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七十年代人的心路历程 毛时方 今年3月12日是我38岁的生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蹉跎岁月。鲁迅先生的 两句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可以说是我的真实写照。 1972年3月12日，那时我10岁。虽然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但我爱看书、爱听广播、 爱看报纸，特别关心国际新闻。报上每天有什么重大新闻，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 哪个国家的元首来访了、周总理又会见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了，我随时可以准确地说 出来。此外，我还跟着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学习英语。那时给我的感觉是，我 们国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祖国建设蒸蒸日上。当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是有的， 记得当时干部“走后门”问题就引起了群众的议论纷纷；后来听大人们说，传达了 一个中央文件，毛主席给福建省一位小学教员李庆霖同志写了一封信，对他反映的 一些干部在子女下乡问题上做手脚的现象表示已经知道，“全国此类事甚多”、 “容当统筹安排”，并对李庆霖同志的困难表示同情，“寄上三百元（那时的三百 元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千元），聊补无米之炊”。当时很多群众对此非常感动，有这 样一位和人民心心相印的领袖，党内存在一些暂时的问题，又有什么呢！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担任学生干部。每天课余时间开会、讨论、出壁报，定期学习 毛主席著作，集体生活是火热的，我每天早来晚走，简直长在学校里。1976年毛主 席逝世，大家非常悲痛，我袖子上的黑沙带了一个多月，是全校师生中时间最长的。 9月18日全国开毛主席追悼会，我校有一位高年级同学被光荣地送到北京，参加天安 门的追悼会。当时全校同学站在操场上通过广播收听追悼会，我被通知到灵堂（我 校大教室临时布置成灵堂）观看电视实况。9月18日的头几天，我们在这间灵堂里开 展悼念活动时，我忽然晕倒了，下巴也嗑出血，老师立刻把我送到医院，下巴缝了 四针；当时医生说，下巴上没有肌肉，可没法打麻药，我说不用打了，就缝吧。老 师把我送到家，邻居一位大妈问：“是哭主席太伤心了吧？”老师说：“他这些天 护校值班太累了。”事后，学校破例给一位学生报销了医疗费，这是对我的激励和 鞭策。在当时的集体生活中，也有过矛盾、冲突、委屈，同学中也有狗屁不懂的， 老师中也有不冷不热的。但是同学中不乏积极向上的，老师中也有循循善诱的，所 以我热爱这样的集体生活。后来粉碎“四人帮”，各单位敲锣打鼓上街庆祝，我也 跟着上街了；当时丝毫想不到那是一场反革命政变，还当真以为是毛主席安排的呢。 总之，那时的我，尽管也有酸甜苦辣，但只是个人的小悲欢，总的来讲是向上的。 要不是因为后来的一些事，我可能早就交入党申请书了。 后来，随着智育第一潮流的盛行，同学们的这股向上劲头被引导到考大学这方面 来，我也是一样。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这股子高兴劲儿很快过去。取而代之的，是 对一些荒诞逻辑的不解和义愤，以及对社会的忧虑。首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虽然讲的是正面的话，但已经变了味，故意留出了许多缺口，与社会上的非毛言论 恰好接轨。那时经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很多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微辞， 比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乾脆就叫《党的司令部不能用炮打》；另外还有很多个人的 恩恩怨怨。遥相呼应的是，该报还有一篇报导说，几位“革命老同志”高度赞扬《 中青报》敢说真话。当时用来教育青年的口号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就 觉得这里边有一种实用主义味道，颇似胡适的“少谈点主义”。《中青报》曾大肆 炒做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实际上树立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对立面 。还有一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推行“包产到户”的官员成了英雄，集体经济倒成了 大逆不道；国有企业也要改革调整，过去的一切都成了“官僚主义”、“瞎指挥”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吗？还有一个尊重历史的问题。我父亲是文革中 由于对运动不理解而自杀的，党在1972年做了结论，并发了抚恤金。1978年又“平 反昭雪”，我参加了他们单位的大会，那简直是诉苦大会，那些受过冲击的干部， 就差喊出一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了，军代表哆哆嗦嗦上台做检查，还有 一位军代表被宣布隔离审查。参加了这个大会，我不仅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很疑 惑、很反感。后来我的家乡天津市的市委书记解学恭因在文革中得罪了广大老干部而 被撤职，在天津市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判他。再后来康生、谢富治同志被开除党籍 ，文革被彻底否定。国庆三十周年招待会上叶剑英讲话，说文革是一场灾难，还说什 么“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所说的“困苦”是什么？他所说的“艰难困苦”不 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来自群众运动。所有这些，就是共产党的“团结一致 向前看”吗？怪不得群众当即就把它改为“向钱看”了。开庭审判“四人帮”时， 同学们站在走廊里看电视，真正痛恨“四人帮”的可以说一个没有，只是看热闹而 已，就象鲁迅先生《药》里所描写的，革命党被杀头，围观群众根本不知为何物。当 时我看了电视，却是极为反感，又感到很滑稽，觉得它象一出闹剧。后来那个《建 国以来的决议》，虽然讲了些正面的话，但是又一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留出了广阔 空间。对于那些正面的话，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我曾说过：“这个《决议》绝不 是终结”。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虽不才，这一点却是碰巧说中了。 1980年考上大学以后，我极其孤独和苦闷，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所想所思。特别 是在我上大学的广州，那是“改革”前沿，人们的小市民习气和金钱观念简直无以 复加。青年中也是极其“务实”，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自己分配一个好单位、多赚一 些钱。一谈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就会被认为吃饱了撑的，或者神经有毛病。 那时也有一些假惺惺的思想教育，比如北外学生冯大兴从追求进步到堕落自私最后 发展到偷窃杀人的事情，被用作材料对学生进行教育，结果是根本没用。我倒觉得 冯大兴恰恰是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应受谴责的不是冯大兴，而是当时的社会。后 来又讨论大学生张华舍身救老农，当时我身边的同学都认为张华这样做不值得，由 此可见当时青年的思想状况。当时我多么想能有一个人，他的思想也多少带有一些 批判性，因而能够多少理解我。可是没有，同学中没有，老师中没有。那时的工人 群众，也正因拿到了奖金而感觉良好。真是“抗世违世情”！我就读的中山大学， 曾经有一位哲学教授杨荣国，是专攻先秦诸子文献的，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是革 命者加学者，因为在批林批孔中写了文章，听说后来从教授楼里被赶到平房宿舍， 抑郁而死，他的家人把房子退了；等我到了中山大学，早已无影无踪，真是“寂寞 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象鲁迅先生描绘的铁屋子；鲁迅先 生在北师大演讲，指出“只有青年才能把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若把这篇 演讲的时间从1928年改为1982年，我觉得更为合适一点。参加工作以后，境况仍是 如此。1987年我因病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病因不好说，长肿瘤也是这个症状。当时 我害怕极了，我怕死；为什么？革命者怎么还能怕死？因为还没有人能理解我，但 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的心意，把革命思想的火种传下去，我也死而无憾了；正如《红 灯记》中李玉河的唱段：孩儿我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帐目未还，儿的心不甘，恨 不能变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山关，盼只盼几万万同胞脱苦难。然而当时 的同胞感觉到苦难吗？没有，他们正在美好的梦想之中，作着发财的梦。真正的共 产党人，应该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为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和最长远利益而奋 斗也就是要唤醒群众、组织群众，而不是施展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收买人心是封 建统治者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贯用伎俩）。其实，对于任何事情，我是不感到奇怪的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这一点，我是懂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一点，我也是有思想准备的。真正使我吃惊的是，为什么那么多老革命都不革 命了？为什么广大群众都不革命了？为什么作用力之下却没有丝毫的反作用力？难 道牛顿力学也不灵了吗？我从小读鲁迅先生的诗，懂得了“灵台无计逃神矢”，却 不懂什么叫“寄意寒星荃不察”；到了八十年代，我才真正懂得。经过自我反省发 现，过去学老三篇，对《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理解比较透彻，对《愚公移 山》则缺乏深刻理解。 毛主席说过，问题成了堆，光明也就到来了。1987年《中国青年》杂志展开了一 场讨论，题目是“朗朗的诉说”，诉说大学生们难以名状的燥动，他们关心自己， 被说成是自私；他们关心社会，被说成是狂妄；他们自由自在，被说成是散漫。19 89年，“六四”风波爆发了。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看到广大青年关心社会， 感到高兴；另一方面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充斥，赶到焦急。在观点方面，我是个少数 派，我并不认为胡耀邦是个什么好东西，我认为他是罪有应得。单位广大群众自发组 织到天安门声援，我去了，看到的是广大工人群众举着毛主席、周总理的巨幅画像 予以声援，工人们举的巨幅横标是“反官倒、反走私”、“毛主席的孩子上前线、 赵紫阳的孩子倒彩电、邓小平的孩子倒彩券”、 “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也促使我思想 发生转折。运动开始时，我的思想感情与运动是隔着一层的；运动后期，我是坚决 拥护的，并且走到纪念碑旁，向可爱的学生们捐了一千元钱。我坚信，学生们内心 是爱国的，他们信奉资产阶级思想，是受了误导，而且主要是修正主义的误导，他 们的思想方法是会改变的。正当我的思想发生转折之时，“六四”的枪声打响了。 事后我坚持认为，真正使那个人吓得发抖并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的因素，不是学生 在广场上树的那个自由女神像（那个像也许正中他的下怀，使他有了把柄），而是 工人们举着的毛主席像。“六四”之后，一部份学生当真去寻找毛泽东了，掀起了 一股小小的“毛泽东热”。邓小平“六四”后做了点姿态，搞了个《毛选》第二版 ，用他自己的话说，搞了点“陪衬”，可是学生们当真了。这又促使他不得不南巡 讲话，主张不要“死读书”。简直太有意思了。1991年苏联解体，我没有感到惊讶 ，也没有痛心，因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必然破产。 然而，第一次国际共运失败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这二十年中，我深深感 觉到，理论的和战略的创新，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 遍真理，与现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否则如果生搬硬套、生吞活剥， 那是不可能被群众所接受的；反过来，群众会认为你是空谈、是强加于人，最后就 达不到唤醒群众的目的，更谈不上向群众学习。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 的伟人，正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在理论、战略、策略 各个层面上提出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因此感动了上帝我们的人民。在理论层面上 ，我这些年来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课题上。第一，个人的思想、社会的思潮 ，它们的变化又与哪些因素的变化有关？只是泛泛地讲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还 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个辩证关系中，一定有某种特殊的范畴，我们还没有总结出 来。第二，哲学上（受毛主席影响，任何事情都到哲学中去找原因），毛泽东的实践 论被大大歪曲了，什么“实践第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全被歪 曲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恰恰符合小生产者目光短浅 、急功近利的特点。再有，毛泽东的矛盾论被歪曲了，“一分为二”被歪曲了，取 而代之的是折衷主义和诡辩论；邓小平是诡辩大师，可是他却打着辩证法的旗号， 欺骗了群众；而折衷主义，又恰恰符合小生产者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内在矛盾性和摇 摆性。因此，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要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在其阐述方式上 还需要进一步精工磨练。第三，马克思说，关于现实社会的规律，不能到哲学中去 寻找，而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揭示劳 资对立这一点上，是极其卓越和天才的；但在刨析和改造小生产和小私有观念这一点 上，则有待进一步突破。列宁和鲁迅，对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有过入木三分的揭露 ，但是仍带有经验性，有待于进一步逻辑化。第四，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 会的基本矛盾、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变，有过不少论述，这些有待于整理、深 化和系统化。文革的“大民主”经验（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 ），有待进一步研究、总结和提高；第一次试验曾带来过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彻 底否定，而应在此基础上总结、改正和提高。无产阶级民主不仅在性质上应该比资 产阶级民主高出一筹，在运转形式和控制方式上也应不断完善、高出一筹。 这二十年，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心与力的挣扎，没有为革命做 出什么贡献，因为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必须团结一部份先进的人们，特别是广大 青年，才能合成战斗的群力。多年来，我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比如书呆子气，脑 子里形而上学不少。这些我正在努力改正，也希望其他同志引以为戒。当然，年轻 同志在防止教条主义的同时，更应防止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直接同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接壤，直接同修正主义接壤。我虽有教条主义的缺点， 但我会象瞿秋白那样英勇就义，而不会象张国焘那样无耻投敌。小时候看过一个电 影《大浪淘沙》，是写大革命时代几位青年学生，相互关系很好，但随着反革命政 变的来临和革命高潮的离去，有的坚持继续革命，有的投靠大腕往上爬，有的心灰 意冷不再革命。列宁说，有关世界观的基本份歧，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总要表 现出来。在这一点上，最善于伪装的是赫鲁晓夫、林彪和邓小平，但是他们都没有 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试想假如林彪当初不自我爆炸，而是顺利接班，他的真实思想 （见《五七一工程纪要》）贯彻二十年之后，是否也将和赫、邓一样，在人民的 心目中遭到唾弃呢？ 八十年代，人们自顾自、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以为这样是最聪明的选择；结果 造出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进入九十年代就不 同了，普遍的是牢骚满复、看法不少。有些看法还是相当精辟和尖锐的。但是仅有 某种情绪和倾向还不行，仅从个人利益出发也不行，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有一个富有内在结构的思想感情体系，否则就会陷入“晕论效应”。这个思想 结构，应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马列主义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但 与各种思想理论相比，她是最接近客观真理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为什么 有的人能够一辈子做好事，而有的人不能够？在我苦闷彷徨之时，我认为简直没有 规律。一位革命前辈对我说：有规律，谁注重世界观的改造，谁就能一辈子做好事。 3月12日，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忌日。毛主席说过，彭德怀不如孙中 山，这句话寓意是深刻的。有位朋友曾开玩笑说，你要做孙中山的接班人啊！说者 无意，听者有心，我觉得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学习孙先生的革命韧性和不断弃旧图 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