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威尔罗伯特的《深渊边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 早春 威尔罗伯特精辟的文章《深渊边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通过深入的分析， 揭示了15年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根本的、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我们首先要表达我们对威尔的调查结果从总体上的赞同与支持。接下来将就他的文章中 提到的，我们同他的看法有所分岐的两点进行讨论。这两点是；改革者的阶级本质以及 威尔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的评价。 中国的变化 到1980年，毛泽东时代给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留下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30年物价平 稳，以及如威尔所言，为国有部门职工建立的社会福利统包体系（这几乎包含了全部2亿 城镇人口），这些福利不仅包括就业，还包括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生育护理、养老 等，这些都包括在“ '统包'的社会环境中,这里基本上没有失业、乞讨和无家可归，几 乎没有犯罪、没有卑陋的贫民窟，既使是在最穷的人中间，也没有因陷入无望的贫困而 为社会遗弃的下等阶层。”因而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甚至在整体经济水平非常低的情 况下，就业于一个工作单位就意味着能享有既使在富裕得多的美国也完全不可思议的社 会福利条件（第27页）。 我们还想说明的是，就改革前的农村人口而言，他们的保障是由村集体来提供的，村集 体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成单位。村集体的收入在扣除了生产成本和计划用于扩大再生产 及福利的基金后，余下的部分就按工分分给各个村民。这样，同城镇人口一样，8亿多农 民也获得了个人保障，但不是由国家出钱，而是由村福利基金出钱。在这一体系下，既 使是在最穷的村，每个人，不论其工分多少，都被保证有最低限度的收入以维持生活。 到1980年，这一福利基金已经基本上提供了农村小学普及教育，最低养老保证，以及尤 为引人注目的一套从村一级“赤脚医生”开始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完整的医疗体系。 当然，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乌托邦。它是一个在暴力斗争中诞生的真实的社 会。虽然宣告社会主义原则的确立是一个质的飞跃，但这样不意味着人们在一夜之间都 变成了天使。正如列宁的说，旧的习俗是一个可怕的力量。新的法律体系的确立创立了 社会主义的框架。种子播下去了，接下来是一场为使这些种子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生 根发芽而进行的漫长而复杂的战斗。 在国营和集体部门，问题的关键均在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在农村，如果村 领导腐败，通过损害其它村民的利益而肥私，这个集体就不可能蓬勃发展。在这些村中 ，阶级斗争就是对生产过程中非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的斗争。这些非社会主义的人际关 系，就象癌细胞一样藏在新的社会主义机体之中。但就前面提及的社会收益而言，既使 是在据估计大约30%经营得不好的集体或国营单位中，问题也是这些收益被运用得是好还 是糟，而不是它们究竟有没有收益。 威尔的文章对“改革者”15年来对这一曾涵盖了人类五分之一强（22%）的空前的社会福 利体系的摧毁进行了生动的、有凭有据的描述。读他的文章时，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疯狂的攻击？这个体系到底哪儿错了？ 显然，答案只有一个。这一体系的关键“罪过”在于它的基本信条--废止劳动力成为商 品。没有这一信条的支持，这一体系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既便出现了，一旦没有这一信 条的继续支持，也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信条是同资本主义的前提直接对立的。资本主义将雇佣劳动的自由视为基本的人身 自由而奉若神明。 1980年以前，在中国，劳动力不再是商品，这一变化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既使在最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想象的尊严。但它同时也引起了百分之2-3的被剥夺了他们所谓的 “不可剥夺”的剥削雇佣劳动的“权力”的人的愤怒。 夺权以后，这些“改革者”立即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一基本原则进行了肉搏攻击，他们 亲自喊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一口号在新的国家机器的支持下，为那些 以个人致富为目的的劳动力雇佣开了绿灯。接着就是整个集体经济的瓦解，通过投机者 提供的政府支持，一直在跃跃欲试等待暴富机会的投机倒把者、富农、中农和城市小资 产阶级很快就向农村仿佛经济的要害发动了攻击，从而为一种新商品--劳动力打开了广 阔的市场。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改革者”们立即把他们的目标锁定到了工业“改革”，并大胆地 宣布第二年就将开始实施。今天，13年过去了，情况正如威尔的文章中清楚的描述一样 ，“改革者”们仍然身陷于国企“改革”中。打破农村的集体经济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 的，因为它还给农民留了一条生路--土地的使用权；但要“改革”国企则是个困难的事 情。这些“改革者”们不断强调首要的问题是“安定团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威胁到 他们政治权力的社会状况形成，他们对把大量工人抛向街头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虽然， 一段时期可能将一些工厂关闭几个月，但仍付给工人60%或更多的工资。我们听说过北京 附近有一个盈利的工厂，为了扩大再生产在向国有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了，原因是几 百万元的银行储备已被用于帮助亏损企业发放工资了。私有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工人 的压榨和必须防止有组织的群众的不满，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加快国企“改革”的 主要障碍。 一些人戏称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发现了资本主义”。既然所有西方列强的财富都在 寻找投资的地方，为什么还等着中国人自己去建设中国？让老外来干吧！西方人在台湾 做到了，在新加坡做到了，在韩国做到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中国做做呢？敞开大门， 让西方的财富进来吧！ 今天，15年过去后，这些热切渴望西方财富进来的“改革者”们正忙于对付这些财富的 进入带来的后果：外债已高达1000亿美元，内债也毫不逊色，腐败猖獗、社会秩序混乱 ，通胀抹去了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期望，外国投资者的要求变得与日苛刻，这一切紧 紧地捆住了“改革者”的手脚，然而正所为饮鸠止渴，他们变得不顾一切地来寻求外国 资金，正如威尔恰如其分地指出：“在每日无休止的为得来外国资金流入的努力中，几 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卖。”土地、桥梁、公路、现在甚至航空公司都被卖（或“出租 ”长达70年）给出价最高的人。 更糟的是，这些曾自诩于制造了农村的商品化劳动力的“改革者”们，就象一个学会了 用扫帚运水却没有学会使扫帚停下来的咒语的魔法学徒一样，面对与日俱增的数以百万 计的为寻求财富涌入城市、拥挤在贫民窟的流动的农民，却束手无策了。 随着这种无序的发展吞没了城市周围大片的农田，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灌溉排水系统的 毁损，农村青壮年男女离土离乡，只留下了老弱病残者耕作土地（谁能靠一把锄头种地 发财呢？）。既使是最高领导者也不得不忧虑起来。农业处在危机之中。中国无疑是麻 烦大着了。 “改革者”的阶级本质 我们认为，“改革者”并不象威尔的文章所暗示的那样，事实上他们从未代表过中产阶 级或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一样，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整块蛋糕来的，而不是其中的 一小块。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所指出的，“这场斗争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她的构想就是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20年代早期，它 组织了大规模的铁路和矿山工人罢工。只是在许多次城市走访中尝到了痛苦的失败后， 它才撤向农村、建立起农村根据地，并最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赢得了在城市的胜利 。 同样，“改革者”们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他们也不能去同社会主义进行正面的冲突。 他就必须从最薄弱的点--农村--尤其是机械化水平最低的边远地区开始下手。条件越原 始，就越没有剩余劳动力可供组织起来去从事扩大再生产的各项工作。于是，在那些使 用手工工具，如锄头、镰刀、扁担仍是主要生产工具的地区，集体农业较之单个分散农 业就尤其显不出其优越性。从农村迂回包抄城市是贯穿“改革者们”整个经济全盘市场 化的战略计划中的一个战术策略。因此，虽然“‘改革’的早期努力集中于打破农村人 民公社，在农民中推行包产到户”（第20页），但这是战术行动，丝毫不意味顶层“走 资派”自身代表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行动表明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利 益来为他们自身的终极目标创造一个社会基础。 虽然“改革”早期最显眼的努力是那些针对打破人民公社的，但这些努力决不是当时他 们在干的唯一的事。譬如，在80年代早期，以纠正前一时期的错误为名，“改革者”们 迅速地将巨额财富转给了原民族资本家，以作为1949年共产党接管时他们所拥有的财产 的补偿。 当时，与没收官僚资本不同，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是通过发行政府公债进行“赎买”的 。在1971年，周恩来告诉过我们，由人民政府累计付给这些资本家的债券利息已相当于 4.5美元，换句话说，中国人民在10年中，每年付了4500万美元，已相当于支付了从资本 家那里拿来的东西的价值的一半。以后的偿付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阻止了。 但这帮“改革者们”，按典型的资本家的逻辑，将利息与本金分开，从而根本就不理睬 已付过一部分的事实，一夺到权，他们就毫不怠慢地拿出大笔公共资金开始了对这些资 本家的有一轮支付。就我们所知，已返还的确切金额在中国从未公布过。但我们确切知 道的是，当这笔金额大到政府无法筹措的时候，他们便停止了支付。整个行动是在“落 实政策”这么个含糊的名义下非常低调地进行的。直到今天，在中国极少有人知道这笔 钱已还了，更别说清楚在这广场交易中到底转付了多少钱？ 这项政策的主要受益人之一是一个民族资本家领袖，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高官 ，他的私人资本一度曾是整个北京的资本的一倍半。1986年他的大家族的200多个海外成 员应邀在北京团聚，并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庞大的接待费用全部由政府出资 。 显然，这一切不是“上层农民、熟练工人”或“业界精英”所为。“走资派”在打破农 村人民公社的同时，为了使“老”资产阶级重返，而作为资金支持实施的这一大量资金 从公家流向私人的行动，正是“改革者们”在中国释放资本主义力量而采取的又一战术 。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我们认为中国走资派领袖的阶级本质一直就是大资产阶级。他们 是中共高层中重生的官僚资本家的同路人。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 威尔写道：“同他早期对中国农村的阶级分析不一样，那时对各个阶层的价值标准、经 济与政治倾向的分析是如此精细，但这时在使用‘走资派’这个词时用了笼统的说法， 而没有专门指出标志他们体系特点的特殊阶级利益以及他们内部的矛盾。由于缺乏这样 一个研究，“改革者”的反对者和分析者在一些基本的思想方面被欺骗了并在理论上被 解除了武装。” 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不再存在。随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废 除，从本质上讲，每个人都属于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工分获得工资或收入的那个单位。在 那些日子里，挣工资者的收入之比最大为1比10，。即，那些最高级的政府官员或一些老 知识分子月收入为300到400元，而那些最低收入者为30到40元。虽然还存在从旧社会遗 留下来的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 正在慢慢地缩小。人们理解这些差别，并由于有正确的处理，这些差别不是敌对性质的 。因此，如果，阶级、阶级矛盾、以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他们存在 与哪里呢？ 经过对不仅是中国、而且对那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年的研究、调查和分析，毛最 终得出了被我们看作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贡献的那个理论，即，在社会主义经济 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改变了它的形式，不在表现为两个经济阶级之 间的斗争，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存在，而是表现为在党内最高领导者之间的路线斗争。这 种辨证的变形──党内斗争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发生在取得政权的共产党 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即在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变为公有 或集体所有制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他的牙齿。1由于失去了在 执政党内的联系，没有机会再回来。因此，威尔希望能在毛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阶 级分析中找到的那种旧形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那种分析方法不存在 是因为作为明显的经济阶级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表现为阶级的雏形。他完全依赖 于各级的掌权者如何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每一级的领导都对他们管理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负有很大的责任 。领导的职位越高，责任越大，涉及到的财富越多。在政府的最高层这意味着巨额的资 本剩余的分配决策权控制在很少的一些掌权者手中。很明显这些领导非常清楚把这种权 力用来为少数人而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因此，那些梦想着 这样做的领导组成了新阶级的雏形，一旦条件许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把巨大的公有财 产变为私有资本。 在毛的领导下，有许多诚实的领导真诚地信仰社会主义，并投身于同全体人民一起为建 立一个新社会而奋斗。同时也有许多领导人，他们也拥有同样的信仰与热情，但他们发 现自己很难抵抗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庭谋取方便。 在那些年代里，教育、群众运动以及可以把任何事情摆出来公开讨论的民主生活会都对 清除这种不良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 要参加所在单位的这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人们有机会象其他人一样看待自己，从而 意识到自己的特定行为对整体利益的影响并相互帮助改正错误。然而，也有一些领导仅 仅在表面上信仰社会主义，他们不改正错误或者只是在表面上改正错误，并在暗中给社 会主义道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置障碍。毛称他们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或简称“ 走资派”。区分第二和第三种领导通常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的错误表现得非常相似。但 是，第二种领导，在建设性批评的帮助下，是可能改正他们的错误的。第三种就不同， 他们顽固地推行那些可能改变经济制度本身以使公有财产变为私有资本和通过剥削来积 累私人资本的合法化。正是与第三种领导的行为的斗争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树越高 ，阴影越大。发生在底层的斗争只影响到局部，领导的职位越高，造成的影响越大，党 的最高层的斗争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旦我们认识到了对两条路线斗争──毛称之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之间的斗争──的分析正是威尔寻找的分析方法，我们就会认识到毛为了探索这 种分析方法所作出的艰苦劳动。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在他的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分析中，毛给全世界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发现 党内“走资派”的方法。这种分析并不是“笼统的”，而是同时具有理论上的敏锐性和 实践中的准确性。那种标明他们极欲推行（strove for）的制度的特征的阶级利益是非 常清楚和精确的。那些“在一些基本的思想方面被欺骗了并在理论上被解除了武装的‘ 改革家’的反对者和分析者们”（p.19）因为没有抓住毛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方法要 点而迷失了道路。如果毛的分析确实是如此模糊，他又怎能运用他的分析方法如此精确 地预言到在苏联和中国发生的向“市场经济”彻底转变。毛警告说如果“走资派”篡夺 了政权，他们将实行法西斯专政。还能有比这更精确的关于在1989年6月4日中国“天安 门”大屠杀或者在前苏联发生的炮轰议会和对车臣的攻击的预言吗？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想尽办法去教育中国人民如何通过分析他们所推行的路线来发现党 的领导层中的“走资派”。三个主要的标准是“他们相信谁，他们依靠谁，他们发动谁 ？”很显然，“改革者”号召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精彩的“信任少数人，依靠少 数人，发动少数人”的例子。他们一攫取到权力，就从宪法中取消了罢工的权力，禁止 人民张贴大字报，并取消所有的群众运动。与之相反的毛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领导们决策时考虑的是所有人民的利益还是仅仅少数人的利益？是长远还是眼前利益？ 领导们推行的政策是把人民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社会还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或者 其他群体中造成分化？领导们是与他们领导的人民一起讨论事情还是在关着的门里偷偷 的密谋？他们在决策时听取人民的意见还是仅仅发号施令？他们欢迎还是害怕来自下面 的批评？如果害怕，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为什么会害怕批评？在文化大革 命中毛发动成千上万的人民去问的正是这些问题。 全中国的人民很快开始运用这些标准去发现“走资派”。“走资派”也立即用派系斗争 这一致命武器加以反击。情况变得极其复杂。当无产阶级领导人号召所有人民团结起来 反对“一小撮”时，那些“走资派”也鼓励派系斗争以相互进行残酷的个人权力斗争并 隐藏起来以保护自己不被人民发现。 因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大众只能是无助的，他们无法把他 们自己以及他们所选择的领导从派系斗争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主 要的客观原因。 在农业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中国，最尖锐和最明显的两条路线斗争之一是在农业中进行的。哪条道路能最快地发 展中国的农业──是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单个家庭农场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场 激烈的斗争在党的最高领导中毫不衰退地持续了30年──从50年代早期直到毛的去世以 至文革的结束。运用毛的标准，那条路线是由一少部分最高领导推动的这一点变得非常 清楚。 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刘少奇立即提倡“富农路线”。他声称农业生产只有通过依靠相 对少的更富裕的农民家庭（那些拥有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社会联系、更少疾病，等等 的家庭）的热情才能最快地使农业得到发展，富农的热情可以通过允许他们雇佣劳动力 来鼓动。他抵制推行合作化耕种，声称集体化不能先于机械化。毛反对这种观点，指出 这条路线将导致两极分化，以绝大多数人民的贫穷为代价去使少数人富起来。根据毛的 观点，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一条基本道路；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当时，土改 后每个农民只拥有一小块土地──土地的合作化经营不仅是在农民中避免贫富分化的唯 一道路，而且是机械化的唯一道路。让集体化去等待机械化将是一个灾难。 绝大多数农民领会了毛的路线，这是一条他们自己的道路。随着农民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早期的农业互助组开始在各地建立起来，从1951年的300个左右增加到1955年春的670 ,000个。当这个合作化的高潮席卷全国时，刘和他的支持者开始反击了。他们想尽办法 来阻挡他们称为“冒进”的这一进程。在反“冒进” 的名义下，他们强制性地解散（或 削减）了大量（远超过100,000）的已经建立的合作社。毛对这种削减的极力的反对导致 了合作社数目调整到1955年6月的650,000，到当年末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两百万。但路 线斗争并未停止，刘和他的支持者有时从“左”（大跃进的共产风）边，有时从右（60 年代早期的“四大自由”──雇佣劳动、贸易、货币借贷和土地出租）边进行攻击。 在这整整30年里，历史把太行山脉的一个小山村--大寨推进了这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 由于它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非凡的能力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个昔阳县的仅有80 户人家的偏僻山村成为了这两条路线的战场。 坐落在以贫瘠的岩石山为基础的一条条黄土之上的大寨最初是如此之穷，以至“老鹰飞 过它时都要自带午餐”。讨饭来到这个村子的陈永贵对最贫穷的村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 体会。对只有很少劳动力的家庭土改后该如何耕种呢？当那些条件较好的家庭的壮劳力 们组成一个互助组时，他带领那些条件较差的家庭的老人和孩子们组成了第二个互助组 。由于该组成员的团结，他们的产量超过了前者。1952年，陈当选为全省劳动模范。在 毛的组织起来的号召下，陈的互助组组成了一个合作社。随着合作社产量的增加，越来 越多的家庭申请加入，直到整个村子都加入到陈永贵领导下的合作社。由于家庭收入是 由工分来计算的，妇女也第一次不得不参加了田间劳动。 这究竟是一个财富还是负担？ 有人在担心这种过量的劳动力会不会降低工分的价值？但陈不这样看，有那么多事情要 做，我们怎么会嫌劳动力太多呢？在鼓动起集体、年老的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的力量 后，他带领整个村子开展了一场战斗。随着荒山变成田野，小块土地合并成更大的土地 ，以及在陡峭的山坡上造出了梯田，合作社的收入持续地增长起来。 正是陈永贵对1963年那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的处理引起了毛对大寨的注意。尽管庄稼 遭到了破坏，80户人家中有78户无家可归，陈仍然鼓励村民们尽最大的可能去帮助那些 更困难的村子。鼓足集体的力量，大寨人民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 长了30吨。 在1964年5月，毛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在这年，陈永 贵两次应邀来到北京受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见。他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报告，作 为山西省的代表参加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12月26日与另外两人一起应邀到 毛的家里为他过生日。 刘开始反击了，1964年10月一个由300个领导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了仅有400个村民的大寨 。工作组执行的是刘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以反对毛在这一运动中的路线，他 们接受了刘“挖出侵蚀大寨红旗的蛀虫”的指令。趁陈到北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机，工 作组依靠少数不满分子私下提供的信息开始了所谓“挖蛀虫”的报复行动。这次从上到 下的激烈攻击加到了昔阳县所有基层领导的头上。在这种压力下，有46名村领导被迫自 杀。陈从北京返回之后他的热情至少挽救了三名决定自杀的大寨村领导。 1965年1月23日，毛自己起草的一个新的文件，即“23点”，在全国范围内传达了。这个 文件代替了刘的文件，消除了基层领导的压力。它第一次提到了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在发动起绝大多数公社成员的同时，这个文件把攻击的矛头从指向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地方领导行为中的小错误转而指向一小撮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使自己致富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者。 虽然这个文件解放了大寨的处境，但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停止。一直到毛发动了文化大 革命，在中国广大农村的仍然坚持刘的路线的成千上万的工作组才被赶走。 走资派则以派系斗争来回击。看到昔阳县那些肆无忌惮的夺权者和红卫兵施加于一些好 领导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手段，陈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一群回到昔阳县的老领导和其 它红卫兵组织的23个代表把局势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1967年2月10日，在陈永贵的领导 下，他们夺取了昔阳县的政权。 从自身的经历和来自周恩来的引导，陈开始认识到派系斗争的致命危害。他把自己从先 前涉及到的昔阳县的派系斗争中解脱出来，紧接着揭露并制止了昔阳县的所有派系斗争 。这开辟了一条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的道路，即，通过消除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堡垒来解放生产力。 通过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做细致的工作，陈发动起昔阳县的全体人民来揭露真正的地方 上的“走资派”，即极少数依靠手中权力损公肥私的村领导。一旦全县的领导权都被牢 牢地掌握在真正关心集体利益的忠诚的村领导手中，抗击自然灾害和改造田地的号召激 起了世界上即便有过也是很少见的生产热情。在从1966到1976的十年间，该县的粮食产 量增长了从未有过的3.75倍，从40,000吨增加到了150,000吨。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家 庭收入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使得工业、副业以及社会福利的发展成为可能。 在陈永贵领导下的昔阳县十年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真理的活的例子。虽然那时的中国的法律制度已经不再保护剥 削，但是只有在陈永贵在发动村民起来揭露实际的村领导的剥削（这是非社会主义的生 产关系）的细致的工作才使这一矛盾得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全国人民改造他们的土地的热情。 在这30年里，“改革者”以 机械化必须先于集体化（生产力理论）为由反对集体化，尤 其是人民公社。昔阳县这个只有非常原始的条件的山区县在这十年里的发展证明了这一 理论的错误。如果生产关系（农民组织成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昔阳县 的农民们是怎样激发起如此的生产热情的呢？ 作为陈永贵在昔阳县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的结果，毛和他的支持者们 顶住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把这个农民领袖人提拔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然后提 拔进了政治局，并于1975年1月让他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同样，昔阳县在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公社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 ，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改革者”的攻击。1980年，毛和周都已经去世，华（国峰）也 被迫靠边站，对陈永贵的残酷打击去掉了在中共最高层中的实施“改革者”路线的最后 一个障碍。在通过舆论攻击摧毁了大寨的形象之后，紧接着开始贬低这个社会主义农业 的相当成功的典范。他们宣称大寨的成就是假的，同时在党内威胁那些反对打破集体化 的领导，，说他们已经变成了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农业替代人民公社体系的绊 脚石。 随着“改革者”们从上而下地摧毁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体系，陈永贵也被隔离了。他事 实上是在被软禁于他在北京的第12层公寓中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6年，直到他因肺癌于1 986年去世。 通过对在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上的30年的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回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毛 的标准在察觉走资派方面的价值。在每一阶段，“改革者”的路线都毫不动摇地是“相 信少数人，依靠少数人并发动少数人。”而毛的反击也一直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 发动群众”。这整个斗争过程生动地证明了毛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的阶级 斗争将采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这一分析的准确性。 注： 旧的以及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生产方式中已经从法律和经济上被限制、赎买或 消灭，但是，仍然可能在上层建筑中产生出来，即，执政党和国家，特别是在官僚和知 识界。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是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中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