26日国际劳工组织第94号建议书通过的，关于 雇主和工人在企业层次上协商和合作的建议书；1960年6月20日国际劳工组织第113号决议通过的《 关于公共当局与雇主和工人组织在工业和国家层次上协商和合作的建议书》。　 我认为，处理此类问题上升到案件的高度，并且是刑事的高度，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 的悲剧。再次呼吁此类问题应该更多采用谈判协商解决，使劳资双方具有大体相等的谈判能力；如果 不行，再提交行政解决；行政解决不了，再进行法律诉讼。1967年6月29日国际劳工组织第130号建 议书通过《关于检查企业内怨苦以求解决的建议书》；1967年6月28日国际劳工组织第129号建议书 通过《关于企业内部资方与工人间交流的建议书》。 对抗和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和解和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没有很好的解决沟通管道之前， 就把工潮中的工人们绳之以法，这是典型的诱民犯罪，地方政府应该深刻反思。 杜兆勇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 国家图书馆办公楼J-415室 杜兆勇 100081 68482770 68482771　 . ------------------------------------------------------------------- 中国东莞政府改变判决释放兴昂事件被捕工人 新闻稿 十名兴昂集团下属兴昂鞋厂和兴雄鞋厂的十名工人12月31日被东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宣布当庭全部释放。中国劳工观察对此表示欢迎。 东莞市法院做出判决，十名在兴昂群体性事件中被捕工人，其中7名工人被判有 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三名工人陈锁免于刑事处罚。 长安兴昂鞋厂4.23事件：万家丰、屈朋涛、马长伟、陈南柳：有期徒刑9个月， 缓刑一年。陈锁免于刑事处罚。 大岭山兴雄鞋厂4.21事件：刘具飞、丁奎、刘荣能：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 年。耿春飞、刘海洋免于刑事处罚。 在东莞市法院11月10日以及10月20日的判决中，十名被捕工人都被宣布有罪。 分别判处3年到3年半的刑期。 2004年4月21日，位于东莞市大岭山的兴昂集团下属兴雄鞋厂在晚上发生了上千 人参加的群体性的事件。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工厂增加工作强度，减少了工作时 间，减少工人的工资。 在兴雄鞋厂事件发生不久，2004年4月23日，位于东莞市长安镇的兴昂集团下属 兴昂鞋厂在晚上发生了上千人参加的群体性的事件。 事件发生后，共计有一百多名工人被警方拘留，在大部份工人被释放以后，其 中十名工人被警方提起刑事起诉。 中国劳工观察自兴昂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即一直尽极大力量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 和事态的发展，进行各种调查努力，向国际和国内媒体，各国政府，相关跨国 公司，国际劳工和人权界公布事件直相，援助事件受难工人。帮助工人聘请律 师，向法院提出专家意见等等。 . ------------------------------------------------------------------- 两宋政治诗举要 前言 两宋上承隋唐盛世，下开元、明、清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重要的 、承上启下的、激烈斗争的、背负着转折任务的、具有影响力的王朝。在这里，人们 用诗歌艺术把阶级斗争赋以政治斗争的色彩，随着诗歌的音乐性开展曲曲动人的政治 史诗剧目。尽管朱熹继承的道学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但是他们在日益扩大和激烈起 来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下，不得不对农民阶级和社会底层受到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进 行反思，从而基本上否定了吃人的封建道学和宗教迷信。因此，同情农民的政治诗歌 远离封建主义统治哲学的说教和伪善，多少具有思路清新、敢于说不的难得优点。 南宋朝中反道学的官员说道学即伪学，它“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 ，如中毒饵”。垂涎利禄，甘为鹰犬，伪学变成逆党。习伪太深、附逆顽固者，自知 罪不容诛。其他能够革心易虑者不必都废斥，可让他们去伪从正，将功赎罪。 举要的目的是要鼓励人们透过古典文学的感性激荡和历史借鉴，上升为理性的和真理 的执著追求，认清新式的现代修正主义、三个代表说、新三民主义说、西方自由主义 和反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等伪说的本来面目—支离破碎和不堪一击，彻底认识到他 们“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的欺骗与危害，也就是从思想、精神、感情上把握住 时代的脉搏，认真思考生活和战斗的现实与出路。 由于现代伪说垄断了整个社会，原属于人民群众的白话文学艺术被糟蹋和冒犯得厉害 。不但工人阶级劳动被官买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所异化，整个人民群众的精神也被它 们剥夺和占有。当朝文艺界如同其他领域那样，也是乌烟瘴气，全面脱离劳动人民的 立场和无产阶级战斗号角的职责，成为反动、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庸俗小市民的专利品、劫持对象和精神垄断市场。人民群众已经无法在当前白话文学 中取得养分与力量，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在夺得阵地即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前， 求助于古典文学，从那里得以焕发战斗的青春和力量，重整自己的社会·政治批判想 象力，培养一批革新与革命的古典文学工作者，走古为今用的正确道路，冲破当朝“ 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和垂涎利禄，甘为鹰犬的走资派统治阶级的思想封锁、文化禁 锢和革命有罪、反革命有赏的社会法西斯控制。 希望对历史和古典诗歌有兴趣或有研究的读者能够为本举要增添两宋政治诗作者群的 范围和诗歌的类别与数目。在这里，预先向大家致谢。来信、来稿请寄： wayne1789@hotmail.com 1.讽刺诗： 梅尧臣（北宋，1002-1060） 《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村豪》 滥倾新酿酒，包载下江船。 女髻银钗满，童袍毳毡鲜。 南宋太学生某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 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知。 毛珝《吴门田家十咏》（选一） 今年田事谢苍苍，尽有瓶罂卒岁藏。 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 注：田事不振，收成不好，盛器空荡。斛为容积量器，一斛五斗。地主任意增加其面 ，用大斛收租，额外剥削佃客。 范成大（南宋，1126-1193）《秋日田园杂兴》（选一） 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 不惜两锺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 无名氏 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 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注：南宋将亡，腐朽的官僚集团头目贾似道得宠，其人沉迷声色，置政事于不顾；人 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贾似道成了超宰相，昏庸无耻的理宗称他为“ 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理宗子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 ，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太学生上书说他：“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 遑恤物价之腾踊”。 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 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 注：贾似道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逼令登记，士子不满。 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 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注：贾似道收买官吏，胡乱封官许愿并拉拢士子，施加小恩小惠。 襄阳累载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 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生灵。 注：贾似道是“跑相”，逃跑主义的干将。 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注：南宋和五代时后周类似，“主幼失国”，实际上，当然不是。这首诗写于元军占 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王朝名存实亡之际。 高斯得 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 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 真珠作襦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 苍天苍天此何人，遘此大疾谁能医。 注：“关”指“金银关子”即贾似道下令印发的纸币。长期以来南宋王朝依靠印发纸 币来挽救财政困难。由于南宋末年，在对外贸易中，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朝廷于 是在没有铜钱作储备的条件下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发行关子成为一大暴行。 一方面民命如线，贫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和它的政治总代理—皇帝及其 腐朽官僚集团聚敛何急！空前严重的社会大分化与贫富不均造成上层的虚假的经济繁 荣和下层的真正的经济萧条，而且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不能自拔。文天祥中状元时 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民穷、兵弱、财匮，但归根到底是由于士大 夫无耻。 2.流亡诗 王禹偁（北宋初年，954-1001） 《感流亡》—一户三代逃亡农民流离图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苏舜钦（北宋，1008-1048） 《城南感怀呈永叔（欧阳修）》 …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 陈仲微《安南临终病危诗》 …死为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 注：陈仲微曾因弹劾贾似道被贬谪，后流亡到安南，仍然为反元复宋作最后拼搏。 安南国王《哭悼陈仲微》 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揾泪为伤情。 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 李清照（南宋，1084-1151） 《送胡松年使金》 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 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 注：这位著名的婉约派女词人是山东济南府人氏。她的夫婿是金石家赵明诚。夫妇感 情甚笃。不幸明诚病逝，她被迫流亡南方。但她忧国伤时，不忘恢复故国。青州在山 东益都。王导（276-339）东晋大臣。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历仕晋朝元、 明、成三帝，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了东晋初期在南方的统治。刘琨（ 271-318）西晋将领、诗人。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忠于晋朝，长期坚守 抗战。所作诗歌慷慨激昂，表现出壮志未酬的悲愤感情。 3.农民起义叙述诗 李若水（北宋宣和年间太学博士） 《捕‘盗’偶成》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注：宋江叛变，接受招安，投降朝廷，起义瓦解，就去打方腊，结果被宋徽宗以“草 寇”的罪名捕获，和一般叛徒一样，他的下场可悲亦复可鄙。 利登《梅川行》 初时数百俄数千，受旗翕忽亘千里， 聚落一烬如卷水，…招贤三尺刃如霜， 夹以巨盾张朱枪。 注：小官僚利登在这首描述晏梦彪起义军情况诗里的自注说：“招贤（ 寨）人能制 刀,‘贼’用之，又习张朱二家枪法”。 4.新旧党争 （北宋徽宗皇家道士）林素灵 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注：林素灵作为局外人都不得不搞起政治来，可见政治这种东西是你不想管，它却要 来管你，欲罢不能。他以旧党为依托，为苏轼、黄庭坚被贬谪叫屈，反对元佑“奸党 ”，要徽宗杀童贯、蔡京以谢天下。 欧阳修（北宋，1007-1072） 《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者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注：把王安石比作李白（李翰林）和杜甫（杜工部），可以说推崇备至了。 5.王安石（北宋，1021-1086）诗三首 《叹息行》 官驱群囚入市门，妻子痛苦白日昏。市人相与说囚事，破家劫钱何处村。 朝廷法令亦宽大，汝罪当死谁云冤？路旁年少叹息汝，正观元元之子孙。 注：杜甫诗：“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这里说被镇压的囚徒不被国家领导（官 ）所逼迫，是不会造反的。但是诗人不忍斥言，具存忠厚之意。 《感事》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 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鞭笞随其后。 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 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凛凛常惭疚。 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注：赇音qiu2，贿赂；不行贿民无以诉旱情，可见官吏之贪渎无状。仆pu1，向前跌 倒。庾yu3，露天的谷仓。铢两征，在乡下征税到了计较分厘的地步。取赀：所得， 这里说官家取得的比奸猾者少。朅qie4：去。佐荒郡：我来到这荒凉的郡县担任辅佐 的工作。凛凛lin3lin3：严肃地。执其咎：有错。乘田圣所勉：虽然利用田地是圣人 所鼓励的。况乃余之陋：情况却是我所不熟悉的。 诗人较为广泛地触及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积弊及其造成的人民苦难，亟思有所作为 ，以展抱负。他的变法意识形态乃“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恤。他的诗作《元日》表现出乐观向上、勇往直前的昂扬精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注：屠苏，古代酒名。瞳tong2，瞳瞳：日出时光亮的样子。桃符：古时习俗，元旦 用桃木板画二神或写二神名，悬挂门旁，以为能压邪。如果我们说爆竹象征革新或革 命，那么新桃就是革新或革命的政治文化，它必然要变革腐朽的、旧的思想·政治路 线和文化。 6.陆游（南宋，1125-1210）诗二首 《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注：当时诗人已经是86岁高龄，临死前仍然在强烈抗议以史弥远为首的朝廷投降主义 路线。 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 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 私忧骄虏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 寸禄不沾能及时，细听只益厚吾颜。 注：骄虏指金朝。寸禄不沾的老农比当朝文武更能进忠言抗敌，这能不使诗人为投降 派感到汗颜吗？ 7.金主海陵王（完颜亮，1149-1161在位，死于政变）诗一首： 《南征题诗》 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攻？ 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参考书： 《中国通史》第五、七册，蔡美彪等著，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5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周远廉主编，张邦炜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王荆公诗李氏注》上册，杨家骆主编，台湾鼎文书局印行，1979 （无2005-01-07） . ------------------------------------------------------------------- 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七） 韩丁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不走资 本主义的道路? 在20世纪30年代，毛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 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 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 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 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 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 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 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 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 助。现代时期，这个由毛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 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 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 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 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 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 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 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 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 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 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的工人阶级比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动员了成千上万地工人和农民，不仅仅要没收地主阶 级的土地，而且要没收所有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走狗的财产，所以这场革命的首要的目的决不 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计划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那就是一种有利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 经济。 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资本 主义工商业经济。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一个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一个在土地改革完成和 对四大家族垄断的财产(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实行国有化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 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 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 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现在50年过去了，当恢复活力的资本主义证明了其暂时性的稳定性，而社会 主义的建设正困难地往前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了经济的起 飞，于是幻想家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时代错误的，缺乏时代性的，奇怪的逻辑。 在10年的国际国内战争，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 人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苛责却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的融入 世界市场的时候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 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 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 议程。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 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 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紧要 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 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 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 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 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 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 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 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 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 韩国和其他的“”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 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 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 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 太平洋的“四小龙”。 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 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 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 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 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 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的而陷 入严重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 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 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 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所以，这个实 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 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 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 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 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 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 饭碗：金的，铁的，瓷的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和外部的阻力一样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 饭碗。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 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他们使用的权力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性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习惯势力深深扎根于中 国旧社会，并获得高度发展。在官僚体制下，权力不是与财富、土地等等，而是和政府机构结合在一 起的。现在，作为革命的结果，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经济形态，官员得到了巨大的空前的经济权力。 所以现在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用“权力经济”来描述中国的体制特点。华生，张学珍，罗小 平（音译），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用到了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的体制，说在政府的干涉下， 自由市场规则是难以达到的。他们哀叹中国建立全国性市场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政治 权力与经济管理权分开。中国经济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力的操纵……真正的价格改革要求对现 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革新。”他们宣称“真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需要政府放弃他对几乎所有 经济领域直至经济实体的权利和职责。要允许市场参与者完全掌握他们的资产根据价格导向作出投资 决定。” 但是有人要问：这个掌管一切的官僚体系的权力拥有者们怎么会自己清算他们的由历史得来的统 治的特权，而让位于技术人员与暴发户操纵的不可捉摸的市场？历史没有这样的先例。实际上，这种 观点在最近另一篇文章中争论得很厉害：“改革派无论怎样想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破保守主义，他们 都做不到，”理查德·史密斯写道，“因为允许真正的市场力量的存在并盛行，官僚们存在的基础就 没有了，也无法维持本阶级的再生。” 至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把一部分中央的权力下放到低一级如省、主要的市，还有特别贸易区，但是 这仅仅促进了低一级的官僚们通过行使手中的垄断权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这还常常意味着在损害 周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条件下，保护与发展本地区经济利益。如果说改革的确打破了一些“职位特权”， 它也绝没有削弱整个权力系统。同时，那些下派的权力已经无用了的独立王国事实上已经对中央的控 制有了免疫力。 在这样一个的强有力的官僚系统的阻力下怎样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大 问题。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中没有谁认为削弱传统的官僚体制是充满希望的，更不用提废除。所有这些 现象与对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同样大的障碍——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 命的主要原因。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 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怠工在国有企业中是相当普遍的，”华，张，罗 写道。“他们依存于国家，实际上独占了他们所占的工作岗位……他们被终身雇佣不必担心失业和破 产。” 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 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 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 卫的东西。正是这些使得“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样的话语有着实际的意义。如果老板们可以随意雇 佣和开除，如果失业储备军随时等待着占据为任何理由而空缺的位置，那么工人还有什么权力留下？ 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留下？ “如果只看到缺少自由缺少职业联盟和罢工的权力，[局外人]会以为工人阶级是无助的党控制下 的牺牲品，”珍姆斯·帕特斯 写道。“更近一点的观察一下中国工厂的情况，不管怎样，就会发现中 国工人阶级是处在一个严密的关系网络下，可以保证工人们不被解雇，不被催逼过分劳动，不被任意 管制驱使，工作的安全条件远远超过大部分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会被我们这里许多失业的钢铁工人所 嫉妒。”帕斯特得出结论说改革“不仅是经济的改革，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政治标准更趋向于恢复管理 特权而打破紧密的合作关系和革命以来一直实行的规范与原则的改革。” 实事求是地看，工厂生产的滑坡不是“铁饭碗”——革命给与工人的美好的工作保障——的不可 避免的结果，而是由于给予政府官员，管理者，老板们的“金饭碗” 而造成的。当干部们利用自己的 职位特权来为自己为子女“与稀缺商品，合意的住房，出国与提升的机会等等建立联系”的时候 ， 为什么工资劳动者要卖命？在过去，那些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可以发动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 义劳动竞赛。他们可以鼓舞起社会主义的生产热情，完成“更好，更快，更多，更省”的目标。但是 获取这样的结果，他们必须对所有人用同样的标准。他们不可能先是自己富起来，然后再想着承担为 人民服务，建设国家的义务。可惜在过去这样的干部太少了，今天更是不存在了。 然而，改革者并不关心“金饭碗”产生的问题。正好相反。一面说一些社会主义道德的空话，他 们更相信以工人的权力为代价的全面管理特权。他们坚持使工人面临总体被解雇或者因破产而失业的 境地。他们相信恐惧是勤勉的首要的来源。 这样的意识不可避免的要使改革者面临一场与工人阶级摊牌的战斗。而他们面对的工人阶级已经 经历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不会轻易放弃任何来之不易的权力。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改革者还没有赢的把握。 小土地的保障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项权力农民还保留着，作为土改中获得的土地的延续。我 把它叫做瓷碗是因为从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 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农民播种，施肥，除草，收获，但是就 绝大部分地区来说，他们所获得的多少往往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他们的瓷饭碗可能很慷慨的回报他 们，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与金与铁不同，瓷饭碗更易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是靠老天爷的怜悯吃饭。 为了实行资本主义把市场变成中国最高的统治原则，必须创造原始积累的条件，也就是首先和首 要的是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还要保证他们除了双手的技能外一无所有，——一句话，把他 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 但是在1950年代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个农民都分得一份最珍贵、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土地。在合作化时期，他们把土地集中在一起，一个村一个村的，形成了集体所有并耕作的大片 土地。几十年后国家开始把集体所有变为国有。这样，改革开始后，每个农民新获得就是在有限的年 头内使用国有的一小块土地的权力。很正常，改革的推动下，公社首先按人口无论男人女人小孩分配 了口粮田，然后承包出去所有余下的土地，给那些要种田生活的家庭种植商品粮，——其中一部分以 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余下的便到市场上卖掉，无论什么价格。这样的体系下，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农业 地区落在了经济发展的范围以外。土地成了不关心宏观经济情况的农村大部人的食物来源的最后的手 段。无法充分就业又缺乏装备的农民，在好的天气状况下，还或许可以依赖微薄的产品维持生存。要 发展，不管怎样，他们中的能人、壮劳力就要建立副业，或者到乡村外寻找工作。无论哪一条路，当 挣的工资多起来，运输业繁荣，商贩们赚钱的时候，他们都倾向于忽视掉土地，耕作起来漫不经心， 甚至就撂荒；然后当低迷时期来临时，他们就会从被忽视的土地上为获取一点收获而费尽努力。 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是打破大锅饭后，种田能手就能从不太爱种田的乡邻手中得到土地的承包权而 使土地集中到很大的程度，可以使用机械化可以科学管理。但是既然多数的农民还把土地作为抗拒失 业、企业破产或者个人的疾病与衰老的社会保障，很少人愿意转让出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即使他们并 不亲自耕作。这对整个中国农业就意味着国家本已贫乏的土地——所有这些都应该最大可能的利用 ——中一个很大的部分还要长久在其生产潜力以下生产。 新近的情况——信用的忽然收紧，成千的建设项目关停，成千的乡村企业的破产，从非农工作上 剥离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这可以很好的说明，勉强接受人均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尽管对不愿一辈子守 在土地上，但对土地仍有一定的依赖性，民工可以在失业的时候回到土地上生存。但是不情愿离开土 地也意味着中国的原始积累的条件不会很容易就达到。改革无法轻易把农民的劳动力变成一般状态的 商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地市场化。人均的土地使用权力，也便是承包权，尽管理论上是可以转让 和购买，但是人们通常是不会放弃的。长远来看，粮食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掌握着承包使用权的 大多数农民，不可能而实际也没有完全发挥土地的作用；另一面那些可能开发土地潜力的种田能手， 又无法插手进来。 种田能手只能承包到人均分配后还余下的土地，只能在分散的一条一条的土地上耕作，“面条”， 这就是中国农田的特点。因此，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低，很少人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能超过做其他工 作的所得。所以为了让农民们留在村里继续耕种，一个又一个公社不得不给承包者提供免费的原料与 服务。 于是私有化就造成了农业的停滞不前的状况。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 句空话。北京的权威们指责我们今年的煤矿开采不足，然后呢，他们把这归咎于运输能力低，最后归 结为我们国家资源短缺。但是如果一个人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会发现，今年山西整个冬季 煤矿供应不足，是因为在私人矿场与国营矿场工作的临时矿工——他们支撑了全省近一半的原煤产量 ——大量的辞职回家。而所以辞职的原因是由于自由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他们的工资还不够买粮食。 因此能源的短缺本质上是由于粮食短缺。上面的种种现象——日用品市场上的过剩，尤其是劳动力密 集型的产品的过剩，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没有一样能够容易的解决，这就使得在中国走资 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极其艰难和不稳定。 即使中国可以某种程度上逐步克服这些障碍，它所能达到的，如帕特斯指出过的，仅仅是和第三 世界国家同样的满是病痛的经济状况，“短期的增长，长期的停滞；对外的依赖，导致繁荣时期的资 本流入和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出；使竞争最大化，也加剧了阶级间对抗的管理控制。” 这些后果却很少 能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自力更生才能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达到一个合理的富裕水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