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中国 西方的圣诞节就要到了，中国的毛泽东的生日也要到了。二十五，二十六，若减去时差 ，两者有很大的重叠。当然，这纯属巧合，我是无神论者。不过这节日倒确实在客观上每年 对我起到了提示的效果。 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五年里，毛泽东思想在艰难中发展和丰富起来，毛泽东的形象在现 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我们已经懂得珍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已经知道 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中国！毛泽东思想是有生命力 的，当然它还会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的发展。人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 现正处于危机之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人类追求毛泽东所一生追求 的那样一个无限光明美妙的没有阶级压迫的历史的脉动是不会停歇的。相信未来的实践还将 证实毛泽东的思想为革命共产主义的再生开辟了一个光明的契机。中国人民要站起来，中华 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思想是实现这种愿望和决心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是属于中国的。他和他的同道者们领导人民使中国摆脱了一百多年来倍受帝国主 义侵略、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危局，重新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 毛泽东是属于人民的。他和他的同道者们领导人民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反动思想、制度 对人民的束缚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官僚买办剥削集团对人民的压迫，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 命运的主人。 毛泽东是属于世界的。他和他的同道者们领导人民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开创了民族解 放、人民解放的道路，进而在朝鲜、在越南击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 的人民的恣意侵略，为几百年来一直受到新老殖民主义侵略的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昭示了方 向、信心和力量，为五六十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和旧的殖民主义体 系的彻底破产提供了范例。 毛泽东是属于历史的。他和他的同道者们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设成为整 个时代的主旋律，为张扬社会正义、推动时代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这个时代成为历 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与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几乎一切最高统治者的 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毛泽东一生的奋斗都是为着人民的。尽管一面是灵魂的黑暗，但另一面 ，在毛泽东的光荣旗帜下，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团结了起来。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国的幸运， 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是 极其可悲的。长此下去，必将丧失自己的自信、尊严和生存空间。历史将证明，毛泽东思想 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融合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为了实践、发展自己的理论，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活 动。是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以大为提高。如果没有毛泽东，现实的中国必定 赶不上印度和阿拉伯世界（那里的人民有着自己的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多数极端自私，是社 会的蛀虫。这些人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可以点燃别人的房子。蛀虫组成的社会必定是极 端虚弱的，当今的中国社会已接近这种社会的边缘。）。最大的可能是与非洲国家比翼齐飞 毛泽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在于他看到了并用实践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是毛泽东的理想太宏大了，他在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一切敌 人：日本人、国民党、美国人后，试图用他那光辉的示范形象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与 人民始终保持有血肉感情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可是，他失败了！他的这一失败，不仅仅 是他个人的失败，是中国文化的大失败！"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真是悲剧到了极 点。 思想家与政治家一般应当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毛泽东却是一个例外，既是一个伟大 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因为毛泽东是神，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了 这么一个，其他人有谁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呢？那么，神又是什么呢？其实，神也是人做的， 神就是人！毛主席说的，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人，这样的人就是神。什么叫做神？神是天才、是全才，神没有理 论，说出的话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包含着甚深的理论，就象《老三篇》，语言极其浅显，可 是里面包含着的却是任何一部百科全书也不及的思想，中国能够真正读懂老三篇的不多。再 例如《论持久战》。。。。。。 毛泽东是怎样的神？困难时期，毛泽东和他的家人可以和全国人民一起饿肚子，抗美援 朝时期，毛泽东派他的儿子上前线血洒高丽，而不是让他的儿子当一高官，毛泽东一家为中 国革命献出了八位亲人。这就已经证明了毛泽东是神不是人。当然，神也会犯错误，毛泽东 的思想也免不了"退化"，毛泽东会也受到了权力的诱惑和腐蚀，如果说大炼钢铁，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可是就连毛泽东犯的错误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为毛泽东是神。试问 ：有谁胆敢犯毛泽东那样的错误呢？一个伟人不可能没有伟大而坚定的理想，毛主席如果有 错，可能只错在理想太坚定了。在另一方面，神是不可企及的，学也学不来的，毛泽东出口 吟出的诗词，那都是大境界的，随心所欲，放旷不拘，起码也是个原创的。而对于人来说， 最好还是应当有人的自知之明，不要去冒充什么神，本本份份地做人才对，模仿神永远也成 不了神，如果是平庸的凡人冒充神威来主政，恐怕就不如西方的那种政治体制了，不过我们 中国人在内心里总还是习惯于寄希望有个神，我们多么希望真神下凡啊。摩西在带领犹太人 艰难跋涉的漫漫 长途中，也有失误和悲剧，但他毕竟把犹太人带到了新的家园。如果一个 犹太人只把目光聚焦在摩西的失误和悲剧上，那他就不配作一个犹太人。长征中，红军损失 了十分之九，可谓代价大到了极点，但没有一个人有理由说不该长征，而是坐以待毙，或干 脆投降。毛泽东及其无数的民族英雄们将中华民族带出了最危险、最坎坷、最屈辱的茫茫沙 漠，迈出了民族复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才可能有中华民族腾飞的第二步、认识不到这一 点 ，那他就不配作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在沙漠中跋涉的人都会赞美绿洲，每一个赞美绿洲 的人都会崇敬掘井的人……。 毛泽东只有一个，但作为巨大的历史存在，爱也好，恨也好，赞美也好，诅咒也罢，总 之你是必须直面的，想绕都绕不过去的，你必须直面他的眼睛，正如今天他还在天安门正中 每天都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审视着神州和这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毛泽东只有一个，但毛泽东的化身却不只一个。1976年以前，是万岁系列的毛泽东，在 此之后，是妖魔化的毛泽东,理解毛泽东，一定要摆正立场。如果站在受剥削、受压迫的人 民的立场，就会理解毛泽东，拥护毛泽东；反之，则可能误解毛泽东，反对毛泽东，甚至与 毛泽东为敌。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早是从人民中间，掀起了第一轮怀念毛泽东热。10 年过去了，毛泽东热没有减温，而是越来越热了，于是，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士感到如坐 针毡，他们10余年系统的妖魔化毛泽东的艰苦努力几乎被一风吹了，这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 士迟早会死去，但毛泽东会常在人间，和他深爱和深爱他的人民在一起。 毛泽东会常在人间，因为毛泽东是劳动阶级的守护神，毛泽东是爱的化身。一位朋友说 过，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人倒下去，有人站起来，毛泽东之前的改朝换代，能够站起来的 总是少数人，毛泽东的改朝换代使大多数人站起来了，从而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毛泽东会常在人间，因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毛泽东是力量的化身。毛泽东不 屑于与秦皇汉武同列。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力量，推翻了压在中国劳动阶级和中华民 族身上的三座大山，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以这个世界听的懂的实力语言昭告世界：毛泽东 的中国是一个可以打败任何侵略者的伟大国家，能够孕育出毛泽东的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 。认真看一下他们那一辈子人走过的历史吧！那是人间的奇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毛泽东会常在人间，因为毛泽东不仅属于历史，毛泽东更属于未来。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人们会认识到，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文化 的浓缩与放大的结晶。 毛泽东会常在人间，因为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毛泽东将和他深爱的人民，深爱的民 族一起前行。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人，人民才会把他放在心中，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 我仿佛也亲眼看见毛泽东面色沉思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重复着的只有一句：“人民万 岁！人民万岁！！”他甚至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边角，探出身体，向着金水桥中的人群，向着 人民群众的游行队伍。向着全体中国人民，挥着帽子，向人民致以最真诚的回应：“人民万 岁！人民万岁！！”这是人民与他们衷心爱戴的领袖最深刻地、最热烈地、最真挚的交流。 他的动作滞后于他的呼唤，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代。响彻了广场，回荡在中华大地。历史 仿佛在此刻己经凝聚，我的心曾经如此地“醉”了。毛主席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一个人 之所以伟大，需要人民来认同，一个人的功绩当是由所处时代的最大多数来评价，当是由后 人对历史作最终的判定。但是更说明问题的是后人对那个时代的崇仰和在现实真实感受中所 做的客观选择。毛主席，己经穿透了他的时代，而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世界革命的史册。 他的思想的光辉将永远感召中华大地！“人民万岁！”正是在这个声音中震憾了旧世界，正 是在这个声音中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正是在这个声音中谱写了历史新篇章。正是在 这个声音中挥动着历史大手笔。这是伟大人物最伟大的胸襟，同时也是历史真谛的告白。没 有比这更能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史实。没有比这更清析而洗炼的历史名句：“人民万岁！” 一个发自伟大历史人物的肺腑之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我小的时候，非常佩服在崎岖山路上疾步行走的夜行人，尤其是在没有星星和月亮，远 处也没有灯火人家的漆黑的深夜里。你知道在小孩子的心目中这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呀 ！今天我也把我自己想象成那位在黑夜中疾步行走的夜行人，而给我足够胆量和勇气的人就 是毛泽东——我心中永远的明灯，漆黑长夜里伴我一生的明灯！ 我小的时候，又由于部队里长大的缘故，对打仗题材的影片情有独钟，尤其是50年代拍 的，小时候看不太懂，只会看热闹，长大了，读了历史了，终于明白了。看到动情处总是泪 流满面，不能自已。“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 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他们 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血迹，掩埋好同伴的躯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毛 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精神所演绎出的毛泽东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是伟大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一生是为受苦受难的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 他是大仁大爱的！他的精神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历史愈近，愈会‘失真’, 历史愈久远，愈会明澈清晰。那些因心胸狭隘而满怀仇恨的 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永远地消失的，我相信，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进，毛泽东，必将成 为中华历史上最可亲可敬最光辉最伟大的人！！！伟人就是伟人，毛泽东是神，也是人。历 史是不可以如果的，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神。今天的中国更需要毛泽东。我躺在阴沟里， 但仍仰望星空。 多少次我站在夜色沉沉的天安门广场，希望遇见那位慈祥的老人，可是，我又是多么害 怕他真的站在我面前，用我们熟悉的声音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因为，我知道他从来就没有 离开天安门广场，从来就一直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数次地路过毛主席纪念堂，我是多么想 亲眼看看朝思暮想的敬爱领袖，可是，数次地我都驻足门前，羞红着脸又掉头回去，我们怎 么有脸面对革命先辈、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二千万颗牺牲的头颅。如果见到毛主席，我 说什么？我向他老人家哭诉，我说时代变了，自己也没有办法。 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以美国反动政客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加紧了对人民政权的颠覆。 云愁风惨，西风萧瑟。1949年建国前夜，众多爱国志士聚在一起讨论修改《义勇军进行曲》 歌词的事情，毛主席认为，原歌词不必改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始终应该作为 我们耳边的警号。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多么的英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动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的中国万岁！ 人民万岁！ 这本是一个正义泯灭的时代， 这本是一个理智崩溃的时代。 在中国， 每个人都在作无序的奔波忙碌， 在温柔乡，在名利场作困兽斗。 在混沌里金钱是万能的上帝， 靠资本盘剥的人灯红酒绿， 靠敲骨吸髓的人衣冠楚楚。 有人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有人无奈，有人沉默。 于是有了豪门， 于是有了望族， 于是有了高官， 于是也就没有了公仆。 有了为他们而设的游戏规则。 这里复为冒险家天堂, 这里复为穷人的地狱。 富贵乡里有无数的穷人， 艰难地生活着， 承受了最大的苦痛， 背负了最多的辛酸， 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 摸索着，摸索着生存的路。 你见过他们赶菜场的最后一摊为去捡烂菜叶吗？ 你见过他们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不惜卖血吗？ 醉人的春风也许早已吹灭了理想的火焰。 青春变得浮躁， 难道就这样沉默， 难道就这样无奈？ 不， 从来沉默中蕴藏着火山般汹涌的怒吼 如果心中有火种，为什么不把它点燃？ 有一个勇士叫丹柯， 他掏出了自己的心，照亮别人前行。 有一个英雄格瓦拉， 他靠穷人的祝福、帮助而跋涉不停。 他们燃烧希望，为我们照亮正义的路标。 他们燃烧希望，用生命奏出壮绝的音符。 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悲苦。 我们应该明白这希望何在。 应该有这样的青年， 我们一起为了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 我们一起点燃心中的火种去迎接未来。 燃尽这虚假繁华背后的罪恶, 冲毁这权力资本筑就的牢笼。 前面有荆棘，我们燃尽它； 前面有冰川，我们融化它； 前面有仇恨与苦难，我们点着它，释放它！ 点燃心中的火种吧, 跟着毛泽东的赤旗, 我们同行！ 为着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 中国工农红军 . ------------------------------------------------------------------- 毛主席的一条批示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在《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 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 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 助学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 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 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 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叁等。 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毛泽东看完这篇报告后，立即写下了一条批语给周恩来，内容如下： 1、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2、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 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读到这条批示时，我眼前一亮，其中有两条内容值得称赞：一是毛主席讲教育要 平等，不允许出现“贵族阶层”，对党员干部更要严格。二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 的子弟们能够接受教育。 　　 　 前不久一朋友告诉我，她考上海大学已经到了分数线，但没有去搞公关，结果被 走后门的学生挤掉了。另外半年前网上广泛流传的《上海交大招生受照顾学生名 单》，其中大部分都是干部的子女，也证明这种腐败之风已经在本应纯洁的校园 内弥漫散开。这显然有违于毛主席批示所表达的精神。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越来 越多的家长面对学校门槛被学杂费堆垒的越来越高而一筹莫展，媒体上学生念不 起书的报道也是司空见惯。我一时记不起现在有没有关于高干子弟学校的新闻， 但是那种“贵族学校”;是的确存在的，上海就有个“之梦”;从小学一直读 到高中，据说能保证孩子考上大学，当然花费也几倍甚至十多倍于普通学校，自 是平民百姓不敢奢望的，其中一个小娃娃一个月消费大概就可抵某些地方几十个 农村家庭的全年收入。对于这些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我自然不敢有半点怀疑，但 究竟能培养出几个比尔盖茨就值得商榷了。爱因斯坦在教会赞助的学校里念过书 ，而克林顿当年只是小石头城里的穷人家孩子，想必此类“贵族学校”;是无福 消受的，但两位却成为了时代风云人物。除了他们的自身努力外，又何尝不是拜 社会教育保障体系的完整所赐。且不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体系的完善保障 ，就连经常闹饥荒饿肚子的北韩，其教育体系的保障程度也足以让我们自惭形秽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积累的财富要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按理说教育 保障制度也应该比毛的时代完善许多。但在“教育产业化”改革旗帜下，读不 起书的人却远远超过了毛的时代。而对此现象，某些专家却“语重心长”告诉我 们，“教育产业化”为了拉动GDP增长，对国家经济有好处。但稍微动动脑筋就 可以想到：此举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将下岗家庭的孩子拒之于校门外，任凭农 村娃娃因为少了几元钱无法上学而哭泣；非但有杀鸡取卵的嫌疑，从客观上来看 更是对人民享有受教育权的赤裸裸的剥夺。其结果就是进一步扩大的城乡差别， 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也是形成如今社会政治经济权利严重不平等不公正的重要 根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科教兴国”？ 　 强国的大道理实在太多，可以几天几夜都讲不玩，不过某位哲人有句话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缺乏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希望有关部门认真学学毛主席的 这条批示。 . ------------------------------------------------------------------- 谈谈什么是资产阶级 [数学] 本文当然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非常初级的，非常小儿科的基础知识。问题在于当我对各国 的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以后，有人认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不清楚，或者说不应当这样划分，或 者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老套。因此，作为学术讨论的需要，我认为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 资产阶级的定义。 我觉得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看，现在的社会科学经常就不象一个科学的样子，那些写社会科 学论文的人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阶层的干扰，因此所提出的?#35828;法?#24182;非 科学的说法，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的说法。比方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将?#3616 4;产阶级?#36825;个词用得过滥，将阶级斗争这个词用得过多，扩大化。而导致的现在的讨 论时一些人头脑中就想?#21769;呀别说资产阶级这么难听的词了，换个好听一些的吧，民营 经济？中产阶级？?#31561;等，但这与科学无关，与准确地定义概念无关。 有一些人则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划分办法过于简单化，他们作出一副深沉的样子说：?#31 038;会是复杂的，并非那么简单就能够解释一切的?#12290;那么，这种批评也可以用来批评 牛顿力学了，也可以认为?#19990;间万物的各种力学现象是复杂的，哪能用那么简单的三条 定律就全部叙述完毕呢？?#23454;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社会的复杂性，在解决社会问 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主张要深入一个具体的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将 怎样在印尼发动革命？那必须深入印尼的社会进行长期的调查和分析，才能够找出一条可行 的道路。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又可以将资产阶级细分为许多阶层， 或者划分为各个种类，按规模，信仰，民族，习俗等等进行划分。但是，比如说，在生物学 上，你就不能够批评生物学家，怎么能够将千变万化的生物世界简单地化分为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呢？又怎么能够简单地将动物化分为哺乳类，爬行类和鸟类那么几种呢？他们就不 知道，科学的郑重的抽象，正是科学的任务，将更深刻地反映自然的运行规律。 下面给出资产阶级的定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经济基础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按两种谋生手段生存。一种是 投资者，主要靠投资的回报来获得经济利益。另一种是工薪者，主要靠拿每月的薪水来作为 谋生的手段。而投资者，就被定义为资产阶级。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化。比如说一个工薪阶层的人也会有一定的 投资行为，也会购买一些股票。但是这里要问的是，主要的谋生手段是什么？ 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在中国想要专门靠买卖股票为生，不再上班挣钱，也不找工作，他大致 需要多少钱呢？假设每月通过炒股挣到五千元。则可以设想他总能够选中一个股票一个月平 均能够上升一角钱，则他总需要五万股。现在的股票价格约每股十元左右，则他的股票总值 就约为五十万元左右，加上空仓的钱也是五十万元，因此他的资产约在一百万元左右。 即使是在最发达的美国社会，二亿七千万人中，绝大多数也还是工薪阶层，是靠着薪水来过 日子的，靠着投资的回报来过日子的人总是少数。 资产阶级又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先说小资产阶级。一个农民可以认为是一个小 资产阶级，因为他要对土地种什么东西作出投资决策，他同时也要劳动，也要雇一些工人， 他的回报是劳动加投资的回报，并非固定薪水。在城市里遍布的小饭店，小吃店，发廊，小 杂货店，这些店主们也是小资产阶级，小本经营，也要雇一些工人。而且我注意到大部分的 小资产阶级多年总是维持那么一种状态，十年前他在那儿开发廊，十年后他还是在那儿开发 廊，规模即不扩大也没有缩小。 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只有极小部分的小资产阶级有机会爬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 ，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从长远看是注定要破产的。比如在深圳，我就注意到饭馆和发廊的价格 都是在不断下跌的，这说明经营这些小店的老板们是越来越艰难了的。一个特殊的行业是农 业。由于农业的至关重要性，因此政府通常都是要给农业大量的补贴的，因此农业的小资产 阶级能够在这种补贴下长期生存。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种。买办资产阶级是帝 国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代理人，主要的作用就是将帝国主义的产品倾销进发展中国家，导致 发展中国家没有生产新产品的能力，科学技术和制造技术长期落后。因此，买办资产阶级的 存在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发展上去的重要原因。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是资产阶级一定会被无产阶级所消灭。但是至今为止，共产党的 革命主要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员和资产阶级的私人关系向来是好的，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长期和资本家都是有着友好往来的。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 长的时期，资产阶级都是可以合法存在的。即使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那些私营企业 也只不过是变成了公私合营，而非剥夺。公私合营的状态也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即19 66年。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至1966年，资产阶级都是合法存在的， 但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压制。在改革开放以后，外国的资产阶级，港澳的资产阶级，台湾的 资产阶级，都可以到大陆来投资，大陆的资产阶级也开始从小资产阶级中向上发展。因此总 的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资产阶级都是一个合法的存在，而并非一个消灭的对象 。 而在当今世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我认为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 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革命的目的仍然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在那些国家，革命的 对象仍然是封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力量。也就是说，要想最终消灭资本 主义，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总共出现过三种主要的生产关系。一种是奴隶主和奴隶间的生产 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可以象货物一样地被买卖。一种是地主和 农民的关系，农民必须为地主提供劳动，种植地主的土地。一种是投资者的雇拥者之间的关 系，投资者进行投资，雇佣一些劳动力为他劳动。诸位说社会复杂，能复杂过这三种基本的 生产关系吗？说给我听听？ 而马克思主义经过分析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决非人类社 会的终极的，万年万万年再也不变的，最最合理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它也是会结束的。 再来分析美国社会，哪些人属于资产阶级这个集团。我上面虽然说到拿薪水。但薪水的高低 也还是不同的。资产阶级要进行统治，必须有一群附庸，必须要有上层建筑的支持。比如《 白毛女》中的穆仁智，就是地主黄世仁的狗腿子。这狗腿子虽然也是被雇佣的，但和劳动人 民完全是两回事。同样，资本家也需要有一些打手，一些狗腿子，一些管理人员和高科技人 员。这里面因为资本家要掌握生产资料，而高科技人员则本身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 因此，美国社会中属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包括，大资本家，高级白领，包括总经理在内的 高级管理层，高级科技人员，国家的军队，警察，及为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知识分 子，歌星，球星，等等。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即二亿七千万人中的二千七百万人。 我相信美国社会中的属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人不会超过二千七百万人这个数，而大部分美 国人民，也还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做着普通的事情，如开货柜车，在流水线上劳动，送报纸 送信，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等等。而且他们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发大财。实际上 美国的媒体的焦点也是在这二千七百万人的统治集团上。 . ------------------------------------------------------------------- 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 （《战略与研究》2002年第四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 社会形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 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 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 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 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 崩溃。 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 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 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 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 治理的‘测量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 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 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我们发现，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其 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3600万 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 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 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损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 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 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 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 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在过去几年，各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连续对我国城市居民进行了 社会形势问卷调查，调查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 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化解这些不 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是 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 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 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 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 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呈 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 是否存在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呢？如果存在，是否能保证中国 今后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呢？决策者应当是‘安而 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见《易经》）。这是中国 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 社会态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要求，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应对预 案与对策准备得严重一点，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但是， 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还不包括台湾与 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在重要的文 献中对中国当前社会形势的估计是‘轻描淡写’，例如，我国社 会政治经济稳定；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较 慢，就业压力增大，企业改革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国民 经济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整体素质不高。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 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 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世界上 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 坏。 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 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 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 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 位置上’。2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言过其 实’。1999年4月爆发了法轮功组织冲击中南海事件，被江泽民 总书记称为‘神不知，鬼不觉’，震惊了中央，也震惊了全世界。 迄今为止，这个政治事件给中国及其领导人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 响还远没有消除。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 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 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 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 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 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 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 ‘级联放大’效应，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 ‘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 多，放大倍数越高。3我们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 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 ‘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 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 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 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 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 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 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证。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就 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 什么时候爆发，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 能量。为了防止中国再次出现1989年的事件，防止中国出现第二 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作者向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 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从最高国家利益出发，主要研究严重影响 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 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 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 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靠经济增长能够自 动地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 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 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 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 ‘欺上（指欺骗中央领导人）瞒下（指对社会公众隐瞒）’十分 盛行，从电视上所看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 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本文研究结论来自于基本事实，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 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年和 2002年）和各类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对城市居民社会形势的问卷调 查资料（见表1），这些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 调查的问题设计不同，但是均可以比较翔实地反映老百姓的心态， 还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作相关分析。此外，作者还根据近年《中 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各种计算，以便进一步分析了解 社会不稳定的宏观背景。 本文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宗旨， 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不公平时期。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各类调查不同人群对社会稳定及其影响因素的 看法，当前最突出的社会不稳定是：日益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 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下降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研究分析理论框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社会地位影响满意程度’，为此提出了4点基本判断， 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满意，有的人 则不满意。 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哪些人对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满意， 哪些人比较满意或者很满意；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边缘人群或者 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 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居民对生活状况不 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 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万人之间。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结果和社会含义，即在经济持续 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政府缺乏 在全社会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不能及时和主动解决公开的和潜 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即可能出现‘倒 J’现象，就像印度尼西 亚一样，持续的经济增长突然出现‘逆转’，由社会不稳定导致 社会动荡。 表1：对城镇居民的各种社会调查 ------------------------------------------------------- 调查单位 调查时间 调查范围 样本数 国家计委宏观 1999年 226个市县 1 37,415 经济研究院 2000年7月 上海、哈尔滨、贵阳、 银川、厦门、商丘 2,001 2001年9月 北京、上海、黑龙江、 新疆、四川、广东， 城市居民占71.3%， 农村居民占28.7% 1,999 零点调查公司 2000年6-7月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成都、保定、宁波、绵阳、 锦州、咸阳，农村7县， 城市居民占58.1%， 农村居民占41.9% 5，584 2001年9月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南京、西安、郑州、大连、 沈阳 4,728 中央党校社会 2000年10月 地厅级干部 128 发展研究所 2001年10月 地厅级干部 102 中纪委研究室 1996－2001年 人民群众 不详 -------------------------------------------------------- 资料来源：引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2001）和（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 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 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 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 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 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 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 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见表 2）。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 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 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见表 3）。4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 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 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见表4）；2001年党政干部认 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5。腐败问题连 续3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 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 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 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 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 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 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6。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 （累计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7； 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 的福利。 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 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 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 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 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8；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 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 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9。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10，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 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 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 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 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 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 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 0.49（见表5）11。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 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 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1990年 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 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 经济的最好时期12，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 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 措施最多，惩治腐败份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 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 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 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 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 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 愈不公正，甚至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台湾还不平等；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 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 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 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 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 其他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13 表2：城乡居民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状况的主要因素评价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 排序 市民选择 2000年 2001年 农民选择 2001年 主要因素（复选%） 主要因素（复选%） 1 腐败官僚主义 79.5 79.1 农民负担过重 65.0 2 失业下岗人数增加 88.9 75.1 腐败官僚主义 62.9 3 贫富悬殊 71.6 64.5 贫富悬殊 61.1 4 社会风气败坏 64.3 61.5 社会风气败坏 50.2 5 治安恶化 　 47.0 失业下岗人数增加 45.4 6 制假售假泛滥 52.3 41.4 制假售假泛滥 39.1 7 环境污染 　 40.4 治安恶化 38.7 8 农民负担过重 21.3 环境污染 38.4 9 干群关系紧张 17.3 干群关系紧张 17.2 10 民族关系紧张 　 7.9 民族关系紧张 3.5 ---------------------------------------------------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2001年）和（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表3：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纪委研究室） --------------------------------------------------- 年份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1996年 物价问题30.09% 腐败问题27.53% 社会治安23.23% 1997年 腐败问题31.58% 社会治安22.44% 物价问题18.98% 1998年 腐败问题32.54% 职工下岗27.41% 社会治安18.05% 1999年 腐败问题34.54% 社会治安20.89% 职工下岗17.91% 2000年 腐败问题36.33% 收入分配不公21.62% 社会治安19.67% 2001年 下岗及就业62.14% 廉政建设和腐败39.95% 社会保障34.12% ---------------------------------------------------- 注：表中百分比为选择该项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纪委研究室，2002年1月15日。 表4：党政领导干部对2000年存在的问题的判断* 单位：% -------------------------------------------------- 问题 严重程度： 限选四项的选中率 排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腐败 24.2 14.1 21.1 10.9 70.3 国有企业 6.3 17.2 14.1 12.5 50.1 收入差距 15.6 17.2 6.3 8.6 47.7 失业 5.5 19.5 8.6 9.4 43.0 农民负担 11.7 10.9 10.2 3.1 35.9 社会风气 8.6 5.5 13.3 7.8 35.2 社会治安 17.2 4.7 3.9 8.6 34.4 地区发展差距 5.5 2.3 7.8 12.5 28.1 重大事故 1.6 1.6 3.1 11.7 18.0 法轮功现象 0.8 0.8 3.1 2.3 7.0 贫困 0.8 1.6 2.3 2.3 7.0 拖欠离退休 0.0 0.8 1.6 3.9 6.3 人员工资 物价 0.0 0.8 0.0 1.6 2.4 其他 2.4 3.1 4.7 4.7 14.9 ----------------------------------------------------- 资料来源：引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表5：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此表相当复 杂，删略） 资料来源：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 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页 至23页。 研究分析框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 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 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 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 ‘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 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 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 中国日益开放时期，哪些人是输家，哪些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 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 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从‘人 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 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 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 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 (zero-sum game)：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 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 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 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 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 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 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 况越不满意。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 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 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 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 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 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 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 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 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 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 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 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调查结果：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又有多 大人口规模呢？为什么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呢？如 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 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1926年）14。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的首要问题是‘谁拥护政府？谁反对 政府？’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而言这是最 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和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资料提供了详细 的、比较权威的重要信息。我们在上述资料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 析，试图寻找影响人们主观看法的原因，了解影响我国社会不稳 定的重要人群和重要因素。 4.1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比 例明显增加 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2000年对城市居民调查，对自 身生活状况不满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15，即超 过城市居民的1/5，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亿人。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0年对10个城市居民调查，对市民生活不满 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达到26.7%，2001年这一比例提高 到33.6%，即有1/3的城市居民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 有1.5亿人。与此同时，对市民生活满意者（指非常满意和比较 满意）比例由55.5%提高到63.4%，出现‘两极同化’趋势，即不 满意者与满意者的比例都在增加。 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过去三年的调查中16，总的来说，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 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 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亿人。 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 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 3200-3600万人之间。 那么哪些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哪些人不满自己的状况呢？我 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4.2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 愈贫’的社会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指相对地位：一方面是相对社会其它阶层进行 比较，另一方面是相对自己过去的地位进行比较。90年代中后期 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1995－2000年仅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 在岗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同时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 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 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我们用三项指标衡量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即是否下岗失业、收 入水平和收入变动情况。下岗失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言 而喻的。对在岗就业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则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 主要指标。如果说前几年还存在过‘脑体倒挂’现象的话，现在 中国社会已变成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准等级社会：人们的 社会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 本不复存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 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 的比例较高。表5证实了人们普遍的生活感受，下岗职工是城镇 人口中的主要‘输家’。1999年，在调查的城市里，有38.5%的 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岗失业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 重却高达72.4%，比平均数高出34个百分点。同年收入有所增加 的居民占被调查对象的16.9%。但在下岗失业工人中，这一比例 不到5%。2000年被调查城市的情况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下岗失业 工人仍然是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 岗人员要高出一倍，分别为42.7%和21.3%；而下岗失业工人收入 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只有4.9%，在岗人员要高出近4倍，为 19.1%(表6)。作者从当年一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了解到，大 部分人已经下岗或提前退养，他们讲‘毛泽东让我们下乡务农， 邓小平让我们回城务工17，江泽民让我们下岗失业’。这反映了 1500－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失 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大多数又失去了就业劳动的机 会，‘上有老，下有小’，当他们加入退休大军时，成为低收入 人群或社会边缘化人群，显然让他们一生中多次承担政治决策失 误和社会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 业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档，一种相关关系便 凸现出来(见表7)：即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 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 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 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但这样 的低收入群体中，有61%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的人在 2000年收入下降。反观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 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 拉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 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 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户 占城镇居民户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难户），人数达到3595 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 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 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 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表8）。 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 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 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 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 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 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 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分点，比 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 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为200元左 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 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元 （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 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最令人担 忧的是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否认中国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 活生生的现实。18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 代价。 4.3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 响。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有如下结果。 下岗失业人员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就业角度看，绝大多 数在岗人员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而下岗失业人员中1999 年有70%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2000年这一比例近占一 半(见表9)。 低收入人群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水平看，虽然在不 同年份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变化，但明显存在一 种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对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收入 水平越低，对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群体对 自己的生活状况最不满意(见表10)。 收入水平下降的人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增减的角度 看，绝大多数收入增加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而绝大 多数收入下降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1999年这一比例 占2/3,2000年占1/2(见表11)。 若以1分表示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用5分表示很满意来反映不同收 入组或不同类型人群的满意程度。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 组’资料19，从不同年龄组比较，31-50岁之间的4个年龄组满意 程度最低，在3.02-3.15分之间；从不同收入组比较，最低收入 满意度最低，只有2.82分，而最高收入组满意度最高，为3.69分； 从不同职业分类比较，下岗失业和非技术工人满意度最低，分别 为2.67分和2.97分，离退休、干部或经理、高级技术人员满意度 最高，分别为3.48分，3.47分和3.46分；从不同文化程度比较，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低，分别为3.14分和3.16分， 而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高，为3.90分，其次是 大学文化程度者，为3.46分；从不同城市比较，上海和贵阳居民 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98分和3.00分，而厦门居民满意度最高， 为3.53分（见表12）。 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 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 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 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 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 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4.4不满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 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 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 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 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见表13)。20但是，勿庸置疑， 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 的人倾向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 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 不满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 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sy)。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从表7可以看出 来。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 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 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 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 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表14中值 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 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 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 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兆。 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对社会稳 定形势的主观看法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满意者（包括很满意和 较满意）认为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分别是不满意者的8.8倍和6.6倍， 反过来讲，不满意者认为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是很不满意者和较 满意者的8.8倍和6.6倍21。 假定上述两项社会状况的抽样调查是可信的话，那么目前我国城 镇居民不满意比例相当大，其人口绝对规模相当之多。 对生活状况不满者很容易成为对党和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者。这 是因为，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特别是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 任度’，以及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与此同时，也扩大了 如此之高的‘政治预期’与如此之低的‘满意度’之间的差距， 尽管相当多数不满意者的人均收入或其他收益的绝对数（生活水 平）在提高，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相对下降，自尊感受到相对 的剥夺。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 护，或者受损的利益（如下岗和失业）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就 会对领导人的公开的‘政治承诺’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政治不满，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多曝光，过频上镜，大讲排场，都会产 生不良的负面影响。即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曾说迷惑不解的‘端起 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需要指出的是，对生活状况不满者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是 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 表6：就业与收入变动情况(%) --------------------------------------------------- 是否下岗 有所 大体 有所 2000年：有所 大体 有所 失业1999年：减少 相当 增加 　 减少 相当 增加 是 72.4 22.6 4.9 42.7 52.4 4.9 否 31.4 49.3 19.4 21.3 59.6 19.1 平均 38.5 44.6 16.9 23 59 18 --------------------------------------------------- 注：我们在2001年的调查中没有询问收入变动情况。因此，在本 表和其它涉及此类问题的图表中只能报告1999年和2000年的数据。 表7：收入水平与收入变动状况比重(%) ---------------------------------------------------- 人均年总 有所 大体 有所 2000年：有所 大体 有所 收入1999年：减少 相当 增加 减少 相当 增加 3000元以下 61 29 10 38 54.8 7.2 3001-5000元 50.2 34.6 15.2 31.6 54.1 14.3 5001-8000元 39.3 46.2 14.5 20.6 60 19.5 8001-10000元 31.6 44.7 23.8 15.6 62.7 21.7 10001-15000元 30.1 49.6 20.3 19 60.2 20.9 15001-20000元 19.8 67 13.2 17.7 66.4 15.9 20001-30000元 20.3 64.9 14.9 10.3 58.8 30.9 30001元以上 14.3 40.5 45.2 21.9 59.4 18.8 平均 39 44 17 23 59.1 17.9 --------------------------------------------------- 表8：城镇居民不同收入与支出及年增长率比较（1996-2000年） ----------------------------------------------------- 种类 1996年（元） 2000年（元） 年平均增长率（％）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 4844.8 6316.8 6.9 最低收入户 2453.6 2678.3 2.2 困难户 2242.9 2350.8 1.2 低收入户 3148.6 3658.5 3.8 中等偏下收入户 3779.8 4651.7 5.3 中等收入户 4580 5930.8 6.7 中等偏上收入户 5599.3 7525 7.7 高收入户 6826.8 9484.7 8.6 最高收入户 9250.4 13390.5 9.7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3919.5 4998 6.3 最低收入户 2327.3 2540.1 2.2 困难户 2175.5 2320.4 1.6 低收入户 2780.8 3274.9 4.2 中等偏下收入户 3265.5 3947.9 4.9 中等收入户 3810.3 4794.6 5.9 中等偏上收入户 4482 5894.9 7.1 高收入户 5204.4 7102.3 8.1 最高收入户 6485.8 9250.6 9.3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94页。 表9：就业情况与满意程度 ------------------------------------------------ 是否下 您对目前生活1999 满意 不满意 2000满意 不满意 2001满意 不满意 岗失业 水平满意吗？ 是 28.5 71.5 54 46 51.4 48.6 否 63.8 36.2 80 20 77.9 22.1 ------------------------------------------------ 表10：收入水平与满意程度 ------------------------------------------------------ 本人去 您对目前生活1999满意 不满意2000满意 不满意 2001满意 不满意 年总收入 水平满意吗？ 3000元以下 35.8 64.2 60 40 68.4 31.6 3001-5000元 54.5 45.5 70.5 29.5 69.1 30.9 5001-8000元 58.6 41.4 74.6 25.4 72.9 27.1 8001-10000元 64.6 35.4 83.8 16.2 77.1 22.9 10001-15000元 68.5 31.5 86.5 13.5 81.7 18.3 15001-20000元 54.4 45.6 89.4 10.6 83.3 16.7 20001-30000元 74 26 97.1 2.9 89.4 10.6 30001元以上 66.7 33.3 96.9 3.1 84.7 15.3 平均 57.4 42.6 77.8 22.2 77 20 ------------------------------------------------------ 表11：收入增减与满意程度 ------------------------------------------------------ 同去年相比， 您对目前的生活 1999满意 不满意 2000满意 不满意 您的收入情况是 水平满意吗？ 有所减少 34 66 40.4 59.6 大体相当 68.2 31.8 68.5 31.5 有所增加 80 20 76.3 23.7 ------------------------------------------------------ 表12不同人群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此表比较复杂，删略） 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自 《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27页至43页。 表13满意程度与对形势的看法 ----------------------------------------------------- 您认为我国 您对目前1999满意 不满意2000满意 不满意2001满意 不满意 总的形势是 生活水平满意吗？ 稳定 14.7 6.8 21.8 13.8 18.2 7.9 较稳定 40.1 25.3 45.8 36 44.6 26.9 一般 28.6 30 26.1 30.8 28.5 37.3 较不稳定 12.4 22.4 4.6 12.4 6.5 14.4 不稳定 4.2 15.6 1.7 7 2.2 13.5 ------------------------------------------------------ 表14：满意程度与行为激烈程度 ----------------------------------------------------- 是否会 您对目前1999满意 不满意 2000满意 不满意 2001满意 不满意 采取以 生活水平 下方式 满意吗？ 解决问题 聚众游行请愿 3.7 9.3 5.2 7.1 10.2 16.2 罢工罢课 1.6 4.8 0.7 1.6 1.5 5.1 -----------------------------------------------------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 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 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过去24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 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 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 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 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 几乎每3年翻一番22。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 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 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 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 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 500万人。23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 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 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 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 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 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 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 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 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 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 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 growth）、‘不公平增长’ (unequal growth)。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 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 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 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 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 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 不是优惠一部分人或地区，歧视其他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 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 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 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 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 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 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 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注意 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 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 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 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 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图四)。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 ‘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或对外开放过程中容易产生社会 不稳定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得 瑞克（Dani Rodrik）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 重要的公式：经济增长＝－外部冲击×（潜在社会冲突+冲突管 理机构）。该公式表明：（1）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 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 经济衰退均属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潜在地 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 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剧 烈，那么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 （3）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 构越脆弱，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 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 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么，一旦遇到经济动荡和外部冲击， 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越 大。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不稳定、社 会动荡不止、政府不断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经 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社会却越来越不平等、政治 越来越腐败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垮台了， 这个民族国家在危机中走向混乱，GDP下降了20%以上。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 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 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一 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 国内部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受外部干预， 就会形成全局性的突发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或 者类似印度尼西亚事件的出现。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中央 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10年，中国 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要比过去20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 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他指出，当金融体系 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的 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 而蒙受巨大损失。可惜这种‘真知灼见’都被社会广为流行的 ‘歌舞升平’所淹没，被决策者所忽视。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 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 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 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 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 正也是硬道理。 表15：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本表格比较复杂，删略） 注释：) 1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国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上升为 1995年的0.388，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见世界银 行：《中国收入分配差异》，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年。) 2同上。) 3沈致远、李训经、雍炯敏：‘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 要课题’，《科学》，1999年，第51期，第2期，第6-9页。 4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目前最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在城市是由于企业不景气、收入减少、下岗、养老和医疗得不到 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而且这个贫困人口群在增加，又集中在城 市，城市中许多支出费用又是固定的，收入减少很容易使他们陷 入困境；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农民收入增长 的空间缩小，各种税费负担由于吃皇粮的人数比率太高而加重， 如果再加上外出受限制，向外流动的成本加大，以及一些农村的 合作基金会、股金会和互助基金会不能兑付，也很容易引发农村 的社会不稳定。 5引自《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 第38页。 6《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9页。 7详细计算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 2001年6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 8胡鞍钢：‘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国际 经济评论》，2001年5-6期，第12-21页。 9胡鞍钢：‘巨大的腐败黑洞：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 2002年2月28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20期。 10详细计算分析参见王有强、崔启源：‘第一章理论分析和框架’ 摘自胡鞍钢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 出版社，2001年。 1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 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页至23页。 12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 2001年6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 13对北京市法轮功练习者的调查表明，大部分练功者就业状况处 于劣势，且缺乏足够社会保障。‘法轮功’练习者就业状况比较 集中，其中的离退休人员、下岗及无业人员和郊区农村人口的比 例较高，共占75％。 14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 3页。 15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 自《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27页至43页。 16需要说明的是，1999年的调查将满意程度仅分为满意和不满意 两类；而2000年与2001年的调查中将满意程度分为满意、较满意、 一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五类。为了三年同比方便，我们将后两 年数据中前三者合并为‘满意’，后两者合并为‘不满意’。这 里，对满意与否回答‘一般’的人其实不能说是‘满意’的。因 此后两年的数据可能夸大了满意程度。 17据周天勇研究，80年代初吸收了因上山下乡而需要返城就业的 1000万知识青年；1979年失业率高达5.4％，在1979年到1985年 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5452万人，使城镇失业率降低到 1.8％，是中国历史上失业率最低的时期。 18参见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领导人的讲话。 19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 自《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27页至43页。 20衡量客观形势是否稳定可以采纳诸如犯罪率和罢工罢课、游行 示威等群体事件发生率作为指标。 21杨宜勇，张本波，2002年 22乔健：‘处在改革前沿的中国职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246页。 23引自《中国财经报》，2002年2月9日。 . ------------------------------------------------------------------- （编者按：本文作者提出的问题，本刊作简短答复，附于原文之后） 中国三十年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 两岸 我感谢“人民春秋”的版主允许我发表这篇文章。我们以前交流过想法，他不 赞成我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见解。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波兰伊(Ka rlPolanyi)有关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思想我是赞同的，波兰伊反对马克思主义 ，我也反对。波兰伊是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公认的。 或说现在发表这样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不是时候，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 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助于中国人民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国 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如果不去探讨为什么失败，不仅什么是敌人、要 在斗争中赢得什么的问题不能澄清，现在的斗争也是不能胜利的。 我与版主之间的思想分歧如果在国外都不能探讨，在国内就更不可能了。 凡是稍具良知、稍有诚实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全 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中有中国特色的怪物。资本主义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私有 财产；二是全球化的供、求、价格体系；三是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市场行为 准则。根据这三点判断，中国现在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50%以上的国 民收入落进不足1%的大企业主的手中，足已证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早就被摧 毁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是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 平上台时开始的！ 中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 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三十年中没有建立法治和民主选举制。 关于与官治相对的民治的必要性，孙中山有过极其精辟的论述，我在以前的文 章中引用过。这几句话是我这篇文章的心要，请允许我再引用一遍： “官治云者，政治之权付之官僚，于人民无与，官僚而贤且能，人民一时亦受 其赐。然人亡政息，曾不旋踵，官僚而愚且不肖，则人民躬被其祸，而莫能自 拔，前者为婴儿之仰乳，后者则为鱼肉之于刀俎而已”。(自“中华民国建设之 基础”，1922年上海新闻报) 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 度的灭亡。那么，公有的、以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与“人亡政息，曾不旋踵”的官治之间的矛盾，岂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 ！ 中国广大人民现在的处境，不正是鱼肉之于刀俎吗！中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为 什么没有法治和民主选举制呢？其原因难道不应从毛泽东被马克思阶级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误导去追究吗？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辩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是为了维护 无产者的政权，没有反对法治和民主的意思。 请允许我起而反驳：法治是民主的根本，请为说法治！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 之后，马克思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呢？当然啦，有阶级敌人才有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书斋中想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的 阶级敌人是旧社会过来的资本家和地主。为什么他们是阶级敌人呢？马克思的 逻辑是：凡是失去工厂的资本家一定想要夺回工厂；失去土地的地主一定想要 重新占有土地，所以他们是阶级敌人，是应当受到警察、监狱等国家的暴力手 段镇压的人。 尊敬的马克思先生，“想要”是思想；把“想要”付诸行动，才是行为。法律 只能制裁行为，不应也不能制裁思想。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不应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取 代以行为论罪的法庭的职能！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应当这样宣称：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 是法治和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得以维持！就是说 ，法治和民主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命线！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人道的，那么就让所有不曾行为犯罪的人，不论他属于哪一 个阶级，获得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会辩解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之说正是主张制裁那些以行 为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例如刘少奇和邓小平。 很好，马克思主义者！你们终于承认了，人只能因行为获罪，不应当因为思想 而身受酷刑！你们很清楚，能够给行为判罪的是法庭，而不是主张阶级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剥削有功”、“红色资本家”、“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违反社会主义 《宪法》的言论，是应当以行为论罪的，因为他们确实通过共产党的组织路线 和政府的政策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因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违反《宪法》行 为本来是应当依靠法治去处置的！ 文革时毛泽东告诉全国人民：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他的评判是正确的吗？是正确的！但是在这正确判断的背后却 是一个长达十七年的没有法治、以思想论罪的社会。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剥 夺刘邓的政治地位易如反掌，然而没有法治、以思想论罪的社会现实，终于使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文革中受到政治和人身的残酷迫害！多少无辜而善良的人因 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死于非命！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今天，不断有人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实施法治 ，而这些建议大多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毛泽东拒绝实施法治的理由是 ：法治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不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又依据无 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划出地、富、反、坏、右五类阶级敌人，即五类被国家机 器专政的对象。这五种人，除坏分子是因行为获罪之外，其余四种都是因思想 获罪。法律既对这五类人不予保护，他们丧失了政治权利和行动、言论的自由 。法律无法制裁的思想罪，被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定为罪行，这是中国三十 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建立法治的根本原因！ 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中是个经济概念。社会主义制度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生 产资料，使他们不得不以劳动和知识为社会服务。因此，阶级的划分理应随着 地主和资本家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但是，马克思认为旧日的地主和资本家 仍然是阶级敌人，仍然不能与其他劳动者一样享有法律的保护。不论执政的共 产党有着多么善良的愿望，诸如此类的暴力行径是违反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的 ，是注定要失败的！ 孙中山是反对马克思的物质主义的。他所反对的是“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演进的重心不是那个横空出世的、俨然 凌驾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国计民生。生存成了问题，人民必然 以革命的手段改变非人道的社会状况。孙中山先生以民生为历史重心的思想不 仅温厚，而且为中国现代历史证明是真正科学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表面看来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胜利，实质上是孙中 山先生民生为历史演进重心的思想的胜利。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连年的内战、国民党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城市工人悲惨的工作和生活境遇 使得广大人民无法生存，于是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之中， 用以改造社会而求得生存。在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下，阶级斗争的理论顺应了 人民的要求，使它有了人道主义的光彩，然而它是否真是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 界的真理，有待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历史去证实。 经济的阶级斗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之后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思想的阶级 斗争。问题是：什么思想是应当取专政地位的思想？什么是应当被剥夺言论自 由的思想呢？人民能够根据什么去证实，一个人的思想是拥护还是反对无产阶 级专政呢？还是根本就莫须有呢？例如，投诚的李宗仁部将黄绍(立+雄字左部 ，音宏)1956年在人民日报上以“希望早日颁发民法、刑法”为题撰文。第二年 以此文“为反革命翻案”的罪名被打成极右派，文革时黄绍宏被迫害致死。然 而历史证明，他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才这样热忱地劝告执政的共产党的！ 诚如李宗仁在黄绍宏自杀之后所说的那样： “季宽(黄绍宏字)是个刚强的人，而且天赋很厚，几十年来在政治上翻过多少 筋斗，想不到今天落得这样下场。……我这次回国(李宗仁1965年7月20日回国) ，我们相处一年多了，他从来没有说一句不满意的话，他总是赞美新中国、拥 戴毛主席的，这样的人竟不能见容于新中国，那还怎么能够号召海外同胞回到 祖国来呢！” 不要说黄绍宏这样的人物，就说像我这样微末得不能再微末的人吧！我只想回 中国去教小学的语文，到师资缺乏的边远山区去做这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待遇 上我只求和农村教师一样，吃住和医疗条件都和普通的农村教师一样就可以了 。我的能力微不足道，但是就这一点能力，我也不愿用来为美国效劳。我认为 把我这一点点能力献给社会主义的祖国、献给需要我的中国农民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青天白日，不知因为哪句话得罪了校长、村、乡、县、地区、省乃至中 央的哪一位领导，我就会以反革命罪而被投入监狱，而受到残暴的劳动改造的 肉体惩罚。面对这样的残暴，为了求一条生路，我有机会也是要逃离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因为“苛政猛于虎”啊！ 黄绍宏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他真诚地信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而为之殉身，他死 得其所！我以有生之年为黄绍宏倾洒热泪！ 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有共产党的思想是应当取专政 地位的思想。但是共产党内部的思想又随时产生深刻的分歧。既然是思想专政 ，共产党内谁的思想应当对其他思想专政呢？于是有了党内无穷无尽的思想斗 争。如此以往，取专政地位的思想的圈子越来越小，终于变成毛泽东一个人的 思想。整个社会随着他一个人或正确或错误的思想颠簸动荡。真是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且不说毛泽东有着多么强烈的为人民谋幸福的愿望，就他本人的思想而论，有 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社会主义时期他最大的思想错误就是反对建立法治和民 主选举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人道的，以思想论罪的专制是不人道的。认 为以思想论罪的非人道可以用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人道，正是毛泽东思 想错误的一面。 谁也不会赞成一个没有法治的、残暴的政治制度，谁也不愿在以思想论罪的社 会恐怖下生存！天理人情所致，毛泽东逝世之日，人民对毛泽东时代没有法治 的恐怖状况的怨愤化作对邓小平的同情。这怨愤是这样深，乃至人民不再追究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再追究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进 而把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的中国，循着物极 必反的规律，否定了毛泽东，而且对与三十年社会主义相反的东西一概抱着赞 赏的态度。毛泽东生前反对的帝国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思想滔天洪水般卷了 回来。中国从思想的专制回复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一朝大权在握，邓小平是不要法治的，因为法治和民主选举势必限制他一己、 一家、一伙人的权利和财富。邓小平否定文革时期没有法治、暴虐无辜的状况 ，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欢呼，于是他以毛泽东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为口实，全面 否定了中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大家还记 得吧，当时大大小小走资派为复辟资本主义辩护的标准说词，就是王光美的“ 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谁拥有资本谁就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投资，谁占有 商品谁就可能致富。邓小平上台之日，谁拥有作为中国最大资源的土地、劳动 力和资金积累呢？是13亿的中国人民！当时是全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着土地、劳 动力和资金积累！邓小平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谁统治着13亿中国 人，谁就拥有中国的三大资源！中国政府不必问人民是否同意，就可以把这三 大资源变为商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国有资产视为官有商品，就可以从这三 大类商品的倒买倒卖之中牟取私人的暴利！回首以往二十年所谓“改革开放” 的历史，其中哪一件事不是为了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呢？共产党所推翻的私有 制回来了！13亿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三大资源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而饱肥 贪官污吏的私囊！人民重新被推进了无生计、冤苦无告的深渊！由于党内最大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的篡权，人民的生存之路得而复失！正象毛泽 东所预见的那样，邓小平彻底摧毁了中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以党治取代法治的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以思想治罪取代法庭的职能是 错误的！虽然如今党已非党、国已非国，毛泽东在已往二十年中被走资派骂成 了暴君，然而他真正的错误，即以党治取代法庭职能的错误，却被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完整地继承下来，成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受法律制裁的 依恃。 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法治，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论罪，中国最大的现行罪犯江泽民和胡锦涛就应当立即被带上法庭、判处死刑 ！ 中国社会以其五千年优秀的文化遗产一如既往地寻求着民族生存的道路。强大 而残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过去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因怜悯而减轻对中华民 族的政治和经济压迫。的确，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确，只有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才是中华民族求生存的道路！我们需要灵活的对外贸易政策，然而 应当是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的灵活，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弱肉强 食本质的改良(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 由于中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与法治和民主选举制一道建立、一道 发展，从而借助民治(与官治相对的民主选举制)的力量得以巩固，中国人民以 无数牺牲换来的唯一的生存之路得而复失！ 附：编者对文章的回答：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成（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法治 、民主是他们的斗争工人们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暴力武器之一）。毛泽东并没有 不实行法治，但是法治不是目的，就如同民主不是目的一样，而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 的补充。其次，原作者误解了阶级斗争和革命阶级的专政，认为这就是等同于党专政，所 以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不对。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反对用 党官僚专政代替群众民主斗争，即把党、群对立统一的关系搞成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 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巨大政治错误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党的领导 必须有群众民主监督为条件，党、群两条腿走路，而不是孤立起来的、违反群众观点和群 众路线的一党专政。作者似乎过分看重问题的表面和现象，而没有具体地分析中国党群关 系政治上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实质，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地方。邓江修正主义集团充分利 用了党群错误关系和政治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统治当然完全与毛泽东和马克思没有 任何共同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就在于反对党专政，而必须彻底执行革命 阶级专政（党是在群众民主监督之下进行领导工作的，反过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继 续革命理论相违背。）另外作者受到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主张和平、和谐、非暴力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各种议会主义、改良主义、其实也就是包装 着的修正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可行性和历史科学性提出疑问。这是当前大革命失败后 的小资意识形态表现，消灭它的根本办法不是辩论，而是用事实和具体实际的社会发展史 来说明。党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千奇百怪的设想、回顾、检讨、变节等都会争着出头， 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的独立政治力量显现给落后人们，用事实胜于雄辩来击败这些反马克 思主义的小资观点和非辩证方法及其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心部分就是宣扬 非暴力观点、民主法治形式政治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这种统治形式从来没有可 能使人民群众当过家、做过主，而小资们却为此津津乐道，为形式代替具体内容拍手叫好 。） 至于为什么要阶级革命专政而不能走议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 义革命性质上有极大的不同点，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要结束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后一个剥削阶 级的统治，与从一个剥削阶级（地主、皇帝、贵族）转移政权到另外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 级）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完全相反，从而是一场最为艰巨而复辟力量极大的最伟大的也是 第一流的革命斗争。如果不采取阶级革命专政的措施，而继承资产阶级原有的政治统治形式 （那是剥削阶级固守自己的反动统治、不准革命、不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那么列 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就要被强大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动势 力利用其行之有效数百年之久的反革命老巢和统治经验，轻而易举地反攻倒算，立即复辟，造 成革命政权的彻底失败。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铁拳捍卫了革命政权而不是因为没有法治· 民主而失去了政权。（中苏两国现代修正主义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从内部攻破革命堡垒 的，这也不是因为没有实行西方民主·法治所致，而是因为犯了阶级专政被党专政取代，人民群 众没有掌握到政权并对党实行民主监督，从而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遭到失败 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思想治罪问题。尽人皆知的是：毛泽东从来不混淆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与政治 错误之间的严格区别的。他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做过极其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要想把 思想治罪的错误加给他的说法本身就是与事实不符的偏见。在文革期间，尽管经过他的劝说、 开导和纠正，反对思想治罪，但是走资派及其追随者和一些其他落后群众要把斗争的大方向从 斗争走资派一小撮转移到斗争一大片（不仅止于人数，并扩大打击面－从政治立场、路线的斗 争扩展到不同的思想认识方面等，造成全面内战、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巨大错误），其目的 就是要利用“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反革命阴谋诡计，使文革失败并彻底毁灭文革及其巨大吸 引力和影响力。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文革功过七三开的正确结论。第二次文革一定会汲取以 前文革和其他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措施、手段、方针、政策与路线方面得到彻底纠正而完善 的。 . ------------------------------------------------------------------- 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一） (ZT) 作者: 西方失败 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一） 关于反右和文革的一些史实和背景 把这两个事件放一起来谈，是因为这两件事实质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让我们先从文革说起。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中对文革 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而 发动的一场运动，在实践中，文革成了一场浩劫。 这就涉及对关于文革发生的背景的考察。这些年来对文革发生的背 景的解释以不仅是毛刘俩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那种浅薄的理解了，越来 越多人更注意到毛刘俩人的思想和政见的分歧。这无疑是对文革研究的 一个进步。但这还不够，实际上，文革之所以发生，在毛泽东的脑海中 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沉思。 早在延安时期，远道来访的黄炎培先生在和毛泽东的一席长谈中问 道：中国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在取得政权后，都无一例外的走向反面， 成为压迫人民的腐败政权。你们中国共产党如果将来取得政权，有什么 办法防止这一点呢？毛泽东对此答道：办法我们已经有了。这就是搞民 主。 的确，怎样防止包括自己的政党所执政的政权演变成一个腐败的压 迫人民的政权，一直是毛泽东所忧心忡忡的问题。所以，还在延安整风 时，毛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牢记李 自成起义军由腐而败的历史教训。这对于一般只作升官发财的美梦的人 之常情来讲，无疑是一种超前的忧患意识。实际上，随着中共的战争胜 利的接近，毛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越加明显；这就是人们在公开发表的毛 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毛对党的官员发出越来越多的防腐败警告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在执政以后，所发动的最有争议的所有运动，大都与此有关。到 了五十年代下半期，毛在其主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一书中，一开始就以提出“敢不敢承认人民内部存有矛盾”的问题方式 揭开了中共官员和人民群众之间可以存在矛盾！而且是主要矛盾！顺便 说一句，在发表以上文章时，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只是“人民内部矛 盾问题”，但在文革后期，毛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并且公开指出“官僚主 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作中，毛 之所以有“敢不敢”的文字提出了中国社会存在有领导官员和人民群众 的矛盾，是因为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中与毛有此共识的人几乎没有。 实际上，毛此文的发表在中共高层受到抵制, 所以，毛只好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宣讲此文。虽然毛的这一文章在中共领导阶层不受欢迎，但却在 中国民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和反响。据后来成为全国著名“右派”之一的 林希翎女士回忆：当我们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的录音报告，我们全都兴奋地感到好象春天来了一样。为什么毛的这一 文章受到林女士们这般欢迎呢？因为毛在自己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解放 思想，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要共产党开门整风，接受广大群众的 监督和批评等等。这些提法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官本位制的文化传统的 社会所引起的震动和轰动是可以想见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毛的这一 文章以文字形式发表时，许多地方已经不象人们所听到的录音报告那样 激进了。国际间所有观察家们都意识到毛的这一提倡解放思想的文章引 起中国官僚阶层的不悦，所以发表时不得不作出许多修改以迁就中国官 僚阶层的情绪。 然而，无论如何，在毛的号召下，一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的形式而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因为毛要共产党“开门整风”要各级领导官员接受 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所以，这场毛亲自发动的“双百”运动的主要内容 就是群众以大字报形式批评和揭发领导官员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这样的运动当然使高高在上惯了的大大小小中国官员极为不安。中国领 导层利用“大鸣，大放”中有人发出的让共产党下台的声音等等，向这 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即毛本人施加了极大压力。他们说，毛再不停止这场 运动，中国就要发生匈亚利事件，他们要请苏联出兵来华镇压等等。据 我十年前在澳洲国立大学MENZ图书馆所看到的史料证明，在当时中国官 方高层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为首的官员们的压力下,毛彻夜不眠， 他反复问自己的一位林姓秘书：你看中国真会发生匈亚利事件？香港一 份研究资料显示，毛在中国领导层内的巨大压力下，同意停止了自己所 发动的开门整风运动和“双百”运动，同意反“右”。据毛的身边人士 透露，毛后来所讲的诸如“引蛇出动”之类话，全是应付党内批评的遁 辞。我所看到的资料显示，毛在中共领导层的压力下同意反“右”后， 又一再向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办公室告诫说，在“双百”运动中提 出批评意见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右派；即使对于右派也要“大部 不抓，一个不杀。”。总之，五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双百”运动就 这样以“反右”运动而结束。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林希 翎后来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是左派！我们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共产 党提意见的。的确如此，一位中共高层人士在六十年代文革结束后在回 顾五十年代这场运动时，曾心有余悸地讲到：如果当时没有反右运动， 那么文化革命早在五十年代就发生了。 实际上，六十年代所发生的文革一开始也几乎遭到与五十年代的 “双百”运动一样的命运。因为文革刚起，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派出了工 作组到各地灭火。工作组所到之地，凡是向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的人 士即后来的“造反份子”，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一时间这些最初 的反上份子自杀的自杀，被斗的被斗。是毛本人下令撤回了工作组，于 是才有了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依然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的所谓“四大自由”的形式。 毛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许多国家都 有了毛主义红卫兵，连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儿一时也成为毛主 义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呢？因为这是人们破天 荒第一次看到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竟然要民众起来把自己的统治机器 砸烂。本来，正如中国的管子很早所指出的那样：为政不难，不得罪巨 室。古今中外所有统治者都深黯这一点，都知道一套完整的官僚机器是 自己统治民众的法宝。而中国的毛却要老百姓起来造反，这在人类历史 上的确是第一次。而中国的文化革命也的确揭开了中国社会已经发展起 来的新的阶级对立；用毛本人的话来讲，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及 广大劳动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实际上，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本身都有一种变成一种压迫性力量的趋 势，国家政权更是如此；只有民主才能使得这一趋势得到遏制。毛的文 化大革命就是一种民主试验。毛说，我们一直寻找一种方式自下而上地 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还说，这样的 革命以后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 顺便讲一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并非唯一警惕国家政权从 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人。卢森堡，李仆克内西，托洛茨基，卢卡奇 等人都非常强调要防止工人政权本身的官僚化；甚至毛的继续革命理论 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连名字都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毛因有 大权在握，所以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试验来实践其理论。 我们知道，这场社会试验中尽管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如终止了高 薪制 (例如，身为副总理的吴贵贤月薪仅60圆人民币，使她连接待外宾 时的招待糖果都不敢吃。) 这场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之所以失 败，根本原因当然是其指导理论的有限性所致。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进 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后来在中国被轻而易举地否定 掉，最直接因素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太多的人遭受冲击。笔者的家庭也因 笔者的外祖父是学术权威一类而在文革初期遭到冲击。中国后来曾经流 行一时的所谓“伤痕文学”，主要就是讲文革中被冲击的家庭的苦难的。 但是，这里有一件事被人们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文革中，冲击一般人 家庭，包括“黑五类”家庭的红卫兵，其实都是干部子弟们为主的“保 皇派”红卫兵！ 实际上，文革初起时，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包括毛在天安门广场所 接见的红卫兵，大都是党员和干部的子弟兵，即“保皇派”红卫兵。正 是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们提出了“红五类”和“黑七类”的划分。在这 划分下，这些臂戴红袖章，手持皮带的红卫兵冲进了被他们划分为“黑 七类”的人家，疯狂地打，砸，抢，烧！这显然是和文化革命的初衷不 符的。因为，在文革一开始就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已经清楚 地界定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为什么这些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们要把火烧向并非当权 的普通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即将成为被整的对象的当权派们要 自保！ 在刘邓派出四处镇压的工作组被毛严令取消后，再使用“反革命”， “右派”之类帽子来镇压敢于站出来向官员们提出批评的造反分子，显 然是不行了。于是当权派们纷纷接过红旗，让自己的子弟组成所谓的红 卫兵，去把运动的矛盾转向所谓的“黑七类”。这就是西方政治学中所 谓的“打不过你，就加入你”。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明显，以至 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不停地发表社论说：“要警惕有人打击一大片， 保护一小撮。”难怪文革被中共官方否定后，当年的保皇派红卫兵代表 人物纷纷被重用，比如，文革结束后，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卫兵谭立夫得 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显赫位置。而文革中正是这个高干子弟喊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这一口号 在文革中一时成为各地干部子弟所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所谓的“黑七类” 等人士进行疯狂迫害的根据。 总之，正如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鱼 龙混杂。文革初期那些由干部子弟们所组织起来的“老保”红卫兵，对 包括“黑七类”，文化人士在内的广大社会阶层的冲击和迫害是如此之 广，这就为后来的中共当权者们轻易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笔。 毛本人曾设想使文化革命这种形式的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现行政权 的阴暗面的全民运动变成一种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的常例。实际上，让 官方发动群众起来造自己的反，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之所以能够方生，全靠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即毛本人还保持了平 民的思想和立场。然而，即便毛本人大权在握，他发动文化革命时也仍 然困难重重，遭到了中国官僚们的激烈地反抗。在毛以后，再有文化革 命就更难乎其难了。果然，在毛身后，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国官方的彻底 否定，当年的造反派份子受到了清洗。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等权利作为公民权写入了当时的中国宪法，但 是这些权利都是官方给予的，所以后来就很容易被官方收回。文化革命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官员们的产生方式，没有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制 度，这不能不是文化革命的一大遗憾。因为只有实行了普遍而直接的选 举制度，那么，公民的权利才不再靠官方赋予，反而，官员的权力要通 过老百姓的同意才能得到。至于文化革命为什么没给中国带来普选制， 这不能不归结到文化革命在理论上的贫困。但是毛是一个善于在实践中 学习的人，如果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双百’运动有机会成为中国第 一次文革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第二次文革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普选制 度。因为毛会看到：不管革命把权力带给谁，谁都可能以权谋私并以权 力来镇压人民。只有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防 止这种情况的普遍发生。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民主在西方许多国家都是 下层普通民众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而实现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 利。比如被恩格斯赞为“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十九世纪英国 ‘宪章运动’，正是英国普选制度之母，而毛本人所推崇的法国工人的 巴黎公社更是一开始就实行了普选制度。所以，仅从保民的观点来看， 毛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只有普选制度才能防止毛泽东所关注的中 国的官僚成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 毛本人没有实行普选制度呢？我的理解是毛除了关注政权的‘蜕化变质’ 问题外，他还希望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保持社会主义经济。他担心在中国 的社会主义经济获得稳固以前，实行普选制度有可能使主张社会主义经 济道路的政党下台。实际上，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又一次‘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毛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行‘人的革命化’，这样任 何人都不可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问题上，毛显然对人性 的理解过于理想化了。实际上，人是讲究实惠的；中国人更是如此。毛 要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可不必搞人的‘革命化’，而只要把他 所钟爱的人民公社都搞的像今天仍在坚持公社制度的小岗村那样富裕就 行了。那样，再有什么走资派上台，都难以成功。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 瑞典连续执政四十五年，把瑞典建设成全球一流的福利社会，九十年代， 瑞典右翼党上台仅一年，就被瑞典选民赶下台去。可惜这些都是毛身后 的事，毛当然无法看到。但是有一点毛生前是深深地感觉到了：即他所 搞的社会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七六年初， 已经来日无多的毛泽东被抬去和工作人员一起看电影，当电影中出现四 九年毛的红色军队进城时，人民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夹道欢迎的镜头， 年迈体衰的毛泽东失声痛哭。这哭声清楚地道出了毛泽东内心的凄凉： 尽管搞了包括文化革命在内的一系列运动，也未能阻止他的革命政权变 质的趋势。现在看到当初人民如此高的期望，怎能不使毛内心感触万分， 痛哭流涕呢？ 摘自 燃灯 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二） 作者: 西方失败 日期: 2002-07-20 15:39 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二） 也思考这几个问题 谢希愚老同志写了《几个问题的思考》，看了以后很为他老人家的 精神所感动，他老不愧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老愚公。谢老文章 中的这几个问题，我也很有共鸣，也长期思考，在此把我本人对这 几个问题的思考写下来，在谢老面前，童言无忌，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走资派的官僚主义权力和右派知识界的自由化思想，这两种貌似矛 盾的东西互相结盟，恰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种东西 之间有时也有矛盾，那是由于右派知识分子的幼稚，同时是因为修 正主义还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子。八十年代胡耀邦在一个讲话中对右 派知识分子说：“你们不应该反对我们，想想文化大革命那时，你 们救不了我们，我们也救不了你们。”看，说得多么情真意切！ 掌权的走资派和知识界的右派，前者是主子，后者是奴仆。没有这 个奴仆不行，主子要搞少数人的利益、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但又要 立着牌坊，因此难于启口，于是奴仆为主子大造舆论、鸣锣开道， 充当敲门砖。没有这个主子，奴仆便无法获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解 放；没有这个主子，奴仆也就成了丧家之犬，因为除去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知识界的右派不会再有其它靠山。 开自由化思想之先河的，往往不是右派知识分子，而是走资派。 在苏联，自由化思想的专利当属戈尔巴乔夫，而非萨哈罗夫；在中 国，自由化思想的专利当属邓小平，而非方励之。资产阶级所谓的 “自由主义”，不过是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附庸。“五四”时期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最终还是投靠了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1989年的那些自由化“精英”，最 终投靠了美帝国主义；现在国内有些贩卖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 级思想的人，是投靠现政权的。在目前的知识分子中，除去一部分 有觉悟的人之外，真正鼓吹自由化的也是少数，多数人是相信“既 需要稳定，又需要搞一些资本主义”那一套，与邓中特理论正好合 拍。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初级阶段” 论、社会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们同资产阶级 的“自由主义”、市场浪漫主义，在理论表述上和具体策略上虽然 有所不同，但是核心理念却是相同的。 （二） 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高明，因为所谓知识分子，是 说在某一专业领域内，他比一般人知识多一点；但是在社会共同面 临的问题面前，他们未必就比任何人知识多，未必比任何人高明。 恰恰相反，由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优于普通工农，他对社会的了解 程度和认识深度可能在很多方面不及工农群众。我们同时也不能说， 因为知识分子是工薪阶层，所以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社会的物质生产是第一位的，知识分子的“工 薪”，不是物质生产直接价值源泉的体现，而是经过国家强行的二 次分配实现的。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值 得我们借鉴。他指出：一般所说的知识分子只是白领工作阶层；而 真正代表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精华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 阶层，他只能代表社会中某一个阶级的思想和利益，每个阶级都有 自己的知识分子，所以从来不存在独立的知识分子；真正代表某一 个阶级思想和利益的知识分子才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 实际上，知识分子必须在社会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面前，特别 是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决定自己为谁服务。特别重要的是，这 种决定和选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是一劳永逸的，无论一个多 么有学问的学者、一个多么有资历的政治家，他必须在新的历史关 头重新选择。这就是思想必须不断改造的原因。 （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广大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这确实是关乎无产阶级专政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实际上，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都 进行过这方面的有益尝试，比如文革，就是一次最重要的尝试。另 外，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反对官僚、人 民民主这些方面，有过很多理论探索。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右派 知识分子则对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进行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 进行彻底否定，他们的这种否定行为，是那样地不约而同、那样地 毫无商量余地。他们可以容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其它内容， 但是对这方面的内容则绝不允许讨论，全都划为禁区，全由他们对 青年人进行歪曲的历史教育。他们告诉广大青年，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计划经济，就等于集权、官僚和专制。他们这种行为是他们 赖以生存的根本点，如果广大青年都能正确分析和借鉴列、斯、毛 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和理论，那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无法攻击马列主 义了。 前辈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在革命的方法、民主的形式方 面，还不够成熟。第一次文革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比如自下而 上的群众运动、斗批改、“三结合”、“四大”等等，但是没有作 为制度巩固下来，而且只进行了一次演习，没有进行多次，新生事 物势必不能巩固，在习惯势力很强、专制主义传统很强的中国，尤 其如此。所以修正主义一上台，把路线一改，就很容易把民主集中 制砍掉民主那一半，只剩下集中。反过来他们还把这说成是无产阶 级专政。 一些青年总喜欢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学习，但是他们不懂得：资 本主义的民主制只能解决横向的权力制约，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还 要解决两个东西：1）必须保证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这是资本主 义民主制所不能做到的；2）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就等于真理、 等于自由王国，还必须经过实践和斗争，而这个斗争的形式，还有 待探索。但是，资产阶级用政治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内部局部利益 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不能片面地学，俄罗斯学习西方，不但没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 也没解决社会公正和社会前途问题，就连对现政权的制约，也没有 很好地解决，俄罗斯的总统制，仍然是专制主义的；当然，有了舆 论自由和示威自由。 （四）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就是小生产习惯 势力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和鲁迅的教导，大家都还铭记在 心。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对于我是刻骨铭心的，有 着切肤之痛的。这个问题是在实践中战胜帝国主义和在理论上战胜 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 崇尚和幻想小私有平等的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主义，还有资产阶 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官僚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 群众的思想武器。在大资本垄断统治下，小资本的平均效益是极低 的，它接近于零，有时略高于零，有时等于零，有时甚至低于零（ 这时就是小生产者的破产）。这是一条规律，这个规律要大力宣传。 当然作为规律，讲到这个层次还不够、还太肤浅，应当在经济学、 哲学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的逻辑探讨，这需要大家的集体智慧，特别 寄希望于青年人。 （五） 现在，确实有一个如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觉得，现在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 准备时期，一是大力揭露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让群众重新认 识马列主义，使其重新赢得人心；从九十年代以来，群众已经开始 觉悟了。二是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解决革命的对象、策略、方法等 问题。回顾“五四”运动时期，那是一个思想准备时期，把马克思 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介绍到了中国，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 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但是当时也有不 够的地方，一个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还没有解 决，再一个是只有知识界少数人懂得马列主义，对于广大民众宣传 还不够。这两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了，抗日时期是我国第 二个启蒙时期。 1989年的“六四”是理论准备很不成熟的运动，它包含着广大 群众反腐败、反官僚、要求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这些因素，但是指导 思想的领导权却落入右派手中。俄罗斯先揭盖子，盖子揭了却不知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中国的阶级斗争盖子一直没有捅开，但是腐 败在发展，专制在发展，社会不公在加剧，两极分化在加剧，阶级 矛盾在激化，每个人的思想都在变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启蒙，其中反面教员也立了不小的功绩。这好比一锅饭，不揭盖子， 内部始终在变化，一旦揭了盖子，就是一锅又香又淳的饭。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无所作为，而是要充分发挥主观方面的伟大力 量，去着手造就伟大的事变。 ------------------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那么 敌人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刺刀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哪，这是奴隶。 　　　　　　　——田间 . ------------------------------------------------------------------- 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 作者: 陈窗 曾德方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 ，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 。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 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 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 ，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小岗村的“承包户，已经推广到全国农村，而且“包”字进城，已经推 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自然，要搞清楚小岗村这条“新路”，还得从小岗村来考察。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据史料记载，小岗村及其所 在地凤阳县，古时候就比较富庶，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走于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 可是，自从11 94年黄水夺淮之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 ，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以致农业衰敝，民不聊生。 就在这灾害频仍、饿殍遍野的1328年（元64年），被称为农民皇帝的朱元璋， 在凤阳县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朱元璋从小就征受苦难，曾给地主放过牛，种过田，还 当过和尚。后来，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照理说，农 民起义的胜利，应当使农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 ，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而且还是连年不断给凤阳人、包括小岗村人带来深重 的灾难。农民由于一家一户分散搞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他 们一边打着花鼓，一边含着眼泪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农民日夜盼望能摆脱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可是直盼到1949年，小岗村农民才 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当上 了新中国的主人。 建国初期，小岗村和所在地凤阳县，即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使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组织了起来，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出了“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淮河水系所属地区进行? 进行总动员，投入了一场移山倒海的伟大斗争。这次治理淮河，对穷山恶水进 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造。他们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湖泊和洼地蓄洪区，而且，还疏浚和开挖 了数条大型运河，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从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滥。 由于小岗村属于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与此同时，小岗村农民和附近农民 一起，又修建了一座比较大的燃灯水库（长20华里，宽10华里）。很多人都说，当年修水库 是不拿工钱的，但人民热情高、劲头足，干起活来就像是拼命。十几万民工日夜苦战，工地 上的喇叭唱个不停：“燃灯水库，燃灯乡，十三万人民喜洋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 移。组织起来的人民，确实有那么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小岗村在治理淮河和农业集体化之 后，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可以达到二十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 。从此，小岗人也和其他凤阳人一样，告别了十年九荒的悲惨岁月，告别了“身背花鼓走四 方”的苦难生活。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 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 “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于，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 你们。”万里离开时，汽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汽车走了 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汽车行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 过去，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虽然说，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 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三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而且． 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这 样，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和私有风，说是“一包就灵”，小岗村真的脱贫致富了。 不过，后来继续从小岗村传出消息，说因为刮浮夸风和私有风，小岗村又一滑 坡”了。算起来，小岗村从带头搞“承包”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今天的小 岗村又变得怎样了呢？ 一、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一下长途汽车，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 现年31岁。他因汽车从“承包”到私有，已是无车可开，只好在汽车站上，和母亲一起使一 个小馄饨摊子。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连连摆手说：“我劝你们还是 不要去，小岗村穷得很，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这里朱元月的祖坟 明皇陵，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都比小岗村好看。” 我们问：“你熟悉小岗村吗？”抗玉兵说：“太熟悉啦。1998年，江泽民总书 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 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我们很奇怪，忙问：“又拉回来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说：“这是县里的粮 食，为什么不拉回来，拉去是让他们看的。” 听了杭玉兵的话，更使我们弄不明白。既然说，“一包就灵”，“承包”能致 富，那小岗村“承包”了20多年，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我们到了小岗村，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才算了解到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说起话来很直爽。他一谈起 村里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他说：“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比 如平整土地，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又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 1 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 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 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讲到这里，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气吼吼地说：“你们说，这样打招呼，谁还 敢讲真话啊？！这还不说，人走了，茶也凉了，到现在，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问题 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我们只好笑笑，说：“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 了吗？”严立坤一听，眼睛都瞪圆了，说：“富个鬼，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据我们了解，上面领导曾经花了 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 1998年来视察 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 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 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 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 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 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 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 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 ，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 ，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 ，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 字。 走进小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畜起来了。特别是展览室，展 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竟 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 和共产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而用它来 与“承包”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也就用“承包”把小岗 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不少农民还认为，“展览室”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 在的。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 “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 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 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 ，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 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 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 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 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 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 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 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 ，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 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 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 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 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 、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 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 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 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 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 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 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 知祸不单行，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 生， 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 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 着。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治。我们说：“张长淑只有 32岁，还年轻，治好了，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 几天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她笑眯眯的，说：“去检查了，医生说我 不会残废，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后来，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 扶拖拉机打场。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头瞧瞧我们，叹着气说：“不行 啊！现在柴油太贵，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算起来，就要花42元， 实在用不起。我想，今后只能去买条牛来使唤喽。”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 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 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不觉心里一阵发凉 。我们琢磨：像这个样子，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不过，我们还是想搞清楚“展 览室”的情况。比如，农民说“展览室”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那么，“展览室”那个粮 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 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 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 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 ？”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 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 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 就碰项了。”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又跟我们仔细算了算。他说，他家种25亩地，过去年成 好，可以打二万斤稻谷。他有两个儿女，大女儿21岁，上中专，二儿子19岁，上高中，供两 个孩子上学，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可 今年，粮食减产，只收一万斤稻谷。不说别的，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 ，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 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 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 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 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 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 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 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 ，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 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 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 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 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 ’，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 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 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 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们介绍：那是八几年，温家 宝来召集他们开会。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一说起私人搞“承包” ，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说小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来了，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 00元。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便说，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温家宝听 了很赞赏，随即表示，他要听真话。 然而，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承包致富”论。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在他 们写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中，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说：“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 础，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 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 某些人甚至说，“承包”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提高生产力。 二、提高生产力之谜 既然说，“承包”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能提高生产力。那么，在深入小岗 村之前，就先从人谈起吧。 什么是人？不同的阶级，对人有不同的看法。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在资产阶级看来，人是自私的动物，要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要提高生产力，就要讲“私 ”字。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离不开一个“私”字。 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样认为。马克思早就说过， 人是社会动物（也可以说是政治动物），所谓生产，也就是社会生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 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入考察之后，认为：12个人共同劳动的产品，要比12个人单 个劳动的产品多得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 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马克思看来，组 织起来协作劳动能提高生产力，这也和军队组织协作能提高战斗力的道理一样，是集体力所 产生的新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也是赞成的。淮海战役前，毛泽东主张 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毛泽东说，两个野战军联合，就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好几 倍的力量。后来，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的胜利 。邓小平说：“经济协作也是这个道理。”（《邓选》第3卷，25页）。）所以，要提高生 产力，就不能只讲个人，而且要讲集体，要组织起来，要协作分工。 当然，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并不赞成这个观点。1944年，延安的《 解放日报》，就准备发表一篇社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毛泽东 审阅了这篇社论的清样后，立即写信给博古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 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 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实际上，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已经冲破了分 散的小农经济，开展了互助合作，因而使当年的收成增加了一倍。毛泽东用“组组起来”四 个字，概括了当时互助合作的经验，他指出：“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 “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 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 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岗村的实践，是否已经证明一 家一户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产力呢？ 首先，我们到了县里设在村里的农技站，找到农技员吴广法。他一听我们说“ 承包”，就很有意见，他说：“‘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吴广法一看我们很吃惊， 忙改口说：“当然，我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承包’，弊病确实很大，它一不 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 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吴广法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还是前几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由日 方支援 1000万日元（相当于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 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几只。 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 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人都知道，二千多年 以前，《晏子春秋》里就讲过“橘化为枳”的故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水土异也。”事实正是这样，有些良种，到了我们这儿，就不一定是良种。所以， 你说是良种，农民并不相信，良种还是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 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现在，有些良种，农民不接受， 作为抽象生产力的农业科技，也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吴广法讲得虽然很有道理，但我们还是想多听听，多看看。一位青壮妇女，约 莫30多岁，名叫顾乃芳。她一见我们，就说：“今年天旱，塘里没有水，一亩田只打300多 斤稻谷。” 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我们问过好几家，尽管也是歉收，但一亩田还是 收了5 00斤左右稻谷。我们皱了半天眉头，便说：“收这么少，不可能吧？” 这时，正好有一位青壮妇女从前面走过，顾乃芳大声喊道：“你家一亩田今年 打多少稻谷？” 那位青壮妇女一听就没有好气，大声答道：“200来斤！” 顾乃芳看着我们笑笑：“怎么样，我没有骗你们吧。她家的收成还不如我家呢 ！” 我们依然有些疑惑，对顾乃芳说：“能不能领我们到田里去看看？”顾乃芳说 了声“好”，便领着我们到了田里。 顾乃芳家的水塘，确实很浅，也很小，储的水根本就抗不住干旱。我们还看到 一些水塘，几乎已经淤成了盆地。看得出来，这些水塘已是年久失修，不能再用了。 我们问顾乃芳：“这些水塘，都是什么时候挖的？” 顾乃芳说：“早啦，听说还是大跃进时候挖的。” 我们十分吃惊，便问：“搞脱贫致富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连个水塘都没有修一 修呢？” 顾乃芳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惨啊！村上说没有钱。农民呢，一家一户的， 又没有那个力量。最近听支书讲，根据揭发，已经查实，村长贪污10万块钱，现在村长吐出 了8万，村里就打算拿这个钱来给我们修挖水塘。” 我们再向四处看看，这周围连一条路都没有。我们非常吃惊，忙问：“这里没 有机耕路，怎么搞机器耕作呀？” 顾乃芳苦笑着，露出一睑为难的神情：“你们还不知道哩，我们割了稻子，就 只好一捆一捆往村子里扛。你们说，像这样一家一户搞单干，还有谁愿意让出田来修路呢！ 可要是不修一条走机器的路，我们还怎么用机器呢？”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 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 ，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 由于 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 ，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 来越坏。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 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 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 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 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 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 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 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 至，他们还用这个来低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 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我们从农民这里，确实学到不少东西。比如，什么是农业？看起来，这个问题 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永远也搞不清楚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所 指出，自有史以来，农业是农民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是一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 产业。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这一产业中具有驾驭自然的力量。所以，只有在集体化的 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 凤阳县人武部的马政委告诉我们，小岗村的“承包”，虽然搞得不理想，但这 是他们18户农民自己按手印搞起来的。当然，对于马政委这个话，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但 我们问了一些人，都说搞“承包”时并没有看到按手印的条子。后来，又听人说，所谓按手 印的条子，也是假的。我们感到很奇怪，这张按手印的条子，怎么也会是假的呢？！ 三、按手印之谜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周、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 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 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 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 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 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 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 接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 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 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 ，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 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 村长严宏昌，在村里来说是属于富裕户。还有几家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和严宏昌一样，是发 了财的。他们都怕变，都不愿意走集体道路。江泽民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时，严宏昌就代表 少数富裕农民提出了“怕变”的问题。严宏昌等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搞私有化 。（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不过应当指出，农村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必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这条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从 经济模式来说，也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曾指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 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 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列宁全集》第13卷第 219页）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 如，农具和耕富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 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 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 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 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畜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 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 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 。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 。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 ，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 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这时，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 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安徽多年，但仍是一 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现在，房子 虽然盖起来了，但因为手里没有钱，墙没有泥，他也没有做。冬天，房子的墙缝里透着刺骨 的寒风。下雨天，房子的地上还渗出潮腻腻的水来。要是走路不小心，就会跌一跤。 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动着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 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 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 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 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 张槁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 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 决温饱问题，所 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 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 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 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 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 。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严俊昌讲的这个话，邓小平早就指出过。虽然说，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他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 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时他还说过：“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要实现两个“飞跃 ”。即：“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 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选》3卷111、355页） 。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 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 ，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 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 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 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 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 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板桥青年农民吴强民，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过去有些集体经济所以搞不好，一是领导有 问题，二是科技条件差，种子不好，又没有什么机器。要是解决了这些问题，集体力量无论 如何要比个人力量大。往后，只要把农民好好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就能办到个人办不到 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 现在，不少农民虽然希望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已经与美好的希望拉 开了距离。他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洲， 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 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将降临到多数人的头上。他 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 ---------------------------------------- 人民公社的小岗村与“分田到户”的小岗村、出路在那里？！（路死谁手！） 作者: 醉禅 日期: 2002-09-24 00:05 小岗村处在一个特定时期的 “分田密约”，“肝胆相照、同生共死”实质说来不是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 而是官僚主义政治的结果，正如同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陷入的困境一样，仍然是官僚政治 走向腐败的原因。 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而是官僚体制问题。 小岗村的问题与当前改革所遇到的问题，本质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官僚体 制（这个旧的国家机器形式）是应当分别来看待的，如果不能区分这个问题的界线，许多问 题就是模糊而混乱，并且被各种“思潮”与改革“话语”搞乱了思想界线而导入更深层的错 误。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上，是以急功近利的“小农经济”的思想路线，走资本 主义，以致退回到封建主义的旧中国的农业状态，还是从现代化“人民公社”的集体化的思 想路线，走社会主义、达到农业现代化发展。这里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管 理问题、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是确实存在着两条道路的问题。是先进文明的现代化和保 守、落后的复辟、回归旧的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与机会主义思想 路线在改革话语下所导入困境时面对的现实的斗争。 政治思想路线与经济发展在科学思想上是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 社会发展的科学学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发展。“合 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对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是 建立在社会发展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 最近又翻阅了毛泽东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关文章很受启发 。 历史地看，还是“人民公社好！” 从“三条驴脚”到互助组、合久作社到人民公社，与小岗村的“分田密约”穷 竞哪一个是农业现代化的出路，是不言而喻。 曾有一个电影“槐树庄”，形象而深刻地反映这一时代的农业革命运动，浓缩 了农业现代化初期的以及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并值得现在的人们深思。我们现在的许多 问题当年都曾发生过……但却遭遇“改革派”实是复辟派“精英”们的封杀。不知这个电影 能否通得过现在的政治审查，敢放给农民兄弟看吗？！ 面对小岗村人的实话，小岗村人的难堪。小岗村人的现实…… 是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滞约了小岗人的发展？还是政策激活的小农意识不适生存 ？…… 领导们无奈了，精英们无言了，但还有夸夸其谈的官僚们吃饱了空谈农民的“ 稳定”。 小岗村人的一切正是改革至今天的全部及其本质的缩影。 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被商人、资本势力、官僚体制下 的层层权力机构，瓜分、盘剥而各各击破，处于无奈的事实。如果说在集体经济时他们还可 以用集体利益与官僚主义进行公开的、名正言顺的斗争。他们为了农民自身的利益，面对官 僚主义的冷漠有“分田密约”，“肝胆相照、同生共死”的斗争。那么现在所处的分散的、 个体时，私有经济时，他们却被认为是“观念落后的”、“消极地等待”的，只有作以待弊 。而处于个各击破的无言、无奈的境地。 有专业家说，“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但是究竟说 的都是些什么？是农民呢？还是“学者”的问题？究竟是“问题”呢？还是他“自己”？！ 学者嘛，总是“学者”，他们对国家对人民，从来不负有什么责任，但他们却 深刻地影响着政策，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事！ 不能不回头看看，市场经济下的农民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 ------------------------------------------------------------------- 　　人民公社的小岗村与“分田到户”的小岗村、出路在那里？！ （路死谁手！） 　　作者: 醉禅 　　小岗村处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分田密约”，“肝胆相照、同 生共死”实质说来不是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而是官僚主义政治 的结果，正如同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陷入的困境一样，仍然是 官僚政治走向腐败的原因。 　　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而是官僚体制问题。 　　小岗村的问题与当前改革所遇到的问题，本质上说明了社会 主义制度与官僚体制（这个旧的国家机器形式）是应当分别来看 待的，如果不能区分这个问题的界线，许多问题就是模糊而混乱， 并且被各种“思潮”与改革“话语”搞乱了思想界线而导入更深 层的错误。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上，是以急功近利的“小农经济”的 思想路线，走资本主义，以致退回到封建主义的旧中国的农业状 态，还是从现代化“人民公社”的集体化的思想路线，走社会主 义、达到农业现代化发展。这里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问题、技术 问题，管理问题、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是确实存在着两条道 路的问题。是先进文明的现代化和保守、落后的复辟、回归旧的 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与机会主义思想 路线在改革话语下所导入困境时面对的现实的斗争。 　　政治思想路线与经济发展在科学思想上是统一的。毛泽东思 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学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 学揭示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发展。“合作化运动”、人民 公社对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被历史证明是成 功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 　　最近又翻阅了毛泽东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