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上半生（简介） 南洋和尚 我最早的记忆是哭着要吃毛豆角的情形，50年代的一个春天，家乡闹饥荒，豌豆结荚的 时候就开始有接济了，那是队长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私分”集体的“粮食”，在豆子成 熟前半个月，秘密地采摘一部分，每家分一点，煮熟了吃，那滋味是独一无二的（需要 说明的是，百姓个个都是讲良心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揭发队长诸多罪行，对私分的事 只字未提）。 后来的记忆中，每年春天日子最难熬，猪子、鸡子都杀了吃，房屋前后都长出一尺多深 的“辣菜”（象现在武汉人叫雪里红那样的菜，菜叶上有很长的刺，用水煮，又苦又涩 ），一日三餐都是吃这些，有时父亲到城里用柴换来些“大兜菜英子”，我一看见就啃 上面的大兜菜皮。有一次哥哥们在大路上捡到二三十颗稻谷，用手剥出米来，与苦菜一 起煮，哥哥们一粒米都没尝，全都给我吃了。那时的队长是非常富有的，他就在我家隔 壁，还是我本家叔叔，天天晚上都是吃煎饼，那香味真的把人谗死了。记得有一天，队 长的儿子从园子里拔了一把葱，一边走一边剥，老葱叶子随手扔在路上，我跟在后面， 一根一根地捡起来吃了。还记得，隔壁孩子过周岁，吃饭洒下几颗米，我捡起来喂到嘴 里... 最艰难的日子是后来，1959年除夕夜，我父亲因在修水利时吃了过多的糠饼子，多日拉 不出大便而结死了。母亲也熬不过去了，有一次晕到在灶前，一个叫朱奶奶的“巫医” 四处求救，队长妻拿出半升小米，救了母亲，也救了我们兄弟仨。我是老三，临近大队 书记要我给他当儿子，两个哥哥死活不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后来拆房子，一 根木料只能换一个死在腹中的小猪崽。那时队长就是最大的官，不知为什么不给我们粮 食，把牛也牵走了，还打伤我的大哥......我恨透了这个队长！就是他，早上起床后， 一边小便，一边喊“上工了，在xx干活”，要是有点不对劲，就破口大骂，从村南头骂 到北头“都象你们这样，吃狗鸡巴狗子夹跑了，吃你妈的x” 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常对我的教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964年公社党委书记到我队蹲点，他说，谁家最穷，我就住谁家，他一家家查看，就住 进了我家。他叫史兴善，一年有100天在地里干活，他一提起焦裕录就流泪，教我写字、 珠算，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文革期间，他没受到冲击。 文化大革命到来，好象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把那些恶霸干部拉出来斗！大快人心，从此 后干部都变好了，有了错误，社员一反对，马上改正。武斗我们那没人参加，几个武斗 干将后来都枪毙了。文革中，有一位同学，到校长那诬告我，说我在“祝毛主席万寿无 疆”的时候手朝下举，校长问过我，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 1968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我们队再也没有种粟谷了，种水稻，吃上大米。 从此结束了吃“供应粮”的历史，每年都向回家交售余粮。1974年，我家也盖起了青砖 瓦房。 70年代，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兴修水利，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几百 里外的水引来浇地，亲身体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战天斗地的热情，打遂洞， 修渡槽，在政治上翻身解放的农民，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80年代《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文革时修水库，是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我 恨不能把作者拉出来狠很地扇他两巴掌！ 在水利工地上，我是个出色的“板车车长”，曾有过多次死伤的危险。领导与群众的关 系非常好，我的队长就是样样带头干的，有危险的活身先士卒，他经常是我写广播稿、 文艺剧本、以及考试作文里面的主人公，我敬佩他，我真心疼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污蔑文革的文章，描写那些受迫害人是如何如何苦，我公平地说， 那时的干部比他们强不了多少，有时甚至他们不干的事，干部却在带头干。那时的农民 也非常苦，夏天大概一天要干16个小时的重活。正是因为这些人在拼命地干，我们国家 才一天天富强起来了。不干怎么能富？！那些制造歪理邪说的人，编造了一些不干活就 能致富的神话，没几天就破产了，无非就是把农村集体经济分光了，竭泽而渔而已。 后来进了工厂，工人们平均一天干12小时的活，上厕所超过15分钟，班长就要过问。19 73年创工厂历史最高记录，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工人住的很简陋，干部也一样。1980年 前后，政府开后门放进400多人（说是人才流动）,全部安排在科室里，那时工资、奖金 都比较高，被他们白吃了3年，工厂开始跨了，那400多人就象吃光庄稼的蝗虫一样，一 阵风又跑到政府机关了去了。我们这些“老”工人实在想不通，难道这就叫改革开放？！ 工厂跨的另一个原因是干部住进了高级住宅。1983年，工厂为离休干部建高级住宅，乘 机搭车，厂级干部也一人一套住房，后来住房改革，他们只象征性地交了几千元钱，而 工人买一套较差的房要40000元，退休工人们告状也没用。 1979年，带薪到大学深造，毕业后回厂，从事技术工作。1994实行增值税后，工厂每况 愈下，每卖出100元产品，无论是否收到货款，先交17元税，还有各种收费，共占销售总 额40%，收职工购“福利住房”款维持了两年，现在上班人月收入只200元。我有电脑技术， 吃饭没问题，以前都是免费为人服务，现在收点费。有人问：怎么不出去闯世界？ 我说，工厂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救不了他的命，也等他死了再说，要“擦干了血迹，掩 埋了尸体再上战场”，不希望有人看到，一个有功之人死了，连收尸的都没有，长期放 在露天。但我现在总是认为，工厂会好起来的，只要政府不无理收费，公平税赋，公平 竞争，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有很多想不通，有很多不服气。我们希望能再领到粮票、肉票、布票(特别想要一两 乌龟票、鳝鱼票)，它便宜，现在全是高价粮、高价肉、高价布，多半是水货。我们现 在不想干，不想为老爷们过的更好而拼命干，不想为增加败家子的赌注而去流血流汗。 我们只要能活命就行。我们盼望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