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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判决·左翼·独立工人运动
陈泰

今年5月９日，辽宁省辽阳市中级法院对「姚福信、肖云良颠覆国家政权案」作出
一审判决。姚、肖二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
３年）和有期徒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辽阳工人几年来的维权斗争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这场斗争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爲何引起国内外如此广泛的关注？
以社会革命爲目标的那些左翼力量，在辽阳斗争乃至整个大陆工运中的位置在哪里
？本文力图对这些问题做个初步探讨。 
私有化是辽阳斗争的直接起因
辽阳工人近年的斗争，主要围绕辽阳铁合金厂（辽铁）领导化公爲私的问题进行。
与原苏联一样，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引发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在私有化过程中，
新生资产阶级常常不惜破坏生产，但求能在国有资产的「金山」上敲下几块据爲己
有，辽阳所在的辽宁省和整个东北作爲老工业基地，则是私有化的重灾区之一。辽
铁的兴衰史，说来也是平淡无奇：从街道作坊发展成数千人大厂，它曾是辽阳支柱
企业；直到90年代中期，辽铁产品仍有销路，但这并未让它逃过被私有化的厄运[1
]。先是厂领导以种种合法、半合法乃至地下手段把企业掏空榨净，然后在2001年
对工厂来了个强制破产，以求「毁尸灭迹」不了了之。私有化没有官府包庇自然不
行，辽铁顺利破产，与市政当局的认可、支持和「武装护航」[2]有直接关系。
90年代中后期，类似辽铁的故事在中国到处上演。仅辽宁一省，规模与辽铁相当或
更大的企业破产、停产和「重组」的就有好多个，无数工人失业回家，不似乎都熬
过来了吗？爲什麽辽铁人这麽麻烦？
组织性与直接行动：辽铁工人的力量所在
早在四年前，针对厂领导化公爲私「白手起家发大财」的行爲，辽铁职工就以十多
名工人代表爲核心，开展了持续性斗争。当时工人的希望是进京告状，结果可想而
知。正吞下一块块国有资产肥肉的高层大老虎，无暇也无意干涉豺狗们抢吃骨头的
行爲。当工人生活持续恶化的时侯，厂领导却加紧掠夺企业。2001年5月17日厂领
导组织外运厂内库存的数千吨矿石[3]，终于使愤怒的工人走向街头。辽铁工人首
次举行了数千人游行，要求对五一七事件「有个说法」，当局却装聋作哑。在2002
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辽铁工人又多次举行大型示威，追讨拖欠工资，
反对破产中掠夺职工的作法。
随后一年多里，尽管几名核心骨干相继被捕，辽铁工人仍保持了相当的斗争意志和
韧性，没有一哄而散。数百名积极分子围绕着争取释放被捕者和彻底清理工资欠帐
、把辽铁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目标坚持活动，包括游行、张贴公开信、阻止警方
对工人绑架、恐吓的企图等等。今年五月九号，在上演宣判闹剧的辽阳市中级法院
门外，仍有几百名工人默立街头，表达无声的抗议。可以说，辽铁斗争的一大特色
，就是它的规模其实远非近年同类活动中最大的，但却是最有组织、最坚决和最有
声势的。
辽铁运动的弱点在哪里？
由于中国工运总体组织和思想水平还非常低下，由于辽铁工人群衆性直接行动的经
验并不多，由于经济因素的限制，辽铁运动在主客观上也存在不少严重弱点。首先
，作爲停产企业的职工，他们丧失了施加经济压力（停工警告、罢工和在此背景下
的谈判等等）的斗争手段和相应的回旋余地。与此同时，长期离厂造成的不可避免
的疏离感、凝聚力下降和目标分化（有的职工急于找工作[4]、有的想解决欠帐、
有的走投无路想拼命），使工人队伍有无形瓦解的危险。这个瓦解趋势之所以在相
当时间内被缓解，除了工人居住集中联络方便、斗争骨干较多等因素外，政府高压
也是重要原因。假设当局在大棒政策中更多地加入「胡箩卜」，辽铁运动可能早就
告一段落了。
辽铁运动更大的弱点，是工人及其领导核心至今没能把护厂斗争上升到反私有化的
水平，而是局限在政治含义不清的「反腐败」口号上。其实工人并非对私有化毫无
认识。在2002年3月散发的公开信中，针对「想当初，多少名人志士认爲'破产好
''破产好'」的私有化舆论，工人们提出「这样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们辽
铁职工决不答应」[5]。但是不答应又如何呢？私有化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
环节之一，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策呵！对今时今日的中国来说，谁敢于旗帜鲜
明的反对私有化，谁就要被迫走出经济斗争的框框，（客观上）开始反对复辟的政
治斗争。对辽铁运动在此问题上的妥协，它的领导层解释说「职工虽不认同破产，
因生米已煮成熟饭，只好认可」[6]。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因爲破产后的职工待遇
也可说是生米已煮成熟饭，不认可就得起来斗，而实践证明，自我限制斗争目标不
等于没风险。三月游行过去一年多了，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对辽铁运动的
强硬态度，看到了这种态度并非心血来潮或「底下人胡来」，而是原则所在，是国
策。
当局一硬到底的原因
正处于自我组织初级阶段的中国工人，包括文化素质较高的国企职工，对北京「招
商主义」政权显然还有一定幻想。在不少工人那里，进京告状的作法屡挫屡行，就
是明证。1998年，总资产近七亿的大型国企沈阳抗生素厂被市政府赠给私人资本，
紧跟着是近千人被裁员，数名起来抗议的职工被恐吓、打伤。失业职工的全部反应
局限于选派代表进京告状，几度赴京的结果是没有结果。而他们要求的其实也仅是
「保护国有资产，恢复职工岗位」和「恢复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解决职工生
活困难」两条而已[7]。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局对工运和社会抗议动辄大牢
伺侯的不妥协立场。不久前甚至发生了四川某出国劳务人员因爲在科威特领导过罢
工，回来后被判刑入狱（「出国动乱犯」？）的镇压例子。照我看来，这种紧绷绷
的防范措施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复辟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更叠，在这个更叠中，新的统治者总有个站
稳脚根的过程。爲了降低过渡时期的政治风险，复辟主导者——
北京政府先发制人，对社会各阶层（很长时间内甚至包括私人资本）自我组织的倾
向都全面出击予以钳制。
第二，中国资产阶级的迅速形成，基本靠侵吞国有资产。近五六年，中国经济各个
领域——从金融到工业生产——
几乎都经历了化公爲私的狂潮。如果说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公转私」（坏帐现象）
不必惊动很多人，工厂这一块却绕不过群衆的眼睛。工人反对国有资产流失怎麽办
？恐吓一般群衆、孤立少量骨干、打击自发产生的领袖，防止固定组织的出现，就
是当局的通用对策。对姚福信、肖云良的判决，套个美帝侵伊的流行词儿，是典型
的「斩首行动」。
第三，别看中国经济拥有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在世界列强面前仍属弱势，它的位
置还不明朗。在争取挤入列强俱乐部的过程中，极其廉价、充足的劳动力和阶级斗
争的真空环境，是中国资产阶级能打的几张好牌之一。退一步说，如果中国彻底沦
爲国际资本附庸，后者对土著无产阶级的压榨更离不开对工人组织的摧残政策。
因此，从各方面来讲，中国官、资两方对工运的高压是长期性的，不会轻易松动。
并且，即使未来几年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有所扩大，对工运外在环境的改善也
不能盲目乐观。几乎可以肯定，随着结社权的放开，有产者发动的政治暴力会跟着
越发泛滥起来。工会可以组建，结社自由嘛！不过，它的办事处也许在某天突然被
炸上半空，而工会干部的孩子突然被砍去几根手指。
结社自由·反私有化与直接行动
在支持辽铁运动的人士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鼓励工人「通过法律途径和平申诉
」解决问题，长远来讲就是要「逐步形成独立的中国工会」[8]。先说工会。十年
来，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一直在穷凶极恶地扼杀工人运动的萌芽，试图使后者永远不
能真正成长起来。但是，无论迫害如何严酷，无产大衆还是会想方设法抱成团儿，
这个趋势拦得了一时，堵不了一世。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决支持工农的自由结社权，
但我们认爲，谈独立工会，一定要立即回答「组织起来做什麽？」的问题。辽铁的
例子告诉我们，目前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而私有化直接来自资
本主义复辟。我们固然不能生拉硬拽地要求工人立即「与资本主义决一死战」，但
在具体企业、具体地区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反失业、反饥饿、要复岗」的运动
，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反失业就必然要反私有化，不抓住私有化这个环节，就不
能真正理解辽铁运动的性质，也就谈不上真正帮助工人。
回过头来说法律。「姚肖案」的审理和判决过程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统治者镇压
无产大衆有组织抗争的时侯，违背几条法律对它来讲是区区小事。纵使你指出判决
书里有无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它照判不误。这种情况下工人怎麽办？辽铁运动
已给了我们答案，就是直接行动，就是群衆性的游行、请愿、拦截铁公路和罢工。
拦一次铁路（切断物流，造成资本家经济损失）往往比一百份申述书加起来的效果
还大。辽铁职工的工资欠帐几年不给解决，找「党中央」申述半点用没有，一个三
月游行，政府才注意了、重视了。
一些主张「和平申诉」解决劳工问题的人士在半年前公开表示，欠考虑地把辽铁运
动逼到墙脚，政府可能会「将全国的劳工保护自己权益普通行为政治化……，是把
劳工与资方，与地方政府，与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的冲突愚蠢地转化为与自己的直
接对立，是在一步步将全国的劳工在政治上推向它的对立面」[9]；当五·九判决
公布后，上述人士再次指出强硬镇压「必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损害广大工人与政
府之间已经很少的信任，最后，也必将从根本上动摇政府今后危机应变和处理能力
」[10]。这些忧虑是不是工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我看不见得。「和平申诉」派主张
工人有结社权、愿意提供司法协助、反对镇压，都是对的。但他们却一直回避下列
问题：难道不是私有化的国策，使得辽铁人没了饭碗？难道不是当局对工人组织的
高压政策，导致了五·九判决？笔者以爲，辽铁工人需要的是从这些具体原因上—
—暂且不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找解决办法，而绝不是一味忧患「政府今后危机应变和处理能力」削弱与否，全国
劳工在政治上与政府走向对立（似乎对立就一定是错的）怎麽办，等等。从目前政
府工作的方向看，它正在有计划地筹备进一步（电信、能源、交通乃至军工和土地
）的私有化（股份化、上市），也就是说会炮制更多的辽铁事件。在这样的前提下
，当局危机处理能力越强，不是越有助于它弹压、瓦解工人抗争吗？重复一遍：不
抓住私有化这个环节，就不能真正理解辽铁运动和现阶段目前国企工人运动的性质
，也就谈不上真正帮助工人。
不能不指出，上述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也始终回避提出反对私有化。如果说辽铁工人
可能担心鲜明地反对私有化会引起更大的镇压，那麽，身居海外的工运理论家，并
没有这个顾虑，所以更没有理由要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到今天仍然回避提出反
对私有化，那麽多半就是固有立场的问题了。他们一面打出发展工会的旗帜，另一
面却不愿意反对私有化，这只能说明，他们所要建设的工会，很可能只是追求劳资
合作的、根本不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软弱工会。他们有没有外国政府支持倒
还是次要问题。所以，他们在海外发起声援辽铁运动，就这一点来说虽然对辽铁工
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爲至少让世界各地工人和工会组织等等知道消息，增加对
北京政府的压力，但从长远的斗争方向来说，不愿反对私有化的力量决不是真正维
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力量。
辽铁运动是否被国际资本利用了？
五·九判决书中声称姚福信、肖云良曾「积极参与组织、策划」"中国民主党辽宁
省党部"，并爲此奔走云云。不论真相如何，辽铁运动都无法跳到政治之外。需要
坦率地指出，确实存在着海外资产阶级传媒对辽铁运动的炒作，对姚福信等工人领
袖的炒作。在三月游行后，西方主流传媒不仅迅速广泛地做了正面报道，并在随后
一年多里持续跟进。2002年7月11日联合国「人权会任意拘留工作组」也就姚福信
等人的遭遇对中国政府提出质询。没有一定的势力在背后指使，联合国这个老板机
构不会如此积极关心普通工人的死活。比辽阳三月游行稍早（2002年2月1日），发
生过郑州瓷厂工人代表史健遇刺（未遂）事件；更早的2000年8月8日还发生过千余
名警察镇压郑州市造纸厂护厂工人事件，都未见到联合国的老爷们大呼小叫。
那麽，辽铁运动是否被国际资本所利用了呢？是否这个运动因此变了性质，不再值
得辽阳和其它地区的工人群衆支援呢？在如何处理辽铁运动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受
到了国外资产阶级舆论界的抨击，革命工人组织是应该拉一派打一派，还是爲了自
身的「纯洁性」索性与辽铁运动保持距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谈谈共产主
义力量对一般工人斗争的立场。
某些「左翼」以爲，工农运动就是靠外力定期上弦的发条玩具之类的东西，只能静
态而消极地等着「党」或「主席」去「搞」和灌输。这是对群衆运动性质的歪曲。
共运中有个传统说法：每场罢工都是小革命，意思是说只要在具体抗争中无产大衆
敢于走向群衆性直接行动，只要他们敢于尝试用自己的组织（比如工会、罢工委员
会）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管理功能，他们就朝着工人革命走近了一步。一句话：革
命工人组织的原则立场，在于鼓励和引导工人在具体的劳资冲突中尽最大可能依靠
自己的力量，用群衆性直接行动达到预期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帮助（首先是）最先
进的那部分工人走向政治化，走向对推翻资本主义必要性的认识和行动。
毫无疑问，国际资本及其扶持的中国右翼反对派对辽铁抗争有自己的小九九(九九
即本位的打算)。近年来，他们在与中国主流官僚资本既拉又打的「接轨」中，日
益频繁地唱起维护工人、弱势、民权等高调。辽铁抗争是一个例子，前不久的孙志
刚事件也是一个例子。到目前爲止，我们看不到任何辽铁人肯定、向往资本主义的
公开言论和行动，相反，他们的斗争从客观上说，恰好是在自发地反对新生资产阶
级，反对复辟带来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退一步说，就算某些工人对国外的「良性
资本主义」抱有幻想或有意搞政治投机，共产主义者也决不能躲到地缝里去对辽铁
抗争视而不见，或臭駡「反动工人」，或冷冷地在自己的左派小圈子里叨咕着「好
是好，就是有点不顾全反帝大局」。
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明白，资产阶级势力对工运的利用也好，工人积极分子
反个别资本家不反资本主义也好，都是工运中常见的事，大可不必因此就困惑甚至
「失落」起来。走进维权性群衆运动的无产大衆，不可能立即认清资产阶级宣传的
本质，难免有一些错误甚至反动的偏见[11]。我们共产主义者要作的，是对工人公
开、耐心和彻底地讲真话，而不是空洞地吹捧他们；是坦率地指出，老板（无论中
外）传媒捧他们作工人明星，无非想让工运爲老板火中取栗；是在工人取代官家的
努力中帮助前者少走弯路，毕竟在这方面世界工运已积累了巨量的正反经验。
至今爲止，辽铁运动最宝贵之处就是它再次证明了工人团结的威力，以及工人固有
的那种斗争韧性。其实，作爲失业工人自救运动，辽铁抗争被大大束缚了手脚[12]
，所以它并不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范例。但正因如此，更可看出产业工人动员起
来会释放怎样的能量！
判决已下，斗争不止
经历了资本主义复辟十年浩劫的东北地区，在重工业领域还有一定的实力和潜力。
目前东北汽车产量仍居全国第一位，电站成套设备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冶金设备
、机车车辆、重型机床生产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当局不能不害怕东北工人从辽铁事件中看到学习的榜样，因此，对工人骨干的迫害
肯定还会继续，以彻底摧垮斗争核心。辽铁工人在得到一定的物质补偿（工资、医
疗费报销、社会保障）后，也面临着下一步怎麽走的抉择。
我们认爲，提出以下几条斗争目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辽铁运动继续下去：
第一：立即释放姚福信、肖云良，或至少做到保外就医；
第二：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对辽铁及市内其它破产、停产企业的复产能力进行核
查，对有复产可能的工厂让失业职工返岗上班。失业职工代表有权参与核查全过程
，并向群衆定期汇报核查进展；
第三：允许无返岗可能的失业职工及其子女成立工业合作社，资金和设备由政府（
银行）提供，初期生产由政府订货。工业合作社成员组成全体大会，选出管理委员
会，委员会对大会负责。
22.06.03
 
附注：
[1]原工人国家的私有化，常常导致许多优秀企业被停产、零散拆开甚至完全消灭
。这类私有化的受益者常常不把得到的货币收入用来投资。辽铁就是一个例子。
[2]对强制破产的职工代表投票是在大量特警监视、恐吓下进行的。
[3]据工人介绍，矿石外运的现场指挥是辽阳市检察院人员，官私勾结可见一斑。
[4]正如工人自己所写的那样，「有活干就行，少给工钱也行，这就是大多数破产
、失业职工的心计。」（见《政府说话不算，工人要求兑现 
辽阳铁合金厂职工公开信》）。
[5] [6]同上。
[7] 见严元章《东北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 
[8] 见 
2003年1月24日至26日美国之音对韩东方的采访。某些主流学者前不久提出应该在
农村建立农会，因爲「农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组织大规模的对抗，也能约束
农民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于建嵘：我爲什麽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9] 见2003年1月3日《中国劳工通讯》 第 19 期【编者话】 。
[10] 
见中国劳工通讯2003年6月12日声明《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辽阳工人领袖姚福
信和肖云良》。
[11] 
1956年匈牙利各地工人委员会通过的各类决议中，有的带有明显反动性，如某城工
人委员会曾要求「恢复中小学神学教育」。
[12]工人代表王兆明对记者说「我们所做的事只是要我们的血汗钱，拖欠我们的工
资」。姚福信被捕后也透过家人表示「我只是替工人要一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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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行 ---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严元章 
 
从3月31日到4月9日，我用了十天时间匆匆走访了东三省的五个工业城市——
沈阳、阜新、辽阳、吉林、大庆，考察了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暂以札记
的形式写出来，为没有条件接触却深切关心老工业区产业工人状况的同志们提供一
些感性材料。我认为，矛盾突出的事件往往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希望这是抛砖引
玉，有助于大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和运动的方向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和总结
。我以城市划分篇章，今天先把关于沈阳的一篇寄给你们，借此纪念"五一"国际
劳动节。 
 
一、沈阳 
 
（一）、工人村的象征意义 
 
沈阳铁西工业区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衰落，都可以看作是东北重工业基地变迁的缩
影。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计划或市场手段的不同运用，其效果也许可以从
这里得到印证。 
 
沈阳铁西工业区位于沈阳市西区，可能是因为地处铁道以西而得名。在东北，有不
少工业城市的老工业区都叫铁西区或铁东区，在今天，这些城区却是一个城市下岗
工人的主要聚集地。沈阳铁西工业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中间被一条宽阔的街道—
—
建设路分为南北两部分，路北是工厂区，沈阳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80%曾集中在
这里，当时几乎包含了各种门类的轻型加工企业和重型冶炼制造工厂，是新中国强
国富民道路的样板。 
 
工厂区的街道多以"X工街"命名，如重工街、肇工街、兴工街、卫工街等等。今
天穿过这些街道，你几乎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看不到烟囱在冒烟。有工人戏说，
改革开放20多年，解决了六七十年代铁西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空气污染和工业河流的污臭。断壁残垣的工厂围墙内，破败的厂房要么被小业主租
用做简单的机加工或做仓储使用，要么在等待地产商的开发。许多工厂除有几个留
守人员外，已经是人去楼空。车间里几乎没有一台像样的机器，工作台面的破坏仅
仅是为了取走一块废品站收购的材料，其景象更像遭到一场抢劫，一片狼迹。不了
解背景的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这些工厂，除了厂门柱上
悬挂的"XX有限责任公司"、"XX有限公司"的牌匾看起来是近几年"企业转制"
时置办的新东西外，再也看不到它还制造过什么。 
 
建设路以南是工人的生活居住区，以"工人村"命名。铁西区75万人口中的大部分
，沈阳近百万下岗工人的半数就居住在这个"村"，由于居民大部分是下岗工人，
当地人就戏称这里叫"度假村"。近几年由于下岗问题日趋突出，工人村曾引起过
中外媒体和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外界对下岗工人悲惨生活的惊讶和同情并不与工
人实际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成正比，当地政府搞了个把再就业形象工程就算做了交
代，工人们照样无奈地活着，各种文化媒体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在着力避免他们怀恋
过去——认可命运的安排是最现实的，否则只能徒生伤感。一句话，要忘掉历史！ 
 
然而，今天的大部分下岗工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建设者，抹去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并不是轻易做到的。工人村首批158栋苏式三层居民楼尽管因常年失修，在今天看
来已经破旧灰暗，但却是建国初全国最早最集中建设的现代化工人居住楼群。"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在这里决不是"共产主义神话"。一个普通的工人治病只
凭一纸单位介绍信，像今天位高权重的或者持有足额信用卡的人一样，到医院就能
得到很好的医治，这在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年青人听来倒像是神话。工人村经过建国
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三十多年的建设，面积扩展到相当于路北的工厂区，内有配套齐
全的文教卫设施。单是市级人民医院在这个区就有三家，幼儿园，中小学，各种职
业大学零零总总几十所，以及相当数量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等等。工人村变成了
一个小社会，一个不是什么小康社会，而是"村民"基本可以免费享用这些设施，
人人尊老爱幼，团结友爱的健康社会，这个"社会"就是近十年来倍受谴责的"企
业办社会"，现在，这个"社会"随着路北工厂企业的相继倒闭而瓦解了，由此带
来的却是现政权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位下岗工人曾以一种无限怀恋的神情告诉
我，过去，当你晚饭后走过这里的居民楼，会听到楼房里传出歌唱声，吹笛子、拉
二胡、手风琴的乐器声和工人们的说笑声；过去，每当上下班的时候，街上都是一
片自行车人流，建设路的主要街道口还经常出现堵塞。而今，这里有的是被从大工
业机器旁排挤到街上的小商小贩，听到的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至于房间里主人的
叹息声、病痛的呻吟声以及他们的忧郁别人是听不见的。 
 
（二）、一个产业工人的家庭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有人解析，"饭"字缺了"食"字偏旁就是"反"。中央出
于"稳定压倒一切"以及近年来全国工潮泛起的考虑加强了低保工作。根据官方公
布的数据，截止2003年第一季度，进入全国城镇低保范围的人数已达2100万。在这
里，冻死饿死人的现象还没有出现。至于他们的医疗费用、子女教育问题，只能是
各人自扫门前雪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工人村的家庭，通过这类家庭——
借改革之初的就业政策乘坐在一条船上，当小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倾覆后落
水的两代甚至三代人——了解产业工人所遭受的命运。 
 
孙宝库一家六口原来都是沈阳标准件厂的职工。八十年代初，大哥作为离乡返城的
知青，弟弟作为待业青年，按照当时的就业政策，父母提前退休，他们相继顶替了
父母的工作岗位，自己从军队退伍后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工厂，妹妹没有进国营但总
算在厂办集体企业有了份工作，工厂兴旺，各种福利尚未削减，生活过得自然不错
。按照他们的说法，70年代父母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养活一家六口人，日子过得
无忧无虑。改革之初，父母退休，老有所养，兄妹各自有份工作，成家立业，一家
只生一个孩子，明天的生活理应会更美好。 
 
我是1998年为准备硕士论文的材料来到工人村时接触到这一家人的。曾有6000多职
工的标准件厂当时已经宣告破产，厂内留守的可以领取工资的300多人中，除少量
后勤人员外其余都是行政干部，孙宝库的大哥就是其中一位幸运的锅炉工。能够被
留用，据说除了工种的因素，还因为他的技术熟练、顺从和为人忠厚。孙宝库本人
早已下岗，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我遇到他时已经血本全无，离了婚后，回到父
母家里吃他们的退休金——
下岗工人家庭中普遍的"啃老"现象。这给医药费不能报销、退休金不能按时发放
的父母所造成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那个时候，老工人的退休金都是由各自的工
厂支付的，破产或亏损的企业就存在不能按时兑现的问题，家庭马上就会出现危机
，这样，铁西工业区的建设路隔三插五就被退休工人堵塞，名曰"街道上领退休金
"。2000年前后，鉴于老工人们"斗"的太厉害，加上政府缺词少理，中央才出台
了"两个确保"的政策，退休金由银行统一发放。）他弟弟小两口下岗后，小孩交
给父母带养，两人在街上摆摊兜售化妆品，每月有个五六百的收入。妹妹尽管也失
业了（集体企业垮就垮了，职工没有下岗一说），但却可以利用妹夫在国有建筑企
业当工人的便利，揽一些家庭装饰装修的活计，自己的生活过得去不说，还能补贴
父母和兄弟。 
 
五年后的今天，我再次来到孙宝库的父母家。家里除了一台正在播放伊拉克战争的
小电视外，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生活看起来比五年前更加困苦了。厨房的饭锅里
是做一顿供吃一天的饭菜，见我又来了，孙宝库的母亲热情地为我端上一碗面条，
里面竟有四个鸡蛋！我表示这会使我营养过剩，她坚持要我一定吃完它。十多平米
的房子分隔成了两间，里间孙宝库居住，外间客厅兼作他父母的卧室。我到的当天
，孙宝库70多岁的父亲正在输液，药瓶挂在墙壁上，说是前些日子突发脑血栓，住
了几天医院就花去了好几百元，在家里输液能节省一半费用。他的退休金每月300
多，我计算了一下，这场病将花去他半年的退休金。这位老人曾经是工厂多年的劳
动模范，倍受工人尊重的老师傅，我问他当年想到过今天的情境吗，他连声说："
没想到，没想到"！孙宝库的大哥99年前就下岗了，几年来东奔西跑从未找到过一
份超过半年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偶尔找到个短工干一干还有拿不到工钱
的危险。儿子学习不错，却又担心今年考取大学没有钱上而埋怨他们。我宽慰说，
考上了我来想办法。他们很慷慨地表示：儿子考上大学就是你的了，跟你干了（帮
我搞调查）。的确，孙家出个大学生，能让一家人涨些精神。弟弟小两口继续经营
化妆品摊点，因为竞争激烈也越来越干不下去了。最糟糕的是妹夫前年又下岗买断
了，小打小闹的装饰装修活计也找不到了，呆在家里靠低保费度日。孙宝库本人两
个月前在一家私企找到一份力工，没有节假日，每月300元，两个月了，还没有发
过薪水。如果说五年前他们还可以靠少量积蓄或亲人互相接济生活，那么，今天他
们已经是入不敷出，很难抵御任何意外的打击了。 
 
我们一道议论过这些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周围的变化。对于社会制度，他们认
为，毛主席死了，不会再有那样的社会了。在他们的眼中，美国倒是个有人权、有
民主，人人生活富裕的社会。而中国当前官官相护，腐败透顶，资本主义也搞不好
，总之，美国有的好东西这里都没有。谈起工人村和他们的工厂，兄妹们共同的认
识是，频繁更换企业领导和一茬一茬领导的贪污腐化毁了工厂。他们的父亲认识要
深刻一些。他说，孩子生下来放在水里活不了，鱼儿离开水就会死，沿海地区搞资
本主义如鱼得水；东北的工业是靠计划经济搞起来的，从厂长到职工，如果人人都
抱私心，国营厂子就垮了。的确，铁西工业像一条触礁的巨轮，尽管"事故原因正
在调查中"，但船上的乘客眼下只能选择四处求生。 
 
孙宝库父母住的楼房是70年代分配的，当时这栋楼的住户基本上是老师傅和工厂干
部，现在当然很少有普通职工和领导干部同居一栋家属楼的现象了。站在建设路上
看这些邻街的居民楼，你会认为工人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并不算糟糕，前些年大学
教授不也有住筒子楼的嘛。的确，工人村的主街道要不是市政府的"努力维护"，
恐怕就更像贫民窟了。建设路是横贯铁西区的主街道，路面宽阔，路边栽有精心维
护的树木，人行道上铺的是上好的地砖，街道两旁的楼房墙壁被涂上了清洁、鲜艳
的颜料，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掩盖了楼内的灰暗、脏乱和贫困。据说这是政府为了
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的举措。老百姓却批评政府搞花架子捞政绩，不投资生产
解决下岗问题。有人说怪话，每个城市都这么搞，就像妓女借钱梳妆打扮，争相拉
客，市长就会这一招。老百姓对此还有一个共识——
这些建设工程可以为一些人带来巨额财富。事实上，后来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贪污
受贿案就印证了这一点。政府如果不切实解决百姓面临的实际困难，加之政策屡屡
失信于民，即便像沈阳这样大换了班子，老百姓照旧不会买胀的。在今天言路不开
的情况下，老百姓经常以民谣或者一则笑话表达他们对一种现象的态度。沈阳市现
任领导是从大连调来的，立志要把沈阳变成像大连一样的花园式城市，所以，你所
到之处拆迁建设搞得轰轰烈烈。一则笑话就盛传开了，说是当年慕绥新在大连关押
收审时，他曾问慕到底用的什么办法搞到那么多的钱财，慕只回答了一个字，你ch
ai，这位大人纳闷要自己猜什么呢？回家问夫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谜底就是"拆"
。 
 
也许人们冤枉了这位能干的领导，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不少领导对群众的舆论已经
有了很强的免疫力。只要你不闹出什么事件影响"稳定"，你骂你的，我干我的。
你所骂的都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产生的现象，我所干的都是在发展生产力。今天不
会因为在大街上骂娘抓你坐牢，骂娘说明人们有了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嘛。老百姓
也学会了掌握分寸，例如，几年来，在工人村被我访问的工人中，对"你知道自己
的利益受损并争取过吗？"的问题，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当然争取过，我们厂子也
闹过，没有用，在哪讲理去，没人听你的，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你非争不可，就把
你抓起来，某某某就因为XXX被抓起来了，某某就受到过警告等等。也许他争取过
，也许他听到别人失败了自己也就自动放弃了，但结论是共同的：讲理没有用，小
闹要抓人，大闹才管用。 
 
（三）、一元人民币的产权 
 
沈阳抗生素厂是八十年代中期建成的一家国有大二型企业，理应说是改革开放的产
物。鼎盛时期在册职工2000多人，总资产近七个亿，即便是全国私有化成风的97年
，这家工厂也是沈阳为数不多的生产能够照常运行、没有欠发过工资而且还有奖金
可发的企业，因此，没有被市政府列为当年可出售企业。到1998年，一位被《人民
日报》以《一人救活多家工厂》的大块文章吹捧得神乎其神的私企老板姜恩鸿，仅
以一元人民币就买断了沈阳抗生素厂的产权。事实经过是，姜在1997年相继以欺诈
手段吞并几家国有集体企业后，在多家媒体的配合下，一时间成为沈阳解企业于危
难之中，给职工带来福音的大英雄，政府像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给予嘉奖的同时
又将沈阳抗生素厂交由姜来"托管"。姜在获得"占领权"以后，很快将工厂财产
评估为负值，随之以一元钱买断了产权，实现了财产的完全所有。据该厂职工代表
的上访材料中列举的事实反映，姜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与当时沈阳高层官员相勾结的
情况下才得以顺利实现的。这其实是一个非法商人与官僚政客相勾结形成的官僚资
本集团侵吞公共财产的典型例子。即便今天慕马这一小撮官僚政客已经翻车，姜老
板依旧安然无恙，职工依旧状告无门，受到弹压就能说明问题。 
 
我是在2001年去见一位几年前就相识，当时来京上访的老人时接触到沈阳抗生素厂
职工代表的。他们当时一行四人，以一种警惕随时会被沈阳派来的公安人员抓回去
的神情躲藏在北京南站附近一家破旧的旅馆里，上访材料被小心翼翼地藏在床下。
据他们说，这已经是第四次到北京上访了，前几次不是被抓回去就是状子又返回当
地处理。之所以再次进京上访，是因为沈阳慕马案已经揭开，职工重新又燃起希望
，共同集资派他们来的。我问他们有多大信心，他们说，慕马大案能揭开说明中央
下了决心，沈阳抗生素厂的问题和这个案子有联系，相信中央会主持公道。 
 
这次我到沈阳，亲自去了一趟沈阳抗生素厂。工厂坐落在沈阳市郊虎石台，工厂和
职工居民楼比较铁西工业区的要现代得多，我向陪同自己在工厂围墙外观看的两位
职工代表提出进厂里看一看的想法，他们表示不可以，一方面他们这些职工代表进
不了工厂，另一方面，厂主知道了来访者的身份会报告公安。的确，几年来在全国
几个工业城市的调查走访中，我已经有多次被便衣尾随，直至目送我离开一个城市
的经历。望着机器轰鸣的工厂，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烟囱冒出的屡屡浓烟随风飘
过居民楼，消失在空中。当然，机器设备和买断身份的工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剩余
价值是姜老板的。 
 
回到他们的住所，我询问起第四次上访的结果。他们说，回来后公安就找上了门，
又是一番劝说和恐吓，根本不提职工要求解决的问题。去年北京"两会"期间，也
就是大庆、辽阳闹工潮的时候，部分职工号召要再次上访，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
调查了几天，答应一定尽快解决，至今却杳无音信。话谈了近两个小时，我要喝点
水，他们却要出门买矿泉水给我，说是这里自来水味道不好，有害矿物质严重超标
。从自来水管接来一杯水，竟然是呈淡黄色的浑浊水，这种工业用水他们已经饮用
好几年了，有人因此患了慢性病。原因是现在的工厂主拒交拖欠自来水公司的200
多万水费被切断了饮用水源后，便在几里外的农田里打了九口深水井，井水未做处
理直接作了工业用水和职工饮用水。工人说，按照规定，这里决不允许打深水井的
；其次，这九口深水井直接导致了上千亩耕地水位下降，农民的浅水灌溉井枯竭而
抛荒，农民曾多次上访也无人过问。我亲自乘车看了一趟，果然是如此。当今社会
，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呢？这样的人物靠工人自发选出的几个代表能奈
他若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工人的具体要求以及这些要求给他们带来的结果。 
 
1、 要求重新评估工厂资产，惩治腐败分子，保护国有资产，恢复职工的岗位。 
 
在职工们看来，官僚政客资本集团一方面收买政府评估机构超低评估企业资产，一
方面又收买、拉拢、恐吓原有中高层企业干部，最终以非法手段侵吞了价值几亿的
国有资产，证据确凿，于情于理于法都在职工一面，况且，原有企业中高层干部一
部分人当事人相继被姜老板剔除，只要政策得当，政府主持公正，失地就能收回，
职工的问题就能解决。 
 
2、 恢复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切实解决职工面临的生活困难。 
 
当时表决通过一元人民币买断产权决议的职代会是非法的，是由姜等人安插的亲信
、收买的部分代表组成的，决议是在反对议案的职工代表被控制，广大职工被武力
挡在会场外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姜在取得工厂的掌控权以后，疯狂打击报复反对
他的职工。采用办"学习班"的办法对职工实行"洗脑"和恐吓，以各种无法达到
的上岗条件刁难职工，迫使800多人离开工厂，300多人下岗；借用黑白两道，对骨
干进行迫害，先后非法拘禁、打伤10多人住院抢救。退休工人工资、医疗费不再有
保障。老工人邰某因为有病无钱医治，生活又无着落而悬梁自尽。 
 
一天的谈话，使我感受最强烈的是，既要寻求公正又对现实无奈的矛盾心理正在他
们内心滋生着不满和愤恨。的确，这些人已经不是当年被鲁迅呐喊才会醒悟的笼中
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今天的窘困归于天命，历史上他们曾经站起来过，造成今天的
原因又是活生生的。 
 
一位送我去车站的三轮车车夫告诉我，姜以工厂发展生产的名义又从国有银行贷款
数千万，却不投资这家工厂。也许他在计算着这些工人愤怒的临界点，人们说，他
随时准备着移居国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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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贾仕武的《全球化与共产党》
　　　　　　　　作者: 逝波 2003-05-01 10:19
 
　　洋洋洒洒长篇文章，我不否认作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论述，
有非常广博的引证，对苏联共产党倒台的分析基本也是正确的，但对
本国的情况反而不甚了解，反而不能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是
十分奇怪的! 表现在：
　　第一，作者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同志的20个基本论点，
基本上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而对建国后为反修防修、文革实践、继
续革命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实际上也是
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伟大战略和伟大实践，正是值得作者着重
阐述 ;篇章，却意外地被忽略了，而以“晚年犯错误”不了了之，这是
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惯用手法。
　　第二，没有指明邓小平上台的性质，是代表修正主义上台，资本
主义复辟，走着苏联相同的道路，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部
分。以上两点是作者的疏忽吗？我看还是作者有隐藏不住的邓小平观
点的尾巴!
                    
                        逝波同志敢言，伸张了正气！
                                                                               工言
逝波同志这篇评"全球化与共产党"的短评，写得很好，揭穿了问题实质，伸张了正气。
"全球化与共产党"的作者，不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而是有意回避两条路线斗争-----即回避毛主席
革命路线与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全球化与共产党"这篇文章花了这么多笔墨，就是不谈路线
斗争，更不敢对那个反动历史决议进行严肃的批判和反省。
试问，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即反修问题；国际上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斗争，能离开路线斗争这个
最敏感最尖锐最关键的问题吗？！当今一切斗争，无不聚焦在两条路线斗争上！他们脱离路线斗
争而抛出这个"系列"，其用意就是要把左派和革命群众引到刘邓路线的轨道上去。
把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及其一系列反修防修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忽略",其实是打着左
派旗号进行宣传推销"刘邓制造"的所谓毛泽东思想，把群众引到邪路上去。就是要仍然坚持刘邓
反动路线。
试问，那个反动历史决议至今仍然把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座罪
恶的修正主义大山，至今仍然压着中国革命人民头上，压得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翻不过身来，使
广大工农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寸步唯艰！这些写"全球化与共产党"作高谈阔论的人，这些以当然
左派居的人，为什么不触及上面这些要害问题？！为什么不为把那个罪恶的精神枷锁------那个极
其反动的历史决议打碎而哪怕是哼一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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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左派自我批评，继续展开深入的讨论研究	工言

                                                                                                 工言
"人民春秋"第39期第一篇文章：历史反思：定案历史的文献----评"我梦见了毛主席"一文     萧雨，
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发人深省的好文章。这是在我们的思想理论园地上长出的又一支鲜艳夺目的
奇芭。我们建议象萧雨同志这样，左派阵营内自己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深入展开讨论研究。
这篇文章在"左派何时方能清醒？"议题中向我们发出呐喊，其中尤以这段话给我们以震赫;：
   "这些事件过去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毛泽东的预言都成为现实。邓小平的走资面目，已经彻底
暴露，中国的社会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买办法西斯，中国的阶级分化迅速扩大/阶级对立
日益激化下，照说，这正是革命派再起的时机，可是现实上，为什么工农的力量无法团结，毛泽
东的道路无法继续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左派阵营内思想的混乱已极。左派思想的所以混乱
，相当一部分来自对于文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混淆。当时各个派系的参与者，至今还以各种
理由/说法，来解释自己过去做法的正确，连最基本的自我反省都做不到。后来的人，又怎么不会
弄得思想混乱呢？"
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非常引人注目/深入而针针见血。能够以"面直惨淡的人生"的态度，来正视惨
痛失败，正视无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的问题。对当时历史的参与者的评判也较中肯。无产阶级继续
革命派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必须积极主动地拿起批评与自我? 9;评这个马列主义的锐利武器，才能
真正从失败中找出教训，走出失败而至胜利。"连最基本的自我反省都做不到"不是马列主义者应
有的本色！彻底的唯物辩证主义者左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今天我们总结失败教训，有些问题应该原原本本地端出来，以历史唯物辩证的方? 1;去分析总结。
例如，我们讨论到张春桥/江青这样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大英雄时，他们有没有值得我们吸取的
失败教训？他们参与实践和总结出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也就是革命
的大方向，是社会进步的指南，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不可磨 ;灭的最大功勋。
然而。张/江在战略上战术上失手在那里？
张/江与华/汪之久的关系及冲突问题上，到底是张/江压华/汪使之发达宫廷政变吗？看来主因不见
得就是如此。这两个集团的冲突，也不能用个人的争权夺利行为来解析。但就张/江没有团结或稳
住华/汪这点上，毛主席已经破? 4;提拔了华国锋，并予华"你办事，我放心"的上方宝剑。这样都稳
不住华/汪，看来问题的结症就不是张/江能不能稳住的问题了。这不能不认为是林彪事件留下的
阴影吧？
毛主席也认为张/江的缺点是不利于消除派系矛盾，这个问题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当然张/江不
能不考虑这个缺点，在"4.5天安门事件时，邓小平/叶剑英就企图把张/江他们抓起来，虽然反革
命政变阴谋没有得逞，但张/江的境地仍然甚是可虞，其命运是大体意料得到的。今天我们应该如
何唯物辩证地评判这个问题呢？当然张/江左大革命最激烈最危险的关头，在战术上也是欠缺斗争
技巧与机智。
值 ;得思考的是，张江他们被捕后的老长时间，为什么没有见到广大革命军人和工农群众起来抵制/
反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们是否没有正确处理受林彪事件连累的广大革
命军人？失去了革命军人的支持犹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厦拆去了坚强柱石，谁来保卫文革保卫无
产阶级继续革命派？难道靠叶剑英这样的机会主义走资派？
还有，广大工农群众为抗击美帝/为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长期节衣缩食
过着清贫生活，存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一锄挖不了一口井，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
的，共产主义事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当大革命进展到一定的成果时，就要及时采取政策措
施去巩固大革命的成果，然后才再图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工农人民大众的愿望即使是对眼前的要
求，也是需要考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方面是否操之过急？在治国为民方面如果用拔苗助长
的办法，只会适得其反。张/江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做些解决工农群众眼前困难工作？关心
工农群众生活，而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爱戴----而不是留给邓小平修正主义以利用及收买人心的机
会？
又例如，有的朋友认为文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刘邓修正主义势力太强大。我则认为文革失败于
文革派的内讧。是文革派的内讧，不但大大削弱了文革派（包括思想的极度混乱）而且给文革派
实力以致命的打击，给邓小平走资派以复辟的天赐良机，而不是刘邓修正主义势力的非常强大。
内讧，使汪东兴投靠走资派，充当走资派镇压革命的操刀手。
在1976年10月这次宫廷政变中，机会主义者走资派叶剑英起着煽风点火/挑动/出谋策划到决策的
最关键作用，应该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罪魁祸首！但汪东兴明明知道叶是伙同邓小平策动在"4.5"
天安门阴谋反革命政变失败后被毛主席勒令靠边站的人，却投靠敌人，大出张/江意料之外而带领
8341部队进行宫廷政变，起着走资派不能起的关键作用，应该怎样解释这一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
意想不到的现象呢？
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度的原则性是很令人钦佩的，但是否没有正确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
一次又一次地把非对抗性矛盾内部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以至大革命一败涂地？
如果我们想为中国革命有所作为，有所成功，就必须首先正视现状，正视目前左派的这种思想混
乱而团结不起来的状况。难道文革派的"天京事变"给革命带来的损失还不够吗？一场又一场的天京
事变不正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以至出现今天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局面？
这盘棋明明在我们手中输掉了，我们怎能说自己都100%正确？！有的同志至今仍然以十全十美的
眼光看待我们的英雄和领袖，不作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自欺欺人的/无法从失
败中吸取教训的看法，因而也不会纠正前人的不足，找到正确办法。
这个问题与萧雨同志文章中提出的有关联："毛泽东说过，文革的当前目标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但长远的目的是提高工农和人民的觉醒。文革斗倒的走资派所以再复辟，说到底是无
产阶级和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够。"但是过去我们有句格言：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领袖是群众的领袖，是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如果领袖与群众脱节，说到底也还是领袖的
工作没处理好。
（以上参加讨论的看法，欢迎批评指正。）8-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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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
侯宝林
　　明年(1993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今年（1992年）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
毛主席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
的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
，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枝笔提起来没有一吨重也好像有八百斤，真
是力不从心了。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他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
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
是为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
，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粥时同志很瘦，还没
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
曲晚会都加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咱们的国家主席杨
尚昆（当时他还是办公室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
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
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来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
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
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
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
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都
有报幕的。那时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
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啊？
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
少是25到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这个节目。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善长诗词，人所共知，
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特好，诗词也写得多。当我在相
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天，主席还没坐下，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
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
《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
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这四句诗是：“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
，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大概是这第四句词儿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后来政务院改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
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耦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耦斋演
出，后来又为主席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进去两次，每礼拜三、六。主席的舞会很少
有人去打扰，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候我看老干部穿布
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康老。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呆了一会儿就
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跳了一身汗，她
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
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
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
那种心情不亚于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
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具有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
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
，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
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
”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
要的相声。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4个小册子，都是
新相声，使相声打了翻身仗。（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
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作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
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
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
。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旧
，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
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旧
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
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吧
。
　　《关公战秦琼》是主席喜欢的节目之一，他听我说相声没点过，说什么听什么（他喜欢
的节目还有一个叫《字意》），怎么知道主席重视《关公战秦琼》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
人跟我说，比如马专员，当时任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老区常说的马专员，《刘巧儿》里还
提到过，他说：“你写吗，写官僚主义吗。”习仲勋同志也说过，中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
当时我们就搞了《关公战秦琼》，讽刺瞎指挥。这个段子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老舍先生和夏
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1960年我们在广州开创作会议，第一个引用的是陶
铸同志，他说：“我们不要做韩复榘父亲那样的人，瞎指挥。”第二个人是陈毅，陈老总，
他是1962年讲的。毛主席当时听了这个段子很高兴，几天后我正在表演，刘少奇主席夫妇抱
着一个孩子来了，毛主席把刘主席叫到身边，让我说《关公战秦琼》。这是主席唯一一次点
节目，可见这个节目在当时影响不小。
　　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肖华同志，听说当时他还在劳动
。四届人大是1975年尺月份开的，我是1974年“五一”才宣布不是“黑帮”的，但什么节目
也不让上，不让工作。有个段子叫《种子迷》，我改了11稿，他们老让改，就是不通过。19
75年毛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特意要我为他录了12段相声，这12段相声是：《醉酒》、《婚
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龛》、《戏剧杂谈》、《戏剧
与方言》、《卖包子》、《阴阳五行》、《卖布头》、《讲帝号》。这些节目有时电视台还
放。这就是毛主席最后看到我为他说的相声了。一晃儿，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可每
年12月26日，有不少人家保留吃“寿面”的传统。
　　作此文，谨表达我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之情。
(1992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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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与 群 众 运 动 ——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作者: 笑多 

一， 毛泽东一生始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从投身革命到逝世，始终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从早年发动和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一
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领导过无数的群众运动，包括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
运动等等。

他参加和领导过的群众运动，从斗争的内容看；包括和大自然的斗争，如大生产运动、大跃进运动
和爱国卫生运动等；更多的则是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就其社会性质看，包括民主革命的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就其阶级性看，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从斗争的领域看，包括军事、政治、文
化和经济等各个领域，既有文斗，也有武斗；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一生，是领导
群众运动的一生。
毛泽东之所以一生都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是由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质决定的，是由他的社
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性质决定的，是一种客观的必然。

第一，革命家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才能推翻旧的政权，改变旧的社会制
度，否则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革命者最初既没有掌握政权，也没有经济实力，他们的力量
在于群众的支持。只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所以，革命家无不是靠发动、组织
群众来进行革命并取得成功的。

第二，其他阶级的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成了统治者，一般就不再搞群众运动了。而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者”，而且要带领人民群众最终
消灭统治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终生与群众运动
联系在一起，带领群众消灭“官吏”，由群众自己起来管理社会。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要根本改变私有制社会的秩序：官吏管理（靠警察、军队和舆论工具，如电视
、报刊杂志等），劳动群众服服帖帖；社会主义要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劳动群众监督“官吏”，
把“官吏”造就为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要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对重大的社会问题，
自觉地参与管理，使广大群众摆脱只管个人家庭事务的私有观念的束缚。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群众
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一方面反对干部“当官
做老爷”，要求他们深入群众（如举办“五。七干校”；要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
）；另一方面又始终如一地领导着群众，在运动中学习管理社会。他曾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
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
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
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 
第275页）他清楚地知道，群众要学习管理社会，只能在不断地斗争中学习，就像他一再强调的“
在游泳中学游泳”，因此，他一生都在领导群众战斗，让群众在实际的斗争中参与管理社会。

第四，社会主义要建立全新的民主形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
，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是为特定的经济制度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是维护雇佣
劳动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工农劳
动群众的参与。群众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多党制就
民主，只有多党制才能互相监督，共产党一党执政就不民主，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一些
人头脑中的反映。其实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主要内容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官吏”最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监督，而是怕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一点已被我国的
历史所证明。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人们在探讨防止腐败时，避而不谈“三反”、“五反”的历
史经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于发动了群众，让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从而扭转了旧社
会遗留下的腐败现象，使政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事实证明群众运动就是最好的监督方法。毛泽
东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他始终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

最后，群众运动是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由之路。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广大群众也不可能脱产学习，而且光靠读书也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在群众运动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有效的方法。毛
泽东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在群众运动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矛盾论）、实事求是
（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当代四十几岁以上
的中国人，张嘴就能说出 
“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科学概念，就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群众中宣
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生，必然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一生。

二， 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的概括，
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一切旧历史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高
度评价、积极支持、站住前面领导。

高度评价。

“好得很”与“糟得很”，是当年人们对湖南农民运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当街谈巷议都说农民
运动“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般‘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
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毛选》第一卷 
地15页）毛泽东却深入农村调查，力排众议，大声说“好得很”！人们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他则说是“革命先锋”。他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
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选
》第一卷 第17页）等等。

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面临反动派的围剿，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现
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
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
能夺取全中国。”（《毛选》第一卷 
第139页）毛泽东把群众看作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
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
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选》第二卷 第511——
512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就是在这种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演出了“很多有声有
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期，很多人都认为“天下大乱”，毛泽东却说：“形势大好！”“毛主席说，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
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
，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
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第385页）可见，毛泽东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如文化大革命等，非常重视群众的参与，非常重视
新秩序的建立、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形成，把群众发动的广泛、深入，看作是形势发展的
根本标志。

毛泽东对群众运动高度评价的例子还很多，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几例。

积极支持。

当革命的群众运动遇到挫折时，他总是大力支持。

农业合作化初期，有的人采取了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
大了，冒进了”等等。毛泽东说：“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
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
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
和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
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
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
干部。”（《毛选》第五卷 第168、169页）

1956年，有人“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
原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口号是错误的。“毛主席认为，一个
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
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忆毛
主席》吴冷西著 
第48页）可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是为了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曾出现一段不小的曲折。当出现浮夸风时，毛泽东发现了这种倾向，及时对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
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
余地。”（《忆毛主席》第64页）可见，他一方面要纠正浮夸倾向，另一方面又注意不给群众泼冷
水。并且反复强调，“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忆毛主席》第68页）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说：“---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
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
，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是怎样评论革命的情况吧！”（《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第447—448页）可见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保护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

站在前面领导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
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
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
择罢了。”（《毛选》第一卷 
第13页）毛泽东自始至终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运动。这方面的事实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冲决束缚的罗网

群众运动的形成，根本原因都是客观矛盾的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科学地揭示客观存
在矛盾（“束缚的罗网”），指明群众运动斗争的方向，是正确领导运动的首要条件。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他们（指农民——
引者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
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选》第一卷 
第13、17页）群众运动的出现，就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束缚他们的罗网”、存在着剥削与压迫。
能不能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正确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关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揭示了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反
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革命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他们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我国
人民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从而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新中
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揭示矛盾，给我国人民指出斗争的方向，掀起一个接
一个的群众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四清、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在不断前进的群众运动中，我
国才能在极其贫穷的基础上、在不利的外部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帝国主义的封锁，基本上没
有外资可用，在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条件下，靠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积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
，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一
个政治清明、没有腐败现象的政府，建立了一个具有良好社会风气的社会。

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这些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是不可能掀起这些群众运动
的；反之，如果不是科学地、如实地揭示这些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也必然要走上斜路。

大跃进运动可以作为探讨的典型。大跃进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因为支持了广大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
设的要求；大跃进的失败，是因为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的目标。以农田水利建设为内容
的大跃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如实地揭示了农民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大跃进运动
是从农田水利建设开始的。解放后农民迫切要求改土治水，迅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但私有制束
缚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实现集体化后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是农民群众摆脱私有化束缚的必然
结果，是由群众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毛泽东主观意愿的产物。毛泽东大力提倡大跃进，则有力地推
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

从1955年农业大规模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群众就开始了兴修水利的运动。当时大面积农田水利建
设的典型是河南省的济源县和河北省的天津地区，单个合作社兴修水利的事例就更多了。（详情请
看《有关大跃进的几个问题》 
笑多）农业集体化以后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一定物质条件的产物，一种必然趋势，不是偶然
现象。早在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口号以前，就有文章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以后的
第一年，就出现了第一次兴修水利的高潮。从那以后，不少地区在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方面已经有了
显著的成就--------
这些典型事例，都说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土地、劳力的
分散，要在群众中大规模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在大面积上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
在合作化以后，就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单薄，顾了基本建设就顾
不了当前生产，使兴修水利和当前生产的结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把兴修水利
和当前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 
发动群众大兴水利》《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5日）

解放初期农村非常贫困，主要的生产条件就是十几亿亩贫瘠的土地和大量劳动力，改造土地就成为
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土地公有化和劳动力的集体使用，为改土治水准备了充分条件。这就是
我国农村出现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的客观必然性，也是出现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大跃进的根
本原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去冬今春的
农业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今年的工业新高潮------
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合作社农民的兴修水利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可
见，农业的大跃进绝不是“主观主义的产物”。

毛泽东号召大跃进，有力地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农业学大
寨”的号召，从发展生产力的方面看，主要还是号召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而且发展为“山、水、田
、林、路综合治理”。事实是，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筑梯田；修建机耕
路；种植防风林等方面都取得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而且至今还在吃这些老本。

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
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
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第301——302）

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
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总共才积累了三亿亩灌溉面积，而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积增加
了一倍多，就是说二十多年的成就超过了几千年，这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成就，这还不是大跃进
吗？！

历史上我国的水旱灾害频繁。“水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是普遍、严重而有历史性的。据历史记
载，我国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间，发生过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
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灾或旱灾。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区十三省普遍遭
旱，受旱县占全国县份1/4强。灾民达1。2亿人，农产品收获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颗粒无收
。1931年全国大水，仅长江、淮河流域即有1。2亿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
常年总产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间，就发生了旱灾201次。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失修
，山林破坏，旱灾更加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新中国建
立才二十几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这也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还不是大
跃进吗？！

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确实有力的推动了农业田基本建设的发展。但是，确定一定时期农田基本建
设规模大小，还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否则也会出现曲折。

大跃进也有失败的一面，如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提出的目标，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可见，能否如实地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是群众运动成败的关键。

四， 找到最好的形式

要形成群众运动，仅仅靠指出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找到适合群众需要的斗争形式，否则运动就不可
能形成或不能顺利发展。毛泽东总是不断地探索各种不同类型群众运动的适当形势。

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在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在农村建立
革命根据地，武装农民，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农民的群众运动，以游击战的形式，反抗
反动派的镇压，逐步发展革命力量，最终夺取政权。武装农民的群众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
胜利的重要环节。武装农民，除了建立正规的军队，如正式的红军外，还重视发展农民群众的武装
，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队、暴动队等。

“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
，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
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枪和单响枪---------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
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毛选》第一卷 第66—
67页）“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参看《毛选》第一卷 
第55页注（9））在一般人看来，不脱产，使用如此简陋的武器，根本就不能作为武装部队；而作
为农民暴动组织者的毛泽东，却十分重视农民武装组织的发展，认为“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
刻不容缓。”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配合，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
战等战争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了，大量的
正规军成员就是由民兵补充的。不仅仅是组织革命的正规化军队，而且“土法上马”，用简陋的武
器，装备不脱产的农民，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就是毛泽东为武装农民找到的最好形式之一
。

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成了一个新课题。

毛泽东始终注视着群众斗争中的创造。“今年这一年（指1957年—
引者注），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
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
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
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
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
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
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毛选》第五卷 
第467页）“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
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
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
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吗？
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
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毛选》第五卷 第485页）他还明确指出：“------
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
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毛选》第五卷 
第468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并被写进
了宪法。

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这种革命的形式
不是武装斗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引导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服群众走
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大鸣、大放、论、大字报正是广大群众批判资本主义，批
判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

害怕群众运动，以致压制群众运动，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要
求的社会秩序是：广大劳动人民只管“干活吃饭、挣钱养家”，“莫谈国事”；社会事务则由少数
统治者来管，用古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就是破
坏社会秩序，必须镇压。而社会主义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分
的过渡性社会。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就是要搞群众运动，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在社会活
动的实践中，逐步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家看来，群众运动是广大劳动群
众参加管理社会事物的正常现象，是社会主义的正常社会秩序，应当积极领导，大力支持。所以真
正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害怕群众运动呢？！

毛泽东一生领导了那么些群众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的内容很多：如严格区分人民内
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群众运动的初期主要是防右；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又要防左；又如对犯错误的
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寛，要给出路等等，大量的经验都需要认真地总结。

200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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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一）

作者: 雷运河
 
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的欢歌
 
一. 革命干部的思考
 
这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几排平房，一色青砖灰瓦，每排坐落在两行高大的白杨树之间，位于济宁城
区北部济宁地委大院的西北角。从济宁地委大门进去之后向左拐，再走200米就进入平房的小门。
这一溜平房共有3个小门，显然是三个独立的小院。最西边一个的门开着，院子里有两个小孩玩耍
。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经过太阳的融化，地上的雪已经不多，只有南墙根的阴凉处还是洁白一片
，孩子们培起的雪人斑斑驳驳，面目全非，房脊瓦片上的雪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
 
这座院子的主人A是地委常委，1938年参加工作，河南人，前两年刚从外地调任济宁地区，至今还
带有“中、中”的方言。此时他正坐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面的文
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他已看过多次，在今天上午的地委常委会议上
他还建议，地委发个通知，让广大干部认真组织学习，但没获得通过。地委书记B说：“中央和省
委没要求这样做，再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还不一定，尽管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载，但编者
按语的观点并不一致。”
 
回到家中，A的心情老是不能平静，思想总停留在这篇文章上，特别被文章最后一部分所震撼：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
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因为我国连
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
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
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裕的罪恶统治
。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
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
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
他们‘翻案 ’，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
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
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A这几年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还抓了一个时期地委的宣传工作，对
基层的阶级斗争有亲身体会。他总觉得一部分人，特别是地区和县里个别干部，对毛主席“千万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不那么热烈响应，有时还因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而发牢骚。相
反，对搞“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总是大开绿灯。同时，对毛
主席不那么尊重的小道消息也敢传播，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话也敢说，如什么“毛主席三天不学
习赶不上刘少奇”，“彭德怀这个人真有骨气”等等。特别是对彭德怀的认识，A也有一个过程。
一开始，他尽管听到把彭德怀比做海瑞的议论感到不对，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为此，他翻阅了
1958年以来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重新学习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有关文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不
争的事实：庐山会议上是彭德怀等人先给毛主席罗织罪名，欲逼毛主席下台，由他们上台执政，
然后才有开展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
 
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不外乎这么几个问题：1. 人民公社办早了，
办糟了，2. 北戴河会议搞了左的东西，3. 全民办工业的提法是错误的，4. 每个大协作区搞一
个工业系统是办不到的，5. 1958年搞了极“左”，我们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以纠正，6. 三
个月（1958年的7~9月）的影响很远，破坏很大，损失无法挽回，7. 以上错误人人有份，毛主席
应负主要责任，这是路线错误，必须纠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犯路线错误时必须更换主要领
导人——作者注），8. 毛主席个人独断专行，建立个人威信，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斯
大林晚年问题”。甚至含沙射影地辱骂毛主席“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彭德怀等人的这些发言内容是会后断断续续传出来的，A当时听了就很气愤。现在结合学习姚文元
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感到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彭德怀等人为什么只看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而且任意夸大，而不讲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明
和成绩？这是不是个立场问题？是不是拉社会倒退，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其次，1958年七、八、
九三个月出了问题为什么都向毛主席身上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庐山会议一开始就发
言：“去年（1958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做过检讨，要追究责任，要处分，
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脱责任。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贡献，两次郑州会
议，主席严厉批评了这种‘左’倾错误，问题都得到了彻底解决。”
 
彭德怀等人难道没有听到谭震林的发言，难道不能认真回顾一下这一年多的毛主席讲话和指示？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
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
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
，这是片面性。”这是大跃进一开始，毛主席就给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给某些有急躁情绪，甚至
有“左”倾思想的人打的预防针。
 
当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时，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说：“现在有
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中共中央编译的《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有可能给予澄清。”同时，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
负责人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象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现在有一种
偏向，好象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在10日的会议上又讲：“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认为，应当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
，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
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这里面（指1958年出现的问题——作者注）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主
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毛主席第一个
批评和制止“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思想，也第一个抓住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
现问题的实质——所有制，接着制定了“三级所有、队（生产小队）为基础”的正确方针。
 
显然，彭德怀等人既听到了谭震林的发言，也清楚毛主席以上讲话的精神。那么，为什么还要吹着
尘土找裂缝呢？说穿了，就是不愿意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想让中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个
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从而保护他们这些革命功臣的既得利益，保护他们的官僚特权，让他们去
当人民大众的“海瑞”、“包青天”。当他们这个的罪恶企图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破坏了”，陷入无法实现的窘境时，就把怒火集中发泄到毛主席身上，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
已达到“斯大林的晚年”，甚至丧心病狂地咒骂毛主席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A作了这番学习和分析，心中是亮堂了，但思想也更沉重了。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理解的愈深刻，愈感到中国共产党上层党内斗争太严峻了。他既有一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
革命路线去战斗的冲动，又觉得眼前一片迷茫，找不到攻击点，看不清革命的目标。以后几个月的
发展，不光没能使他轻松，反而更陷入惶恐和不安。
 
二. 革命风暴前的沉默
 
转眼一九六六年的春节过去了。这是一个祥和、愉快的春节，也是一个酝酿着暴风骤雨的春节。
 
去年，济宁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是“社教”和“四清”运动的丰硕成
果，也是全地区人民遵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战天斗地得到的回报
，同时，也显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巨大威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城
乡联盟，工农联盟，各工厂都有自己包的村、包的点，进行支农工作，社队工业不光解决了农业生
产、农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工业建设。通过冬春农闲季节集中的政治学习，社员的社会主
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干群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
著作活动。可以说，整个济宁地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是一心一意走
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一意去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他们的愿望是进一步提高集体生产
能力，使大家的生活都蒸蒸日上，从而不再走回头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深恶痛绝的
是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领导地位，却不卖劲地为社会主义出力，反而拉
倒车，走歪门邪道，糟踏、破坏集体经济，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
子。他们听到苏联变修的消息是义愤填膺，他们看到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无
不拍手称快。他们已经自发地开展了对官僚特权行为的斗争，例如一位伙房工人斗济宁一中校长的
英勇行为已传颂了近四十年。那是一九六五年底，济宁一中校长徐培元，一个行政13级的干部，竟
贪图便宜，拿了伙房集体的汤盆回自己家中使用。一次，徐的儿子拿着这个盆子到伙房买汤，被伙
房工人李兆谦逮住。徐听说后大发雷霆，到伙房指着李兆谦的鼻子，说李不给他面子。李毫不示弱
，说：“这是集体的东西，你为什么拿回家去？我就应该收回。”并质问徐：“你整天讲学习毛泽
东思想，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徐培元恼羞成怒，竟胡说：“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
思想就是党的领导，我就是党的领导！”围观的工人、师生发出嗤笑声，纷纷和徐辩论，有的说：
“一个13级干部，每个月拿140多元的工资，还占公家的便宜，太自私了。”有的说：“官做大了，
高高在上，好象公家的东西都是他的，工人就得什么都听他的。”最后徐在几个其他校领导的劝阻
下，灰溜溜地离开，不过，临走还狠狠地说：“李兆谦，你总有一天犯到我手里！”徐培元不光说
到，而且做到。不久就派人到伙房查帐，查李兆谦有无多吃多占行为，当然一无所获。文革中，李
兆谦成了革命造反派，在徐培元整造反派时，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这个真实的故事，虽小，但
折射出1966年前后的社会矛盾和两条路线斗争。
 
济宁地区的三月，冰雪已经融化，小河的流水潺潺，向阳的小草已挣扎着冒出新芽，能够抵御寒冷
的野菜开始破土生长。
 
就在这个乍寒乍暖的早春的一天，济宁地委在地委礼堂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B
主持，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批转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看来B的情绪
今天特别好，连早衰的秃顶都泛着红光，口齿清晰，感情充沛，边读文件边讲感慨，还对济宁地区
今后的工作做出部署。
 
当他读到“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
论”时，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只是一出戏，有什么政治问题，要有不同意见，也是学术上的
讨论，我们这里的同志千万不要跟着瞎起哄。”当他读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时，会场上有了
小声议论，窃窃私语声逐渐变大，其中的一句飘到他的耳朵里：“这种提法对吗？毛主席可从来没
有这样讲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啊！”B有些生气了：“不要议论！这是中央文件，难道还不如你高
明！”当读到“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
道路”时，他又发感慨：“自从去年11月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就感到
气味不对，象姚文元这样的人就有点学阀味道。他凭什么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怎么
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他的这两个反问，令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还
从来没听到看到这种说法，我们的地委书记怎么就质问起来了呢？
 
最使B感到痛快，读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对左派要进行整风”，“有领导
”，“谨慎”，“慎重”，“经过领导机构批准”，等。最后，他代表地委提出了几条要求：“这
是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可组织教育、文艺、科技、出版等部门认真学习和讨论”，“一定不许乱
批乱上纲，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今后，不论任何人的言行都应该以《汇报提纲》的精神为准。”
 
其实，这时济宁地区的革命群众和干部根本没有什么行动，只不过学习学习报纸，在底下发表各种
各样的议论罢了。就是这样，经过这次会，在B的影响下，一些党内走资派认为文化革命也不过这
么回事，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口出狂言，以党自居，肆无忌惮的压制革命的思想
，制造了暴风雨前的沉默。
 
须知，“听上级的，按文件办”，“要有领导，不许乱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培养奴性的
话，这些滋生官僚主义的话，这些便利于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话，与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是多么格格不入，与无产阶级的大民
主又是多么南辕北辙！
 
象地委常委A那样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姚文元文章的意义，努力理解当前运动的地委一
级领导干部是多么少啊！其实，A听完地委书记B的传达报告，心情倒平静下来了。因为他思考的问
题太大太沉重，现在反而给了他不去思考，静观其变的时间。
 
三、与刘 、邓工作组的较量
 
一九六六年六月已进入火热的夏天。政治风云的突变，完全打破了旧秩序的安静，群众异常活跃，
特别是青年学生，把自己的蓬勃朝气完全焕发出来。他们通过广播和报纸，每天都了解到新的消息
：先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随后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批“三家村”，声讨黑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济宁地委所在地的济宁市（县级市）的各中
等学校的师生首先沸腾了。
 
济宁技工学校座落在市区南北大道的中部路西。南边不到2华里是济宁汽车站、火车站，北边仅一路
之隔是济宁市委，济宁地委须由学校一直往北，大约三华里。这是一所济宁地区的重点技校，有数
百名来自各地的师生员工，学校规模很大，1958年建校，包括实习用的工厂车间，学生全部在学校
食宿。
 
张勤是该校66届毕业生。按照往年，这时应该进行毕业分配工作，因为今年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就
留在学校参加运动。他今年22岁，属于年龄较大的学生，父亲是个忠心耿耿的老工人，所以自小养
成许多良好的品质。由于比较内向，办事执著认真，爱思考问题，所以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
许多独立见解，从而一大批同学经常围着他转，聂华就是其中一个。
 
这天，刚收听完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张勤和聂华等人情绪亢奋，立刻响应号召，也在
学校行动起来。先写大字标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拥护聂元梓的大字报！”“彻底
批判反革命黑帮！”等等。然后，张勤动手写了一篇揭露济宁技工学校领导压制师生搞文化大革命
、定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开展运动以来不接触本校实际情况等内容的大字报，连夜抄写，立
即贴出。
 
这下可捅了蚂蜂窝，全校师生争先恐后前去观看，有的还边看边抄；由于校门紧靠大路，有不少行
人也到学校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大家议论纷纷。大多数学生认为写的很好：“这两个月运动搞得冷
冷清清，都是学校领导搞的鬼！”“天天读文件，天天讲要听从领导，不许乱来，不让贴大字报，
不许开批判会，这算搞什么文化革命运动？完全是运动群众，把我们当成了阿斗！”有些性急的学
生，马上回去找来笔墨纸，拎着糨糊桶，写出支持、响应的大标语。个别胆小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
只看不说，好象在心里激烈的斗争着。围看的群众说：“这些学生真大胆，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了
！”“可能学校领导有问题，不然你看这些学生老师那么气愤。”济宁技工学校的领导知道后又生
气又害怕，马上叫人把大字报、大标语抄下来，并打电话报告给上级有关领导。
 
地委书记B是第二天上午听的汇报。他立刻感到事态严重：“党有党法，国有国法，怎么可以这样无
组织无纪律的乱来！”他指示有关人员及济宁技校负责人：“一定不要使这股歪风蔓延，注意各学
校的情况，监视领头闹事的学生，追查有无幕后指使者。”并特意把济宁市委书记D叫到地委办公室
，让他密切关注济宁一中、二中的动态，因为这两个学校历史悠久，都有高中班，学生活动能力强
，教师队伍复杂，最容易出事。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压不住的，因为有毛主席的号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央广播电台
等及时传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
 
1966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吹响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号角，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更给广大革命师生鼓足了干劲。不光济宁技工学校的革命
火焰没被扑灭下去，越烧越旺，而且，济宁师范动起来了，济宁商校，济宁农校也动起来了，尤其
济宁一中，济宁二中来势更加猛烈。各校领导人纷纷大喊：“怎么办？”济宁市委、济宁地委中以
D和B为代表的想镇压师生革命行动的个别人也乱了阵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相反，象济宁地委常
委A等人倒显得很兴奋，抽空就到各学校看看，听听汇报，认为应该支持革命师生的行动，学生的
大字报很有道理。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地委书记B终于拿到了尚方宝剑：刘少奇、邓小平已下令派工作组进驻各
院校各单位。他高兴得一夜没能好好休息，连夜召开会议，组织力量向济宁地区管辖的学校派驻工
作组，特别安排济宁市委书记D，要派得力干部领导济宁一中、济宁二中的文化革命工作。
 
A这几天心情非常沉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地委常委们也有不同意见，他当时向地委书记B说
：“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而B不耐烦地说：“中央有八条指示，少奇和小
平同志又亲自抓工作组问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所谓中央八条，主要是大字报不准上街，要内外有别，不准开大会声讨，不准游行示威，不准串
联，要注意坏人的行动，等等。据说派工作组的决定是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在中央强行通过的，
周恩来不很赞成，陈伯达曾公开反对。当然这只是传言，毕竟工作组已经派出去了，并且在各学
校各单位抓了不少“坏人”、“野心家”、“右派分子”、“反革命”，等等。
 
济宁市委书记D执行派工作组的决定十分积极，他交待工作组负责人：“放心大胆地干”，“这次
和一九五七年抓右派一样，一个也不要漏网”。工作组在济宁技工学校搞得最凶，准备整理材料
逮捕张勤等人，受株连遭批判的师生有二十多人。济宁一中、济宁二中的工作组也不示弱，他们
把全体教职工集中起来，先是大会威吓，然后让每个人写出检查，由工作组逐一排查，凡是有这
样那样历史问题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本身有点毛病的，都列为批斗对象。这样一来，光这两个
学校的二百多名教职工中就有七十多人被小组或大会点名批判，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也有数
十人列入黑名单。济宁县根据地委指示，把全县近700名教师进行集训，其中400多人被打成“三
反”分子、“双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
逼死的不少于15人，逼疯的、劳改的、开除回家的、开除政籍党籍戴帽子的更多。
 
济宁地区文化局所属的文艺系统，是刘、邓工作组大显身手的地方。他们把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分
为左、中、右，按档案材料找问题。左派由工作组指定，协助工作组整“牛鬼蛇神”。他们捕风
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凡是平时好提意见的，不听领导话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当然也
有个别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的，一个个在劫难逃，真正有问题的，只要能靠拢工作组，取得领
导的“谅解”，也可以逍遥法外。
 
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全济宁地区十二县市被整被抓的所谓“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反
革命”，“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等有3000多人，其中极少有当权派，顶多不过是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副书记之类。同时有80多人
自杀。真是一片白色恐怖。而白色恐怖的制造者——工作组，主要是利用受蒙蔽的学生、各单位
所谓的“左派”，让这些人去抄家、去欧打、去批判、去当炮灰。
 
反工作组的活动暗暗进行着，主要是中学生，他们从外地，主要从北京获得信息。一开始是个别
同学中议论，对工作组的行为发泄不满，到1966年下半年开始活跃起来，进行秘密串联，直到八
月底九月初清算工作组的斗争才开始公开化。
 
一开始就对派工作组有不同看法的济宁地委常委A，一直在思考：这是不是镇压群众运动？这符合
不符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这天，A带着满脑子的迷惑，匆匆吃了晚饭，走出院门，来到
前排地委宿舍地委副书记C的门前。
 
C二十七、八岁就当了中心县委书记，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县委书记，曾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夸他“
年轻有为”。A比C大几岁，他们分属湖西和湖东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的东西两边有两块游
击区根据地，济宁地委专署成立之后，两大院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湖东湖西，当时还有湖东湖西两
个小宗派的说法。然而A和C却团结得很好，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都表现得完全一致。
 
A对C的革命干劲和务实精神很佩服，更为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马列主义水平折服，在地委常委会中他
们的看法、意见往往不谋而合。这两天C的肝病又犯了，不知现在怎么样？A一进门就问候病情。
C边往屋里让，边回答说：“好多了”。C的住房也是三间平房，中间是饭厅兼客厅，西边一间摆了
两张床，是儿女们住，东边一间算是卧室加书房。C的家庭困难在两大院是出了名，老伴是农村人
，没有工作，儿女又多，所以每次地直机关困难户名单都少不了他，但他一次也没领过救济。屋
里的陈设破破旧旧，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但是他很乐观，更很进取，虽在病中，书桌上，枕头
边都是书报。
 
A不是外人，径自进入C的卧室，很随便地坐在床沿上，两人很快就谈起了当前运动。
 
A说：“自从向各学校各单位派了工作组，又抓捕和批斗了那么多所谓坏人，我总觉得这么搞不符
合毛主席的教导。”C接着说：“这两天在家休息，又反复学习了‘五一六’通知，感到当前这场
斗争不简单，是解放后十几年党内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是总爆发。”于是，他俩你一言我一语，
回顾了从合作社、工商业改造、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至目前还没有完
全结束的“四清”运动，等等。这些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A说：“看来毛主席下决心搞这次
文化大革命，是不让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苏联搞了近五十年社会主义，到头来被修正主
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其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不搞群众运动，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
群众。”C说：“群众的观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些人拼命流血搞革命，为了
什么？我看是为了自己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向群众发号施令，丝毫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只把
群众当成阿斗。”A说：“当然，群众也不是都对的，但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毛主席在1927年
考察农民运动的时候，各种现象都看到了，各种议论也都听到了，但主席紧紧抓住阶级分析、阶
级关系这条主线，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着眼于革命运动发展的方向，立足于群众运动的本
质和主流，所以才能力排众议，写出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C说：“不管别人怎么
样，我们一定不要当群众运动的绊脚石，不能把群众提意见、贴大字报看作反党，今后尽力所为，
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A说：“我们这样的看法在地委领导层是
少数啊！他们总怕乱，喜欢定条条框框，认为执行起来方便省劲，所以对派工作组、执行中央八
条、抓小野心家、抓捣乱分子，十分热心。据说刘少奇同志最近指示：‘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
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可以批斗和戴帽子！’、‘右派分子有
多少定多少，不要有框框’。这更助长了咱地区抓学生中坏人的劲头。”C说：“不要担心，这种
局面不会长久的。从毛主席接见我那天起，我就认定毛主席是和广大群众永远心连心的。”A有些
惊讶：“你是说毛主席很快会有新的指示？那中央的问题可就大了！”C没再说什么，只与A会意
地笑了笑。
 
四、革命造反派的兴起
 
A很佩服C的预见，不愧是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人。正当济宁地区各学校、各单位批斗学生、教
师和其他群众，整理材料批捕首要分子，内定出一大批“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
子”、“牛鬼蛇神”等大整群众的活动，在工作组的直接指挥下得心应手地进行的时候；正当工
作组“钦定的左派”、大肆抄家，殴打一般群众的邪火蔓延的时候；正当以济宁地委书记B和济
宁市委书记D为首的党内走资派，认为这下子捣乱分子镇压下去了，运动可以按照自己的部署（
也就是党的部署，他们一直以代表党自居），有领导，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下去而额手相庆的
时候，各种消息也从北京传来：毛主席派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两次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
，支持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支持反工作组的蒯大富，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
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散发得到处都是，每篇讲话都是批评工作组，批评镇压群众运动的。特别
是《红旗》杂志上登出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给受压抑的
群众运动浇了油点了火，给利用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以当头棒喝。
 
济宁地区和全国一样，到1966年7月下旬，就面临着必须撤工作组的命运。
 
没有了工作组，济宁地区各学校各单位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获得大解放，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
，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如火如荼，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原工作组及本单位主要当权派。1966年8月8
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几天，各
地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都沉浸在庆祝、欢快的气氛中，各种群众组织及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建立起来。
 
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作组进驻之前就贴出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在工作组期间从受压迫、受迫害到秘密反抗斗争，最后公开跟工作组斗争，终于撵走了工作组。
他们的人数有一个由少变多的过程。这类组织的特点是活动能力强，消息灵通，对毛主席的指示
，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执行起来雷厉风行，毫无顾忌，根本不买本单位本地区当权派
的帐，批判斗争起来入木三分，字字句句都上纲上线，刺中要害。这是革命造反派组织。
 
另一类组织是工作组进驻前紧跟本单位领导的布置去参加运动，工作组来了又是工作组的得力助
手。撤走工作组，他们虽然表面上错了，失去了公开的支持，但暗地里还和本单位、本地区的领
导人保持着联系，不过由于大势所趋，他们的人数有一个由多变少的过程。他们也搞批判，但是
比较温和，所谓“讲政策”。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批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时，专拣副职斗批，
什么“副书记”、“副校长”、“副专员”等。他们抓的大部分是干部的生活上的问题，决不上
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各单位的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喜欢第二类群众组织，把他们封
为“左派”，在权力范围内给他们诸多方便和照顾，例如1966年8月底开始选派赴京代表时，各
学校基本上都是选派的第二类组织的师生。而对第一类组织，虽然表面上也叫他们革命造反派，
是革命小将、革命闯将，而内心是十分不喜欢，因为他们“太不听话”，“太凶”，“太狠”，
“太狂”，一点也不讲情面。有时还十分仇视他们，永远把他们当成“犯上作乱的右派”，“野
心家”，“坏人”。尽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党内走资派对上述群众组
织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变化的，总是和第二类群众组织——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时
地重用他们和革命造反派斗。
 
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群众意气风发地投入大批判的高潮，很少顾及后果。他们先是鹦鹉学舌，抄抄
报纸，喊喊口号，贴贴标语。随着运动的深入，认识水平逐渐提高，领会文件精神逐渐深刻，逐
步转向批判本单位本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揭发党内走资派的各种错误言行，深挖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尽管这些党内走资派定的不一定恰当，批判起来也有过失之处，但总是加
深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加深了中国面临着复辟资本主
义危险性的认识，使大家一边批判一边受到教育得到锻炼获得提高，许多潜能都挖掘出来了，自
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敢想的事敢想了，不敢做的事敢做了，个个以天下为己任，成了
世界的主人，社会的组织者、指挥者，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推动历史的前进。然而运动发展的太快
了，许多东西只是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灌，没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消化，所以根本谈不上很深刻
。大多数人只是象大海的浪花，一会儿被推向左边，一会儿被推向右边，一会儿掀上陆地，一会
儿又抛向大海。自觉与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有目的和无目的，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是革命
大风暴中的必然现象。
 
这时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有济宁一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原来叫毛泽东主义
红卫兵指挥部）”，济宁二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原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
”，以及地区重点中学的其他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济宁技工学校的“险峰造反指挥部”是济宁中
专和技工类学校中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其他比较有名的是济宁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济
宁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简称“红劳”是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人数多、力量大，所以把运
动前期的革命造反派观点统称“红劳观点”。文艺系统的“文艺造反司令部”也异常活跃，为推
动济宁地区的大批判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济宁地区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较晚，但广大
贫下中农是革命造反的中坚力量。首先是距离济宁城区二十多里的唐口、喻屯人民公社的造反派
扯起了革命大旗，随后逐步发展，成立了“济宁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6年11月建立的“鲁南红卫兵联络站”，是涵盖了济宁地区、荷泽地区、枣庄市的红卫兵革命
造反派组织，驻地在济宁专署大院，主要选派各县的红卫兵造反派骨干在这里进行联络和宣传。
 
从内心非常支持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济宁地委常委A，虽然也受到冲击，接受了批判，但心情非常高
兴和激动，他是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他
真正把造反派的行为看作革命行动，把革命造反派看作革命的新生力量。当然，他有时也担心革
命造反派暴露出来的问题。“真正有成就有作为的革命者，应该学会思考问题，应该能静下心来
想问题”，他曾经背地里给几个革命造反派负责人，说过这类话。但他们不可能都听得进去，因
为太匆忙了。
 
大批判开始不久，又进行了革命大串联，学来外地的经验还没很好的消化，又开始罢官运动。一
些红卫兵组织，一些群众组织，认为只有把本单位、本地区的一把手罢了官才算取得革命造反的
胜利。殊不知，大批判才是最重要的，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把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即使罢了他们的官，也只能是形式上的胜利。事实上，这些当权派，包括党内走资派，罢了他们
的官，他们更逍遥，而他们的话照常有人听。从1966年8月到1966年底出现了几次围攻、欧打革
命造反派的事件，就是受到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的授意和指使。他们无需直接出面或下什么指示
，只需经常告诉他们亲近的保守派组织：“文化大革命就象五七年反右一样，谁跳得高谁最后倒
霉，抓右派在运动后期，现在是考验对党忠心的时候，‘乱世出忠臣，动荡出孝子’，什么时候
都要站稳立场。”“××，你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一直准备提拔你的。
”等等，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当权派，党内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化身啊！”他们自己是这样
认为的，保守组织的群众也是这样认为的。
 
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也有很出格的时候。所谓“出格”，就是他们忘记了刘少奇“修养”的要求
，把本质暴露出来，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是一次地委常委开会之前的议论。地委书记B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在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时十
分积极。凭心而论，B也是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他1937年参加革命，打过游击，流过血负过伤
。由于长期做地方工作，又能吃苦，群众威信较高。他与万里有私交，解放前一块工作过，是他
的领导，解放后来往不断，在思想认识上受万里的影响很大。由于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消息灵
通，对中共中央上层也比较了解。例如解放初期，他就从万里那里听到不少刘少奇关于建设新民
主主义社会的讲话，感到很对自己的口味，总认为农业合作社搞得太快，人民公社办得太早，六
十年代初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他是积极响应，满腔热情地贯彻执行。后来搞社教，
进行阶级教育，他就发了不少牢骚，认为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老是整来整去”。这次一搞文化
大革命，他从心里反感、抵触，但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却特别欣赏，贯彻得特别卖力。后来风云突
变，他又从万里那里听到中央上层的激烈斗争。所以，趁着人还没到齐又开始发牢骚。这是一次
地委常委碰头会，先到的有地委常委、济宁市委书记D和济宁地委分管公检法的副书记杨某。这
两个人可以说是B的莫逆之交，平时来往不断，每次地委开会又总坐在一起，便于商量问题。D在
济宁市派工作组搞的最好，收集整理了大批革命师生和其他群众的黑材料，在杨某的配合下，抓
捕了几个首要分子。这三个人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说，全是肺腑之言。B说：“听说八届十一中全会
上斗争很激烈，少奇和小平同志他们根本不认为派工作组错了。”杨说：“学生把学校党团组织
都冲垮了，不派工作组领导还不得乱成一锅粥！我真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反对派工作组！”D说：
“我看毛主席也是老糊涂了，在十一中全会期间自己带头写了大字报，成何体统！”B说：“毛主
席就知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红卫兵喊万岁，全不管底下的干部死活。”杨某也来了劲：“要是
刘主席领导，决不会出这么多乱子，我们这些干部早就享福了，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整天提心
吊胆怕批斗。”D气愤地说：“这决不能算完，谁胜谁负还难说！”还要继续往下说，见又有人来
，才停住。他们满以为，出三人之口只入六耳，没想到还入了另外的耳朵——两个负责布置开会
的秘书。过了不久，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起来了，两个秘书把当时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三人的议
论揭发出来，写成大字报，贴在济宁城区太白楼的南墙上，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B避重就轻承
认了一点，D是死硬不说，杨某却怕的要死，因为他知道整反革命的滋味，情急之下自杀了。不过
地委大院却传出另外自杀的原因。而革命造反派掌握了真实情况后，穷追猛打，显示了占领政治
舞台的巨大威力。
 
五. 初登政治舞台
 
曲阜师范学院是1956年建立的一所新型师范院校，座落在济宁地区曲阜县城的西部边缘。学院的大
学生年龄大、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他们早就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院校有联系，所以文
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们已从北京取得真经。
 
由于曲师院所在地的济宁地区，特别是济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缓慢，所以革命造反派
组织觉得应该派人去宣传发动一下。1966年8月26日清晨，曲师院的宣传车就出发了。
 
来到济宁城区的太白楼前还不到十点，这些革命造反派大学生顾不上休息，就立即行动起来，用大
喇叭宣传，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主要内容是宣传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通知”），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前一
段时间济宁地区镇压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罪行，矛头直指地委主要负责人。
 
听讲演的群众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这时，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说：“你
们学生不好好在大学里搞自己的运动，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城区几个学校的保守组织也得到通知
，立即赶来，再加上这几个人的煽动和蒙蔽，在街上游荡的保皇派红卫兵也闻讯围了上来。一时间
，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遭到了围攻和谩骂，说什么：“济宁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你们插手！”“你
们来捣乱，赶快滚回去！”“济宁市的干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济宁地委是红地委！”
等等。
 
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除在太白楼前广场遭到围攻外，最严重的是在济宁一中。原来，他们来到济宁
后进行分散活动，分别到济宁一中、济宁二中、济宁技校、济宁供销学校进行串联。由于济宁一中
保守势力厉害，是济宁市委书记D亲自抓的点，一直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次曲师院的革命造
反派一来到就受到了围攻、谩骂、推推打打，说他们是“反革命宣传”，是“反革命分子”，威胁
要让公安部门逮捕他们。
 
在这些被围攻中，充分显示了革命造反派的风采，展现了革命造反派初登政治舞台的雄风。一是不
怕。毫无畏惧地面对几十数百受蒙蔽的保守派组织的群众，镇定自如地进行讲演、宣传，有理有据
，讲到精彩处，听众也激动起来，跟着高呼口号，支持革命、造反。二是有勇有谋。面对即将酿成
的武斗，造反派首先揭露这是党内走资派捣的鬼，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并利用“16条”，中央领导
人的讲话，北京市革命造反的大好形势，进行启发教育保守组织的学生和群众觉悟。三是团结。曲
师院的革命造反派与济宁城区的革命造反派是心连心的。一听到曲师院的同志受围攻，大家都不约
而同地站出来，并肩战斗。同时对那些观望、不太理解的群众耐心进行宣传，团结他们一块起来造
反。四是通过“8.26”事件大造革命舆论，连夜印发《十万火急》，揭露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新的
罪行，向全省散发，取得了各地造反派的有力声援。并号召外地串联的革命造反派共同揭开济宁地
委的黑盖子，攻开济宁市委这个顽固堡垒，捅开济宁一中这个保守派的黑窝，使坏事变为好事。
 
事实证明，革命造反派胜利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济宁地区，济宁市的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新气
象，济宁一中变成了革命造反派的一个大本营。
 
充分展示革命造反派才华的是革命宣传、革命批判。1966年10月，天气已经变冷。但革命造反派不
畏风寒，斗志昂扬地纷纷下工厂，到农村，到各县各公社去宣传去鼓动，印制了大量传单，召开了
许许多多的动员会，发动工人、贫下中农一次又一次地向走资派斗争，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
，使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遍布城乡工厂机关单位。各地各单位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委，党政一把手
受冲击最厉害。
 
在农村批判他们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发展集体经济，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路线
不清，学大寨不真抓实干，摆花架子，弄虚作假，在生活上搞特殊多吃多占，在生产上搞官僚主义
不参加生产劳动，等等；在工厂批判他们不相信和依靠工人阶级，搞专家治厂，技术挂帅，不突出
政治，不进行思想教育，只搞“管、卡、压”，不关心工人的生活，用生产压革命，等等；在学校
，由于运动开展得早，揭露的问题比较多，因而大批判的火力更猛，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劲头
更大。问题集中在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学生的问题，在学校是以谁为主体的问题。是搞“封、资、修
”的教育，宣扬“德育第一”、“学而优则仕”、“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是用无产
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师
道尊严”，“打骂、体罚学生”，让学生一切从属于教师，还是以学生为主体，学校的一切工作应
围绕学生的“受教育、长知识、长身体”；是视学生为敌人，把考试作为对付学生的手段，还是师
生应该互相关心、相互团结，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分分，学生的命根”，片面追求升学率
，还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培养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教材上，是脱离实
际，从书本到黑板再到书本，还是紧密联系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搞科学实验，“学工学农学军，批
判资产阶级”，学以致用。
 
济宁一中是革命造反派搞大批判比较好的单位。他们发挥中学教师、学生能写会画的特长，整个校
院都布满了大批判的长廊，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学校党内走资派，把工
作组，把济宁市委，揭批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所以1966年11月到12月，到济宁一中参观大字报
，学习大批判经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络绎不绝，影响很大。
 
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建立得比较晚，大多是些工作人员，也有些小干部参加。他们对当权的
内幕知道得多，又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所以揭发批判就深刻有力。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两
条路线斗争，从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的种种表现，从指导工作的失误到思想根源，从工作作风到生
活作风，问题越揭越多，上纲上线的调门也愈高。只是时间短，还不够深透，有些问题也有待落实
。
 
济宁地委常委A和地委副书记C，由于是地委领导层，首先要接受群众的炮轰，接受批判。他们的检
查是认真的，深刻的。他们说：“我们写检查，是接受一次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过去迷惑不解的
，现在得到了答案；过去跟着干的，现在认清了方向，明白哪些符合毛泽东思想，哪些不符合；过
去对错误的东西反对不力的现在腰杆硬了。”他们不光自己上纲上线挖思想根源，还表示一定今后
也要有造反精神，对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和事，敢于造它们的反。同时，他们两个联名写出揭
发地委书记B的批判材料，共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B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和平麻痹思想，幻想国共合作后天下太平，致使他所
领导的地区，地主武装活动猖獗，还乡团的报复严重，革命干群损失惨烈。第二个问题是，为了把
自己定的干部级别高些，曾闹过情绪，受到上级主管领导的口头批评。第三个问题是农业合作社时
期，B对成立高级农业社不积极，老是强调困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第四个问题是大跃进中刮
“共产风”、“浮夸风”，给当地造成了极大损失。第五个问题是62年济宁地区在鱼台县搞稻田改
革时，向农技人员泼冷水，该拨的款不及时拨，该调的人不肯调。第六个问题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因和一个年轻女干部怀了孕，不得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造成严重影响。第七个问题是散布对搞政
治运动的不满情绪。第八个问题是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办的好的不表扬支持，对多分自留地、集体经
济涣散、个人发家致富的生产队反而给鼓励，他所包的生产大队就是个典型例子。第九个问题是公
开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第十个问题是积极执行刘邓路线，派出工作组，镇压济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
 
可以说，在革命大批判上，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与革命干部一起，做了大量工作。
 
在对待档案材料上，革命造反派与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进行了另一番较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工作组期间，曾经整了大量的群众材料。这些材料，中央曾明令销毁。但
济宁地区在地委书记B的影响下，拒不执行，说什么：“这不是黑材料，是敌情材料，是机密，任
何人都不能动。”
 
这下激火了革命造反派。大家纷纷串联，不停的向本单位要求销毁黑材料。对当权派进行批斗时要
求他们承认这是黑材料，也费了很大劲。大部分当权派一开始不承认这是黑材料，经过革命造反派
摆事实讲道理，七斗八斗，认识到不论什么情况整群众是不对的，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及其他
破坏活动和罪行，都要本着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更不能整材料，放在挡
案里，让本人带一辈子，何况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因反对资反路线、反对工作组而被整的材料，那
更是地地道道的黑材料。于是大多数单位当众销毁了黑材料，只有个别单位的走资派虽然口头上承
认整群众的材料不对，但又推三阻四，拒不交出，准备秋后算帐。于是由这些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
织派出代表，当众公开强行打开档案室，把正当档案与黑材料分开，只取出黑材料销毁。这本是革
命行动，走资派却煽动说“造反派砸档案室了”；是“现行反革命”，等等。好在这时大部分群众
的觉悟都提高了，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也不灵了，“档案风波”才没掀起大浪。
 
1966年11月底，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已控制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党内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靠边站。
 
12月中旬，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了大造声势，显示革命造反派的威风，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批臭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各造反派组织主动联络，成立指挥部，决定召开
一个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地点在济宁城区西关体育场。
 
开会那天，临大街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口号，象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彻底肃清刘邓反
动路线的流毒！”
 
“打倒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打倒济宁市委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砸烂×××
的狗头！”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等。从清晨7点半，
四面八方的群众队伍开始入场。每支队伍都举着标语牌，打着红旗，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红皮的《毛
主席语录》，喊着口号，唱着歌，整整齐齐地进入会场。开会之前，各队伍诵读毛主席语录的朗朗
声，“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有理”的嘹亮歌声，还有各队伍热烈友好的拉歌的号子声，此起
彼伏，象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十点正，批斗大会开始。头顶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颈上挂着牌子的被批斗对象，在红卫兵的押解下
，一个跟着一个被带到主席台前沿，一共有20多人。纸帽和牌子上分别写着：“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黑帮分子×××”，“刘邓的孝子贤孙×××
”，“大流氓×××”，等等。被批斗对象带入会场的瞬间，群众的海洋沸腾了，口号声震天动地
，“打倒×××”的呐喊，象枪膛里射出的颗颗子弹。这些昔日只知当官做老爷，对群众发号施令
，高高在上的当权派真的威风扫地，他们会记住这一刻：或者彻底认识自己，认识无产阶级革命，
或者把仇恨埋在心底，咬牙切齿地发誓进行报复。无论如何，现在，红旗飘扬的十多万人的会场，
象地浆迸发出来一样，火热地滚动着，愤怒地咆哮着。
 
事先准备好的发言人，依次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进行揭发批判。有的声音都已沙哑，还不肯结
束自己的发言；虽是严冬季节，有的发言人已汗流满面，把帽子抓在手中，头上冒着热气，象个大
蒸笼。被批斗的人一开始都站着，后来批到某一个人，情绪激烈，强令其跪下，抓着他的头，让他
低头认罪。民愤较大的有两类人：一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关禁闭，甚至逮到
监狱去；二是利用领导身份，欺压群众，乱搞男女关系，影响恶劣。对于执行刘邓路线，有资本主
义复辟活动的当权派，大都作了理性的分析批判，上纲上线，触及他们的思想灵魂。
 
十二点钟大会结束。人们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情绪仍处在昂奋之中，并且井井有序地离开会场进
行游行。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大娘说：“有十几年没参加这样的会了！那次是斗恶霸地主，这次是
斗走资派。”另一位男子接口说：“这可不能相提并论，恶霸地主是阶级敌人，走资派是共产党的
领导人。”一位红卫兵头头模样的大声说：“党内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新中国拉回到解放
前，也是阶级斗争。”男子不服气地小声说：“批判是这样批判，可是这些党的领导人（指走资派
）不是也口口声声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这边的争论随着游行的队伍远去了，那边议论的人流又
涌了过来。一个人说：“这些干部整天做官当老爷，不接近群众，今天挨斗，可没威风了，真是活
该！”一位年龄大的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原先多好，再大的官也和群众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
穿的吃的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现在个别的真是变了，搞特殊了。”走在后面的五十多岁的斯文人说
：“这也难怪。拼命流血打江山，还不就是为了坐江山，过好生活，他们都是些功臣啊！”这一说
，招来一片反对声：“毛主席不是比他们的功劳大？一家子死了六七个，他老人家为什么一点也不
搞特殊，保持和群众心连心！”“共产党搞革命难道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特权，为了高人一等
？那叫什么共产党，还不和农民起义一个样？”斯文人仍不认输：“到什么时候当官的也不能和老
百姓一样。”有人接着反驳：“不一样是指分工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消灭剥削压迫，消
灭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没完没了的争论在游行队伍中继续进行着。
 
地委常委A因为不是地委主要负责人，又一直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所以只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执行者，站在机关造反派队伍的后边，也参加了这次批斗大会。会后，他的感受颇为深刻。首先，
他对群众的力量，群众的能力，感到由衷地佩服。你看，十多万人的大会，没有公安的站岗，没有
地区主要负责人的权威，居然组织得那么好，革命造反派真了不起！其次，过去总认为，没有从中
央到地方的一级级领导，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看来，只要有毛主席的一声号令，全国人民都听
毛主席的，什么大事都能办得成。一层层领导，如果不听毛主席的，不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
以为是，搞独立王国，反而成为群众的绊脚石，革命前进的销蚀剂，往往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引向
邪路。解放后十几年的历史，不论是合作社运动、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四清”
运动，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方面，他通过这次批斗大会，联想1959年以来的党内斗争，更
感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英明伟大。最后，他仍存在不少遗憾：革命造反派太喜欢大轰大嗡，
缺乏静下来做些细致踏实的工作，如对被批斗干部的分化瓦解，应抓主要矛盾抓本质问题，应多重
视思想路线方面的批判，少做或不做触及皮肉的事。还有，革命造反派应该尽快统一起来，不要老
是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等等。
 
确实，开了这么成功的批斗大会，几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得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初登政治
舞台的喜悦之中，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几个比较肤浅的人还陶醉在表演被批斗者的各种丑态的快感
里，几个比较持重的人在分析那些人的批判有力量，几个主要头头各自夸耀自己组织来的人数多，
气势大，批判的严厉，有革命造反的脾气，等等。而对于今后怎么办？大家似乎都考虑的很少，似
乎都被动地等待着北京的风暴，省城的风暴，外地的风暴，来注入继续前进的动力。
 
六. 红卫兵的渊源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济宁地区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整整比北京晚了两个月，它是
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壮大起来的。起初是官办红卫兵，是各单位当权派批判所谓黑帮
的御用的工具，根本无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官办红卫兵分裂了，一些
革命造反派冲杀出来，如济宁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济宁二中“抗大战校红卫兵”等，最后
成立了“鲁南红卫兵联络站”，才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派的的中坚力量。这与北
京的红卫兵运动有些不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和迫害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
个中学生自发地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
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以及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也相继自发地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
织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
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1966年6月，刘邓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北京市这些红卫兵组织被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认为是：“搞
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大部分红卫兵被批斗，成了“小
反革命”，“小野心家”，“捣乱分子”，破坏秩序的“游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冲破重重压迫，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
“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
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的扭捏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
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的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
，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性”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
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
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
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
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
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朵中，你
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
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
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
，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刘邓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各校红卫兵组织均定为“
反革命集团”，强令解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刘邓工作组的白色恐怖中于
七月四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的革命造反的雄心壮志！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刘、邓工作组从六月到七月的五十多天里，一方面天天忙着集训各个学校的
老师，让每个教师都要写检查交代问题，象刘少奇、邓小平在“四清”中对待“公社、大队、小队
”三级干部一样。另一方面就是对付红卫兵，打击红卫兵组织，迫害红卫兵小将。
 
毛主席知道了这些情况，立即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北京各校支持红卫
兵的革命行为。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热烈欢呼
：“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是红卫兵值得纪念的日子，伟大统帅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写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
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
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对彭小蒙
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演说，表示热
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
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
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
之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造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
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
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北京各校红卫兵争相阅读这封字字千钧的信，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人高兴得欢呼跳跃，彻夜不
眠。从此，红卫兵，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从秘密走向公开，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急先锋。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这天，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的天安门广场，
北面城楼上下，完全披上了只有国庆大典才有的节日盛装。近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云集在那面积
四十五万平方米的巨大广场上和东西长安街头，不停地欢呼歌唱，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红卫兵的英明统帅毛主席伟岸的身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满脸慈祥地向红卫兵招手，无比亲切地向
红卫兵问好，平易近人地和红卫兵代表握手，非常满意地让红卫兵代表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这一
切，都将载入红卫兵运动的史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随后，1966 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26日，
先后共八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一次次幸福的接见，极大的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造
反精神。济宁地区的红卫兵和全国的红卫兵一样，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大破四旧、大立
四新”的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冲破被全国各地走资派把持的独立王国的革命大串联，蓬蓬勃
勃地发展起来了。总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红卫兵这个急先锋的冲锋陷阵，出现了
大好形势。毛主席高兴地夸赞说：“有许多问题，我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都解
决了。”
 
然而，红卫兵也被刘、邓等人利用。和历次运动一样，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先是反对和镇压群众运
动，当反对和镇压不成时就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水摸鱼。1958年的大跃进是这样
，1964年的“四清”运动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是这样。在这些方面，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
派是亦步亦趋，济宁地区的红卫兵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
 
邓小平曾十分露骨地对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说：对待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混战一场”。
刘少奇也多次讲：“他们是红卫兵，你们高干子弟也是红卫兵，都是群众嘛，看中央文革会不会挑
动群众斗群众。”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组织已经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情况下，北航附中的一些干部子弟也成立了红
卫兵组织，并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还向北京各校散发。
 
8月1日，中央文革负责人指出这样宣传是错误的，并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
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是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由于背后有人支持，根本不理中央文革的茬，仍然拼命宣传自己的口号
，扩大他们的红卫兵队伍，并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12月5日，以部分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简称“联动”。
“联动”是红卫兵运动中的渣滓，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它反对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反对批判工作组，对批判他们老子的革命群众恨之入骨；它残酷地摧残广大人民群众，专门搞
“打、砸、抢、抓、抄”，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徒和流氓阿飞；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自来红，是贵
族阶级，连公安部（已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都不放在眼里，多次进行冲、砸、抢。
 
“联动”1967年1月1日公布的通告更加露骨，在它的今后任务中，说：“坚决、彻底、全面、干净
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指毛主席、林彪——作者注），几个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它的组织路线中规定：“⑴.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⑵.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到公社）干部子弟组成；⑶.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
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并号召：“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这个红卫兵运动中的败类理应受到镇压。但镇压之后，刘少奇马上找毛
主席，说：“我至今还没有认识到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为什么要犯错误了。”毛主席耐
心地说：“这不好，很不好。（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你是作了检查的，现在你又想在原来
的基础上搞倒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你在检查中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你绝不在任何人
面前搞两面派，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你是搞了两面派的。”刘少奇狡辩说：“你口口声声说我犯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可以为五十多天的错误负责。但你也知道，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我
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以后的许多同志又同样在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在各地，挑动
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我想知道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负呢？”毛主席反问一句：
“你说呢？”刘少奇没敢说：“是毛泽东”，而转弯抹角地说：“是中央文革！”“中央决定不是
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吗？但这一段公安部却抓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毛主席说：“原来你是为‘联动’鸣冤叫屈来了。不错，这个由部分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学生组织，
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和策动下，正在炮打中央文革和林彪同志，还有
我。他们很拥护你呢。这些受蒙蔽的小将们并不了解中央的内情，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公安部。
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快会觉醒过来，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划清界限而反戈一击的。”刘少奇的脸上
冒出了汗，真是弄巧成拙，后悔不迭，但并不服气，暗暗地说：“时间会检验我是正确的。”
 
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虽然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等人的权势和能量，但也在权力影
响的范围内组织起与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对抗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为济宁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反复埋下了祸根。
 
 
七、B、D跟着刘、邓走
 
以济宁地委书记B和济宁市委书记D为代表的济宁地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所以
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感、抵制、直至反对和破坏，不是孤立的，而是
来源于中共上层。
 
这个中共上层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利用职务之便，他们已网络了一批自己的人，到了1956年中
共“八大”，羽翼已基本丰满。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他们感到根基还不太牢固，又认为彭德怀等人不好驾驭，所以对彭德
怀过早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持反对态度，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开展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但从思
想上，从路线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从1959年起，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他们感到可以与毛主席抗衡了：党内有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左右
全局，党外有国家主席的头衔名正言顺。北京，这块天子脚下，有彭真镇守；公安系统，罗瑞卿是
自己的心腹爱将，并且还掌管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大印；宣传、文教更是铁杆御林军，因为搞资本主
义一套，他们是沆瀣一气、心领神会。唯一缺憾是军队中的林彪，不听他们的使唤，反而跟毛很紧
。
 
首先，刘少奇、邓小平选准攻击毛主席路线的缺口，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他们曾是制造困难
的罪魁祸首。虽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栽赃陷害欲治毛主席罪的目的没能达到，但这个缺口仍是最好
的攻击点。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多
次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名，向毛主席发起了进攻。他们显然受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鼓
舞，只不过实际运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在中国扳倒毛泽东决非易事。刘少奇的讲话已比较露
骨。他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认为“
彭德怀的纲领中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向中央反映情况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
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彭德怀的错误，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八万多
字的翻案材料开了绿灯。这也是吴晗写《海瑞罢官》的背景，更何况吴晗是邓小平的亲密牌友，这
些信息，吴晗早已心领神会。所以，文革一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吴晗，刘少奇、邓小平神经马
上紧张起来，利用彭真在前台，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丑剧。
 
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除了利用会议向毛主席发难，还用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与毛
主席著作分庭抗礼。“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流言就是这个时期广泛传播的。刘少奇
为了达到削弱直至推翻毛主席的目的，在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专门加了这么一段话：“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
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
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
‘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
置上，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
党员。”
 
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作为济宁地区党员的必读课本，其要求之高，甚至超过毛主席的
著作，这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迎接刘少奇时代吧。
 
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62年的表演，特别是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错误作法，毛主席曾亲自和刘
少奇谈话：“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这种右倾作法，广大工人和
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地富反坏高兴
，帝修反高兴！”
 
但刘少奇是嗤之以鼻，认为毛的观点是僵硬的、教条的、过时的。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经过
合法的手段被全国人大和党代表赋予的，他要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即可。他认为自己没有什
么不当的地方，倒是毛象个太上皇，碍手碍脚的。他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批评放在心上
，尽管表面上表现的谦虚和尊重，那不过玩耍权术而已，“由我取代你，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暗
暗得意。所以，那段时间是他最惬意的时候，精神饱满，体重增加。
 
毛主席与他政治对手的较量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其方法就是狠抓阶级斗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大搞群众运动。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反复讲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
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刘少奇、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特别反感。邓小平经常夸耀说：“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
刘少奇则对薄一波说：“老的不行嘛！……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
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他的徒弟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把他的座位让
给了蒋介石。”
 
到1964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看到用右的一套无法让毛主席让位下台，就采取了“形左实右”的
一套。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已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批评——引者注），总结的不全面，但还有
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
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这年9月10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把形势估计的更加严重，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
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
、更加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完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
党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到了10月，刘少奇又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导
》，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
须进行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他主持下达的这些文件，在济宁地区贯彻得非常积极。
 
其实，刘少奇等人所说的敌人，并不是专指阶级敌人，而是工作队和上级党委看不惯，不听话，不
能领导社员个人发家致富的基层干部。这些干部大部分出身好，革命性强，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
只是文化水平低，有的作风简单粗暴等。刘少奇等人要求夺权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泛滥，社会
主义新生力量受打击的地方，而是只凭工作队的印象，根本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甚
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抵制刘、邓“三自一包”的好领导当成夺权对象。济宁地区曲阜陈庄大
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毛主席发现问题后，把刘少奇约到家里，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
呀，右起来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
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实右’。”
 
刘少奇对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导，认为只是毛的个人意见，他马上摆出党中央的身份顶回去，“许
多问题是中央会议上定的，纠正也应在会议上纠正，我有错误我检讨好了。”
 
刘少奇、邓小平真的利用中央会议来压毛主席。1964年12月，也就是毛主席找刘少奇谈话不久，中
共中央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商量，由邓小平对毛主席说：
“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主席气愤地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
刘少奇主持，根本没安排毛主席讲话。当刘少奇讲到“敌人比我们还高明，我们斗他不赢，我是国
家主席，带着武器蹲点时他们还赶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革命。”毛主席实在
听不下去，不得不插话进行反驳：“关键是看效果，不在于赶不赶。你不去斗走资派，群众当然不
满意。现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刘少奇冷笑了：“我看是各种矛盾
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
矛盾为好。专提整走资派，影响不好！”毛主席火了：“你的这些提法，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反科学的。”然后拂袖而去。
 
第二天，毛主席老早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
、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有参加会
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
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
。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看到会场上大多数人都用愤怒的目光扫向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二人害怕了，感到还没有足够的力
量与毛泽东公开较量。于是会后向毛主席认错，甚至检讨的声泪俱下，一付万分虔诚的样子。毛主
席原谅了他们。
 
但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搏一搏，斗一斗。这就到了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
彭真等人先是不发表毛主席支持和亲自参与修改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
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二月汇报提纲》，压制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批判黑帮、开展意识形态领
域阶级斗争的广大革命群众，最后又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野心
家”，“右派”，实行反革命恐怖。当然，这一切都是垂死挣扎，是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以B、D为首的济宁地区参与抵制、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党内走资派，有紧跟刘、邓的一面，也有
不全部了解刘、邓的狼子野心的一面，不少人是个认识的问题，理解的问题。但为什么理解和认识
总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一致，并在以后的运动反复中一而再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就
需要查查思想根源，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改造世界观，真正进行一场触及个人思想
灵魂的大革命。
 
从表面看，刘、邓的路线很能迷惑人。你看，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共产党搞革
命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吗？你看，强调纪律、秩序，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有什么不对，这
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各级干部的威信吗？
 
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是不难戳穿的。
 
“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一个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是立足于自
力更生，争取外援而又不依赖外援，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发展公有制生产，走
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铺张浪费，只顾眼前利益，破坏自然环境，污染人们生活的空间，甚至丧失国
格、人格来换取外援，鼓励发展私有制经济，向资本主义靠拢，用复辟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殊不
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直是提倡“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以此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剥削压
榨广大劳动人民，获取更大的利益。社会主义，共产党，绝不能单独提“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而应该提“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同步发展，并以政治来挂帅。
 
“提高人民生活”，是普遍地提高，搞共同富裕，用共产主义思想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是单提物质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所谓能人先富起来，造成两
极分化，剥削有理，腐败有理，用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来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
 
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求稳定和安逸的，是希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建设
自己的小天地，并期盼得到提拔升迁，官越大越好，对官员的照顾、各种优厚条件越多越好。刘少
奇、邓小平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些干部的心理，制定政策，施加小恩小惠，让他们拥护自己的路线。
再一点，在济宁地区这些中下层干部中，认为毛主席也好，刘（少奇）主席也好，都是共产党，谁
领导不一样呢？彭德怀也是大元帅，立过赫赫战功，他耿直、肯说真话，敢于顶撞毛主席，有什么
不好？他也是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该歌颂就歌颂，该翻案就翻案嘛！这些短视，庸俗，
迟钝，缺少马列主义的东西，迷住了他们的眼睛。
 
总之，以B、D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对刘、邓路线亦步亦趋
，北京有《海瑞罢官》，济宁地区也演了不少坏戏、黑戏；北京派工作组，他们也积极响应；北京
有红卫兵“联动”，济宁地区也有各种名目的保守组织。凡是刘、邓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号召
，都得到他们的积极行动。在维护共产党干部既得利益方面，他们已经完全站在刘、邓路线一边。
 
八、混战一场的阴谋
 
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是从什么时候学会“混战一场”的？似乎难以说得清。也许听到了邓小平在天
安门城楼上面授王任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锦囊妙计，也许是从彭真的《二月提纲》中学来，当然，
还可以追根求源到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四清”路线。这一切的潜移默化，使济
宁地区以B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对“混战一场”的阴谋心领神会，运用得得心应手。
 
他们“混战一场”的手段，在1966年实施过程中有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姚文元发表《评新
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感到不投气味，于是按兵不动；第二阶段是彭真的《二月提纲》出笼
，他们如获至宝，特别对“加强领导”，“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即“搞纯学术问题”，以及对革命群众进行“整风”，等等，感到欢欣鼓舞，立即责令各单位党委
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把矛头对准那些所谓的“权威”，在学校里则开始了“整老师”的
高潮；第三阶段是“5.16”通知下达后，他们感到有些手忙脚乱。有些群众，有些师生，开始秘密
串联，到处议论他们“整群众”“束缚群众手脚”的做法不符合中央精神，甚至贴出大字报，反对
本单位党组织领导。这时，他们让各单位党委注意哪些人跳的高，查查这些人的背景。第四阶段是
刘、邓工作组的兴盛时期，也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干的最欢实的时期。这时他们认为“混战”策
略将要大功告成。抓群众，批群众，斗群众，甚至关押、逮捕群众，把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第五阶
段是“十六条”的发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联等。这下把他们的部署全打乱了，把他
们精心设计的堤防彻底摧垮，于是他们不得不进行“混战一场”的另一套方案：自己不出面，而暗
地里操纵、指挥、影响一些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这就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
第六阶段。
 
第一阶段的所谓按兵不动，是对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批《海瑞罢官》”，“批罢官的要害”，“
批为彭德怀翻案”的号召按兵不动。而为了做做样子，也组织各单位读读报纸，学习一些无关痛痒
的文章，并一再告戒党员和群众：“现在是搞文化运动，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我们当前的主要工
作无关，当前的中心任务还是抓好生产，让他们文人闹去吧。”这只是表面的官话，是愚弄群众的
。其实，以B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自从读了姚文元的文章，特别是1965年11月29日《解放
军报》火药味很浓的编者按语，并且从北京也传来一些消息，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啦，“《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啦，预感到党内将有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对党内斗争是很
反感的，虽然不是公开的、明确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多
抓生产少搞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一级领导一级，一切要保持井井有序”，“做个地方干部只
要听上级教导，贯彻上级指示，四平八稳占好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很感兴趣，认为这才是好的中
央领导。“千万别无事生非”，“我们打天下不容易，现在该安安稳稳坐天下了”，“我们为人民
做点好事，人民感谢我们，这有多好，放着好日子不过斗什么”，“革命半辈子，也该经营经营自
己的安乐窝了”，这是他们的心声，也是他们之间的口头禅。所以，第一阶段的“按兵不动”是以
后“混战一场”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公开地、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文革大混战。自从有了以中共中央名
义下达的彭真的“二月提纲”这支尚方宝剑，他们不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冷淡，开始了上挂下联，
利用革命群众的热情，炮制了批判《孙安动本》的闹剧。
 
《孙安动本》是一出鲁南地方柳子戏，编剧杨汉青，原是基层单位调到济宁地区文化部门搞一般的
编写工作，既无政治背景，又不是任何层次的领导。他只是根据民间传说，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和地方戏剧形式，写了这么一个剧本。剧情是明朝一个地方官孙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由于阻
力大，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面前才取得胜利。这与《海瑞罢官》的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风马
牛不相及。
 
《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文艺界的著名人物，经常出入中共上层领导人家中，与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亲密的牌友，与刘少奇等人经常见面，跟彭真更是莫逆之交。
 
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搞两面派，大会上狠批彭德怀等人，私下里又通过胡乔木（毛主席的
秘书）向毛主席传话，为彭德怀等人说情。到了1960年之后，刘少奇又让人转告彭德怀：“有意见
可以写嘛！”鼓励彭德怀翻案，于是彭德怀写了八万多字的意见书，并多次给刘少奇写信，让中央
抓紧解决他的问题。刘少奇让彭德怀先耐心等待，告诉他：“现在需要先造造舆论，跟中央有关领
导统一下意见，然后在中央会议上通过平反问题”。
 
刘少奇这些活动从来是和邓小平、彭真等人一块商量的，并由他们向外传播，所以吴晗写《新编历
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有思想背景，又有组织背景。至于彭真等人装模作样的大
叫“吴晗与彭德怀并不认识”，“经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直接联系”，“吴晗写《海瑞罢官》决
不是为彭德怀翻案”，等等，真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还需要说明的，根据最新材料更加证明，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欲治毛泽东的罪，让
毛泽东下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只不过抓住1958年下半年出现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而已。早在庐山
会议前，彭德怀率团去东欧、苏联访问，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国防部长等利用宴会
和接见，多次当着彭德怀的面，侮辱毛主席，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彭德怀内心赞同，表面上
一言不发，反而在告别宴会上莫名其妙地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其实，苏修叛徒集团早就视毛泽东为眼中钉，把中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当作统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
绊脚石，在吴冷西写的《十年论战》及陈毅195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都披露过苏修集团准备在中国
党内找代理人，通过政变把毛主席搞下去。所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绝不是孤立的，他想请
苏联出兵把他扶上台也是梦寐已久的。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他就赤裸裸地向同车的政治局委员说
：“大跃进的缺点，我作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出兵。”连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也揭发彭
德怀：“对毛主席不服气，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还利用了关向应（关向
应与彭德怀长期共事，很了解彭德怀）临死前的话：“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
死的人了。”来说明彭德怀有个人野心。
 
所以，彭德怀绝不是什么“正直”，“敢于抗上”，“替民伸冤”的海瑞式的清官。利用《海瑞罢
官》为彭德怀翻案，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需要。这样一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
大毒草（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济宁地区一个非常普通的编剧杨汉清的民间戏《
孙安动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但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为了“混战一场”的政治目的，竟然
大动干戈，召开大会，发出指示，蒙蔽群众，大批特批，说《孙安动本》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
大毒草，把杨汉清打成济宁地区的牛鬼蛇神，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其进行人身折磨，关进牛棚，
发配劳改，等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Ｂ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在这一阶段“混战一场”的另一件杰作，是批判一些有这样那样问
题的一般干部，次要干部。其中以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为代表，简称“孙孔王”。
 
这些干部不是没有问题，而问题是非主流非本质的，不是路线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干部绝大多数
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集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反对“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反对“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对官僚特权政治，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以
地委书记Ｂ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恰恰在以上方面存在问题，犯了路线错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成
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党内走资派干部整
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的问题，济宁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惨烈。好多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特别是
“孙孔王”，饱受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挑动和蒙蔽的群众）的百般折磨，纷纷勇敢地站在革命造反
派一边，与革命造反派同风雨，共患难。他们的更为悲惨之处，每当党内走资派需要整革命造反派
，或者分化革命造反派时，他们都成了替罪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的政治处境就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狼狈，除了经济上一般有固定工资收入之外，其他的与广大劳苦群众已无区别。那些提升的
，掌权的，暴富的，飞黄腾达的，已全部成了走资派，或者投身于走资派门下的变节分子。
 
以上“混战一场”的阶段还只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站在幕前，指手画脚，声东击西，直接指挥混
战，群众或做观众，或当炮灰，但决没有不同声音公开发表，一句话，是党内走资派在运动群众。
真正成为群众运动是从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通知的发表。这里把“五·一六”通知摘录几段：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
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
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
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
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
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