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吕加平揭发江泽民被北京公安部门查抄 按语 吕加平先生的北京住所被北京公安部门查抄 目前吕先生原个人网址已经被封, 大家可去这里查询最新的网址 http://www.chinawill.com/forums/index.php?s=f127024082ba74bfec33348c4f45 bafc&showtopic=397&st=0&#entry980 　　　吕加平先生最新动向： 　　　倒江第一人-- 吕加平先生现已遣回北京所在地（普安店66号），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对其进行监视 ，同时声称两三天内将有更为严厉的措施。（现吕加平及其夫人已监控在北京居所 --普安店66号。） －－2004年2月24日14：59分 　　　 　　　 2004年2月24日凌晨两点半左右，北京公安部门约6、7人到吕加平先生现住所北京 市海淀区香山普安店66号进行了抄家行动，把电脑及吕先生从前写的一些文章都抄 走并拍照录像等，当夜只有吕加平先生夫人于均艺女士一人在家，目前于女士安好 ，但目前吕加平先生住所电话82595702已经被掐断，吕加平先生本人目前依然失踪 不知去向。请大家随时关注事情进展，并把此消息广为用过互联网等一切手段进行 传播，消息传播得越广吕先生的安全就有保障。本站网随时可能被封，大家请记住 最新申请的hotmail邮箱地址jiapin_2@hotmail.com以便在此网被封的情况下来了 解最新的网址及新情况。 尊敬的客户 吕加平 ：　您好！ 　　　我是域名频道业务部专员，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接公安局通知，用户名 jiapin 注册的域名 jiapin.net 指向到敏感信息网站上，现冻结域名。特此通知。如贵方已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请您承诺不再实施指向敏感信息网站的行为，您需要支付400元人民币作为开通费用。我司将在收到您的付款后恢复您网站（电子邮箱/局、域名）的使用。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咨询！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谢谢！ 　　　　　　　　　　　　　　　　　　小鱼儿（ genius@dns110.com ） 2004-02-24 　　　　　　　　　　　　　　　　　　　　　上海博铭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故特将此文在网上全文公布。吕加平先生早已作好为反卖国、反腐败、反 专制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坚决斗争到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 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 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 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 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或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 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向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反映我听说的一些有关江泽民的事情和传闻 中央领导同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本人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已退休的无党派群众，最近我听说了一些有关江泽 民的事情和传闻，特作如下反映，希望能够引起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 、重视，并能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或澄清： 1、不久前我听一位朋友说，去年10月或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过几次生活 会，参加者还包括有一些已经退下的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老同志。在有一次生活会 上有人提到了吕加平写的“第三代现象”一文和要求调查江泽民历史和入党问题的报告 ，乔石同志也看过，他说：既然有人已经提出了这件事，也应该向全党全国给个交代吧 。与会的尉建行等同志表示赞同。不过有的与会者提出，江泽民依靠“六*四”而取代 赵紫阳当上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是陈云等推荐力争的，并不是邓小平选定他当第三代接班 人，邓选定的是李瑞环，因此这涉及到陈云的错误，要慎重对待。 2、去年秋天，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到浙江温州参加一个民营企业家会议，一 天中午吃饭时有人给了他吕加平写的“第三代现象”一文和要求调查江泽民的报告，他 一看就入了神，竟忘了与敬酒者干杯而专注看阅。看完后他拍拍坐在旁边的一位领导干 部的手说：“×部长，如果真有这种事的话，你们共产党也应该管一管才行呀!” 3、有人从朋友处看到了吕加平那篇“第三代现象”的文章和要求调查江泽民的 报告后大感吃惊，为了证实真伪，便复印多份送给一些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询问 。这些中组部老同志都证实，吕加平反映的有关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等问题大部分是真 有其事，江泽民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中组部早就知道。他们还说，后来王刚当档案局 局长时把江的档案中不利于江的材料进行了篡改，有的毁掉。这位同志才相信吕文的真 实性，也才明白吕加平至今安然无恙的原因。 很多好心人对吕加平的安全表示担忧。一些拥护毛泽东的同志在去年11月一次为 筹备纪念毛泽东110周年的聚会上，有一位同志发言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北 京的公安局在中秋节给吕加平送了月饼。”另一位同志马上高声补充道 ：“大家注意，这是公安局送的。”在座的与会者听后掌声雷动，热烈欢迎公安局的同 志对吕加平的友好态度。其实北京有关公安局的领导和干警不仅在中秋节给我送月饼， 而且还在我生日时送蛋糕祝贺，过年过节时也常送些礼物慰问，在此我特向他们表示感 谢,尤其对他们支持和赞同我要筹资成立“吕加平战略研究中心”的民间战略研究机构 表示感谢(见后说明)。 4、前不久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江泽民在去年下半年住在玉泉山，武装军警在围 墙外日夜守卫和巡逻，戒备很严(玉泉山西门离我住的普安店只有几百米远，这是我们 亲眼所见)。后来他不愿住了，说是住在玉泉山他受到了总参谋部特工的监视，感觉很 不安全，所以要搬回中南海住。后来果然不见了在玉泉山墙外戒备的军警。 5、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位老同志，他告诉我一些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 前两年江泽民经常到某军种司令部看宋祖英的演唱，该部也经常在礼堂举行有宋 祖英作压台唱的演出，江泽民每次必到，并频频接近宋祖英。有一次演出完后江泽民在 与宋祖英握手时偷偷递给宋祖英一张小纸条，宋祖英接过后因人多当时没敢看，就装进 了口袋，回去后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着：“以后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 事情。”纸条上所说的“大哥”，就是江泽民自己。后来宋祖英把纸条的这段话告诉给 了别人。 江泽民为了与宋祖英秘密来往不受干扰和外传泄露，宋祖英便和丈夫离了婚，宋 离婚后就住在该部的招待所里。这以后江泽民经常在晚上到该招待所与宋聚会，来时相 当保密，随从警卫防备很严，不许外人接近。而且每次来的车子都换了新的牌照，一次 一换，使人认不出是江的专车，江下车后就径直到宋室。对于江、宋在某处招待所幽会 ，该所的人只当没看见，而且大为恶心反感，后来一位党性原则很强、有正义感的老干 部本着对党和军队负责的态度，把江、宋的这种事和传闻向有关上级领导作了反映，可 是反映者却反而受到了监视，电话被监听。 听说宋祖英后来与江泽民最信任的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结了婚。 6、现在社会上广泛传说，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花费三十多亿人民币修建的像坟包 一样的国家大剧院，是江泽民为宋祖英演出修建的。而且还广为传说，海军部门为宋祖 英在澳大利亚和奥地利演出使其扬名世界，不惜动用数千万人民币海军军费。此传说不 知真假，如果是假的，应尽快辟谣，以免人们将其与满清晚期掌握军机大权的太上皇西 太后动用数千万两白银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而无力添置海军武器，致使北洋水师在甲午 海战中惨败于日本而全军覆灭之史相联系，有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英名。 (据说国家大剧院的修建也与海军有关。据报道，朱佩在担任法国总理期间曾违 反和破坏中法关系，私下向台湾当局出售攻击型潜艇，赚取巨资，后来此事被台湾军方 的人泄露而发生杀人灭口事件，引起舆论大哗。据说法国政府为平息事态和缓和中法关 系，在给台当局十数亿美元资金回扣以掩口外，也给了中国方面数亿美元的回扣以图摆 平免斥。中国方面对此事应向法国提出抗议，即使收受此巨款，也应用于海军建设。可 是当时担任中国党政军一把手的江泽民既没有抗议，而且在收了此巨款后也没有用于海 军建设，而是把它为宋祖英演出盖了国家大剧院。并且不顾国内权威建筑设计专家和清 华大学等著名院校和设计部门的强烈反对，排斥一切国内优秀设计方案，一定要采用并 未通过评审的法国人的坟式设计，以讨好法国人，并让此钱还由法国人赚去。) 7、听说宋祖英在中央电视台的演出播出有特权，一切由她自己决定，中央电视 台的任何导演、领导和中宣部等上级部门均不得过问。更有甚者，社会上还广传宋祖英 享受国家一级警卫待遇之事：宋祖英在十六大前曾随团赴四川绵阳演出时，当时任四川 省委书记的周永康(现任公安部长)经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的批准，对宋祖英进行只有 副总理级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周、由之所以如此敢于 违规行事，不可能与江泽民的特许无关。而周永康后来很快 被提拔为公安部部长，也肯定与他如此讨好宋祖英和江泽民有关。后来有人在网上发表 “宋祖英有什么资格享受国家一级警卫待遇？”进行尖锐抨击。 8、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说，曾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多年执导春节联欢晚会 的赵安，在2001年的某天邀请一些知名女明星到一家叫全家福的饭店宴聚，其中有宋 祖英。席间，宋祖英趁着酒兴津津乐道、兴致勃勃地大谈她与江泽民的风流艳事，此事 被赵安偷偷记录了下来。后来赵的这份手稿被他的合作者、歌词作者张俊以得到，张就 以此手稿内容向有关国家机关、司法纪检部门和相关领导等发了200多封匿名举报信， 检举揭发赵安和宋祖英诽谤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后来张俊以却反被江泽民亲 自下令逮捕法办，法院主要以诽谤国家领导人罪将张俊以判处6年徒刑(赵安被判10年) 。据说，赵安的这份记录手稿现在还存在赵、张案件的卷宗里。 9、一位著名学者曾对我说，十六大前他到南方一些省份讲学，到军队里讲时， 发现军队官兵特别拥护江泽民，尤其南京军区的军官们更是热烈拥江。他问他们为什么 要如此拥江，这些军人昂然回答说，江总书记给我们作过担保：只要你们紧跟我江泽民 ，选举我连任中央军委主席，我保证带着大家打台湾。这位学者听了哈哈大笑说：“江 泽民会带你们去打台湾？真是笑话，江泽民是在骗你们，他绝对不可能带你们去打台湾 !”这些军人不信，认为江泽民已经作了铁的担保，只要紧跟他，选他连任中央军委主 席，就一定会打台湾。后来在十六大上应该全退的江泽民果然在军队的全力支持下，尤 其在以张万年为首的军人将领“特别动议”下，推翻了十五届党中央要江泽民全退由胡 锦涛全面接班的决议，打压和阻止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强行推举应该全退的江 泽民再次连任中央军委主席，江终于以打台湾的担保，取得军队将领和官兵的信任继续 执掌军权。而江泽民也许也曾向美国总统布什作过这样的担保：只要你们支持我连任中 央军委主席，我就不会让解放军打台湾。所以在实际上是始终在喊要打台湾，并几次作 出要大打特打的样子，可是该打的时候不打，不该打时大喊要打，结果把“台独”和美 国助台怂恿了起来，却并不去打，始终在哄骗一心想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解放军官兵 。这也许正是小布什支持和祝贺江连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原因，但美国又怕江真的下令武 力攻台。所以江泽民这是在搞两头骗的“对敲”手段，以使自己继续执掌和巩固军权， 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架空，不让胡染指军队和军权。 这位学者还曾三次到我处告诉我，中央军委曾向有关军队部门发了一个针对我的 指令，该指令说：吕加平是一个军事评论家，他的文章可看，但任何军人不许接触吕加 平本人，不要与他有实际联系来往。该令一下，果然所有军人都不再和我联系了。我问 他这是为什么，这位学者说，上面认为你吕加平对军队太具煽动性。 反映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吕加平 2004年2月21日 关于筹资成立“吕加平战略研究中心”的说明： 这六、七年来我全靠自费和朋友们的一些热心捐助，完全自力地研究战略问题和 各种历史与社会重大问题，现实敏感问题，无偿供国内外社会各界参考。我和爱人省吃 俭用(甚至不敢看病)，两人每月生活开支只有300多元，其余全都花费在为战略研究及 相关工作上。因开支和工作量很大，劳心劳力，损害身体，到现在仅凭个人力量已难以 坚持下去。我们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如果一旦生病或发生其他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 ，尤其因言遭难，更会无能为力。然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继续看到我用独特角度 所作的战略研究分析和各种与众不同的评论。因此在我的战略研究很难得到官方实际帮 助的情况下(甚至因上面不悦反会危及自身安全)，我想通过朋友和社会的资助，筹建“ 吕加平战略研究中心”或“研究公司”。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有关公安部门领导和 干警的支持，他们赞同我筹资把这个同美国蓝德公司相类似的中国民间战略研究机构建 立起来，能继续为社会朝野各界提供更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战略研究成果和各种新颖见 解。这给我以鼓舞和鼓励，借此机会，我向曾资助过我的朋友们深表感谢，同时也对北 京有关公安部门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在此公布我的援助资金账号(已公布在我主页上)， 以接受社会各界真诚的资助： (1)招商银行： 户名：吕加平 账号：9555 5001 0373 3217 (2)工商银行： 户名：吕加平 账号：0200216601022516075* (4300字) 作者简介：上海嘉定人,1941年6月14日生于上海,曾是军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 在湖南工作近三十年。无党派人士，自由撰稿人，自力从事战略学术研究。著作有《阴谋与抗争－ －肯尼迪总统被剌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的战略失误》(美国美 中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已写好的新书稿有：《破解文革战略之谜— 从战争角度看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拼搏与惨死— 肯尼迪1000天总统大事记与被刺之谜》，如愿出版者可与本人联系。本人家父吕炳奎是中共第一 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新中国中医事业开创者，曾任由粟裕的一师和谭震林的六师共管的新四军海 防旅政委、三野海防纵队政委，解放后先后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等，去年 12月10日去世，享年90岁。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普安店６６号 邮编：100093 电话：82595702 电子信箱： jiapin_1@sina.com 个人主页： http://www.jiapin.net或 http://kk8259.5188.org 1 4 . ------------------------------------------------------------------- 再谈拨乱反正 无套裤汉 温家宝未必对毛泽东有如同工农群众那样的深厚阶级感情，这是不能勉强的。他在 工作报告中推崇邓小平“理论”，是否提到毛泽东思想虽然不得而知，但是绝对不 会提到毛泽东思想的突破性发展和精华部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这是因 为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精华的直接背叛。 温家宝既然接受前任撑邓修的官买资产阶级旗子的决定，就不会有解决路线等重大 问题的魄力和决心，也就无从拨乱反正起，他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是无 法落实的。使用伟大人物的指示收买人心的办法是很被动的，也是容易被揭穿其伪 装的。拨乱反正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这是由于邓“理论”闯下乱子，人民 要求把结束并清除乱源作为当急之务，为政者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就在于进行拨 乱反正，清除乱源。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情况百病丛生，因此积重难返，如同失去舵手的一艘大船在湍 急中调转不过头来，只好冒着沉船的巨大危险随波逐流，听天由命了。这虽然部分 地反映了一些具体事实，特别是在党的自我作践引致的政治危机方面；但是，从历 史社会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所得到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 经过这场长达近30年的修正主义复辟洗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而获得了斗争经验 和战斗决心，他们具有很大的反复辟斗争的决心与潜力；其次，当年数千万上山下 乡的铮铮之士们是不会漠视政局，因此是“不甘寂寞”的；在国际方面，全球化已 经象经济非典一般到处传播两极分化、贫富不均、普遍性的失业和大众贫困的致命 病毒，而资本主义世界最好的政治经济学医护人员几乎处于束手无策的失败边缘中 ；由于“反恐”战争不得人心，反战连带反帝、反资、反殖、反官买附庸；政治经 济危机必然导致社会危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基本规律；帝国主义眼 看局势不妙，于是朝向法西斯主义统治祈求出路，修反于是跟进搞极右政治，一个 大希特勒带领着一群小希特勒正在垂死挣扎中；总之，客观形势对人民有利而对人 民公敌不利。阶级斗争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人民要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是被消灭 干净了，而是再吐新芽，春风吹又生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处于干柴濒临烈火 的危局之中了。在中国，毛泽东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经验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亿万人 民的心中，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先进革命之源，这是极其宝贵 而重要的革命主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整合下，毛泽东继续革命论必将再 度发挥预见和指导性力量，任何人都无法击败这条规律和阻止历史发展的车轮向第 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包含暴虐无道的帝修反在内。） 关心时事和政局的网友们已经提出很多深刻的结束乱局的办法，其中包括“建党” 、政变、党内夺权斗争、多党制运动（结束一党专政）、民主监督制、法治主义等 ，但是遗憾的是都没有提出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和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理论 和战略方针政策与计划，而且多半没有分析依靠谁和打击谁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搞 阶级分析及坚决要求执行群众路线的观点。希望诸位网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和综合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准确地分析并提出解决拨乱 反正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路线、战略、方针、政策（甚至原则性的计划 。）全国人民、革命知识分子们以及党内外的毛泽东革命派同志们、暂时处于观望 和动摇之中但急于谋求出路的小资与中产们是乐观其成的。至于决心与人民为敌的 走资派、修正主义既得利益者们何去何从，这不但是主观力量的较量，尤其是客观 力量的阶级较量的问题；没有社会先进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与帝修反决 一死战，敌人是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从而“立地成佛”的。（无2004-03 -06） . ------------------------------------------------------------------- 改革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作者: 可笑 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取代经济增长──这么说92南巡鼓励起来的经济大跃进错了 ？如果是这样，改革和文革有什么区别，文革实质上更强调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 人，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这样讲来，改革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敢情饶来饶去，又是党犯错误了，可遭殃的老百姓啊！ 请看： 触目惊心的经济增长成本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日电（记者 赵晓辉 魏武）在过去的２５年里，中国创造了国 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８％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等许多方 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中国政府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长的发展模式开始从中国全面 淡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 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起来。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ＧＤＰ不能完 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 财富之中，并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在他看来，现在的ＧＤＰ没有考 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并且只记录了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对其 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则视而不见。 他认为，中国的ＧＤＰ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数据显示，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８．７％。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 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７８．２％ 。这意味着，过去１５年中国ＧＤＰ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６．５％。 “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 增长方式，中国将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中国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说。 牛文元认为，中国人均资源不多，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中国２０多年来盛行的高 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 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 牛文元说，中国每创造１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４．３倍，德国和法国的 ７．７倍，日本的１１．５倍……。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近日称，中国将考虑减缓ＧＤＰ增速，将更 多努力放在以科学态度寻求社会进步上。 潘岳说，环保总局正在推动将环境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综合考核体系。中共提出的 科学发展观表明，中国政府将不再把ＧＤＰ作为测定发展的唯一标准，而是要将 环境、资源、社会进步等包括进来。 去年ＧＤＰ增幅创８年新高、已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广东省，已将今年Ｇ ＤＰ预期增长目标下调至９％，比上年锐减４．６个百分点。北京、浙江等多个 省份考虑将计入环保等方面损失的“绿色ＧＤＰ”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深圳也 不再以ＧＤＰ增长考核干部政绩，而更多地重视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社会公平 和人的发展等问题。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善如表示，调低ＧＤＰ将有 利于引导各方面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上，避免片面追求增长速度。 新的发展观无疑正在对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形成强烈冲击。河南省杞县县委书记 焦跃进说：“把注意力从简单关心ＧＤＰ转向更为广泛的发展视野，有利于政府 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放在社会发展和加强薄弱环节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跟帖: 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一场改变人民政权的运动 春水寒 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阴谋上台后，为巩固其地位，进行了一场欺骗、 愚鲁的修正运动，所有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是愚蠢的，其运动的结果只能动摇其政 权，其徒子徒孙又学习同样欺骗手法革他的命，“6.4”运动就使修正主义分子× ××很难堪，要不是共产党又救了他一命，他早就在1989年下地狱。 三面红旗根本没有错 无套裤汉 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没有错，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出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上的 问题。这些问题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也是不难解决的。但是，修 正主义是一个对内阶级背叛、对外民族背叛的人民公敌，他们于是撒下 弥天大谎，说是什么造成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等等无耻到极点的法西斯谎 言，目的就是要适应和配合两个背叛的阴谋诡计与反革命路线活动。 人均GDP的意义不大 无套裤汉 特别对于一个贫富极端悬殊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因为在那里， GDP被平均值掩没了不平均的实况。应该按照两个极端悬殊的不同社会，分别 就不同的GDP 来计算比较合理。 报道具体问题时，要尽量避免反科学的伪假概念 作者: 无套裤汉 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均GDP是一个缺少科学意义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混淆事实的 伪概念或经济法术。 因为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生产总额与实际到位的人均部分不符。例如，总额是P，属 于 富足社会部分是P1＝0.80*P，属于苦难社会部分是P2=0.20*P；假设富足人口是 0.10×R，苦难部分人口是0.90×R；名义上的人均GDP＝P/R，这里R是总人口数； 那 么真正的实际人均GDP在富足部分是GDP1＝8×GDP，而在苦难部分则只不过是GDP2 ＝ 0.22×GDP。所以，如果中国的先富社会部分的GDP1＝8×994＝7952美元，接近 “中 等”国家水平，那么那个可怜的苦难社会部分的GDP2＝0.22×994＝220美元（不是 名义上的人均GDP＝994美元），略微超过或类似一般非洲国家的水平而已。 当我们报道具体问题时，要尽量避免反科学的伪假概念和经济法术之类。 . ------------------------------------------------------------------- 小议"胡温新政"------ "勃列日涅夫现象"挽救不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工言 近来，有些朋友看了"胡温新政"登台及所作的一些"亲民骚"后，就赞不绝口、欣喜若狂， 以为中国的严重危机这就有救了。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改弦换撤的事，也没有看到什么 带根本性的新政。人们倒是看到中国资本主义泡沫经济即将破灭、危机就在旦夕，现在人民 越级上访被? 05;止。也看到中国政府不但卖力地协助美国布什帝国主义战争当局解除朝鲜的核 自卫能力，起着美帝不能其的作用。而且还大派贸易采购团到美国讨好布什当局。如今又已 与布什当局"达成共识"，"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行动，逐步地把人民币 汇率的控制权由中国 5919;府交给国际垄断资本来控制。这样，中国依附性资本主义经济受国际 垄断资本操纵控制更深，受其转嫁资本主义危机之害更深。 可见，那些对胡温新政盲目的乐观，是脱离阶级斗争实际的异想天开的幻想。 2， 这里，我们请那些朋友留意一下，胡温新政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糟糕背景中出台的？是在 修正主义统治即将崩溃的前夜临危受命的！ 由于邓小平顽固坚持其资产阶级立场，颠覆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 辟了资本主义。其接任者江泽民又继续执行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且变本加厉地大行 其道地走资，使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被连根拔起，更加使中国走向全面的危机：不但农 业危机（6年来粮食产量连续下降）、银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市场危机、党政的不可救药的 腐败、社会危机,、、、、、、。 不但政治和社会危机，连自然生态环境也陷入危机------中国大气、土地、江河湖泊都遭 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为了追逐利润和"富起来"，不惜毁坏生态环境；25年的改革开放走资， 已使中国全国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是否有一个让人们生存下去的自然环境，已日益 成问题。 &nb sp; 昔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卫生福利制度和防疫系统，又被破坏殆尽，使血吸虫病死 灰复燃并威胁到1亿多人的生活健康；艾治病从无到有，河南艾治病村惊世骇闻，现在沿海资 本主义火车头地区艾治病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孽生与蔓延而迅速扩散；近来当局隐瞒非典瘟疫 疫情，致使非典扩散到首都北京等地区，甚至扩散到境外，直接威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 近禽流感又接踵爆发，至今已有17省区告急；脑膜炎等其他瘟疫也在丛生。走资、改革开放 的邓、江时期，成了瘟疫孽生与蔓延的时期！ 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贫富悬殊：极少数暴发户， 其财富竟可与欧美大资本家比美；而中国的穷人比亚非最落后贫困的国家的穷人还要穷困！ 资金外流骇人听闻，中国金融系统是早已破产的、不开救药的资本主义大脓包。 由于邓、江执行投降卖国、投靠国际帝国主义的买办外交路线，中国的拉美化日益严重 ，民族危机也到了紧迫的生死关头。 3， 现在全国工农人民大众对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仇恨和反抗，已到了不可压制的地步。 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统治面临全面垮台的情形下，胡温新政作为邓小平亲自挑选培养的接 班人，不得不临危受命，出来挽救这个破败局面，挽救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失败。 &nb sp; 他们所作的那些"骚"，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不换的修正主义把戏而已。这 些姿态或所作的微不足道的让步，完全是表面上的暂时性的用以缓和矛盾的把戏。 虽然人民大众日益觉醒，但是中国上层统治阶级却在向右转而不是顺应人民要求向左转 。胡温新政到底是什么现象？从他们的"左骚"看，也许会使人觉得它是勃列日涅夫现象并得 出向左转的错觉；从他们的实质性步伐看，则说明他们正朝着戈尔巴乔夫道路走。 在中国历史上，唐皇朝建立之初，新的统治者看到随朝末年的统治腐败，及民不聊生、 社会衰微破败的严重局面，为了维护唐皇朝的统治与发展，在他们刚刚开国不久，唐太宗就 采取了历史上著名的"让步政策"。 今天的胡温新政，与历史上的让步政策相比，实在是大为逊色得多。因为胡温新政根本 就没有对工农人民大众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让步！ 胡温新政声称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没有根治杜绝农民负担的根源------压在农民头上的 层次级级盘剥制度、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各级官僚的"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 ---各级官僚正是根据中央颁布下来的指令而制定盘剥农民的各种条例的------正是为了豢养包括 庞大武警部队在内 0340;镇压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及各种资产阶级精英的奢侈腐败生活需 要。 胡温新政口口声声说要关注"弱势群体"。是谁制造出"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 位正是邓、江修正主义集团剥夺的，正是他们置工农人民大众于中外资产阶级的压榨之下的 ，正是他们不但夺去工人阶级的铁饭碗而且还在"国营企业私有化"政策下，把工人阶级几十年 社会主义建设 5104;果奉送给中外资产阶级。只要这条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天， 工农人民大众就是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就是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社会底层贱民 。 为什么当局"反腐败"越反越腐败？为什么现在仍然虚报所谓经济增长率欺骗世人？自从 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来背叛了无产阶级、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 纲、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方针，并压迫各级党政干部追逐资本主义利润，提出什么"发展是 硬道理"，以ì 45;持经济增长率来维持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与生存；维持那条反革命修 正主义路线苟延残存。邓、江统治时期百病丛生，正是上述那些罪恶根源使然！ 如果胡温新政真的要革除邓、江时期的种种祸害与弊端，为什么不抛弃这条修正主义路 线、从新回到马列毛主义路线上来？！为什么不依靠工农人民大众推倒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 治、从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4， 其实，胡温新政只是如今面对严重危机生死存亡关头，才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企图熄 灭人民的怒火、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企图熄灭必定要爆发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挽救那个风 雨飘摇中摇摇欲坠的官僚买办政权，为的是继续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其实 他们仅仅是作出一些骗人的姿态而已，并不涉及改变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并不涉 及改变邓、江已走过来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涉及改变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胡温新政振振有词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人们称之为"新三民主 义",就是含糊其辞的货色，你那个民是什么民？是资产阶级的民还是无产阶级的民？但从来就 没有超阶级的民，超阶级的"全民"，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民。 胡温新政提升私有制地位，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把包括资本家、洋买办、各种资产 阶级精英、个体户等命名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并入宪，这一系列实质性的措施，就是胡温新政 要在中国实行私有制的坚实步伐。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今天，胡温新政的所有制步伐是 坚定不移的 5292;是在不断地从根本上把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连根拔掉。他们正在走向共和",在一 步一步地完善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体制。 胡温新政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含义同样是模糊不清的，都是在他们实行中由 他们自己赋予阶级性注脚的。布什帝国主义战争当局，在毫无公认的理据下居然野蛮地残暴 地武装侵略和占领伊拉克，就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的。他们发动全球"反恐"帝国主义战争， 更是打着资产? 54;级的自由民主旗帜进行的。不知道现在胡温新政禁止人民越级上访、压制示 威游行，算是为什么"公"为什么"民"？ 5， 当年，苏联的赫鲁晓夫从大反斯大林开始，一步步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往下滑，堕落到不 可救药的地步：国内失去苏联人民的支持信任，国际上更是遭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坚持马列主 义的继续革命力量的坚决反对与抵制，遭到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谴责与唾弃。眼看赫鲁 晓夫集团混& #19981;下去，在赫鲁晓夫统治集团内的勃列日涅夫拼凑了"三架马车"，取而代之赫鲁 晓夫，支撑局面但却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更加猖狂的赫鲁 晓夫路线。勃列日涅夫现象的本质仍然是修正主义。并不是革命人民所期望的马列主义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 & nbsp;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现象根本不能挽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挽救不了苏联修正主义在错误的道路上往下滑，并终于在戈尔巴乔夫手上彻底葬送了苏联 的社会主义而且亡党亡国。 在中国，邓小平正是步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后尘；江泽民集团先是作邓小平集团 的"小媳妇"，后来就是实行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而且其资本主义复辟劲头更 厉害；今日胡温新政又是在作邓、江的"小媳妇"。实行的是有江泽民在位的邓、江修正主义 路线。中苏修正è 27;义同出一撤，其路线的破产是必然的，亡党亡国的下场亦是必然的！ 中苏惨痛教训证明： 解决当今中国问题，即今日中国的出路，不在于什么勃列日涅夫现 象，不在于资本主义或改良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大革命，才能救中国，别无他途！ 2-7-04 . ------------------------------------------------------------------- 大义禀然，观点正确，发人深省－评工言的小议"胡温新政" 无套裤汉 大义禀然，观点正确，发人深省。 新政如此了了，其兴也速，其逝也疾，一阵风就不见了。 民一词从希特勒法西斯到封建皇帝、黑心地主、官僚、买办、各国资本 家无不膜拜输诚，只是到那切身利益攸关的关键时刻，他们就一脚踢翻 人民在地，翻脸不认主人；什么新旧三民主义不过是一些骗人的东东。 台湾三个政党，党党以民为名，并无碍其“你民我主、资本即是主人” 的政治反动实质。民，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胡温政权问题重重，其中最严重的是稳定压倒一切与发展是硬道理之间 的根本矛盾。发展资本主义而又不会遭受风险和动荡与危机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变种也摆脱不了这个危机逻辑，而且越压倒越压 而不倒、越来越烈。因为被暂时打败了的社会主义始终作为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的克星和对手给以极大的反对和作为致命的有生力量而存在。 胡温政权意图搞没有邓江的邓江修正主义其实如同当年苏修的勃列日涅 夫一样把列宁斯大林带领人民打下的江山搞得山穷水尽，并由戈尔巴乔 夫式与黑社会、帝国主义联手的军独裁、党豪强、太子党人物完成亡党 亡国的“任务”。苏修在中国重演的可耻下场几乎指日可见。 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劳动与资本之间、人民与帝修反之间、被压迫 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在全球化和“反恐”战争所改变了的当前世界局 势下，日益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帝修反正处于空前的矛盾之中而 不可终日。中、俄两国人民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 们具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所不具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历史和成 功与失败的丰富而珍贵的经验。这种经验经过总结、深化与提升过程， 将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发挥领导第二次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大 革命的巨大威力。（无2004-02-24） . ------------------------------------------------------------------- 致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封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 最近酝酿出台的本院科研人员津贴改革方案“传达”下来后一片哗然，说得 准确一点，是群情激愤。这个方案在基本思路上是北大方案的简写本。 大家的不满集中在两处。一是把专业人员根据现有等级体系分作十一等；二 是划出百分之十五的硬性比例，实行末位淘汰。 先说人分十等。按照拟议中的办法，一首一尾，竟相差十倍。理由据说是通 过拉大差距强化激励。差距与干劲或效率与不平等的关系，绝非一味地成正比， 这是被二十多年改革实践所一再证明、却为少数欲壑难填的精英所不愿正视亦不 能正视的事实。中国90年代中后社会分化严重，矛盾加深，貌似强劲的经济发 展其实危如累卵，弱不禁风，稍有常识、稍存良知者无不忧心忡忡。而既得利益 集团的喉舌如厉以宁竟如醉如狂，还在叫嚷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大锅 饭，是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该拿而不拿——利令智昏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差 距一拉开干劲就上去，产权一明晰（私有）效率就提高，像这样把人简化为经济 人、把社会简化为储蓄所的教条已发展为准宗教迷信，误国日剧，误心日深。在 学理上予以检讨、在实践上予以阻击，已是刻不容缓。 社会主义不人为扩大差别，但承认差别；开明资本主义主张不平等，却强调 机会平等。十等人的办法将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与僵化的学术资历挂钩，虽不失 为守成混日子的办法，却与奖勤罚懒、鼓励人才毫无关系。不是不应拉开差距， 但目标要合理；不是不可以重新洗牌，但规则要公正。要让大家在科研成果上决 胜负，而不是由学术资历分高低。应该以机会或起点平等为真才实学者尤其是优 秀青年的脱颖而出提供制度平台。即便政策不能向他们有所倾斜，起码也应该让 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现在的做法却是把“高级”专业人员摆在距终点十 米、“低级”专业人员距终点百米的位置上，信号枪不用响，金银铜铁锡就已经 依次抱在怀里了。这样既无社会主义气息、又为开明资本主义所不齿的极右“改 革”，是学术官僚化的典型作品。它不可能起衰拉朽，平添生气，只会使够腐败 的社科界更腐败。 15％的野蛮末尾淘汰，更是要把艰难共尝、风雨同舟的人类关系变成彼此撕 咬、弱肉强食的虎狼之道，在已然血流不止的社会伤口上再施刀刺。文革时期今 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闹得人人自危的历史教训，某些“改革”设计者们非但 不认真汲取，反而变本加厉，用权力强行下达减员名额，定出下岗指标，毒化社 会关系，自毁人际纽带，使得整个社会风干物燥，星星之火，即可燎原。这个形 势，酱油厂的人看不到不为过，社科院的人看不到为太过。坦率地说，15％的硬 性指标唯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变工作场为角斗场，逼圆颅方趾作鸡飞狗跳。当 学者热心于勾心斗角，潜心于谄上欺下，醉心于你吹我捧，丧心于你争我夺，学 问哪能不废？学术岂有不亡！中国官场的榜样早就摆在眼前。据说针对下面同志 这样的忧虑，院里有关领导竟然认为：以正高副高们的“修养”，情况当不至不 堪。用道德空想来弥补制度漏洞，如今的高中生都不乐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 大员居然说得出口！本方案的政策水平可想而知。 总之，此项改革方案在利益上只顾及少数精英，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认识上 庸常窳陋，还停留在70年代末水平。既无公正，又乏智慧，受到大多数的反对 是意料中事。改革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但要问改什么，为谁改，怎么改，改出什 么结果。中国这些年精英主义泛滥成灾，以“改革”作掩护的瓜分、以反“绝对 平均主义”作包装的抢劫大行其道，已严重破伤害了社会正义，瓦解了社会稳定， 使得中国前途所系的经济发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精英阶级的贪婪无度，实在 是对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的最大威胁。 记得李铁映同志主持本院工作的时候，于此类改革谨慎而行，应该说是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胡温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眷念弱势群体的艰 难，已显示出拨乱反正的意向。希望社会科学院领导审时度势，择善而从，不要 跟在北大张维迎之流的“改革”后面亦步亦趋，自乱阵脚，自毁家园。 写这封信纯属个人行为，与任何机构组织无关。我们的用意是让决策方了解 下面最原始本色的反应，故而语不斟酌，情不掩饰——官僚体系的下情上达，经 层层过滤，是可以把《黄河怨》滤成《乌苏里船歌》的。因此也特别希望院领导 能下到基层，与群众直接对话，广开言路，协调利益，为真正办好我院，繁荣社 会科学，为引领中国沿着一条对外不让虎狼、对内和谐均富的路线顺利崛起，制 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王好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黄 觉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004年2月24日 . ------------------------------------------------------------------- （编者按：最近，一本书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引起了轰动，今选 其中部分，分数期刊载） 　　　　　　　　　　　　　　《中国农民调查》选辑（一） 　　　　　　　　　　　　　　　陈桂棣 春桃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第一章：殉道者 　　第二章：恶人治村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 　　第四章：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第五章：弄虚作假之种种 　　第六章：寻找出路 　　第七章：天降大任 　　第八章：破题 　　第九章：敢问路在何方 　　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 况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 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连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 "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象已经富得流油了。 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 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 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和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 百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 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 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留存在我们影响中的那一幅幅乡 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城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 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 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为了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我们曾路过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 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竟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 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掰着指头给我们算 了一笔帐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和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 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 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靠种地已难以为 继但他们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文明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 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然 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 元﹔许多农民住的仍然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土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 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认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 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 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 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而且 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一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 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事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离开白际的那一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 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那里去。 　　 二０００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 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 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 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镕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 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 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百思不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 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注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 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尴尬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 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 问题而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 时候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统计数字都将失 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 程中应该有明显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 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 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 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 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娇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 ７％的耕地养活世界上２１％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 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纪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４０ ％的农民才养活了这２１％的人口的。这至少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 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 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第八十七位。这个排名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 多年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 进已经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注视着我 国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 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 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 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 题作家应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０００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 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 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 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 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 。朱镕基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 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 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 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 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也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 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 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今天的作家少有的激情和冷静走近中国农民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 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 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 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 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 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 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试点一样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 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 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 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 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 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 （未完待续） . ------------------------------------------------------------------- 村支书一人占有两千亩土地：上级不管，上访被抓 江苏省赣榆县黑林镇大树村 我们众村民含泪倾诉---- 村支书一人占有两千亩土地 我们村现有人口2300，农业人口1800，组织形式依然沿袭着以前的大集体，分为10个生产队。一九 九八年三月，熊传祥被镇领导指定为村支部书记，到二○○三年，在这六年里，他对中央关于农村 土地承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置若罔闻，大搞“两田制”，其数量之大，我们村民无法再忍受了。 我们村原有荒丘1500亩，一九八三年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些荒丘也分到我们农户手中。当年，上级 提倡荒丘搞开发，经过村民几年的开垦，果园虽没形成，但全部荒丘皆变成良田。当年，熊传祥的 前任从我们手中收回荒丘，是为了便于集中人力搞开发。熊传祥任职，并没有把这些荒丘良田返还 给我们农户，而是握在手中，对外招标变卖，亩均40元。 我们村的村后有条河，河床纵长4里多，300余亩地，栽植的板栗树龄达三十年以上，那是上辈人苦 心经营的成果。本当属于我们村民共有的财富，熊传祥在算计上，比前任更胜一筹，他把板栗林划 了30份，对外招标变卖，每份均达1000元。 我们村在马岭上的那80亩耕地，是前四个队的。一九七八年，当时的人民公社兴办茶园，给占用了 。后因管理不善解了体。一九九六年，镇上便把这些土地退还给我们了。应申明一句，这些年来， 我们前四个队的村民，并未因办茶园占地而减少税费及卖粮。原本是我们四个队的土地，熊传祥不 肯再分给我们，依然对外招标变卖，亩卖出价均达90元。 我们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一订30年不变，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二○○○年，熊传祥提出搞农 业调整内部结构，栽板栗林，置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于不顾，把村西的河套地，一至四个队 的，先期割下40亩，转年，又把五六七八九十五个队在村西河套的土地，从承包户手中全拢下来， 共计100亩，对外招标变卖，亩均价达120元。村西废弃的窑厂，占地20余亩，以1700元卖出，连合 同都未立。 我们之所以说熊传祥一人占有2000亩土地，11余万元的收入，是因这么一笔钱，未曾分减过我们村 民的税费，村里也从未上个致富项目，或办个公益性事业，村里那500所谓的非农业人口，每人一 年还得交纳100元钱的“喘气”费。村里仍然欠银行30万元的贷款。至于年年这11余万元的收入， 哪里去了？我们村民过问不了。对于熊传祥的为人，一村干部私下做过归结：千载难逢当了官，千 方百计捞钱。仅列一事，后河板栗林里多年冲积的黄沙，应是集体的财富，再者承包者只承包的是 板栗树，而熊传祥与一承包者在承包的板栗林里，擅自开采黄沙，以一拖拉机24元卖出，财源滚滚 ，破坏着植被。 熊传祥的为所欲为，自然影响着下面的干部，我们村的10个生产队，简直是10个王国。每个队长手 中都握着相当一部分土地，向我们农户变卖搞创收。 我们村的农户负担卡上，二队一人仅1.5亩地，农业税是140元，六队1.8亩，农税最高，191元，加 上统筹款，秋后，我们每一个农业人口应交250－300元钱。今年，我们农户的负担卡，凭空多了3 分地，仅这3分地钱，5万多元钱，又将平摊在我们农户的头上了。 我们这么一个村，村干部多达16人。除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吃镇财政外，其余村干部则由我们 村民供养。队长一年的报酬是1800元，又是队长又是两委的，加500元。讲工作，一年两次收钱， 村干部只上门催催，误工不超过20天。一旦当上村干部，没人愿让位的。 我们村地处偏僻，经济收入仍依赖在土地上，我们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其实不过千元。我们村仍然 还有许多土坯房，还有点不起电灯的，有病没钱治的，孩子上不起学的。 我们每一个农业人口，就种那亩多地，却承担着包括熊传祥占有的那2000亩，每个队长手中握有的 所有土地的税费，我们农户不堪重负啊！ 属于我们农户的土地应当分给我们！这样的村支书应当动一动！这样的村班子应当换一换！我们多 次奔走在县上镇上，然而，民诉官，总是有些难。 我们不甘心，我们仍然发出呼喊：属于我们农户的土地应当分给我们！这样的村支书应当动一动！ 这样的村班子应当换一换！ 我们村民的这一要求，谁能来问？ 赣榆县黑林镇大树村　　众村民附：大树村村民代表名单熊守东（老支书、党员）　 熊方各（老支书、党员）　熊正修（老干部、党员）　 刘永宝（原村长、党员）熊传达（支委、党员）　　熊方享（村委）刘永和（党员）　 刘志兵（党员）　熊丙茂（党员）　熊方学（党员）　熊方古（党员）　熊正考（党员）　 熊正刚（党员）　熊方史（党员）　熊正江（党员）刘永山（党员）　熊传利（党员）　熊传林　 熊正凡　熊正银　熊纪明　熊正果　熊传法熊传立　熊保山　熊方用　熊纪槐　熊正山　 熊传宇熊正律　熊传洲　熊方凡　熊方翱　熊方质　熊正灵熊传宸　熊正赞　熊正朝　熊正涛　熊　 艳　熊传玉熊正日　熊正新　熊正军　熊正民　刘中玲　熊继森熊正芳　熊传玲　熊传仓　熊正辽　 熊正厂　熊正金熊正平　熊正高　熊正卓　熊传光 . -------------------------------------------------------------------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重缘何相差悬殊 ----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再思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1月28日 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一、当前中国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比重相差悬殊。 判断一个国家的劳动关系，仅从劳动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就可 以看出这个国家劳动关系的发展程度。2002年，在中国10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 值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 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引自唐钧先生的《中国走向全 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美国在1870年 到1984年的114年间，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始终占了大头，在19世纪后期，劳 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为50%，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到74%；而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中所占的比重由19世纪后期的25%下降到20世纪后期的17%。 英国在1860年到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也占大头，19世纪中 后期，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为45%，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为69%；而资本所占的 比重由20世纪初期的37%下降到20世纪后期的22%。 按2002年的数字，我国的工资收入大约只占国民收入分配部分的22%多一点，如 此低的工资收入比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例如，8亿农民的收入基本上 是非工资式的。如果将农民的大约五六千亿元的收入算在里面，那么我国总的 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大约只占30%左右。这一比例比起当年英国和美 国的数字低得多。 目前我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额的比例大约有多大？估计至少在50%左 右，另外大约20%流入个人腰包的收入估计是由于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这一部 分国民收入可能大部分落入权力者的手中。 总起来看，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非常小，如果我估测的数字基本确切，那么就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社会的财富占有情况、劳动阶层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贫富分 化的状况。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这种判断是成立的。相比起欧洲一些国家 的发展状况[见杨宜勇先生的《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报告》]，中国 的社会发展为什么出现了如此不均衡的现象？这让我在研究劳动关系之余，又 有了其他一些发现。 二、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低的历史根源 是什么问题导致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如此低？总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个原因： 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低有其历史根源。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利润被国家高度拿 走的体制，工资收入仅占当时产出的极小一部分，大部分利润被国家拿去从事 其他建设了。因此，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力资源价值极低，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在某种意义上说，全国人民都在为国家无偿地做贡献。如果把国家比喻 成一个大资本家，那么这个资本家拿走的收入大大高于劳动。因此，我们可以 看到，在中国，资本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拿大头，完全是计划经济制度和当时 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一事实，计划经济时期，资本之所以能攫取更多的收 入，主要是当时的资本是公共资本，国家这一公共资本的拥有者在拿走国民收 入的大部分之后，又将它们花在公共或公益事业上。所以，劳动在这一时期对 资本拿大头还没有多大意见。而今天我国的资本属性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 前，我国的国家资本已经缩小到一个较小的比例，大多数资本已转化为私人资 本。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资本属于公共资本时，资本的 收入本身也等于劳动的收入，所以，劳动与资本没有什么计较。但当资本是属 于私人资本时，资本的收入就与劳动的收入没有关系了。 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工资标准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水平，很 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按原国有企业的低标准发工资，甚至以更低的水平发 工资，因此，造成资本的收入大大高于劳动的收入。所以，中国劳动收入比重 低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拥有资本的国家还是将大多数的收入又重新花到全体 国民身上，劳动还是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做贡献的，但到了市场经济的今天，如 果劳动再心甘情愿的为资本做贡献，那就会在社会群体之间出现巨大的财富不 均衡，一部分人暴富，一部分人赤贫。因此，改变劳动与私人资本甚至国有资 本的收入分配比例，已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 三、中国：资本地位高于劳动地位的社会原因 在中国，为什么资本收入要高于劳动收入呢？为什么资本有这么大的索取权 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而劳力过剩的国家。但这不是 原因的全部，仅仅是其中之一。中国之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至少长达一个世 纪]里出现资本收入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国家主义，用计划经济来积累资本，追赶世界先进，与冷战国家进行军 事抗衡，拥有资本的国家拿走大部分收入。第二，在改革开放这20多年期间， 国家仍然需要积累资本进行国家级的工程建设以及打造某些政府政绩。第三， 劳动与资本的权利不平衡，力量也不平衡，现有工会不发挥作用，劳动没有谈 判权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劳动与公共资本方面，也表现在劳动与私人资本方 面。第四，缺少基本人权，一部分人口的社会地位高于另一部分人口。第五， 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主要是对劳动不利的雇佣关系。第六，中国是一个人口众 多的国家，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第七、在中国的现阶段，政府权力仍然 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在资本里面，政企不分，权力与资本一体化，使资本可以较 多地获得劳动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又将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反馈给权力。因 此，资本的收入中往往包括着权力的收入。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和政治是倾向于资本的，劳动的权力薄弱是 有其政治原因的。特别是中国的法律缺陷和政治体制缺陷更造就了中国的劳动 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我国的《宪法》中公民权利中就缺少“罢工”这一权 利，这对于私人资本已占主要地位的中国来说，对劳动群体是十分不利的。 另外，中国劳工组织体系的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的收入。目前，我 国的工会由政府控制，在很多企业里，工会处于无作为状态。社会上自发出现 的工会组织又屡屡遭到政府的压制。这一状态使劳动根本无法与资本相抗衡， 从而失去谈判的地位。去年秋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租车界出现的工人代表郭如涛 被捕事件，就说明了地方政府对劳动维权组织和组织者的态度。 四、中国政府要分清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劳动与政府的矛盾 当前的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目前很多地方 政府仍然把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看成是劳动与政府的矛盾，因而过多地保护了资 本，压制了劳动的权益。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租车业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案 例。原来国有的出租车公司已经私有化，在这一转制过程中，原巨额国有资产 落入私人之手，出租车司机们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正当的维权活动，但 司机们推举出来的代表郭如涛却被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名羁押，至今也不知 是否得到获释。详情请见附文《冤啊，请救救老郭！》。 政府不能紧跟形势的变化调整劳资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 题，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对此引起高度重视，不要使劳动与资本的天平倾斜得太 厉害。新一届中央政府还特别要注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权力会越来越倾 向于与资本勾结，这是因为权力可以从中捞到好处。在这种新情况下，只有通 过劳动自身的维权活动才能遏制权力和资本的力量。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就是劳动与政府的矛盾，因为资本属于政 府，政府是公共资本的代表者，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某些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 与政府无关，是劳动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要妥善 解决和处理好当地出现的问题，既要保护好资本方的合理权利，又要照顾好劳 动方的正当权益。如果过度偏袒资本，引起的社会后果将是中国今后的重大隐 患。 目前，通过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已经可以看出，劳动与资本这驾天平 已经倾斜的非常厉害，劳动已经退缩到十分弱小的地位，如再不加以矫正，可 能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劳动组织的建设和发挥劳动 组织的作用。 五、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程度看，我国正处一个初期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一 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大多是雇佣式的契约关系，平等合作性 的劳动关系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并且，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加深和经济市场 化继续深入，越来越多的个体劳动者[自耕农农民]将进入到组织性的经济活动 中来。雇佣式的契约劳动关系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 与契约劳动关系相对应的是工会政治和基本人权政治，因为契约的本质是谈 判，但谈判就必须有组织，谈判就必须讲平等，没有组织的谈判是没有力量 的，没有基本人权意识就很难有公平。力量的强弱可以导致谈判结果的不同： 平等的、不平等的和不对等的谈判。要想取得合理的收入分配，需要的是劳资 双方进行地位平等和力量均衡的公平谈判。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方的势力过 大，将产生对劳方不利的分配结果。如果劳工方的力量过强，也容易产生对资 方不利的影响。今天在欧洲一些国家里，就有工会力量过强的现象。而我们国 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劳动已很难组织起有力的谈判。 说到底，即使是契约式的劳动关系也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如果与这种 工业化程度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不能保证普通劳动者的权益，那么劳动成果将最 大限度地被资本和特权所占有。北欧国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中产阶级和那么小 的贫富差距，是与其国家的人文基础和政治制度分不开的。 经济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人际间的政治关系不平等，就很难 有平等的经济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通过对南亚国家的研究已经发 现，人们的经济地位完全是由其政治地位即政治权利所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 里等级森严，特权盛行，这个国家里就很难有均衡的社会发展。 因此，改变中国劳动收入和劳动关系的现状，已经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了。而 这种政治支持的实质是：我们的政府到底是要满足社会中哪一部分人的需求？ 我们政府的关怀向哪个方向倾斜？说到底，中国要完善市场经济下的力量制约 式的政治制度，完善普通公民的人权保障，向弱势群体放权。 在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象郭如涛这样的劳动代言人！而不是打击和 压制这样优秀的劳工代表。 . ------------------------------------------------------------------- 王怡：中国乡镇的自治和限政（1） 作者介绍:王怡当前在成都大学任教 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长直选之后，关注乡镇自治和基层民主的人士对此有不少讨论 。笔者最近先后3次去遂宁市和步云乡采访调研，了解该乡乡长直选的背景、过程 以及后续发展。根据笔者在这几次采访调研中的观察，本文就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和 乡镇自治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组织上”安排的人事制度改革试验 “步云模式”的乡长直选实质上是一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试验。它并不象新 加坡的一家媒体所言，出于农民自下而上要求民主的呼声，是所谓的“他们穷怕了 ，所以直选乡长”[1]。实际上，这个乡的乡长直选是遂宁市市中区部份有魄力的 领导拍板选定步云乡进行的一场大胆试验，而当选乡长谭晓秋正是上级领导慧眼看 中的人选。 我在步云乡调查时遇到一位场镇居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选举最大的意义“就是 为乡上的主要干部创造了一个公开竞争的平台”。乡政府的党政干部谁都想得到乡 长之位，在现行的组织人事制度下，通常是各拜各的码头，各有各的门路，权力斗 争是幕后的和秘密的。这种争夺权力过程的不公开和不公正既引起民众的不满，也 给整个组织人事制度和上级政府带来一种责任压力。这位步云乡民认为，直接选举 的主要结果就是“卸下了上头的负担”，这一看法非常透彻。划分人事制度与选举 的边界，实际上类似于司法制度中将罪错判断交给陪审团，从而卸下法官对实体负 责的角色负担。乡长直选不仅改变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转移了权力授予的政治 责任。既然乡长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现在他干得不好就是老百姓自己背时”，这 位眼光独到的步云乡民说，“群众只不过是道具”。 如果将步云乡两次乡长选举的候选人报名情况作一比较，就能看出这位步云乡民的 观察确有独到之处。1998年第一次选举乡长时有15人报名参选，大体上是政治、文 化、经济三类社会精英鼎立的局面。这15人中，政治精英共7人（乡干部5人、村干 部2人），文化精英4人（均为本乡的中小学教师），经济精英4人（都是步云乡的 私营企业家，其中私营业主张明从深圳专程回乡报名参选，曾受到诸多媒体的关注 ）[2]。 从表面上看，这次选举中参选的本地社区领袖已囊括一时之选，似乎“直选”确实 源自步云乡民间社会多元力量的相对成熟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呼声。年仅26岁的中 学女教师刘凤斌是那次选举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参选者，也是年龄最小的。2003年2 月我采访了她，此时她已担任中学的教导主任。她回顾了那次选举前“组织上”动 员她报名的情况，当时她向“组织上”表示，作为中共党员她一定会以参选的实际 行动来支持领导的工作，当然她也表示，“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在 确定两名正式乡长候选人的预选中，刘凤斌仅以一票之差落败，而另一位中学老师 周兴义则以最高票当选为乡长候选人之一，然后陪同谭晓秋走完了竞选的全过程。 选后周兴义被任命为步云中学校长。 2001年底步云乡第一任“直选”乡长谭晓秋任期届满，当地又举行了第二次乡长直 选。但在这一次选举中，本乡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全部缺席。为了造成竞选的格 局，经过“组织上”动员，乡人大主席焦运丰“带头”报名参选，最后一共有12名 乡村党员干部报名参选，但所谓的“民间多元力量”在这次选举中却消失得无影无 踪。 步云乡第二次乡长选举的正式候选人之一、乡政府国土员谭志斌在选举中以微弱的 票数败给谭晓秋。谭志斌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当时接受组织“动员”而决定报名 参选时，他确实很犹豫，但选举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说，如果选举时再努 力一点或者谭晓秋不是现任乡长，自己是完全可以获胜的。但他特别强调，应当限 制现任乡长参选，否则选举就不可能公正。在谈到直选有利于干部内部的公开竞争 时，他对下级站出来和上级竞争的“负面”作用也深有感受。谭志斌非常沮丧地说 ，“我和晓秋以前是关系最铁的几个人”，但选举之后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疏 远。 在第二次选举中，乡党委副书记何银生也报名参选，在预选中得票很少，输给了乡 政府的办事员谭志斌，这令何银生感到无地自容。何告诉我，选举结果一出来他扭 头就离开了步云乡，整整一周觉得没脸回来见人。采访时我问他，如果非执政党提 名的候选人或普通民众当选，“会不会影响和削弱党的领导？”何银生的回答是： “老百姓投票表示他们信任这个人。用这个人才能加强党的领导，用老百姓不信任 的人才会削弱党的威信”。作为一个败选者，他的这一看法似乎与官话不尽相同。 应该说，尽管步云乡长的两次选举都未出现令“组织上”意外的结果，但乡干部群 体内部的选举竞争和竞争结果的不可测程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需要指出的是，所谓 的“组织动员”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对选举和报名的操控，被“动员”参选的主要 意义是让参选者获得一种免除选后政治风险的允诺，也是参选者对上级组织竞选有 几分诚意的试探。尤其是对乡政府的干部而言，若未被“组织上”动员而主动报名 参选，至少是一种冒失的和政治上幼稚的举动。 步云乡的乡长“直选”作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诉求的试验是相当成功的，它为一个 “政治寡头”式的候选人集团提供了公开争取职位的平台，也为普通干部提供了在 人事制度之外获得“破格提拔”的新式机会。国土员谭志斌就是个成功的例子，他 在竞选失败后随即被增补为副乡长。选举前那一场候选人之间破天荒的面对面竞选 活动也的确有助于缓和干群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企盼在中国出现以乡村自治为诉求的选举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其实还 遥遥无期。和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乡村社区一样，步云乡社区的自组织力量和各种 意义上的社区领袖还很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乡长直选并非本土多元化力量壮大 之后与组织人事体系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而是上级组织人事系统在改革的压力下 的一种充满政治抱负的主动选择。 由于步云乡的乡长直选突破了现有的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政治改革试验明 确表态不予支持。于是，2002年初步云乡第二次乡长选举时，地方政府对下任乡长 的“直选”采取了变通办法，即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 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这一过程的前两个环节完成后，地方政府一再等待观 望，推迟最后一个环节的乡人大投票，直到《四川日报》发表了百岁老人蔡王氏参 加乡长选举的照片，当地政府视此为省委和舆论的公开表态，才敢放手完成直选乡 长改选的最后程序。 尽管乡长直选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这一改革试验在现实政治系统中却始终 “妾身未明”。遂宁市领导层和谭晓秋一直处在观望状态，保持低调，他们不知道 ，“中国第一直选乡”这张牌能不能大张旗鼓地打出来。今年春节前，一位当年参 与直选领导工作的区委副书记谢绝了我的采访，他非常慎重地说，“选举是违法的 ，没有什么好谈”。在我最后一次去步云乡调查时，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李翎从遂 宁市委带回一个明确的指示：保持低调，未经上报组织部批准同意，乡政府不得擅 自接受任何媒体和研究机构关于乡长直选的采访调查。 二、选举改革与组织人事体制之间的制度冲突 迄今为止关于步云乡乡长直选的讨论往往关心的是民主选举之意义，却很少涉及事 关这类选举能否推开的一个重要议题，即要不要用个别职位的民主选举来替代对公 务员的人事管理。在整个干部人事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单靠个别公务员职位的 民主选举，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吗？再换一个角度看，能用直接选 举去替代公务员的人事管理制度吗？ 在中国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里，乡长只是公务员系列中的一个科级 干部。从人事制度的角度来看，能否选择适任的人选来担任乡长，直接选举并非唯 一的办法；如果干部人事制度能良性运作，同样也可以做到这点。而基层民主化建 设的根本目标其实也不仅仅是改善公务员的选拔机制，而是还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于民众，置行政于公民的监督之下。我们在当下中国农村所看到的是一种相当矛盾 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往往不能选拔出民众比较满意的、真正 对民众负责的乡镇长，所以要通过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来改善这种状况；另一方面， 乡镇长直选了，但其他干部的任命考核调迁却不得不仍然依赖公务员管理体制，于 是在同一个公务员系统内，出现了权力来源和地位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即民选的公 务员和由上级管理的公务员，两者变成了“油水关系”。民选乡长的实际身份因此 十分模糊，他究竟是一位经选民投票产生的乡村社区领袖呢，还是党政组织人事系 统中一名完全受上级约束的科级干部？这个问题在步云乡民选乡长的案例中显得尤 为突出。 过去几年中，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步云乡民选乡长谭晓秋历经两次乡长直 选而获连任，但他个人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也承受了极大的重荷。这里所说 的沉重负荷并不单纯是一些媒体所宣扬的直选职位的“民意压力”。当然，非直选 的乡镇长只需要对任命选拔他们的上级党委负责，而民选的乡镇长在直接选举过程 中却不得不对选民作出面对面的承诺，因此当选后就要向民众负责，这是“民主” 选举给民选官员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责任。[3]但是，这种意在鼓励农村民主化进程 的善意说法多少夸大了乡长直选的实际效果。从步云乡的情况来看，这种夸大掩盖 了乡长直选后乡村发展所面临的甚至更大的困境，忽略了进一步实行制度性配套改 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这种看法对于民主和“政治文明”概念及前景的理解 也流于表层和理想化。 步云乡是遂宁市的一个最边远荒僻的乡，以前不通车，不通电视，手机亦无信号。 近几年来，乡政府所在的场镇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有了5公里的柏油公路、集中 化的农贸市场、闭路电视系统等等，当地的变化几可用“翻天复地”来形容。但这 种变化真是因为“直接民主”产生的民意压力所致吗？乡镇的“直接民主”真具有 一种点石为金的效果？ 确实，谭晓秋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基层官员。当我采访步云乡那些在两次乡长选举中 落败的侯选人时，这些谭晓秋竞选时的对手虽然对他颇多微词，但也坦然承认谭的 能力。我在步云乡的8个村随机挑选了近百名村民作访谈，其中不乏因个人际遇而 对乡政府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的，但在谭晓秋很能干、会办实事这一点上，他们也会 悻悻地予以承认。可是，“中国第一直选乡长”恰好是一位精明能干、众口称赞的 干部，这并非一种必然，而是步云乡长直选试验的一种幸运。 这些年来，作为单枪匹马的直选改革之产物的谭晓秋，夹在组织人事制度、夹在整 个乡镇政治制度当中不上不下，处境十分不易。2002年冬至笔者第一次去步云乡， 在遂宁火车站与谭晓秋碰面，当时他正为《华西都市报》一篇“正面弘扬”他的新 闻报导而焦头烂额[4]，因为这篇报导引起了当地领导层的不满和批评。如果把这 种不满解释成与他个人成为当地政坛出尽风头的人物有关，也许是不太公允的。当 地领导层对他的批评主要还是出于对“乡长直选”这农村民主改革试验在政治上尚 未得到官方高层正式认可的顾虑。 谭晓秋本人则是更多地担忧着个人的仕途。1998年他作为首位民选乡长而当选后， 他的身份在选举体制与人事管理体制、民意和党意之间被定格。选举的直接民意基 础虽然在表面上支持了他，阻挡了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对他的支配力，但由于并不存 在竞选上一级政府职位的可能性，他在现行干部体制内调动升迁的管道也被堵住了 ，对他的个人仕途而言这等于是一种“冷冻”。尤其是第二次选举的变通做法在形 式上更将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组织人事制度这三种方式都结合起来，这使身为乡 长的谭晓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迁的可能。过去4年来，他的同事中 升官的升官，调任的调任，甚至当年在他手下竞选落败的村干部现今的职位都已在 他之上了。“像我这样呆在一个地方这么久不动的乡长”，谭晓秋颇有怨气地对我 说，“整个遂宁恐怕只有我一个”。在目前推行干部年轻化的情势下，他最大的担 心是等直选乡长的任期届满时，他将因年龄偏大而失去在政府机关内继续发展的余 地。今年春天刚从遂宁市委组织部调任步云乡党委书记的李翎，是一位生于70年代 的年轻干部。他告诉我，仅仅在去年，市委组织部就办理了100多名乡镇科一级干 部的人事变动，但为什么多年来不挪动谭乡长，“因为他是全乡老百姓直选出来的 ”。 在民主政治下，“政务官”要对选民负责，他们个人地位的提升则主要通过竞选更 高层次的“政务官”职位；而非选举职位的公务员作为“事务官”则要服从科层体 制的管理，他们个人地位的提升是由公务员的人事管理系统决定的。在中国，乡政 府是政府体制的最低一级，也是选举制度与人事制度相互衔接和相互界定的最低一 级；直选乡镇长的政治改革在最低一级开放了基层负责人的直接选举，虽然可以从 现有的干部人事管理体系之外选择乡镇长，但当选的乡镇长却不能自外于干部人事 制度而谋求仕途发展，他们既不算纳入现行干部人事系统正常升迁的事务官，也不 是受法律制度保障的“政务官”。由于中国这种乡长直选试验与整个党政干部组织 人事制度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结果就造成了一种颇为怪诞的结局：在直接选举中获 得民意支持而胜选的乡镇长，不论他的工作业绩如何出色，如何受选民拥护，都失 去了在党政干部组织体系内晋升的可能；如果他希望提升个人的地位，唯一的机会 不是争取继续当选，而是败选，然后以失败者的身分回到干部人事系统中，重新成 为一名有望升迁的科级官僚。因此，除非他希望永远呆在同一个乡镇做一位“乡村 领袖”，否则决定他未来仕途前程的仍然是只需向上级负责的党政组织原则，而不 是什么选民的意愿。 乡镇长选举制度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另一重冲突，是选举的本土化原则和人事制 度的异地为官原则之间的矛盾。步云乡的乡长直选试验是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的 ，是上级领导改变人才选拔方式的一种创新，而不是出于对乡镇自治这个本土性价 值目标的追求。因此，上级党委并未考虑按照本土化自治的原则从本乡选择乡长候 选人，而是将谭晓秋调到步云乡来参加选举，组织上的调任是他在当地获得被选举 权的前提。谭的家和妻儿都在附近的白马镇，步云乡的其他主要干部绝大多数也都 不是本乡人，乡政府的党政负责人都是孤身一人易地为官，在任所只有一间乡政府 内的简陋寝室。他们当然不愿意在步云乡的现职上工作一辈子，而是希望今后能离 开步云乡另谋高就。 本土化原则和异地为官原则不仅体现了民主选举与人事行政两种制度的差异，更凸 现出乡镇自治和行政控制两种价值目标之间的鸿沟。首先，如果大批乡镇干部都是 易地为官，那么自下而上的直选试验将无法为他们开辟新的仕途，民意的约束力也 将因此被严重削弱。其次，只有当乡镇自治而非行政控制成为乡镇政治制度的目标 诉求时，选举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才能战胜易地为官的人事管理原则；只有当大批乡 镇长来自于本土并甘心居留在本土时，直选的民意约束才能发挥到正常的期望值， 而选举制度才能摆脱人事组织系统的束缚，发挥出塑造乡镇自治、扶持乡村领袖的 真正的民主价值。再次，如果人事组织系统不放弃对候选人的支配和操控，真正意 义上的选举就无法进行；然而，一旦人事组织系统真的放弃了对人选的控制力，也 就等于彻底放弃了易地为官的人事原则和现行政治体制的行政控制目标，从而在干 部人事方面走向彻底的乡村自治。显然，在更深入的宪政体制改革展开之前，这将 越过中共可接受的农村政治改革的底线。 上述的制度性冲突表明，目前中国处于试验阶段的乡镇长直选，其制度建设的实际 价值是相对有限的，但它却使政治改革与现行体制的种种潜在摩擦逐步暴露出来， 在推动农村甚至城市民主化进程方面，其象征性的开创价值以及民主启蒙和涵养农 村民主渴求的形式价值或许更大。 三、直选与代议：基层民主化的两种前瞻方向 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始于农村村委会的“海选”，其基本特徵就是在新的选举制度 中重新界定人事组织系统和党管干部原则的边界，克服人事组织制度及其背后的政 党意志对选举过程及结果的控制，在民主化过程中为当选者的权力合法性注入新的 来源，也为重构宪政关系积累经验和社会基础。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并未解决， 那就是，如果组织人事制度能够放弃对代表人选和乡镇长候选人人选的操控，直接 选举是不是就一定比间接选举更好更完美呢？近年来，各地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纷 纷聚焦在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上，却忽视了对间接选举改革个案的关注。例如， 四川省绵阳市从1998年开始推行了由乡镇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和选举乡镇长”的改 革，但乡人大间接选举的改革却被“直选乡长”这样的选举改革所具有的冲击力和 表演性所掩盖。 直接民主曾被认为只适用于小规模社区。中国农村乡镇的平均人口一般是在数万人 ，近年来山东等地合并乡镇后往往达到十数万人。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除去常年在 外打工者，实际常住人口仅约12,000人。该乡人口规模较小正是当初市中区政府选 定这里进行乡长直选试点的重要原因。 在古雅典时代，直接选举行政领袖是与直接民主的理想相匹配的。这一理想尤其是 在卢梭式人民主权至上的理论下被一定程度上神化了。贡斯当曾批评过具有古典共 和主义色彩的直接民主理想。他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认为古代的 自由主要存在于公共领域，人们视公共政治生活为最高的善，而现代自由则主要集 中在个人生活中。换言之，现代公民只是一个“业余的公民”；而简单的直接民主 观却停留于古代的自由观，对于人们流连在广场和会议厅当中的景观充满了浪漫的 想象。[5] 这种对直接民主的浪漫想象在中国近现代民主思想史上也有浓重的痕迹。百年来中 国追求政治民主的艰难曲折，令人们对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心情格外迫切。由于“ 民主”逐渐成为一个集人类社会最近几百年政治价值之大成的一个概念，这种大而 化之的共识使一些论者往往分不清民主与自由、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差别，也忽视了 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在它们之间寻求平衡。 直接选举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是与代议制和复合共和制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起初，在 以英国为代表的代议制下，直接民主的人民主权被具体化为间接民主的议会主权， 政府首脑由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这与中国的选举法目前关于乡镇长由乡人大选举产 生的规定类似。后来，美国的联邦主义者提出复合的共和制理论后，直接选举才和 直接民主的理想相分离，而被重新确立为在一个大规模社会里选举行政首脑的方式 。这一从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方式的转变，是与横向的政府职能的分立制衡以及纵 向的联邦分权原则密切相关的。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首先是权力的分立制衡打 破了某种“议行合一”的体制[6]，而后才有直接选举成为可能。换言之，是权力 制衡为主，直接选举为辅。当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人或单一系统的时候，直接选举 行政首脑才是安全的；或者说，当权力分散在不同系统并相互制衡时，让行政首脑 拥有直接的民意基础、从而确保行政系统的独立地位，才是有必要的。如此才能在 民主与宪政（在论述乡一级政权时或称为限政）的价值诉求之间取得平衡。 在当前的中国，如果必须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来打破组织人事制度全面控制乡镇政 府干部的旧模式，那么很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具有直接民主色彩的 直接选举，即在步云乡所尝试的直选乡长，这需要执政党的组织人事系统放弃对这 一职位的控制，从而改变乡长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而另一种思路是间接民主式的乡 级“民意”代表的选举方式的改革，这同样需要执政党放弃对乡人大代表的人事控 制，以便村民们能象选举村委会主任一样选出他们邻人中的乡人大代表，然后由乡 人大不受任何干扰地选出乡长和其他职位的管理者。 我认为，“海选乡人大代表”或“乡人大直接提名和选举乡镇长”这样的制度性试 验，其改革力度要大于“直选乡长”的改革，当然，其实施难度也大于后者。对上 级党政部门来说，在一场放开的选举中，“直选乡长”更有可能做到收放自如；而 让乡人大代表自行提名、选举乡长，却很可能放开之后就不易再控制选举结果了。 因为，“组织上”通过各种方法去影响甚至控制乡长人选，其可操作性远远高于控 制多位乡人大代表人选之举；欲控制后者，其成本不仅相当高，而且收效会比较差 。因为在一个村的范围内选什么样的人去代表自己，村民在这件事上具有足够的信 息和信心，只要免于强制，他们受政府意愿导向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乡 人大代表不那么容易控制，所以，在步云乡的两次乡长选举中，尽管已有的乡人大 代表本来也是贯彻了党组织的意图选出来的，而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乡长名义上还 要经过乡人大代表投票最终确认，但在预选中组建正式候选人的“选举团”时，乡 人大代表们却被有意搁置一旁，同时又另行组织了一个主要由乡村两级党政干部为 主（在163人中占133人，其余村民代表中也有少量党员）的“选区联席会议”，来 选举正式候选人。 “直选乡长”的试验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乡级 政权中，由于权力缺乏分立制衡而且在职能上高度集中，因此乡长的地位和重要性 就被放大了，而什么样的人当了乡镇长就显得至关重要。乡长的直选不但不能建立 乡级政权中的权力制衡，反而通过民意基础的支撑强化了民选乡镇长的权力。谭晓 秋能在步云乡的权力架构中处于中心地位，他和乡党委书记的关系与中国绝大多数 乡镇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互地位有明显的差别，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谭因此 而拥有足够的权力与人事空间，也是他4年来执政成功的一个关键。如果期望依靠3 年一次的乡长直接选举就能对乡长的权力构成充份的制约，那可能是过于天真的想 法。“直选乡长”仅仅改变了乡镇长的产生方式，对整个乡镇政治结构和权力体制 并不构成直接冲击。如果缺乏权力分立制衡的制度安排，缺乏信息透明和行政公开 ，那么选民在投票结束之后，就可能从“公民”退回到乡村集体组织的雇工地位。 然而，“乡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和选举乡镇长”这种试验，却不仅改变了乡镇长的产 生方式，更重要的是凸显和激活了乡人大在乡镇权力体制中的地位和独立角色；一 个逐渐握有人事大权的乡人大，当然比投票之后一哄而散的乡民更有动力和能力来 制衡、监督乡镇长乃至乡党委。这样的改革就为进一步的制度博弈、全面的农村政 治体制改革和宪政与民主价值诉求的平衡埋下了伏笔。如果说，“直选乡长”的伟 大试验在整个权力体制中有些象单刀突进，那么，落到实处的间接选举改革就好比 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之举。 但是，在一种简单甚至错误的认为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高级、更优越彻底的认识 支配下，类似四川省绵阳县的间接选举制度改革的大胆尝试却一直未获得媒体和研 究者的充份注意。许多人在看到干部任命“完全由上级组织部门决定”的模式之根 本弊端后，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改革目前基本上是被操纵的“间接选举”制度，而把 对改革的期待完全投射到“由公民直接选举”的直接民主方式上。这种所谓“一步 到位”的看法[7]忽视了代议制度在整个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中的根基作用，也忽略 了代议制度的独立有效运作是实行行政首脑直选的一个同时性要件。 其实，近年来尽管未改革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和人大的运作模式，但在“间接 选举”中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令上级党组织吃惊的“意外结果”。就在步云乡2002 年1月15日的副乡长选举中，执政党提名时任纪委书记的干部为副乡长候选人，结 果他却意外落选，多数乡人大代表把选票投给了作为“差额候选人”的普通干部周 建军。又如去年岳阳市人大选举中出现的风波，以及最近深圳市南山区人大代表选 举中一批独立候选人的集中涌现，都是例证。中共“十六大”之后，省委书记开始 普遍兼任省人大主任，以“加强”对人大的“领导”。这些都在在表明，间接选举 制度的变化可能激发出超越我们想象的制度变革动力，它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也比单 一领导职位的直选试验更大。 间接选举不但体现了对民意的精英化过滤，同时因为代议机构的相对庞大和选举的 高度分散和底层化，也增加了“组织意图”的贯彻难度。正因为如此，四川省遂宁 市才在实行乡长直选试验的同时，在步云乡和其他一些地方加强了对直接选举人大 代表过程的控制力度。2003年初，在步云乡进行了遂宁市市中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虽然选举公告上明确注明候选人姓名是“按姓氏笔画排列”，但为了贯彻“组织 上”的人事意图，有关部门故意把姓氏笔画最多的执政党候选人谭晓秋和乡人大主 席焦运丰排在侯选人名单中的第二和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位姓李的组织部干 部，而姓氏笔划最少的唯一一位差额无党派女候选人却被排列在名单的末尾。一位 对此不满的干部悄悄向我指出了公告上的这个“阳谋”，认为这样的选举是在“愚 民”。 直接选举与代议制民主是基层民主改革的两种前进方向，分别标志着行政权和立法 权的改革。从西方历史看，直接的民主选举往往可能成为推动代议制度和“三权分 立”以及言论与思想自由的契机。但从步云乡的经验看，在极度缺乏代议制基础和 基本权力分离机制的基层政权层次，率先实施行政首脑的直选改革，其古典意义上 的直接民主色彩较浓，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则较弱。显然，如果不 注意分析直选本身在目前体制下单刀突进之后的困境，以及直选之外的更重要的制 度变革方向，我们对农村政治改革的呼吁就将是残缺的。 四、如何限制乡政府的权力：选举与制衡 从目前乡镇政府的运作和农民的生存现状看，限制乡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农村政治体 制改革的首要目标。自从20多年前农民不完全地承包土地以来，他们越来越觉得需 要得到一块法律上和公民权利上的“自留地”。通过在步云乡的采访和问卷调查， 我发现多数村民最关注的是土地财产权、农民负担及税收、计划生育和殡葬政策等 问题，而是否直选乡长对他们来说则并不那么重要，只有当其他问题无法解决时， 群众才认为直选乡长是件好事。“选总比不选好”，这几乎是我在步云乡各个村里 最常听见的一句回答。乡政府所在场镇的居民对直选的认同度高一些，他们认为村 里的“农民”（场镇的居民基本上不自认是农民）之所以说直选不重要是因为“民 主意识太差”。事实上，村民们最关注的那些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是实行乡长直选就 可以解决的。可以说，现在农民最需要的不单纯是乡长、村委会主任的民主选举， 而是宪政（也可以说是限政），也就是在乡政府的权力和自己的财产及自由之间划 定一个有限政府的边界。 西方现代的宪政传统从英国大宪章时代和欧陆中世纪的教会法中孕育而出，在数百 年的过程中限制权力的各种制度创新并没有和以普选权为标志的民主制度相结合， 而是主要通过权力的分散和相互制衡，通过独立的司法和法治传统以及维护言论、 思想和结社自由来实现的。民主制度在近代的西方兴起，正是建立在这个古典宪政 主义的制度背景下。其主要价值是因此改变和重塑了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其次要价 值才是从公民投票的人心向背和不可预测这方面构成了另一重对权力的制衡。但对 这一重制衡不能盲目乐观，因为选举行政首脑并无助于划定一个有限政府的权力范 围。密尔曾经批评过近代以来过于看重通过民主去约束权力而忽略法治、权力分立 和思想自由这些传统限政手段的倾向。他说，“‘自我治理’、‘人民自己对自己 的权力’之类的说法，并没有表达我们所处的真实的状态。因而，当掌握权力的人 定期地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时候，限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的重要性丝毫也没有减弱” 。哈耶克认为密尔的看法还不够彻底。他在《法、立法和自由》中写道：“有一种 可悲的幻想，以为只要我们采用了民主程序，我们就没必要对政府权力施加别的限 制了。这还让我们进一步相信，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构成的‘对政府的约束’ 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限权措施。”[8] 乡镇长直选是一种狭义的民主化尝试，并且是在乡政府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而且高 度地集中混合在一个系统当中的制度背景下实施的，因此乡镇长直选的最主要价值 体现在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为进一步的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同 步展开以及党政之间政治架构的宪政化、法治化积累压力和经验。而直接选举在限 制乡长、乡政府的权力这一方面的作用则既次要也有限，对这一点的夸大将使民主 的价值诉求不恰当地超越在宪政的目标之上，忽略了更加重要和艰难的制度改革， 并使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追求在价值目标上失衡。 在步云乡，谭晓秋是很能干的，他为步云乡作了很多实事，但也因为办这些事情而 在短短的4年内让这个人口不多之穷乡僻壤拖欠了高达4百万元的乡级债务。从这笔 债务的数量也可以看出，乡政府的财政权力以及它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攫取能力是如 何之大。由于乡政府披露的信息不足，又缺乏公共舆论对乡政府的有效监督，我所 遇到的步云乡村民几乎没有人相信谭晓秋和其他乡政府党政干部未从各种工程中得 到回扣或“好处”，例如他们对谭将工程承包给他的外侄就耿耿于怀。有一个村民 说：“天下的官哪有不吃钱的，吃的少，又把事情做了，就是好官了”。我在采访 时还听到一个家在步云乡的退休工人发表了一番出人意料的高论：“一定要选谭晓 秋当乡长，否则这么多债务谁来负责？他们都是外地人，把乡上搞垮了，个个都想 走人。刘仕国（原乡党委书记）就调走了，他要是也走了，我们去找哪个呢...... 农村债务问题总要解决，等中央政策出来，才能放他走。到时候有些人该怎么办（ 惩治）就怎么办（惩治）”。 谈到维护村民的合法利益并制衡乡政府和乡长的权力，这似乎是乡人大本来就应该 发挥的功能。倘若乡人大能够独立有效地运作，它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无疑比乡长直 选更有效。然而，在中国的乡级政权中，中共党委、人大和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 分工合作关系，彼此的职能是相互串连的。在这种架构下，乡人大的监督功能实际 上只是个摆设。这从步云乡政府公告栏中贴出的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情况 即可看出。这一公告宣布，步云乡人大主席焦运丰的正式职能是“协助党委书记工 作，分管党务、财税、计生和村镇建设”，而乡党委副书记何银生的任务则是“分 管政法和农业大田生产”。这种乡人大主席兼管党务、党委副书记分管行政业务的 情形，在中国农村各地是极为普遍的。 在这样一种权能混合的党政体制下，可以说，中国各地农村的乡级政权事实上更象 一个“公司”，党委书记是“董事长”，乡长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人大主 席、副乡长则扮演着“副总经理”的角色。步云乡政府的“公司”性质并未因乡长 直选而改变，唯一发生的变化是民选乡长成了事实上的“董事长”，而党委书记则 降为“副董事长”。步云乡人大主席焦运丰在回答香港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一段意味 深长的话。[9]他就此对我作过比较具体的说明，“步云的民主还只是形式上的民 主，离形式和实质统一的民主还很远”，而这个遥远的距离就在于“还要进行全方 位的综合配套改革”。焦运丰认为：“光选一个乡长，不选其他干部是不够的，上 面的一些政策机制都不变，乡长很难发挥作用。而且没有民间组织的发育，也不可 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显然，乡长职位的直接选举不但很难构成对政府权 力的约束，相反却因为乡长具有直接民意基础，他的个人威权上升，在乡党政领导 班子内部受到的约束减少了，结果强化了乡长对其他合法性来源较差的职位的人事 控制权。这正是步云乡人大主席焦运丰主张要让乡政府的更多职位交付民选的重要 原因。 要言之，法治和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主要手段。法律通过普适性的规范勘定和约 束一个有限政府的行动范围，宪政通过对个人自由的确立和权力的分立制衡而防止 对任何一种权力的滥用。至于民主选举本身对于权力的制约则是辅助性的。尤其是 ，在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和法治保障的情形下，如果通过直接选举把选择行政首脑 的决定权交给行政区划内的全体公民，这种办法所形成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将因 为直接民意的难以捉摸和易于控制以及直接民意基础在一个集权系统中为民选行政 首脑增添的威权资源所抵消。因此，根本性的变革应指向权力分立制衡的制度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是推行可以促成乡人大独立行使监督制衡权力的人大代表选举、间 接选举和整个乡村代议制度的重构，以及中共乡党委内部的选举改革。 五、乡镇自治和社区领袖 中国社会里传统的乡镇自治是一种士绅自治，有学者将现代的乡村自治称为“村镇 共和”[10]。从共和的观念看，目前的乡镇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外来政权，公共权力 被掌握在一批由组织人事系统控制的外地干部手中。与此同时，乡村社会则因城乡 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凝固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模式又维系着高度本土化的特徵。对 管理高度本土化的社区之官员实行易地为官的原则，意味着乡村在政治制度中的客 体化；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又造成了村民作为“雇农”在本 土社会的客体化。于是，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成为作为外来者和“殖民者”攫取 乡村的财物并维持乡村的秩序。只要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外来政权模式不改变， 外来干部通过直选获得合法性这一选举试验的价值就是不完整的。 “步云模式”的乡长直选迄今为止其实并不以乡镇自治为价值诉求。在步云乡，乡 镇的自治程度并未随着乡长直选而有所增强。在缺乏法治力量和权力制衡的制度背 景下，乡镇自治力量的生长一直被一个异己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制所压制。比如， 少数私营企业家本来是有望成为举足轻重的社区领袖人物的。然而，在一个缺乏权 力分立的大一统政府之下，土地等一切重要财产又都被掌握在乡村干部手中，使私 营企业家必须依靠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而非高涨的参政欲望来赢得安全保障。正是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所有制性质，造成了乡村企业家与城市里的企业家群体在政 治诉求上的根本差异。在步云乡的两次乡长选举中，当地私营企业家基本上表现得 比普通群众更加低调。 步云乡的乡长直选试验也并未将村镇的自组织力量引入公共领域。尽管宗族势力以 及宗族长老的影响力已经式微，但步云乡的社区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实力相当庞大的 自组织力量，那就是各种宗教组织。这是我在步云乡各村调研时最惊讶的一个发现 。 步云乡有一座约150年历史的天主堂，遍布各村的受洗教徒达800余人。该乡第七村 的“竹林天主堂”在天主教教区中是一个辖区较大的“堂口”，统归四川南充教区 的王神甫负责。被当地人称为“金堂”的天主教“堂口”有几位本土的领袖人物。 此外，分布在10个村落的13座寺庙或宗教场所，如大佛岩、红庙子等，各拥有信众 数百上千。这13座寺庙各有会首1人，大多通过选举方式产生，但会首没有任期限 制。各寺庙每年有数万到十数万的财产收支，均来自信众的捐输（当地称为“化公 角”），开支账目均贴出红榜予以公告。这些寺庙的财务状况似乎比乡、村两级的 官管财政还要好一些。去年税费改革之前，各村向乡政府上交的提留款收不上来， 多由村干部以个人名义告贷借款，再用借来的款项上交，结果形成了沉重的村债。 官办活动的号召力也远不如宗教组织的号召力。在步云乡，干部召集任何村民会议 都必须给参加者2元至5元的补贴，否则没有人来，连投票选举乡长也是如此，这也 是百岁老人蔡王氏出现在乡长直选现场的重要原因。结果，官方除了举办选举之外 ，已很少召集集会。相比之下，13座寺庙的公共财政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显然，步云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与政权体制并行的公共领域，甚至也存在着一个自 发的和更加真实的选举制度。2001年农历5月15日，在步云乡举行第二次乡长直选 前，薛家寨举行了一次民办选举，有信众近百人自愿前来参加，通过自由提名、举 手表决的“海选”方式，选出了张志容为会首，另选出各种会务人员共22名。位于 第十村的红庙子会首蔡老先生带我去一一拜访了大佛岩等各主要寺庙的会首。他们 在村民中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威望，几乎所有场镇以外的村民都是各庙的信众或 天主教徒，甚至个别村委会主要干部也是信众。这13座寺庙各自的会首与全乡的10 位村委会主任构成了一明一暗两套公共领域的社区领袖。这些宗教组织也有自己的 会计、出纳、保管等职员。我在薛家寨（传说是薛仁贵的宗庙）看到了宗教组织的 会计所使用的帐簿，那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大队使用的那种帐 簿。 在步云乡这样的乡村，由于舆论传媒空间和各类非经济组织的空缺，于是围绕着寺 庙、教堂的宗教信众团体就成为最重要的社区自治组织，并依托它们形成了公共空 间。但是，凌驾在乡村社区自发组织力量之上的乡政府，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 目标，把主动整合和遏制民间自组织力量在文化尤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当作自 己的重要职能。民间的社区性结社自由，尤其是乡村社会中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结社 ，普遍受到“外来政权”的抑制和打压。而非社区自治取向的乡长直选不会也不可 能改变这一控制模式。 步云乡的13座寺庙中，有8、9座都未能获得宗教活动场所资格，属于“非法组织” 。遂宁市市中区区政府严格控制着颁发此类许可证的数量，乡政府也有意识地试图 将它们排除在体制化的公共领域之外。有一位乡干部向我讲述了他曾带人砸庙的事 ，但据他说，近年来干部们私下里都对这些“非法宗教场所”比较宽容，他们会允 许乡民们把菩萨用布包起来，等上级派来的检查组走了之后再把布拿掉。 2003年春节，步云乡举行了一次1949年以来民间自办的首次大型庙会，这次庙会乡 政府一分钱未拿，由各寺庙的会首们一手操办，所有费用均由各寺庙自筹。乡政府 将此次庙会称为“游园活动”。乡文化干部吴治国将13家寺庙中有执照的会首召集 起来，规定游园的主题是“庆祝和贯彻十六大精神”，并要求各寺庙将彩旗上的宗 教标语和符号去掉，理由是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回家过年时可能看到，影响不好。这 次新春庙会于农历腊月27日举行，当晚步云场镇灯火通明，鼓乐队和龙灯表演规模 空前，数千村民赶来观看。村民们说：“几十年没有见过步云有这么热闹了”。 这次大庙会是步云乡民间自组织力量的一次展示，而低成本地组织这样的盛会则是 现在的政府体制无力、也无法承担的。这次盛会是官方组织与民间自治力量的一次 合作，但也可以说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敲诈。乡政府长年来攫取了乡村社会绝大多 数的可转移财力，但却不能满足民间举办庙会的财力需要，而必须依靠羽翼初生的 民间自治团体的财力和组织资源去举办这样的盛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民间自 办盛会的成功也说明，在步云乡这样的乡村，社区的基层自治已具备从村级自治向 上扩大到乡级自治的初步条件，而乡长的直选改革对本土社会的最大价值可能就在 于为步云乡未来的乡镇自治或“村镇共和”开始积累可贵的经验和条件，并逐步为 本土性社区领袖的成长提供平台。 结语 步云乡乡长直选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和完整的制度改革，更不能把它看成解 决经济落后地区诸多问题的“大力丸”，以为举办一次乡长直选就能让农村地区脱 贫致富。在中国，把宪政民主的制度追求视为强国富民的手段，这是从清末以来一 直存在的一个急功近利的观念误区。步云乡乡长直选本身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拉开 了乡村制度变迁的帷幕，为中国今后的乡村政治改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对农民 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能确认和保障他们权利和财产的制度，即一个权力受到 有效制约的政府和一个足够大的民间自治空间。 在实现权力分立和有效制衡的宪政与法治的目标之下，直选行政首脑的确是民主价 值的杰出体现和实现政治权力平衡之必需，因此也必将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 在目前的乡镇选举制度改革中，有两种价值目标比单纯的乡镇长直选更亟需，应当 优先考虑，或者说乡镇长直选试验应当围绕和配合这两个目标来展开。首先，基层 政府从控制乡村社会变为服务乡村社会，政府机构及其活动退出以控制为目标的活 动领域，实现乡村自治，重建本土社会的公共生活或“村镇共和”。这一退出可以 通过合并乡镇来逐步实行，而乡长直选的经验则可以转化为自治组织（如乡公所） 的社区领袖选举。我曾与谭晓秋乡长谈到国内学术界关于撤乡并镇、乡政权退出农 村、建立乡级自治组织的讨论和可能的政策动向，他对此非常关注。其次，要通过 法治手段和以宪政为诉求的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对数乡合并之后的镇一级 政权权力的有效制衡。在选举制度改革上，应当更加重视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政 府负责人的间接选举，以及整个代议制度的改造，同时通过“党内民主”改革的启 动与政府改革相互呼应。 如果上述改革不能配套推行，笔者以为，乡镇长的直接选举就不宜大规模推广；但 可以逐步尝试扩大被选举职位的范围，将副职或个别特殊职位一次性纳入选举活动 ，形成行政权内部有限的政治分权和制衡。总之，离开了自治和限政这两个宪政民 主改革中本质性的诉求，乡镇长直接选举之类的民主理想就会在价值序列和程度上 被不适当地夸大，其单兵突进难免会陷入制度困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 从步云乡开始乡长直选试验至今已过去了4年多，面对未来制度变动的种种可能性 ，步云乡、谭晓秋本人和遂宁市领导层，都在等待着对这一试验的政治意义上的裁 判，更等待着重要的政治改革的启动。 （《宪政论衡》网站网址：www.xianzheng6.com） 【注释】 [1]周锐鹏，“他们穷怕了，所以直选乡长”，《新加坡早报》，1999年11月4日。 [2]选举情况参见李凡的《创新与发展岸岸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 0年11月。 [3]这方面的主要研究可参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步云直选”专题，以及黄 卫平主编的《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03年2月）和杜钢建的“乡镇长直接选举改革研究”（载蔡定剑主编的《中国选举 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大部份研究者对直选给当选官员带来 的民意压力和对政府行政作为的正面影响都持较乐观甚至有所夸大的观点。 [4]余勇，“直选乡长不辱使命，全乡70%村民进小康”，《华西都市报》，2002年 11月25日。 [5]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6]有学者把这种“议行合一”称为“基层政权单轨制”，见沈旭辉的“乡镇长直 接选举可能引发的‘基层断层现象’探析”，http://www.nongcun.org。沈文将缺 乏权力制衡机制的乡镇“无限政府”一旦进行直接选举获得直接民意基础可能带来 的权力膨胀及其与代议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模糊化称为“横向政府断层”。 [7]这种观点在关于乡镇长直选的研究中非常普遍，如彭宗超的“乡镇自治与乡镇 长直选岸岸中国乡镇政权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与根本对策分析”，见“中国农村研究 网”。 [8]“通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无限权力”，见哈耶克的《法、立法和自由》 ，17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 [9]《凤凰周刊》2002年4月22日。 [10]刘军宁，“土地财产权与村镇共和”， 宪政论衡网站，http://www.xianzheng6.com。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两岸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 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 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 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 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 389－1390页 2004年"两会"前夕，新华网做了调查：中国现在第一大问题是腐败；第二是贫富悬殊 ；第三才是"三农"问题。 怎么解决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我再引两副贴子： "改三个问题：一、政治体制问题；二、分配原则问题；三、法律的地位问题"。(狗剩) 跟贴：其它两个问题，都受制于第一个问题。如何改进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它都不是！！！(zhangyuan)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 知识"。噢嗬！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恰恰是为了 "改进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为了"改进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毛主席要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样是为了"改进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毛主席提 出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在农村是农民代表、解放军代表和干部的三结合；在城市是 工人代表、解放军代表和干部的三结合) 那么，解决腐败、贫富悬殊和"三农"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是打倒邓小平、江泽 民、胡钦点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第二是在全国各地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非此不能解决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三个问题！！！ 让我再引一段陈昊苏(陈毅之子)在新华访谈上的评论： "我在人民网讲这段话时，有一位网友评论说你那时候就知道是一场灾难了？有点挖苦似 的，我当时说的不完全，我说的是后来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我们党做 了一个结论。我当时身受这种灾难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这么高的认识，只知道家庭遭到 了不幸，亲眼目睹很多朋友、同志的家庭，要不这个被整死了，要不那个被整死了，这样 的事情多得很"。 是啊，是啊，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无辜的人死去了！很多无辜的人被陷害！全中国人民都知 道！只读一本清史、一本民国史就可以明白：哪一回守卫疆土、平息动乱，不是尸积如山 ，血流成河？哪有史学家不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陈毅元帅他自己不懂吗？他养的那几个伙同邓小平祸国殃民的"大 灾难"个个都不懂吗？ "干部子弟是大灾难"。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得很对吗！！！ 陈昊苏为什么不能每天照照镜子，对着那个影子千百遍地说："干部子弟是大灾难"！！ ！ 即使只是为了避免如今病入膏肓的腐败，即使只是为了避免如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的社会状况，即使只是使亿万劳苦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即使只是为了防止 中国变成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中国，"这个被整死"、"那个被整死"的代价不是微乎 其微吗？ "这个被整死"、"那个被整死"，痛在亲友；如今颠沛流离，在资本主义的绞肉机中被 绞得血肉横飞的数亿活物，岂不痛在亲友！！！岂不日日夜夜血泪相和流！！！ 只读一本清史、一本民国史就可以明白："失败乃成功之母"。哪一次守卫领土的战争不 是几经失败，将领一换再换？智勇双全，从来是史家事后的评说，而将军在战场上所能做 的，不过是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变换战略，重整旗鼓。何曾因"这个被整死"、"那个 被整死"而畏葸不前？？？ 文化大革命失败，在于没有法治。一说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就毒打致死。仗 着人多势众，使孤弱者饱受凌辱痛苦，或许在当时是快意的事吧！但是人心未孚，潮流一 变，当即反戈。历史总是这样去写的，这样去写的…… 司法与民意的真实关系，新华网上有位名叫顾则徐的说得好(只引两段)： "请记住一点：民意永不会错。这是学法律的人士必须绝对清楚的。一切法律的实施都是 历史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法治。学法律的人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总是会忘记法律的 本体，用国家法掩盖自然法，以为一小帮人凑在一起制定的法律具有绝对性，从而忘记人 民。无论是程序还是结果，只要告诉人民，民意总是会站在相对正确和正义的一边；不告 诉，人民就会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一鳞半爪下自己的结论，即使“错”了，也不是人民的错 ，而是法律实践者们自己的错"。 "应该意识到民意参与司法是当下中国极其必要的进步，而不是如有些理论呆子所认为的 是干涉司法。有民意参与司法，可以极大地限制和中和政治集团对司法的干涉。在当今中 国，不经过民意参与司法的过程，司法想从强大的政治集团干涉司法的惯性和氛围中解脱 ，获得独立，只能是一句废话，是空想。司法独立必须获得民意的支持。据此，司法就应 该在实质上增加公开性，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2003/12/24) "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那么，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对司 法宗旨、司法程序的正本清源。毛主席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就是这样想的。文化大革命， 不是为了伤害和残杀无辜，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有罪无罪，是要由民意来鉴别的。唯有民 意能够赋与司法以最终的公正。 我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的无辜者悲哀，和我对中国历史上历次战争中惨死者的悲哀是一 样的。没有人说冲锋陷阵的人统统是白死，有些仗是非打不可的，历史只说为什么失败， 只说有待于智勇双全的将军。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一村一乡一县一省乃至党政军的决策人物之中，谁是大贪大恶 ，谁是小贪小恶，谁祸国殃民，谁为虎作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定罪的程序和 结果告诉民众，民意必然"站在相对正确和正义的一边。即使错了，也不是人民的错，而 是法律实践者自己的错"。顾则徐说得好！！！ 我以前不明白，只有当我看清中国的政治腐败积重难返，才有点儿明白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 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这个政治问题，那个司法问题，我觉得他老人家早就想过，早有高远的见解。要不要西方 式的民主的问题：台湾就是个活例子。蒋介石的国民党能够在台湾立足，凭的是插入台湾 海域的美国第七舰队。好好一个中国的政党，在趾高气扬的美国军舰下苟活，美其名曰" 民主"、"自由"。毛泽东不以为然。我再引几段可以视作历史常识的话： "政党二字，利害参半，若为智识单简，血气未定之人物，一经结党，必予智自雄，利未 获而害先见。故政党之名，行于文化优美之国，或可收竞争竞进之效，否则难矣。我国人 民，罕受教育，道德学问，多半短浅。致以政党之名，反为枭雄所利用，其反对者适受其 侮弄而已"。(蔡东藩《民国演义》第12回) 很对！看看台湾是怎样受制于美日的武力威胁和铺天盖地的欺骗宣传的！ "总之朝野同心，国必治，朝野离心，国必乱，阅此回可恍然于民国治乱之征矣"。(15 回) 啊，中国治乱取决于中国人是同心还是离心。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是同心的，这就是伟大 的成就。辛亥革命以来，这件事办得最好的人是毛泽东！ "故吾以为种族革命，不必要者也；社会革命，尤不必要者也；坦坦广途，独一无二，由 之则至，歧之则亡，曰政治革命而已。更易其词以定其宗曰：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 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闻吾此论而不寤者，吾必谓其 非真爱国也已"。(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自己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中国应 当自己研制航空母舰、战斗机、客机、京沪高铁、轿车……，都是梁启超国家主义的内涵 。蒋介石盘踞台湾，全仗美国的核武器自存，国已非国，民主和自由便无从说起。他之所 以为人民痛恨，在于他抛弃中国人的国家主义。如果蒋介石1949年以后横下心，或打或 谈，今天中国就不会有"台独"问题。因此，"台独"越是嚣张，事实就越明晰：蒋介石 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海外民运在国内不得人心，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宗旨中没有中国人的国家主义，其典型事例 就是"黄河汇入蔚蓝色的海洋"、"卖国贼是大写的人字"一类的谵语。用梁启超的话说 ，就是并非真爱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闻所未闻，人类世界闻所未闻。你想：一向处于社会底层 的工人和农民应当占领科技文艺阵地；身在二层的干部和知识青年要下到社会底层；最高 的统治者应当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结合体。这个革命确实是文化性质的，是向西方资本 主义制度和东方封建专制的挑战。它失败了！没有什么，亘古未有的事，头一回做来不失 败才怪！"失败乃成功之母"。 但是，这样的革命值得去干吗？答案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思想感情"问题了。你若是真心 地爱工农，尊敬工农，认为他们最聪明，关心他们的疾苦，愿意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那 么你就会赞成由三结合的革委会来治理中国。 我以前不明白，只有当我看清中国的政治腐败积重难返，才有点儿明白了： "我也是知青，我去过北大荒"。我(某出版社编辑)告诉她，"北大荒很艰苦，我们都是 响应你爸爸的号召下乡的"。 "可他是爱你们的"。李讷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音，"他确实是爱你们的。正因为他太爱 你们了，他希望你们成为真正有用的人"。(一篇新华网上的回忆) 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重点美国……。就个人而言，他们过得 舒服，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没有用。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他们言必称美国而不知有中 国；他们没有中国梦！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有用的人"？ 真正有用的人！！！逸豫丧邦；多难兴邦。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曾对我说："对于我 们这一代人来说，'艰苦'二字不复存在"。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真正有用的人"，是 "艰苦二字不复存在"的一代人，是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疾苦的人，是愿意与工农大众同甘 苦共患难的人，是真爱中国的国家主义者！ 6 . ------------------------------------------------------------------- 破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军事战略之谜 (第十九章) 吕加平 二00三年十月二日 ===================================================== == 目录 十九、中美避战后苏联要打中国与美国要救中国的原因 1、文革救了中国自己和越南，也救了美国和欧洲 2、前门刚拒“虎”　后门又来“熊” 3、苏联为什么要打中国？ 4、美国为什么要救中国？ 5、这一切是否是毛泽东预先计算和调度的结果？ ＝＝＝＝＝＝＝＝＝＝＝＝＝＝＝＝＝＝＝＝＝＝＝＝ 十九、中美避战后苏联要打中国与美国要救中国的原因 1、文革救了中国自己和越南，也救了美国和欧洲 本著的前面十八章一再重复阐述所要论证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如果没有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四化强国”建设路线的指引推动下，其国民 经济综合实力将会持续不断地迅速增长，中国会很快强大起来，并可大大缩 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和时间。也就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 十年文革的结论所说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 得多的成就。”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因为没有文革“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 和倒退”而在国内建设事业上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所会带来更大的 后果却是招致美国对中国发动核进攻和常规入侵的战争灾难，而且成就越大 ，中国越强，国力增长得越快，这种灭顶之灾的核战祸来得也会越快越大越 猛。 这是因为如前面再三反复指出的，高举反帝反美大旗的中国对越南的抗美 救国战争有有求必应援助的承诺，中国因全面贯彻实行“四化强国”建设路 线使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也就必然要水涨船高地加大对越支援，增加援越兵 力，从而形成对已经战略东移的美国实施以弱对强的主动攻势战略。这迫使 美国为了阻断中国援越，也要水涨船高地加速增兵扩战和增加伤亡，这样就 会加剧对美国的四大压力，即来自南北越的顽强抗美、中国的无限援越、美 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和苏联华约准备趁机西扩争夺欧洲的对美压力。美国为了 克服这恶性循环越来越大的四大压力，尤其克服致命的中国援越巨压，必须 要炸断中国援助通道，甚至要出兵入侵越南，这就会迫使中国公开出兵参战 而引发中美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又一次直接大战。 但是美国知道，如果要同中国打常规战争美国必败无疑，而且中国也已有 了核武器，如果在越南进行战术核打击，反而会招来中国相应的战术核反击 。因此要在避免自己失败的前提出下尽快赢得越战，减少伤亡，摆脱困境， 平息国内反战动乱和提前顶住苏联华约在欧洲的争夺攻势，就一定要在与中 国大打之前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核进攻和地面入侵战争，或对中国实施摧 毁其核力量、核设施的核摘除突袭，一举将中国打瘫打垮，使之失去核防御 反击能力而一蹶不振，也不能再行援越。也就是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侵 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所说的：要打败越南和越共， 必须要“使战争大规模升级”，“把地面行动范围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 ；对北越进行规模更大的轰炸和破坏；考虑水陆并进入侵非军事以北地区” ，“加强轰炸包括炸断从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线”。“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预 备役人员和（美国）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这些行动可能 使我们在东南亚或其他地区与中国（或）苏联发生冲突”。而“如果中国人 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 的时，肯定会有人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 学武器。” 而由于中国的经济力量与美国相比实在太为落后薄弱，核武力量也才刚刚 起步，太为弱小，虽然在常规战争上美国不是对手，但在核力量上却无力同 美国进行有必胜把握的核战对抗，所以很难避免这场来自美国、甚至来自美 苏两面夹击的核攻击和地面入侵战争。这必然会使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遭受 核战浩劫和常规战祸，越南也会大受其害，再难胜利。而美国虽然可以把中 国打瘫打垮，自己却也会在中国的核报复反击中遭到惨重的破坏和伤亡，甚 至很可能会受到苏联趁火打劫的核威逼和核攻击而在劫难逃，欧亚阵地会全 部丢光，国内反战暴动起义和革命内战也会骤起，最后必定会是中美两伤皆 败，越、欧随之遭殃，苏联渔利夺霸。 由此可见，如果因为没有文革而使中国经济建设事业取得比有文革“大得 多的成就”，会给中、越、美、欧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必然是核战争的危害和 灾难。 然而万幸的是，在1966年以后，中国和美国既没有在越南发生常规战争和 战术核对抗，又没有发生美国对华核战争。美国政府决策者害怕因要阻断中 国援越而会同中国发生常规战争，又害怕打不过中国而要对中国发动核进攻 却使美国也会遭受核灾难，但是这种预计和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苏联也没 有机会可以坐收渔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从196 6年开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以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文革决定的《十六条》和8月18日毛泽 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百万红卫兵为“内乱”起点的文化大革命，其第一 阶段的特征正如前面所述的，在于以踢开党委闹革命、全面批斗走资派和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全国性造反、动乱和全面夺权甚至武斗内战的方式，由“ 下降倒退”取代“四化强国”，将正在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予以 一段时间的暂时停顿和中断，造成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急速下降削弱 和倒退而无力再可无限援外，由此将“水涨船高”的进攻性国际战略转换成 为“水落船低”的防御性退却战略。这样一来，就使中国对越南不断增大的 无底洞似的援助甚至不断增兵的参战相助之事，可以在不违背承诺的情况下 有充足理由“水落船低”地减少下来，并把苏联拖来顶替中国大宗援越，直 至1969年2月中国撤出全部援越军队。 中国通过示弱变弱的文革方式先退一步，又借友请君地拉苏援越，既保证 了越南可以继续获援进行能够取得胜利的大规模抗美战争，又避免了中美会 在越南“相撞”发生直接常规战争和战术核战争，也就使已经陷入困境而不 能自拔的美国可以停止增兵扩战和减少伤亡，有时间撤出越南去抽身顶苏， 国内反战运动也会平缓下来。而中国又把苏联拖进了越战与美对抗，使它不 再能利用中越抗美拖美而抄美后路对欧洲实行攻势争夺，大大缓减了对美的 西线重压。于是美国也就不再需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略核进或外科手术式 核摘除了，也不用进行地面入侵了，这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而本该发生的 中美相战、两伤俱败和祸及越欧、苏联渔利的核战和常规战浩劫就此得以平 静消除。而这一切的得来，恰恰是因为中国通过自乱自弱方式的文化大革命 提前主动地把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把无限援越参与越战转变为有限支 持减援撤军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的文革既救了中国自己和 盟友越南，也救了美国和欧洲，却使企图趁火打劫、欲夺世界霸权的苏联未 能得逞。　 2、前门刚拒“虎”　后门又来“熊” 以1969年2月17日中国32万人的援越部队全部撤出越南和4月1日中共召开 “九大”为标志，尽管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给予越南可观的无偿物 资援助和协助扫雷等，但中国准备在美国一旦入侵越南时就在越南同美大打 一仗的参战援助方式即告结束。而中国因文革“内乱”使国力大降而只能“ 水落船底”地大幅度减少援越物资也表明，中国已经不准备继续无限援越去 与美国对抗了。 实际上这是中国在以对越减援和全部撤军的具体行动明确告诉尼克松政府 ，中国要退出越南不参与越战了，中国不会也不愿像朝鲜战争那样再同美国 发生战争对抗了。而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上台后虽然因北越军队依托柬埔 寨基地向美伪军发起大规模新的进攻而下令轰炸柬埔寨，继续扩大越战，却 也于6月8日在中途岛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军25000人。 ”这是“美国尼克松政府从越南的第一次撤军”，也是自肯尼迪因下令从越 南撤军而被刺的五年半以来美国首次宣布从越撤军。 6月18日，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著文提出1969年年底以前先撤出10万 人，到1970年年底以前撤出美国在越南的全部地面部队。尼克松则在第二天 即6月19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说：“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 ，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所以他本人“已经开始向撤军的 方向前进，并且希望能够超过克利福德提出的时间表”。［注108］ 由此可见，进入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以后，这种中国先行一步对越减援 和撤军，不久美国也宣布开始从越撤军，表明中美在越南已经打不起来，因 此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和地面入侵战争也已不再可能发生。中国终于以 自乱自弱战略退却的文革（第一阶段）方式避免了来自美国的核战灾祸。 然而，前门刚拒“美洲虎”，后门又来“北极熊”。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因 中国减援撤军而不要打中国，可是苏联这时却要打中国了。而且在8月28日即 美军2.5万人开始撤出越南的几乎同时，勃列日涅夫竟然决定对中国的核基地 和首都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发动核攻击，并命令已处于一级战略进攻状态的 庞大百万苏军机械化部队随时准备大规模入侵中国。 苏联替代美国要打中国的这种战争角色变化正如前面介绍过的，从1964年 10月16日中国有了核武器以后到1969年2月的四年半时间里，苏联挑起的苏中 边界事件达4189件，而苏联在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几乎同时，就制造了入侵中 国领土珍宝岛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在“8.28”要对中国核打击的前半个多 月，即8月13日，苏联又在新疆制造了塔城“8.13”流血事件，两国关系急剧 恶化。而此时苏联已在苏中、蒙中边境屯兵120余万人，还部署了大量可射向 中国战略重地、中心城市和人口密集区的核导弹和可向中国投掷氢弹的战略 轰炸机。因此勃列日涅夫决定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和地面入侵战争也是在所 必然的事情。 中苏“8.28”核大战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勃列日涅夫的手指已经放在 了核按纽上，只要尼克松点头同意或默认，即就可以动手向中国开战了。现 在也就可以回答本著十五章第7节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敌人美 国不想打中国了，而中国的盟友苏联却要打中国了呢？ 3、苏联为什么要打中国？ 如果撇开中苏间在国际共运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不谈，单就两国关系恶化后 所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战争关系来看，在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美国也已 宣布从越撤军、中美已不战之后，苏联却要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和地面入侵双 管齐下的大规模战争。苏联这样做，与二战时德国席卷欧洲后正要大举西进 时突然回师东击侵略苏联的情形有些相似。 当时德国已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半个欧洲大陆，并把英军打得惨败而 逃，又持续轰炸英伦三岛，准备实施“海狮计划”渡海攻英。就在这时，希 特勒突然下令停止攻英，转师东向，集中300万大军实施“巴巴罗沙计划”大 举侵苏，准备在三个月内即冬季到来之前速战速决地打败和占领苏联。希特 勒这样回师东击的主要考虑是：只要德国真去大规模进攻英国和遍及世界的 英联邦集团，必定会招来支持英国的美国与之为战。而德国在经济军事实力 、资源人口、人心向背等各个方面与庞大的英美集团相比并不占优势，德国 倾力西线而战，将很难作长期支撑。尤其重要的是，处于德国东部的社会主 义苏联是当时世界第二强国，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充足，军事力量 强大。尽管德国与它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如果德国倾巢西进全力击英打 美，把战线扩展到大西洋、非洲、中东、西亚、印度洋、中亚、南亚和南北 美洲等世界各地，必会使兵力大大分散，国内后方空虚，东部防线将更加薄 弱。一旦战事吃紧，或有败迹，或美英要与苏联合作等，强大而又处于主动 地位的苏联都可以轻易抄其后路，攻入德国和占领欧洲，德国也就会陷于腹 背受敌、两线作战之中而无力抗拒，必会失败。因此为了以后能全力西出南 下和东向去攻打英美集团，夺取世界霸权，就必须要在此之前就打掉背部的 苏联，提前除去这个可怕的后顾之患。 这次苏联在中美不可能在越南发生战争以后之所以要打中国，主要也是为 了避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而提前消除中国这个背部之敌。 美国战略东移、扩大越战和中国无限援越、派军相助，使美国和中国的战 略重心和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东南亚越南战场。美国因此削弱了在欧洲的对 苏防御，中国的军事部署重点也放在南方，这给苏联西出夺欧和南攻中国创 造了最佳机会和条件。尤其如果中美在越南发生常规战争，或美国对中国发 动核战争，坐观其斗而处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利位置的苏联可以轻 易地直取西欧和入侵中国，也可以与美国联手瓜分中国。苏联也正是充分利 用了中美在越南互被拖牢的有利条件，于1968年8月先下手为强地侵占了捷克 ，为下一步进军西欧直逼美国做好了由守转攻的战略准备；同时也趁中国忙 于援越和准备与美一战之际，很快将百万大军和导弹核武器云集于苏中边境 ，以备日后随时可以南下入侵中国所用。 但是中国通过文革实现了对越南的减援，更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不久美 国也宣布要从越撤军，从而使中美两国难以再战。这顿时打破了苏联企图“ 蚌鹬相争，渔翁得利"的美梦，使原来对苏最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变得对苏大 为不利起来： （1）、使美国缓解了后顾之忧，可以抽出力量来加强欧洲防务，抵挡苏 联攻欧。如果苏联再想转守为攻，西扩夺欧，就会与美国直接相碰，甚至可 能会与美欧发生战争。而中国此时也已把苏联拉入了援越，使苏在越与美争 夺相抗，发展下去，苏美也很可能会在越南发生军事冲突。这就使苏联在西 线欧洲和东线亚洲都会同美国对抗，甚至发生战争冲突； （2）、但是夺欧和争亚不能兼顾，两相比较，前者对苏联更为重要和吃 紧，因此它必须把战略重点和主要战争方向放在欧洲大西洋方面，而这样做 将会减弱它东部战线的力量。这时中美在继不战以后又可能会相互接近，联 起手来，中国可以在苏联西进夺欧时配合美国，攻其薄弱东部，使它陷于腹 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危险之中； （3）、因此，苏联就像二战时德国在攻英美之前要回师侵苏一样，在要 与美国大举争夺欧洲和世界霸主地位可能发生大战战争冲突甚至世界之前， 必须要首先打掉中国，尤其要摘除对它最具威胁力的核武力量，及早消除中 国这个后顾之忧，背部大患，以提前防止腹背挨打、两面受敌的危局出现； （4）、那么勃列日涅夫在决定要对中国发动核进攻时又为什么要去征求 美国同意呢？他这样做的用意之一是警告和威胁美国：苏联要趁美国还没有 来得及转兵回欧时就准备对欧发动战略攻势，因此必须先期打掉中国而除背 部之敌，使美国不能利用中国牵制苏联，阻苏西进。也就是苏联在向美国发 出如下恐吓：如果美国此时要去与中国接近而联手抗苏，苏联就马上摧毁中 国核力量，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后立即攻欧，叫美国既失去可攻苏后方 的中国帮手，又来不及赴欧顶苏，造成两头打塌，以此迫使美国惧怕而必须 对苏妥协让步； 其用意之二是拉拢美国：苏美在欧洲大西洋加剧争夺甚至发生战争，不论 苏联或美国，其背部防务都会薄弱，这给中国既可攻苏又可打美创造了最佳 条件和机会。此时对于苏美来说，在双方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发生西线大 战前都应该首先除掉中国，尤其要摧毁中国的核武力量。因此苏联希望美国 同意它对中国进行核摘除，并共同将其瓜分，从而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双 方都是后顾之忧的背部之患，然后再来进行既勾结又争夺的苏美两个超级大 国冷战争霸战； 其用意之三是：如果美国同意与苏联打中国，或愿意同苏联一道打中国， 也就试探出美中不可能接近，不会联合抗苏，勃列日涅夫也就可以放心地击 欧打华逼美交出霸权了。 4、美国为什么要救中国？ 在搞清楚了苏联为什么要打中国的问题以后，现在又该回答本著第十五章 第7节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即美国在苏联要对中国核打击的紧急时刻，为 什么要挺身而出阻止苏联动手坚决救助中国呢？ 按理说，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核进攻，并且希望美国在它将中国的核武器摘 除以后同它一道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地面入侵，予以南北夹击瓜分，这对美国 来说，应该是高兴的，欢迎的，同意的。因为美国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始终 企图将其打垮、颠覆和助蒋反攻占领，曾制定了多个对华核攻击计划和进行 多次核战争演习，时时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中国拥有核武器并全力援越 后，更是想对它发动核战争和进行地面入侵，并又进行了对华核战演习，以 扫除越南抗美的强大后盾。现在既然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核攻击了，而且苏联 要求美国准许它这样做，这表明美国在苏联对中国核突袭时不用担心苏联也 会对美动核武。而且只要美国点头允许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摘除，中国的核武 力量会立即被摧毁，即使有少量幸存核导弹进行反击，也只会对苏联发射而 不会对美国报复；再则，苏联在摧毁中国核能力后大举侵华时，美国不仅可 以趁势打败越共、占领越南，也可以利用中国全力抗击北方苏联而造成南线 单薄之际趁机轻易从南登陆入侵，与苏对其南北夹击，就像二战时美国利用 苏德在东线鏖战使德国西线薄弱之际轻易登陆欧洲和攻入德国，与苏对德进 行东西夹击的情况一样。因此，对于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美国又何 乐而不为呢？而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要将“8.28”对中国核攻击的决定秘密告 诉美国政府，并强烈要求尼克松点头同意，也是因为觉得苏联这样做对苏美 都有好处，认为美国应该是会同意的，尤其认为极端反共又特别反华的尼克 松更是会欣然点头或默许认可的。 但是使勃列日涅夫和反华主战派将领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和尼克松 总统在得知苏联要在8月28日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 的消息后，不仅大惊失色，坚决说不，而且马上透露给了媒体，向全世界公 开曝光，以引起世界的警惕和反对，同时也用此法通知中国作好躲避和抗击 苏联核攻击的准备。美国迅速反应的及时曝光，使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既得 不到美国的支持，又失去了偷袭作用，勃列日涅夫只得既气愤又懊丧地缩回 了放在核按钮上的手指，被迫取消了这次“8.28”对华核突袭和常规战入侵 。过了48天，即10月15日，美国政府又发表正式声明，义正词严、铿锵有力 地表示：中美利益密切相关，美国对于苏联的行动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 爆发，美国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也将会对苏联采取同样的核打 击行动。而核战争必然会产生污染，危及美国军人生命和破坏全球生态平衡 ，美国对此不能容忍。一句话，如果苏联要对中国核打击，美国也要对苏联 动核武，以保护中国安全，免遭核浩劫之难。 美国之所以改变以前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态度，要不惜与苏决一核战去 救助中国，其实理由非常简单：此时因双方已在越南撤军使中美不会再战， 美国已没有必要再对中国发动核进攻。而中国是个经济底子薄弱的核弱国， 根本抗拒不了超级核强国苏联大批大当量核导弹、氢弹的连续轰击。一旦苏 联对中国动手，中国弱小的核力量核设施就会荡然无存，苏联背部的核威胁 就此被解除。而此时美国的兵力仍被拖陷在越南和东南亚，根本来不及把军 事重心转移到欧洲。于是苏联一方面可用核利剑顶住美国的核盾牌，使美不 敢动弹，另一方面可趁美国仍被拖住在越南之际，用其占有绝对优势的庞大 常规军事力量从东欧各国出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向美欧发起战略攻势，拿 下西柏林，横扫全欧洲，直逼美国及后院。 也就是说，由于中美已经不战，中国已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和敌人，倒是 在侵捷以后随时可以西进夺欧的苏联已上升为头等大敌。中国保存有核武力 量，美国就可以利用中国从东线牵制苏联，使其难顾两头，腹背受敌。但是 如果中国失去了核力量，也就使美国失去了可以从苏背部对其进行牵制甚至 攻击的决定性力量，苏联就可以不必担心背部威胁去对欧美大举争夺，甚至 大打出手，夺得霸权。中国及其核武的存在与增强，对美国能够利用来牵制 苏联攻欧的这种重大作用，使美国深感美中在对付苏联扩张上有着密切相关 的共同利益和利害关系。因此美国不能让苏联摘掉中国的核武器去大打中国 ，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住中国，尤其保住中国的核武力量。 实际上美国这个保华行动与二战中德国打苏时英美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 盟有相似之处。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在德国突然袭击下惨败而退，伤亡被俘 巨大，破坏损失惨重，德军攻城掠地，推进神速，直扑首都莫斯科。英美见 苏联已岌岌可危，害怕它败亡后德国因消除了背部之敌就会趁胜转兵西向， 无后顾之忧地攻英打美和扑向亚非拉，英美肯定难以招架，大祸临头。为了 避免出现这种苏联一倒自己完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怕后果，以前一 贯仇苏反苏的英美也就只得改变对苏态度，绝对不能让德国打败苏联。积极 表示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主动去与苏谈判结盟，并在物资上大力援苏 。以后又开辟第二战场，尽力利用苏联在东线牵制和削弱德国。可以说，如 果没有英美在苏联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救助苏联，或者此时英美反而去助德 打苏，苏联肯定会被德国消灭，接着英美也会被德日意所亡，所以此时英美 必须救苏联，而它们救苏的根本目的更在于要救自己。 这个二战经验现在又用到了因越战而出现的中苏美三角关系上了。这正是 ，中国通过文革方式对越减援和全部撤军避免了中美大战，不仅救了自己， 而且也救了美国；美国在中国生存安全最危险的时候反过来救了中国，而美 国救中国更是为了救自己。 5、这一切是否是毛泽东预先计算和调度的结果？ 在本著第15章第7节还有第三个问题：美国原先因为中国无限援越而要打 中国，后来中国通过文革第一阶段的战略退却方式对越减援撤军而先退一步 后，美国也开始撤军，以表示美国不要打中国了。可是中美互退不战后反而 使苏联要打中国，而美国则要救中国了。如此一来苏联也就既打不成中国， 又夺不了西欧，还被拖入越战，使其坐收渔利轻易夺霸的美梦破产。这种大 起大落的戏剧性战略变化和使先美后苏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计划都归于失效 ，从而使中国不动声色地躲过了来自美、苏的两次核战争浩劫，也使越南美 欧和世界避免了核灾难，这一切是否都是毛泽东通过“庙堂”之宏大战略预 见和精确慎密计算所预先策划和调度的结果呢？或者说这一切是否毛泽东早 就知道，而且都是他事先精心谋划、精密安排好了并通过文革的准确实施而 来实现的呢？他又是怎样通过文革做到这一切的呢？ 欲知奥秘如何，且看下章破解。 　　　　　　　　　　　(8500字)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08］解力夫著：《越南战争》第430－43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1 2月出版。 作者简介：上海嘉定人,1941年6月14日生于上海,曾是军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 在湖南工作近三十年。无党派人士，自由撰稿人，自力从事战略学术研究。著作有《 阴谋与抗争－－肯尼迪总统被剌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和《中国的战略失误》(美国 美中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普安店６６号 邮编：100093 电话：82595702 电子信箱： jiapin_1@sina.com或jiapin_1@yahoo.com.cn 个人主页： kk8259.w3.to 或kk8259.1t.cn　　　　 1 . ------------------------------------------------------------------- 《六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简介 一、美国90年代的表现（新经济）评析 （一）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新经济论” “新经济”的主要论据是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技术的发展，由于高技术的进步和服务业的发 展的带动，美国已经进人“信息时代”、“信息社会” 。 进入90年代中期，即在美国走出了上次经济危机、进人这个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以后，关于美 国经济已经成为“新经济”的宣传再度兴起。《商业周刊》1997年11月17日出版的一期上发表了主 编斯蒂芬·谢波德撰写的题为《新经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文章，他认为美国经济已成为“ 新经济”的主要论点是： 1．“经济全球化”（他的说法是“商业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全球不胫而走”），“对美 国来说，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以前”； 2．“信息技术革命”； 3．“我们现在拥有一颗魔弹—— 一条重返50年代和60年代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道路”； 4．“低失业率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 5．“股票市场价格上升”，“仅仅过去三年里股票市场的价格就增长了一倍”。 （二）“新经济”的实质是“赌博资本主义” 1．历史上看，“新经济”是增长缓慢、复苏乏力的代名词 我在拙著《三说美国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里已经援引具体材料说明，美国上一次经济危机不是终止于1991年3月， 而是结束于1993年第三季度，同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才开始全面复苏。1993年下半年GDP增长了4. 5%。 具体的GDP增长数字如下： GDP（亿美元，按96年美元计） GDP增长率（％） 1994 74611 95 76219 2.16 96 79313 4.06 97 82729 4.31 98 86545 4.61 99 90841 4.96 2000 93695 3.14 1994-2000平均增长率 3.87 事实上，从1994- 2000年的高涨期平均3.87％的增长速度，在一个周期中是无法持久的；但即使忽略这一点，高涨期 的增长速度也是远不如以前历次危机前的高涨，例如51- 55年包括第二次危机全周期的年均GDP增长率就为4.5％，62-66年GDP平均增长5.8％，83- 87年GDP平均增长4.4％。这反映了美国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复苏乏力的事实，即增长时间长实际 上也意味着增长缓慢。 每十年GDP的年均增长 GDP年均增长（未扣除通货膨胀因 素） 50-59 3.8％ 60-69 4.4％ 70-79 2.9％ 80-89 3.2％ 90-99 3.1％ 即使将美国90年代异常巨大的泡沫经济计算在内，事实上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仅比滞胀的70年 代稍快，次于增长乏力的80年代，更无法跟所谓黄金时期的6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由于虚拟经济 过度膨胀造成的“新经济”神话，其增长速度也不过如此而已。 2．GDP上升的同时伴随着实物生产的下降 我们知道，非实物生产部门例如商业、金融业、社会管理等部门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分割产业 部门创造出来的利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想获得长期稳定增长，它的实物生产部门必须长期 稳定增长。但美国经济却恰恰相反，伴随着GDP的不断增长，实物生产却在不断畏缩。 （1）本次经济周期内，在1997年以来，实物生产部门持续下降 第一，据美国官方的统计，美国的制造业，即除了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以外的美国全部工业（ 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区1998年制定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电子计算机硬件业属于制造业范畴）生 产，从1998年5月到12月，连续七个月下降，处于萎缩状态，其中以1998年第四季度为最。1998年1 2月，美国工业的设备利用率降到79．9％，这是1994年以来第一次降到80％以下。 与1997年12月相较，美国在1998年12月在机床制造、农用机械设备制造、飞机制造、钢铁冶炼 和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业方面的下降十分突出。1998年第四季度，随着制造业的下降，包括 铁路、公路、航空在内的美国运输业的经营业务也随之下降。 第二，据美国政府农业部的统计，1997、1998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明显下降，农产品大量积压，价 格下降，农业收人锐减，陷于不景气状态。许多农场主不得不退出农业领域，另谋生路。这也包括 1998年第四季度在内。 第三，据美国政府商务部的统计，1998年从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美国组成公司制的企业（这是美 国全部企业的主体）纳税后利润连续三个季度下降，全年平均下降了2．2％，降到1991年以来的最 低点。1999年4月5日出版的《幸福》杂志公布，在该刊榜上有名的美国500家规模最大的工商金融 垄断企业1998年的利润总额出现了199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平均降幅为1．8％。 第四，根据美国政府商务部公布的统计，1998年，美国商品出口出现了13年来的首次下降，使进出 口贸易逆差高达1686亿美元，较1997年上升了53％。这种逆差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反映了美国制 造业不景气的实际状况。或者说，它既是美国制造业陷于不景气的原因，也是制造业不景气的结果 。这也包括1998年第四季度在内。 （2）70年代以来，美国实物生产持续衰退 美国经济脱离实物生产不是从这次经济周期开始的，对于这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脱离实物生产的 状态，可以考察以下几种情况。 （1）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以货物（Goods）和服务业（Services）的“产出”为主体的货币量 计算的。本世纪60年代以前，国民生产总值里，上述两者中以货物“产出”为主；70年代以来，两 者所处的位置逐步颠倒了过来，变为以服务业的“产出”为主。 （2）物质生产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轻、重工业产品的进口量在全国对这些产品的使 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大幅度上升 （3）关于美国的外汇交易。 60年代以前，美国的外汇交易以用于商品进出口为主。直到1966年，美国的外汇交易总金额中，对 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仍占80％以上。1976年，这个比重即急剧下降到23％。1981年，这个比重再下降 到5％。1992年，这个比重竟降到2％以下。 那么，其余98％以上的外汇交易额都在干些什么呢？答曰，搞金融投机、赌博去了。 （4）美国非金融公司（即除银行、保险等行业以外的公司）所拥有的实物资产（包括厂房、 机器设备、土地、产品库存），1955年占这些公司的资产总额78%；到2002年3月，这个比重下降 到53%。如果抛除在此期间地产价格上涨因素，下降幅度还要增大。 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说明，即使是美国那些从事物质生产的公司，它们50%左右的经营活动也已 经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转向金融赌博领域了。 3. 不能高估新经济对实物生产的促进作用 第一，不能过高估计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技术发展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区制定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界定，信息业包括电子计算机软件、数据库、 卫星通信、寻呼和移动电话及其它无线通信、有线信息和其它信息服务、电视、电影和音像出版、 报刊出版及图书馆等。 按照这个界定，1998年，信息技术业的产值仅占美国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4．1％。 第二，信息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明显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大家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表现在经济生产上就是生产 效率的不断提高。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快速增长，相反在美国历史上，是增长较慢的一个时 期，90～98年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4％，明显低于50、60年代。这反映了信息技术应用到经 济生产中的速度较慢。 （三）美国经济90年代后半期的增长实际上来源于虚拟经济 如果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它的主要促进作用也就在这里。因为信 息技术的发展为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炒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通过虚 拟经济把大量的剩余利润盈余转到美国』 1．股票 说一点概貌。在90年代以前的60年间，股票价格总值曲线平均数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9％；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股市总值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1998年，股市价格总值达 11．4万亿美元，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0％；2000年3月顶峰时期，股市总值达到了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181％。另据日本《经济学人》周刊的统计，1995~1999年，美国的股市价格总额连续五年 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倍以上。仅就这一个方面的情况而言，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 逐步变为虚拟经济了。 由于金融赌博家们的疯狂炒作，美国股市市值恶性膨胀，到2000年3月达到顶峰。 从2000年3月刮起的这一股金融风暴中，无论是道指、纳指和标准指都在不同程度上无一例外 地受到了冲击，而以纳指所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到2001年第一季度，美国股市稍有回升，有些报刊开始谈论出现“泡沫经济第二阶段”或曰“ 双泡沫”的可能性，意思是在美国政府部门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已经大幅度下跌的股市再次大幅度 上扬，形成另一次泡沫。目前看来，那次上扬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影响股市升降的临时 性因素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等都可能发生作用，但证券赌博家们下赌注的 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状况，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利润升降，股市的升降基本上是随着各种经济信息， 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利润状况走的。尽管美国有关政府部门近几个月来在不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 应量，以刺激经济，但已经恶化的美国经济和上市公司的利润状况短期内难以好转。 2．金融衍生物 金融衍生品交易是美国虚拟经济的第一大组成部分。它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中 期以后恶性发展。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与人类生产活动毫无关系的大规模金融赌博，是美国各种 泡沫经济之母。关于金融衍生品交易额的膨胀，截止于1998年6月 30日记载的美国各种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金融衍生品，仅美国各商业银行（美国金融衍生品交易合同 的最大持有者是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即拥有价值达28万8千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其中仅大通 一曼哈顿银行一家拥有的金融衍生品金额就超过了美国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01年6月，美国 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合同总金额为48万亿美元；后来情况又有新发展。截至2001年9月3 0日，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合同总金额已达52万亿美元。其中持有金额最大、其脆弱性 的暴露程度也最大的是杰·普·摩根-大通银行。 美国的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金融赌博，1998年6月总金额是45万亿美元，随 后，这种金融赌博的规模又大大向前发展了。33个月之后，即2001年3月，它们拥有的金融衍生品 总金额就上升到85万亿美元。从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仅美国银行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金额即增 加了24%，达到48万亿美元。 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与人类生产活动毫无关系的一种金融赌博。 3．房地产业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总体状态如下： 美国所有房地产总金额： 1980年：29440亿美元； 1990年：66080亿美元； 2000年：110650亿美元； 2001年：120380亿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年，21年间，美国房地产总金额大 约每隔10年就翻一倍；1980年还只有29440亿美元，1990年就翻到66080亿美元，2001年再翻到1203 80亿美元。 这种虚拟经济，主要是两个“政府主导企业”，即联邦抵押协会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投入 大量资金、由金融赌博家们从事房地产赌博形成的。这种房地产泡沫，与日本1989年以前存在过的 房地产泡沫几乎完全相同。既然是泡沫，就必然破灭。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早已破灭，美国也不可能 例外。它一旦破灭，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一旦大幅度下降，将不仅使美国的房地产商和居民遭受 毁灭性打击，而且将拖垮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使整个美国经济陷入深渊。1990年包 括房地产泡沫在内的虚拟经济破灭，使日本国民经济经历了战后以来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经济 危机，至今未能走出困境。因此，这个问题具有严重的性质。 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垄断资本所从事的猖狂投机活动所致。就这一点而言，这些金 融垄断巨头是连一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不讲的！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头号住房贷款金融公司，即美国政府所属的范尼- 麦克公司在发放住房贷款方面也赔了本。 （四）虚拟经济的本质 我们由此可以初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美国的股市价格与企业利润的走向严重背离，在总体形态上，企业利润下降，然而它们的股 票价格却急剧上升。这就是典型的虚拟资本的上升。 第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不是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或曰实体经济（Physical Economy）（后者的内容比前者稍广）的增长，它基本上是社会（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拥有的货 币量或曰纸面财富的增长，亦即虚拟资本的增长。 第三，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物质生产相背离，也就是说，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 成为虚拟经济了。 第四，近来西方经济学界有人说当前的美国经济是“赌博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现 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金融赌博，因此可以说它的“新经济”基本上是一种 “赌博资本主义”。 （五）虚拟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推动力 1．虚拟经济产生的根源是大量资本涌入美国股市，尤其是国际资本持续注入是股市 不断攀升的根源 美国经济一大弱点，就是储蓄率很低，多年来需要从国外吸收巨额资金，来维持其经济运转， 特别是维持和吹大泡沫经济。从里根政府时代起，每年吸收的境外资金至少在1000亿美元以上。近 年来，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来，这个数目是急剧增加了，每年在3000亿美元以上。 2．虚拟经济的推动力是美国政府，代言人就是美联储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即是三权分立的美国政府。 首先，是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最高金融当局——联储。 70年代以来，美国联储是提高和降低利率两手并举，然而它基本的一手是降低利率。在经济危机期 间是如此，在经济走出危机、呈现增长期间也常常如此。 本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联储在货币供应方面也是紧缩与扩张两手并举，然而它基本的一手是 扩张。 1970年，美国的“货币1”为2170亿美元；1999年3月29日，这个数字曲线上升到11129亿美元；197 0年，美国的“货币2”为 6280亿美元；1999年 3月29日，这个数字曲线上升到44726亿美元；1970年，美国的“货币3”为6780亿美元；1999年3月 29日，这个数字基本上直线上升到60638亿美元。利率连续降低，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它当然 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关），主要是为以华尔街为主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从事金融赌博 提供了资金。 其次，是美国政府的立法部门（联邦国会通过法案）和行政部门（总统签署，使之正式成为法律， 予以实施）联合，多次降低资本收益税率。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立法、行政部门曾多次通过法 律手段，在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率。大幅度降低资本收益税，一次发生在 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另一次发生在1993年以后的克林顿政府时期。 政府降低资本收益税率，很大程度上是鼓励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从事金融投机、赌博活动。 由此可见，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正是代表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美国 联邦政府通过自己的政策措施，推动了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 上述种种事实说明，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处于衰落阶段，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就越是要依靠虚拟经 济的发展。 难道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不算腐朽吗？ 二、总结二战以来经济历史，分析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二战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自二战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大规模国家干预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 ，主要的手段有：税收、利率政策、公共工程投资、增加军事开支发动战争等政策。 这些手段都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到了70年代 ，凯恩斯主义却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形成这些危机的因素却恰恰是形成50～70年代黄金增长的条件 。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干预，国家干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国家主动投资（事实上美国修建了 大量的公共工程，大规模扩展军备）扩大有效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但国家的投资 从哪里来呢？只能从财政中出，有以下几个途径： 1．增加税收，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最后加大政府支出。 但是增加税收意味着资本家获利减少、成本增加，是典型的从资产阶级身上拔毛的行为，必然 同时缩小资本家投资的能力，由增加税收而增加的投资机会整体上等于零，所以美国政府对资本家 几乎没有采取过这个措施，反而在经济危机期间，为了挽救资产阶级的企业免于破产，往往要减税 、免税。 2．直接发行货币作为投资 私有制的条件下，发行货币的主要部分仍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对于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作用 很小。长期执行这个手段的后果就是发行了大量货币，但劳动人民仍然陷入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 之中，社会需求仍然是不足的，导致经济仍然增长很慢，同时却是通货膨胀的水平很高。这个矛盾 发展的结果就是70年代的滞胀。 ％ 1959.1～ 1984.1 1984.1～ 2001.1 2001.1～ 2003.1 通货膨胀 5.45 3.18 M1货币 5.46 4.60 5.30 M2货币 8.38 5.09 8.15 M3货币 9.38 5.90 8.72 3．借债务弥补投资的不足 债务的手段是美国为了走出70年代的滞胀不得不唯一依靠的手段。债务在战后一直是增长较快 的，但在1984年执行货币主义政策之后，才成为解救美国经济的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就 是美国80年代由一个债权国转为最大的债务国，当前美国经济的债务也空前庞大。 年代 联邦政府债务 增长速度（％） 企业负债 增长（％） 政府和非金融企 业负债增长（％） 50 1.13 60 2.33 6.78 70 8.09 3.89 10.54 80 12.24 5.50 10.92 90 5.69 14.27 5.50 美国资产阶级当权派在国内实行的实际上是债务经济政策，而且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衰 落阶段，它就越是依靠债务经济度日。 截至2001年第一季度止，它的负债总金额已高达315000亿美元，等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三倍以上。 这315000亿美元的债务，分为两种，即内债和外债。其中内债为295000亿美元，外债为2万亿美元 。 （二）简单总结矛盾积累到现在所形成的几个致命缺陷 1．债务危机 如前所述，美国现在债务空前膨胀，政府和非金融部门负债2002年2月已经达到了19.483万亿 美元，联邦政府每年为偿还借债利息高达3000亿美元以上，超过军费开支成为财政支出第一大项。 2．虚拟经济的膨胀 前面已论述了许多,这里不再祥述! 3．虚拟经济导致金融系统动荡 2000年开始的股市狂泻、经济萎缩、企业破产，已经威胁到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中心 - 商业银行业。 首先是银行业收不回来的坏帐大幅度上升。根据有关金融机构的统计，逾期无力偿还的银行贷款， 2000年占银行贷款总金额的3.4%，2001年头9个月已大约达到10%。与2000年同期相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