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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第三部分）  
老田按：在老田为黄廉整理口述史的时候，强烈感受到在文革十年中间，黄廉所走过的路程，他从前
的对立面周家喻才是他人生里程的主要见证人，反过来也一样，周家喻的主要见证人也是黄廉，比自
己的亲父子亲兄弟见证的更多，这是由客观的政治阵线或者阶级利益最后决定的，不以他们自身的意
愿为转移。但是在文革的最重要时刻，他们所代表的两股群众力量，却不能按照现实的政治阵线来形
成合力，往往相互抵消，最终被渔翁一网成擒，当权派在人数上很少，他们的强大和力量优势，除了
组织严密并在实际上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之外，本身也是造反派内部分化和力量相互抵消带来的。至少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造反派内部并没有真正的阶级和路线觉悟，在文革期间的对立和分歧，往往受到
一些很小的事情干扰，方向和政治努力过程常常无法正确把握，不过如果没有文革，恐怕连政治意识
都不会产生，更不用奢谈什么政治认识了，可能黄廉是以一个政工干部终老，周家喻会变成一个好的
工程师，整个国家和民族会处在集体政治无意识状态。文革看来没有解决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要觉
察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文革还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想一想重庆文革武斗的牺牲，不能不感叹人类社
会认识进步的成本太高了。我在整理这个文章的时候，感到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只是在付出巨大的牺
牲和经历了长久的磨难之后，才缓慢地成长起来，并跟随着当事人的觉悟而逐步明晰起来的。

十九、 出席四届人大

1970夏天，我在市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因为回家不方便，就安排我住在工交政治部的楼脚下
。有一天半夜，鲁大东来敲我的门，要我准备一份简历，明天交上来要报到北京去。第二天周家喻跟
我见面，问鲁大东跟我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他说周总理来了电话，准备叫出席四届人大，我说
代表是选嘛，那个定呢。周家喻说他早就知道了，是梁兴初司令员告诉他的。

隔了两个月的样子，鲁大东对我说，你明天回木材公司去参加小组会，你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大家可
能要提些意见，这是通过你的人大代表资格问题，一定要记住不要反驳。回去后，两派的群众都没有
什么意见，喊我自己讲一下。何云峰是军代表还讲原则，让我们看了市革委会的简报，我这才知道已
经把48个人大代表人选，全部发到基层去讨论了很长时间。车队的刘司机告诉我，鲁大东说把这个老
别克车子调给我，我说不要专车，司机说在四届人大会后你可能要去市人委，我这才知道政权机构要
分家，要规范化了。我名义上是革委会副主任，正规的信息渠道完全没有，还要靠小车司机传播一些
这样的重要消息给我。四届人大长期不开，我就知道中央上层的情况不是很稳定。

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这一年大量解放干部。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突然通知我到重庆宾馆集中，
全市48个人大代表一道去北京。岳林说你们年轻，路上没有服务员，安排我和周家喻照顾一下老同志
，他安排周家喻照顾裴昌会，我要求换过来，岳林同意了，说我给你们介绍：裴老，他们说你是黄廉
的高参，这是黄廉同志。裴昌会说要真能当也是个荣幸，很遗憾是假的，要喊我打嘉陵江大桥，我还
真不知道咋个打法。当权派1967年就放出谣言，说裴昌会给我指挥武斗，发武器，策略武斗方略，打
下嘉陵江大桥之后还和我一起下棋。我说原来以为是你讲的，他说你就这样想我，他后来告诉我，他
们把我脚杆都打断了，说得老泪纵横。我说这一路我陪着你行不，他说今生有缘相遇，难得。当时他
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还是腰板笔直，他说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够熬几年，上下台阶连手都不让我
碰一下。

人大开会之前，四川代表团开了支部会议，李大章主持会议，说共产党员要保证开好会，要听毛主席
的话，不准串联，审查各种文件的时候，要做好工作，以团结为重，共产党员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情
。我不是党员，李大章单独找我说，一定要遵守纪律，小组讨论的时候，讲话要有理有节，要发扬民
主作风，你是代表四川人民来的。四川代表团报到之后，有个老人家突然宣布解脱，还参加人大，高
兴得死了，政治生命对他竟然是如此重要。

我去湖北代表团找朱鸿霞，通过他去找夏菊花，回来之后李大章追问我去找朱鸿霞的事情，说不要搞
派性，我说是通过他去找武汉百万雄师的人，夏菊花不是我的同派。我还戏谑的告诉他，我看见程子
华去天津代表团找谢某人了。

会议开始之后，就发下文件和宪法草案来讨论。周家喻问我对宪法有什么看法，我说这是建国以来最
好的一部宪法，草案只有四页纸，又简单又明了。李大章问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一条，我说是四大写进
了宪法，李大章反问难道毛泽东思想写进去了就不重要吗？我说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已经好几次了，从
王明开始，党内历来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出了很多反动路线，关键是没有群众监督，如果群众可以
去市委贴大字报，那就不一样了。问其次感兴趣的地方，我说文革写进去了也很好，如果有人敢搞修
正主义，我们子孙可以利用这个武器，世世代代都敢造反。第二天就要我到大组去讲。

在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有人说王洪文要当委员长，造反派就有人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个公
子哥儿，李大章问为什么是这个评价，我说他在党内搞了几年没有干什么事情，李大章说王洪文只能
学不能比。在正式的大会上，我坐在姓黄的代表那一坨，看票上有李井泉的名字，我拿起笔打了个叉
叉，有个将军叫黄成连看见了就问：你是四川的？回来之后就找我谈话，周宏元说你只打算当这一届
代表。

我和周家喻在一起评论，看台上第一排坐的都还可以，后面的全是老人，康生坐在那里口水往下掉，
邓颖超路都走不动是拿车子推上去的。我说中国不解决接班人问题怎么得了？中华民族确实需要大改
革。

开完会之后，朱德和江青一路来看我们，我就坐在第一排首长座的对面。朱德进来之后，看着就像是
个棉捆子，外面是一层皮的，里面是呢子的，再裹上毯子，就在我面前一层层地脱下来。朱总司令这
个时候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两眼都不灵活了，我们欢迎总司令讲话，他首先问是四川的代表吗，然后
就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等等，最后说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要节约，不要说钱没有用了，拿来都
吃光不好，要节约存在银行里。说完之后，服务人员又把他原样包起，两个人扶着出去上车。都老态
龙钟成这个样子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出来对他是一种折磨。

江青过来之后，我就问主席身体好吗？她说还好还好。她说主席很关心四川，当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
方，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发动群众去逐步解决，文革要进行到底，革命事业要培养接班人，大概讲
了二十来分钟。

会议结束那天，我吃饭的时候刚巧跟江华一桌。他穿着十分朴素，气色也不好，他说自己关了好多年
牛棚。我问他到底是不是走资派，他说我自己不想走资，还是想跟毛主席走。我说那冤枉你了，他回
答说毛主席说了要理解嘛。我又问他参加过长征没有，他说当个省委书记恐怕还是要长征才行。一会
儿孙健来了，我说听说你是个造反派，他说在我是天津的，我提到万晓塘，他说在江院长跟前谈资反
路线，他会有意见。

我去与朱鸿霞告别，他告诉我昨晚李先念跟他谈了，说了些又是批判又是表扬的话，要他回去之后还
是继续回下放的大梧县宣化店公社蹲点。朱说很难工作，省革委会只是有事情才把我们喊去。他说自
己也愿意继续去跟农民在一起，把蹲点的工作搞好。

我们一回四川，周宏元来接我们，李大章见了我说：你们几个又想去人大会上放卫星是不是？走的时
候又去找了谢文欣是不是？一掊屎不臭，挑起来臭，你们回去之后把大批判工作做好。

二十、 从批派运动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回去没有两个月，批派就开始了，省里面首先发动，发了很多文件。赵紫阳到重庆以后，先不到市革
委会跟我们见面，给渝中区干部作报告，讲成都826和兵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资产阶级派性说没有，
怎么没有？批派性是全国都在批，四川的“四大名旦”又在表演了嘛，批派的目标就是“四大名旦”
；资产阶级派性在这里就有两个政客，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造反派就像水面上的鸭子，上面看着没动
，底下动得凶。赵紫阳在会上没有讲他钦封的“四大名旦”是谁，下来之后才说是“邓（兴国）黄（
廉）周（家喻）杨（志诚）”，杨志诚听说赵紫阳要把他作为主要批派目标，在家坐着哭。

在鲁大东的授意之下，木材公司的党委书记李永江跑到市革委会，说群众要求我回去参加批派学习，
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我回到木材站，看到一张大字报《派性在木材公司的二十
种表现》。开会坐了六十几个人，发言都没有点我的名字，最后我说要讲话，他们也欢迎。我说：李
永江请我回来，是为了让你们发难，你们又不点名。我说毛主席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
们家里就有派性。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讨市委走资派的高兴，你们是怎么对待群众的？文革是触及
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年文革教育了群众，他们都有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运
动初期你们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是你们先整我，还是我整你们的？我讲这个人事制度、档案制
度不合理需要改变，只要你的档案里面被人塞进去一个小纸条，你一辈子就翻不了身，这些事情不是
没有，有人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去，说我与古巴的格瓦拉有勾结，你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只是发生
在我的身上吗？你们自己的档案里面又如何？你们能够应付这样的构陷吗？档案制度、人事评价制度
不改行吗？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你们是我的同志，这几年我浮在社会上，与你们的接触
和关心少了，这是我的不好。派性，毛主席讲过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有什么稀奇。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到底是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三项指示为纲，这中间的差别需要好
好掂量。

回去在一号楼吃饭的时候，鲁大东对我说，别人喊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对群众还是要正确对待，我说
群众没有说啥子。鲁大东说还是心中要有毛主席，中央一句话要你垮你就垮了。我回答说，不要说中
央，你在重庆都不知道整死了好多人。

此后就与批派的干部形成了公开对峙，我们要求反右。我和周家喻去成都找赵紫阳，他写好了稿子到
会议室来跟我们见面，说跟欢迎你们两位过来，我也想找你们二位谈谈，事情太多耽误了，你们来了
我们就好好摆一摆。我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你调到四川来过作，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跟你谈话的，周
家喻插话是邓小平调你来的吧，赵紫阳回答说人家主持工作嘛，那还用说吗。我追问他在渝中区做报
告说四大名旦的事情，他说那只是形容而已，你们在文件上面签名都是四个人嘛。我又追问他你说造
反派是水面上的鸭子，多数人被整得半死不活，倒是没有见到你说一句话。他说派性还是要批的，依
据就是有人不搞团结，不搞生产。我问他到底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新中国历次运动额积极分子
都受到正确对待，唯有文革的造反派有无穷无尽的灾难，从二月逆流到批清，现在又来个批派，文革
初期资反路线时期重庆工纠有一句话“站不完的队，流不尽的泪，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你
们是不是在代表工纠，执行这个秋后算帐步骤。你在重庆做报告，又是整群众，总是要在群众中间去
纠坏人，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赵紫阳说，恐怕二月逆流不复存在了，反到底受压也不复存在了，你要相信我。然后就拿出写好的字
条开始念：各地批派不能挑起新的派性，不能乱扣帽子；各个单位批错了的，要立即停止，并赔礼道
歉；造反派进入革委会是副主任以上的都要安排日常工作；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批派资产阶级派性的
文件。然后就说去吃饭。

我们当时得到谢静宜的一封信，毛主席对刘冰告状信的批示，我们就到处传达，到各个大厂去发动反
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文革不是叫我到市委去做官，成千上万的造反派牺牲了，是为了保卫革命路线，
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次又一次支持我们，监狱进去了再出来，时至今日走资派仍然在极力反扑，主席和
总理还在他们就敢这么顶，还没有到秋后，帐就已经算了好几遍了。他们敢一手遮天，我们就敢捅破
天，市委还是文革初期一样封锁中央的声音，愚弄群众，我们就相信群众，好在我们还有点影响。

1976年3月21日，我们与鲁大东说好了，他也同意我们去建设厂传达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第二天我
们去调车，车队的人说鲁大东打了招呼不去了，我们骂了他们一顿，说我们是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
，他们恰恰选择了当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狗腿子。队长没有办法又回去请示鲁大东、丁长河他们，丁长
河说让他们去，这样才能出车。去了之后，鲁大东又给建设厂干部部署捣乱，会场上起哄被我们压下
去了，出来之后，他们派人把汽车轮胎给划破了，有工人以我的名义给市委办公室挂电话，说黄副主
任要车，结果又开来一台华沙车接我们回去。五月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
的文章，题目是《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要战斗》的长文，周家喻改了一些，发表在《重庆日报》上
，占了两个版面。报社的人说还是你们敢说话，清样排好了鲁大东说不撤文章就撤人，我带着总编去
找鲁大东，说今天不发表文章我就去把机器砸了，明天你就不要想出报。过了一个月，我又写了一篇
《评杜鹃山――向柯湘学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市委就跳起来了，要换人。我揣了稿子去找赵
紫阳，问他这个文章怎么样，问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怎么样，他批给《四川日报》发了。文章发了之
后，我们下去更加不顾一切，要下厂矿去宣传。

二十一、 落实三结合与组织路线上的最后斗争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纳新，受到走资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对造反
派要高抬贵手。文革期间在干部和党建政策上，说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当权派的全面抵制。不仅
新人无法提拔，就是在成立革委会进入班子的群众，没有起到监督作用，不仅是当作花瓶和摆设那么
简单，而且长期受到排斥和打击。底下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对我们上面的施加压力，说我们投降
叛变了，中央打了招呼，为什么不监督落实？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仍然是置之不理
，这不是个别现象和出于慎重考虑，而是长期而且系统地抵制毛主席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系统地抵制
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当权派都是长期排斥文革的积极分子和新生力量。文革过后
，他们却把他们掌权时期的种种消极现象，转嫁给长期受他们打击和排斥的造反派群众，说都是四人
帮帮派体系破坏和主导的结果。

因为意见积累多了，1976年6月2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里面扩大到部局长一级，省里面开会也是
要求他们“转弯子”，不能把群众代表作为挡箭牌，有问题的时候就用他们来应付群众。市委就把责
任推到部局长们身上。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下面的人都说愿意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下说鲁大东不
转弯子，岳林也认为市委和市革委会应该遵从中央的文件，转好弯子。到会我200多人都要求市委出一
个文件。

在会议高潮的十来天时间里，鲁大东时不时出席。我把电话接到会议现场，当着会议代表的面，给赵
紫阳挂电话，说鲁大东顶住中央精神，油盐不进，请他亲自到重庆来解决问题。赵紫阳说他不能离开
成都，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汪有根和蔡学斌亲自到重庆来传达到，赵紫阳还说是不是请你和周家
喻到省里来一下好不好，可以派飞机把你们接到成都来。我说部局长要求要么是省委来帮助解决问题
，要么是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与周家喻商量，很多革委会委员也同意，说把这个会移到成都去开。这
样就请交通方面的职能部门解决交通问题，派车去成都，因为老同志比较多，每车配一个医生一个护
士。

鲁大东找到我，他提出你们这么搞省委会怎么想，我说是你鲁大东无能，你认为你一个人比200多个部
局长高明，压着中央精神不让落实。他说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不能组织部局长去省里，这是很错误的
，你要考虑后果。我说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捍卫文化大革命的
成果？鲁大东说，你无非是为你的入党问题，工作安排问题吗。我说你鲁大东惯于颠倒黑白，我从来
没有向你提出过解决个人问题，是200多个部局长到底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从1968年成立革委会以
来，你从来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都是玩弄权术，你本身很无知，群众对你看得很清楚，开会是为了
转弯子，你不执行这样的政策，群众对你的印象会好吗？

鲁大东说，我还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吗？笑话，我参加过七大，见毛主席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见的中
央领导比你多得多。鲁大东激动起来了，说，是我把汪有根推荐到省委的，是我把熊代富安排当市团
委书记的，这些是不是造反派？我站起来顶，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市委的方向问题，我没有老资格跟
你比，但是比你老的多得多，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你我都要做的，你说的那几个人，你心里最清
楚，成千上万的群众代表不能发挥作用，这个情况也是你比我更清楚，我们谈的是多数人的问题，你
在组织路线上还是在执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那一套，是一种权术。我很不客气地跟你讲，你确实是
个党棍、党阀，你依仗党的威信去作为个人工具，这是从文革到现在你的行为表现来讲的，历次运动
承受打击的都是群众，每一次运动都转移斗争目标，文革初期的错误我们不讲，从清队、清查五一六
到批派运动，你鲁大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为什么每一次运动都搞错了，这是偶然的吗？

鲁大东最后说，你是铁了心要把他们弄去省委了？我说这200多人都是派性作怪吗？我说愿意去的才上
车，到省委身边去解决问题，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去，也欢迎你鲁大东同志一起去。他说我有事情。

那个时候已经是7月下旬，天已经热了。第二天早晨，参加会议的260多人，有230多人上了车，往成
都开。我看到市委领导干部里面的钱敏、丁长河和徐庆如都在车上。车子开到成都锦江宾馆之后，宾
馆说没有准备饭，还说省委没有喊我们准备房间，赵紫阳耍了两面派。我找到总服务台，周家喻说他
是常委，要他们拿钥匙来开门，结果只开东楼的两层楼，房间差些。我和周家喻去找赵紫阳，他避不
见面，我说赵书记不是要拿飞机接我们吗？我们来了怎么不见了，赵的秘书说，你们都来了，重庆还
工作不工作？

根据鲁大东故旧的回忆，他头天下午带了两个办公厅的处长，连夜就赶到成都了，第二天清晨在金牛
坝招待所面见了省委主要领导，与赵紫阳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赵紫阳和鲁大东就分别找各个部局长
做工作，几个人一组，分别做工作。我下来说，鲁大东在省委，要跟你们个别谈话。做完一批就走一
批，那些人在那里等了三天。每天重庆都有很多小车来接，我问物资局长赵，他说打招呼是有，有个
解决方法问题。周家喻说人家权力比我们大嘛，赵紫阳出面进行各个击破。我说省委这样做很不严肃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后来他们派蔡学斌、汪有根来找我，我把汪有根臭骂了一顿。蔡学斌说你的精
神是好的，也是对的，中央讲了底下不执行怎么行呢？但是要讲究工作方法。

我住在西楼跟服务员摆龙门阵，小顾告诉我周家喻回去了。赵紫阳善于做分化瓦解工作，一天我从外
面回来，总台告诉我赵紫阳来找。晚上赵紫阳一个人来找我，告诉我他们都回去了，我说你的分化工
作做得好嘛，我还没有底，所以在这里等你来，你是个两面派。赵紫阳说省委有省委的考虑，我们有
自己的威信，黄廉你先回去，好好与鲁大东交换意见，赵紫阳还说你的工作安排不是省委的问题，中
央领导还是很关心的。我说鲁大东玩弄权术已经七八年了，我不当这个副主任行不行？回去之后周家
喻就很听话了，人都不好找了，各个部局长回来之后，就再也不谈转弯子的问题了。

过了不久，省委就下了文件，说要黄廉分管计委工作，周家喻分管宣传。省里面的七个群众副主任也
都分配了日常工作，邓兴国管工交，王恒林管计委，彭家治管建委，江海云管宣传。重庆市李木森不
好塞，就放到民兵指挥部里头当副政委。我心里暗暗好笑，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落实何等艰难。下面
的群众长期挨整，一个荣誉职位和空头官衔也有安慰作用，孙悟空当弼马温开初也是很高兴的，基层
没有地方就塞进生产、财务里头，没有官衔就看个车间，安排当一个车间班组长。

我从来不去计委上班，也不看文件，计委主任林西是个老太太，要我去看文件披阅文件，我说你这是
戏弄我，每件事情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我干什么，文件看了头都是大的，我说你们干部要换，找
我商量吗？那个时候钟表厂要上一台进口设备，向省里申请外汇，省里就是不批，结果要我去办这个
事。林老太太夹着个皮包找到我家里，说你看这个报告省里平衡不下来，市委讨论想请跑一趟省里，
我说你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叫鲁大东去，我说我不再受你们的戏弄，我愿意回原单位去当
秘书。林西说上次省里把我们劝回来，但是全省的问题都借此解决了，你不要怪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

第二天钱敏找我，还是要我去省里走一趟。我心里想着出去耍几天也好，就拿了东西准备去。跟我调
车的时候，说把最近弄来的旧奔驰500给黄副主任跑长途，这些个方面走资派们倒是很注意拉拢工作。
到了省里面之后，我才知道重庆和省里面的矛盾之深，反正在下川东的财政收入方面争执很大。我找
了王恒林，他说老干部不同意，说重庆市的用汇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了，事隔几年之后，直到我进了监
狱，才给外汇指标。安排工作的时候，就故意把一些你不懂、或者是根本办不成的事情交给你去办，
毛主席说关心和培养新生力量，他们就是一向这么干的，你办不成事情他们在一边高兴。

1976年二三月中央打招呼会议过后，省里面派蔡学斌和汪有根到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来，他们跟我讲，
说你是工厂里面起来的造反派，中央很关心你，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你的入党问题。在
中央会议上江青同志、春桥同志都很关心你。又问是不是你曾经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同志，她看了之后
觉得诗很好，把这首诗谱成歌曲发到全国去唱，她说你的革命意志很坚定。 
你的入党问题周总理也很关心，重要的是你和鲁大东的关系不好，鲁大东抓工业是个内行。蔡学斌还
说你的工作确实不是由省里来安排，我们这次下来做工作，希望得到你的配合。文革已经结束了，你
所做的事情，省里都知道，中央还是看得起你的。

他们问我对鲁大东的看法，我说鲁大东就是标准的走资派，历史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一号专案到如今
不给老百姓说清楚。汪有根说，老黄，我还有一些看法，今天这个事情，你要为周总理、江青同志争
个气，主要的障碍就是你和领导的关系。我说既然你是下来做工作，就不要打官腔，哪个到单位里去
做工作，是去发动抵制，群众对我有很多意见吗，还是当权派对我有意见？入党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
，要是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是我本人的问题，这个党我就不入了。他们说不要
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不要骄傲自满，还是要按照组织程序来，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还是
要在本单位做工作，要在本单位支部讨论通过。

岳林告诉我说，据我所知，你的问题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江青出来说了两三次，李大章也跟我讲
过，中央的态度冲不破阻力，除了别人的问题之外，工作上处理成这样，你也有霸道作风，你入党有
些人认为有威胁，另外你长期脱离本单位，党支部看不到你的人，中央和省里面领导都做了工作，中
央甚至催问这个事情，你还是经常回一下单位去。我回单位之后，支部书记是个女的，叫杨柏珍，我
们还谈得拢。她说汪有根和蔡学斌来过，组织部甚至催问这个事情，听说江青在中央会议上说她亲自
要来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叫唐克璧跟她一起当介绍人，唐克璧说她不认识我，没有接受，在粉碎四
人帮之后据说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她曾经抵制了四人帮，唐克璧才没有被扒下来。

因为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他们说我们以为你是个领导，你自己看这里哪个有资格介绍。支部开会讲
党课的时候叫我也参加，原来的同事看见我回去，觉得很亲切，就算以前派性最强的人，曾经说我是
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也没啥了。党课讲完了，大家都鼓掌要我讲话，我讲在革委会的工作。有一个储运
员刘守海愿意当我的介绍人，从前是815派的，他们又起哄要我自己选一个入党介绍人，我就说要选一
个老党员而且又是从前反对我最激烈的人做介绍人。我就挑选石秀婷同志，她以前反对我最凶的，说
我投靠江青江妖婆。我说她是我的对立面，如果介绍错了，说明对我反对不彻底，如果介绍对了，说
明派性已经得到了克服，结果她面红耳赤地同意当我的介绍人。我回去之后，才知道蔡学斌和汪有根
真去基层做工作了，以前只是隐约听说这个事情，内心也很苦恼江青和周总理，事情要用到这个办法
。他们又提出我回去原单位一段时间，不久公司总支委员会就全体通过了我的入党问题，要我填了表
，第二个月就要我开始缴党费。我回来市革委会告知鲁大东，说我的组织关系解决了，问他是留在原
单位还是转到市革委会来，他脸色铁青，说叫单位出个简报来。后来才知道鲁大东是极力抵制的，是
省委越过他直接去基层打招呼的。

根据鲁大东死后他的故旧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是1976年2月份鲁大东在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期间，江
青和张春桥当面质问鲁大东“黄廉为什么不能入党？你们不介绍，我来当介绍人。”会后，四川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曾经专门召集重庆市鲁大东、丁长河、徐庆如三位书记到成都开会，会议的唯一议题是
劝说重庆市委，同意江青点名的那个帮派头子入党。回忆文章说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大东同志这
次就是不顺从，还对其他两位书记打招呼，对此人的入党问题，市委不能同意，不能表态。

一次我和周家喻两个从成都回重庆，在路上谈论到底什么是走资派，在经过一条河的时候，我们停下
车去看一个渔翁凭借鱼鹰捉鱼，渔人在鱼鹰的颈子上加了一个套环，鱼鹰捉了鱼之后却无法下咽，渔
人就把鱼鹰无法下咽的鱼挤出来，丢进了他的鱼篓子。我说走资派就是那个鱼篓子永远也装不满的渔
翁，也因此他要想办法让鱼鹰处在永远吃不饱的程度上，这样子鱼鹰才会总是积极地去为他捕鱼。

二十二、 毛主席逝世之后

毛主席逝世之后，市委要我们抓纪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
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作入党宣誓，回来向鲁大东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
冰霜，问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哭得昏过去了，有干部在旁边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
厉害。中央9月18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赵
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
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26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
。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得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
老两面派的表演。

十月八号就有人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大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
，谣言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
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抱着手。结果下面就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
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
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
，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不
识时务者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准备一点什么。到市
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我事先晓不晓得，我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
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晚上部队鸣枪，敲锣打鼓，第一批出来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
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
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
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
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
一片心事浩茫。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
回答说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13军的官员
建议我去尼泊尔，他可以告诉边防军放我过去，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
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
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
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题发言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与四人帮的
关系，我说是不是要回到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当走资派，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传说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木材站来的
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部队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
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
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
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
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要表态的，今天跟你谈话，是代表党和华主席跟你谈的。

二十三、 从隔离到判刑

14号那天市委来了个车，老婆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
、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
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
，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需不需要说清楚，你们的级别比我高，跟上层接触我我多。

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又把我送回木材
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
已经用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
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革委会主任柳传承说，是市委清查组派我来的，我和
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三位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材料，我们早上8：30开始，下午是接
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30休息，解手要有人陪同你去。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
经管不了你。我偷空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他也被弄起来了。这一个电话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
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过来谈话，本单位也有人走到楼梯口来看。

12月份就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解放军了，还有两个民兵，吃的东西拿进
来需要经过检查。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
正经话。

1978年开始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望江厂、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
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
，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
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以后每到一
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
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有几次批斗
的时候，有人跑上来抓扯，结果底下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
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了，但是心里还没有服
气，以后他们就不让人随便上台来了。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
说，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这个时候周家喻告诉我他在二楼，我在
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
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那个会很大，全川广播了。省里面来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
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又在看守所里关了一两年，那个时候尽管十分困难，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
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都有党章
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之后又不承认的，
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我不签字，你给我退回去。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1982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
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
身体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
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
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
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
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所有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和标识，
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楼上看
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最后我说，你连我的
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
序，我说要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可以。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牌子，是刽子
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法官接着就宣布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革委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
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
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
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上午搞了几个小时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
，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
么这个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坏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
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消沉下去了。

他们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杀？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
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去之后，说我
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去了，最后只好又端来了
。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
和法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
，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
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
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
，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
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
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中央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
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你们说几个小丑就
搞乱了七八亿人口的国家，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身上，你们根本没有分清是谁制造派性挑起武斗的，
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喊了毛泽东思
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武警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
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不让我讲话了。

又关了两个月，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人来与我吵架。然后就转移到大足省第三监狱关押，
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
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
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住在我隔壁。我想要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
，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
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要求他在生
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枉法判决已经是无形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要他们别把我的
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两年之后，一家香港的杂志发表了我在狱中的情况，上面来审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还是88年的
时候，监狱政委喊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减刑你不想要，我们自己帮助你和刘张报了保外就医，报到中
央领导乔石同志那里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让他呆在那里吧。我们准备请你去一队给犯人讲一些哲
学，帮助做点教育工作。

1994年11月13日晚上，我就喊教导员，说我的受刑期满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说今天已经通知了
，有个司法厅的曾副厅长要见你。我把书籍捆好，找出来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中山服穿上，狱政科
写了个释放证和户口转移证，还发了100多块钱的路费补助。王政委说对你的人格素质，在我心目中间
不同于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记者来录像，也不要来车队，不要放鞭炮，给我们监狱留一个面
子，免得附近老百姓看见了，又说大足监狱关错了一个好人，现在才放出来。我说王政委，我在这里
，你们管理上也还合理，也没有弄死我的阴谋，明天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前知道。

王政委说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这点权力还是有的，我晚上一出去就看见了来接我的人和摄影机，有
二轻的和木材站的人，大概有十来个单位，他们就住在荷花池宾馆，我住到13军炮团的招待所去，在
被隔绝18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招待所里面已经有了大电视机和席梦思床。第二天早
上几个人非要拉着我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照相摄影，这样十几台车就出发了回到重庆。派出所不给上
户口，经过了几次斗争才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在花甲残年去适应这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自
谋生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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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吕加平“反映信”案来龙去脉实录》的作者说明

今年2月4日凌晨,我因写了揭江“反映信”而被拘禁，在审讯我时北京市公安局和海淀分局的国保领导
要我把有关“反映信”的事实情况写出来交代清楚。我说在江泽民没有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没
有接任之前我不能写，所以予以拒绝。3月25日我被送回户籍所在地湖南邵阳继续监控。半年之后，即
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而由党总书记胡锦涛接掌的决议，虽
然此时我在邵阳仍在有多人看守的监控之中，但我觉得已经可以把“反映信”案的事实真相如实写出
来了。于是我就动笔书写，10月19日写完，题为《吕加平“反映信”案来龙去脉实录》全文34000字
。
此文已于11月16日发送给了北京和海淀的公安国保，我想此事与北京国保及少数几个当事人有关，所
以只发给了他们，未给他人，也未上网。但邵阳公安却知道了此事，在11月22日找我也要看此文，我
说这要打电话请示北京国保是否允许让别人知道，邵阳国保不同意我打电话，并说既然是事实真相，
大家都可以看。我说那就是说此文也可以给别人看了，邵国保表示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到我家拿
走了此文及相关的揭江文章。现已时过半个月和一个星期，不论北京还是邵阳都无人通知我此文禁止
他人阅看，也没有告诉我不许邮寄和上网发邮件，使我认为此文可以公开让人尽阅，以了解“反映信
案”的事实真相，故予以公布。
当然，这很可能又是为我专设的一个陷阱，即一旦我将此文上网公布，就再次掐断我的一切对外联系
，并对我和我的全家实行更加严厉的监控封锁和惩罚。然而既便如此，为了维护宪法赋于的自己应有
的那一点点说明真相的申辩权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言论权，我和全家也就认了。所以国内外读者如
果今后不能再看到我的文章和听不到我的声音，也不要见怪。需要知道，在现在江中腐水泛滥欲流横
溢的中国，尽管胡锦涛已是中央军委主席并集党政军三大最高职位于一身，但一个人要说出事实真相
，要想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和要支持党的总书记胡锦涛，还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是有罪的，我就是
这种政治犯和阶下囚的典型范例。这也就不会奇怪在十六大上胡锦涛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后，邵阳市公
安局国保奉北京上级指示质问我为什么要支持胡锦涛？也不会奇怪在我因“反映信”被抓而在3月1日
的审讯中，北京市公安局国保的一位处长对我大发雷霆地怒吼道：“吕加平，你想要按照你的（要江
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由胡锦涛接掌军权的）建议办，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鸡蛋碰石头！”更不会奇怪北京、海淀国保中的一些人在我坚持认为应该党指挥枪时，一再向我强
调“我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我问你们这是不是想用枪杆子推翻胡锦涛政权而再出一个新政权
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对胡不屑一顾而等着瞧的神情。而一些网警网特的职责之一，就是死死保
江和专门查寻、封锁和打压真正挺胡的言论和人。而因为我是中国国内反江挺胡的天字第一号“御犯
”，所以他们对我盯查得最严最紧，对我的信也扣得最凶。而且因为有枪杆子作后盾，他们的护江反
胡行动做起来真是有点毫无顾忌，有恃无恐。呜呼，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在他们眼
里真是如此的视如草芥、不值一文，拥党拥胡成为滔天大罪，真是可悲可叹。然而，既然党和胡总书
记都怕他们三分，我这个老朽小百姓又怎能奈何呢。
　　　　　　　　　　　　　　　　吕加平　11.29
　　　　　　　　　　　　　　　　　　　　　（1350字）
 
吕加平“反映信”案来龙去脉实录
吕加平
（2004年10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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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东风路175号省祁剧院   邮编：422001   
电话：0739—5222053 email:jiapin_2@sina.com　junyimusic@sina.com
援助资金账号：邵阳市工行；户名：吕加平；账号：190602200120407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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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惊闻江宋丑事
二、 张辉的建议
三、“反映信”的三种不同版本
四、优惠的相助 多次的提醒
五、“反映信”未能及时送交国保的原因
六、张辉提问的弦外之音
七、外出送文第一天  国保催促快回去
八、陈宽的坦言
九、给国保的说明信
十、陈宽的惊人之语　有人是卧底特工
十一、我们已被盯梢跟踪
十二、风云突变 乌云袭来
十三、可能把我们误认为法轮功了
十四、“反映信”招来险情  副部长临危相救
十五、是谁告的密？
十六、如果此事没有告诉我们
十七、突然猛醒  当机立断
十八、甩掉尾巴  叮嘱上网
十九、表弟说我闯下大祸 罪及九族
二十、毛的机要秘书健谈毛避敌追踪料敌如神
二十一、动心的劝告 上网就安全
二十二、电话刚刚一打 当夜立刻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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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惊闻江宋丑事
今年春节过后，一位海军离休老同志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他听说此书写得很好
，揭露、分析和抨击农村、农民问题很是深刻透彻，已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和轰动，但据说此书
刚刚出版发行就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了，他没能买到，这使他更想看看这本书了。
这位我喊他叔叔的海军老同志是一位享受军级待遇的副军级干部，江苏无锡人，抗日战争时我父亲是
新四军海防旅政委，他是我父的警卫员（当时归属粟裕一师和谭震林六师双重领导的该海防旅，是中
共第一支海军正规部队，是解放后组建的东海舰队和其他舰队的前身）。解放战争时海防旅扩充为海
防纵队，我父仍为政委，他则是警卫连指导员。我父因在淮海战役中腿部重伤残废，解放后转业地方
，负责创建了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并成为中医界的领导人，他则仍留在海军工作，文革后又一直在北
京，经常探望我父，所以他与我家有着良好的关系。而此时我手头正好有《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于
是便准备过几天亲自给他送去，并送给他一本我写的《破解文革战略之谜――从战争角度看毛泽东发
动的文革》的书稿，请他提提意见。
(此文革书稿写于1997年，后经修改补充，有138400字。我曾给我父亲的好友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
央军委副主席李德生将军看过，他认为角度新颖、观点独特，要我与军科领导和战略理论家们深入研
究。去年胡锦涛也派秘书到我父处通过我三弟向我索要此书稿，胡的秘书后来告诉说，胡在看过后说
，从战争角度看文化大革命，这个角度和观点非常独特新颖，很有战略眼光，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大约在元宵节后的某天下午，我拿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和我的文革书稿，同一位名叫张辉的朋友
一起到了住在海军干休所的这位我父亲的老部下家里，他和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把书给了他。
在随后的闲谈中他说起了江泽民与宋祖英的一些腐败艳事，如江因喜欢和迷恋宋，经常到海军司令部
剧场观看宋的演出并与宋私下递条子之事，如江经常更换车牌以遮耳目晚上到海司招待所与宋频频幽
会的风流私情，如江为宋能在国际上扬名而通过海军某单位动用巨额海军军费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和奥地利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为宋举行个人演唱会等，我和张辉听后都大感震惊。
我问这位叔叔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绝对是真事，因为这是海司政治部的一位宣传部领导并负责
招待所工作的现职干部亲眼所见并亲口告诉他的，而这位海军现职高级军官曾是他的部下，两人关系
很好。而且当他听说了江宋的丑事后曾劝告他的这位部下，要他不要插手此事去讨好江宋，免得跟着
丢人显眼，坏了自己的名声。他的这位部下说，海司海招上上下下的许多同志都知道江宋的这些丑事
，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大家都嗤之以鼻，非常厌恶和反感，只是怕招惹麻烦都只当没看见罢了，他
才不会去沾惹这种脏事呢。我的这位叔叔又说，此事影响极为恶劣，为了对党和军队负责，经他这位
部下同意，他把这些事情向海司领导和党组如实作了汇报，并希望领导向中央反映，要上面对江宋加
以批评和制止。我问他汇报后海司领导怎么答复，他说海司领导听了以后也大感吃惊，但并不敢张声
，反而监控了他的电话和行动自由，怕他和许多知道此事的其他海军老干部说出去，所以对整个海军
老干所防得很严。他忿忿不满地说，现在这栋军级离休干部楼里的人都不敢说话和相互来往。
张辉是河北沧州人，我以为他可能听不太懂这位海军老干部带有浓重无锡口音的普通话，但张辉说他
听清了，全懂了，他感到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此时，天已傍晚，叔叔阿姨一定要请我们吃饭，于是我和张辉就跟着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饭店吃一餐烤
鸭，临别时他关照我说，如果有可能，希望我也能向中央反映反映。
和我同去这位叔叔处的张辉近40岁，又名张朝阳，他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在沧州市黄骅县的海边农村
，父亲是个退休工人，母亲是个农村妇女。他曾是沧州市钢铁厂工会主席，后来辞职来京，自费到北
大进修，租住在北大西门附近，以后因所租房屋要拆迁，就搬到离北大西门稍远一些的吴家花园旁边
。这个吴家花园就是明末降清大将吴三桂和其爱妾陈园园的住宅，后来是毛泽东软禁中共元帅彭德怀
大将军的地方，现在是国安部的一个机关。
张辉自2001年因看我的文章慕名而来与我相识以后，这几年除在搞搞股票和大学毕业生求职咨询外，
一直在向我求教二战史、战略学和国际关系学。他说他的外祖父是黄骅县一个小干部，在抗日时也参
加了共产党打鬼子，差点牺牲，因此他特别敬重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老干部，经常要求我也带他同去拜
访一些我要见的老同志，听听他们的革命传统教育。这次也就随我到了我父亲的老部下、我的这位新
四军叔叔那里，结果和我一起听到了这些有关江宋的爆炸性丑闻。
二、张辉的建议
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张辉一直在议论这件事，都认为我的这位叔叔所说的都是真事，不像是谣言假话
。因为第一，他是位快上八十高龄的军级老干部，又是我父亲多年的警卫员、关系密切的老部下，他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对我这位他老首长的“长公子”编造虚假谎言欺骗我们；第二，这些丑闻又是他
的老部下亲眼所见和亲口相告的，这也不会有假，因为他的老部下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
命开玩笑去对自己的最高上司中央军委主席胡编乱造；第三，他已把江宋丑事向海司领导和党组织作
了汇报，如果此事不真，他是不会也不敢去向上级如实报告的，他的部下也是不会同意他去汇报的；
第四，他和知情者因此受到了监控，以防江宋丑闻外泄，这更佐证了此事的真实性；第五，他也要我
向中央反映，这也表明此事真实可信，否则他不可能要我反映，因为如果有假，岂不害了我？
那么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向中央揭露和反映江的这些丑事呢？如果反映了会不会对我有危险呢？张辉
的意见是，我在十六大以后曾写过《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和《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
时间等问题应该调查》两篇揭江反江文章，前一篇在2003年2月24日上网发布，后一篇在通过内部渠
道送交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后于3月30日公布网上。然而文章上网后一直到现在的近一年时间里始终留
在网上未被查封消除，我的个人主页网站也没有被封，从而使这两篇揭江反江之作持续不断地在国内
外广泛传播而造成对江极为不利的巨大影响。我本人不仅未受到任何压制打击，在文章上网后不几天
反而还被允许回京继续写作，可见中央和各个有关部门有人，甚至有重要领导人在支持和保护我对江
问题的揭发和追究，因此对于江的现行丑事劣迹再由我来向中央揭发反映，估计也不会怎么样。张辉
建议我可以写一写，向中央反映反映。他说，吕老师，您在国内外的名声和影响很大，谁也不敢乱动
您，也许正是因为是您吕加平写的，所以才会真正引起中央的重视而会调查处理江宋之事和江的其他
问题，这也可以减轻包括您的这位叔叔在内的许多海司老同志的一些压力。
我觉得张辉的意见和建议很有道理，我在十六大以后所写的那两篇批江揭江文章和一系列反江挺胡之
作，主要用意是坚决反对江违反和推翻十五届党中央要他全退由胡全接的决议而不择手段地拒交军权
，由江凌驾于党之上而以枪指挥和操纵党与国；坚决要求江交出军权，由应该接班的党的总书记胡锦
涛接掌，以恢复和维护被江破坏了的党指挥枪的原则。而我的这个迫江交军的反江挺胡之举也许确实
起到了支持所有反江挺胡者维护党指挥枪原则的作用，这也正如有内部人士曾对我说的：吕加平，你
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有人不定怎么偷着乐呢！因此如果我又在江宋丑事和江的其他现行劣迹上再揭一
下江，向中央反映，也许对迫使江交出军权更会有作用，而张辉向我表明他建议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达
此目的。
但是这又怎么写呢？需要知道这是江的个人生活之事，虽然腐败，毕竟是生活小节问题，如果以此桃
色性丑闻来揭江，别人肯定会说你是在以这种不堪入目的脏事故意臭江毁江，丑化败坏江的名誉和形
象，这是不择手段的小人之举，而中央对于高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这种生活作风问题是不会去
调查追究的。再者，此事全是听来的，是否真实可靠并未得到调查证实，而且像江在与宋握手时向宋
私下递上写有“以后有事找大哥┅┅”这类有失自己身份、地位和权威的低级动作流氓黑话，作为党
政军的最高领袖似乎不太可能去这样做。即使有此传言，也很可能是宋祖英为了炫耀她与江的特殊关
系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胡乱编造传播出来的虚构色情故事，到时候她完全可以加以否认，反而会
以造谣诬陷罪向揭发者倒打一耙。从这个角度和利害关系来衡量，这种听来的江宋生活问题如果只是
相互说说传传倒是可以，但要是正式写成文字向中央检举揭发，似乎并不合适，也不慎重，所以回来
后我并不想向中央作书面反映。
但是我又想，江隐瞒和篡改历史等问题是如此的严重，根本没有资格担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而
他在执掌最高权力的十三年里和连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两年间，中国在表面繁荣的光亮之下腐败之风是
如此的泛滥而愈演愈烈，不可收拾，中国的社会、贫富、道德、生态等各个方面各种问题是如此的严
重和恶化，积重难返，这与他的以腐治国、扶富夺贫、扶强抑弱之策和本人的虚假与腐败作风是分不
开的。如果在揭露他的历史等问题的同时，再把江宋丑事和其他现行腐败劣迹加夹进去，这样前后一
联系起来，也就会使人对他更加厌恶和反对，更要迫使他交出军权来。
我想好后于第二天一早就到住在西苑吴家花园旁的张辉处，跟他说我接受他建议，准备向中央反映，
他听后很高兴，认为这样联系起来揭发，有助于剥掉江的假冒伪劣光环，使人们更加认清江的有汉奸
、假党员、假烈士子弟和有苏联克格勃嫌疑背景的严重历史问题和现实腐败劣迹表现，也有助于反江
派的团结联合和拥江派的分化瓦解，使江的亲信们望江却步，不敢再去全力拥江、靠江和沾江，从而
对江形成迫其尽早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交出军权的强大压力，早日实现迫江交出军权。
不过当张辉见我真要这样反映的时候他又有些担心起来，他说：吕老师，这件事情真的公开捅出去影
响太大，江和江家帮派肯定会对你恨之入骨而恼羞成怒，他们会不会真的给你扣个造谣惑众攻击诬陷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帽子把你抓起来？我说恐怕不会，因为这次写的东西并不公开，尤其不上网发布，
只是通过正常的内部组织渠道逐级向中央反映，最多是复印几份送给一些老干部和相关部门，通过他
们递交给中央。海淀公安局的国保曾给我讲过，以后写这类东西先给他们看看，可以由他们通过组织
交上去，只要不去公开上网就没有关系，而且也是上面欢迎的。再者，我查过宪法，第四十一条有公
民有权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明确规定，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宪法该条还规定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
进行诬告陷害，但要使此罪名成立，必须要对所反映的事情进行调查并被证实无此事实后才有可能，
所以我把听来的这些事如实向中央反映并要求调查，有则处理，无则辟谣，这并不犯法。
张辉听后说：只要不公开上网就不会有什么关系。
三、“反映信”的三种不同版本
我给中央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反映信”，从开始写到2月19日时定稿，先后写了三个版本。
第一版本
第一个版本只写了6条，其中第1和第4条是一位知道上层内情的朋友春节前到我家时告诉我的，他还透
露了他的一位朋友（其父在文革期间深得毛泽东器重而担任过中组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读了我的
“第三代现象”和要求调查江的两篇文章后，专门到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他父亲老部下那里询问调查
过，结果证实我所揭发反映的江问题都是真的，而且江的档案材料已经被人暗中篡改了，有的被销毁
灭迹了，我把他说的这件事写成了第3条列入文内；第2条是陕西知名社会活动人士、曾经帮助民营企
业家孙大午打赢官司摆脱囚牢的李智英在春节前对我说的。李从陕西来京后因经济拮据，经常在张辉
处食宿落脚，他参加了去年秋天在温州举行的民营企业家会议，把我的那两篇揭江之文给了与会的政
协副主席王光英，在与王同桌吃饭时亲眼见到和亲耳听到王在看这两文时的愤愤反应。以上4条也充分
反映出乔石、尉建行等十四、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老同志和政协领导人王光英等以及一些读了我揭
江文章的人们对江问题的关注、重视和愠怒，要求调查江的呼声日高。
由于我公开撰文揭江挺胡，很多老干和朋友都为我的安全担心，生怕北京公安局搞我。其实他们并不
知道，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公安国保对我是友好的，不仅赞成和支持我筹资成立战略研究中心，而且更
赞同和支持我反江挺胡，他们也是主张江应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而由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接掌，恢
复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的。所以当不少同志在筹备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聚会上得知北
京和海淀的公安这个态度并对我友好甚至还给我送月饼的情况后，觉得北京市公安局能有这种友好态
度善待吕加平，这很不容易，所以都非常高兴，掌声震动，表示感谢。对于这个鼓舞人心的事情我将
它写在了第4条中，以表明我的反江挺胡不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受到了公安系统的支持，这也
是让大家放心，我很安全，并没有危险。反映信中关于江宋丑闻的第5、第6条则是前面所介绍过的我
的那位海军老干叔叔说的。
我写完这篇只有6条内容的“反映信”后马上就到张辉那里请他过目，尤其请他仔细审查核对他与我同
时在海军干休所我的那位海军叔叔处听到的第5第6条事实内容，看看有否出入，是否准确，以免有误
。张辉看后确认无误，并作了些补充，然后我再回来根据张辉所提意见加以修改，搞好后由我爱人打
印一份，再到张辉那里与他最后润笔定稿，并到复印社复印。
在张辉住处不远的胡同里和北大西门附近有不少为北大师生服务的复印社，复印价格很便宜，每页只
要6分钱，我的大部分需要寄发的文章、资料和书稿都是在这里复印的，因为张辉就住在近处，所以每
次去复印时和印好后都要到他住处歇歇脚，聊聊天。这次我的这篇“反映信”因为只准备交给有关组
织部门从内部向上呈交和只给一些老干部，所以只印了20份。以往我的所有文章复印好后张辉都要拿
去一些分给他的朋友熟人看，这次也不例外，印好后他要去了6份，这就是我的“反映信”的第一版本
。
第二版本
我把余下的10多份拿了回去，准备过几天送发，但接到张辉电话，说是陈宽要来他处，要见我，有要
事商量，要我赶快来一趟。我马上动身，匆匆赶到张辉处。
陈宽约三十五、六岁，是张辉的好友，住在通州某小区，专事文艺新闻报道，因追踪文艺热点及时、
文化消息广泛而灵通、文字生动活泼、趣味性强而曾经名噪一时，收益颇丰，在文艺界和新闻界小有
名气，并有经济实力独资创办了一个弘扬儒家文化孟子学说的文化公司。两年前他由张辉引见与我相
识，张还带我到通州他家玩过，他每次来京都要到张辉处停留，我也经常在张处见到他，相互聊聊。
这次他赶来要见我，是因为他从张辉那里知道了我在写揭江的“反映信”，尤其在揭江宋之事。他见
到我后说，他也知道一些有关江的腐败丑闻，比如中央电视台曾担任过几届春节晚会的总导演赵安和
词作家张俊以因暴露和揭发江宋艳事而被江下令逮捕重判等。他说由于他与张俊以关系较好，所以知
道很多内情，希望我也能把此案写进“反映信”中去向中央反映反映。我听后觉得对此案实际情况并
不了解，没有把握认定他说的是真的，而且已经判决，涉及司法，我不知道怎样去写，所以当时没有
答应他的要求。
我回去后陈宽又多次打电话来谈起此事，他要求我一定要帮他这个忙，把此案写上，因为他认为张俊
以是被江及亲信陷害而判的，这是个冤案。我说你如果一定要我写上，就请你把文字组织好我照抄加
上就是了。他听后立即在电话中逐字逐句地陈述此案简要经过与结果，又和我说起了宋在央视演播有
自己作主的特权，在四川演出时享受国家一级警卫待遇的事，又还和徐结了婚等。我便把他在电话中
叙述的这些内容边听边记地写出整理好，作为第7和第8条纳入“反映信”中，这也就是“反映信”的
第二个版本。
我把这7、8两条写好后在电话里念给陈宽听，看看行不行，陈宽听后觉得很好，可以就此定稿。于是
，我把已经没有用了的第一版本“反映信”全部烧掉，把已成8条内容的“反映信”第二版本打印了1
份作样本，然后到张辉处，他说他从陈宽处知道张俊以案，张是江害的，这一条没有问题。我便和张
一起到北大西门附近的复印社复印了50份，印完后给了他20份，同时我又要他把上次所给的第一版本
全部收回烧掉不留，以免流传两个不同版本而失去标准。
张辉在看了第二版本的“反映信”后说，吕老师，您亲笔签名为最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朋友们都
说您的字写得好，您的亲笔签名特别好看，大家都很喜欢您的签名。我说你刚才怎么不说，现在已经
印好了，只有把它改过来再去复印一些，把没有我亲笔签名的烧掉。
第三版本 
回家后我把“反映信”第二版本用伊妹儿发给了西安的网络朋友金安迪，请他提提意见，金在收到后
来电话说，应该把和我比较好的那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说的江在台湾问题上对军队的欺骗也列为一条写
进去，同时也把国家大剧院的事补充进去。他也说起了宋在四川演出时享受一级警卫待遇的事。我觉
得言之有理，就把这两个内容写好，把“反映信”从8条变为9条，而这也就是“反映信”的第三个版
本。
于是我一边烧掉在我手里的第二版本“反映信”，一边打电话给张辉，告诉他“反映信”又增加了一
条，要他不要把第二版本的给别人，已经给了的要全部收回，连同未发的全部烧掉。然后我拿了有我
亲笔签名的第三版本到张辉处，请他过目，张辉看后表示没有意见，并保证收回和烧毁第二版本，至
此， “反映信”终于以第三版本为定稿了。 
四、优惠的相助 多次的提醒
在我写“反映信”并三次增容改版的一个多星期过程中，海淀区公安分局国保处多次来找我，第一次
来了以前经常来并和我关系很好的老孙和他的一位助手、刚刚当上副大队长的小宋。第二次老孙和另
一位助手小赵，并又增加了一位新来的。老孙说他已经老了，要退休了，以后我的事他不再管了，然
后他介绍说，这位是最近从市局调来的小朱，以后专门负责同你联系交往。我看了看这位新面孔，觉
得似乎在那里见过，突然猛地记起他就是香港某杂志在2003年7月发表我给胡锦涛一封信后北京市公
安局派来对我进行审讯的那位预审员。
我很感诧异，就说：我们认识，你曾经在隔壁饭店的小包厢里专门为我的那封给胡锦涛的信审讯过我
，市局这次派你来又是要来审讯我的吧。这位小朱马上说那里那里，那次是奉上级指示例行公事，这
次是来向你学习的。接着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对各种国际问题特别有兴趣，
你老吕对国际问题和战略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很厚的功底，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和见解，是位难得
的战略人才，上面非常看重，以前也曾经要你写过几篇文章，反应很好。他说这次市局调他来海淀，
就是专门为了和我共同探讨研究各种国际战略关系问题的。接着他大谈自己对台海问题和各种国际问
题的分析和看法，并表示以后要好好向我请教。
他们说着说着就转到写外不涉内的话题上，他们对我说，在国际问题上我可以深入分析，放手研究，
大胆判断，直言自己独到的看法见解，不要有所顾虑，这也是上面所要求的。但对于国内政治敏感问
题尤其是江的问题，最好不要涉及，即使要议要写，也要先给他们看看，千万不要擅自上网公开。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而且香山派出所的高所长和管我们这片的户籍警小鲁也来了，我的小小10平
方米的书房兼卧室一下子挤进了五、六个大汉，显得格外拥挤。 
他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对我表现出比以前更多的热情和关心。特别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高所长告
诉我，为了使我能够专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海淀分局和香山派出所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香山旁边
为我们租一间大一点的由公家出租金的独院房舍，现在香山派出所已派人正在物色寻找，一旦落实，
便可搬去。除此之外，他们还安排我到香山风景区开发公司担任顾问，要我好好出谋划策把香山风景
区发展起来，同时还要和我联系一所大学或单位的相关研究机构，有偿地共同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和战
略方面的项目。不过他们在临走时又一次地提醒我不要再写国内政治敏感问题。
五、“反映信”未能及时送交国保的原因
对于公安国保为助我研究国际问题而如此慷慨优惠地给予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我深感欣慰，但对他们
像以往一样又要我不再写国内政治敏感问题即实际上就是江的问题，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我研究的兴
趣和强项是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而在我从湖南邵阳返京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在所写的近三十篇文章
中只有一篇涉及到国内政治之事，其余的全是国际问题和台海问题，而且还花了几个月时间重写了破
解文革战略之谜一书和完成了破解肯尼迪被刺之谜的书稿，两本都有十多万字。也就是说，自从我在
邵阳写了那篇要求调查江的文章回京后并不打算再写涉内问题，尤其是江的问题了，而唯一所写的那
篇给胡锦涛的信，完全是在当时极为特殊紧迫并一再得到有关方面不断提示和警告的情况下被迫写的
，并不是我想过问内政。这次之所以又要写揭江之事的“反映信”，一是正好碰上了，纯属偶然和巧
合所至；二是确信此事真实可靠没有虚假，觉得如此严重的问题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也是一个中国公
民对党和国家信任和负责的应尽义务和责任；三是确实与他人的要求和推动有关。
但是我已经向海淀国保保证过，以后不再写涉内之事，即使要写，也要给他们看看，并交由组织处理
，并且保证不上网。而这次我写“反映信”的计划是，完全定稿后先印一些送给一些老干部看看，也
送给一些相关部门，请他们转交中央，并把手稿交给海淀国保老孙他们，请他们通过组织向中央反映
。正是因为我早就准备这样做，所以对他们不要涉内的重复提醒劝告感到有些多余，甚至觉得有些太
不相信人。而我这次写“反映信”之事只有张辉等少数几个人知道，由于再三增容改版，两次收回和
烧毁旧版，总未定稿，除给了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知道此事，我想等到“反映信”完全定稿后再交
给国保转呈中央。而实际上在第二版本时我已经手抄好了一份，准备国保人员来时交给他们，只因后
来又增加了一条而再次改版，所以未交。后来“反映信”终于定稿，但当时我也没有马上交给国保，
这是因为：
1，以往我的文章和资料总是用信邮寄，往往一发就是几十封、百余封，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何
人暗中插手，我在附近的四王府、厢红旗邮局和稍远一点的青龙桥、西苑、邮电总局疗养院、北大西
门、海淀等邮局或邮筒投寄的信件总是被扣，收信者都说没有收到。这不仅浪费了我的大量邮资，而
且也使我不敢再去邮寄了，对外地的只好停寄，在北京的我只得亲自去送，这次的“反映信”也只得
被迫跑腿去送了；
2、我写的那本有关文革的书稿已经复印了不少，给了一些老干部，他们看后大为好评，纷纷要求与我
见面相谈。没有得到的老同志也纷纷来电话向我索取，其中包括有毛泽东的警卫员、机要秘书和知情
者，我准备再复印一些亲自给他们送去，并采访他们。因此在复印“反映信”时又复印了一些这本达
十三万五千余字的文革书稿，加上前面的先后花了1千多元，共复印了100多套，我想这次在送“反映
信”的同时也送上此书稿，免得作两次跑；
3、我已手抄了“反映信”的第二版本，后来改为第三版本时所加的第9条未能及时补抄，我想等给老
干部们送完“反映信”和文革书稿后再回来补上送给国保；
4、“反映信”的第7、第8条是陈宽提供的，并在他的多次强烈要求下由他在电话里陈述和组织好文字
补充进去的，由于还没有与陈当面核实，其真实性究竟如何我仍有些不太放心。而陈说他还有一些事
情在电话里不好说，必须当面相告，因此尽管第三版本已经复印，也很有必要到远在通州的陈宽处去
一趟核实一下，并听听他还有什么重要情况要说。如果还有要修改补充的话，很可能第三版本又要作
废而改为第四版本，而我觉得此“反映信”必须完全确定不变后才能给国保。
六、张辉提问的弦外之音
“反映信”终于在2月19日以第三版本而确定，张辉陪我一起到复印社，由他出钱复印了150份，他拿
了30份。张辉经常为我出资复印，第二版本的复印费也是他出的。这次在印好拿回来的路上，我告诉
他从明天起我准备到一些老干部那里给他们送“反映信”和文革书稿，请他们递交中央，这其中有几
位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的警卫员和机要秘书。同时我还要到陈宽那里去一趟，还要到出版社联系出
版破解肯尼迪被刺案的《拼搏与惨死》一书，由于他们散在北京各处，很远很不方便，所以跑一趟很
不容易，这次要在外面跑上几天。
我和张辉边走边聊，他突然站住问我：吕老师，您说我们这次这样做会失败吗？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我马上停下步子说，你这么说肯定有你的道理，这个问题是要慎重考虑，你说说为什么会失败？会怎
样失败？你有没有不失败的办法？如果我们这样做真的有错而会失败，就应该立刻停下来。他马上改
口说：我只是随便说说，吕老师，您是搞大战略的，肯定有必胜的把握才敢这样做的。听他这么一说
，我只是认为张辉这是出于对安全的担心，所以并没有往坏处多想，更没有听出他刚才提问的弦外之
音。
七、外出送文第一天  国保催促快回去
第二天，即2月20日上午，我将100多份“反映信”和相关文章以及10多本文革书稿和几本《拼搏与
惨死》书稿装了满满一布提袋离家发送，布袋很重。我第一站到一位住在空军司令部后面宿舍的老同
志那里，他与毛泽东的一位机要秘书关系很密，而且专门研究过毛的战略。他从其他老干部那里得到
了我的破解文革战略的书稿看了后给了那位毛的机要秘书，由于手头已经没有了，还想向我要一本，
所以邀请我去。这次是第一次与他见面相谈，我把文革书稿给了他，又请他把“反映信”转送给中央
领导同志。
然后我到在公主坟海军司令部北门旁边的海军干休所(不是我那位海军叔叔的老干所)，去见林伯渠的侄
女林安利阿姨和她的丈夫海军老干、书法家刘老，我经常到他们家，并得到了他们一些复印上的资助
。他们曾经向我要了20多本文革书稿分发给不少老干部，因供不应求，她和一些老同志又复印了不少
，这次我又给他们送了5本，并也给了一些“反映信”请他们转交中央。
我从林阿姨处出来后就直奔一家出版社，去联系《拼搏与惨死》的出版事宜。然后又到一位已有86岁
高龄但身体极为健壮的老红军家里，他原是地质部的领导，我以前给过他一些文革书稿，这次又给了
他两本。他看了“反映信”后一下子问我要了几十份，又要了些要求调查江的文章，说是要多给些老
战友看看，尤其给在公安部的老战友看看，一定想办法转交给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由于天色已
晚，我就留宿他家。
就在这时，我爱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找我，说是海淀国保的小朱他们早就来我家了，已经等了一下午了
，他们几个现在还在隔壁房里等着呢，说是要你赶快回来，要同你讨论些问题。我在离家时曾告诉我
爱人，今晚可能住在这位老红军处，所以她打电话到这里找到了我。我回电话说我刚出来一天，还有
许多老同志要见，不可能回去，叫他们别等了，我办完事会回来的。
不一会儿，小朱接过了电话对我说：老吕，你走什么呀，听说你这次出去不打算回来了？我说谁说的
，我是给一些老同志送些文章材料，今天刚出来，才第一天，那有什么走了不回来的事。你们有什么
事吗？小朱说当然有事才找你啦，要和你讨论些问题，落实给你研究条件的事，快回来吧!我说今天反
正回不来了，明天还要跑，办完就回来。小朱说，快回来，越快越好，我们可以派车来接你。我忙说
不用不用，如此兴师动众的不合适，你们急什么，我还有许多老同志要见呢，出来一趟不容易，都是
因为又扣我的信给闹的，要不然我是不会出去这样跑的。你们不要催，到时候我会回来的，你们等着
吧。他仍催促我尽快回去，我难以从命，就挂了电话。
八、陈宽的坦言
2月21日上午我离开老红军家后先到了北京市委的一位离休干部处，但他不在，我又到住在东四附近的
一位曾担任过邮电学院领导的老同志家，他拿了一些“反映信”准备帮我呈送中央。在他家吃了饭后
到下午3点多钟，我就出发到通州和燕郊(地名)交界处某小区的陈宽处，由于当天肯定不能回去，所以
就住在他那里，这也有充分时间可以和他好好聊聊。
我把“反映信”第三版本复印件给了他，然后问他关于赵安、张俊以之案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与张俊
以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一定要为张辩护申冤等。陈宽回答说，赵、张之事绝对和在“反映信”中说
的一样，其实张俊以是一个与国安关系相当密切的人，他在国安里有后台，张从赵那里弄到了宋等五
、六位最著名女歌星与赵在饭店宴会时大谈特吹她们如何与江等大人物调情上床艳闻的记录后，很可
能是国安里反江的人要他写匿名信给中纪委等许多地方告发的，目的是想借此江宋腐败之事将江搞臭
，使之威信扫地。江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即逮捕赵、张，并以对领导人造谣诽谤罪予以重判
，借此堵住揭露江宋腐败丑闻的传播，并杀鸡给猴子看，趁此机会镇住和整肃国安系统、央视和新闻
文艺界胆敢反江的人和势力。
关于他与张俊以的关系，陈宽说，他因为搞文艺新闻报道认识了张，并得到了张的不少帮助，他觉得
张这个人敢于反江，这也反映了国安、央视和文艺界中对江不满和厌恶的反江倾向。在张被审时他去
听过，法官不敢说出事实真相，他知道那份宋等女歌星们与江等的艳闻记录现在仍还在张的案卷里，
他曾设法去查看，但被守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只要把这份材料弄出来公布于众，此案即就是非大白
，江和奉承者及宋等大腕明星肮脏无耻的丑陋嘴脸也就会暴露无遗，张的揭江之案也可以得到正名。
陈宽说，正因为他同情张，在言谈话语中替张说话，就被怀疑与张同党，有反江嫌疑，引起了江的人
的忌恨和追查。国安中江的人经常对他威胁恐吓，找他麻烦，甚至多次要抓他。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也
常打恐吓电话扬言要对他不客气，威胁要废了他，要绑架他的女儿，弄得他和妻女胆颤心惊、惶恐终
日。他坦言道，他之所以一定要我在“反映信”中写进此案真相，就是想借助我的反江挺胡名声和影
响更广泛地将此事公开曝光，让国内外更多的人和媒体知道此事，对江和亲信施加压力，重审此案，
公正对待张，他和家庭也可以摆脱威胁恐吓和打击，获得安全。
我没有想到赵、张之案会有如此复杂的内斗背景，没有想到张是国安的人，更没有想到陈宽会与张有
瓜葛牵连而受到威胁之危。我欢迎他的坦言，同情他的处境，所以对他要利用我的“反映信”来反江
救张救己的用意并没有太多指责，我觉得对他的揭江反江之忙是应该帮的。
关于宋徐结婚之事，他说他是从一份文艺报纸上看到报道的，不会有假，他再去查一查。他又告诉我
，据他了解到，宋不仅在央视有自己作主演出播出的特权，而且还有可以自由出入、畅通无阻直往中
南海的特别通行证，随时可以到江处，这是按照江的指示和由喜贵的批准给她特别发放的。
九、给国保老孙、小宋的说明信
听了陈宽的这些陈述和解释，除了宋有中南海特别通行证这一条未能写进“反映信”外，他所提供的
第7第8条中没有需要额外补充和修改的，而有特别通行证这一条可以不入文，因此这第三版本“反映
信”也就完全确定下来不必再动了，只要把第9条手稿补上后，就可以交给国保了。于是我就准备第二
天约我爱人一起到林阿姨家，在林家抄好第9条，使它与第8条相接为一封完整的“反映信”手稿，再
托我爱人带回去交给海淀国保老孙，同时向老孙说明迟交的原因。为此我在陈宽处给国保的老孙、小
宋，写了一封说明我为什么未能将“反映信”及时交给他们的信，该信全文如下：
老孙 、小宋，你们好!
最近听说了一些有关江泽民的事情和传闻，听后非常震惊，觉得问题如此严重，有必要向中央领导、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进行调查处理，或澄清辟谣，为此我写一篇反映信。因为这件事太为敏感
震动，所以我决定一不发信邮寄，二不上网，尽量在内部解决，不宜扩散。我只印了一些给一些老同
志和较好的朋友，请他们递交给上面领导。我过两天回来(主要还要见毛主席的一位延安的警卫员和一
位机要秘书，谈关于文革的事)。现在我将此反映信的手稿托老于交给你们，回来后再详谈。
这里面还要介绍一个情况，就是反映信中的第五条关于江宋的事。这件事我是在春节以后拜访一位海
军离休老干部时这位老干部对我说的，在场的还有一位随我同去的朋友，他也听说了。这位老干是副
军级，享受军级待遇，是我父亲当新四军海防旅政委时的警卫员，解放战争时我父当三野海防纵队政
委时他是警卫连指导员，解放后一直在海军，因是我父老部下，所以和我家关系颇好。他说的江宋之
事就发生在海军司令部礼堂和招待所，而负责招待 
所的又是他的老部下，也是海军的一位军级部长。这位老同志不会撒谎，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而且
他说他也已把这个情况向海军领导反映了，所以我更相信是可信的了。
由于我的信一再被扣，别人要我的文章，我只好一家一家跑去送了。
                                                       吕加平 3.21.
十、陈宽的惊人之语　有人是卧底特工
我写完信后，已是深夜了，陈宽谈兴不减，和我继续聊天。他又说，听说有一位天津演员在中央电视
台里听到了一些关于江的腐败桃色丑闻后回去到处乱说，结果被逼跳楼自杀。又据一位军队的人讲，
有一位现役上校师长因写匿名信向上级机关和中央领导揭发他所知道的江宋腐败丑闻，被军事法庭秘
密判处5年徒刑，可见江对一切揭发他与宋之事的人非关即判，毫不手软，生怕把这个丑闻传扬出去。
陈宽接着说，他还有有关江是日伪汉奸的更重要的线索。他说，国内前几年出版的一本揭露江伪七十
六号特务机构内幕的书，其中刊登有一张1944年江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见南京日伪中央大学青年反共
骨干培训班学员的合影，有人认出该照片的第二排第5人就是当时在该伪大学读书的江。可能此书在出
版时作者、编辑和出版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公开发行，流传社会。但是自从您的那篇江的江
西棉花坪避难之谜和要求调查江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在网上公布后，对于江之父是汉奸，而江本人在南
京日伪中央大学上学时也有汉奸嫌疑的情况，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警觉。如果照片上的第二排第5
人果真能被证明是江的话，那么他在南京上日伪中央大学时就是反共铁杆汉奸的事实即被证实而无可
置疑了。不过这本书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到处找不到，估计现在北京图书馆可能还有，他准备明天
到北图去仔细查一查，如果查到有并被鉴定是江的话，那就一切都好办了。
这真是惊人之语。然而陈宽说还有更惊人的呢，呆会告诉你，但他却迟迟没说。直到我要睡觉时他才
说：
吕老师，您要注意呀，据我所知，在您身边有卧底特工，这个人很可能是┅┅
这更是语出惊人，使我睡意顿失，立刻精神振作地听他下文，想知道个究竟┅┅
十一、我们已被盯梢跟踪
第二天上午，陈宽要到北图去查那本里面可能有李士群与江合影照片的书，我则准备在公主坟与我爱
人会面，一起到附近海军干休所的林安利家。于是我打电话通知我爱人，要她把只有8条的“反映信”
手稿带来，乘特5路到公主坟南站等我，我10点钟准时到达，然后一起到林阿姨家去。原先陈宽与我约
好同去北京，但在临走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是先要到通州邮局取钱，不能与我同行，要我先走。
我便离开他家乘车到了公主坟，在过街天桥上见到了在汽车站旁等候在那里的我爱人。
我下了天桥与她会合，一起到街边广告牌后面整理一下东西，她带来了“反映信”前8条手稿，又告诉
说，昨天海淀国保的小宋小朱他们又来了，一个劲地问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来，上面有要紧事
找你。他们要我同你联系赶紧叫你回来，我说我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你。他们就坐在里屋等
，一直等到下午才走，走的时候再三关照说老吕一回来就立刻打电话通知他们。到了傍晚，香山派出
所的一位民警也来了，他说是上面催着要找老吕，他问你在哪里，他们派车去接你。听了我爱人的话
，我说，有什么事那么急的，先不要管他们，等我办完事就回去。然后我把给国保的信给了她，收拾
一下准备到林阿姨家去。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在广告牌侧边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紧紧盯住我们，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我朝
他看了看，那人马上把身体缩了回去，然后转到广告牌的另一边注意我们。我又看了他一眼，他又转
过身去看着别处，装着没事的样子。我马上对我爱人说，你看，有人在盯我们的梢，喏，就是那个人
。我说完就径直走到那人面前，用手指着他说，你在盯我们的梢吧。那人对我翻了一下白眼，转过脸
去不啃声。我便回去对爱人说，他是暗探，看样子来者不善，不过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坏事，让他们跟
踪吧，我们现在到林阿姨家里去。于是我们离开广告牌向在北边的海军干休所走去，这时我再回头看
看，发现那人已经混在人群中间不见了，但我仍能感觉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双甚至很多双眼睛
在严密地监视着我们这两个提着布提袋的老头老太太。
不一会儿，我们到了海司北门西边的海军干休所，在门口经门卫向林阿姨通报后便进门上楼到了林阿
姨家。我昨天刚来过，而我爱人却是第一次来，林阿姨、老刘都非常高兴，相互寒喧问候。就在这时
，下面门卫打电话来讯问刚才两个人到了没有，说是门口有人要落实此事。接电话的小保姆把此事告
诉林阿姨，林叫她回答说已经到了。
我经常到林阿姨家，每次进来时门卫从不这样问，这是第一次询问我们到了没有。联想起刚才已被盯
梢的情况，很明显我们已被公安或国安的特工跟踪盯上了。
我把刚才被盯梢的事与这件事联系起来告诉林阿姨和刘老，他们非常生气，刘老甚至要小保姆到下面
去问问门卫，是什么人搞这种跟踪盯梢的特务手段。我说二老不必生气，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怕什么，就让他们跟着吧，也算是实际体验体验当年中共革命者是如何受到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的生
活吧。然后我把几本文革书稿和一些“反映信”交给他们，请他们把“反映信”转交给中央有关领导
。他们看了“反映信”后更为光火，而且信中所列的有些事情，尤其是江宋腐败丑闻甚至递条子之事
他们也都听说了，这件事在海司里传得很广，然后便连连指责江、宋太不像话，太为肮脏无耻。于是
二老便和我爱人就江的这个话题聊了起来，我则抓紧时间接在“反映信”手稿第8条后面抄录第9条，
并在落款处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日期上我写上2月21日，与复印件统一，表示我这封反映信直
到2月21日到陈宽处最后核实后才定稿的。我在完成了“反映信”手稿的整合后，交给了我爱人，要她
回去连同那封给国保老孙、小宋的信一起交给他们。
我们在林阿姨家吃了饭休息一下后，便准备到我父亲的上级、已经离休的卫生部×副部长那里。
十二、风云突变 乌云袭来
×副部长很爱看我的文章，也看过我的文革书稿，我都是通过卫生部的一位与我父关系很好的离休主任
给他的，但他的这个新家我没有去过，只知道他住在万寿路翠微小区的部长楼里。从公主坟到万寿路
只有两站地，不算太远，我和爱人便告别了林阿姨和刘老，径自步行到万寿路。一路上我对我爱人说
，那些监视我们的人现在肯定还在继续对我们跟踪盯梢，我爱人好奇和警觉地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
有发现。我笑着对她说，他们隐蔽得很好，往往化装成不被注意的各种各样的行人，或者在一辆缓缓
而开的汽车里，再不就是在哪一个高处用远镜头拍摄我们，总之你是很难发现他们的。刚才在汽车站
的那位可能是个新手，或者是想走近看看我这个大名鼎鼎的吕加平是什么样子，结果被我一下认了出
来，但现在他们要注意多了，不管他们，我们走我们的。于是我们仍然若无其事地往西走去，并很快
找到了万寿路翠微小区，经门卫的传达与×副部长联系，在会客室登记后，我们进了小区，到了×副部
长家。
进屋后×夫人接待了我们，×副部长则在里屋打电话没有出来，我们在客厅里等了好久他才出来，但见
他脸色有些严峻，态度比较冷淡。问候之后我等他在沙发上坐定，便把以前写的几篇他没有看过的关
于国际问题的文章和“反映信”交给了他，并请他把“反映信”转交给中央领导。他略略翻看了一下
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又看了看“反映信”，然后把“反映信”退了给我，并轻声地对我们说：“你
们来我们欢迎，也向刚刚故去的吕炳老表示哀悼。你的文章×主任都给我看了，写得很好，但这一篇太
敏感，不要留在我这里。”然后他举起手，指了指字画装点、布置典雅的四壁和装饰优美的天花板，
压低声音说：“我们这里现在是受周永康的公安部直接监控的，说话小声点，别多说。”
这使我们非常吃惊，于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尽管这里是人所仰慕的部长楼，地位高贵的部长家，却也
只是一个失去人的自由、尊严和隐私权的美丽华贵的金丝鸟笼，连中央部长这么大的官也只不过是只
笼中鸟而已，甚至因被监控而不敢说话要比还能自由鸣叫啼唱的笼中鸟更加不如，实乃悲也、苦也、
憋也、受辱难忍也。从而可想而知那些住在其他地方的正副部长级和部长级以上的离退休高干，以及
已经退了下来的原党和国家高层人物甚至领导人的家居贵宅又会怎么样呢。由此也可以推想，那些对
江不满的、有反江倾向的、平庸但身居关键位子的、甚至可能还是被江和心腹重用但并不绝对信任的
党政军企民(主党派)的现职高官要员和名人富豪大款们，其寓所豪宅内，可能也都已受到由江的亲信把
持的公安、国安、军保或其他更加隐密有权的什么机构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严密监视控制了。后来
不是有小道消息说，江最信任重用的爱将徐才厚因私下说了一些对江不满的话就被暗中窃听而被卧底
特工汇报给了江，徐因此而被江训斥了一顿，并被冷落了下来。唉，在被江用枪杆子和特工手段严密
监控下的共产党高官贵人，真有点不太好当呀。据说就连江的恩师邓小平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以后都
被窃听并被江的心腹暗中整了专门对付他的黑材料，可见江的监控统治有多厉害。
我们知道此处不宜久留，便知趣地起身告辞，×副部长也不挽留，只是表示歉意地起身相送。他夫人不
知何故会如此冷漠 ，感到有些不太近人情，还想留客，但被×副部长轻轻止住。
他们把我俩送出门口，直到见我们进了电梯还在门口紧紧地注视我们，一言不发地默默向我们招手。
我们看见×夫人仍然是一脸的迷惑和不解，而×副部长则始终神情异样，目光忧郁，似乎在为我们耽心
着什么。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很感奇怪和疑惑，×副部长为什么会对我们这种态度？他为什么不敢要“反映
信”？他打电话这么久，是不是有人在电话中告诉了他什么？他明示部长楼、部长家都已被公安部直
接监视控制，要我们小声点，少说话，是不是因为怕我们在他家里谈及反江挺胡的事会被窃听而会给
他和给我们造成威胁和危险？等等，我们出楼后便小声地议论和猜测起来。
不一回儿我们到了部长楼小区大门口，正准备向卫兵交上会客条出门时，突然被两位守传达室的女同
志叫住，他们用惊愕和疑惑的神情打量着我们。其中有一位站起来对我们说：“两位老同志，跟你们
说一件事，刚才你们进去以后有两个便衣冲到门口，向卫兵亮出他们的公安证件，说是要进去跟着你
们。他们非常凶，看架式他们是要进去抓你们，有一个强词夺理非要进去不可。”
另一位女传达接着说：“那怎么行，这里是部队守卫的部长楼，任何人不能持枪随便出入。当时我们
的卫兵就挡住了他们，警告他们不许进去，如果他们不听劝告要强行进去，卫兵是有权开枪的。”
“后来他们要我们打电话给×副部长，问你们到了没有。我们就打电话询问，×副部长说你们已经到了
，是他约你们来的，两位便衣这才退了回去。”
这两位传达室的女同志继续说：“两位老同志，你们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便衣为什么要跟踪你们？还
好被我们给挡住了，要不然他们真的会进去把你们抓走的。”
“现在北京到处是便衣，真得提防着点。两位老同志，公安跟踪你们，你们莫不是法轮功吧？”
“看你们这个样子也不像，一定是你们有什么地方犯了他们了，否则不会这样。竟敢在部长楼抓部长
的客人，这帮子家伙也太狂了点。”
我俩站在传达室里听了这两位女同志的这番话，顿时震惊不已，面面相觑。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
进来以后竟会在大门口发生犹如影视情节一般如此精彩刺激的一幕，同时对这两位传达室女同志和卫
兵坚决挡住要进去抓我们的便衣和在我们出来时把这件事情如实告诉我们，产生了由衷的敬谢之意。
我们真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为好，我只是连连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要不
然我们真还蒙在鼓里呢。我们不是法轮功，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副部长是我父亲的上级，我父亲去世
了，他约我们来聊聊。他们可能认错了人，真是麻烦你们了。”两位传达女同志忙说不用谢，说她们
看着公安便衣欺侮弱势的老年人不公，就要说几句公道话。有一位怕我们出去以后他们还会抓我们，
便叮嘱说：“你们出去还是要小心点，他们还跟着呢，你们往人多的地方走，人多他们不好抓。”
(待续)?
.
------------------------------------------------------------------- 

读邓小平“南巡”讲话有感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七律三首
    其一
闻君不在九重天，    世上何来圣旨传？
原为当朝谋修政，    那将衰老惜贱年。
分明姓“资”不姓“社”，到底是人还是仙。
身在“曹营”心在“汉”，进时容易退时难。
    其    二
何事身心两不闲，    “南巡”讲话各纷然。
中西开放原唯利，    上下交争只为钱。
企业拿来合资办，    土地实行租赁权。
“特色”般般皆可见， 九旬老者理朝班。
    其    三
—番“讲话”起狼烟，三句谎言也枉然。

牛鬼蛇神逐名利，魑魅魍魉舞狂澜。

毁掉不光一个厂，富的却是几员官。

时人莫笑“南巡”窜，我不敢先谁敢先。

注：“曹营”二句说明身退而心不退，念念不忘抓权。
  三句话：思想解放一点，胆子放大一点，步伐加快一点。
  作于1992年8月
发表于2004年8月
    重庆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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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政府的末日—后记三（下）
 
 
　　　复辟如毁灭性地震，“好政策”原是大负值 
 
　　　为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邓小平复辟上台后，虽然忧心忡忡，终于还是重新
推行开了三自一包路线。七八年仍然首先在安徽试点，八零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三自一包，尽管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批家底——这批家底谁也不能小视，如水利设施
、改良的土壤、农业机械、化肥厂、农药厂、新的优良品种和其他农业科技成果等正
到了硕果累累的时候，却成了六二年来的最大减产年。 
 
　　六一、六二年看到过的情景，以更疯狂的程度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水库淤塞、渠
道扒平、铺渠道的预制板被撬走、机井填死、河道堵住、防洪水的堤坝被挖开、肥料
不积、粪便不要、污染环境、板结土壤、土壤的有机质减少、甚至连东北的黑土地都
成了黄土高坡、农机锈蚀、耕牛死亡甚至被宰杀、大批劳力流失、桥梁拆除、道路被
毁、耕地被占、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到处泛滥、树林被伐、水土流失、山童岭秃、分
多少山林砍多少山林、国有山林也跟着遭殃、植保资金被挪用、蝗虫又起、高炮土火
箭被“彻底否定”以至雹灾肆虐、钉螺不灭瘟神复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均被摧毁、
农民再次落入缺医少药境地、学校关闭、教师走散、大批新文盲重新出现、四级农科
网被撕烂、农业科技人员大批跳槽、新的优良品种难以培养出来、老的科技成果也推
广缓慢……中国农村犹如遇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一瞬间，近三十年辛辛苦苦积
累起来的集体财产被分光吃光贪光砸光败光，大批村庄成了“空壳村”（眼下中国农
村颇为流行的称呼，指集体财产被“彻底否定”以至一无所有的穷村）谁以为在这种
情况下，农业竟还能丰收、大丰收、特大丰收，岂不是痴人说梦。如不是毛泽东时代
留下的那一大批老本，以及一胎化，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早就来了。尽管如此，也还
是靠大量进口粮食支撑过来，落得个长期的慢性贫血症，病情日益恶化。邓小平的“
好政策”原来是个大负值。即使他们自己的报刊上也好多次供认，农业一直在靠吃老
本混日子。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在文
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消息更是为不少人所知道。当然不是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右派
和反共极右派说的那样。他们造谣说，对于六十年代初的饥荒他们说是人祸，毛主席
认为纯是天灾。可从来就没拿出任何证据来过。连六十年代初历次会议的文件，包括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自我批评等，他们都扣着不发表。他们历次会议上的
杰出表现更是不敢拿出来晒晒太阳。 
 
　　这些邓小平一伙当然不是不知道，可他们怎么说的呢？我们举反革命复辟的得力
干将赵紫阳控制下的《四川日报》来说明。八一年十一月九日该报有一篇奇文，叫《
谁破坏了集体生产》现在不厌其烦摘录于下。 
　　 
　　　　“在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少数（？—引者注）生产队里，发生了
拆毁公房、晒坝，分掉集体财产、砍挖集体果木等情况。社员多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
的成果毁于一旦。确实令人痛心，可是有些同志却好像从这中间捞（？—引者注）到
了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幸灾乐祸地（？—引者注）说什么‘如何，我早就说了
嘛！’…… 
 
　　　　“集体财产毁于谁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且在这里做一点粗浅
的剖析。 
 
　　　　“这些干部……自诩一贯正确（？—引者注），有先见之明（？—引者注）
。实则恰恰说明真正应当对损坏集体财产负责的，正是这些撒手不管（？—引者注）
，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引者注），冷讽热嘲（？—引者注）的人。集体财产真正
（？—引者注）毁在他们手里。” 
　　 
　　帽子扣了，罪名也加了。根据何在呢？文章是这么说的： 
　　 
　　　　“既然你早就说了，为什么不早做工作，防患于未然，又不治患于已然？” 
　　 
　　这就是罪证！！！简直是血口喷人！疯狗乱咬人！猪八戒倒打一钉钯！！！难道
还值得我们批驳吗？ 
 
　　　四个现代化！你在哪里？ 
 
　　　农民们早就说了：“种地不用牛，人来拉。点灯不用油，打火把。吃饭不用粮
（票），买高价。”邓小平一伙是高叫四个现代化上台的，结果不但没见到什么现代
化，许多地方的农业干脆倒退到原始社会去了。 
 
　　七八年邓小平一伙说：“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中国不但只有依靠他
们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只要他们上台，四个现代化就不用等到2000年，只要十
几年，到九四年就可以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天堂了。现在九四年已经过去，我
们拿着他们开下的支票要求兑现！四个现代化，你在哪里？ 
 
　　　安徽的人祸与人为天灾 
 
　　　他们说，是三自一包扭转了安徽贫困面貌，而安徽贫困据说是搞了社会主义。
这种谎言说给谁听？安徽历史上的确是穷省，但是六一年三自一包使得解放以来有所
改观的安徽省又一头栽了下去，好几年才得恢复。真正扭转贫困面貌的决不是三自一
包，而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七零至七六年，安徽连年大丰
收，粮食总产平均递增 8.6％。注意！这是中等发展速度的三到四倍，七年走了二、
三十年的路。棉花年递增 9.1％。生猪存栏递增10.3％，几乎翻了一番。七六年又是
步伐跨得较大的一年，粮食总产比七五年增长一成以上。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
的全面高涨。这七年安徽轻工产值平均年递增13.7％，重工业15.4％。农、轻、重
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几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以上数字可见于《人民日报》七七年一月
十二日《排除“四人帮”干扰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和七七年三月十二日《大办农业
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从标题和当时的社会气氛我们就可以知道，文章出自那些
人之手。邓小平一伙的本意是树立万里，把一切功劳记到万里身上。七五年秋，他们
就编出了“要吃米，找万里”，据说也是安徽农民说的。可谁都知道，七五年四届人
大万里还在当他的交通部长。 
 
　　与此相对的还有什么“要吃粮，找紫阳”据说是广东农民说的，又说是四川农民
说的。可前面已经说过，五七年在广东反瞒产，就有那个赵紫阳。广东农民当体会最
深，会说赵紫阳好吗？而四川，大家只要不健忘就可知道，邓小平上台后出了不少影
视都说四川穷，农业搞得糟。责任是推到文化革命，甚至推到学大寨上。可陈永贵到
四川视察就严厉批评四川没有认真学大寨。且不说别的了，当时四川是赵紫阳在掌权
，那赵紫阳又好在哪里？四川农民会说他好吗？不知是不是饿慌了，扭住赵紫阳要粮
吃？“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对仗如此工整，又排在一起同出于七五
年秋天，说明只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和当时的大量政治谣言一起，都是为了邓小平
篡权上台服务，捧他的死党。如不是邓小平亲自伪造的，就是他指示死党们伪造的。
最后又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 
 
　　七八年的三自一包倒的确应该归“功”于万里。但七八年当年就大减产。七九年
据说增产，根据他们的数字也是恢复性的。七八年减产二十几亿斤，七九年比七八年
增产二十几亿斤，如考虑到七九年还把自留地计算入内，因此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恢复
。他们就大吹了起来，说是三自一包带来的大丰收。八零年三自一包作为典型经验推
广到全国，当年安徽又大减产。这些都来自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否真实我们不追
究。如七八年说是 296.5亿斤，八零年比大减产的七八年还低只有 290.7亿斤。八
三年又是一个减产年。 
 
　　八四、八五年又如何呢？ 
　　 
　　　　“安徽省滁县地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好而闻名全国。可在一九八四
年先遇涝、后遇寒，由于水利工程不配套，粮食损失很大。这个地区的定远县，由于
渠道搞得不好，水库有水放不出来，结果粮食比上年减产一亿八千多万斤。” 
　　 
　　这段话摘自《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号《对水利是农业命脉问题的再认
识》，是作为“搞农业靠政策，水利搞不搞无关紧要”的典型例子举的。文章还说： 
　　 
　　　　“前几年我国不少地方农田水利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水利建设不仅没
有发展，就连现有的水利设施也管理不善，破坏严重，效益下降……解放后到八零年
，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灌溉面积在一千七百万亩左右，而在‘六五’期间却净减了七百
万亩左右，由于沟渠淤积和设备损坏，除涝面积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前
些年，有的地方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江河防洪工程，结果，暴雨一来，洪水泛滥，
大量农田被毁，损失严重，甚至打乱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部署，这种教训是很深刻的
。” 
　　 
　　这儿我们已经见到一点人为的天灾了。但文章太谦虚了，什么“农田水利建设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应该称之为严重的有意破坏。诚实也是有限的，忘了说了，在第
二次大跃进中，或者说在文革带来的学大寨热潮中，每年新增灌溉面积二、三千万亩
。而六一、六二年大批水利设施被摧毁。七五年出于政治需要邓小平就妄加指责“学
小不学大”，七八年批“学小不学大”到了更疯狂的地步，各地盲目上了许多新项目
，不久引来了严重后果，就于七九年转为大批大寨“极左”。还出了反动电影《泪痕
》，把盲目上新项目的罪责归罪于学大寨和“四人帮”，实际上是归罪于毛主席提出
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此以后，攻击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的疯狂就开始了。因此从四
九年到八零年，水利建设同样被他们搅乱过，绝不能一锅煮。 
 
　　在同一杂志，另一篇文章《及早医治水利失修综合症》里又有这么一些话： 
　　 
　　　　“安徽华北地区六十、七十年代（笔者注：这儿不肯说是“十年浩劫”）共
建机井十三万八千眼，其中十一万二千眼配套齐全，起码可浇灌五百万亩农田。然而
到一九八四年底统计时，保存完好的仅剩三万四千眼，不足四分之一。一九八五年七
、八月大旱，固镇县是华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搞得好的县之一，该县北部地区一九八
零年前共打机井四千八百多眼，配套齐全的占百分之九十六，不少地方已实现喷灌，
国家为此投资二千万元（笔者注：仅北部地区就相当于昔阳）。可是，到了一九八四
年初，机井完好率仅剩下20.7％了。许多水利设施被盗，至今下落不明。到我们这次
去访问时，机井已寥若晨星。”“现代化机井成了‘出土文物’”“水泵变卖了，高
压线拆了，机井都埋在地下了。再过些年头，怕连井址也记不得了。” 
　　 
　　受到严重破坏的绝不至是机井。 
　　 
　　　　“安徽境内的淮河由于长期管理不严，河道违章阻水建筑物和高杆植物等日
益增多，致使淮河干流减少排涝量约一千五百到二千个流量；与此同时，国家投资八
亿元新开辟的茨淮新河和怀洪河，新增加的排洪量也不过二千个流量左右，实际上等
于这两条河白挖了。”“虽然这里也是沟渠纵横，然而不少支渠、农渠都被无数坝埂
节节斩断。形成竹节状的‘血管堵塞’，每一道竹节都是死水一潭……沿途还可见到
一座座早已废弃的排灌站。门窗缺损，蜘蛛结网，麻雀成群，水泵默默地浸泡在水中
绣烂，类似这种工程无人管理，‘血管阻塞’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农户在淮堤
上，或挖土烧窑，或取土垫房基，有的放堤肩，扩大‘十边地’，有的地方自行平掉
排灌渠道种庄稼。一万多座水利建筑物被损坏，渠道淤塞土方竟达2270多万方。去年
四月上旬，两天内降雨一百一十三毫米，就使农田大量积水，深处竟达四十公分，水
稻、棉花、山芋、大豆等均严重受渍减产。” 
　　 
　　文章疾呼道： 
　　 
　　　　“谈起这几年水利设施的破坏，淮河流域的各级干部和群众都痛心疾首。这
里，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但在此期间，由于管理工作未跟上，使水利设
施造成了一些破坏。加之连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更使人们忘乎所以，将水利建设
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上。直到去年粮食因灾减产，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人们才头
脑清醒了。” 
　　 
　　“痛心疾首”那是应该的！ 
　　“农业丰收”我们已经知道那不是事实。七八、八零、八三年都相当大的减产。
“现在”又大减产。 
　　“连年风调雨顺”那倒是新鲜话。邓小平不是把七八、八零、八三年的减产都归
罪于大灾、特大灾害吗？原来全是推诿自己的三自一包政策破坏造成的罪过。 
　　“管理工作未跟上”太谦虚了！水利破坏是三自一包的必然结果。这早在六二年
就已有过教训了。 
　　“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这是必然的。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受惩罚。 
　　“人们才头脑清醒了”只怕未见得。八、九年过去了，安徽的农田水利究竟怎样
了？为什么九一年又是毁灭性的大减产？ 
　　为什么自此以后吹嘘安徽没有以前热闹了？——不过这次总算承认了以前在昏头
昏脑地过日子。可是反动阶级本性决定，却是决不会改变的。. 
　　安徽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中国的农业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要结束这一局面，
只有首先结束这一反革命复辟政府！ 
 
　　　揭穿小岗村的谎言 
 
　　　邓小平一伙说，三自一包是安徽农民自下而上发明的，并在电视上展出了一份
合同。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从电视上可以看到，该合同所签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翻一下报刊杂志就可以看到，早在此以前就在提倡所谓的责任制了。从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只要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不是健忘、不是有意胡搅，都应该知道
七七年万里就在那儿搞了，而且得到了邓小平大小走狗的欢呼。八一年《经济年鉴》
周曰礼的文章《安徽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开门见山就是这样说的： 
　　 
　　　　“安徽省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是从一九七七年冬，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基
础上开始的。当时，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组成以万里同志为
首的新省委，为了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制定了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这就证明了完全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文章中还说了推行的过程。改组后的“安徽
省委”借口遇到干旱，秋种遇到困难，据说集体无法播种，就“决定”把土地“借”
给社员种麦、种菜，就搞起了包产到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万里还专门发表了“意
见”，又组织了“调查组”，“不到三个月”便推行开来了。在这中间起根本性的决
定性的作用的还不是万里、不是“省委”，而是窃取全国最高权力的整个邓小平集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下达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
计酬，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在中央文件上被正式肯定了下来……推行联系产量责
任制在全省农村很快形成了一股迅猛的潮流。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大包干，单项和
部分作物的包产到户，‘口粮田’等等联系产量责任制形式，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
 
　　谁知几年以后，忽然有了这么一份合同。有了什么小岗村，什么严宏昌。
 
　　九四年《半月谈内部版》第八期有篇文章《“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说：“说
起大包干，人们便自然想起严宏昌。”并称小岗村为“名扬天下”的“中国改革第一
村”。可那位周曰礼先生却在谈大包干历史时偏偏自然地没想起严宏昌，文章中重点
提了大名鼎鼎的滁县、六安地区，也提了一些县，还提到一些区，一些公社，偏偏只
字没提到“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名扬天下，而是默默无闻。 
 
　　邓小平一伙也太粗心了，如把签署“合同”的日期定为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不
是要好得多吗？尽管谎言总是要拆穿的。 
 
　　对一般群众来说，谈到大包干，自然地想起的便是六一年，还有饥荒。为什么不
谈谈六一年安徽的大包干？据说小岗村在大包干前人均收入不到三十元，实行大包干
“产生了神奇效果”“人均收入一下子长了十几倍，达到四百多元”。 
 
　　这个效果的确“神奇”。七九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据邓小平说是 160元，照这么说
小岗村位居全国前列，当时城市职工也稍逊一筹。那么经过十几年小岗村一定富起来
了。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大吹大擂说，只要包产到户，农民就一个个富得流油了。“
天下第一村”自然最先流。 
 
　　可是： 
　　 
　　　　“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是：小岗村尽管走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但至今还未
实现富裕……明显落伍了。” 
　　 
　　严宏昌还扬言： 
　　 
　　　　“将来一定能摆脱贫困。” 
　　 
　　——这简直不可思议了！原来小岗村还处于贫困之中！！！摆脱贫困还得等到遥
遥无期的将来。 
　　 
　　　　“十几年来，小岗村的集体积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零。”“严宏昌办起了小
岗村农工商贸实业总公司，除了一纸执照和几枚公章外，别无他物。” 
　　 
　　原来十几年来小岗村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村！！！ 
　　 
　　　　“严宏昌千里奔波，滁县、合肥、上海、北京。他打着小岗村的牌子，要政
策，要支持，要项目。”“不少人打着小岗村的牌子要钱要项目，要回来却用在别处
。有人认为用一用小岗村的牌子没什么”“以扶助小岗村之名要钱办的企业办成后就
被拿到了别处。”“（严宏昌认为）利用小岗村要钱而不用在小岗村的生产上不对，
不让小岗村知道也不对。” 
　　 
　　原来打着小岗村的牌子就可以到处要钱要物要项目！！！ 
　　原来扶助小岗村就是给钱，原来小岗村就是要靠别人给钱扶助！！！ 
　　原来还发生了争夺小岗村牌子的丑剧，原来小岗村的牌子成了摇钱树，摇下的钱
“不少人”都想占一份。 
 
　　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两年里给了桃园大队六十多万元，八十多吨化肥。桃园
大队的生产却越搞越糟糕，给国家供应粮食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相比之下昔阳与大寨就没那么幸运，一切都靠自力更生，兴修水利投资一亿多元
，80％以上是自筹资金。在十二年里，据邓小平一伙攻击昔阳时提供的数字，全县只
用了国家二千万元。然而昔阳人平给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年五百斤。尽管如此昔阳还受
尽了阴谋陷害与恶语中伤，陈永贵死不瞑目！！！ 
 
　　邓小平树立的西海固典型，一个县一年就要用去国家一千万元钱。全部吃光用光
也许还贪光，没给国家任何贡献！！！ 
 
　　小岗村究竟拿了国家和其他单位多少钱？为什么至今还一贫如洗？ 
 
　　“不少人”争夺小岗村的牌子要求分肥，想必也有他们的道理。这块牌子本来就
是他们创造的。所以文章虽然站在严宏昌一边对这“不少人”颇有怨言，却不能对他
们怎么样。 
 
　　据文章说，“有关部门”曾以安排工作，给一套价值六万元的住宅要严宏昌不再
过问小岗村的事，严“断然拒绝了”。他当然拒绝，这棵摇钱树岂能随便放弃？何况
他已经通了天，有万里的直接支持，对树他起来的“有关部门”和“不少人”当然用
不着买账了。 
 
　　现在不是提倡“法治”吗？不少人为了专利权打官司。为什么不就小岗村的牌子
打一场官司呢？让大家看看包产到户的专利权究竟属于严宏昌？属于“有关部门”？
属于万里？还是直接属于整个邓小平集团？由于文章中未提到所谓的十八户农民有权
争夺这块牌子，因此反正不属于农民。 
 
　　　十几年来的农业一直在靠吃老本过日子 
 
　　　邓小平一伙会辩解说：“虽然包产到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土地
归了农民自己，耕作精细了。”乍一听，这似乎也是个道理。然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撂
荒地和应付田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已经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早就是顽强的事实了。前
面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谁也不用怀疑，邓小平一伙可以举出一百万个、甚至一
千万个个体农民管得比集体尽心的例子。然而人们也可以找出更多的土地多、劳力足
、资金多却不肯好好种地的例子，以及因经济条件困难或劳力等问题，想种好地却凭
个人能力种不好的例子。即使在田间管理上，三自一包也不及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
以及一切右派，实际是以己度人，他们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就不相信农民会大公无
私为集体出力。其实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感到自己解放了，才会有极
大的劳动积极性，还有创造性。而这些创造性在个体农户时期，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别的不说，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时，不少农民从事优良品种的培育
，有些优良品种就是集体条件下的农民自己搞的。甚至连优良品种的推广也只有集体
条件下才能迅速进行。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要担风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个体
农民总共只有那么一小块地，吃饭要靠它，他们没法拿自己的饭碗来冒险。他们为解
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就疲于奔命，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搞科研。早在合作化以后就有不少
农民，积极地研究发明农业机械。这些农民难道都是个人主义者？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对农业有利，什么不利。最了解的还是农民。 
　　毋庸置疑，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农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不
是什么丰收、大丰收、特大丰收，不少省、市、自治区严重减产，甚至毁灭性减产，
但与一九六一年比，还不是立即严重的饥荒。 
 
　　不少大减产的地方原来是粮仓，如黑龙江、吉林、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有
的地方原来农民自己供应自己历来大大有余，如上海、北京、天津，有的已经由文革
前的缺粮省成了粮食调出省，如河北、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减产后只是卖给国家的
粮食大大减少了。典型的例子是我国第一个亩产吨粮地区苏州。原来年产粮食八十几
亿斤，卖给国家二十几亿斤，自己还有五十几亿斤，不但足以自己食用还可大量养猪
。大包干、反对以粮为纲、反对双季稻后“当年大见成效”，粮食亩产减到远不足一
吨，总产只有五十几亿斤，只卖给国家几亿斤粮食，养猪还大大减少。但农民自己没
饿着。 
 
　　另有一些省在这段时期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倒是增加的，有的增加幅度还不
少。这些省的增产大大地抵消了那些减产区。八十年代初，这些地区，不少农民倒的
确曾经认为邓小平的政策好。但是决不是包产到户好。 
 
　　我曾和农民有个这样的对话。 
　　我问他们现在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现在的政策究竟好不好。有的农民说，当然现
在好。我问他们究竟表现在哪儿？他们回答说，现在化肥多了，用的是优良品种。尤
其说起优良品种时更是滔滔不绝。比如杂交水稻如何,桂朝二号如何，原丰早如何。
我告诉他们，化肥厂都是毛主席建的，毛主席修建了十三个特大氮肥厂和二千四百多
个小化肥厂，其中小氮肥厂1534个，其余大多是磷肥厂。农药厂也是毛主席建的。还
有你们说到的优良品种，无一例外地是在1969年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又无一例外
地是在1975年培育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现在正该是它们极大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他们问：“照你这么说现在都是毛主席时候的成绩了。”我：“你说呢？”他们半
信半疑。 
 
　　有一半信就好了，说明他们事实上已接受了我的观点。所以还有怀疑，那是对我
说的化肥厂的兴建与优良品种的培育时间不能肯定。可是这是绝对的事实，只要他们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增产是毛主席时代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话中根本没有谈到大包干有什么好，相反问出“照你这么
说现在都是毛主席时候的成绩了。”表明他们说的现在政策好，纯是化肥、优良品种
、还有其他毛泽东时代的建设与科技成果。客观上是赞扬了毛泽东时代。 
 
　　与邓小平一伙的政策有关的话也不少。无非是现在牛死了，拖拉机没了，要靠人
力拉犁了。如有一次农民在拔草，并把它们烧掉，以前农民是把草当作宝贝的。我问
农民，他们说没有牛了，只好烧了。一般也不谈什么政策好不好。但客观上是否定了
邓小平集团的政策。有的人则明确地问；“不是说搞现代化吗？怎么现在倒退到原始
社会去了？靠人来拉犁了？这样长期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还有的说：“现在土地没
有化肥简直不能长庄稼。以前为了粪肥还打架，现在大家都不要了，这样下去土地要
板结。”这至少在客观上是对邓小平集团“好政策”的批判。 
 
　　也有骂以前的人。但骂的无非是：“靠那时候的品种，还能收多少？”应该指出
，以前农民中确实有一种要求单干的倾向。但凡是这些地方，农民无一例外地要骂干
部。其实都是问题干部造成的。真正大包干后，农民看到干部的作风不但没改变，反
而比以前更坏了，还得白白地养活他们，所以他们说现在政策好时，再也不说好在包
到户了。 
 
　　至于原来已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较富裕地区的农民，对于包产到户一开始就
是极度抵触的。不少人甚至说：“等着吧，等三年自然灾害再来吧！” 
 
　　农业机械化也是极其重要的。虽然受到了邓小平集团的严重摧残，力量毕竟不能
小看了。六十年代初，大批农民跑单帮，劳动力流失，造成了土地大批荒芜，而在八
十年代初，机械化相当大的程度上填补了流失的劳动力。 
 
　　除此以外，还有学大寨时兴修的水利和改良的土壤。农民都明白，没有这些，水
稻种植面积就不能扩大。所以不少以前靠吃杂粮为主的地方，后来能够以稻米为主了
。 
 
　　说到底，这些地方所以能够增产甚至丰收，都是靠的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家底，或
者说是老本。与邓小平集团毫不相干。把这些丰厚的家底造成的丰产扣除，邓小平的
“好政策”就是个大负值，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早就来了。 
 
　　即使在邓小平一伙的报刊杂志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文章，供认十几年来农业一直在
靠吃老本过日子。现在老本吃完，更大的灾难就来了。 
 
　　没几年，那些八十年代初增产地方的农民就明白了，现在的庄稼不如以前集体种
得好。再以后，农民就只有骂娘、只有反抗、他们明白，以前集体做了不少事，而现
在只有破坏，并说乡村的干部全是土匪、强盗。 
 
　　　包产到户就是地主经济，只有打倒新地主才能复兴农业 
 
　　　集体农业的真正发明者并不是共产党，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
义社会过渡时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生产效率就是比个体农户高，至少有利于农
业机械化，也有利于水利建设。美国的农业就是这样过来的。人民公社与资本主义农
场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毫无疑义，资本主义农场有的优点她都有。即使人民公社搞得
不好，充其量也不过成了资本主义农场。以前有的社员对人民公社有意见归根结底也
是社队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社员，把自己当作资本主义农场主，把社员当作雇工。解
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限制他们、教育他们、问题严重的和坚持不改的撤换他们，如果
他们上下左右连接一起成了一个阶级，一时撤换不下来，那就在适当的时机发动群众
打倒他们。 
 
　　邓小平一伙只是简单地分田到户，对这些剥削压迫农民的干部不许动一根毫毛。
这些人以前还得作些生产的组织指挥工作，分田后连这类工作也不做了，倒要农民缴
纳各种名目的税款供养，这不是让他们坐享其成当地主吗？包产到户就是地主经济，
农民交纳的苛捐杂税就是田租。包产到户与土改后的单干完全不是一码事。那时农民
除了给国家交有限的公粮以外全都是归自己的。而包产到户后，他们还得给乡村干部
交纳贡税，其数量完全由着这些人一句话，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提出什么名目
就是什么名目。就是解放前的地主也并不都是这样。邓小平就是要扶植一个地主阶级
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且还是恶霸地主。所以谁如以为他们会帮农民解脱压在头上
的沉重负担，那无疑于白日做梦了。 
 
　　现在邓小平一伙自己也明白个体农业实在搞不下去了。三自一包已经彻底破产。
他们“甚至开始谈论放弃私人耕作制度，希望这能使农业产量提高。”今年二月农业
部就“正式建议对一部分农田重新实行集体耕种”，说“这种改革将会带来一种有利
于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命力。”（可见《参考消息》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国农业面临
历史性抉择》）。毫无疑问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即使他们真的恢复集体耕种了，那也
是资本主义农场。贪官污吏的利益仍然要保证，归根结底仍得压在农民头上，因此还
是腐败的资本主义农场。农民不过当长工而已。决不可能对改变农业危机会有多大补
益。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地主经济决不可能一步登天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废
除苛捐杂税、减轻对农村脱产人员的负担，是当前农民的经济要求。这一要求就其本
质来说就是打倒地主阶级，也只有打倒地主阶级才能实现。在地主阶级打倒以前，根
本谈不上什么重搞社会主义，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 
 
　　　工农在政治上也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现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不但经济地位下降，政治上也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农民
就不用说了。工人们进了工厂犹如进了监狱，实在不及以前的地富反坏右。三天两头
挨训，左一个不准，右一个禁止，再一个严重处理，最后又是刑事处分。工人的权利
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的权利都被剥
夺殆尽。甚至对当官的胡作非为稍微有点议论都要受到查处。总之只许规规矩矩，不
许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对于贪污盗窃、经济犯罪等压迫行为报刊电视里还有相当的承认，那也是为了欺
骗百姓，似乎他们正在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工农受的压迫，尤其工人受的压迫透露的
就少了。实际上工人们亲身感受到他们受的压迫远比受的剥削更令人难受。有的资本
家和他们的狗腿子简直就有迫害的嗜好。当一个工人去上班时，往往感受到的就是今
天不知自己又要受什么样的压迫了。这些压迫是那么地多又那么地琐碎以至于没法用
语言表达。像南朝鲜女老板强迫工人下跪那样的极端例子自然不是普遍的，对女职工
的“性骚扰”不算少也不是人人遇到。但是这些极端例子正是大块冰山露出的一角。  
 
　　当狗腿子们与工人发生纠纷时，厂长经理们不管是非曲直照例是偏袒他们的狗腿
子的，而且多半是听之任之，自己尽少出面。如果事情闹到激起公愤，有时对狗腿子
也是有所指责的，但这种指责的最根本原因倒不是压迫工人，而是怎么会激起公愤又
压制不下去，以至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对工人来说，所谓改革，就是物价上涨，就是莫名其妙地被扣款罚款，就是头上
多套几个紧箍。总之一是受剥削，二是受压迫。邓小平说什么劳动致富完全是谎言。
自古以来劳动的不致富，致富的不劳动，劳动者还一直受鄙视。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
毛泽东时代，劳动者才受社会的尊重。现在工人农民与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地位完全倒
过来了。如果说以前地富反坏右头上带着帽子的话，那么今天工人农民同样是带着帽
子的。“工人”“农民”就是他们头上的帽子，就是压迫的对象，就走到哪儿都受歧
视。甚至于笑贫不笑娼。以前是大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现在是少数剥削者压
迫大多数劳动者。一小撮吸血鬼、法西斯得意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受难之时。 
 
　　　古今中外最科学最巧妙的超经济剥削，潜在的大饥荒。 
 
　　　复辟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改善的呢？ 
　　平心而论，也不是一点没有。八十年代儿童生活享受就不是以前所能比的。但拆
穿了讲，无非是推行一胎化的结果。如果像以前那样生上两个甚至三个，还能达到那
个水平吗？七十年代一般的双职工供养三个孩子不成问题。固然不能算富裕。但进入
九十年代以来以同样的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供养一个孩子对不少职工来说也难以为继
了，供养两个根本就不可能。以前就是四个、五个孩子也绝没有生活过不去的，上学
后有助学金，孩子多的家庭实际完全是由国家抚养成人的。而现在不少青工两代人都
依赖着老父老母。 
 
　　邓小平刚推行一胎化时曾许诺独生子女在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都可以优先
。现在谁都知道，这一切全是空话，本来就不该相信。交不起学费失学的、毕业就失
业的，不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吗？早在马克思以前，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劳动阶级的
收入至少应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续自己的后代。当后代都不能延续时，劳动阶级实
际上就处于灭亡之中。今天中国的劳动阶级就是处于灭亡之中。邓小平一伙官僚垄断
资产阶级和他们投靠的外国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还有他们扶植的其他剥削者，不但剥
削了广大群众的剩余劳动，也剥削了必要劳动。毛泽东时代辛辛苦苦养育起来的大批
劳动者成了他们廉价剥削的对象。这是一伙最最穷凶极恶的剥削者，一切统治行将灭
亡的反动王朝都是这样的，而以邓小平集团做得最科学、最巧妙。 
 
　　邓小平一伙估计，由于实行了一胎化，十几年来少生了大约二亿人。如果容许劳
动阶级的延续保持简单再生产，即有了这二亿人，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真不知要
悲惨到什么地步！绝对超过六一、六二年。国内农业连现有人口都养不活。更没有人
能够知道将从哪儿进口粮食来养活二亿人？外汇从哪儿来？如果说今天的劳动阶级还
没有那么悲惨，那正是以牺牲延续后代和人口老化为代价的。相反，如以“十年浩劫
”时的3.88％增长，九五年粮食产量可达 12200亿斤。养活十四亿人，每人可得八
百七十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隐性大饥荒之中，那二亿人等于被
饿死了。 
 
　　　衣着与耐用消费品功归毛主席，邓小平只有罪恶 
 
　　　邓小平一伙作为政治资本自吹自擂的还有人民群众的衣着改善与耐用消费品的
普及。 
 
　　衣着问题在《军政府的末日》中已经说过，毛主席在引进四大化纤厂时邓小平还
在江西劳动，不但没功劳，上台后还拖延了竣工投产，完全是历史的罪人。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服装改革的发起者，指责以前的衣服色彩与式样单调。甚至捏
造说在毛泽东时代穿一条毛料裤子就要受批判，穿一套的确良衬衫就要挨斗。这种危
言耸听的谎言难道就能抹掉化纤厂大批兴建起来与毛纺品比解放前增长二十多倍的事
实吗？鄙人就有好几件的确良衬衫和好几条毛料裤子从未有人找过麻烦。他们指责的
“根据”无非是毛泽东时代一贯提倡艰苦朴素，反对在条件不具备时采取不正当手段
追求个人的穿着与享受而已。这又有什么不好？对于群众的穿着问题国家实际上一直
挂在心里的，不然建那么多化纤厂，努力增产棉花与毛料干什么？相反，五六年我国
总共只能生产四十六亿米棉布。包括工业、军队与其他用途，人平只有二十一尺。邓
小平、胡耀邦一伙却喊出“青年团、带个头、衣着要穿得漂亮些”，这不是和现在“
理直气壮地提创高消费”一样荒唐可笑吗！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小撮人能够“衣
服漂亮”“高消费”，而这是以大多数人的降低消费为代价的。 
 
　　随着文化革命带来的大建设，条件大为改观了，人民群众的衣着改善与服装改革
的时机也来临了，当然也要与条件相适应。七十年代初开始——那是由于自己搞的九
大化纤厂投产与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棉花生产国——年轻姑娘的穿着就一年比一年更
漂亮。如果说还不及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的话，那也只能说后来是先前的必然延
伸而已。怎么能够拿后来到手的成果来抹倒先前的辛苦建设呢？ 
 
　　邓小平为了上台曾借江青的服装改革发难，搞了一出“国服”闹剧。说江青搞的
连衫裙是“不中不洋、不古不今的奇装异服”。其实谁也没听到江青说过“国服”两
字，也没听说除了连衫裙其他式样的衣服都不能穿。完全是邓小平一伙出于政治需要
的凭空捏造。这番闹剧演过后，他们上了台，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经济条件与以前已经
大不一样了，人民丰衣已可期，（这是七八年一篇文章的标题）服装的式样也多了起
来，于是急急忙忙把自己打扮成服装改革的发起者，并乘机把伤风败俗的货色夹在中
间推销了出来。 
 
　　至于耐用消费品，也只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真相了。这中间最重要的是
彩色电视，就以电视机为例。 
 
　　中国的电视工业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的，按照
许多人的说法，中国当时根本就没有条件搞电视。六一、六二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的
下马风摧残下停止发展，六八年黑白电视年产只有几千台。九大以后电视工业和其他
工业一样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时期，中央召开了全国电视工业会议。只经过六七年，
在七十年代中期便建成了黑白电视机工业体系。以后黑白电视便开始进入了家庭。这
时正好邓小平上台。尽管他从未出过力，却厚颜无耻地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了。中国
的彩色电视工业开始于一九七一年。七三年建成了全国彩色电视转播网，七八年生产
几千台，相当于黑白电视在六八年的地位。凭什么理由说，再经过六七年，到八五年
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彩色电视工业体系，并开始普及彩色电视呢？而且已经有了黑白的
基础，不像黑白是从一无所有开始，因此应该更容易，更快些。因此也许根本不用等
到八五年。 
 
　　可邓小平一上台就把我们自己的彩色电视工业给枪毙了。他们搞的完全是盲目引
进，中国只是组装，大量的钱被外国赚去了。等到中国自己能够生产零部件时，在外
国已经过时了。中国自己也未能学到建设电视工业的本领，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
。还牺牲了中国的国防电子工业。如著名的长虹厂本来就是中国的雷达工厂，具有相
当高的技术水平。至于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生产能力大量限制，甚至连黑白电视也
大量引进，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们这样搞究竟是功劳还是罪恶？ 
 
　　邓小平一伙夸耀道，以前谁曾想到过彩电？而且也买不起。 
 
　　凭什么理由说这种话？七三年建成彩色电视转播网是干什么用的？七六年搞通讯
卫星时难道不准备转播彩色电视？他们在“批四人帮”时说，江青曾对电子工业部门
说过：“现在人家都在搞彩色电视，你们还在搞黑白电视，老掉牙了。”他们说江青
是“胡说八道”。江青是不是胡说八道且不论。但这一绝妙的表演告诉了我们，当时
 
对搞彩色电视没有信心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一伙。 
　　说老百姓买不起也完全没有根据。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要国家造得出来，
就到得了人民群众手里。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生产“过剩”。现在十八英寸彩电二百美
元一台。七十年代美元与人民币比价不断下跌，只要人民币保持稳定，那现在一美元
就在五角以下。二百美元就不到人民币一百元甚至更低。凭什么理由说人民群众就买
不起？！六五年一台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要一百多元，到了七六年只值三只老母鸡。
只有现在这种疯狂的年代才会连彩电都涨价。说到耐用消费品就不能不说说城市人民
生活煤气化。在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建起了一大批大型合成氨厂与1534个小氮肥厂
，这些都是耗能大户。到七七年以后的休养生息时期，化肥工业应该暂时停止上新项
目。这样化肥工业的建设能力就闲置下来了，正好可以用于建设煤气工业。当时我国
的接缝钢管工业也正大批闲置，可用于制造煤气管道。人民生活的煤气化又正好是节
能工程，估计每年可节省近二千万吨煤炭，可以填补氮肥厂开工生产后对能源的需要
。这不但是个大好事， 而且按照我国的生产能力，用三、五年时间完全可以完成。
可到现在为止，相当大一批城市人民仍在烧煤，原有的煤气厂也被搞得难以为继了。
煤气的大幅涨价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彻底清算邓小平一伙破坏工业、破坏农业、破坏整个国民经
济的罪行，而决不是在耐用消费品上为他们评功摆好。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耐用消费
品工业如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照相机等都是迅猛膨胀的，如果说当时供
应紧张也纯粹是人民收入增长更快。其他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等在大建设告一段落、
社会缓过气来时，即休养生息时期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地搞起来。而邓小平一伙搞耐用
消费品大多是在现有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和农机工业受到破坏后不得不转产的。除
了雷达厂转产彩电外，其他如南昌的直升机厂改产面包车，飞机场生产高压锅，嘉陵
厂生产摩托车，军用光学仪器厂生产照相机，农机厂破坏后转产洗衣机等。无论如何
八亿农民机械化生产比任何耐用消费品要重要得多。可是到现在为止广大农民还在手
工操作。这是功劳还是罪行？！ 
 
　　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是一切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共同
特征。 
 
　　　山雨欲来风满楼 
 
 
　　　但不管邓小平一伙怎样把牛皮吹到天上去，中国的经济被他们一步步地引向崩
溃却是顽强的事实。他们只有进一步地向人民向地方勒索。分税制、增值税都是这种
货色。目前中国借了一千亿美元的外债，国库券的发行也到了吓人的高度。八一年最
初发行的国库券是40亿元，八九年猛升到 225亿元，近两年更是一年连跳几个台阶，
九三年是 370亿元，九四年一下子猛升到1020亿元，今年预计又是1500亿元。换算
成人民币，外债总额已经突破一万多亿元。即使如此，还是年年入不敷出，赤字几百
亿。邓小平一伙究竟还能撑多久，大家不妨拭目以待之。  
 
　　今天的中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哪儿有压迫，哪儿有剥削，那儿就有反抗。邓
小平一伙以为有了八九年的大屠杀，人民群众就会被吓倒，从此服服帖帖，就可以“
稳定地”坐天下了，这完全是白日做梦。地火在运行，在起伏，他们就坐在火山口上
。不少地方农民暴动和抗暴、工人罢工和示威、失业工人和破产企业的工人要工作、
要吃饭、要活命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些斗争正是大沸腾前夜不时冒出的气泡。邓小平
一伙毫无办法，只好更加依靠法西斯专政，依靠武警镇压。物理学告诉我们，液体的
沸点与大气压有关。大气压力越大，固然沸点越高，沸腾的到来要晚一点，然而决不
会弄到沸腾不起来。一旦沸腾也爆发得更为剧烈。超过一定的临界点，那是任何大气
压力都压不住的。 
 
　　邓小平一伙的末日已经为时不远了！！！
 
 
 
　　（三）不做看书只看皮看报只看题的大学阀 
 
　　在《前言》里笔者就说要写一篇《复辟以来的农业与人民生活》，这是一个大工
程。由于各种原因目前难以完成。但今天这个后记大致也可以作一交待了吧！当然非
常不够，许多问题根本未能提到。笔者的取材主要来于邓小平一伙的报刊杂志书籍。
他们的宣传工具当然是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贴金涂彩的。无意之中却也透露了
大量真实情况，暴露了他们吹牛撒谎捏造数字的真相。不管他们如何谎言连篇，只要
我们能够认真读书看报，对他们公布的情况与数字穷根究底认真分析计算，还是可以
明了不少真相的。邓小平一伙也是最怕人们跟他们算细账。人民群众对他们说的话不
但必须绝对相信，而且必须在半年内就忘完。不然就是犯罪。八五年《人民日报》就
出过这样一片奇文，指摘人们对他们在报上说的话太认真了。老是记住不放，并扣上
了可怕的极左帽子。对自己的宣传，一个党的机关报的声誉如此糟塌，这种怪事也只
有现在这种疯狂的时代才能见到。 
 
　　这告诉了我们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一定要认真读书看报，即使像邓小平那样的
下流报纸也要认真阅读。决不能做那种“看书只看皮，看报只看题”鄙视工农群众，
不要实践、不要真理，自以为天下最有知识，却什么知识都没有的大学阀。这种“头
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学阀，十几年来还少见吗？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主席批判“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
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开始的
。一九七七年却在一片“看书只看皮，看报只看题”的嘈杂声中，由邓小平一伙自作
聪明地“宣布结束”。毛泽东主席早就把他们看透了。这些口口声声“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的人们，原来正是一些蔑视知识、鄙视知识、仇视知识，因此极端无知，但
又极端自以为是与极端厚颜无耻的家伙。 
 
　　其实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早在
六九年九大时就已经胜利结束了。他们所以要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那是为了一笔
抹倒九大以后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另外，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无
产阶级专政，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真正的共产党领导还存在，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仍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他们就极其难受，就说文化革命尚未结束。
因此他们说的结束文化革命就是要结束社会主义、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结束共产党的
领导、结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总之一句话，就是要资本主义复辟，实
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可他们又不愿这么明说。 
 
　　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先生们，有一些总算爬进了贵族阶级的营垒，得到了不少好处
。另有不少人，说来可怜，实在也没得到过多少好处，甚至有的与大多数工农一样陷
入穷困之中。但一切绞索正是他们自己套上自己脖子的。十几年来他们一直浑浑噩噩
地过日子。邓小平刚上台时他们的疯狂劲就不说了。在后来也一直颠三倒四的。 
 
　　这儿只举几个小小的例子。七九年银行存款利率上升。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都知
道决不是好事，意味着银行信用下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可他们却一个个欣喜若
狂。文革银行利率下降被当作经济不振的结果。他们习惯于以自己的主观想象判断局
势。比如粮食，相当长时期有人赌咒发誓决不会涨价。八八年报纸报道，全国有五个
省区全部或部分地方粮食变相涨价，他们还这么认为，甚至拿着报纸指给他们看时，
还痛恨为什么要把事实放到他们的眼前来。后来米价放开了，他们是否就醒悟了呢？
还不，竟然还一直不知道这是农业危机与财政困难，要把负担转嫁到自己头上来，
不知道是对自己拥有的数以百斤计的粮票储备公开赖帐，还一直沉浸在农业丰收、
大丰收的美梦之中呢？邓小平改革住房制度，出售房屋，不过是变着法子从群众手
中弄钱以填补空虚的金库。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住房那里需要买？使用权本来就
是在大家手中。所谓住房制度改革，正是剥夺了人民对住房的使用权。 
 
　　无怪乎他们会把国民经济两次大跃进说成是破坏，而把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当作了
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要那些无所不知的先生稍微了解一些事实与真理是极其
困难的。要复辟时期的既得利益者正视现实更是不可能。他们头脑里装了一大堆偏见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闭眼不看事实比瞎子更瞎。对于事实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反
感，只相信他们头脑中顽固不变的信条。 
 
　　比如八二年中国粮食进口突破三百亿斤，相当于城市人口粮食消费量的40％。告
诉他们时，面部一个个露出麻木的表情。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数。尽管邓小平一伙经
常惊呼粮食进口大，补贴吃不消，他们却掂不出这中间的份量来。后来粮食进口超过
五百亿斤，乃至成为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大国，他们仍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这意味着什
么。告诉他们，他们根本不想听，把邓小平的报纸拿到眼前指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愿
想。花了极大力量终于使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以后，那么，尽管十分钟以前他们还
从未听说过，十秒钟前还根本不相信，在愣了一下以后，只经过一两秒钟，嘴皮子一
翻，他们的判断又出来了。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仍然是天下最有知识的人。这类高
见奇奇怪怪，无法在这儿一一例举。有一种是这么说的：“现在要进口 300亿斤，
那么文革时期（指66～76年——笔者注，并注意下面。）最起码要进口1000亿斤。
”这数字是从那儿来的呢？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根本不需要事实根据，全凭灵机一
动。拆穿讲是从所谓“文革时期农业发展慢，大包干后丰收、大丰收、特大丰收”的
偏见倒推出来的。当这种“事实”捏造出来后，不过几分钟，马上又成了新的推理的
“根据”：“现在不过进口 300亿斤，文革时期要进口1000亿斤，所以现在包产到
户促进了农业丰收，而文革破坏了农业生产。”说起来还振振有词，丝毫不会脸红，
似乎1000亿斤是周密调查发现的事实。 
 
　　毛泽东虽然被打得粉碎了，但他有一句话总还是正确的吧！“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可他们不需要任何调查就可以对自己完全陌生的事物哇喇哇喇发议论。用
偏见来捏造“事实”，又用捏造的“事实”来“证实”偏见——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所以他们用不着调查研究，也用不着读书看报，更不用接近工农群众。他们是天生的
先知。不要以为这是个别人的神经有毛病，凡是自以为比一般工农高明的先生头脑里
装的大抵是这样的货色，还自我陶醉，全然不觉得自己出了丑。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也正是这种既不要实践，又不要真
理，只要主观武断、凭空捏造、以势压人、有权就有理的货色。根本就不是什么讨论
，也不允许讨论，不过是一场蹩脚的独角戏，把所谓的文革使得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
主观武断的结论强加于人。对手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如果他们真的承认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标准，那首先就得对当时的大“规划”好好反省一下。七五年他们鼓吹的就是
这一套，他们靠鼓吹这种“大干快上”的规划哗众取宠上台，一上台就搞这一套，但
七八年只搞了几个月就可耻地破产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下总怪不得
批邓了吧！七六年批邓反对的正是这一套。可是实践并没有使得他们承认应该承认的
真理，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方案，改一样败一样，没有一个不破坏国民经济，也并
没有使他们承认应有的真理。比如农村“改革”把中国改成了现在这付破败相，并没
有使他们得出“三自一包”只能破坏农业的真见灼识。 
 
　　邓小平一伙口口声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却是道道地地的愚民政策。现
在已经为不少人所认识了。他们不是后来才搞愚民政策的，而是一开始就实行愚民政
策。“看书只看皮、看报纸看题”竟然堂而皇之地在报刊杂志上到处鼓吹，正是证据
。这种愚民政策所以能够得逞也正由于得到了无所不知的先生们的帮忙，首先被愚弄
被欺骗的也正是这些人。 
 
　　人必自愚，后人愚之；人必自欺，后人欺之。比如八零年根据邓小平一伙公布的
数字也明明是六二年以来最大的减产年，却可以公然吹为“第二个高产年”，好像十
亿人口全是瞎子。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还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先生？！在他们头
脑里早就有了一个偏见，包产到户比社会主义好。尽管六一年安徽包产到户造成了严
重饥荒，他们还是这样认为。只要出现的事实与他们这一主观想象不合，他们就无论
如何不肯接受。邓小平一说“第二个高产年”他们当然马上就接受了。对自己赞成的
要尽量往好处去想，对自己不赞成的要尽量往坏处去想。 
 
　　当时笔者就听到不少人发表这样的高见：“包产到户，粮食产量至少（？！）可
以增加一倍。”笔者问道：“报上公布七九年产量是6600亿斤，那么今年可以达到
13200亿斤啰？”回答居然是大言不惭的“当然”。到秋后算账粮食减产，按理实践
是真理的标准，对大包干总该否定了吧！至少该认识到自己原来说了疯话了吧！可居
然有人认为翻番已经到手。尽管邓小平把毛泽东时代的粮食储备挖空了不得不大规模
进口，他们居然还会说：“今天中国的粮食储备至少（又是至少？！）可以吃上几年
。”吃上几年？！这种话美国都不敢说。全世界的粮食储备也最多只能给我们中国吃
上一年。 
 
　　——他们就是这样判断形势的！！！ 
 
　　大凡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什么都不懂，又极度傲慢狂妄，头
脑十分顽固，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事实与他们的偏见相反。态度十分专横
，除了同类任何人的话都不愿听。自己可以一说老半天，主观臆断凭空想象可以连二
接三、牵四挂五地吐出来，不同的意见只要说上半句便立即将你打断。他们又特别敏
感，有时别人说的话中并没牵涉到他们的偏见，他们也会神经过敏地认为触犯了他们
的思想禁区，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只要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悖，即使几何公理也得
废除。他们也不习惯于辨清是非，把对方的嘴封住了，他们就得胜回朝了。正因为他
们不习惯倾听不同意见，所以他们也缺乏最起码的知识。不知道馒头是面做的，不知
道锅是铁浇的，不知道柴米油盐要几个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完全凭主观想
象乱说，还自封为天下最有知识，无所不知，自我标榜为最有教养的阶级。 
 
　　八二年邓小平一伙在报上刊登图表大肆吹嘘复辟以后的“成就”。关于粮食产量
是这样画的（见图），八一年3.25亿吨低于七九年 3.3亿吨应该把箭头朝下画，但他
们却把箭头朝上画。 
 
　　自命不凡的先生无一例外地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当笔者指出其中的谬误时，居然
一个个盯着我，仿佛我是个外星人。有人还这样问：“照你这么说，现在不是丰收而
是减产啰！”我回答道：“是减产是丰收既不是照我说也不是照你的说，而是照事实
说。这是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那个大那个小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可他们就是弄不
明白。 
 
　　他们弄不明白的岂止这些？比如七零年中国工业猛增30％以上，他们说不大。邓
小平保四争五（保住4％，争取 5％的增长率）他们说不错了。连三十与五那个大都
弄不清楚，像3.25亿吨和 3.3亿吨那个大，这样复杂的问题他们怎么弄得清楚呢？ 
 
　　毛泽东曾问李德：“人要吃饭你知不知道？路是人走的你知不知道？子弹会打死
人你知不知道？”有人也许会说毛泽东也说得太过分了，李德是大军事专家，连这种
问题也会不知道？可他就是不知道。在今天中国有不少大专家就不知道人要吃饭，不
然怎么会大反以粮为纲？不知道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然怎么会大反土里刨食？
不知道种庄稼要浇水，不然怎么会嘲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笔者早就说过了，自封为最有知识的先生其实是最最无知识的。对他们必须进行
最起码的启蒙教育，从幼儿园小班读起。幼儿园小班的孩子也比他们聪明得多，孩子
们会问大人这是什么？那又是为什么？不像他们不懂装懂。一个人无知并不可怕，极
端无知又极端自以为是，不进油盐那就无可救药了。 
 
　　十几年来天天在耳边吵闹着的就是这类疯疯癫癫的声音。 
 
　　最使他们不能容忍的是，我往往会拿出证据证明说的完全是事实。不然他们或许
还可宽恕。可偏偏使他们无词以对，所以就更加愤怒了，因此需要用强烈的言词把话
截断，不容你说下去。这就是最讲民主最有教养的先生们的德性！今天的中国就存在
不少“民主”暴君，他们比任何专制暴君更专制。如果说自命不凡的先生十几年来、
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疯话，这种事儿被大家知道了，那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儿啊！ 
 
　　伽利略论证大地在转动时，有一个封建贵族，看了他的望远镜，听了他的论证后
说：“你真能干，如不是深信上帝，我大概就要被你说服了。”笔者也遇到过类似情
况。有人就这么说的：“如果不是相信政策好，我几乎要相信你的话了。”因此今天
不能幻想自命不凡的先生能够赞同我这篇文章，他们中间能够有人有一点疑问我就心
满意足了。不少人只怕连看都不愿看。 
 
　　邓小平一伙也欺人太甚了，竟然敢把那些货色公然刊登在报刊上。中国人民被弄
到这步田地也实在太可悲了。这都得怪那些疯疯癫癫的先生。但邓小平一伙也未免太
自信了。难道天下真的无人，可以由他们一手遮天了吗？一旦末日审判来临，这一切
不就成了永久的历史笑柄！ 
 
　　“中国人总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这是《军政府的末日》中的一句话。更准确地
说，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先生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现在有些地位低下的总算开始意识到
情况有点不妙了，尽管离神志清楚还差得远。大多数却仍在发高烧。但愿他们今后能
够有所觉醒，至少不要在末日审判来临时充当绊脚石。但总会有一些人天知道他们什
么时候能够改变。不管这些人变还是不变，绝大多数工农群众总是坚定不移地前进的
，地球绝不会有人神经错乱就不再转动了。
 
 
　　（四）国际形势 
 
　　最后谈谈国际形势。资本主义世界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至今还未从衰退中走出来
，近来又美元大贬值。唯一的超级大国企图独霸世界已显得力不从心，气势与海湾战
争时大不一样了。前东欧与前苏联各国公开挂出了资本主义狗头，并没有使得生意兴
旺，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团糟。这些国家正处于艰苦的摸索之中。相比之下，我们中国
要幸运得多。我们有批判修正主义的经验，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修
正主义的垮台不但伤不到我们反而证实了我们走过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之正确。方励志
一类的资本主义路线在一九八九年就彻底破产了。因此我们将不会有很长时间的摸索
，直捷地走向唯一能够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都已经明白，现在中国只等着工
人农民起来造反了。 
 
　　《后记（二）》中笔者说过：“今天的前苏联是在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
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闹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这种造反目前显而
易见已侵润到了俄罗斯内部。九三年十月事件表面上是叶利钦与议会的斗争，实质上
地方与中央势力都登台表演了。后者的代表就是日里诺夫斯基。叶利钦与议会都不是
胜利者，笔者预言的建立俄罗斯第三帝国的危险也显现了。日里诺夫斯基就是俄罗斯
的希特勒。然而也正象笔者预言的，这个帝国不但更法西斯、更富侵略性、也将更不
稳定更短命，很可能未及建立起来便迅速夭折，目前正面临夭折的危险。 
 
　　车臣只是几十万人的弹丸小国。俄罗斯幅员辽阔人口是她的二百多倍。但叶利钦
出动几万大军打了几个月还打不垮，损兵折将才占领了一些城市。在杜达耶夫总统的
领导下，车臣人民抗俄斗争转入了游击战争。并扬言要当俄罗斯的阿富汗。一个人口
只及阿富汗的几十分之一，没有大国援助的小国敢于这么说、这么做实在令人钦佩。
车臣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各国的当权派不支持人民将会支持。由于实力过于悬殊
，也许车臣人民的斗争仍可能失败。但这一斗争已向全世界宣告了俄罗斯第三帝国的
脆弱性。它尚未建立就碰了这么一个硬钉子。如果车臣真的成了阿富汗，那俄罗斯第
三帝国就必然完蛋。 
 
　　无论是战胜议会、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出兵车臣，叶利钦所作的都是为日里诺夫
斯基扫清道路，从而为自己垮台做好准备。不管能不能踏平车臣，他的命运都已经决
定了。如果他失败，不但俄罗斯人和全世界人民都会加紧反对他，日里诺夫斯基也会
指责他无能，要求取而代之。如果打赢了这场战争，要求建立第三帝国的势力将得到
鼓励猖狂起来，日里诺夫斯基代替叶利钦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俄罗斯第三帝国的法西斯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它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只有在进攻中
才能生存，但不会不受到猛烈的抵抗。即使车臣踏平了，他们必然会进一步伸手，直
至彻底垮台。比如想把前苏联各国纳入帝国的版图，乌克兰就有可能变成另一个硬钉
子。不管帝国能否建立，俄罗斯的分裂与瓦解最终将不可避免。届时俄罗斯将成为二
、三个大块与若干个小块。 
 
　　应该指出日里诺夫斯基对于西方国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叶利钦在种种压
力下也日益强硬起来。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可以牵制另一个超级大国，有助于抑制它
独霸世界的野心。邓小平一伙是连这点勇气也没有的。他们的一切做法都是颠倒的。
车臣人民的斗争极大地减轻了各国蒙受俄罗斯第三帝国威胁的危险，然而出于官官相
卫，他们不愿有丝毫的支持，实际上站在车臣人民对面只是没有公开化而已。对车臣
军和杜达耶夫总统的称呼也随着局势的变化投机取巧地变化着。 
　
 
　　 
1995年5月4日
 


.
------------------------------------------------------------------- 
	邓江胡都与美帝沆瀣一气！		工言

布什在第二任期将要组成的内阁------总统布什、副总统钱尼、新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
利、留任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新任国务卿赖斯，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
战争内阁。
 值得注意的是哈德利：这家伙本来就是钱尼的旧部、是共和党政府的五朝元老、是奉行
“核震慑论”、鼓吹使用微型核武对付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朝鲜等“邪恶轴心国”，
力主美国研究实施导弹防卫系统，在布什第一任期的侵略战争中作尽坏事的不折不扣的法
西斯分子。这只“懂得逃避雷达的老鹰”，将是搞得世界满天核战争风雨的极其危险的
“风云人物”。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所组成的内阁，说明布什在赢得大选后，横行霸道的胆量更大
、侵略气焰更嚣张、美帝的侵略战争机器更加法西斯化。
美帝的新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战争内阁，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威胁。
这样的一个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统治，已使许多美国人感到愤怒与心寒。当即就有
人在世贸中心废墟和加州自杀抗议、在白宫前自杀抗议，更多的是移民加拿大表示憎恶当
局。
然而，另世界人民吃惊的是，胡锦涛在亚太经合会与美国总统会晤时，居然对布什表
“感佩”-----感激与佩服！这与全世界人民对美帝的憎恨形成鲜明的对照！胡在此次访问
南美时，强调“发展第一，统一第二”。明白无误地暴露他的“统一祖国，反对台独”是
假，发展依附性资本主义、唯美帝之命是从是真。这其实就是邓修的本色！邓江胡都与美
帝沆瀣一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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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邓力群现象”所想到的		工言

         看了金草同志的大作“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读后感”后，
我也有些看法与作者交流。值此左派在网上的革命大批判趋于沉寂之际，有必要提出来了
。
         金草同志在文章的第五部分充分剖析了许家屯现象，并且提出：“‘许家屯现象’并
不是孤立的，就改革开放前的状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内的高中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有
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和许家屯类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积自己数十年的观察，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我党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据我的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
，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
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
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毛泽东时代尚且如此，邓小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20几年后的今天，这个党的情况就更
加糟糕、糟透了！邓小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已经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抛弃
了共产主义理想；把共产党变成私产党，这个假共产党早已不代表工农人民大众、不为人
民牟利益而成为剥削压迫工农人民大众的总代表。必须对这个私产党进行彻底的大革命手
术。
         然而联系到现在网上刮起的“党内和平逆转论”、“中央左转论”，金草同志提出的
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当前，不正视“许家屯现象”、不解答这个问题，中国
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就无法明确，社会主义大革命就无法开展和向前推进。
         文章提出的“许家屯现象”，突出地显示一大批“老干部”在中国的和平演变中、在
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潮流中，缺乏路线斗争觉悟，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经不
起资本主义复辟浪潮的冲击与腐蚀，成为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成为资本
主义复辟的俘虏。这是一种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局限性，历史进程阶段的局限性。
          然而，许家屯现象是旧共产党内的三中全会派的一种普遍性现象；而在这里，我还要
提出在这个党内的另一种不是很普遍性但却危害很大的现象，这就是邓力群现象------邓力
群不但是邓小平共产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的司令部的核心人物；而且还是那个彻底否
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的反动历史决议的起草者；三中全会派的领头人物。他把毛主席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现在却还一直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毛泽东思想代言人和阐述者自居
，正在帮助反动统治集团继续欺骗人民群众。在当今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风雨飘摇
、岌岌可危之际，又抛出“只能批江，不能批邓”、“借邓批江”的欺骗伎俩，卖力地死
保邓小平、维护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继承人胡锦涛。突出地显示了他就是死心塌地的邓小平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杆保皇派。
          如果说“许家屯现象”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冲击下的俘虏，那么“邓力群现
象”却是另一种更为危险、更为可恨的现象：本来就是共产党走资派、邓小平集团的核心
人物和灵魂人物，却偏偏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欺骗左派和群众；把反修斗争引向邪路、破坏
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开展。邓力群现象所具有的欺骗性和对革命的破坏力，比明火执仗地叫
嚷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许家屯现象更值得警惕与重视。
         邓力群现象，并不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般追随者、胁从者，而是老奸巨
滑的阴谋策划者。邓力群现象是当今开展社会主义大革命的绊脚石。
         邓力群现象应当给当今中国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一个更深层的启示，一个民主主义革
命者必须彻底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否则就成为社会主义大革命的绊脚石。
         要想中国避免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澈、要想尽快地结束这修正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泥
泞道路、要想尽快地从欺骗冲出重围，就必须坚定地、毫不放松批邓，并解决邓力群现象
这种欺骗伎俩。
         我们看到，一些称为左派或毛派的宣传阵地，却在卖力地推崇和维护邓力群的货色，
大力宣传“中央左转论”。这是邓力群修正主义的反映。这正是为了帮助反动统治当局扑
灭全国工农反抗斗争、正是为了熄灭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星星之火。
         我们更多地更关注地看到四川、河南近来的风起云涌的大规模工农反抗黑暗统治的斗
争。“天下未乱蜀先乱”，现在正是四川、河南的工农，点燃了全国反抗邓小平反革命修
正主义路线统治的烈火、点燃了全国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伟大运动！
        现在的形势是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是暴风骤雨来临的前夜！四川、河南工农反抗和
暴动事件恰恰说明，哪怕是一点点星星之火，也点燃了愤怒到极点的工农群众反抗斗争的
火药桶爆炸；也触发这个能量巨大的工农革命的活火山的爆发。
         受邓力群修正主义欺骗的那部分要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为什
么会落后于工农革命斗争呢？这样怎能继承和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
         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深切体会到工农人民群众的疾苦，才会同情工农站到工农的
立场上来、到工农中去，才会代表工农的根本利益，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胜利道路 ，才会
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支持，才会有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不懂得工农疾苦、脱离
工农群众、把自己局限在脱离实际的理论扯谈中，只会一事无成。11-7-04

                  如何看邓力群？ 
如果说，邓力群曾经对邓修反动路线有过怀疑或不满，那么，这不是实质性的反对，不是
思想路线实质性的决裂；
如果说，邓力群对他起草那个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的那个反动决议及其恶劣后果有
过思想的话，那他从没有公开表示过对此反省----要肯定文革、对否定毛主席进行谢罪；
如果说，邓力群真的要革命，那他就不会一直仍然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座上客；
如果说，邓力群是在维护党和国家利益，那他那一套实质上是维护和延续邓修路线沿着苏
修亡党亡国之路走下去；
邓力群的问题，是三中全会派的最严重的问题。
目前，国际国内都在进行两个阶级的殊死争夺与搏斗。看看最近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
的彻底的法西斯内阁的形成，看看美帝在未来4年将要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甚至是核战
争，就会使更多的人醒悟。
时不我待，中国如不及时整顿好阶级队伍、准备迎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等待到的将
是美帝加到我们头上的更悲惨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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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六）		韩丁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 


毛泽东农村
政策再思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的？我的结论是
否定的。一些倡导改革的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1980年30%的人民公社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中
间的40%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也可以说存在危机，总之面临着很多问题。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到不同的
结论。我们可以把下层的30%与中间的40%加起来，认为主体状况不佳；也可以把上层的30%与中间
的40%加起来，认为主体至少说的过去；或者，还可以说成功和失败的数量大致相当（各占30%），
但折中的结果占主体（40%）。
我认为最后一种结论比较现实。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
非常难得的成就，这意味着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
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一条可行的出路。2亿4千万农民能够通过政府的帮助和重组以及他们个人的努
力开展很好的合作，那么对于中间那40%的3亿2千万人也一样可以。
当然，我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其它对成败的比例有不同说法的研究在这里暂不讨论。但是，即使
成功的合作化例子占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几千万农民可以有很好的合作化，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几
千万人可以做到的，其他几千万人也可以。这就是大寨在毛泽东时代作为成功典型在全国宣传这一问
题的重要性所在。如果大寨是成功典型，那么它就指明了其他农村、农民可以学习的一条道路。
粮食战线
我不太多争论关于中国的谷物产量在大集体生产时期仅仅能跟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的观点。这确实
是事实，尽管许多状况良好的生产集体产量以二倍、三倍、四倍的速度增加。如果说大量的生产集体
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产潜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农业合作社生来就是行不通的则让人难以理解
的。既然到现在大集体生产至少已经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5或6年，那么就应该问：新的制
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呢？
答案显然是：没有。自从1984年政府报道当年的谷物产量超过4亿吨以后，官方数字显示了一个
急剧的下降，然后，在1985年，没有扣除地面损失的产量出现了缓慢增长现在，新闻媒体例行公事
地报道粮食生产停滞、粮食短缺、产量下降，最后，在今年又报道了两千万农民面临饥荒，另外八千
万陷入严重的粮食困境，两亿人面临农作物减产。
此外，就我所知，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并没有达到它声称的4亿吨。那年市场上充足的粮食
供应只有一部分来自当年的产量。剩下的部分由集体生产时期的粮食库存提供。这些粮食在市场上出
售，或者在生产集体分散时被分发给农民。在此时将粮食卖出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改革后粮
价的急剧上涨，以及超额售粮能够得到的奖金。出于同样原因，1985年报道的大幅度的产量下降的主
要原因并不是生产的失败，而是储备的粮食被耗尽了。1983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
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如果我们把最高的年产量（已是非常乐观了）在11亿人（目前估计的人口）
中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得到人均的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这并不比休·迪恩报告的1978年的平均数
字高多少。由此看来，改革并没有改变粮食问题的状况。
    并不是说所有有关集体化的指示和政策都是对的。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在集体化时代
被夸大执行的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grain is the key link）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
很明显，在合作社时期政府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石油和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
副业。然而并不明显的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以及谁该为此负责任。毛泽东的口号并没有错误的地方，
这个口号全面而可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这个口号在那个时候
是合适的，而且现在也是合适的。把粮食称为纲意味着它并不是全部，并且在粮食生产搞得好的同时，
链条中的其他链环也必须而且能够发展。
    如果在特定的时期片面的政策减少了多样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纠正那些片面的政策。在合作化
运动中没有什么因素抑制了多样化。事实上，领导得好的合作社比私有化经济中的个体农民更能实现
多样化，更能采用所有的技术、才能和资源。在20世纪的60、70、80年代，许多出色的公社一次又
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北京市市郊的窦店。
迪恩提出的另外一个附和改革者的观点是在合作化时代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不可否认的是，在大
部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的地区，生活水平确实是停滞的。但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则没有停滞，某些公社
实现了非凡的繁荣。42.8%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50元，这与提供给我的收入结构按30-40-30分层数据
相矛盾，但这个数字究竟是总的收入还是可支配收入，所指的并不是很明确。在合作社时代,许多服务
和福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