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连载） 　　尹高朝 　　二十六、“欲栽大木拄长天” ———毛泽东和杨昌济（之一） 1920年1月25日上午，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响起一阵阵低回的哀乐。一位身材修 长颇具学者风度的青年走上祭坛，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堂正中的遗像三鞠躬后，哽咽地宣读 了由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这位青年就是新民学会会员、北大图书 馆助理员毛泽东。他作为死者的学生，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敬 慕和思念的逝者———著名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 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板仓杨家，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 “邑庠生”，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 ，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舅表妹 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 始在乡间教书，同时继续自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 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儿 子女儿相继出世，他的哥哥杨昌运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 人的生活，并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在好友的感召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 ，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 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 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2年夏，杨昌济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还去 瑞士游览了一番，随即启程回国。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人才 之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谢绝了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的聘请，决心以教育为己任，走教 育兴国的路子。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 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 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沉潜的湘中青 年，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探求“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 ，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 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独特的为学之道。 透过毛泽东个性中显示出来的许多极富特色的品质，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 生，堪称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 此后不久，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 —“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 世之才的激越情怀。 毛泽东对老师更是推崇备至。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 ，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一师的教员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 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一批“尖子”学生慕名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 杨昌济家中请教学识和文章。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都是“板仓杨寓”的常客。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机会。 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家中就教，杨昌济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 来后，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杨昌济看到了人才脱颖而 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编 写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 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 为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 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 论有关哲学问题，交流读书心得。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 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二十七、“欲栽大木拄长天” ———毛泽东和杨昌济（之二）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 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 魄”。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 静坐、冷水浴、废止朝食、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 远足，即长途步行，是杨昌济所喜爱的健身方法，也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锻炼项目之一 。1916和1917年的两个暑假，毛泽东曾借学校开展“修学旅行”的机会，徒步考察了长沙、 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行程一千余里。此后不久，他又偕同学张昆弟等人行步一百 多华里，去游览湘潭韶山。 登山，是毛泽东经常从事的体育活动。与一师隔江遥望的岳麓山，古树参天，挺拔秀丽 ，山上留下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无数的足迹。 冷水浴是杨昌济天天坚持的锻炼项目，毛泽东就是最坚决的仿行者。每天天蒙蒙亮，毛 泽东便悄悄来到学校东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边，脱光上衣，吊上一桶又一桶冰凉浸骨的井 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浴巾摩擦全身，一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即使在寒风凛冽、滴水 成冰的隆冬，他仍天天坚持。 风浴、雨浴、日光浴，是毛泽东自己独创的体育锻炼方法。夏天烈日当空，他打着赤膊 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游泳后，也要躺在沙滩上让太阳照射。他把这叫“日光浴”。冬天， 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他跑到空旷的地方脱去棉衣，迎风搏雪，说是“风浴”、“雪浴”。 狂风暴雨时，时常一个人在操场上脱掉衬衣、长裤，让瓢泼大雨淋个痛快，还逆风大声呼喊 ，说是“天雨浴”。 游泳，是毛泽东最喜爱、也最擅长的体育活动项目。毛泽东的游技好，胆量大，耐力强 ，能自如地横渡湘江。他不仅在夏日游，还冒着北风呼啸的严寒去江中游泳；不仅自己喜爱 游泳，还发动同学好友都参加游泳活动。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但是，毛泽东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 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以致许多学生 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便有7名同学 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 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毛泽东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 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得到杨先生的赞成。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 泽东写就了一篇长达七千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 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由陈主编的 《新青年》杂志三卷二号上。 在几年的师范求学过程中，面对社会现状，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不能 不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及方法。 这个时候，国内民主运动正悄悄兴起。《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几乎 从创刊之日起，他就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自己订阅外，还自己出 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一些得意门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杨昌济还热情鼓励学生向《新青年 》积极投稿，自己也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受《新青 年》新思潮的猛烈冲击，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骤变，深感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发起成立 新民学会最初的思想动因。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在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和老师杨昌济的“板仓杨寓”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他们讨论的议题。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形 成的“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这一结果，提议组织一种严密的团体，成立 一个学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们根据《礼记·大学》篇中“在新民”和《 书经·汤诰》篇中“作新民”的意思以及谭嗣同、梁启超倡导过的“新民之道”，认为“新 民”二字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都同意将团体名称定为“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的章程》事先经过杨昌济的仔细斟酌和悉心指导，新民学会中许多人后来成 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今天，当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时，我们可以毫不 夸大地说，杨昌济先生是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二十八、“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之三）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于当年6 月举家北迁。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7月，杨昌济从北京给毛泽东来信，告诉他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有志青 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 随即，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不久，赴京联 络的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 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 从长沙启程赴京。 初到北京，毛泽东和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全凭杨昌济全力操作，大家才在北京大 学找到了3间小房子安身。毛泽东则被杨先生留在家里食宿。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 老师全家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助理员的职位，月 薪8元，解决了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将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利息提了出来；同时，杨昌济还 通过他的老友章士钊出面，组织义捐，筹款两万元，全部资助给赴法勤工俭学的青 年。 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学生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 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 到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即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他除了在 工作之余常去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系科教授讲课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 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毛泽东通过参加这些团体的学术活动，汲取了新的知识， 结交了名流学者；同时，杨昌济还让毛泽东利用工作便利多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聆教，并推荐他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 培等。毛泽东的崭新思路及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受到了这些第一流学 者的关注。 在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 义的文章，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3月12日，为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毛泽东辞别杨昌济先生一 家，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 南。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湘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 去”。 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恰在这时，毛泽东率“驱 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 望。 和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已病入膏 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友、北 洋军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 才，望善视之！” 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便溘然长逝了。 痛失良师和慈父，毛泽东尤感悲恸。他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 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由其亲友护送南归，回到长沙板仓故里。 就在杨昌济逝世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和老师的爱女杨开慧自由结合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移到他 们的亲人身上。 在长辈当中，岳母加师母的杨老太太向振熙，是毛泽东最关心和牵挂的一个。1949 年8月，长沙刚刚解放，妻兄杨开智曾将母亲尚健在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当 即回电道：“来函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9月，他委托回湖南省亲的 王稼祥夫人给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还写了一封信，向老人遥寄问候。 1950年，杨老太太八十大寿。毛泽东特地让儿子岸英前往湖南祝寿，并带去两棵人 参，送给老人家滋养身体。 次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 1960年，向振熙老太太90高寿，毛泽东听说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老家祝寿辰，便 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送上两百元，烦为转致。或买 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 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就这 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1962年，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让秘书火速给杨开智致电，唁电 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 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 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二十九、峥嵘岁月的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 在毛泽东的众多老师中，有一位被历史尘封已久而鲜为人知，他当过毛泽东的国文 老师，做过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支持过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最后却与毛泽东 分道扬镳，做了国民党的高官。他，便是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先生。 易培基，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后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 湖南师范馆。 1916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员，由易培基担 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他和毛泽东过从甚密，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到北京学习、工作了半年之后，回到长沙，应 聘于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毛泽东同易培基、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一道，立即投身 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 长沙各界群众的爱国运动，受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百般阻挠。张敬尧的倒行逆施， 激怒了广大进步师生。 经易培基、毛泽东等进步师生的精心谋划，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开始大力展开。 1920年1月28日，逐张代表团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华的示威游行和请愿行动。易培基 和毛泽东作为赴北京的学联请愿团领队并肩战斗。 一个多月以后，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仓皇逃离长沙。 几年以后，毛泽东在自己所填的一首诗词中，非常生动地回忆起这段自己青年时代 最为辉煌的一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1920年的夏天，谭延率湘军进入长沙，易培基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易培基由一位普通的国文教员，一跃而成为全湘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湖南第一 师范的校长。 由于老师的器重，从学校刚刚毕业两年的毛泽东，于1920年秋天又回到母校，正式 就任一师附小主事。从1921年下学期开始，易培基又聘请毛泽东担任师范部二十二班 的国文教员。 正像毛泽东自己在五十年代曾对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 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 台老板硬哟！” 毛泽东在湖南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是从一师开始的。继青年团成立之后，毛泽 东即在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易培基这个党外的民主人 士，仍给予毛泽东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帮助。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其 意义已远远超出师生之间感情交往的本身。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请毛泽东赴沪参加 会议。当时，第一师范尚未放暑假，学生正面临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按规定是不允 许教师告假的。但是，易培基是一位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政府官员，毛泽东信仰马列的 政治倾向他早已明了，于是，他未究详情，便在请假报告上签了字。 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湖南，由于易培基的开明和宽容，毛泽东利用在一师的教 职，继续从事党建工作。 逾是久涉官场，易培基逾看清军阀政权的反动、社会的黑暗和腐败，革除旧制度的 愿望一直在内心萌动。 1923年初，因收回旅顺、大连和抵制“二十一条”，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汹涌澎湃 地开展起来。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湖南工团联合会，以易培基、徐特立等为首的湖南 教育会等团体，举行了6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请愿和游行结束后，第一师范师生在 易培基校长的支持下，率先实行全校总罢课。 易培基和第一师范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深深触怒了刚刚爬上湘军总司令 和湖南省长宝座的反动军阀赵恒惕，到1923年的下学期，省政府要撤换一师校长的风 声已传遍了全长沙。 1923年，毛泽东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从上海秘密潜回长 沙。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立即拜访了易培基先生，对老师开展了统战工作。这次谈话， 使易培基产生了离开军阀政府，投身国民革命的想法。 11月底，易培基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职务的通知。至此，易培基教育强国的 梦已破灭，他忿然辞去省府的一切职务，举家南迁革命中心广州，通过谭延、毛泽 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没料到此后易培基和毛泽东因政治信仰 不同，他们朝着各自的目标越走越远。 在担任大元帅府顾问后，易培基赢得了大元帅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1925年，孙中 山逝世，国家政权落入军阀之手，易培基不愿同流合污，再次脱离军政府。1927年， 谭延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先被谭 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后居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要职。1934年， 他被诬告盗换故宫珍宝，被迫辞职。 易培基蒙此不白之冤，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绝望，就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抑郁 成疾，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时年57岁。 毛泽东并没有因易培基走了另一条政治道路，而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他曾私下多 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过这位恩师，并以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 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 与惋惜之情。 　　三十、开明的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和孔昭绶 1915年，毛泽东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一连受到三任校长歧 视，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 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 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这位新校长便是当时在 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 法学学士学位，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1916年秋，就在孔昭绶第二次出任一师校长的第一天，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 一份署名“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毛泽东的简 历，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员方维夏，向他了解毛泽东的情况。 通过同毛泽东进行一番深入的交谈后，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 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 的现实。因此，孔昭绶规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 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毛泽东终于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重返一师的孔昭 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 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一师这段时期留下的良好印象，令毛泽东终身难忘。解放后，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 年的老同学时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 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孔昭绶担任一师校长期间，所采取的一项影响最大、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 措，当首推组建学生志愿军一事。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痛感于中国国内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 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10月底，一师学生志愿军正式宣告成立。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 品学优良者，编制成一个营。毛泽东也是其中的一员。校长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 “总指挥”，毛泽东被孔昭绶任命为连部的上士文书，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连 一切文牍事务。第二年，又因在袭击溃兵的战斗中指挥有功，提升为第一连连长。 1917年11月间，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 系军队谭浩明所部打败。这时，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便沿粤汉铁路 撤往长沙，已经到了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消息传来，全校近千名师生员工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校长孔昭绶紧急 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部署全校师生作好疏散准备。 且不说一千多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紧靠铁路的一师校园，势必 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学校岂不要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 说什么这次再也不能让学校遭受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 尔后，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经过侦察得知，这些溃兵已极度饥饿、疲劳，又 不知道长沙城内的兵力情况，害怕再遭打击，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于 是，毛泽东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 械。 孔昭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 立即会同孔校长作出决定：抽调配有枪支的学生志愿军100名左右，作好出发准备； 紧急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所有出口，形成多道屏障，准备迎 战；接着，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联络警察统一行动。 时将黄昏，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的地方时，警 察和学生军在山头上一齐开枪射击，同时一边鸣放装在煤油桶里的爆仗，一面齐声高 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不杀！”霎时间，枪“炮”齐鸣，喊声震 天，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约有千余人当场缴 械投降。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灾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 生的交口称赞，孔昭绶还将他誉之为普鲁士名将“毛奇”。 身为一校之长的孔昭绶亲手将毛泽东当年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的详情记入《一 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学友会纪事录》和《夜学日志》，一起珍藏起 来。1951年，人们在早已故去的孔昭绶家中，发现了这些历史珍宝，遂将它献给了国 家…… 　　（全文完）. ------------------------------------------------------------------- 走出革命低潮的新型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所带动的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达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这一系列的人民革命过程，属于革命上升时期。文革是人民 革命的最高潮，也是举世无双的新型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理论和实践增添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但是由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 攻破的反动力量和汪洋大海般的作为资本主义温床的小生产等落 后性互相支援，阶级斗争形势急剧逆转，右倾机会主义打败了无 产阶级革命派，篡夺了党政大权，导致革命从停顿转向反革命。 自从1976年的中国热月党发动宫廷政变以来，全世界的革命总趋 势是倒行的，革命进入低潮时期，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处于被动 地位和政治冷淡状态，而资产阶级剥削者少数则呼风唤雨、资本 主义大行其道，资产阶级反革命达到高峰时期。 经过近20多年的世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践活动，人民群众总结 经验教训，被迫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得出不愿继续在资本主义里 生活的再革命的主观愿望，客观上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经济 危机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地大量出现而致使革命开始从低潮走向 复苏的前景。第三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走在前面，急 起直追的是亚非拉人民，第一和第二世界人民也具有从1966年以 前的落后状态转化的可能性。这个新的革命形势由于2001年9.11 奇袭美国事件而出现转机，9.11事件标志着世界新型革命的开始 。这个革命的几个特征是反帝、反资、反战、反殖。革命的主力 军是世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同盟军包括宗教革命派、 失业者底层、小资产阶级左翼、中产阶级下层及其知识份子等。 革命的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其阶级 基础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修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间力量是 中小资产阶级右翼、中上层中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等。 21世纪革命势必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进入社会危机来推动。 反帝是革命的最低纲领，要求国家独立自主是革命的先声。通过 反帝和国家独立的要求，发展出用政治解决经济问题的斗争策略 来进一步推动革命向前进展。换句话说，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地位的反帝修反斗争无疑是革命的关键，只有形成国际 反帝统一战线，才能摆脱帝修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专政。反 帝政治斗争是革命的根本出路。拆散或切断帝修反之间的反动联 系是重要的革命工作。 革命战略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民战争。只有通过各国人民的革 命战争才能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即武装夺取政权。取 得独立自主的政权之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态才能 得到根本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或革命才能成为可能；在一些 国家，独立自主政权可能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暂时不能进行社 会主义的革命，它们的经济结构还不能达到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的 要求，只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社会发展 的先进性质可以而且必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之中。具有近 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中国是这些国家里的佼佼者。中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分两步走：展开对修正主义的人民革命大 批判，把走资派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真反革命面目予以彻底揭露 并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现实来控诉其危害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反动实 质，这是第二次文革这个新型革命的第一阶段。当革命舆论占领 阵地，主导意识形态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武装夺取政权作为文 革第二阶段的斗争就水到渠成。 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不是“发展”生产力）。 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和 名义上国营实际上由官买资本经营的工商业由半殖民地的官僚买 办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历史逆向发展了20多年的中国改革已经走 到尽头，中国的革命刻不容缓，应该尽早结束修正主义的反动统 治。毛泽东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 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 历史舞台。（1948年《将革命进行到底》，《选集》第四卷） （无2002－6－20） . ------------------------------------------------------------------- 学习列宁《怎么办》的读书札记 辛德 学习了列宁的《怎么办》，体会点滴，与同志们交流，敬请批评指正。 《怎么办》一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春，发表于1902年3月。该书是列宁对于当时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内部各种思潮和倾向的分析，同时列宁也针对相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 的主张，从而为“俄国革命怎样才能搞起来”这一问题探索着答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以及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公开决裂，大约在1915-1916年左右，列宁形成并发表了 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他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社 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 薄弱环节，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首先获得胜利。因此，回顾并综合起来看， 列宁在这里谈的，不仅仅是1902年的俄国形势问题，而且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 系列重大战略和策略问题。 【……】内的宋体字是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原话，楷体字是我的心得。两个小标题是我加 的。 思想领先 政治挂帅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 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 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 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 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 既然工人群众绝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 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 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来自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斗争，亦即从群众中来、从 社会实践中来，它又返回去为群众的阶级斗争服务。这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或者 说，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却如马克思所 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巨大的力量。毛主席说得更明确：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思想文化理论战线、政治战线和 经济战线，是构成阶级斗争总体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也不能相互替代。毛主席 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造舆论，都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 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首先始于李大钊 、陈独秀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理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救亡 工作首先当成一个对于民众的启发教育工作，首先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 首先占领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的主动权，把抗日救亡提高到“民主、进步、建设新中国”的高 度。我们当今的工作，也应当首先着眼于理论方面，首先抓住理论、方针、战略、策略这些 提纲挈领的要害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着重调查社会实际情况，是正确的。离开这个前提， “着重于实际行动”，则是错误的，就变成了“运动就是一切”。 这当然不是说，理论教育和宣传鼓动可以搞教条主义。任何理论教育和宣传鼓动，都要结合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以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切入点，这是毫无疑义的，古人讲“以利愤义”。 但是如果仅仅讲切身利益，仅仅讲直观的问题，那么统治阶级也能办到，无须共产党、无须 革命者。试想，土地改革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如果仅为了这一亩三分地，他们就不会送自己 的儿子踊跃参军。 美帝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 盾和其他社会矛盾都大为激化，国际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与深度也都今非昔比， 这又反过来迫使美帝实行更加冒险的全球侵略政策。它表明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脆弱性，越 来越多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与障碍正在成片地浮出水面。因此，要注意研究如何把握国际大气 候的发展变化，促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长期陷入的低潮。这是政 治中的政治，是必须挂帅的政治。 【......（群众）都是些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 下级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了。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向我们控 诉真能发挥作用，看到我们真是一种政治力量时，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 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多多地和不断地努力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 】 群众是分为左中右的，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特别是在专制统治之下，在革命正处在酝酿时 期的低潮阶段，群众中有很多人是麻木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揭露，难道不是入木三分吗 ？但是，并不是像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完了。只有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和坚韧 的毅力，再加上高超的战略、策略，才能越加深入地发动群众。这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曾经做过的惊天伟业。毛泽东在其名篇《愚公移山》中说，我们也要感动上帝，这 上帝，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人民。毛泽东为鲁迅提出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但是，如 果不重视鲁迅提出“国民性”问题的意义，我们就会犯左派幼稚病。所以毛主席晚年还一再 号召“读点鲁迅”，就是要让我们弄懂社会的复杂性。 鲁迅深知，对于中华民族这个被压迫民族来说，“国民性”问题绝不仅仅是“国内”阶级矛 盾在文化上的反映，离开民族矛盾的“单纯国内的”阶级矛盾当时已不复存在。鲁迅所战斗 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文化和与它勾结的半封建文化。毛主席最了解鲁迅，称赞他是“在文化 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没有丝毫的 奴颜和媚骨”，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19 40年1月）对于当时的毛泽东和鲁迅来说，人民群众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首要 并集中地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在 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所以，毛主席有这样的结论：“鲁迅的方向，就 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从诞生到成熟，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其中有两个关键时期，为 她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历史条件。一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 爆发；二是抗日战争。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化了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才有愚公 出来移山。帝国主义毁灭和奴役中华民族的野蛮性，“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愚公们 前仆后继、挖山不止的牺牲精神，终于把处在民族危亡中的上帝—人民感动了。 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以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挂帅，就必须挂到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 上。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怎样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949年毛主席写道：“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 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 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尽管孙中山和共产党人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从不同的阶级立 场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要不要唤起民众、如何唤起民众、即“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6月30日) 回避帝国主义问题、不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不管他们在反对所谓“国内的”资本主义 问题上多么激进，到头来只能是一场骗局。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客观上的代 理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同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就根本谈不 上反对帝国主义；离开帝国主义去反对修正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 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 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为限 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 治揭露工作。......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 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与其说是理论 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 密切联系着的。......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 条件。】 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受“忆苦思甜”的教育，学校经常请来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 老工人，他们回忆自己从12岁就来到天津市进厂学徒，在旧社会如何受尽压迫和欺负，经常 说得老泪纵横。但是在伤心之后，他们总是把泪水一甩，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在旧社会 ，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但是我们之所以受苦，那都是因为旧社会万恶、因为国民党反动统 治万恶，毛主席领导共产党、解放军把帝国主义打跑了、把地主资本家打倒了，我们才获得 解放。你看，这些老工人都能够从内心把握列宁所说的“一切关系”，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本 领，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哺育。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 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 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 件。”这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 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 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 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 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只具备了唤起民众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毛主席特别重视政治动员的决定性反 作用。“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 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 了敌人一着”，“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 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在《论持久战》的“ 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章第（六七）节中，毛主席接着对什么是政治动员和怎样进行政治动 员，都有详细的阐述，因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一一引证了。 【 总之，我们已经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 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自发高潮越 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 也就越会无比地增长起来。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 加以讨论。】 毛主席说过，要先做人民的学生，再做人民的先生。这个两方面，忽视哪一个方面，都是片 面的。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也是不对的。 【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 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它各种有使运动离 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 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 区别各派别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 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只有在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 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 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 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 喜！”一样。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 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 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必 须向工人灌输”，第二层意思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必须把理论、方针、战略、策略的问题搞清 楚，否则“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 列宁的论敌、那些崇拜自发性的经济主义者，说列宁强调党的理论建设是学理主义和文人习 气。 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过去毛 泽东的理论力量来自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今天 应当是“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今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 座大山。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按照毛主席的看法，“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 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老家在外国，推翻这座大山，是要结束它们在中国境内的统治，那 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是国外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毛主 席领导时期，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被作为 新中国的两个基本经济政策提出来了，在相当的时间内，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新中国没 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独立，而且长期进行经济封锁，想困死我们。因 此，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做出的以下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 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 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国内矛盾 和国外矛盾的一度分离或分隔，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度脱钩，造成了不少人盲目的 思维惯性。他们继续沿用这种方法来看待改革开放后、入时后的中国社会矛盾，看不到或不 重视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帝国主义推行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放开眼界 把握全局 【 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有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的工作，但 是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们中间，对于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些迫切问题的材料，却几 乎没有人去专门收集。】 我觉得，列宁指出的这样一个倾向，在我们目前的同志当中，也是存在的。革命的青年知识 分子，特别要注意着眼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那些最迫切的问题，抓住牛鼻子。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要对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但是调查研究要高屋建瓴。要学会抓住政治中的 中心，阶级斗争中的纲，这就是上面反复提到的时代问题。 【 ......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绝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 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 “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和发展国内外两个统一战线，要学习、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 胜利的基本经验。 到工人中去体验工人群众的疾苦、加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想到工人中去直接找到由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而带来的现代产业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就太书生气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在行动起来的革命人民中， 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区农民，难道不是表现了充分的无产阶级 英雄气概吗？ 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那里的资本 主义不很发达，但又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地区。所谓“薄弱环节”，主要有两层含义。一，这 些地区的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在世界市场上不具有垄断地位，它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 、相互转嫁生产过剩危机的集中所在地。二，这些地区自身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又是阻碍 以市场经济方式进行工业化的主要瓶颈。“一”和“二”合力作用的结果便是，不但有城市 中贫困化、受失业严重威胁的工人，而且还有日益面临破产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 联合起来，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再加上来自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帝 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集中对这些地区变本加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工人 和贫苦农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唤起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 互争夺，则成为革命可以利用的间接后备军。其中，农民问题是关键。正如中国革命的历史 经验所表明的，在上述地区，谁掌握了农民，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谁就掌握了民族解放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 【 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运动的阶级性又表现在 什么地方呢？——那位过分热心地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 这样质问我们，并且已经在这样质问我们了。我们回答道：我们运动的阶级性就表现在这种 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 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绝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 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代表全民攻击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 阶级的经济斗争，并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 众激发起来和吸引到我们阵营中来的冲突！】 这就是革命的阶级性和革命的群众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时的沙皇专制政府具有“封建帝国主义”的性质，无论从它的对内关系还是对外关系看， 俄罗斯民族都是一个“压迫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包括它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获得解 放的。列宁的党后来在世界大战期间，正确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略 方针，取得了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压迫民族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 是他们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失败主义者。 中华民族不同，她在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被压迫民族。毛主席说：“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 国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 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国际 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 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 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 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 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 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在中国，革命的群众性或全民性，必须通过发扬广大中华民族反帝的爱国主义传统，才能充 分地表现出来。“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这样高度评价鲁迅的原因 。之所以说民族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因为这里指的就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全球压迫 问题，这是各国存在阶级压迫的总根源。无视国际压迫的“阶级觉悟”，不是无产阶级的觉 悟。在领导东方革命更加复杂曲折的丰富实践中，革命的阶级性和革命的群众性之间的辩证 关系，已经由毛主席用更为明确的语言做了总结，即上面提到的两个统一战线与其中的阶级 联盟基础之间的关系。 【 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 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而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谁忘记这一点，他就 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 面，自己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民族主义的旗帜，平等、自由、人权等旗帜，要求改良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争取社会福利 ，等等这些旗帜，我们都要高高举起，不能让给资产阶级。列宁说，在争取改良的斗争中， 马克思主义并不逊色于改良主义者。把这些旗帜当成自己的基本纲领，那就是糊涂蛋；不把 这些旗帜当作自己的策略，同样是糊涂蛋。关键在于要给这些空洞的口号赋予具体的、时代 的和无产阶级的内涵，同时使这些口号的提法也不断得到改进，这就是我们的本领。在抗日 战争中、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出色。因为这些争 取改良的民众斗争，不但是建立两个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内容，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推动矛 盾的发展，才能由表及里地暴露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质，才能随着客观过程的展开因势利导地 教育、动员和团结人民。 印度共产党则是反面教训的一个例子。毛主席说：“印度没有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 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 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 【 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会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 不会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 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都有社会民主党人，以 便了解我国全部机构的内幕。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我们自己的人”是相对于“他们的人”而言的，当然，还有处于中间状态的。在中国，“ 他们的人”，就是“帝国主义的人”。这些人以为，任何革命都比帝国主义坏，这些人的利 益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卖国贼阵营。充分团结和调动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给每个人以适当的工作。这就是统一战线，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一切 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这又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 让我们把毛主席总结的中国革命依靠两个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牢记在心。 【 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这个学说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 面来了。】 无论哪个阶层，只要不是上层统治阶级，青年一代应当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谁掌握了青年， 说就拥有了未来。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毛主席分析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 ，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 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这就激怒 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 了绝对的敌对。”（《论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不包括的是卖国贼阵营，他们已经 撤去了民族的界限，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 【 ......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 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与知识分子革命家在同一水平上的工人革命家。因此我们主 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绝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 为“工人群众”。我绝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当然不 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难道在知识分子中间不是也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 吗？难道大家不是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这种读物不是有人在写吗？】 帝国主义时代，首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应当特别重视 占人口较少数的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当中，也可分左中右，也要分化争取他们，对他 们进行宣传教育，促使他们随着群众运动的到来逐渐改造世界观，同时使他们在群众运动中 发挥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可改造，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只 能对群众，而对知识分子无效。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舆 论的文化工具，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更有利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 略的斗争。因此，我们要按照列宁的教导，也要为知识分子写通俗读物。 ------------------------------------ . ------------------------------------------------------------------- 今日工运: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重读列宁"怎么办?" 工言. 一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反贪污腐败/反贱卖葬送国企/ 反卖断/反失业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间断过.工人运动烽烟 四起,如火如荼.最近继大庆/辽阳的大规模工人示威之后,其他地 方的抗争仍然在持续进行.这是有关方面的"胡萝卜加大棒"难于 对付的.全国一亿多产业工人,加上从农村来的所谓剩余劳动力即 中国的"新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至少也有2亿之众.庞大的武警 "大棒",也是徒劳!经济和金融又已到了总崩溃的临界点,那里来那 么多资金去兑现这"胡萝卜"空头资票?更何况面对经历过毛泽东时 代的反复辟斗争/面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工人阶 级?!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评价眼前这场工人运动呢?笔者重读了列宁著作 "怎么办?" 在这部指导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著作里,这段话 尤其值得我们领会: "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 政治揭露工作......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 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由此,我们要搞清楚两个重点:第一,在中国,什么是列宁所说的" 全面的政治揭露"呢? 毛主席早就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 ,就在共产党内."这就是最大的揭露.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又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作为 揭露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死不悔改走资派邓小平运动时,强调指出 :"走资派还在走".把邓彻底揭露出来. 毛主席对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全面的彻底的揭露 ,就是列宁所说的"全面的政治揭露".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的大无畏气魄,敢于揭露自己领导下的党和政府的最大最严重的问 题,并毅然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四 大".这就是实践列宁的"全面的政治揭露".毛主席领导了全党全国 对资本主义进行大批判,使亿万群众懂得资本主义是垂死没落/必 然走向灭亡的腐朽制度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主席号召全国对 刘/邓走资派的揭批,以及后来对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坚 持复辟资本主义路线的揭批,就是列宁教导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 需的全面的政治揭露.就是一场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第二,今日之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处处都可看到毛泽东时代的 影响/都深深地打着文化大革命的烙印. 今天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如此成熟/如此蓬勃发展,毛主席及其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居功至伟!今日工人运动,是毛主席对共产党走资派"全面 政治揭露"的继续,是业已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第一次文 化大革命的继续.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列宁论断的正确,深深体会到毛 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深远影响. 今日中国工人运动,已经不是列宁在19世纪末发动组织俄国工人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的那种状况和阶段. 今日中国工人运动已是在文革进行全面政治揭露之后的基础上进行 的,是在文革这场以打倒共产党走资派/把针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 内"这个严重问题而发动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继续. 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发生之后进行的,是在 由共产党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上台的事实上进行的. 今天进行着的革命,既不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也不是从头越的现在才开 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早已开始了的现在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大革 命. 大革命的进程已到了非解决共产党走资派问题不可的纵心阶段. 二 那么,根据列宁"怎么办?"的原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这就需要对 全国工运作具体分析/对发展不平衡作深入具体的分析. 目前,引人注目的工运有如下三个地区和四川湖南山西等地: 1,中原郑州/洛阳/武汉地区:中原地区是昔日著名的"二.七"工人大罢 工的圣地,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郑州造纸厂反贱卖葬送国企的斗 争,走在运动的最前头,也最出色/历时最长/斗争最坚决/口号最鲜明. 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有政治觉悟的一支劲旅. 2,东北产业重工业基地:这个昔日社会主义工业的脊梁,今日成了工人 阶级的地狱,成了国营企业倒闭/被贱卖葬送/工人失业最为严重的地区 .成了社会危机的巨大因素.近来大庆/辽阳的反贪污腐败/反卖断欺骗 的斗争,规模最大.英雄的石油工人振臂一呼,振动了世界,向全世界显示 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把"弱势群体"这顶侮辱工人阶级的帽子丢回到走资 派头上.东北工人阶级有着最雄厚最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3,中国资本主义火车头地区的广东/深圳地区:这里禁锢着一支人数 庞大的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新 无产阶级.这里的新无产阶级最受虐待最痛苦受剥削压逼最深,是名副 其实的奴隶奴工.但是又是潜藏巨大反抗力量的地区,是处在列宁"怎 么办"中所说的初级阶段. 4,四川/湖南等地,都有产业地区工人阶级的反对把国企贱卖给私有制. 四川省广元纺织厂一千多工人大罢工,也是反对国企私卖拖欠7年养老 保险金. 郑州地区的工人运动,以郑州造纸厂工人反兼并斗争为代表.郑纸的反琼 吞国有资产及工人血汗的斗争,起于1997年.工人们团结一致,为保卫社 会主义企业财产不被侵占/为保卫工人自身的生存权/就业权,通过本厂 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高度地组织起来,职工代表大会全票通过否决"兼 并协议",把郑纸的管理权夺回到工人手上.工人们说:"我们不是主人翁 么?我们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是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工人"."是腐败搞垮了郑州造纸厂,而腐败的直接诱导因素就是工人主 人翁地位的严重削弱,工人失去主人翁地位和行使主人翁的权利,就失去 了一切!"看,这些阶级兄弟头脑多么清醒,政治上一点也不含糊.就这样, 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就这样,与贪污腐败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 厂斗争. 被逮捕的两个工人代表,一个是解放军复员军人,在昔日解放军革命大 熔炉/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深受培养教育,另一个和老厂长,都是从大学 毕业后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长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从感 情到立场都发生深刻的转变.真正地融入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工人阶 级的革命知识分子. 今天,正是这些毛泽东时代哺育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起着 先锋和领导作用,首先是列宁所说的"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的作用. 根据列宁的教导,工人群众是没有"自来红"的.即工人群众是没有自发 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的提高,是要通过马列主 义的灌输才能达到的.然而,工人群众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失业工人 ,从自身的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打下18层地狱,处于马克思所说的 奴隶的地位,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悲惨处境,使工人群众比别的阶级都较 快地觉醒起来;都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更乐于和彻底投身 到大革命中来.工人革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让马列毛主义掌握工 人群众,就是要去左做好列宁说的"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 郑纸和郑州地区工人运动之所以能持续进行/方兴未艾,就是因为中国 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工人 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一旦遇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革命的战略因素就起 着重要作用.今天工运之所以与列宁在19世纪末发动工人的情况不同, 就是因为中国工农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不是现在才开始向群众灌输, 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实现了,文化大革命早就进行了这种实践社会主义 革命的演练了!今天中国工人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全国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地流入沿海特区特别是"三资企业" .形成了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新无产阶级.在那里,中国资本主义的所谓经 济奇迹,正是用这些新无产阶级的生命和血汗铸成的. 在这些资本主义势力强大/新三座大山统治特别残酷的地区,工人群众 不但在思想上受到愚弄欺骗,生活上受到迫害,政治上毫无权利可言. 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灌输和"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这些新无产阶级 就无法迅速觉醒并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仍然有零星的反抗斗争,他们提 出的口号仍然带有浓烈的政治意味,这不能不归功与毛泽东时代的长 期陶熏/归功与文革的锻炼.这是大革命时期精神沉淀对今天的资本主 义复辟的放射.如果我们认真做好列宁"怎么办"中的教导,就一定能 让这埋藏着的巨大火药库释放出巨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动力. 今天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东北地区工人运动,尤其是近来的大庆/辽阳的 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行动. 据消息报道,辽阳工人这次之所以走上街头/包围市政府,其直接的原因 之一,就是至少有13名工厂主管牵涉到60万美元的贪污受贿案,导致大 批工厂破产和大批工人失业及拿不到失业津贴.辽阳至少50%工人失业 ,但而该市"人大"主任/前市委书记竞对电视台谎说"辽阳没有人失业" .激起了全体工人群众的愤怒.工人们说:"既然人大不能代表工人监督 政府,作为人大主任就应该辞职."工人领袖姚福信组织类2个工厂的工 人要求撤销该市人大主任.五万之众工人起来示威抗议后,当局又使用 镇压对付工人.秘密绑架姚福信/在示威现场强行逮捕 三名工人代表.迫使工人喊出"流氓政府"的谴责.4万工人三天连续聚集 市府前抗议,工人们说:"宁可什么条件都不要,也得先把他(姚)给要出来 .这是全厂共同的声音."一名工人代表进入市府交涉,结果被政府扣押. 目击者随后向外面聚集的工人们报信,数百工人立即涌进市府救人,工人 们砸开扣押工人代表的办公室,将代表救出来,还看到在场的公安局长. 当局以"非法组织游行示威罪"起诉五名工人代表.当起诉书送达代表家 属时,他们都拒绝签字承认工人示威是非法. 工人阶级的这些大义凛然的举动,是工人阶级主人翁气概的体现.3月5日 ,辽阳工人还贴出四张大字报:给国家主席的公开信;给辽宁省政府的公 开信;给全市居民的公开信;第四张是详细罗列铁合金厂领导的侵犯工人 权益问题. 当局的镇压使工人阶级的抗争转变成争取反贪污腐败的斗争权利,是当 局激化了矛盾并把工人的抗争推向政治斗争. 谁说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大庆/辽阳工人一走上街头,就振动了世界 !今天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成工厂与工厂的互相串联和联合行动.大庆 /辽阳的大规模抗争,还得到新疆/河北/辽宁等地的阶级兄弟的声援. 新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的工人也举行了支持大庆工人的示威.今 日工运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三 无论是郑州地区工人群众,还是东北地区工人群众,他们都高举毛主席 像示威游行,喊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样的文革红卫兵口号.我们说 这是第一次文革的继续和发展,是非常恰如其分/非常贴切的. 无论是郑州工人阶级还是东北工人阶级,都早已意识到自己企业主人翁 地位和国家主人翁地位已被剥夺.这种反贱卖葬送国企/反卖断的斗争, 本身就宣告走资派政府把工人阶级打下18层地狱才是非法行为,是对工人 阶级的彻底背叛,是揭露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发动实质的革命行动.是地 地道道的阶级斗争,是列宁所说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继续. 这一系列的斗争宣示了什么呢?她告诉人们:当今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成熟 ,宣示中国工人阶级已置身于社会主义大革命舞台的中央.挑起了历史的 重担.目前中国工人运动显示,继续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已经按照列宁 "怎么办"的教导,做了并继续做着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意识的工作,使更 多的工人群众从水深火热中迅速觉醒并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向着走资派 /向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大革命. 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并不是泛泛而论,因为在文化大 革命时期,就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那时就已经 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了,是作为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主力军参加文化大革命 的.现在工人阶级面前出现的新课题是,原来革命的大恩人大救星共产党, 变质了,共产党走资派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样,中国工人阶级就 不得不肩负起埋葬走资派这个历史使命.这里所指的不但是理论上工人阶 级要担当埋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且是更具体地指,中国工人阶 级的实践斗争已经是在进行政治大革命. 同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成形的或不成形的,真正的革命共产党仍 然活着,仍然在有效地其着核心领导作用.共产党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获得 了新生!试问:上述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没有一个经过马列毛主义的长期 淘熏,和文化大革命的锤的党,怎么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在新的社会主义大革 命中前进呢?这显然存在着一个有明确斗争目标/有正确的革命路线的党.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搏住苍龙?! 中国工人阶级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成熟了的阶级; 工人阶级是高尔基所赞美的暴风雨中的海燕; 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烈火中失去的是枷锁,赢得的是解放! . ------------------------------------------------------------------- 人间百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 的主要斗争矛盾正在从“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向‘意识形 态混乱的人民群众同腐朽、没落的官僚统治”转化。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群众在经过 短暂的、无奈的徘徊后，重新认识共产主义。官僚阶层的统治和企图再次奴役人民的资产阶 级、帝国主义将再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世界最终将纳入正 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学说将指引我们沿着人类解放的轨道迅跑。 共产主义者目前最容易也是最可能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维护广大无产阶级、被 剥削者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的困苦呐喊。只要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会在一定范 围内存在。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国内矛盾输出，资本主义还将长 期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说教，要让人民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同物理学、数 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非常紧迫，大多数年轻人沉迷于各种反动 庸俗的文化文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嗤之以鼻，而为数不多的喜欢哲学理论的人又徜徉 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对马列主义亦是不屑一顾。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没 有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封建意识同资本主义市侩理论的杂交品却大肆泛滥。东欧剧变以来 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如果没能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宗旨的新机 制来策动生产体系，而只是仿效资本主义的模式来管理生产及社会运转或完全寄希望于纯粹 的人的觉悟，那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无疑地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 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那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变革。 就目前我国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来看，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在阶级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当前中国的社会性 质可归结为在“人民民主专政”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在基本消灭剥削的条 件下发展生产力。但在我国沿海城市，不计其数的来自落后地区的民工在建筑工地、在厂房 车间挥汗做工，而他们拿到的工资却少的可怜，更不要说其他的待遇。相比之下，一部分的 “白领阶层”的收入非常高，异乎寻常的高。这里面难道纯粹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 造成的吗？一部分“白领阶层”创造的社会财富真有他们的收入那样多吗？这一点十分可疑 。资本主义剥削体系是一个体系，被剥削者和受惠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被雇佣者 和雇佣者的关系，剩余价值会在整个剥削体系的经济网络中再分配。在经济社会中，基本问 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 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描述 。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 可以将纯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 ，首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中国人“富”起来了！但下岗工人没富，民办教师没富，山区农民没富。今天中国的贫 富差距，令人难以置信。贫富差距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我们已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 要怎样面对财富？有人估算过，改革开放20几年来，公有财产向私人转移的财富大约有30万 亿元。但旱涝不均，有的摊得多，有的摊得少。并且根据统计数字，这种差别还相当巨大。 最近美国一家杂志登出了中国50名首富，其中荣毅仁家族排在首位，财富量大约为2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就是160亿元。其余的从10亿美元到几亿美元。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 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 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 “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预期 的是入世（WTO）以后会加速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变动的阶层分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 合方式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农民阶 级在事实上已重处于社会的边缘、底层。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通过市场利益调整改变社会 资源的占有状态。走的是以权力市场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 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的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变革、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使他们处于中国社 会的顶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状态，是中国社会长期演变自然 选择形成的；而现在财富占有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暴发形成的，他们致富的实际过 程，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借助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 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这就是所谓腐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由 于制度不同，腐败的形式极富“中国特色”，中国的腐败目前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 ，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带头腐败；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 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其拥有的公共 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赢利机会 。并且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过渡，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腐败已成为 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 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反腐败最终要靠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 ，并加大了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政法委、特别稽查），反腐败已不是真正 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已变成权 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大干会使体制面临极高的综合政治风险。近年来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 地，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决策者总是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 两个极端之间。 六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具有权威性并 有较详细数据的有关社会各阶层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报告。该报告是向中央政治局、中共 十六大筹备领导小组制订各项政策、措施提供参考的。该报告分三大部分：一、社会政治； 二、社会经济；三、社会政局。 该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经济」中指出：当前，整个社会财富拥有、持有状况贫富严重 两极化，各阶层经济收入、来源高低悬殊严重两极化。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指工人、 农民)基础，已经在经济发展、变化中瓦解，基本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党政中级或中级以上 干部及其家属，离退休党政中、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成为支柱力量。该报告披露：全国二百万 县，团、处级或以上中、高级现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实际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财富。根据组织部门至六月底的统计资料，现职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有三十二 万五千多人，离退休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有四十万一千多人，现职、离退休县、团、处 级或以上干部家属(配偶及其子女)，共一百三十一万多人。该报告还披露：四亿七千万城市 人口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财富，而八亿四千万农村人口，仅拥有、占有全民 百分之十二以下的财富。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在今年三月初 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OOO年，八亿四千万农村人口拥有、占有全民财富的百分之九点五还 不到；而一九九七年时，七亿六千万农村人口拥有、占有全民财富的百分之十六点五。 该报告又披露：至今年六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七万五千二百亿元，其中的四万二 千七百亿元是用匿名、假公司开设的帐户。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 属申报的个人储蓄仅二千二百十五余亿元。但据该报告指出，这些人实际拥有的存款达三万 八千亿至四万亿元。该报告还披露：在全国个人外汇存款的八百七十二亿美元中，干部及其 家属占七百亿美元以上。该报告还披露：股市证券市场中的六万亿元，其中，干部及其家属 占了四万五千亿元。在五万名持有二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四万 三千多个。 据该报告披露：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已离退休者)的家属，有百分之 九十二以上在经济流通领域(金融、证券)、国家资金开办的贸易公司、驻境外或国外公司、 企业，担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等握有经济实权的职位。其中，北京、天津、上海 、广东、山东、福建、江苏、河南等省市，更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在经济流通领域、驻外经贸 系统工作。 该报告还披露：资金、资产外流，是从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开始加剧的。至2OOO年的四年 半，资金、资产外流达到九千亿至一万二千亿元人民币，其中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 是流入到驻境外中资高层、在境外和国外干部家属及国内干部家属在境外、国外的帐户中。 该报告又披露：在香港、澳门特区的一万三千多名内地党政军离退休中级以上干部及其家 属，在当地拥有资产值达六千亿港元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或以上的资产来源是非合法或在 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该报告披露：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平均拥有住宅面积为一 百八十平方米至二百五十平方米，市值达一百万至一百六十万元。副部(省)级或以上高级干 部平均拥有住宅面积为二百至五百平方米，市值达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元。如广东省县、团 、处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平均拥有住宅二点五幢，达四百五十平方米以上，市值三百至 三百五十万元，是广东省副厅级干部年薪、津贴一分不花的八十年的收入，是广东省城市职 工二百八十年至三百二十年平均收入的总和（广东省城市职工年收入为一万零五百至一万二 干五百元）。 该报告指出：财富拥有、占有的贫富两极化，经济来源收入高低的两极化，已经是社会 矛盾激化、冲突爆发的主要焦点，情况不但没有缓和的趋势，而且这种两极化还在扩大，在 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来自各阶层的呼声、抗争力量，要求改变、改革这种官僚新生阶层占有、 控制国家经济，金融、股市、证券的局面。 当今中国到底哪些人最富有？哪些人最穷？有关的调查了解结果是：最富裕的为以下十 类人：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有的“中国首富”个人财富超过一百亿元。二、外资企业和国 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月收入六百至二千美金不等。三、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 项目经理。年收入二十到三百万元不等。四、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十万元至五十万 元不等。五、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年收入五十万元至一千万元不等。六、着名影 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去年足球甲Ａ有的球员年收入达到五十万元。影星和 歌星的收入更多一些。有的作家一部书稿卖到一百万元。七、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 会计师。普通律师的年薪以十万元为起点，少数律师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八、一些经常讲课 、评审、鉴定的经济学家和司局长。一般讲课费为三小时一千至五千元不等，个别著名经济 学者作关于市场形势的分析报告，半天收入超过二十万元。九、违法经营者。有的走私者财 富已经超过亿元。其中也包括有不少从事卖淫、贩毒、贩卖人口、贩卖文物者。十、少数腐 败官员。目前揪出的最腐败官员，已经拥有各种财产数千万元至上亿元。 最穷的是以下这些人：一、长期失业者。失业津贴一般比下岗职工津贴要低一些。二、 下岗无业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八十至三百二十元不等。三、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城镇 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六十至二百三十元不等。四、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 。有的落后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一百元。五、早年退休人员。有的退休人员每年只有 三百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比较艰辛。六、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家庭 每月每人的补助只有十五元钱，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里刨食。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工人阶级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企业与大集体 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所谓漂泊工人阶级。他们即 不属于农民，又不属于工人，即不属于乡村，又不属于城市，无钱、无权、无势、无望、无 地位、无知识、无依靠。美国记者P P Pan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女工过劳 死的报道，详细地叙述了来自四川的19岁女工李春梅在深圳经济特区的松冈镇，为南朝鲜资 本家开的开明工业有限公司的一个承包厂制做纺织品玩具动物，为了在耶诞节前赶进世界市 场，强迫无偿加班过长，终因劳动强度过大，过劳而死。但是为了那支看不见的资本黑手付 出了宝贵生命代价的李春梅的小时工资是多少呢？12美分，也就是比世界银行和IMF规定的1 2.5美分的最低或贫穷线小时工资还少。更何况，这个工资仅是名义工资，如果减去公司每 月扣除的12美元的食宿费以及其他任意罚款等费用，所剩更少。宪法中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 位的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事实上已重处于社会的边缘、底层。劳资关系出现返祖现象，劳资 关系退回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 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批判。在亚洲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企业里，工人们被迫每天连续工作 十至十二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规定三至四分钟时间，且有次数限制。 这类工人报酬微薄，工作条件既差又不安全，事故发生频繁，因没有消防系统或消防系统太 差，因失火引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多起。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连任何防毒设 备都没有。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动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 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保持一种私人 关系。在利益牵引下，他们其实对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而每当 事态严重时，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往往在“为了不打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 长”的借口下了结。在边缘化的工农阶层中，这个阶层是最无助的阶层：远离家乡与亲人， 求告无门。 上述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四点八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九左右。但是与边缘化群体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已难以适应 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社会产生剧烈的结构性磨擦状态中就业，已算是较好处境 ，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 与农村困难户有一亿左右，（中国不肯承认失业，创造了待岗、下岗这一类有中国特色的名 词）占总从业人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以上两类人口相加约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三。19 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办统计失业率达9.36%，2000年已过10.1%。目前的失业 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目前还有那么多破 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 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就业空间狭小 ，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也成问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 实。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几年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之一，也是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 农民，可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划分，可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因为他们还有一部分责任田可 以养活自已，大地主阶级没机会诞生，但在城市有几千万被称为“新无产者”的农民打工族 ，漂泊工人阶级。他们在城市的遇境，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无产者。当今农村的那些富户，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村当权者及其相关亲属利用职权之利致富，此类为目前农村富裕的 大多数，可将其划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类是靠自已的能力发家致富的，此类并非多数，可 划为资产阶级。可以肯定，在农村，两级分化及其对立应该相当严重，因为在农村，以村、 镇所体现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透明的社会现实，贫富差距及对立情绪也应是非常直接的。黑恶 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是有关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 ，还呈发展趋势。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 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 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 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 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 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也是目前黑恶势力侵 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原因之一。这些由农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恶势力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主要有，一是腐化变质，以黑恶手段获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利益主导行为价值 观得到普遍倡导，使得有些农村干部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村组干部的"合法权力"控 制的经济资源有限，权力寻租难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为了更好地获利，他们就采用一些非法 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就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并逐渐将村级政权变成他们从 事非法活动的掩蔽所。这些掌握了村级政权的政治精英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当地 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或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农村政 治领域出现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村级政治之中。这些由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 、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串通、依靠、仰仗一些被拉拢、腐蚀和腐化变质的地方官员、头面 人物，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凶恶势力的客观存在，标志着国家政权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衰退 状况。 中国民谣曰：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等人，交警队， 马路旁边吃社会；六等人，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七等人，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九等人，水电霸，不给好处就抽闸；十等人，手术刀， 拉开肚皮要红包；十一等人，管收税，不塞票子你倒霉；十二等人，是教师，一年四季欠工 资；十三等人，老大哥，工厂关门没吃喝；十四等人，作田佬，交了粮食收白条；十五等人 ，是盲流，不知何处是尽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经过数十位社会学学者 历时3年调查研究，已取得重大研究成果，调查报告已成书公开出版。专家们通过大量详实 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1：国家与社会管 理阶层2：经理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工商户阶 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 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分析，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 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 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 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 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和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 各种分类方法千奇百怪，在中国还存在着一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与真正的 资产阶级有着极大的区别，因为这个阶级的产生有它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是在目前中国的特 殊产物。官僚资产阶级表现在，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 。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提供全程服务的买办官僚。三.由官员、企业名流和知识精英 联合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它是以侵害 人民利益为生存基础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牺牲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来 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诸候经济"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消 弱了民营经济，权贵资本垄断专营利益上死死咬住，使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一个"坏市 场"上苦苦挣扎。利益集团的出现：代表了4500万中央、地方官员，代表了440万企业精英， 代表了700万富知识分子，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和阶级 联盟已日渐成熟。这个阶级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有着官僚的身份，掌握着具有一定规模 的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他们往往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被行政任命，从而成为此类企业或机 构的老总、经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逐渐积累了自已的私有资产，或许这部 分资产他们可以不直接使用，而是以各种投资方式进行资产的运营操作。这部分人往往又有 其政治上的偏好，他们往往成为各种媒体盛赞的对象，往往堂而皇之地成为言政、论政的最 有威慑的力量。他们组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框架。一类是，有着高级官僚的背景，或亲属、 或子女、或世交，他们依靠着这种关系，在经济上的发展一般都会畅通无阻，并且，可以掌 握最直接、最快捷的信息，在最初改革时，这部分人是最先发起来的，最早成为新生资产阶 级的。虽然当年学生运动也着实地刺激了他们一下，但事过境迁，如今这部分人更加名正言 顺地放手地去做了。这部分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催化剂。还有一类，这一类人比较普遍， 他们属于官员，但不如前两种那么有势力，但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已或亲属朋友 获得利益，如：国营、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或部门负责人及其亲属；某局、某处的负责人 及其亲属；县、区、镇、村的领导、负责人及其他们的亲属等等此类。是这部分人构筑了官 僚资产阶级的基础。他们可以借权力之便，将一个工厂搞垮，但却把自已变成富翁；他们可 以空手参股，成为董事，因为职权便是股本；他们可以成为村中的首富，因为他们是村中唯 一的权势。官僚资产阶级虽然有着统治阶级的身份或背景，但是，这部分人却已是地地道道 的资产阶级，只不过在他们口头上是不会承认的。 按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公务员没有存在的必要。当政治存在于经济社会中之后，公务员 才有了产生的必要，因此说，公务员是政治派生的，也就是说，公务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机器，所以说，公务员不是什么劳动者，即使称他们 为劳动者，也只是政治劳动者，这同经济劳动又决非同一概念。公务员们并不是什么劳动者 ，但却享有比劳动者还要高的待遇，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它却实实在在成为了合 理，为什么，因为公务员们虽不是经济上的劳动者，但他们却是政治上的劳动者，他们为统 治阶级服务，也必然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酬金，那么，这些酬金又从哪里来呢？是从被统治的 劳动者们那里征收的、压榨出来的。上述这些套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似乎是合理，那么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呢？！毛泽东早就明智地看到这一点，他告诫他的部下们：要为人 民服务。因为他知道，自已如果脱离了人民，那么就会被人民视为另一个统治阶级，统治与 被统治的矛盾迟早要激化。然而他的话现在只能作为装饰品点缀在豪华机关的大门前。公务 员不能没有监督，失去了监督的公务员就会腐败，公务员腐败，则必然动摇统治。在“两会 ”上，总理一声“高薪养廉”的号召，便引来了一大批捧臭脚的马屁精们的赞誉，无耻地说 什么：公务员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不仅该长，还应长幅大一些。其言外之意似乎公务员 们现在正处于生活的窘境当中，呈现已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悲惨状况。那么与之相比较，成 千上万的失业者们呢？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们呢？背井离乡过着朝不饱夕生活的打工族们 呢？他们是否已不算是人了？他们是否已没有资格养家糊口了？他们是否不愿过安逸快乐的 日子，去享受着丰富多姿的物质生活？ 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 ；资产总额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340倍，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已有３０００多万家，去年 的年产值５万亿元人民币，最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２０万家，各项经济指标的年增长 率在３０％以上，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2001年9000万人就业，占总就 业人口的12%，超过了国营企业就业的4600万人，成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是实 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就业社会稳定的主渠道之一。说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有人则 不承认他们已然成为一个"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列宁说的" 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企业的产权（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 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关糸，又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管是否有成形的组织，他们分 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工人属弱势集团。国企领导者比民营私营业主更强势,他们靠经济资 本支持联合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构成强势集团。他们拥有很多代言人和"著名经济学家"， 又有许多媒体不断地向他们献媚。党和政府内的一些官员，已然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 资本权贵的"组织糸统"之发达，以及他们拥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 以前的资本家。国企、政府机构已成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据调查，今年1-5月份，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已占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89%。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企业" 案件多，即垄断行业、热门行业、亏损企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 不断增多的"下岗"失业的城市、农村大军，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我国 日益增多的无业人员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庞大的后备队伍，可以预见，将来黑社会组织在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增大。如果腐败的趋势，国家机关膨胀的趋势，政府不当干预趋势， 企业自身垄断的趋势，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旗下得到张扬，系统化的剥夺最后要剥夺到最 底层的人身上。问题在于，最底层的也是人，他们虽然文化低，素质低，不懂法律，但出于 本能，也不愿为社会牺牲。他们也知道城里的花天酒地，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去暴富。至于 他们用什么手段，能干些什么，倒不重要，反正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不能从正面抑制腐 败，行使社会职能，那么就会有黑社会的横行，一直搞到有钱、有权人也惶惶不安的程度。 绝望者不是为了谋生而犯罪，大多数为了发财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 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2000年抢银行及运钞车，成了现阶段犯罪热点。黑帮不是天生 的，大多是从亚文化群走上黑道的。我国的流动人口中，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其 中最主要的是地缘型黑社会组织。在中国曾经销声匿迹几十年的黑社会组织，近十多年来又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化到组织化。全国各省、区都有黑社会组织，广东、广西、云 南、四川、山西等省尤为活跃。黑社会组织中比较成熟的高级形态，目前还不太多，但已有 苗头。这些人与社会权力机构有较好关系，其组织成员已打破血缘、地缘界限，一些头目还 受过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社会身份。其主要财源有三种：一是成立公司，如追债公司或某某资 产重组公司，让人还觉得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产物。二是跻身於一些新兴行业，如啤酒 屋、健身行业。或由自己直接经营，或与别人共同经营，或参股。三是向妈咪收费。黑社会 组织的主流还是传统的以暴力为资本，进行诸如走私、贩卖枪支、偷运毒品、组织非法偷渡 、伪造各种证件，欺行霸市等活动。这类团伙一般为紧密型，多以地缘或血缘为结合纽带。 这些组织最初主要是在菜肉海鲜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形成恶势力，然後走向娱乐业。尔後在 公安系统也结纳了一定关系，渐渐走向“正规化”，打打杀杀逐渐干得少一点了。其主要收 入来自酒楼娱乐业的保护费及向其保护场地的妈咪收场费，有些也参股娱乐业。这些以暴力 为资本的黑社会组织，正采用各种形式介入社会正常经济生活。在经济信用严重失常的情况 下，一些经商者和政府基层单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证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竟启用一些地方流 氓来帮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税费。据说这些人物讨债成效显着，只要他们一上门，不仅欠债赖 债者会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连一些多年的死帐也被他们讨回。大多数黑社会组织从事与黄 、赌、毒及拐卖人口有关的违法活动，有些组织且有自己的武装。社会犯罪率现在以每年60 ％的比率上升，从各类传媒披露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与刑事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 形势日益严峻有密切关系。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这种快後面实际隐藏 着一种价值伦理观念的变迁。这一点可以从这些黄色行业的从业者的动机可证：据调查，这 些人当中没有多少人是出於生活所迫，而主要是认为这一行业挣钱快且多，且无需投入资本 ，只要年青就行。中国的黄色行业中的女性，在80年代还大多处於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涉 足其中。但由於这一阶层基本处於无助状态，涉娼凶杀案逐渐增多，她们比较倾向於找保护 人，这就是广东俗称“鸡头”产生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由於色情行业获利巨大，许多黑 社会势力也逐渐介入。到了90年代以後，色情行业渐为黑社会控制。在这类妓院里，卖淫女 已失去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和经济收益，嫖资大部分被黑社会组织榨取。在全国范围内，黑 社会组织介入娱乐业已不是秘密。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张新枫称，中国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在迅速滋生和发展，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张新枫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中 国内地的有组织犯罪的最高组织形式”。“有些城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从公开的抢劫、 绑架、敲诈勒索等‘掠夺式’犯罪，向制贩毒品、组织偷渡、走私、诈骗、开办赌场和色情 场所等隐蔽的犯罪发展。其中有些还以非法所得注册公司、投资办厂，有计划地向合法经济 领域渗透，企图垄断经营，夺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为黑社会提供非法保护是腐败的一种形 态，这种现象不仅是个人行为，它反映了一种制度漏洞。对一般公民来说，最专制的政府也 比最开明的黑社会组织的统治要仁慈。 中国的社会文化“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 精英。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在逃犯， 投机家、大款、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文化精英傍上权力资本，傍上国际资本， 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社会地位飞速分化。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不了多元 化社会发展。所谓精英统治还剩下什么？靠权力加资本。二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 握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精英集团。无视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 的扩张。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的脆化状态，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 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最终恶果就会降临，不稳定因素最后聚焦在腐败、 失业与暴力上。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过：高度腐败导致高发事故，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 。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的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屡见不鲜，恐怖活 动开始冒头。谁为穷人说话？中国文化精英中的相当部分已演变成资产阶级及走狗。当代中 国精英是自1900年以来100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是向下 的，到世纪末，知识分子眼睛全都冲上了，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将知识 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民 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 一方面 ，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 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 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比，他们善于表演 ，容易动摇，很容易受利益所诱惑，更容易被收买。精英们处于大动荡、大分化时代。学人 精英毫无掩饰为利益集团服务，招致内外部的质议也就愈来愈多，精英经济学家的声誉也愈 来愈低。精英们在极力妖魔化并仇视工农大众。一些政治、文化精英以及主流媒体，怀着对 “文革”的恐惧仇视工农大众，改革开放长期忽视牺牲工农利益，从决策上向利益集团靠拢 。他们常依附于某一个阶级，常被权贵所利用，为"御用"或"帮闲"。他们将构成经济上的实 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以知识为中介交换，从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 斗士，却吸着外国资本的奶，摇身一变好象就成了高官权贵一样。学人大分化早已发生，八 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是世俗社会, 金钱与权力几乎统治了一切, 80年代的精英以虚幻的忧患意 识、理想主义，人文关怀、忧患意识、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当代学人已失去了共同语境 ，他们观点也在大分化。经过2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语境也支离破碎，迅速分 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 大款、傍大官，寻找最佳路径进入主流社会。顾炎武当年说：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中国 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假 如中国精英全都去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干脆就想当富爸爸，那么穷人也会把权贵精英们都 搞得惶惶不安的。 愈是富有、愈是高层人士,愈有权、愈有钱的各类精英，不安全感愈强，离散情绪愈大 。高层的紊乱和离散情绪，导致了超短期效益，促使银企人士丧失信心疯狂侵吞国有资产。 肆意弱化中央政权，并弱化民族主权。中国高官可能是全球化的先锋，包括资金抽逃，子女 出国、永久身份等等。富人权贵人心离散导致整个中层信心崩溃。大量的资金外逃会导致一 个国家破产。多年来，中国外逃资金的数额在持续上涨。1997年是364.74亿美元，1988年是 386.37亿美元，1999年稍有好转，为238.3亿美元。但2000年却猛增到480亿美元，同期的外 商对中国投资才40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於委内瑞拉、墨西 哥和阿根廷之後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中国这条“船”正在由部分权力精英们努力将它凿沉 ，而他们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为一种合法的行贿，美国一直对中国高层官 员的子女到美、加留学开放绿灯，中国的市级以上领导人的孩子基本上都到美国留学。而且 ，按照常理，通常都能争取到美国的绿卡，甚至成为美国公民。这也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 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高低收入差之比) 为0.43 4，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按照世 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 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但超过 0.4就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 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 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 6%，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之为 “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 2001年3月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 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 化严重，不平等将危胁社会稳定。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身无分文却要替天行道的人层出 不穷，立志出人头地、改朝换代的平民百姓从来不乏其人，野心勃勃、胆大包天的草莽英雄 更是屡见不鲜。90年代先后，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种气功组织，也许是精神替代， 也许是信仰鸦片，也许是对理想的绝望，也许是寻找宣泄渠道，全社会几乎不约而同爆发过 一场特异功能的大合唱。可好景不常，政府突然想起来，万一他们形成组织怎么办？在一个 封闭体制中，非政治性组织具有衍生发展政治功能的强烈冲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地要转变 成政治性组织。谁轻视"草根族"，天真地认为他们真的是"弱势群体"，那就错了，"草根阶 层"攻击性极强，一点火星就冒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目标，首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既否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剥 削，又否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专横，并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人与自然关系的 协调。社会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依据就在于此。是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还没有西方国家 发达，但问题不在于自身的弊端，而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的包袱。事实上，社会主义有 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前苏联70年国民收入增长89倍，中国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时 期成为现实。鸦战之后中国有一百年的“西风东渐”，但终归是一场鸡飞蛋打，为历史留下 “老师打学生”的笑话。学习西方何以遭西方侵略？百年西化何以是一种积贫积弱、哀鸿遍 野、民不聊生的局面？这是缘于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在于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它的竞 争对手。社会主义民主有待完善。但问题不是出在政治目标，而是权力缺乏监督，脱离群众 ，官僚特权从生活腐化走上政治堕落。权力过度膨胀后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前苏联在成为发 达国家的同时失去了人民的政治认同，人民对它的垮台隔岸观火。这种教训怎么总结都不算 过份。如何保持执政党的政治本色，如何避免干部队伍脱离群众，如何防范权力畸变，凡此 种种，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今时代最为严峻的课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陷入低潮，但潮涨潮落是种正常现象。莫道资本主义正春风得意， 其实其基本矛盾一个也未解决。帝国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霸权为 手段，全面控制了世界市场的资本、劳动力、生产手段和生活资料及其衍生物。资本的霸权 意图阻止第三世界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政治要求，从而全面奴役世界人民 。一方面。资本横行世界，而劳动力不准丝毫移动，于是资本霸权极度压迫劳动力及其价格 ，世界劳动工资持续下降，劳动环境继续恶化，劳动强度继续加大，社会劳动保障体制日趋 破碎，甚至破产和崩溃，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日趋快速，规模不断 扩大，造成资本财产充塞世界，资本消费越来越成为难题，而生产过剩，有效需求欲振乏力 ，造成伴随着劳动阶级失业而来的资本失业，全球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就是社会 两极分化，就是失业，就是破产、贫困、地位低落等等苦难的根源。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是 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跨国结合，帝国主义政权和傀儡政权的结合；但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和 工人阶级的跨国结合，人民和人民的跨国结合，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的跨国结合。 只有在一个制度不健全、非法暴富的社会，资本横行的现象才比比皆是。穷人缺少贿赂 官员的手段，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较少，饱受腐败之苦，穷人享受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投资 项目也较少向扶贫倾斜，穷人可能面临较高税收，在出卖农产品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又无法 靠小企业来摆脱贫困。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距，加重了贫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社会 福利支出，减少了穷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穷人投资风险，使税收体制服务于有钱有势者 ，使社会保障脱离了目标，政府的政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人民需要公正！一个不公 正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少年了，都是台上一声号召，台下一片 赞歌，上呼下应，没有置疑、没有反驳、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对的欢呼，错的也欢呼， 形同演戏，尽是导演一个人的思维。演员是导演挑的，人大代表们是谁选的呢？他们真的能 代表广大人民吗？过去，人民代表选自社会各个阶层、群体，而如今，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 化，下岗、失业的群体出现了，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代表席位呢？他们不算人民吗？资本主 义国家的议院被我们视为是资产阶级操纵的富人游戏。那么，我们的人代会又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是无产阶级选举的，自然也要有众多的下岗、失业职工的代表参加。我们现在老谈监 督机制，却不知监督的实质就是把利益不同的人放在一体，尤其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参与 ，监督不是干部对干部的监督，也不是行政一把手对部下的监督，更不是钱对权的监督，而 是由宪法授权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他们对当权者进行24小时全面监视。再看看现在中国 “人大”里真正的工农代表比例，你就会知道：中国越来越不把受苦人放在眼里了。8000多 万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城市里又冒出了1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经济高速增 长的好处能否润泽全体人民？2001年9月9日400名郑州工人代表怀念毛主席逝世25周年，造 成在金水路立交桥边，8只警犬几百警察与几百名工人对视的今世奇观。“经济繁荣”并不 代表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危机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滋生蔓延，这决非危言耸听，当有一个时 机到来时，这个危机便会爆发。如果你现在还在浮华的表面沉醉，就请醒来吧。毛泽东主席 说的好：“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 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 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 　　 　　 . -------------------------------------------------------------------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 作者: 把吴钩看了 一、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政治危机 应该说，自中国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是 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旗帜或口号 的。但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所谓的“叁年自然灾害 ”的岁月里，尽管农民大量饿死在劳作的田野里，农民问题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普 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 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 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 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 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我调查和研究主要 是湖南省的有关情况。从我调查和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 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 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 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 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 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 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 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 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曾惊 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 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示 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 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 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 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 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 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 ，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 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 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 。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 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 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18个（基本上保证每个 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 ，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 发了着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 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叁，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 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叁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 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 。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 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 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 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 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 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14次反映情况，要求解 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 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 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 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 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 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 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 讯，方面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 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 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 将100名干警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 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30多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 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共产党员）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15名民警 和干部被打伤，另外10多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 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 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1995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 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 ，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政府机关 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关部门了为制止这次 聚会，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有1000多人），赶到镇政府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 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 件则是镇政府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减负代表”捆 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 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 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 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 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 全县西部近数万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48户、79名乡 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叁甲乡数千农 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 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 叁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 党政的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 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 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么样的苦 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 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 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 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 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 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利益主体分化。一方面，国家、地 方政府、农村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另一 方面，各利益主体有明确的利益取向和意识，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 2、利益冲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负担加重。90年代以来，全 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 摊派的农民负担。而且，农民相对贫困化加剧。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家强制性 政策控制、市场性剥夺和技术性的限制，农业已经不是一种产业，农业经济显品 长银收的格局（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的总体性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 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 3、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可调和的态势。这是说，这种利益冲突是制 度安排的结果。国家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努力将国家行政力量伸入到乡 镇，建立了超规模的乡镇干部队伍。但国家并不承担他们的费用。这样，一方面 ，国家需要依靠强大的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防止乡镇这架 强大的机器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 民之间的矛盾，社区精英处于调和的中间人角色。现在是国家在调和，处于中间 人的角色。 4、利益冲突的外部化。这表现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冲突，已超越了 农村或农业这个范围，并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 市场化交易之间的冲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任何政治危机，都会表现一定的权威结构发 生变化。其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 。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具体表现为：1、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 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向于暴力化。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 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权机器的扩张 与政治动员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 而会展开新的掠夺。国家权威受到冲击。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 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 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 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 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 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 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 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 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 要有一定的起动因素，这些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 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 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 2、黑恶势力成因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 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的的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对于 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我作过一个专项调查。从我调查的 情况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其一就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其二就是宗族和 黑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其叁是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红黑 蜕变”。这些黑恶势力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后， 一方面利用“政权”赋予其的合 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形式对抗农村基层政权，在 一定的时期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发并领导各类事件。3、在国家政权体 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一方面，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 ，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另一方面，各 种非政式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目前 主要的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 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 ”，“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 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 的政治目的。 第叁，反体制意识已经形成。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 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 国民待 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 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 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 在一起领导湖南涟源市叁甲乡的黄国卿就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 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叁、如何解决农村的政治危机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有 如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所说，“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因为这种麻木 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不使这种危机自我实现，目前有叁种解决 方案。 第一，国家对策：税费改革和叁个代表。 自中国进行转型以来，对待社会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采用的就是运用武装力量与 政治专制手段。现在历史进步了，在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现 时代，想走出这个历史怪圈。那么，作为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国家采取了些什么 行动来化解这些危机呢？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的措施有四个方面：1、试图通过 税费改革来调整利益结构。税改费为什么实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国农村基层行政 单位都放弃所有的非税收捐费，这些收费相当于每年九百亿元。反过来，中央政 府要把农业税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拨款二百到 叁百亿元补助农村基层，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工资和其它行政开支。但这种 “ 费改税”遇到严重困难，在安微的试验已经基本停止。 “费改税”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亿元补助无法支付基层政府的巨大开支。由于国家财政 缓冲这一振动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镇政府的要求。2、试图通过改革乡镇体制 来约束中间利益阶层的强势。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可是国家却没有办法安置那 些因此而闲置下来的乡镇干部。3、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体制来建立农民新的管制体 制。由于这种政治性授权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冲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变成了 冲突的重要内容。4、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叁个代表，并企图以此来约束乡镇干 部。显然，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自省和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改革，是否有效 ，事实已经证明了。 第二，知识界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 知识界有关叁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其中，“给农民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 。从有关论述来看，这里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国家给予在 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问题，而是指要给生活 在农村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同等待遇问题。表面上来看，这种论述没有错 ，因为中国的确存在城乡二元分离，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急需提高。但只要我们对 这种主张所提出的具体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 上是一个“伪问题”的，是用一种表面化的城乡差别来掩盖中国社会的本质。事 实上，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非农业人员”所具有的“待遇”，现在已经 不是什么“国民待遇”了。因为对生活在城镇的广大劳动者来说，那些少得可怜 的“福利待遇”早已被改革改掉了。只有那些少数贵权者则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 围上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确 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国民群体，只有贫贱的劳动者与拥有资本和权力 的权贵者。也没有什么国民待遇，只有权贵者的待遇。广大工人和农民在一样承 受着权贵者的压迫和剥夺。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才是中国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目前知识精英所主张的“给农民国民待遇”的主张，也许并不是农民 自己想要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表达。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是要“给” 农民国民待遇，由谁给呢？当然是权贵者和这些知识精英了。这也就决定“给农 民国民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 第叁，非主流观点：组织农民，开展一场社会运动。 斯梅尔瑟将社会运动分为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的前者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 良，后者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社会革命。 记得上次中国着名的“叁农问题”专家 温铁军博士在这里说，要解决中国叁农问题，只得进行社会改良，不能进行激烈 的革命。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不可能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因为缺 乏农民革命可分配的资源。土地或权力都不能成为当前革命的目标。而要实现全 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则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秩序，“民族利益”会改变这种争权 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从目前中国的情 形来看，在农村推动一场有别于传统革命式的社会改良运动也许是比较明智的选 择。问题在于，我们要改些什么，由谁来推动这样的改良。 我认为，首先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要让农民自己说话。也就是要动 员组织农民，建立真正的农民组织，要在农村社会中培养与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 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建立农民的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改变现在的 乡村治理方式，走向乡村自治体制。这里不仅是村一级的自治，更主要是撤消乡 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其二，建立社会中间组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许诺 ，要运用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来构建社会运动的载体。其中，成立真正意义 上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党国英认为，社会集团的 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 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 基础。而且，据着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 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 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 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 得到缓冲和调解。 当然，这样的农会应该是真正的农民组织。几十年前，千家驹在批判以乡村建设 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时就认为，真正的农民组织应该是，“第一，必须是 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农民是有阶级分化的话，那这 大多数农民当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心。第二，这种组织 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权，龙其是地方政权，还掌握在代表 豪绅地主利益的人们的手里的话，那这种组织是决不能希望他们来领导与发动的 。它必须是一个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的。第 叁，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闭关自守的世 界，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已摆得非常明显。倒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自 作聪明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我认为，这里第叁点的“适应世界潮流”最 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应该建立退出机制。无论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农民组织， 如果农民没有自由退出权利，那都是很可怕的。 要让农民自己说话并不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自己的责任。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 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说：潜在的激进农民运动的组织是否 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 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后者似乎 最为重要。没有外部帮助，一个地方教派或政党或多或少就会被迫处于我们所说 的“内部自助”之中。作为保护的基础，内部自助不会有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 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 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 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 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 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就表明，知 识精英不仅要走进乡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乡村社会破产的真相，更要向社会特别 是当权者表达组织农民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发动组织农民并最终将他们变成一个 阶级。而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组织。我们 要为农民建立各种组织提供规范；同时推动农会法的起草工作，象上世纪80年代 初北大学生向社会提交《新闻法草案》一样，可以提出农会法的建议草案。 80多年前，当许多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海内外诉说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有一个 人却从你们北大图书馆走进了湖南的农村和江西的安源，最终发动并领导了上个 世纪的那场工农运动。他就是毛泽东。当年，就充满激情地说：“几万万农民从 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 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然 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原因何在 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精英们利用农民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代救世主。 关于中国农民革命可能性的探讨 - 无套裤汉 有人说中国农民“不可能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因为缺乏农民 革命可分配的资源。土地或权力都不能成为当前革命的目标 。而要实现全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则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秩 序，“民族利益”会改变这种争权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 这个看法有片面性：可分配资源如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被破坏 了的、因入不敷出弃耕的土地，大量被乡村干部巧取豪夺的明 公实私的和因为创收不够好被侵吞的土地，来自农民血汗的乡 镇企业资本，大量农村民工劳力资源，社会主义建设期间投入 极大资金换来的农村基建设施等，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关系小农 化也就是干部新地主化而被隐瞒和不被承认而已，并不是所谓 缺少可分配资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联盟对于农村资源 的积累和农民取得买得起的生活资料的帮助是极大的，这正是 革命的政治目的之一。农村的这些原来资源和新开发资源的集 体分配或农业合作化分配是革命的政治经济目的之一。既然在 政治经济两个方面都已经具备了革命的物质条件，所缺少的不 过是精神和主观条件罢了。 至于所谓革命的合法性问题，这要由革命和反革命双方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实力对比来决定，而不可能单独由反革 命说了算。合法性是从非法地位经过斗争发展得到的，不是由 反革命意识形态和反动宣传利用所谓“民族利益”（其实就是 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官买资产阶级和农村干部新地主 阶级的利益）来决定的。阶级斗争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 革，从而达到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并解决失业、破产、贫困和地 位低落等问题。反革命“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 的设想虽然不是完全的空论，但是，随着整个社会阶级矛盾的 激化和发展以及反革命暴力镇压的加强，如果遵照“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烈”的千古明训的教导 ，反革命军事力量所引发和创造的是更为强大的人民战争力量 ，这个力量将如同铜墙铁壁一般积极防御在先，然后横扫一切 反革命及其政权，和工人阶级与社会底层联合起来取得胜利。 贫下中农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此强大，连中国的戈尔巴乔 夫们都一再声称不要派军队进农村镇压农民群众的抗暴运动。 这也许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所谓“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 秩序”不过是一种反动威胁和反革命诡辩。 与旧式农民革命不同的新型农民革命是农民与社会底层在工人 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民是以工人阶级的同盟 军的身份和地位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 量，即农民是作为工农联盟的主要成员进行联合其他同盟军如 革命知识份子、左翼小资产阶级、失业破产群众和小商人等进 行革命斗争的。所以，其革命的胜负或得失比是非常高的。由 于中国农民历来都遭受到新老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镇压，他 们的革命积极性极高，所以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 工人还要进步。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民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这里 添加了一个附录如下：（无2002－7－3） … 统治国家的是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他继承了一个腐败的专制政体－它 把全国居民划为三个等级：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合称特权等 级，只占百分之一的人口），其余属第三等级（工商业者、资本家、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等。其中资产者只占2百20万人。）国王的统治利用特权等级 特别是贵族进行统治，贵族垄断政府军队的重要职位，拥有各种特权，得到 巨额收入，不用交税，反对改革。贵族势力庞大，是国中之国。贵族又分为 佩剑贵族（垄断军队指挥权），穿袍贵族（垄断做官权利，是贵族化了的资 产阶级），乡居贵族（是没落贵族和剥削农民的“能手”）和四千家族组成 的“宫廷贵族”（骄奢淫佚、腐朽至极）。贵族阶级是革命人民－第三等级 的重要敌人。换句话说，打倒封建专制就必须打败贵族阶级。粗略地说，中 特集团上层相当于皇帝，中特的军队与党政官僚统治阶级上层已经是贵族化 的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阶级，他们世袭军、政大权，互相结成儿女亲家，讲 究门第，是越来越保守的官僚贵族阶级－中特皇帝的帮凶。和法革贵族阶级 一样，他们人数少（估计只占6千万党员中的极少数，大概至多只有百分之一 ）。中特贵族是资产阶级贵族。农村贵族受皇帝纵容，疯狂压榨农民，是比 旧地主更残暴的农村资产阶级。农民纳高额的捐税，走上破产的道路，而新 地主贵族通过捐税侵吞土地财产，迫使他们失耕弃耕，流离失所，大批游民 无产者涌向城市。中特在农村搞的捐税相当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主义统治 时代的租佃。 革命是从人民群众攻打巴士底狱开始。革命形势的酝酿则是从财政危机（宫 廷挥霍，国债在15年内增加3倍，国库枯竭）作为导火线，点燃了统治阶级上 层的政治危机－国王企图向特权阶级征税被贵族拒绝，贵族反对王权过大， 要自己治理国家－成为国中之国。这样一来，统治阶级本身就因为分裂而出 现统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列宁） 。上层的统治危机加快了农民与劳动人民因生活相对恶化与既有的贫困而兴 起的人民群众运动的空前高涨，使工农和城市贫民不断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和起义。各阶级共同反对贪污浪费，而购买力下降，捐税没有办法提升，唯 一出路是公平负担，但是这却为贵族所反对。实际上内外债高涨是主要的财 政危机之源。结构调整导致了阶级间的争夺战。“这一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 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穷有时可以引起 骚乱，但是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的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 衡。”（马迪厄，20）总之，革命因为国库亏空，特权横行，贫富悬殊，就 业困难而爆发（物价从1726－1741到1785－1789年增加了65％而工资只增加 了22％）。在当前中特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里，这四项革命引爆客观条件都已 经具备：据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大陆已经不起一场经济 风暴的发生，沉重的国债负担急速上升，截至1998年，全部国债一万六千多 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总产值的25.5％，比五年前提高5倍。…面临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为了挽救银行，中国的国债将上升到国内总产值的50％ 。…目前城市失业人口1600万到1800万，农村失业人口一亿。”… （见激楚：《从法国大革命看文革（一）》） …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3÷4但是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农民代表。农民起义是法革最 特别的性质之一。他们的土地过小，收成不足以糊口。农业人口增加，生产 上不去，造成农业危机。农民对贵族的怨恨超过城市居民。农村起义比城市 更为群众化。他们对贵族的复辟阴谋十分警觉－怀疑贵族收买土匪和外国军 队。农民一起义，地主逃亡，贵族成为攻击目标。 中特统治下的农村，也出现类似危机：捐税过重，粮贱伤农，弃耕流浪；大 量征收农地改建，土地逐渐集中在新地主－官僚资本家手里。中国农民的处 境比当时的法国农民更凄惨，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更为严重。首先是中特皇 帝纵容、鼓励和迫使乡居贵族－即村干部去吃农民的人肉宴席－大肆盘剥、 欺压、残酷剥削农民。中特不把农民置于完全无产的状态无以搞积累。农民 是中特贵族征服者的奴隶。为了使农民无产阶级化，一家一户的农村生产结 构阻碍了中特农业发展，所以用办法使农民破产逃荒，强迫转让土地和土地 租赁，以便淘汰贫农。农民中的少数因为财产被贵族抢劫一空，经常走上服 毒身亡的消极反抗的绝路。农村贵族把群众当专政的对象，群众也把干部贵 族当成敌人－比国民党还坏的土匪和进村的日本鬼子，干群关系极端恶化， 敌我矛盾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现在是坏人管好人。土地在哭泣，农民 在挣扎。贵族利用邓修中特给的法西斯权力，把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集 资、摊派折算为利息极高的借债，进一步实行农村资本主义化。极端孤立的 中特集团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法西斯统治，必须依靠贵族来代理它对全国 劳动人民的剥削和镇压，以换取资产阶级贵族阶级的忠心。所以“减轻农民 负担”的通知虽然如雪片飞来，可是农民的骨肉实在香美，这一大批土匪贵 族哪肯放过打、砸、枪的“百年难得一遇的契机”，而终于带头把邓修中特 集团土匪化了。忍无可忍的农民弟兄们愤怒了，他们发起了暴动，围攻中特 反革命集团的专政土围子－乡、县“政府”，逐渐提高了斗争的政治觉悟－ 张贴了大字报和标语－反贪污、反强权、反腐败，从经济斗争升到政治，严 密组织，各村建立了秘密联络员，单线联系，并以精简机构、反腐为理由， 要求到市里组织万人大游行，并且串联到邻乡邻县和工厂企业，反抗中特法 西斯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工农革命联盟的先声犹如春雷一 般震撼着人们原已不安的心。无可遮掩的是，农村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 扎根于农村的捍卫队伍在组织、宣传、鼓动反对走资派反动政权方面正在起 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法革史来看，群众暴力和对暴力的恐惧是农村解放的主 要因素。中国的农村也必须通过农民的自卫武装力量来取得文革政权。革命 和起义是农民唯一的出路。…（同上（二）） . ------------------------------------------------------------------- 中国上半年工业事故50万起 VOA 10 Jul 2002 13:56 UTC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长王显政星期三表示，中国上半年 发生工业事故将近50万起，死亡53，302人，其中特大煤矿事故 28起，死亡579人。王显政说，今后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对违 法经营的矿主绳之以法，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追究地方政府的 行政责任。 --------------- 中国大陆安全生产存在三大问题 中新社报导，中国大陆交通、矿场、公共安全意外事故频传，造 成各类意外死亡人数达十三万余人，中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闪淳昌今天认为，大陆安全生产存在三大危机问题。 闪淳昌指出，这三大问题分别是： 第一、伤亡总量大，据统计，二００一年大陆各类事故死亡十三 多万人，其中工矿产业发生事故死亡一万二千余人；除森林、草 原火灾以外的各类火灾事故死亡二千余人，受伤三千七百余人；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十万多人；水上交通事故死亡和失踪近五百人； 铁路意外事故死亡八千四百余人。 第二、重大、特大事故频频发生，去年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 特大事故一百四十起，死亡二千五百五十余人。 第三、大量隐藏性事故尚未获得改善，主要是由于中国大陆安全 生产基础薄弱，许多国有企业设备老化，安全堪虑。许多企业负 责人和职工根本缺少安全意识，安全监管形同虚设，隐藏性事故 防不胜防。. ------------------------------------------------------------------- 两岸在三通上的各自表态 钱其琛称三通是经济问题不应受政治影响 【大纪元7月6日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 副组长钱其琛今天宣称，两岸三通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应受 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干扰。但他仍宣称，「只要把两岸三通看作 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尽早可以实施，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 的政治含义」。 据中央社7月6日报导，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 组副组长钱其琛今天宣称，两岸三通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应 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干扰。但他仍宣称，「只要把两岸三通看 作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尽早可以实施，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 的政治含义」。 　　钱其琛下午分别会见统一企业集团总裁高清愿担任团长的三 三会大陆访问团，及山盟总干事许信良带领的促进两岸三通访问 团，他向台湾代表强调两岸三通是经济议题，与两岸上谈判桌谈 的「不属于同一个范畴」。 　　两岸三通访问团副团长、前海基会副秘书长焦仁和表示，他 在会谈中多次呼吁钱其琛「退一步才能进一步」，并说中国大陆 经济能够有所发展，就是放下原则才换来的成果，因此处理两岸 问题也应该摆脱教条主义，不要嘴巴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实际 上却寄希望于「一个中国」。 　　山盟召集人许信良则向钱其琛强调，台湾的高度民主化与香 港迥然不同，因此所谓的「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统一企业集团总裁高清愿则表示，三通大家不要互相政治化， 直接由民间团体去谈就可以。中信银董事长辜濂松也说，三通应 该把政治化议题搁在一边。 　　而钱其琛在会见这两个台湾访问团时宣称，关于两岸三通， 只要台湾有关民间行业组织得到委托，两岸三通协商就可以进行。 钱其琛并重弹旧调说，中共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及「江八点」。 　　据了解，钱其琛今天会见这两个访问团时，中共国务院台办 主任陈云林、大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王军，以及海协会常 务副会长李炳才都陪同会见。 ---------------- 陈水扁强调三通不是「国内事务」 【多维新闻社8日电】正在非洲访问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总统七 日表示，两岸关系正常化是他持续推动的方向，他从未放弃与大 陆对话、协商的机会；但不管是对话、协商或谈三通，都不能有 任何预设前提、要件。针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日前说「只 要把三通视为国内事务，就可尽早实施」，陈水扁明确指出「这 是不可以的。」 对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对前往大陆访问的许信良等人表示， 愿意来台访问一事，陈也说，他欢迎汪道涵来访，两岸间应该多 多交流，才能降低误判。汪只要来台湾看看，就会知道中南海所 坚持的政治议题与原则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至于汪道涵如果是 要来谈一中，我们要如何因应？陈强调，我们欢迎他，也不对议 题做任何预设立场。 据中国时报记者陈玉华、林晨柏、王铭义报导，陈总统七日结束 在马拉威的访问行程，转往史瓦济兰，在赴机场前夕，台、马两 国元首共同签署联合公报，并举行联合记者会。 陈总统在记者会上，针对钱其琛日前对三通的谈话做出回应。总 统强调，大陆如果把三通视为「国内事务」，就是一种预设前提， 这是不可以的。 抵达史瓦济兰后，陈总统对于汪道涵会见许信良等人的谈话也指 出，任何人想到台湾来看民主发展、经济成长他都欢迎。但很遗 憾地，汪道涵想来应该是主观期待，他一九九九年时就很想回访 台湾，但中南海不同意；正如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也想去访问大 陆，而中南海从中作祟，予以政治考量，让辜先生无法成行。 稍早，总统在马拉威接受《路透》、《法新社》、《ＢＢＣ英国 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专访指出，虽然大陆从未 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台湾还是盼望改善两岸关系和对方进行接触 和协商。陈总统强调，他愿意在不预设前提也不预设结论的情况 下，就任何议题，随时和中共领导人进行对话和协商。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今天会见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前海基会 秘书长焦仁和时强调，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既不承认「一个中国」 原则，却想在两岸通航谈判，呈现「政府对政府」的谈判模式， 显然是为凸显「两个中国」的政治目的，这是大陆坚决反对的。 不过，汪道涵仍明确表示，大陆对陈水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 前仍寄希望于陈水扁能务实发展两岸关系。 汪道涵并说，虽然他应邀访问台湾的行程计画，在九九年七月李 登辉提出「两国论」之后受到破坏，但他仍随时准备赴台访问。 对于许信良主动建议汪道涵如果能访问台湾，不应放弃与李登辉 沟通的机会，汪道涵则积极地答覆说：「如果他（指李登辉）愿 意来谈，有适度的机会，我也不会拒绝。」 许信良、焦仁和带领的「山盟」访问团今天在上海「锦江小礼堂」 会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就两岸三通与两会互动等议题，进行广 泛沟通对话。这是汪道涵最近两年来首度公开接待台湾访客。许 焦两人与汪道涵曾就两岸通航谈判模式、海基海协「白手套」功 能等政策话题展开密切对话，汪道涵则发表前述看法。 他说，在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前的九八年十月辜振甫率团访问 大陆时，两会就已商量好，他准备接受邀请访问台湾，从九九年， 以至现在的二○○二年，他都在随时准备赴台访问，有关的随行 人员与计画都准备好。这项准备就是基于九二年以至九三年接触 商谈所延续下来的，大陆对台政策方针一直没有变化。 对于两岸通航谈判模式，汪道涵指称，大陆对积极推动两岸三通 没有别的不同意见，当前只是如何推进的问题，两岸电讯直通已 经没有问题，现在只是海上与空中的通航谈判规划。但是，汪道 涵说，像陈水扁想以政府面目在谈判过程出现，但他却不愿意承 认「一个中国」原则，这岂不是变成「两个中国」了吗？ 汪道涵说，两会的谈判管道中断后，两岸仍然有来往，每年互访 人数持续增长。但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后，一直不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这让大陆感到意外，陈水扁承认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大 陆福建的，说的是中国话，读的是中国字，并对大陆方面来往的 人员提供很多讯息给他们，但却又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大 陆对此感到相当费解。 . ------------------------------------------------------------------- 题目：桃花祭（下） 作者：汉枫师荣 医生于洪，详细询问了树明和树安兄弟俩的病史，婚姻，性生活情况，家族病 史，有无血液病？有无抽血或输血？ 树明和树安，都有六七年的卖血史。村子里的青壮年人，谁没卖过血呀？卖血 盖房，卖血致富，在这一带十分盛行。 听到他们讲村里还有不少人也有类似的症状，于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对 这一带的农民卖血的情况，十分了解。从职业的角度讲，他是反对这样大规模 ，搞运动一般的宣传鼓动农民卖血的。他很清楚，各种名堂的血站一哄而起， 多数采血人员没有专业训练，又图省事省钱，根本不按照安全采血的步骤行事 ，带来的后果将是几极其危险的。但是，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在卖血致富的 大潮下，有谁肯听他，一个毫无权威，毫无影响力的普通医生的呼声呢？官方 不听，他们需要政绩，需要农民收入增加的数据，来写年终报告，来填提级审 查表。百姓不听，他们要赚钱脱贫，赚钱盖房。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都愿意 干。 于洪带了几个人，亲自来到了陈村，对村里的十几个病人，一一进行了检查， 采血，了解了他们的病史。并对村里卖过血的人，进行了统计。他们还为大约 七八十个卖过血的，看上去健康的村民，采了血，带回医院化验。 检查结果出来了：那些看似健康的七八十个农民的血样，有60%以上，呈爱滋 病毒阳性反应。而那十几个显症的病人的血样，则100%，都是爱滋病！ 情况远比于洪预料的，要严重得多。 人们震惊了。 爱滋病，这个遥远的，传说中的瘟神，半年前，还鲜为人知。却象野火，象洪 水，象蝗灾，一下子，席卷了这片土地。 村上人不由自主，想起了春兰。想起了她的屈死，想起了那通天的，令人心惊 胆颤的大火。 不祥之感笼罩着陈村和周围的村镇。有爱滋病人的家庭，恐惧。卖过血的人， 恐惧。没卖过血的人，也恐惧。人人自危。保不定哪天，厄运会降到自己的头 上。 百顺坐在院门外的石头上，默默地吸着旱烟。他双眉皱成了一团，脸上布满了 阴云。他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从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刻起，经历的就是战乱，灾 荒。从来没填饱过肚子。十岁那年，逃荒到外地，有时一天也讨不到一口吃的 。饿得骨瘦如柴，头昏眼黑。几乎死去。 解放后，虽然不要躲日本鬼子，逃抓丁，逃荒要饭了。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 ，从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到三年饥荒；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越折腾越 穷。家里除了一张破席子，两床露了棉花的破被子，一口铁锅几个粗碗，几乎 就没有别的家当。 活到五十多岁，只要能入口的，什么没吃过？草根树皮，田鼠家雀，甚至蚱蜢 蚯蚓，观音土，芭蕉根，只要能搞到手，都吃过。为了争抢比较好吃的榆树叶 ，榆树皮等，有时邻里间，还要吵嘴打架。不是孩子们之间闹，是大人们互相 争抢呀。为什么？都是饿的呀。饿极了，保命要紧，还顾什么脸面？ 饿--- 饿成了与生具来的感觉，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半百过去，百顺记不得吃过一顿饱饭，一顿也没有。 那时，晚饭后，不知多少次，守着舔得一干二净的空碗，百顺想，这辈子，什 么时候能让我放开肚子，想吃多少吃多少，吃个饱呢？别的什么我都不贪，只 要能吃饱肚子，只要能吃饱肚子。哪怕吃饱一次也好。 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 粮食不够吃。吃饭时，往往先是自己和孩子们吃。若有剩的，老伴儿就吃一口 。若没剩的，就吃些野菜什么的。结果老伴儿因吃野菜中毒病倒，浑身浮肿， 死在文革结束那年。 文革后，分了责任田。每年只给公家交点儿公粮、农业税，剩下的粮食都是自 己的。百顺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家里第一次有了余粮。 天天都能吃干的、放开吃，天天都能吃饱肚子。真是比过年还好。天天都过年 呀。 百顺曾经是多么地满足。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到了花甲之年，能过上这么好 的，天天吃饱饭的日子。 然而，和所有的庄户人一样，他的梦还远没有打住。 村里通了电。年轻人开始到外边去闯世界。吃饱了肚子，穿暖了衣服。人们又 开始买自行车，买电视，买各种新玩意。 有的人家，甚至开始盖新房， 青砖红瓦，和祖辈住的土坯房，茅草房比起来， 简直是天上地下。 花样越来越多，欲望越来越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卖血致富的风气就传到了村子。 刚开始听说卖血，村里的老人们都不太愿意孩子们干，多少有迷信的因素，怕 伤了元气。但年轻人不在乎。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干 。况且，比起干别的，卖血来的钱好象更容易。既不要力气，又不要技术，不 分男女老少，只要你肯卖，就有人买。 六，七年下来，村里人共卖了多少血，没人说得清。哪家没人卖过血呀。 人们盼着卖血致富，卖血盖房。时间长了，有人也学会耍些小花样，如卖血前 多喝盐开水什么的，来蒙骗血站，以求多卖几次血，多赚些钱。 但没有人警告他们，卖血若不小心，有可能染上病，包括爱滋病这样的绝症。 近来，日子越来越难过了。陈村和这片地区流行爱滋病的消息传开后，别说卖 血没人要了，就连村里人种的庄稼，蔬菜瓜果等，都没人敢买，怕染上爱滋病 。 百顺种了半亩地的西瓜。眼看瓜熟了，到了上市的季节。却和村里其他人家的 一样，卖不出去，快烂在地里了。 外村的姑娘们不肯嫁到这里，村里人到外面去找工，也不敢讲明是哪儿人。怕 人家知道了，象躲瘟疫一样避开，不肯雇自己。 村子里，已表现爱滋病症状的人，就有几十例了。没有办法治，多数人家也没 有钱送病人进城去大医院治，去了也治不了。只有等死。一年半多的光景，村 里已死了十六个爱滋病人，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壮年。据说，这才刚刚是开始。 爱滋病的潜伏期长，高发期还未到。大多数卖过血的人，都有染病的可能。这 就等于说，村子里大多数人，尤其是卖过血的青壮年，都面临着爱滋病，面临 着死亡的威胁。他们的丈夫妻子，他们得病后生的孩子，都很可能被感染，被 殃及。整个村子，都面临灭顶之灾。 这片贫穷的土地上，善良无知的人们，血汗给榨干了，又被抛弃。他们不仅没 有摆脱贫穷，他们反而被诱入了绝望的陷阱。 老天爷，能不能告诉人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 刚过完年，桃花就病倒了。最可怕的事发生了。她被确诊感染了爱滋病。 从得知卖血会传爱滋病那天起，桃花和一家人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和村里的其 他人家一样，桃花不断地去庙里烧香叩头，从僧人那里讨买护身符，带在家里 每个人身上。她苦苦祈祷，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她躲过这一灾祸。这个 家，不能没有她。三个孩子还小，不能没有母亲啊。 前前后后加起来，桃花大约卖了三年血。和村里不少人比起来，不算长。桃花 曾怀着侥幸心理。可她哪里知道，只要有一次机会，只要一次，就足够传上爱 滋病了。 村子里得爱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没有人对桃花被打入这一行列，感到稀奇。 好象这是早晚的事，到头来谁都会轮上一样。整个村子，笼罩在死亡的阴云下 ，无奈地等待着死亡之神一次次的降临。大家就象同在一个巨大的坟墓里，没 有阳光，没有生命，没有希望，没有明天 --- 福生看过桃花，从医院回来，刚到村头，见围着一群人，怒气冲冲，吵吵嚷嚷 的。近前来打问，只听人们在忿忿地骂，没人顾得上对他解释为什么。好一会 儿，福生才弄明白，原来又有两个省城报社的记者，前来了解这里流行爱滋病 的情况，想拍照片写报导，说是要报给省政府，以引起官方的重视。 村里人一见又是记者，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狗日的记者们把这里流行爱滋病 的消息传出去，把他们的痛苦，灾难，无情的暴光，他们还不至于连种的粮食 ，果菜都卖不出去，连进城找工都没人敢雇。走到哪儿，人们都象避瘟疫一样 ，躲着他们。这个世道，哪还有他们的活路哇！ 被逼得走投无路村民们，赶来抢了记者的相机，摔个稀烂，并大出打手，赶走 了他们。 “人家记者是好心-- ” “呸！如今这世上，良心都让狗吃了。哪还有真为我们穷庄户人着想的人？当 年鼓动我们卖血时，也说是为我们好。为我们脱贫致富。怎么没人告诉我们卖 血会染上绝症？会染上爱滋病？如今我们被骗了，让爱滋病坑了，大半村的人 都病了，人都要死光了。那些当年口头上讲的好听，许诺要帮我们卖血致富的 人，怎么都没影了？ “记者了解情况，向社会上披露，正是为了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对这里的爱滋 病流行的重视---” ”记者会帮我们？正因为他们写文章报导了我们这流行爱滋病，我们种的粮食 卖不出去了，菜卖不出去了，瓜卖不出去了。我们靠什么养家糊口，靠什么活 命？我们就是不死于爱滋病，也早晚穷死，饿死。--” 被欺骗，被愚弄，被遗忘-- 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变得恨一切，再难相信任何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既希望 社会了解真相，得到同情和帮助，又害怕外界社会知道了，他们被进一步地隔 离和遗弃的两难境地 桃花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很奇怪而又黑暗无比的地方。真黑呀 --- 真黑？--- 这？是？黑？吗？ 这是怎样的黑呢？黑色与之相比，都会变得多么 明亮和赏心悦目。 这是人类感官无法感知的黑。 是三维空间无法容纳的黑。 --- “咚！咚！咚！---” 有节奏而熟悉的声音，如击鼓一般，悠扬地飘来。好象来自远古，来自祖先， 来自遥远的宇宙，来自生命本身。桃花欣慰了。她本能地产生了回家的感觉。 家，是安全的。 可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超越人的理解力的家呀。在她的周围，在这无穷的宇 宙之中，运行着千奇百怪，难以记数的各种微粒，如天女散下的多维几何花朵 ，铺天盖地， 瞬间万变。它们以光速飞舞，旋转，跳跃，从四面八方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