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二次文革和WTO初论 无套裤汉 社会的阶级矛盾正如所说的那样发展，第二次文革绝对不是 第一次的再版。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及全面内战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 我同意所说的文革再版不会再来的正确论断，但是，崭新的文革战略将取 代证明了是错误的东西。革命不是复旧，是创新，而且是群众自发的创举 ，少数是做不了也不应做主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分析形势，搞理论，将 来进行宣传、组织、鼓动的工作。四人帮的严重孤立于群众之外的巨大错 误不会重演了。 现在的形势为什么仍然有利于改良派和右派、西化派？因为中国的经济危 机没有集中爆发，而是潜藏在四处。没有经济危机，所以政治危机被缓解 了。没有政治危机也就是没有革命危机或革命形势。 是不是在这种“重商主义”的“黄金时代”，革命知识分子应该改做逍遥 派，过好隐居的生活呢？未必是这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 运动，列宁是这么说的。革命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 级革命的战略研究。举一个例子：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的世界和中国工人 阶级的状况、地位、革命潜力的研究是基本对象。要说明为什么全球化带 来革命的契机－由于弱国会被强国特别是美帝使用WTO的枷锁强迫处于严重 失去自主能力和地位，导致工人阶级的强势反抗；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弱 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格走低趋势，而生活贫困起来等等。 全球化类似拿破伦征服欧洲－扫平各国封建残余以便使各国和法国相配合 ；现在是美帝扫平地方资本主义（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它根本被排挤得无 法立足），以便统治；工人阶级反抗的策略是以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 打败全球化即野蛮的资本主义世界。从矛盾的观点看：全球化、社会主义 革命（全球、全国）和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政治的、民族的、制度的 矛盾；全球化跨国资本与地方资本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势必与世界各其他弱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相结 合，这是第二次文革的特点和优点。中国工人阶级与台湾工人阶级的联合 将出现在两地的革命（前者的文革和后者的台湾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 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和WTO。 什么是市场经济？它是资本主义强权的经济，弱国经济的坟墓。 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扩大，而WTO是全球化乘以深度 加广度加速度的三度总和，资本主义附庸国家走向败亡的捷径。 谁主张WTO谁就必然站在与劳苦大众对立面上，是贫富不均、失 业、贫困、破产、人民地位下降等买办资本主义政策的吹鼓手 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无2000－07－16） . ------------------------------------------------------------------- 混淆视听的“三个代表论” －－浅谈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任务和动力 工言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人民群众要继续进行的新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继续革命。 在当今中国，人民大众与共产党走资派即共产党内资产阶级 的矛盾与斗争，已经空前尖锐激烈和日益明显化。这就是当前 的主要矛盾。共产党走资派就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而坚决抵制和反抗邓修反动集团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是 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 邓修反动集团在为患20多年后的今天，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大倒退，把原来社会主义的中国 弄得一塌糊涂、民怨沸腾，全国各地工农兵，每日每时都在 抵制及反抗当局的压迫与剥削。水深火热、危机四伏的现今 中国，已成了革命前夜的火药桶。 可笑的是，邓修反动集团为了挽救这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 腐败局面，抛出了“三个代表论”，自我标榜代表先进生产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咋看起来，这不伦不类只是为民间笑谈提供话柄而已，其实不然 。它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修正主义大杂会。它既是邓小平“猫论” 唯生产力论的翻版，又是资本主义经济挂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的翻版。它连“勃列日涅夫现象”都算不上，只是赫鲁晓夫“ 全民党”的中国版、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在中国 再现。事实是邓修路线破产崩溃前夜的哀鸣。共产党走资派既 已座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的火山口上，这样拙劣的标榜就 一定无制于事、就一定是徒劳与枉费心机。 邓修反对集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又顽固坚持要走下去，他们为患 20多年已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宣示：他们代表了国际帝国主义 、新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了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 之一的华人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三个代表的真实含义。 这些为数极少的共产党走资派，压迫与剥削着全国人民，他们 推翻昔日社会主义公有制，强行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 不是为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幸福，而是为帝国主义、国际 垄断资本、国内大资本家谋利益，充当其代理和走狗。他们已 把昔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工农根本利益的死敌，成了无产 阶级的叛徒，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者。是反对马列主义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最阴险最恶毒的当代修正主义者。他们 这伙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又是当今中国社会资产阶级精神文明 的制造者，是无法救治的党政腐败、社会腐败的罪魁莴首，是 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倒退大腐败的制造者。 毛主席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毫无疑义，共产党 走资派、邓修反动集团就是革命的敌人。共产党走资派把持了 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内完全占了 统治地位，昔日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蜕化变质了，变成腐败 倒退的资产阶级党修正主义党。昔日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专门 骑在工农头上、与工农有着血海深仇的反对派。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毛主席也已作了阶级分析：“官僚主义者 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共产党走资派即邓修反动集团抵死否认的 共产党内资产阶级。这也是当今资产阶级营垒内，对革命危害 最大最直接的资产阶级的一个杂种。 毛主席还进一步分析了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依靠 对象。毛主席在1964年12月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 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 ，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当年变成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邓修反动集团为患20年里，更加 变本加厉，情况比当年严重了不知多少倍！在农村，他们强迫 农民交纳数不胜数的苛捐杂税，还动用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横征 暴敛，使十亿农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贫困状态。在工矿企业， 走资派砸烂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铁饭碗，把工人阶级抛进了 国际垄断资本和港台资本家的狼口里，处心积虑地迫使国营企 业破产倒闭，让工人阶级成了下岗失业阶级，把昔日有功于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人阶级至于饥饿贫困的状态之中。在邓修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扇动下，中国社会迅速两极分化 、贫富悬殊严重。这是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激烈的基本因素。 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国家的资源，大量地被 共产党走资派和腐败分子所侵吞，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付委员长、公安部付部长、纪委、下到省市长，贪污 受侩成风，真正是贪者上百万过亿，闻所未闻。军队走私出动 飞机舰艇现代化军备，通行无阻。海关、反走私、纪检、公安 、法庭等执法犯法，犯罪达到登峰造极。 而工农群众呢？为了糊口活命，不得不替资本家出卖劳动力， 在监视下进行超强度的奴工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火车头的 经济特区，劳工权利最差、工时最长、环境最恶劣。港台资 本家开设的工厂里，工人被琐在车间里劳动，成批成批地被 活活烧死。中国是世界上每吨煤矿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出产的每吨煤，都有矿工的生命和鲜血！全国每天被迫 得走投无路而自杀的工农百姓，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工农 广大劳动群众被剥夺了主人翁地位根本无法挥生产积极性 和创造性可言。这种腐败的生产关系、这样的共产党走资派 资产阶级专政，是压迫阻止生产力发展的枷锁。共产党走资 派完全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破坏者，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社会主义革命革谁的命？革命对象在那里？邓修反动集团是 当然的革命对象，但他们偏要抛出“三个代表论”，以图 把水搞浑，再把中国百姓骗一回。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薪水高， 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 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身为中国 共产党主席、并且是党的缔造者。但并不害怕揭露共产党 走资派的问题，足见毛主席是个很有原则的伟大革命领袖， 毛主席正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 共产党走资派就截然不同，象刘少奇、邓小平这类的人，他们 本来就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当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和工农 所想的就格格不入。他们要的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共产党 走资派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工农大众则要继续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邓修反动集团极力颂扬和鼓吹资本主义、极力 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敌视毛主席领导的一切社会主义 革命和生产建设运动。这些钻进共产党里的走资派，根本就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本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这些人早已成了骑在工农头上的官老爷，是比资本家还厉害的 吸血鬼，是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步伐、与工农要求相抵触的反动派。 走资派站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立面上，要阻挡人民前进的 步伐。这就迫使人民不得不向这些走资派宣战，革他们的命。 既然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继续前进，要革共产党走资派的命，就要 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就要明确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搞好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文革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但是后来因为左派犯了 错误、因为分裂而被邓修反动集团乘虚而入，颠覆了革命，使他们 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一时得逞。使中国暂时地大倒退，成了帝国主义 、新殖民主义强食的弱肉。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第二次文革 的任务就比第一次文革更艰巨，我们不但要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 ，还要打倒其走狗共产党走资派，但是根本的、首要的还是打倒共产党 资产阶级即共产党走资派。 我们看到，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共产党，虽然被邓修篡夺、走入歧途， 但是党内仍有为数不小的忠贞共产党员，他们并没有跟着邓修反动集团 走。他们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革命派。 他们是革命共产党的真正代表，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和工人贫下中农 没有仇恨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觉醒，已向 共产党走资派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因此，所有心怀共产主义事业的 忠贞战士，都应首先与共产党走资派划清界限，毫不含糊地坚决站 在工农大众一边，与邓修反动集团彻底决裂，并站到革命斗争的最 前线，积极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向邓修反动集团奋起进攻，打倒走资派， 使共产党获得新生，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马列毛的 轨道上来。这是当今共产党员珍惜党的光荣历史、挽救党、捍卫党 的事业的唯一的必由之路。邓修反动集团非常害怕与极力赶尽杀绝 的“文革三种人”，将会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力量 蓬勃发展，他们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和斗争的先锋。 邓修反动集团在进行种种倒行逆施时，也一定会遇到革命军人的激烈 抵制与反对。 那些所谓左派，即邓修体系内的保守派或对邓修某些事情持异议的 反对派，都应尽快挣脱这个反动集团的束搏，从反动阵营里冲杀出来 ，投入到工农群众的热火朝天的反修斗争中去。 由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左派”，已经在饱尝邓修集团苦果 滋味后，日渐觉醒，有要求社会进步、对邓修反动集团的腐败和 危机不满，已有批判共产党走资派的要求呼声。他们比较敏感， 能够起向社会和劳动大众传播革命理论的作用。但是往往受西方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假民主影响，从自由主义去理解与对待国内的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容易误入死胡同，应避免被共产党走资派 弱化、收买和收编。 工人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受共产党走资派压迫剥削的处境和悲惨 生活状况，决定了工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斗争的原动力 。这是邓修反动集团深化资本主义复辟无法逾越的强大抵抗力量。 就经济基础而言，共产党走资派所代表的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 大资产阶级，他们暴富所赖以掠夺压榨的对象就是处于底层的工农广大 群众。这些极小数人的暴富、改革开放的所谓经济增长，是以一亿四 千万人失业、几亿工农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为代价的。这就从基本上、 根本上决定了为什么共产党走资派是工农大众的死敌，而工农大众是 天然的走资派掘墓人。 现在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最底层。莫说昔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 权利被走资派剥夺，就是就业权、劳动权、生存权也遭到共产党走资派 的威胁与剥夺。共产党走资派20多年来千方百计稿垮国营企业、 不遗余力地培植和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阶级失去工厂和工作， 农民失去土地。当工农为生存而斗争，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走上街头 示威、向走资派讨公道时，共产党走资派就动用资产阶级专政工具， 毫不留情地镇压工农群众，血腥镇压工农的反抗。共产党走资派对 工农群众的残暴镇压，完全撕毁了“三个代表论”的假面具，完全 暴露其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促使中国人民早日觉醒，早日行动起来， 组织起来，把对共产党走资派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成熟、胜利阶段 。 工农大众充分发动起来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时！ . ------------------------------------------------------------------- 中国当今腐败大观及其对策 　　（进言摘自《视点》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刘　斌　严振华 　　在社会歪风中，百姓最痛恨官员腐败。中国腐败问题自１９９３ 年以后达到顶峰：仅被惩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有３２万余人；腐 败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级别愈来愈高，层面愈来愈广，而民众的怨 气也愈来愈大。２０００年，中国应该有反腐的新招了！ 　　 腐败的理由是什么？ 　　腐败分子之能以肆无忌惮，是因为他有一整套价值观。从他们的 观念来看，就是腐败有理。 　　腐败犯罪的产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也有其内在 的主观因素和外在的客观因素。就腐败分子的主观心理而言，笔者根 据对上千例腐败案件的归纳，认为腐败分子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心理： 　　 付出收入对比，心理不平衡 　　笔者所接触的上千例腐败案件中，有一多半的犯罪分子谈到自己 是由于正常收入和工作付出不相符，因而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心 态，进而走上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如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原总经理 蔡涵刚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滑向罪恶之渊的。蔡素有“中华企业改革之 星”、“优秀员”之称，但上任伊始出差到海南、深圳，感到 自己太寒酸了，堂堂银行行长竟不如一个小小个体户，心理极不平衡， 于是走上了犯罪之路。江苏靖江市原市委书记冯国平，也是认为自己 付出多、贡献大，报酬却远不如一个在外企刚参加工作的小女孩，因 而心中非常“不平衡”，于是对他人的贿礼就来而不拒了。 　　 花公家的钱，铺自己的路 　　近年来，用公款行贿的犯罪行为明显增多，有数字显示，司法机 关近年来查处的贿赂案件中，有８０％属公款行贿，而其涉案金额占 到贿赂总额的９０％以上。这些“公贿”，有些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 更多的是慷“公家”之慨，实为自己拓宽道路、日后升官发财奠定基 础。如郑州铁路局原局长潘克明，多次令部下进京“谒见”铁道部原 副部长罗云光、运输局原局长徐俊等人，将小到水果、麻油、饮料等 “应时品”，大到冰柜、金戒指、现金、录像机等贵重物品源源不断 地“上贡”给顶头上司，潘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和上面搞 好关系”，同时也是在为自己铺路，寻找保护伞。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这种心理多发生在年近六十、即将退休的官员身上。这些人多数 有着光荣的历史，曾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在步入老年，即将退下 来的时候，有的疏于小节、心怀侥幸，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漠， 因而萌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不择手段，为自己留后路， 在站最后一班岗时，声败名裂，大半辈子的奋斗毁于一旦。１９９３ 年，工商银行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袁志广年届六十，很不情愿 地要从拥有３０多亿资产的公司老总宝座上退下来了，他心中很不是 滋味，于是便抓紧时间挥舞手中权力的魔棒，非法拆借资金４９００ 万元，从中非法获得收益１７０万元。他还肆意挥霍，纵情淫乐，结 果一头栽进了大狱。案发后有人总结说：袁志广晚年什么车都坐过 （超级豪华轿车——警车），什么都戴过（数万元金钻戒、金表—— 手铐），什么房都住过（五星级宾馆——牢房）。 　　 能捞就捞，不捞白不捞 　　从近年来的腐败案件来看，有不少腐败分子心存“能捞就捞，不 捞白不捞”的邪念，其贪财之欲，恨不得蛇口吞象；其敛财之快，说 日进斗金毫不夸张。有的腐败分子在敛财上简直是红了眼、发了狂、 豁了命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郭子文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８ 日走马上任，同年９月２８日被检察机关羁押，不到１００天，就获 赃款１９３６万元；广东化州市政法委书记曾胜，在就任公安局长 的１４个月里，受贿金额达４５９万元，就在其接受审查的４个月里， 仍斗胆收受贿赂１００万元；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赵 国利，上任短短２００余天，贪污总额达２０１９５１９０元，平均 每天鲸吞１０余万元…… 　　 大家都捞，我也捞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腐败案件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窝案串案 急剧增多，一挖一窝，一牵一串，令人瞠目结舌，有时甚至难以置信。 就涉案腐败分子的心态而言，几乎都会说：大家都那么搞，我也就搞 了些。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一案，拖泥带水，牵出一串贪官 污吏：胡受贿６０余万，被判处死缓；副书记孔庆祥受贿１２万，一 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卢胶青涉案金额达１４０余万， 被判处死缓；副市长孔利民涉案３７万，被判处死缓；泰山石化公司 董事长徐洪波，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还牵出市公安局长李惠民腐败 等１５起要案。哈尔滨市国贸城总经理张庭浦贪污受贿一案，牵出包 括该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在内的一大串贪官污吏，其中局级干部７人， 处级干部１３人，共有６７人被刑事立案。 　　 老婆教唆，子女硬缠 　　在近年来的腐败案件中，有不少人起初对于外界投来的糖衣炮弹 还是能够抗拒的，但是他们却招架不住老婆的推拉唆使，抵挡不住子 女的软缠硬磨，枕头边的阴风，儿女的骨肉亲情占了上风。“再怎么 着也得为这个家着想，也得为子女考虑。”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 们将党纪国法抛之脑后，张开了贪婪之口，伸出了罪恶之手。大量案 例说明，这些人实际上是被自己的老婆推拉下水，被自己的子女“逼 进”深渊的。江西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原来一直很廉洁，为拒送礼， 他甚至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中，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不收礼，又 不伤送礼者的面子。但他的妻子侯水娥后来就不干了，她对着丈夫嚷 嚷：“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不搞是傻瓜，有事我来承担，与你 没有关系。”在侯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双接受贿赂，结果案发后魏 时中被判刑１５年，其妻被判刑４年。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 娶了一位小其２２岁的妻子马玉龙，老夫少妻，韩对马百依百顺。一 篇报道这样记叙这对夫妻受贿的情形：“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 敢；他不便收的，她收。”结果韩福才被判刑８年，马玉龙也被判三 缓五。 　　 为啥止不住腐败？ 　　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在当今的社会环境里，就是反腐败 的积极分子上台，手握重权之后，也有可能蜕变为腐败分子。 　　对于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能不说极为重视。但是， 尽管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规章制度一 项又一项地订，腐败分子一个又一个地惩办，为什么腐败犯罪现象就 从根本上得不到遏止，仍在恣肆蔓延呢？ 　　笔者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追根寻底，最后的必然结论就 是由于腐败分子手中有权。笔者近年来通过一千余例腐败案件的研究， 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五点： 　　 官员权力没有得到真正的制约 　　安徽省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福邦受贿案就是典型一例。李在被捕 前是厂长又是党委书记，同时他还是蚌埠烟草专卖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省烟草公司蚌埠分公司经理兼书记。老百姓非常形象地说，这是“三 块牌子一个门，六顶帽子一个人”。李福邦六权集于一身，权力根本 不存在受制约的问题，不腐败才怪呢特大贪污犯谢鹤亭广东天龙集团 原董事长任职五年内带着年轻靓丽的“女秘书”们先后周游了３０多 个国家，豪吃滥饮，大肆挥霍公款；在国内期间，每逢周末便偕“女 秘书”们乘豪华轿车到澳门赌得天昏地暗，他每注筹码是８０万港币， 最多的一次输掉８００万港币。他的办公室挂着一条幅，上书李白名 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在公司还不断任用有 争议的干部，走马灯似地频繁更换“女秘书”，职工实在看不惯，公 司部分领导因此要求召开党委会讨论，但谢眼睛一瞪，嚷道：“什么 鸟事都经党委会讨论，还要我这法人代表干什么？你们这样做，还他 妈的给不给我面子？”就是用这种失去制约的权力，谢鹤亭先后３１ 次贪污折合人民币１０００余万元，挪用公款１０２３万港币，给公 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亿多元，资金沉滞４.４５亿元。大量的案例可 以充分说明：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现行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 用不大。从表面上看，现在的监督种类有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纪委、 行政监督监察、审计、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还有法 律监督等等，门类不可谓不少。但这些监督有多少能到位，有多少真 正起作用，贪官污吏自然清楚，百姓心中也非常明了。依据法律规定， 人大监督最具广泛性和权威性，但由于目前我国各级人大所处的实际 地位和自身的属性，人大的监督往往是原则监督，对具体问题缺乏同 步性和一贯性。纪委或监察、审计机关本来就是党委或政府的一个职 能部门，监督下级尚可，监督同级勉强，监督顶头上司的书记和省、 市、县长，不能说是玩笑，至少也是难于实际操作。再说，纪、监部 门的监督又是在问题出现后的事后监督，因而其监督就具有滞后性和 手段上的不完全性。至于民主党派的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 要想起到作用，一般只能通过有权监督的机关行使监督权才能达到监 督目的，因而缺乏相应的强制性。二是监督机关人、财、物的调配权 隶属于地方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 法超然行使监督权，实际上有些监督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的情 形，有些监督则根本无法进行，监督不了，加上现在又无一部可供操 作的党政部门工作程序法，因而往往形成这样一种情形：没事时不能 监督，有事时监督不了，出事后最多只能惩罚行为者个人，而对其造 成的政治、经济损失则无法挽回。 　　 现行干部任免制度存在弊病 　　依照我国的法律与政策，干部任免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 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 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因为实权 操纵在极少数人手中，这样就导致一些干部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 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关系”上，不是依靠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而获 得提升，而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重金 去贿赂有权有势的人物。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作“不跑不 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位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这是 对我们现行的干部任免制度弊病的一个绝妙的概括与讽刺。 　　广西有个陆川县，原人行行长吴耿岳先后向玉林地委书记俞芳林 行贿９０万人民币，终于“买”了个副县长。为了把县长前面的那个 “副”字去掉，吴听说河池氮肥厂的徐某可以打通某副专员的关系， 但需１０８万元，当即就指使人给徐如数送去；后来他又听说乌石镇 的罗某认识某要害人物，于是按其要求指使人两次送去９２万元买官。 像吴耿岳这样的人当“官”，能不腐败吗？ 　　还有，现行的干部调动也存在弊端，一些“精明”的贪官在此地 或本系统捞足了，担心出事，害怕案发，于是就携带钱财，开上豪华 轿车到省城或干脆进京找门子、跑关系，活动调到彼地或另一个系统 任职，这些人中，有些是平调，但也不乏“高就”的。 　　此外，等额选举也是弊端频生，候选人只选一人，代表们选也得 选，不选时重新投票也得选，这种选举的背后很可能是腐败环生。因 此，领导任命、随意调任和等额选举是现行干部任免制度中的三大弊 病，这些弊端不除，腐败现象就不可能遏止。 　　 对腐败犯罪打击不力 　　腐败分子不同于其他犯罪分子，他们手中有权，通过权又可以搞 到钱，同时他的上下左右还有一个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网，可谓既有权 又有钱还有势。因此，司法部门在打击腐败犯罪的实际操作中，较之 打击其它犯罪行为难度要大。 　　“官官相护”是打击腐败犯罪的最大障碍。近几年来，无论是侦 破阶段，还是起诉或审判阶段，几乎每一起腐败案件都要受到官网和 人情的干扰。虽然我们大张旗鼓地在讲：无论什么人、什么级别，要 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留情但事实上真正不留“情”、能查到“底”的 案件究竟有多少？对于一些大的窝案、串案，办案人员确实也想秉公 执法，一查到底，但当他们豁出去办案，正要获取有力证据之时，检 察长或厅长、院长指示其缓办、停办，办案人员还能办下去吗？或者 干脆就将你调离专案组，再不让你插手，作为一个小小的办案人员你 能有什么脾气？多数案件检察长、院长也想一办到底，但如果是上级 检察长、院长或当地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给你打招呼、暗示， 你又能怎么办？更何况现阶段还存在着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呢？ 　　以“风”挡罪、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形，在各地 不同程度存在。现实中有许多腐败分子，其行为已严重触犯刑法，但 案件的查处结论中却被认为是党风不正，以党纪政纪处罚代替判刑， 有的案件虎头蛇尾，有的案件不了了之，有的案件远不止据以定罪量 刑的那个数额，因而造成相当数量“黑数”存在，致使腐败犯罪分子 有恃无恐、心存侥幸。 　　在司法实践中，保护腐败犯罪分子的权利与保护国家利益、公民 的合法权益的关系有时摆不正，法律缺乏统一性。近几年来，不少腐 败犯罪分子有的是落不了法网，有的是从法网里开溜，有的虽受制裁 但仅伤皮毛，且在“有立功表现”的幌子下，对罪犯的惩处越来越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贪污受贿１０余万元而被判死刑的案件屡见 不鲜，９０年代贪污几十万，上百万的也不一定判死刑。当然，随着 经济的发展，数额不应一成不变，但毕竟法定的数额幅度是定罪量刑 最主要的依据。近年来有受贿９８２２万港币，行贿１２０万港币 且极度腐败奢侈的人只被判处死缓的情形，有贪污１７０万美元、数 百万人民币并使其亲属受贿、非法所得４０００余万元的人仅判无期 徒刑的情形。至于贪污受贿数万元仅被判处缓刑的现象就更多了，而 对腐败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的却寥寥无几。这种不正常的客观后果 是：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致使刑罚不能从根本上打掉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 　　 现行分配制度显失公平 　　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主要是靠政府所发的工资，但国家现行的分 配制度，并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尤其是在党、政、司法机关和 事业单位，多干少干、干好干坏基本上是一个样。 　　同是一市之长，此地市长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使当地发生巨大 变化；彼地市长得过且过、养尊处优，辖区多年面貌依旧，但他们的 个人工资收入上没多少区别。同是国营企业的一厂之长，前任庸庸碌 碌，致使工厂负债累累、人心涣散，但他的工资奖金照拿不误；后任 锐意改革，使工厂扭亏为盈，跃为利税大户，但后任的工资奖金却不 比前任多。上述情形在中国太普遍了。 　　还有，同是公务人员，同一工资级别，但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很 大，至于公务人员与外企人员或个体户相比，其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一个省级干部的月收入不如外企一个职业高中毕业的小女孩月收入多， 一个国营特大型企业老总的正当收入不如一个没文化的个体户，收入 的多少与学历、职位、工龄、能力、技术水平、社会地位不协调，不 成比例，这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一个地区或两个地区的问题，而是 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 　　在这种制度下，一些公务人员在通过正当途径不能实现个人价值、 不能满足个人对物质财富的需要或其所占有的物质财富与其身份、地 位不相适应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就会“理”直“气” 壮地以非法手段牟取非法收入。 　　笔者在这里无意为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但当我们对腐 败犯罪作更深层次上的研究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现行的一些制度是导 致犯罪的社会原因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从根源上堵 塞犯罪呢？又为什么不可以对现行的一些制度做出重大修改呢？有人 为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呕心沥血、立下汗马功劳，却仅能得到微薄的 报酬；为发展本地区、本企业而招待吃喝几次，还得提心吊胆，担心 纪委审查、检察机关追究。这种制度非改不可，今天不改明天也得改。 笔者虽不赞成“高薪养廉”的方法，但主张国家应当让官员、专家、 老总在物质生活方面过上比较好的日子，而且应当使这种收入合法化， 以避免灰色收入情形的发展与蔓延。笔者认为这样做才符合社会主义 的分配原则。 　　 反腐有三法 　　古今中外，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因此，防范腐败的根本 措施就必然是防止滥用权力。 　　 权力要制约 　　对中国而言，权力制约，首先要制约“一把手”的权力，决议要 由集体做出，副职不能只是摆设，不能养成由“一把手”一人说了算 的恶习。其次，决策应当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除涉及泄密的事 项外，应当提高党务和政务的透明度，置于全体党员和民众的监督之 下。第三，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要强化内部制约机制，通过职能交叉、 上下级交叉、条块交叉、人员交叉等形式，相互约束，相互监督，抑 制权力滥用的现象，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第四，建立健全法制约束 机制，用规章制度制约腐败的产生。比如实行公务员公开竞争机制， 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从一开始就堵塞“任人唯亲”的渠道；对公务 人员建立严格的考核、晋升和奖惩制度，下定决心改变现行的干好干 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此地干不好调到彼地照样干的恶习；在 现有的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要尽快建立“金融实名”制度，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财产申报制度不致流于形式，才能使腐败分子及逃税 者、不法收入者提心吊胆。 　　 要加大监督力度 　　为防范腐败，目前尤其要加强人大和舆论监督的力度。 　　人大监督应当是最有广泛性、最具权威性的监督，但现在由于种 种原因，人大的监督没有全部到位。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自己 一定要敢于充分地运用这些职权，对于腐败分子毫不留情地依照法律 程序行使罢免权。 　　舆论监督现在有时也到不了位，对于一些腐败现象仍存在采访难、 发稿难的情形，甚至还发生一些记者被驱逐、殴打的情形。从法律制 度上保障记者的采访权，要明确倡导这样一条原则：新闻在反腐败领 域无禁区！ 　　此外，还应加大审计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民众监督的力度，逐 步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权力制约机制。 　　 淡化官本位观念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笔者认为，权力淡化对于反腐败有着 长远的、重大的意义。笔者同时认为，权力的淡化既是一个观念问题， 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权者要淡化，无权者也要淡化。作为领导干部，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公务员，应当尽心竭力地为人民服务， 决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决不能搞特权；作为普通公民，也不要迷信 那些“当官”的，要把领导干部看成是按人民意愿和政策法律办事、 为自己服务的人，心态上千万不可低“官”一等，行为上也不要唯命 是从，要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他的“官”没有当好，自己就有权 罢免他！ 　　权力淡化，目前急待转变三种观念：一是摒弃权大于法的观念， 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尤其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要习惯于遵纪守法， 习惯于依法办事；二是将国之兴衰寄希望于出现圣君贤相，转变为寄 希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有绝对权威的法律制度体系；三是将治理国 家依赖于“青天大老爷”、依赖于众多“清官”的意识，转变为自己 要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识。此外，权力的淡化也靠舆论的正确引 导，舆论不能只去歌功颂德，舆论也要成为人民的喉舌，既报喜也报 忧。 　　防范腐败，除了权力重组、制约、淡化外，同时要狠下决心加大 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真正做到不论他是何人、不论他任何职、不 管他有何背景，一经揭露，严惩不贷，决不捂盖子、顾面子，使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对腐败分子有巨大威慑力，努力形成一种使当权者不 敢腐败、不能腐败、不必腐败的社会局面。 . ------------------------------------------------------------------- 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 　　 王四四 　　 原载《天涯》2000年第3期 　　◎在“不相信”的包围中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 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 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 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 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下班去饭局， 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 真正结果。于是边吃边看电视。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 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 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回家路上，一对夫妇搀着 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 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 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 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过马路，被横冲过 来的大货车压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女儿说，过马路， 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 　　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选择不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七年说好了提点意见没事的，可五十万相信没 事的人，后来有事了，有点像那个被压死的中学生。五八年人家说一亩地长出几万 斤粮食，你没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来饿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势 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信还是不信呢？ 1978年以后形势的确好了，可又冒出假药假酒等等，弄得人很头疼，不相信的阴影 挥之不去。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 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它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 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 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 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 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 节。然后是假文凭、假档案、假广告、假名优、假新闻，以及二百八十块钱一个的 “中央军委”和六十块钱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 边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 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 　　1999年12月《云南日报》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大专以 上假文凭的人有五六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可见 这几十万人中有的级别不低。没出事的高官档案里还有没有假文凭，查起来不太方 便。在一个国家里有五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这个国家的人 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二百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 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那天在饭桌上听一个朋友侃，某地区把统计数字报给了国务院，上面领导懂经 济，看了骂道：你们连造假都不会，一个数字改了，其它的也得改，否则加起来是 笑话，水平够臭的！我没问这是传闻还是民间笑话，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说了一个 “层层加水”的对子：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层 层加水，横批：官运亨通。这个地区可怜连水都不会加。 　　统计部门的朋友抱怨，报表先得送地方领导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布。我没 为难他们，没追问是否领导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动过。我倒是劝他们，你们 不是汇总下面的数字吗，那些数字也是被“批准”过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 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能相信的事各条战线都有。今年1月《文汇报》上讲，湖南省政协提案批评 中小学造假：教师在公开课前预先布置学生作踊跃发言状，会答的举左手，不会的 举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过报纸一看，说她在小学时就经历过多次了，不稀奇。 我女儿读过的一所小学，前几年终于被评为省级一级学校。为评比，他们有的工作 提前做了，比如设计公开课举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补了几年的备课笔记 档案。我听了觉得很荒唐。一个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说不这么做的倒不多见。 湖南师大的教授说校园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 但恐怕不爱听也得听着。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 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 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 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 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身 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前两年，南方某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六十岁退休一年两年三年 四年以后，他总是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一直在位不退，在 当地传为笑谈。类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现在老百姓知道有五十九岁现象，指的是干 部退休前犯错误，却不知道还有不肯退位搞假年龄的五十八岁现象。现在真干部在 档案里有一点点不太真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案例，于是有些组织部门规定某些处 室负责审查甄别干部档案。有的干部被查出来有造假内容，但人已调入，工作也干 得好好的，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让人头疼。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 凭验证中心，很受欢迎，还满足了全国各地的服务需求，现在忙不过来。现在社会 上一些大学毕业生是真的大学毕业生，但手上的文凭与他就读的学校不符，有点像 前面说的酒，茅台的瓶子，装的是二锅头。 　　当我们步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当这 些因子传染给别人，或者遗传给下一代，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从大型国企、一个从政府机关下海，现在都是私企老总。 历经风雨之后，二人现在都有不小的变化。老总A经常对我说，他现在自己的左手 都不相信右手。这话很好玩，有点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 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 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 么寻思。结果，害得老总A多花了一倍的劲。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 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 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会想，爸爸这么喜欢我，怎么还不能相信？还烫我一 下！哈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拷问中死去，B总的儿子在“信，还是不信”的 拷问中长大。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我看了报道，永远不会 只看绿灯就过马路。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 怀疑的消除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要 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谁也别想脱了干系 　　现在各个领域都有打假问题，社会的信用受到很大的破坏。建立信用匹夫有责。 有责，有三层意思：第一，信用的破坏，不能只怪别人，我们每个人都起了作用， 所以有责；第二，每个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或者说都已经在承担责任，不管你愿 意不愿意；第三，经济政治领域以外的人有时责任可能更大。 　　我们都跳过忠字舞，挥过小红书，批这个斗那个，发言，表态，写白纸黑字， 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值得怀疑的东西弄得不容置疑，对不用怀疑的东西怀疑一 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后来的年头，我们仍不时地说一些不是 很真的话，做一些不是很实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们就接了下去，写自己也不相 信的作文，瞎编好人好事，对同学说瞎编的话。我女儿说她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写了 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我外甥现在读小学六 年级。他告诉我，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咳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 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 ……可开学的摸底测验卷子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做得哗哗的。他们现在谁也 不信谁。信用的破坏他们也做了一点事。做了的事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当然不 一定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一定责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赖 账。连对小孩子，我们将来都要告诉他们，得对小时候做过的事承担一些责任，对 大人就更不用说。可是现在有些大人的表现颇让人不好意思。我现在一见摇头晃脑 大唱样板戏的人，总在心里哀求他们快点停下来。对那些用温馨的笔调怀旧的人， 对他们之留恋六七十年代不能上学只能下乡只能斗人或只能被人斗的岁月，还大喊 青春无悔，我总是想提醒他们一下，在该读书的年龄而不让读的一代人，他们遭受 的损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一辈子也没法弥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遇有条 件把坏事变成好事。要是坏事和好事可以随意颠来倒去地变，那我们的孩子们对历 史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十几岁就辍学下乡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孩 子，现在活得不轻松。而另外一些人，在亿万人遭难的年代活得很滋润，现在又比 摆脱了浩劫的亿万人活得还要滋润得多，有的还俨然文化名人青年导师。他们对自 己过去的言论和行动，都采取了健忘和赖账的政策，或者说采取了说谎的政策。有 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对于引导孩子们相信什么，是很不利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这 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那社会的信用水平又受到了破坏。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 A两个A三个A什么的。一个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国那头两 个欧美商人和咱们这头两个中国商人同时在做生意，那头可能已经成交了一笔，又 成了一笔，又成了第三笔，然后各自带着赚来的钱到南欧的海滩晒太阳喝咖啡去了； 而咱们这边还在互相调查互相揣摩，离签合同的日子还远着呢。他们合同签得快、 签得多，工厂开工就足，商店营业额就高，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就比较多一点；于是 我们就比人家穷一点，包括你、我、他。搞经济的朋友说，现在交易成本很高。其 实不止交易，各个领域都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比如 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安排的文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 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政府的即 老百姓的钱，花你我的钱。这就是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没有 侥幸，不要窃喜，以为自己逃过去了。你没逃掉，你本可以比现在富的。 　　当然不是说外国的信用就没问题，那边照样有假冒伪劣，还有政治丑闻。但恐 怕全球有一个平均水准，各国离那个平均线不能太远。一远，人家就不敢和你打交 道，资金人才都不往你这儿流，世界经济发展或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你就沾不上， 那你就只有受穷。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眼睛盯住自己这边，“苦练内功”，使我 们的交易成本不要高过世界平均水平太多，把别人的钱、技术和人才吸引过来，让 我们变富。 　　不要认为建立信用社会是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的事，其实，别的领域的人或 许责任更大。 　　我太太看到我在写有关信用的文章，告诉我一件事：一个小学的班主任，听任 课老师说前面一节课他们班纪律很乱，就到班上说：“刚才上课谁不遵守纪律了？” 全班鸦雀无声。“谁承认，谁就是好孩子，老师保证不批评他。”许久，一个孩子 站了起来。不料老师立刻翻脸，劈头盖脸大骂他，还发动全班围攻他，使那个孩子 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听完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问太太，这件事是不是要 处理？答曰是。我说，就是嘛，不处理还行，心里这才轻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 我又觉得不对劲，再问：“会怎样处理那个老师？”“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 能不能更重，比如说能不能调离教师岗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能。” 　　那个教师用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付小孩子，用这种世界观塑造几十个小孩 子的灵魂，对他应有的处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轻松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这篇文字写不写完，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前面谈了信用的危机、我们的无奈和 我们的过失，再下去的话题好像该由德育教授来谈了，我没资格。不过这几天心里 一直犯嘀咕，万一德育教授调子太高，我们跳起来都够不着怎么办？万一谈得又太 深，我们横竖看不明白怎么办？那还不如自说自话呢，虽然写这样一种文字使我感 到有点脸红。 　　既然政治经济文教体卫各个领域都存在虚假问题，使社会的信用受到很大破坏， 而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往火里丢过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 使我们的社会信用达到一个正常水平呢？我想这事别人帮不了，我们习惯了等别人， 你等我，我等你，哪天算完？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信用的大厦只能靠我们每个人 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垒，“人人动手”，“齐心协力”——这话我写下来很不好意思， 太像幼儿园老师的话。但没办法，事到如今，只能这么说。前些年所有手段都调动 起来了，教大家说“请”、“您好”、“谢谢”、“再见”， 教大家不讲脏话， 不随地吐痰，过马路看红绿灯。一开始我感到莫名其妙，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幼儿 园。后来想想只能如此。变成幼儿园没什么丢人，要是连幼儿园该做的都不做，那 才丢人。现在做一点看上去幼稚可笑的事，比空谈什么主义，什么拯救，什么重建， 要有意义得多。有一个学者叫徐友渔的说，中国的问题具有“粗鄙性”，说得很精 彩。 　　1987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一位：您在哪所大 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 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 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 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东西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要说谎。如果我们 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篇文章每次发言每张表格等等，尽可能如实，不实的东 西能少一分是一分，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 　　朋友托我办事，有时我忙得忘了没去办，被问起，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尽管他 一时十分不快，但我想，如果我经常说要找的人出差了什么的，总有一天人家真的 出差了，但朋友不信。就像幼儿园老师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小孩老是说假话，喊“ 狼来了”，后来真喊“狼来了”，人家不信了，就被大灰狼吃了。我不想被大灰狼 吃了，所以就说老实话了。记得以前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说一个人要是在四十 岁时还不能建立自己的信誉，他就完了。现在想想哪能拖到四十岁，从小就要有信 誉。我常对女儿说，迟到了，老老实实说睡过头了，别说闹钟坏了，别说路上堵车。 说话太老实，眼前是会吃点亏，但最终会使你受益一生，因为人家相信你。被人认 为可以相信，是你最大的财富，有人忙一辈子也得不到，有人捐了一百万也没用， 所以老爸这句话对你来说值一百万呢。 　　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我们这边也搞了一些讨论。1月31日那一场， 在几位企业家绕来绕去热烈地讨论企业的接班人难题时，坐在嘉宾席最边上的一位 经济学者冷冷地帮他们挑明：“当你要把企业交给他的时候，你不仅对你的继承人 的能力要有一个高的评价，而且要对他的道德水准也同样如此，就是说，要信任他 ——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信赖的人太少了。”学者话音未落，掌声爆响一片。 我真希望众多正在读MBA的人能听到这场讨论，真希望他们明白，现在总裁、首席 执行官的位子不少，想坐上去，比一纸文凭更重要的，或者说比案例分析能力更重 要的，是可信与否。借用一个建筑学名词：“可靠度”——你可以没有MBA文凭， 但你必须有足够的“可靠度”。有了它，你才有可能得到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2000年2月在西方出版的《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对美国一千三百名百万富 翁进行了调查。在谈到为什么能成功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把成功归于才华，他 们说：“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自我约束力、善于与人相处、勤奋和有贤内助。” 好像就是一些幼儿园老师教的东西，而且，诚实摆在第一位。 　　深圳有一个农村来的没什么文化的妇女，起初给人当保姆，后来在街头摆小摊， 卖一个胶卷赚一毛钱。她认死理，一卷永远只赚一毛，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买了不 少房产。现在她开一家摄影器材店，还是一个胶卷赚一毛。市场上柯达二十三块， 她十六块一，批发量大得惊人，那儿搞摄影的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地人的钱包丢在 她那儿了，她花了很多长途电话费找到了失主。有时候算错账多收了人家的钱，她 火烧火燎找到人家还钱。听起来像雷锋，可赚的钱不得了。这个半文盲妇女的人生 哲学，恐怕也就是幼儿园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一些简单的东西。她就用那一点点简单 的东西，在深圳这块人精成堆的地方，打败了复杂的东西。现在，再牛气的摄影商， 也乖乖地去她那儿拿货。 　　以往我们有时候没说实话，没做实事，有意无意骗了别人，伤了别人，也骗了 自己，伤了自己。现在，我们只有退回原地，按幼儿园老师教的去做。 　　而且，历史允许我们磨蹭的时间，好像不多了。 . ------------------------------------------------------------------- 　　　　　　　　　有关一九八九年事件的一些思考（下） 　　　　　　　　　　　　　　　　习东 　　　　　　　　一九八九年事件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影响 　　本文前面部分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文化 帝国主义等方面分析了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事件。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将讨论一九八 九年事件对中国九十年代发展进程的影响。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发生在短时期内的政治动荡，特别是那种广泛涉及社 会各阶层、暴露出政治精英层内部的矛盾分裂、并且最後导致流血收场的剧变事件 ，都会给后来的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留下深刻的印记。中国的一九八九年事件， 也被证明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 　　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最主要矛盾冲突围绕于两个方面，即经济的和政治的：在经 济方面，市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特 别是价格闯关造成的物价飞涨严重不满，“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则迫不及待地推 动全面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纲领，在政治精英层内存在着在急进改革与渐进改革、 计划为主与市场为主的争论。在政治方面，市民群众和学生凭着集体记忆运用起大 民主的手段，并试图对官员腐败现象加以批评和监督，“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和 改革派精英则操纵利用民众街头抗议的形势，趁机推销“多党制”、“保护私有产 权”的“西方民主”纲领，政府则为了继续推行既定的改革计划，强制恢复“压倒 一切”的“稳定”。 　　显然，无论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诉求和发展方向。而暴 力收场的结果，只是“稳定压倒了一切”，造成动乱的深层矛盾并没有解决，代表 不同政治诉求和改革纲领的阶级或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发生正面决战，相反，这场 决战被动乱的流血收场所延迟和打断。在新的政局巩固之后，哪一种政治经济政策 占上风，是否所谓“保守派”、“反改革派”就一定随着戒严部队的进驻而卷土重 来，事情并不会完全按照西方冷战教条的庸俗逻辑去发展。 　　中外历史上不乏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和多种多样的结局。由精英与群众参与的抗 议或反叛运动被镇压之后，生存下来的政权是得到加强呢，还是被迫依照抗议运动 所提出的诉求和纲领推行改良呢，还是饶恕、接纳反叛的精英、同时继续镇压反叛 的下层？美国对革命后的古巴实行猪湾入侵并企图挑起国内反革命暴乱，古巴革命 政权进行了成功的抵抗，并由于这个事件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美国的南北内战，其 实质是北方成功地平定了南方的叛乱，但在击败南方之后，北方统治层在一定程度 上宽恕、接纳了南方的奴隶主阶级，在改造南方奴隶种植经济的同时，对种族歧视 制度和对黑人的社会压迫基本未加触动。另一类实例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 等右翼政权在血腥镇压人民反抗之后，推行白色恐怖，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反动保守 统治。当然，执政者在镇压异己之后又积极推行反叛精英所提出的改良纲领，在历 史上也不乏其例。最突出的也许要算在镇压“白日维新”之后清政府所推行的“新 政”，以及俄国在一九○七年之后斯托雷平推行资本主义发展同时镇压民众反抗的 反动统治。① 　　一九八九年的矛盾冲突中几种政治力量及其纲领和诉求混杂交错在一起，因而 它的后续发展既相似于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一些格局，也显示出它本身所特有的阶 级和时代的组合。 　　动乱的直接后果是使政治上层不得不对改革政策进行一定的反思与调整，这首 先来自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一 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中将最主要的问题归结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 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外部环境方面，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 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 资本主义的轨道”，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附庸国②。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领 导人第一次承认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重新殖民化的危险。江泽民《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谈到了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一些 人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的“主张”：“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 本主义体系”，“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育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们人口 众多、社会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 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 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 　　对前十年改革的反思的深刻程度，以及付诸政策时的言行一致的程度，是影响 中国后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的中外剥削阶级在中国的重新兴起 、劳动人民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的发展趋势，这才是认识到了 改革方向失误的本质，它是造成社会动乱、民众抗议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认识基础 之上，所召唤的政策方针与政治实践应该是昭然若揭的，同时也是直率无情的：那 就是发动群众，唤起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依靠广大劳动阶级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强 大力量去遏制正在复活和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依靠下层群众的力量监督和揭露 “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制止腐败势力和资本主义化“主张”在党内取得当权 地位。事情的发展证明，最高层的认识，和政治精英层内不同力量的悬殊对比，不 允许中国的政治实践向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群众政治实践的支撑，对改革的反思就变得苍白无力，甚至给人一种官方 御用的印象，即不敢联系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又缺乏针砭时弊的批评精神，特别 是：没有形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观点展开大辩论、大批判的形势，这首 先是因为自己本身就在理论问题上心虚，自信不足，其次是为了“稳定压倒一切” ，害怕“争论”。因此不仅不能争取到广大的一般群众的信服，反而是让“自由化 ”的知识精英们所鼓噪的庸俗浅薄的冷战反共教义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群众意识。在 最新的国际事件发生后，就无法避免被西方“共产主义死亡”的声浪所震蒙，就只 剩下“不打头”、“韬光养晦”一条下策了。 　　这里所说的国际事件自然是指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苏联东欧事变。本文 不打算展开分析苏东事变，这里仅指出几个要点：一、自从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 放运动兴起以来，苏联就不再是世界进步力量的领袖和中心，也不再是占世界人口 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真诚盟友，其兴衰也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键因素 ；万隆会议、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经济主权的斗争、一九七 四年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这才是贯穿战后时代、从根本 上挑战世界体系的一条斗争主线，人类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性也维系于此：在这里 面具有关键地位的，就是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国走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脱 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路的可能性。二、事实证明苏联工业化道路是成功的，因 此才成为许多受西方列强压迫下的第三世界国家羡慕和学习的模式，而问题在于苏 联没有发展出可持续的、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至八十年代，这突出反映在劳 动者的积极性极度低落造成生产停滞，因而导致政治、经济的全面衰败和最终危机 的到来。东欧国家从七十年代起，就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以及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所引导的依靠外债的发展，这恰恰是导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危 机的直接原因。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的瓦解从来就不意味着社会主义 运动的重大失利－－这个失利早就发生了，它只是一个长期溃败过程的最终完成。 然而，这个事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然打开了一大片待殖民地区，给西方统治层 的自信心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 　　苏联东欧事变，其实恰恰有力印证了三十多年前中国开始超越苏联经验、独立 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以伦比的先见之明。这本该是在历史的裁决面前 庆祝胜诉的大好机会，然而茫茫中国，竟见不到有人自信十足地去认领这份历史的 裁决书。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过去十年内中国妄自菲薄地一笔勾销了自己的独立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又退缩回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窠臼，但更重要的是，精英层的心态和 一般大众的政治意识被笼罩在官方理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共教义所共同设下的 那套粗俗的范畴和思维定式之内。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苏东事变还意味着 一九八九年在中国流产的“民主革命”，却幸运地以“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在苏联 东欧完成了。官方理论在一些基本假定上，实际上是和自由派精英们默契一致的， 比如：苏联垮台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生产力的捕鼠本领不如资本主义灵光。因此， 苏东事变警告着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 一条。”这大概是从“八九风波”到“南巡讲话”的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 　　“南巡讲话”立即发生作用，并极大地刺激了三个方面的发展，具有讽刺性的 是，这也是“八九风波”后政治高层有所反思过的三个方面：一、纳入国际垄断资 本、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二、私有化和养肥新的资产阶级；三、思想文化和社会 意识的演变。下面分别讨论这几方面。 　　在一九八九年事件刚刚收场时，西方主流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评论道：随着共 产极权铁腕的镇压，强硬保守派的重新得势，十年前由邓开创的自由企业精神的繁 荣、向西方的门户开放、倾向西方民主价值的中产阶级的成长的时代，终于悲剧性 地结束了。然而，这不过是按冷战自由主义教条公式拼凑出来的童话世界。在东亚 冷战前线地区，那里的投资者对“自由企业精神”有更透彻的理解：从一九九○年 起，日本、香港、东南亚、台湾、韩国等地区的资本掀起了一个大规模进入中国投 资的浪潮（见表一）。 　　　　表一　每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金额 　　　　　　投资企业数　　　　协议投资金额（亿美元） 　　　　　日　　香　　台　南　　　日　　香　　台　南 　　　　　本　　港　　湾　韩　　　本　　港　　湾　韩 1989 294 4072 540 4.39 31.59 5.5 1990 341 4751 1103 4.57 38.33 8.9 1991 599 8502 8.1 72.15 1992 1805 30781 6430 650 21.7 400.4 55.4 4.2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0-1994年，改革出版社。 　　其中，激增的港台投资多为“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高度污染的出口加工型 企业。这些东亚“奇迹经济”转移到中国大陆之后，也把东亚资本主义的高度压迫 性的管理手段强加在大陆工人头上，恍如三十年代半殖民地上的血汗工厂重新降临 中国。据调查，来自港台地区的外资工厂大量雇用一些曾在台湾当过宪兵军警的人 员作监工，这些人由于台湾的解严，失去了用武之地，现在来到大陆的沿海经济特 区施展他们过去在白色恐怖机器里练就的拳脚。③ 　　其实，在反共、围堵的白色恐怖年代为“四小龙腾飞”做出重要贡献的出口加 工血汗工厂的厂商们心里最清楚：戒严和“社会稳定”是他们投资的最好的环境。 整个东亚“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和反共、反人民的军事镇压与白色恐怖 结下不解之缘。东亚的资本家们都还记得，没有蒋介石在台湾的“二·二八”及其 以後的长期白色恐怖，就没有后来台湾的“经济奇迹”，没有苏哈托在一九六五年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有印尼的“经济起飞”，没有光州大屠杀，南朝鲜也 不会步入“富国俱乐部”行列，没有马科斯宣布军管、镇压异见，日本和东亚“小 龙”也不可能进入菲律宾放心投资、大胆剥削。九十年代初，同样是这些东亚厂商 ，看准了中国“社会稳定”的条件，做出了现在看来是十分英明的决定。当然，中 国仍然是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和东亚的反共政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厂商们想必 是将“管它黑猫白猫”的逻辑延伸其意而用之了。 　　随着东亚资本的大量涌入之后，欧美资本也看准了大势所趋，随后跟进，而且 这一次，“国际垄断资本”的化身－－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将“纳入轨道 ”的过程大大推进了一步。比赵紫阳执政时期规模更大、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特区 －－浦东特区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九十年代初建立起来。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外， 从一九九○年起中国的对外借款也年年激增，从一九九○年的102.89亿美元增加到 一九九五年的481.33亿美元。 　　从一九八九年底对“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的警告 ，到几年后不惜任何代价地急切要求“和国际接轨”，这个变化是惊人迅速的。在 国内政治经济政策方面，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在一九八九年，在刚刚经历了两年多的物价失控和社会动荡之后，高层领悟到 “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企图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 的，必将导致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④然而，到了一九九二年的十四 大，反而是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了，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市场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新的政策导向，包括名词用语， 都更接近世界银行所钦定的新自由主义教义，也大都是赵紫阳的改革智囊曾经制订 但却未来得及推行的纲领。再到了五年之后的十五大，对那些仍心存疑问的人们，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趋势也已是“不可逆转”了，这次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公 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 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 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 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行鼓励兼并、 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随 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 ”⑤ 　　一九八九年后改革政策的几次重大“突破”，不仅是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去创造市场的所谓“无形的手”的过程，也是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培育最新一 批财产占有阶级（或称第三代富翁、新生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随 不同的学者的用法而不同，但都基本上指同一件事情）的过程。据研究，在价格改 革中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的“第三代富翁”在一九九一年后的“股 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中又捞取了更大的一笔巨额财富 。一九八九年后，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的过程加速了：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 五年间，仅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就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非法转移的 形式逃到国外的。其中，一九九二年又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私有化“大 跃进”之年，私营企业家牟其中认为一九九二年是“辉煌的一年”。学者认为，中 国当代的“原始积累”过程已于九十年代初完成，这可从所有制结构变动的数据中 清楚地看出：从1993年12月到1995年12月，全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0.5％增至20％。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社会零售总额则由1993年 11月份的38.1％增至1995年11月份的51.8％。⑥ 　　从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形成看，“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国已有雇佣工八 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 …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还 有少量千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 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无论是在绝 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一九五五年以前， 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因此，我 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 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⑦ 　　阶级分化反映在日益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上，据研究，至九十年代中期，占 中国人口总数１０％的贫困人口只占有私人存款总额的３％，且有下降趋势；而１ ０％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４０％，且有上升趋势，这个差距正在按每年 １０％的速度扩大。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６年的０．１９左右， 上升至１９９０年的０．２３左右，再上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０．３７～０．４３４ ，甚至有可能高达０．５９。⑧ 　　在新的资产阶级被养肥、劳动人民的几十年血汗积累的财富被瓜分的同时，是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取得政治权力、工农劳动阶级的民主权利被侵犯和逐渐丧失的过 程。私营企业主“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 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 委委员1430人。对此，有些私营企业主仍感到不满足。……福建省晋江市一个私营 企业主提出：‘我国政治体制的革新，将随着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的发展而 展开，今後进入各级政权领导班子的将是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不能再把私营企业主 搞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花瓶了。’”另一方面，工农劳动者的越来越被排 斥在权力体制之外，“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罢工225起，参加者有3.79万人 ，其中国有企业七十一起，三资企业八十二起，集体上访的四千起。一九九三年二 月，湖南金竹山矿工游行时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⑨九十 年代以来，职工群体罢工、集体怠工、集体上访、抗议性游行、集会、静坐等突发 性事件急剧增加。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九 九○年，港台歌星及其商业化的推销体制大举进军大陆，让大部分中国人略加领教 东亚资本主义的“往俗里走和无灵魂”的文化气氛，但这不过是向东亚反共体制所 特有的保守主义社会意识全面转型的揭幕式。这个转变，既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等政策与意识形态所要求，又和中国主 流知识分子精英在九十年代所形成的堪称极端保守反动的“自由主义”新宗教密切 相关。在八十年代参加“文化热”的知识分子们，在九十年代从西方理论中找到了 “自由主义”这一唯一的真理与福音，这套价值体系除了照搬战后西方“冷战自由 主义”中最极端、最荒唐、连西方的保守派都羞于启齿的论调之外，还以实用主义 的方法天才地解读从马克思主义到英法革命史到苏联东欧演变历史，竟然全部得出 为私有化、自由市场和等级秩序作辩护的结论。主流知识分子的心态越来越趋于封 闭，越来越独尊一套狭隘僵化的反共自由主义教条，“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 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⑩ 　　主流知识分子精英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大都是采取了反对政府的态度或亲自参 加了游行抗议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也至今仍采取批评政府的立场，然而在九 十年代起劲地叫喊反对激进主义、告别革命的，和同样起劲地赞扬蒋经国、苏哈托 、皮诺切特的铁腕手段和经济奇迹的，恰恰仍是这批主流知识分子精英。这与其说 反映出一种矛盾，不如说更反映出其中更深刻的内部一致性：主流知识分子精英心 目中的改革，从来就是一种从上至下、压制下层民众的改良运动，对这个改良运动 的最大威胁，就是下层民众的平等意识和集体行动；现在官方的改革已经不仅接纳 而且超过了民间知识精英的经济改革纲领，精英们也就很自然地脱去了仅存的一点 反体制的外衣，恢复了他们捍卫等级秩序的本色。至此，一九八九年抗议人群中的 两种势力彻底分裂了：下层劳动者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地抗议抵制“新自由主义” 改革的同时，知识精英们则在策划和奢谈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渐进“转型”。 　　一方面有知识分子精英这些精神僧侣为“发展的硬道理”的官方宗教作诠释，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遭受市场的蹂躏和瓦解，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的 社会现实和大众思想意识越来越朝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黑暗的方向发展。妇女 儿童被拐卖，贫困的人口出卖肉体、出卖身体器官，出租典卖妻子，下岗失业、贫 病潦倒的老工人，流动民工、穷人、妇女在社会底层的悲惨挣扎，血汗工厂里对工 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污辱，所有这些都成为这个社会的日常景色，甚至被视为“发 展的必要代价”；要维持这种社会下层遭受深重压迫的“社会稳定”，就必须使大 众意识变得麻木、浑沌、混乱。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在中国，特别是那些 经济改革的“成功”地区，大众意识中对乞丐、穷人、妇女、弱者的态度，都到了 令人吃惊的极度反动和愚昧落后的程度。 　　在主流的反动和大众的困惑之外，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有正面意义的新发展。那 就是略去粉饰，开始根据事物的真实性质直呼其名，根据最新的社会现实去分析和 反思。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再是只是一个“姓社” “姓资”的纯粹名份之争，或“黑猫”“白猫”纯粹颜色之别，而是有越来越明确 的参照系的、存在着实质对立的二元。在知识理论界，人们越来越直率地、诚实地 把改革和“转型”的目标和一般化的、特别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样板的“ 市场经济”相等同（尽管它的对立物现在在理论界那里被冠以“旧体制”这一既不 准确、又不诚实的代称）；在社会中下层，干部群众坦率地讲现在走的是“共产党 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道路”，搞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干资 本主义”，[11]这种说法假如是他们从身边的现实来作纯粹描述判断的话，其实是 实话实说。阶级和阶级矛盾，这些概念长期被人们认为只不过是空洞的政治词令和 整人的工具，现在人们突然发现它们是能够准确精辟地分析社会现实的工具；“新 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阶级关系的变化”、“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 者阶层”等用语，出现在最新一代的社会调查分析中，这也就蕴涵了新一代的批判 社会和改造社会运动的萌芽。[12] 　　　　　　　　　　　　　　　　结语 　　本文在开始时曾提到对于一九八九年事件存在着一种和西方主流神话相一致的 解说，这就是所谓“民运分子”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所持有的观点，即它是一场 “群众性的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民主运动”。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不久，中国的 事态发展就使得这种解说变得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而分崩离析了。首先，那些留在 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观察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全盘接纳了在一九八九年被镇压的 改革精英所主张的改革纲领，随即抛弃了在一九八九年的反体制的激进姿态，恢复 并发展了其“新权威主义”的原貌，并在“反左”和所谓“思想解放”的闹剧中扮 演了御用打手的角色；[13]其次那些逃到海外的“民运分子”，在中国改革的现实 面前，也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他们鼓吹的私有化主张，已被中国所实际发生的大规 模“自发的私有化”所超越，因而他们只好继续仰承西方和台湾反华势力，守着陈 旧的反共八股，这批人和仍在国内的少数所谓“不同政见者”因而陷入极度的孤立 。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事件对于中国政府也变成了总被揭短和攻击的口实，到处 被动，所借以辩护的理由，几乎超不出“亚洲价值”这样浅薄低劣的措辞。更值得 深思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后发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中国应当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的声音，在九十年代后期，也陷入了极端尴尬和困难的境地：一九八九年 “平息动乱”的成功，没有能够防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进一步瓦解、贪污腐化和大 规模私有化的发展，也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在九十年代 ，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攻势都比一九八九年更有组织、更有策略，并以更 猛烈的方式大举扑来。对于那些对资产阶级改革不抱幻想、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人们，一九八九年事件值得去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分析和反思，特别是有 关改革、民主、群众和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等重大问题。 　　一九八九年事件及其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冷 战神话中的有关民主与私有制加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和谐共存的虚假性。不 仅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给下层劳动人民以平等的民主权利，向资本主义“转型”的 过程更不可能对日益沦为私有资本的广大雇佣劳动者给予任何民主的发言权。从这 个意义上说，市场化改革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改良”，亦即是由上层精英所策划 、主导，从上至下地强制推行的利益再分配，它的一个常在的特征就是：在有控制 的渐进过程中确立起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和特权利益阶层，而这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利 益就是任何改良运动的驱动力。 　　假如说，改良总是和上层、精英操纵、反民主和等级秩序相联系，那么，和它 们对立的的事物，也就是：下层、群众、民主、铲平等级和革命之间则有着不解之 缘。历史上的许多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都是通过“改良”完成的。 而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和人类的未来时代，建立起真正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社 会主义的努力，只能依靠有下层群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要坚持长期的继续不断的革命。[14] 　　这最後一点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中国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社 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依靠改良还是依靠革命的问题。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实践 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运动只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社会主义的发展 和巩固必须要坚持长期的继续不断的革命。另外，这也是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那 些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给自己定位、重新塑造自己 形象的一个出发点。 　　长期以来，中国的左派被主流媒体和舆论称为“保守派”，这的确是对“左” “右”这一对来自近代革命史的词汇的讽刺。左派需要做的，不是对“保守派”帽 子的默许或被动防御，相反，而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他们是一个先进的政治力 量，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社会变革者；而改革精英们或者改良派才是名符其实的保守 派。 　　这不仅仅是恢复名词的原有用法的问题，而是有关革命与改良（或“改革”） 之间的本质区别－－最典型的改良主义心态，就反映在今天被高频率使用的“转型 ”一词：它意味着改革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固定的“旧体制”转换到一个固定的新 体制，一旦“转型”完毕，或“转轨”完毕进入“新的轨道”，就大功告成，完事 大吉了，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新体制”运作带来的巨大好处了。改革的全 部学问，就是今天以各种花样出现的“转型期的××研究”。“转型”完成，改良 任务也就结束了，在“新体制”下，我们的改革家们就变成了最僵化的保守派。 　　相反，继续革命的倡导者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满足于现状，总能发现现有体制中 的不足和黑暗面，他们变革社会的意愿要远远超过任何改良的倡导者。社会主义的 继续革命不是仅仅局限于改掉某个具体的“旧体制”，而是对一切带有旧的剥削制 度痕迹的体制、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以发动群众的方 式和这些旧制度的影响和挑战作斗争，以下层的主动性作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而 这还不是结束：剥削思想、等级秩序、官僚主义仍会不断地出现，形成新的“旧体 制”，也就需要新的不断的革命。可以看出，改革与继续革命的区别，就在于：改 革最多只是对“市场经济”的一次性“制度创新”（不排除照搬和复旧），而继续 革命则是对未来的人类制度安排不断地进行无数次创新（尽管未来需要具体什么样 的制度创新现在还无法预料）。毛泽东晚年曾经无情地批判当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 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它还存在八级工资制等，在很多方面和旧社会差不多。这 表现出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豁达、洒脱的心境。这和那些一方面诅咒“旧体制”、 另一方面崇拜“现代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改革家相比，孰为保守，孰为开放，是 一目了然的。 　　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于重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改良死了。革命万岁！ （全文完） －－－ 注释： ①很明显，这里所列举的案例中，“反叛”和“镇压反叛”的阶级角色和所谓“历 史进步作用”各自截然不同；正是由于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动乱”和“平息动乱” 具有罕见的含混和争议的性质，才故意列举了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以求全面 的比较思考。 ②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 ③Anita Chan, "BOOT CAMP AT A SHOE FACTORY: REGIMENTED WORKERS IN CHINA' S FREE LABOUR MARKET," Washingtong Post, Outlook Section, November 3, 19 96. ④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⑤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 日）。 ⑥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蔡仲德《“奇迹” 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 ⑧何清涟《财富与贫困——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书摘》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⑨《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 ⑩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 二月号，第三十九期。 [11]几位老共产党员《向中央领导进言》，《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九期。 [12]《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3]实际上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新生资产阶级在一九八九年事件期间就已察觉到未来 的发展趋势，表示支持“社会稳定”、支持“平息动乱”。见《牢记国家和民族的 利益－－访南德经济集团总经理牟其中》，《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 [14]当然，我们今天会听到从改革家口里说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妙语，但很 显然这或是不着边际的空洞词令，或是不知深浅的叶公好龙。 . ------------------------------------------------------------------- 讲起农村，讲起农民，我就只有默默的流泪…… 中国心 2000年7月14日 　　我的同胞，下文是我从人民日报强国论坛转摘的。中国有大量的贫困 农村人口，多少年来农村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 在现行体制下，希望大家多关心一下中国农民的问题，多出些主义，多想 些办法。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每当我想起乡亲民的生活贫困，没有平等的权 力等我常感到心在流泪，流血！ 　　农民的不平等是中国的最大人权问题之一！ 　　我想没有捌亿农民的平等于富裕，我们的国家就不能真的发展。我们 能做些什么？ 　　希望从农村走出来的同胞联合起来！ 　　我们是农民的后代，我们的的乡亲还在过着贫困的生活，希望我们联 合起来，共同关心农民的疾苦和未来！ --- --- --- 　　中国农村已经破产！ 　　在我的老家，整个村子所有的青壮年几乎跑光了，都出去打工去了。 土地撂荒现象越来越多，苛捐杂税年复一年的增加，每年每个乡民都要交 50左右元的公路修建费，全乡近2万人，合计每年约上缴100万元，可是公 路从来没有真正修过，——修公路都是乡民自己带工具带干粮，完成指定 的土方量——切都是义务无偿的，那么那笔每年上缴的修路款近百万元， 就不知道上哪里去了，道路始终都是坑坑洼洼的，非常难走。但没有人过 问钱的去向。 　　乡里面非正常死亡的情形十分惊人。经常会听说村里的谁谁谁喝农药 死了，谁谁谁上吊死了，谁谁谁谁跳河死了，但大家都已经见惯不惊，太 习惯了，政府也从来不问不理。 　　在家乡，党员开会，每人要发一块钱。我老爸是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 军，当初在火线上入党，所以每次开会他都要去，因为有一块钱领——， 一块钱，掉在城市里的大街上，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弯腰去捡的，但是在我 的老家，一块钱却可以买土鸡蛋、买盐巴，总之，能够去开会干坐一天， 领一块钱，都比种庄稼来钱容易。 　　98年夏天，我回老家，正好遇见村里的小组长（以前的生产队长）， 是我堂叔，他被乡政府叫去帮忙，填表——统计乡里有多少人达到了小康 水平，于是开始拼凑收入来源，纯粹瞎编。所以，我再看见或听见什么多 少多少人解贫脱困，我就非常的怀疑。因为我的家乡，至少是中国西部农 村的一个缩影，我清楚那里到底有多“富裕”。 　　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只能听官方的报道，我感到真是没救了。 　　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搞不好？不管什么朝代，为什么农民始终都是受 欺压、被利用？到了农村，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压榨，什么是 苦难！ 　　他们没有文化（有文化的都逃进城里，成了边缘人，痛苦、尴尬的边 缘人），他们没有法律的保护，他们从早到晚忙碌的主要目的至今仍然是 如何才能生存。他们的生命就象路边的野草，非常普通、非常卑贱、非常 的脆弱无援，谁都可以踩上一脚！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说话的 地方，所有的媒体都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有沉默。 　　在农村，国家高官显贵大款明星，农民是见不到、也不感兴趣的，什 么大阅兵，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中极度的奢侈和浪费。对他们的生存权、人 权构成直接威胁和任意践踏的，却是乡、村、小组等最直接的基层贵族， 这些人直接掌握着农民的命运，任意欺压。但是，对乡村基层发生的一切 ，没有人管，被愚弄、被蒙蔽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该找谁管，悲惨的日子就 这么延续下去，我每回一次家，就要被所见所闻气死一回！ 　　现在，中国就要加入WTO了，就要融入国际大家庭了，我是学财经的， 在写论文是也是头头是道的论述加入WTO的理由，可是，可是，这加入的背 后，将是多么悲惨的结局——广大的农民已经被遗忘、被出卖、被牺牲了 ，但没有人来呼吁过要保护他们的利益。在中国没有加入WTO的时候，家乡 种地的青壮年就非常少，加入之后，谁还会种地？年轻的可以出去打工， 女孩子就只有出去当三陪，老年人呢，恐怕要吗饿死，要么出去讨口要饭 ，好在他们不是没有这样干过的，在我小时候，家门前经常都有讨口的， 成群结对呀，我们也见惯不惊，给一碗饭，或给半碗小麦粒，这些年我成 了城里的边缘人，不知道家乡还有无人讨口？只知道98年发洪水之后，湖 南湖北的人，也是一群一群要饭的，要知道，我的家乡在四川，两地相距 上千里！ 　　在达官显贵门高举香宾庆祝中国终于加入WTO的时候，8亿农民就只有 收拾行李出门讨口了。 　　所以，我总是对我的老家乡亲们说，无论出去打工也好，还是读书也 好，甚至是出去讨口，到城里察皮鞋，总之，一切都要趁早，早点出去， 农村是呆不下去了，将来更不是人呆的地方。越晚越被动！ 　　面对熟悉的家乡山水和乡亲，我经常想：你们的苦难日子什么时候是 个尽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虽然念完了大学又念过研究生，可是我实 在看不到希望何在。 　　所以，一讲起农村，讲起农民，我就只有默默的流泪。 华盛顿时报大幅报道中国农民受歧视的悲惨状况 . ------------------------------------------------------------------- 我在国营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亲身体会 朗智 我在国营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亲身体会 上个月我去给住院的父亲送饭，在住院部门口见到十多年未见的同车间工具房的梁秀 珍，我们曾经一起担任过后勤组的工会正付小组长。要不是我先叫她的话，她都不敢 认我了。在匆匆忙忙之中，她告诉我说，和我们同时期入厂的女工现在已经全部退休 了，她四十七岁还算年龄较大的了，其他的都是四十五岁就退了。她身体还很好，但 她还没找到事情干，退休金太少，总还是要找活干的，只是因为她哥哥病了她现在每 天跑医院。留下电话号码后，我托她向各位工友问候，就分手了。几次探亲回来都为 没能与旧时的工友们聚一聚，而感到欠缺点什么。我一直很回忆我当工人的那段历 史，时至今日，我在工厂里干过的每一件事情，做过的每一份工作我都记得清清楚 楚，绝大多数工友的形象我也还能记得，名字也许就不能全部对上号了。在大学里教 书的这些年来，虽然填表已无需填写成份，但我总还是想去找找是否还有这么一栏能 让我填上“工人”。 一九七一年我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因为是一个大学的领导人，还在接受审查，我当 时是按照可教育好的子女接受工作安排的。加上三个姐姐都已经下农村了，按照政策 我被留在城里分配到一间一机部属下的重型机器厂当工人。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要 我要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父亲一再嘱咐要有群众观点， 要和群众搞好关系。我是尽可能地要求自己表现好，尽可能地用当时社会上的政治要 求来改造自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由于我的积极 表现，在入厂后的新工人学习班上，我被安排在铆焊车间学开三米五立式车床，这对 于当时的工种分配上来看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在学习班结束后，我却被分配到了新 组建的矿山机械车间当起重工。后来，铆焊车间的师傅告诉我说，是因为我的档案材 料中写着我的父亲是被审查对象，正在调查他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后转到苏州 反省院出狱时的手续里是否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车间领导说三米五立式车床是进口的 部属重点设备，出了差错谁来负责。我虽然很想学技术操作机床，但是我明白识时务 的必要，我明白了当起重工的工作重要后，我全心全意地去工作。可以说，在后来我 在工厂从来就没有再因为自己当时的出生问题而被人看不起的。和我同组的一位开吊 车的女工出生是资本家，但也从来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找过她什么麻烦。至今来说，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对我能在矿山车间工作而感到骄傲，我对我能参与矿山车间的 创建而自豪。 这间毛主席曾经视察过的重型机器厂，前身是几间国民党时代的中小型机械铸造加工 装备工厂，解放后政府将它们合并，五十年代获得苏联的援助，按照苏联设计的图纸 方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兴建的。苏联专家撤走后，许多工程都没有完成。我被分配 去的新的矿山机械车间的厂房就是当年停建的一个转炉车间的空厂房。我刚刚进去 时，好大的一个大厂房堆了许多的钢锭和烂泥，只有门口的一小块地方安装了几台小 车床、小钻床、小刨床和钳工的平台，大概只占整个车间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整个 车间的设计方案都已经基本确定下来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除了东欧的几个社会主 义国家还向我国提供基础工业设备，其余的完全要靠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的技术人员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别无选择。我们厂自行设计的八米立式大车床已经开始动工。我 进车间时正在灌注水泥地基和车身支撑架。用钢筋水泥结构做这么大的车床的车身支 撑架，是我厂的工人技术人员敢想敢干，打破框框提出的方案。我们起重组就在这座 大机床背后，我们的起重对象主要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和大车床的师傅三班轮转总 在一起，从此，大车床的师傅也就成了我的师傅了。 铣工组的余师傅是我们新工人的指导员，他的姐夫是当时省革委会的领导，因此他做 的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是平常报纸上没有的。他对我们介绍了创建这个矿山机械车间的 重大意义，我们新工人都为之兴奋，每天干活都是全心全意地忘我地拼命干。脏重累 危险全都不顾，只是一心早日将一台台大机床制造出来，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工 人技术员采用的是先进的液压技术，车床活动接触面的加工要求非常精密，几十顿重 的部件要合在一起用人力推磨，再反过来将不平整的地方用人力一点一点地铲平。就 这样反反覆覆地加工，每铲完一次，我们起重工就要用大吊车将部件反过来，再反过 去。在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有分工，但我们都是互相支援的，哪里需要人就到哪里 去。加上我这个工作机动性很大，全车间跑，哪里叫就去哪。没事了可以歇着，我的 活一完就去帮助钳工师傅铲平面，他们也很乐意教我。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能够加工 八米直径的转盘的设备，即使有，那么大的部件又如何能够运来呢？我们厂的工人和 技术员提出用自己加工自己的方法，就是用还没做好的机器加工自己的部件。设计组 就在车间外面的小办公楼里，出理问题就开会，群策群力。一个一个的难关都被我们 解决了。就是这样的一股革命的干劲革命的热情，我们自力更生地生产了十二米龙门 镗铣床，三米五卧式车床，安装了大型的钻床、滚床、插床，为国家生产了矿井提升 机、矿石破碎机、矿井泥浆泵、化肥氮化塔、港口塔式起重机等等国家基础工业必须 的重要产品。为了完成生产指标，我们共青团经常组织青年突击队义务劳动加班加 点，毫无怨言。工余我们还组织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毛的著作，积极地开展了批林批 孔，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政治运动。对邓小平搞的工业整顿的汇报提纲进行了批 判，特别是对邓小平提出的计件奖金制度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因为我们从车间有些工 人为争奖金而在会上互相抵毁的现象非常反感。直到工厂保送我上大学，我在这个工 厂这个车间干了六年。我最深的体会是工人的集体协调劳动，没有各工种的分工合作 是不可能将产品生产出来的。我最深的体会是自力更生的精神靠着我们的智慧和力 量，在坚难困苦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制造出来。当我被选为代表去新建的港口参观已安 装好了的我们自己生产的起重机的试车仪式的时候，我感到无尚的容光。 我业余时间喜欢画画，经常为车间出黑板报。有了点名气后，厂部宣传部常常调我上 去搞宣传，让我组织工人业余美术组。每当生产的大突击的时候，我们就到车间去画 速写，画工人们热火潮天的生产景象，画工人们操作机器、炼钢铁倒钢水。我们将画 好的速写放大，挂到职工食堂，工人们看到自己劳动的场景被画出来展览可高兴了。 我们还将工人的形象画成十几米高的宣传画贴在工厂大道旁的大标语墙上，可气派 了。 一九七六年工厂办起了职工大学，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员当老师，我们读书小组的大多 数成员都考上了。可惜的是，这个职工大学办了两期之后就被迫停办了，说是不正 规，不符合新形势下党的教育方向。然而，如今工厂基层领导和技术力量还是以这批 工人大学生为主体。这些年进厂的大学生完全不懂生产，绝大多数都是混上几年就另 谋高就了。 我上大学期间每个月还回工厂拿工资，毕业以後就很少回去了。随着工作生活环境的 变动，与工友们的联系也没有了。近年来偶然接待了几位老友，对于所听到的工厂的 那些变化，从时代的变迁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愿易接受 的。不说几十公倾大的工厂的土地一点点的定金就那么一纸卖给光大公司去开发房地 产，想起来就让人生气。看到工厂新印的简介居然将我们在文革期间创建矿山机械车 间，自力更生制造的大机器的历史给删掉了，好象粘上了文革的生产成就，就是宣传 文革，就是极左，就影响了那些人升官发财。我们自己如果连自己自力更生的果实都 被看成是毒药，我们的整个价值观的质的转变就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了。我 为我们的工人同胞们丧失的政治权力担忧，为他们面对着现今工厂的官僚们的集体腐 败而无能为力而担忧。香港大学的有一位学者曾经不间断地在收集着我们工厂的工人 福利的变迁资料，我想他将要些出的书将会提供多么有力的数据去解释工人当家做主 的确切资料，然而，工人在政治上正直当家做主人的数据又如何去收集呢？但是有一 条我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我的所有的产业工人的朋友，他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对待 事态的看法总是和我是一样的，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 ------------------------------------------------------------------- （编者按：我们在上期七月号发表了关于周伟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后 ，接到读者寄来下面的网上文摘，足资参考。周伟事件和本文所不 同的是，到底是靠谁来争取职工的利益，是依靠百中无一的“清官” ，还是靠革命党员和工人阶级自己的斗争。文章中的清官，如果没 有群众的支持，其下场又当如何！当然，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展现在 人们面前，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中国的腐化溃烂，如果不挖出腐 败的根源，贪污腐败能治吗？） 长篇小说《抉择》---瓜分国有企业 (一幅当代社会生活的世态图) 张　平原著　萧　阳缩写 7/13/2000 　　凌晨四点钟，市长李高成接到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工人要闹事的消 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在电话里对他说，公司宿舍区 这会儿至少聚集了有三四千人，有几个领头的说了，他们明天一早就 到市委门口请愿。 　　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是一个有两万多工人的大公司。它的前身中阳 纺织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之一，1985年，中阳纺织厂正式改名 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下属二十多个分厂，1986年以后，由盈利走向 亏损。1995年10月，公司全线停产。近三万工人干部没有事情可做，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公司的职工们已经十多个月没领到工资了。李高 成让秘书吴新刚通知司机，他要在清晨五点二十分以前赶到公司，在 公司宿舍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群众接洽。 　　李高成曾在中阳纺织厂当了十几年的党委书记和厂长。1986年3月 当选为副市长和市委常委，仍兼着中阳纺织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职务。 到1986年年底，在他的一手安排下，中阳纺织厂的领导班子做了全面 调整，将他最信赖的干将，48岁的郭中姚任命为厂长，47岁的陈永明 为党委书记，45岁的副书记吴铭德为生产副厂长，44岁的冯敏杰为供 销副厂长。李高成对这个班子十分满意。但退下来任顾问的老厂长厚 明亮、副厂长李素芝、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张华彬对此持反对态度，认 为郭中姚能力不够，道德作风有问题，冯敏杰在推销产品中漏洞很多， 有很多人检举揭发过他们的问题，不应重用。 　　小车开进宿舍区，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李高成对大家说，到这 儿来是要听听大家的想法和要求。 　　不料遭到群众反驳：“你骗人！公司领导刚在喇叭上讲过，说如 果我们执迷不悟，将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和制裁！”李高成无论如何没 想到公司的领导们会对群众这么讲，同他的原意截然相反！让他感到 震撼、极为痛心的是，这里的干群关系怎么会紧张到这个地步！他不 禁又想到了市委书记杨诚不久前给他说过的一句话：中纺的群众对现 在的领导意见很大，这个班子应该考虑换一换了。 　　这时，由公司近一百多个保安人员护卫着，总经理郭中姚、党委 书记陈永明、副总经理吴铭德、冯敏杰等几个公司的主要领导，神色 慌乱地向他跑了过来。 　　冯敏杰跳到一个台阶上喊道：“市长来了你们还这样，你们围攻 谩骂市长，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 ” 　　冯敏杰的话很快就被一片喝斥和骂声给淹没了。 　　“滚下来！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 　　“把那个腐败分子拉下来！让他滚开！” 　　面对着群众的愤怒和谩骂，李高成指示公司公安处的所有保安人 员立刻全部撤离现场，公司的领导也离开这里。职工们终于推选出了 同市长对话的代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小会议室里，被挤得满满当当， 会议室外面拥挤着两万多职工。从清晨五点多到下午两点多，代表们 所提的主要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经济问题。国家年年贷款几千万至一亿元，结果年年亏损， 贷得越多，亏得越多，几年来外债已达五亿八千万。公司领导有人借 技改大捞特捞，巧取豪夺。例如他们以卖废品的名义，把淘汰下来的 纺织机械偷偷卖给一家专营纺织器械的乡镇企业，经重新烤蓝喷漆， 打上新的标记，又以高价卖回给公司。公司领导从来之不易的贷款中 拿出2200万元，兴办了一个“新潮”公司，兴建了饭店、宾馆、歌舞 厅、商业中心、服装公司、加工业、煤炭等近百个实体，这些实体的 经理和负责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子女和亲信。中阳公司每年各种名目 的招待费近一千万，意味着一年就要吃掉两万多工人一年的工资。公 司五名领导成员到江西一个基本不产棉花的偏僻县份，用一级二级棉 的高价，买回了两千多吨无法纺织的烂棉花，并且恫吓要严厉追查对 此提意见的人，离退休的停发工资，在职的开除厂籍！ 　　二、作风问题。如以跑供销为由，跑遍国内的名山大川；以考察 合资为由，带着家人出国旅游；以拉关系搞接待为名，整天花天酒地； 以公关谈判为由，带着情人常年住宿在外，甚至用公款赌博，却美其 名曰不得已的变性送礼，回来后以白条子报销巨额款项。副总经理冯 敏杰，在购买棉花期间长期嫖娼，被当地公安局当场抓获，拘留半月 后，被公司保释，不予处分，被罚的两万元竟然由公司报销！总经理 郭中姚，离婚后未结婚，手下年轻的女秘书换了一个又一个，这些人 都被安置到了要害位置上，在公司干了几十年的老职工没有机会分到 新房，可进公司才一两年的女秘书们却一个个都分到了新房！ 　　三、组织问题。两万职工里竟有四千脱产干部。副厅级以上干部 二十余人，处级干部五百余人，科级干部一千四百余人。他们想提拔 谁就提拔谁。谁想在哪儿当个经理、主任，只要送钱就行。送得越多， 位置就越好，捞钱的机会就越多。 　　四、公司公安处问题。公安处二百三十多人，另外还有经济民警 一百二十多人。公司的主要领导，每人两三名贴身警卫，公安处大部 分是从外地召来的民工，只要领导一声令下，抓人、铐人什么事都干 得出来，工人们骂他们是流氓养的一群狗！ 　　五、…… 　　六、…… 　　李高成向大家保证，一定尽快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意见，派工 作组、调查组，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彻底的清 查，严惩腐败分子。 　　李高成召集公司全体领导人员，要他们对职工们反映的主要问题 一一做出详尽汇报和解释，遭到郭中姚、冯敏杰、陈永明等的狡辩和 反驳。李高成提出下一步该怎么办时，郭中姚回答唯一的办法是让公 司破产。 　　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担任东城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妻子吴爱珍劝李高成不要清查中阳公司的问题： “若要一查起来，说不定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带就是一大片。到 了那时候，只怕连你的位置也稳不了。” 　　第二天清早，老厂长原明亮、老总工张华彬、现任总工程师高双 良等六名职工代表，到市长办公室，以有力的事实向李高成揭穿公司 领导们的谎言，临走时，几位职工代表留下了一份有一万多名工人签 名的请愿书，要求坚决查处公司领导腐败问题，中纺第三产业“新潮” 公司的会计师给他留下了一份“新潮”公司近几年的帐目清单，对 “新潮”的经济状况和资金流向，还有哪些明亏暗盈、把国有资产偷 偷转为个人资产，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种种行为和方式都记 得清清楚楚。 　　下午，李高成走进了市委书记杨诚的办公室。杨诚建议李高成在 常委会上作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让大家集思广益，最终拿出一个比 较妥善和可行的办法来。杨诚认为，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关键的关 键，就在李高成身上。他担心中纺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等到这 座冰山全部露出来的时候，能不能顶住。 　　市委常委会开会时，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突然给李高成打来电话， 告诫他解决中纺的问题要“以你为主”，“不要让一些不满现状和对 改革有意见的人钻了空子”。常委会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中纺，对中纺 的问题进行全面审计和清查。 　　杨诚告诉李高成，“新潮”公司下边有个“特高特”的运输总公 司，固定资产五千多万，每年利润一千多万，但没有给国家上缴过一 分钱的利润，也没有还过国家贷款一分钱的利息，拿着国家的钱为一 个个体性质的企业赚钱。“特高特”运输公司副董事长王义良，是刚 离休不久的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掌握公司实权的董事长钞余业，就是 严阵的妻弟钞万山。原来是这样严阵突然打电话来，意思就是不想让 人插手中纺的事情，最好不要去查！严阵让你挂帅来处理中纺的问题， 为什么？就因为你是他提拔起来的？所以他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不会 对他构成什么威胁，带来什么麻烦？自己圈里的人用起来当然也就感 到放心？ 　　杨诚又说，“新潮”公司还有一个分公司叫“青苹果娱乐城”公 司，前年由中纺公司投资六百万人民币，集饭店、舞厅、歌厅、桑拿 浴于一体，生意好得出奇。公司的老板叫辉子，他的真名吴宝柱，就 是李高成内兄的儿子。 　　李高成来到“青苹果娱乐城”，为了再证实一下，他那个胆大包 天的内侄如何会把这么大的事情瞒了他这么久！内侄敢这么有恃无恐， 就因为内侄有一个硬后台，那就是他的妻子吴爱珍！ 　　面对着这座豪华的娱乐城，浮现在他眼前的是中纺的那道锈死了 的车间大门。面对着这些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让他联想到的是伫立 在冰天雪地上的上万名连工资也发不了的中纺工人。这儿消费一次， 平均每人开支在千元以上，相当于一般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如果请的 是十个人，那就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国家的企业、工厂，有 那么多都在举债、亏损！多少万工人正在失业、没有工资！究竟是谁 在大量地攫取鲸吞着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眼前的这种畸形消费又是谁 促进它膨胀和发达起来的？走进娱乐城，他看到的是极度的奢靡和极 度的暴利，由于工厂停产在娱乐城当领班的原中纺技术员，由于停工 失业而在娱乐城做了三陪小姐的女工们。当盛怒的李高成质问内侄吴 宝柱是谁让他到这儿来当总经理的时候，吴宝柱竟振振有辞地答道： “不就是姑姑吗？姑姑说了，别再在单位上混了，想法子挣几个钱吧， 趁你姑夫这会儿还有点影响，先试着办上几个实体，打打基础，积累 点经验。”董事会除了吴爱珍以外，还有“新潮”公司总经理，中纺 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新潮”公司的会计师。具体管事的除了吴宝柱以 外，还有两个副经理，一个是中纺副总经理的儿子，一个是“新潮” 公司总经理的外甥。李高成终于明白了：你要处理这件事其实就是要 处理你的妻子，也就是要处理你自己，你处理得了吗？ 　　从“青苹果”娱乐城出来，已经晚上九点了。他突然想起，严阵 还在等着他去汇报常委会研究的结果。李高成到严阵家里，严阵听了 汇报后，严厉地说：不就是有几个工人想闹事嘛？有什么可怕的？中 纺亏损负债，停工停厂，这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然会带来的反应， 这就需要我们的奉献，需要我们的付出，需要我们的牺牲。 　　李高成从严阵家里出来，已经将近深夜十二点了。严阵表现得如 此蛮不讲理，仅仅因为自己曾是在他手里提拔的吗？提拔干部是组织 的需要，他凭什么对被提拔的人终生以恩公自居！自己将如何在知遇 之恩和尽忠尽职之间作出抉择？ 　　李高成半夜回家时，大门口黑压压地等了一大片人，那是中纺的 劳动模范们，他们已经等了四五个小时了，只为了见一见他，面呈一 封信，以公司全体劳模的名义，请求李高成解决中纺的问题。 　　李高成心力交瘁地走进家，没想到家里还坐着一屋子人，原来是 “特高特”客运公司的头头脑脑们。钞万山说他们来是为了当面向李 高成表示感谢，尤其是作为“特高特”客运公司主要董事之一吴爱珍 为“特高特”公司疏通关系出了大力。 　　李高成为妻子瞒着他当“特高特”公司董事而痛心疾首，他清楚 地看到了那些人用心之险恶：你不是对此有意见吗？我让你也成为其 中的一员，逼着你钻进这个圈套，看你又能怎么样。 　　妻子喋喋不休地责备他：“你怎么可以拒绝严书记？你也不想想， 你之所以有今天，不就是因为有个严书记吗？……当你被人为地划到 一个圈子里去的时候，你还能从这个圈子里跳得出去吗？你就是死也 只得死在这个圈子里。如果你连个圈子也没有，又有谁来保护你？在 你这样的位置上如果没有人保护你，你岂不是随时都会做了替罪羊？” 　　妻子又理直气壮地说：“干干净净的钱我们为什么不挣？虽然不 算多，我们也算挣了一些，都算下来也差不多有个二百来万……”妻 子把一个手提箱放在饭桌上：“这是钞万山送来的股东、董事分得的 红利三十万元。” 　　忍无可忍、怒火中烧的李高成一把抓过那只装满钞票的箱子，狠 狠地摔在了地板上，箱子里的钞票撒得满地都是。“几十年了，真没 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真替你脸红！真不 知道你是怎么当反贪局长的！你所做的这一切本身就是最大的犯罪！ 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仅要毁了我们这个国家，毁了我们的改革， 还有自己全家的幸福和前程！” 　　几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爆发得这么激烈，而且没有任何可以调 和的余地。“你这一套我早就听腻了！几十年了，我早就受够了！” 妻子横眉怒目，掉头而去。 　　两天后，在李高成的督促下，市公安局开始着手对“青苹果”娱 乐城进行调查处理。 　　三天后，经市委常委会批准，派往中纺的经济审核工作组正式成 立。在李高成的提议下，增加了一个调查中纺第三产业“新潮”公司 的审计核查小组。 　　五天后，一个近五十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中纺公司。 　　以李高成为首的市政府领导人到中纺访贫问苦。出乎意料之外， 原定在中纺宿舍生活区中心举行的万人大会竟没有一个人参加，开来 了十几辆车的救济品，竟没有一个人来领救济。李高成明白了自己又 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再一次选错了依靠的对象，让这些被工 人们视为腐败分子的中纺领导人来组织这次会议和活动。工人们认为 他们的贫穷和厂里的困境正是这些人造成的，而你却让这些人来进行 慰问和救济，难怪工人们说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和蔑视！ 　　李高成走进老厂长原明亮的家，他被老厂长家的贫困震撼了。老 厂长说，工人们反对，因为这些人榨取了几辈工人的血汗，养肥了他 们自己，如今他们倒像救世主似的，用工人的血汗来救济工人们，好 像都是他们的恩赐！他们把这样一个公司毫无人性地糟蹋了，他们还 有什么脸来救济工人！ 　　李高成走进在中纺三十多年、当过九十六次劳动模范的范秀枝家 里，一间又矮又黑的平房，隔成了三个小格子，住着十一口人，屋里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每个月的退休金仅二百多，可也五六个月没发 过了。 　　七十七岁的老工人王英烈，解放前夕护厂斗争中失去了一条腿， 解放后一直给厂里守大门。他拿出一大叠发黄的出门签证单据和签了 字的白条，其中有冯敏杰签字的白条，一个县级的纺织机械配件厂， 将公司9100件织布机配件作为废品轻而易举地拉出了厂，紧接着又运 回属于技改新产品的织布机成品配件8500件，简直是明火执仗，公开 抢劫！一张出门证的背后，竟然附着十七张同样的车号、同样的货品、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单位、又几乎是同样的分量的收据。就是说，一 车钢材，在中纺大大小小的库房里转了一圈，就等于卖给了中纺十七 次，十七吨钢材变成了一百七十吨！还有一车沙子卖了十二次，一车 石料卖了九次，一车水泥卖了十四次！ 　　在贫民窟臭不可闻的厕所旁边，曾经在全国技工比赛中两次夺冠 的中纺最优秀的高级技工胡辉中，摆了地滩在给人修鞋。曾在李高成 家当过奶妈、如今又老又病的退休女工夏玉莲，为了糊口，不得不在 私人承包的纺织分厂当临时工。所谓承包，就是把公家的东西变个花 样换成私人的。明知宰人，也不得不去卖命！ 　　李高成好不容易找到夏玉莲所在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的车间，刚 把夏玉莲拉出来，就被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以擅自闯入之罪推倒在地。 他昏昏沉沉地被人拖到一间豪华的大厅里，醒来时意外地在这里看见 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钞万山、王义良、……还有五六天没有回家的 妻子吴爱珍。李高成终于看清楚了一个事实：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 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他 们不仅在摧毁和颠覆着改革，而且在摧毁和颠覆着这个国家、这个政 党以及我们的前程和未来！ 　　李高成一回来就病倒了，第二天一早被送进了医院。在病房里， 李高成和妻子之间又一次爆发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严阵在电话中以无 赖的口吻对李高成进行威胁，声称反腐败就是一场整顿异己的运动。 他命令李高成停止对“新潮”、“青苹果”娱乐城、昌隆服装纺织厂 的检查。李高成心目中的这座丰碑顷刻间彻底坍塌了。 　　就在李高成昏迷在病床上的这几天里，有人把李高成告到了省委、 市委和纪检政法部门，说李高成利用职权捞不义之财，挪用国家贷款， 给自己的亲戚兴建了一座大型娱乐城，用国家的钱为自己大发昧心财， 让老婆在办案查案之际，趁机大捞特捞，以致许多企业因被迫请客送 礼而不得不垮台，最骇人听闻的是，利用职权，一次索贿三十万元， 不仅有人证，而且还有录音。 　　杨诚给李高成送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人工 合成的录音带，纯粹是卑鄙无耻的栽赃陷害！另一份是对中纺问题的 调查报告，其实是一份极有针对性的反驳书。第一针对的是那份万人 签名的请愿书，第二针对的是那份检举中纺“新潮”公司的揭发材料。 如果按这个材料来看，那么中纺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数千万人民币 的损失，查出来的竟会是正常亏损，只是一个责任问题！ 　　省委常委会决定由严阵负责审查李高成受贿三十万元巨款案。 　　让李高成没想到的是，这几天找他最多的人竟然都是中纺的工人 和那些离退休老干部。市委市政府干部来家里的竟也出奇得多。他们 的行动表示了对李高成的支持、关心和声援。中纺的老总工张华彬和 几个工人寄来的明信片上写道：“只要您永远都是我们工人中的一员， 就请您相信，不管您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工人都会站在您一 边！同时也请您放心，我们工人是愚弄不了的！” 　　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郭涛告诉李高成，中纺申请破产的报告，省委 副书记严阵已经批示同意了。这是卑鄙的阴谋！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 实，中纺都破产了，整个都不存在了，你还想查什么中纺的问题！数 以亿计的财产，数以万计的工人，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也不是，就这 么轻轻地一抹，便什么也没有了。李高成和郭涛决定：一定要顶住！ 坚决不同意！ 　　省纪检委主任柏卫华通知李高成：中纺的问题省纪检委已经立案， 由纪检委配合市委市政府，力求尽快查清中纺的问题，主要还是由李 高成负责。柏卫华又说：“还有你妻子的问题，我们也已经决定立案。” . 　　李高成看了夏玉莲的小儿子的信，才知道夏玉莲得了不治之症， 经医院确诊，是晚期肺癌，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和肝部。他赶到夏玉莲 家里，给她送去了三千元钱。 　　当天夜里十二点半，李高成、杨诚应召来到省委书记万永年办公 室。万永年说有重要事情通知大家：明天早晨七点钟，中纺将有数千 离退休干部集体到省委上访。万永年要李高成汇报了中纺的问题。 　　李高成随同大家一起走进多功能会议厅，看到会议厅里坐满了省 市检察机关的二百多名检察官和反贪局的侦查人员。他明白了，刚才 在万书记办公室的碰头会，只是一起重大行动的前奏。省市检察机关 将会对有关涉嫌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将会连夜搜查他们的住所和办公 地点，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家！ 　　省委书记讲话后，高检检察长正式宣布了今晚的具体行动内容和 行动计划。凌晨两点钟，将要对中纺公司郭中姚、陈永明、冯敏杰、 吴铭德、“新潮”公司郭大鑫、“特高特”客运公司钞万山、王义良、 “青苹果”娱乐城副董事长吴爱珍等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进行突击搜查， 同时对其中的一些人予以收审。 　　检察人员在钞万山家的保险柜里发现了大量现金：人民币一百三 十多万，港币二十多万，美元十万；还有八千克金条，十一套房产证， 数百万元的存折和大量首饰珠宝，另外还发现钞万山持有三个国家的 护照，拥有三张国际通用的信用金卡，他们很可能有高额的境外存款， 或者已经在境外有巨额投资。在中纺所有被搜查的领导干部家里，无 一例外地都搜出了巨额现金和来源不明的大量财物，他们都持有长期 的外国护照和拥有大笔的外币。郭中姚另外的三套住宅里，每一套住 宅都包养着一个长期居住的姘妇。冯敏杰拥有多处豪华住宅，他本人 和子女每人一辆豪华小汽车。陈永明的儿子刚二十二岁，女儿刚十九 岁，当了“新潮”公司分公司的经理和副经理。在吴爱珍办公室的保 险柜里，有人民币二十一万，美元二万，港币五万，银行存折六十多 万，股票二十万元。在李高成的家里没有搜查出任何有重大嫌疑的财 物，只有一个两万四千元的署名李高成的存折。 　　省委书记万永年向中纺全体职工宣布，昨天晚上，省委和市委已 经采取了有力的行动，中纺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绝不会逃脱党 纪国法的严厉惩罚！经中央批准，中纪委已决定立案，对省委常务副 书记严阵的问题进行审查！通过昨晚的行动，省委领导进一步了解了： 李高成确实是一个好市长，一个经受得住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三个月后，有关中纺问题的调查有了初步结果：流失在外的国有 资产总计在两亿七千万元以上。六个月后，中纺公司新的领导班子经 全体职工选举产生。十个月后，中纺正式开工。有关中纺一案的清查 和审理工作，仍在继续之中。 （回贴） 准确地反应了实际情况 - 张军长 一个数千人的纺织厂工作，我看到了它有兴旺到衰败的过程。那里面 说里的一般无二。但这个厂运气不如中纺好，最后，它被宣布破产， 都不了了之。现在它也被一大公司所兼并。而这个大公司，也是原外 员和一些太子党合办的。这个大公司，几乎没花一分钱，就拥有了这 厂子。它重新采用了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而其他人员则只好自寻门 ，从来没有一个人为此受到惩罚，但沉重的苦难留给了老百姓。 . ------------------------------------------------------------------- 【两岸密谈辑要】 之一：李江热线一直通到李登辉卸任前 (工商时报记者黄越宏、尹乃菁／专访)李登辉在位十二年、两岸风云起伏 十二年；李总统访美、中共导弹威胁、特殊两国论将两岸关系直逼破裂边 缘，但在惊涛骇浪中，李登辉和江泽民，两岸最高领导人，一直维持秘密 的热线管道，直到李登辉卸任前！ 　　郑淑敏，更一直是两岸领袖间接热线接触的窗口。她坐在中视董事长 办公室白色大沙发里，讲起这段牵动两岸最高层、最隐密的交往过程，言 词间，不时伴着爽朗笑声，显得举重若轻。 　　虽然她一再强调，苏志诚才是李总统的唯一代表，她只是扮演会谈过 程的「纪录者」角色。但事实上，当苏志诚和曾庆红的密使任务，因为郁 慕明的质询而被揭破，无法再继续後，郑淑敏和对岸江核心一位重要人士 ，就肩负起两岸「领袖热线」联系的重任，传递两岸领导人的讯息，在多 次两岸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因为她的居中联系，确定彼此动向，使领导 人不致产生误判情势的决策盲动。这个角色，一直到李登辉卸任前才解除 。 　　除了和苏志诚到香港和大陆人士进行会谈，郑淑敏也多次进入北京密 商，敲定苏志诚和曾庆红在珠海和澳门密晤。为了苏志诚的珠海之行，郑 淑敏在中共大批安全人员布桩保护下，到珠海勘察路线，整个过程，她说 ，回想起来，「就像间谍电影一样，紧张刺激！」以下是专访内容。 　　问：你过去一直否认担任两岸密使，现在为何愿意承认？ 　　答：从来没有一个密使，自称为「密使」，因为那就不叫「密使」了 ，再说，现在连照片都被公开了，想回避也无从回避，乾脆就别再遮掩， 站出来为历史作个见证。 　　同时，也希望给新政府一个思考：两岸领导人的确需要有直接沟通的 管道，必须要有「热线机制」，才不会有误判的情况发生。 　　两岸关系想藉由台面上的人，公开敲锣打鼓的去谈，一定谈不成。 　　问：两岸密使接触是如何起头的？一九八八年二月，蒋经国总统才去 世、李登辉刚继任，中共这麽快就展开行动，试图和李登辉接触的目的为 何？ 　　答：台湾当时正历经很重要的政权交替，虽然不是换了政党，却是从 两蒋时代的国民党政权交到第一位由台湾人主政的国民党政府，大陆对李 登辉主导的政策动向不清楚，急欲了解。加上当时不只是台湾，国外也有 不少人，打着李登辉的名号，自封「密使」在两岸穿梭。这种现象很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谁才真正具有代表性，不但讯息很混乱，也会产生误判。 　　大陆军方为了迅速与台湾建立对口管道以巩固其国内势力，所以积极 进行此事，因此，一开始确实是透过南怀瑾的管道和苏志诚进行接触，南 怀瑾与苏主任谈了几次後，经过李总统评估觉得不妨一试，苏主任才到香 港和他们接触，当时的重点是「在不被怀疑卖台的情形，营造友善的气氛 。」 　　问：为何後来你会加入？李总统赋予你的任务是什麽？ 　　答：苏志诚一开始要先确认对方来的人士是可信的，要了解对方的意 图，等到他向李总统报告，确定双方诚意後，我的加入，代表两岸「开始 谈了」。 　　李总统有一天找我到官邸，告诉我这件事。为什麽找我？我想一方面 ，我在李总统担任政务委员时就认识他，是多年朋友，他也知道我的个性 不爱出锋头、不会招摇，我当时是华视企划室经理，民间身分，非公职， 不会引人注意，而且我有美国护照，行动比较方便。 　　李总统要我和苏主任一起行动有多重目的。苏主任身分敏感，无法自 由进出，他要我协助，确保苏主任的安全，谈判过程中，苏主任必须专心 一致无法分心，旁边不但要有人纪录，还要帮忙关照整体情势。 　　大家回想一下，李总统当时面对的国内情势非常险峻，万一曝光，後 果不堪想像。所以李总统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谨慎小心， 万一曝光，我绝对会全盘否认。」 　　问：在香港的会谈气氛如何？根据已公开的资料，南怀瑾和苏志诚为 何後来发生冲突？ 　　答：大陆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很复杂，双方会面的时候，我方就是两 个人，但是大陆方面不同系统都有代表。 　　而且从大陆会谈人士的更换，就能了解势力的消长。像一开始，代表 杨尚昆的杨斯德是关键人物，但後来杨斯德就没有再出现了。我们就了解 ，杨尚昆掌控的军方势力在消退，江泽民地位逐渐稳固；後来在一次会面 中，代表「江办」的人私下告诉我们，要直接和我们接触，他们认为，南 怀瑾的管道「太冒险」。 　　南怀瑾和苏志诚的冲突是因为南怀瑾希望以老师的身分，要求苏志诚 做出承诺，要苏志诚签下协议，但是那已超过李总统对苏志诚的授权底线 ，苏志诚也很明白的表示，台湾不是总统说了算，民主政治，必须要由国 会背书。苏志诚当时面对的压力很大，南怀瑾讲出了很难听的话，但是苏 志诚不为所动，他不卑不亢，尽忠职守，以他当时的年纪，论机智、反应 与内敛，令人敬佩，何况，在谈判中，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但是他 没有，这点，我以非常近距离的观察，认为他很了不起。 　　南怀瑾和苏志诚冲突後，加上江泽民身边的人想直接对口，於是两岸 领导人就建立起自己的直通管道。 　　问：辜汪会谈在香港敲定後，两方又有何接触？你何时和曾庆红接触 ？ 　　答：我们在香港敲定辜汪会谈後，大陆方面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李总 统经过缜密规划，决定要在新加坡举行，但苏志诚不宜赴北京，风险太高 ，遂由我衔命到北京，直接和王兆国还有汪道涵会面，告知我方的决定。 　　辜汪会谈之後，大约一九九四年，大陆传来消息，告诉我，江泽民的 代表人士，想和苏志诚直接会面，我就去了，我要确认这个人是谁？是不 是真的代表江泽民？一到北京机场，那位在香港，和我保持「对口」关系 的人士，就在机场门口等我，我坐进一辆大车子，被带到一个房间，後来 见到曾庆红，他说，以後，就由他和我们接触。 　　他们提议要和苏志诚会面，但是怎麽会面？曾庆红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主任，江泽民身边最信赖的人，动见观瞻；苏志诚是总统府秘书室主任， 两个人都是地位又高、又敏感的人物。本来他们建议，要苏志诚到北京， 我们说不行，万一苏志诚到北京，中共翻脸，把他扣押怎麽办？也曾想过 让曾庆红到香港，可是香港因为我们和南怀瑾有过一段不愉快，香港方面 知道那段事情的人太多，若有个闪失，消息会走漏。 　　经过反覆讨论，最後决定在珠海。他们挑了两个地点後，我专程走了 一趟珠海。每一条路线我都仔细走过，心里盘算，一定要确保苏志诚的安 全。我在珠海时，中共安全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安全监控非常严密 。 　　问：苏志诚何时到珠海，他如何进入？和曾庆红有几次会晤、谈了什 麽？ 　　答：确实的时间我忘了，大陆为苏志诚准备了假证件，我们到香港後 ，坐汽车进入珠海，沿路都是关卡，一关一关的走，回想起来，过程很刺 激，大家都怕会出状况。 　　曾庆红和苏志诚不只在珠海，还在澳门会面，两人见了两三次。谈的 议题就是两岸要如何再往前走，包括和平协议、三通、共同打击犯罪、合 作开发资源都谈了，我当场都做了纪录，两人没有签下任何文字协议。有 关纪录都交给李总统，详细内容不记得了！ 　　问：为何後来「苏曾会」中断？中断後，两岸还有管道吗？ 　　答：郁慕明在立院质询揭破两岸「密使」这件事後，对双方的互信产 生很大影响，彼此都在怀疑是不是对方把消息〖漏出去，破局後，就很难 再继续，再加上我後来出任文建会主委，行动就不那麽自由，没办法再穿 针引线，苏、曾两人也没有再碰面。 　　可是两岸管道没有断，我和在香港时期就建立的「对口」，一直保持 连系。李总统访美、导弹危机、李总统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这些 重大事件，两岸领袖都透过这个管道，确认彼此的讯息。像两国论，我告 诉对岸，原文的意思是特殊国与国，对方也表示「理解」，但也回了一句 ：「骂还是要照骂」。这种机制对两岸而言，是绝对正面的。 　　我的「对口」在几年前也来过台湾，他没有见到李总统，但走了一趟 ，了解台湾的情况。 　　问：苏志诚和曾庆红为两岸建立起直接对话的机制，一开始是「经营 友善气氛」为主，後来却变成「说明」性质、解释误会及降温的作用比较 大？为什麽？ 　　答：两岸的国内压力都很大，对方的军方势力及我们的台独声浪，不 过，幸好有直接对话的机制，才能让两岸的发展，在「可掌握中」前进。 　　问：你认为美国知道这一管道吗？ 　　答：我想他们不知道。此一管道的建立，没有任何外国人介入，这一 点很重要，也很不错。 　　两岸密使频在港会晤 　　台湾前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诚和中国电视董事长郑淑敏昨日证实， 李登辉在一九八八年就任总统後，他们二人就担任「两岸密使」，衔命前 来香港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等大陆官员多次秘密会晤，并促成一九九 三年的「汪辜会谈」。郑淑敏更透露，苏志诚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最亲 近的「心腹」曾庆红，在澳门及珠海秘密会晤了两、三次。 　　「中共对李登辉是肯定的」 　　在香港麦当劳道的南怀瑾寓所，代表李登辉的苏志诚终於与代表杨尚 昆的杨斯德会面。会谈一开始，苏志诚就滔滔不绝地为李登辉评功摆好， 希望取得大陆对李登辉的信任。他向对方透露，李登辉正在做准备，终止 动员戡乱时期。 　　杨斯德当即投桃报李说：「中共中央对李登辉先生是肯定的，是寄予 很大希望的，希望能在他任内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对台工作 会议已确定，以李先生为谈判对手。我们从来没有说李登辉是独台，更没 有说这个人不可信。有许多台湾朋友来北京，我们也在帮李先生做工作， 告诉他们对本省人一概排斥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 　　第二天是元旦，二人继续密谈。杨斯德表示，「苏先生，你看是单方 面宣布终止动员戡乱好呢，还是双方共同宣布消除敌对状态好。我们不放 弃武力，但绝对不是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人的。两岸没有敌对了， 为何就不能坐下来谈呢？与其零敲碎打，还不如从政治和军事上根本解决 。只要你们愿意，五月一日前双方就可以谈。」 　　日期：31/12/1990 　　地点：香港麦当劳道南怀瑾寓所 　　参与者：苏、杨 　　「我们希望达成秘密或公开协议」 　　贾亦斌表示，「最近，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後 ，两岸还是交战状态，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是甚麽？」苏志诚急忙解释说 ：「郝柏村的话只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是一个军人，对大陆政策并不了解 ，我们的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包括李登辉总统和李元簇副总统在内 的只有六个人。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方大陆政策的依据，我可以念一份本月 五日这六个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纪录。 　　苏志诚念完文件，杨斯德要求复印一份带回北京，被苏拒绝了。但杨 斯德对苏志诚的做法显然很满意，就直入话题：「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把中 共定位为友党，将来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 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达成秘密或公开协议。」 　　杨斯德明确提出：双方可先达成秘密协议，得到最高层认可。协议内 容就是刚才说的「三停止」。不过最後有关协议却不了了之。 　　三月二十九日，杨斯德问苏志诚：「你有没有可能秘密来北京？」苏 回答说，「要请示。」这次密晤就这样不欢而散。 　　日期：17/02/1991 　　地点：香港麦当劳道南怀瑾寓所 　　参与者：苏、郑、尹、杨、贾 　　日期：29/03/1991 　　地点：香港坚道南怀瑾寓所 　　参与者：苏、郑、杨 　　五月一日，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在此之前，两岸密使再没 有见面，因此也未能按原来计划，达成任何秘密协议。 　　六月十六日，虽然两岸密使恢复了在香港的会谈，但内容都停留在事 务性层次，实际上已陷入僵局。 　　之前，中共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杨尚昆、江泽民取得共识，决 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等四人组成专案小组，由汪领衔， 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对台湾其他势力的工作暂时 放下不管。 　　六月十六日，汪道涵、杨思德、许鸣真和苏志诚、郑淑敏连续进行了 两天会谈。这次会谈的最大成果要算是敲定了首次「汪辜会谈」的日子。 苏志诚在这次会上邀请许鸣真秘密访问台湾，亲见台湾总统李登辉。 　　最後，双方推南怀瑾讲话。他仍然重复了当初的三条原则意见：第一 ，和平共济，祥化宿怨；第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第三，协商国家民 族统一大业。双方对这三条原则照样都表示赞成，又照样不签字负责。这 也是南怀瑾意料中事，他就拿出预备好的草稿说：「这样吧，由我来写一 封信，请你们双方回去交给最高当局。三个月内，如果两边都不回信，也 不签字，此议自此作罢，不要再找我了。」 　　日期：16/06/1991 　　地点：港岛香格里拉酒店总统套房 　　参与者：苏、郑、汪、杨、许 　　「李登辉也很可怜，只有一个亲信」 　　许鸣真以探亲名义应邀秘密去台湾访问。这次秘密行程是由苏志诚一 手安排的。许鸣真一到台北，迎候他的苏志诚就说：「你见到李总统後， 请不要提及南老师写信的事。」许虽然不明此中奥秘，但也只有客随主便 。 　　看来苏志诚是私自扣压了南怀瑾的信，瞒过了李登辉。许鸣真见了李 登辉，两人密谈数小时，然而，双方仍各持己见，也就谈不出个甚麽结果 来。 　　许在台湾盘桓了一个星期後空手而归。临走时，苏志诚再三叮嘱许： 「回香港後，请不要把你来台湾见李登辉的事告诉南老师。这不是对他不 恭敬，只是暂时不说，将来再说。」许老爹听到这种话心里很纳闷。 　　许怀一肚子不快回到香港，见到南怀瑾，劈头一句话就说：「这些人 是怎麽做事的？」他直指苏志诚为人太不诚恳。 　　其实，南怀瑾已经知道在台湾发生的事，反而安慰许老爹说：「其实 ，李登辉也很可怜，身边就只有这麽一个亲信。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 　　日期：08/1992 　　地点：台北总统府 　　参与者：李、许 　　注： 　　苏　　苏志诚（总统府秘书室主任） 　　郑　　郑淑敏（华视企划室经理） 　　尹　　尹衍梁（李登辉亲信） 　　李　　李登辉（台湾总统） 　　杨　　杨斯德（台办主任） 　　贾　　贾亦斌（全国政协常委） 　　汪　　汪道涵（海协会会长） 　　许　　许鸣真（香港一公司董事长） 　　　　　　　　（）内所指为各人在密谈进行时的身分 　　密使档案 　　充当两岸密使的，台湾一方是李登辉的亲信，大陆一方是重要的对台 事务官员，居中联系的则是国学大师南怀瑾。 　　南怀瑾学识贯古今 　　南怀瑾，八十二岁，浙江温州人，幼承家学，熟读诸子百家，七十年 代开始在台北授课，讲解儒、释、道经典，学贯古今，吸引了许多知识分 子。至蒋经国时代末期，南怀瑾因政治因素旅居美国，後寓居香港。 　　苏志诚追随李登辉 　　苏志诚，四十五岁，台南人，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毕业，长期追随李 登辉，曾任总统府秘书室主任，现任台湾综合研究院副院长。 　　郑淑敏穿梭中港台 　　郑淑敏，五十四岁，台北人，曾拥有美国护照，并以此方便进出中港 台三地。郑曾任行政院文建会主委，现任台湾中国电视董事长。 　　杨斯德管对台事务 　　杨斯德，七十九岁，山东滕州人。他是军人出身，一九六四年晋升少 将，曾任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後出任中 共中央对台办公室主任。是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并负责中共 对台事务时最重要的助手。 　　至於较早前主动披露两岸密晤的前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八十八岁 ，是湖北阳新人，国民政府时期曾任职国防部、陆军大学教官，一九四九 年於浙江转投解放军，目前是全国政协常委。 ~~~~~~~~~~~~~~~~~~~~~~~~~~~~~~~~~~~~~~~~~ 之二：两国论危机　做给外界看 　　两岸密使事件昨天续有进展。台湾密使之一的中国电视董事长郑淑敏 昨天透露，总统李登辉与大陆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一直有秘密「管道」保 持接触，直至李登辉卸任前，即使是外界以为两岸陷入战争边缘的台海军 演及两国论风波时期，两岸领袖仍然互通消息，紧张气氛只是做给外界看 的，就连美国人也被蒙在鼓里。 郑淑敏接受《中国时报》访问时表示，从九一年开始她就协助苏志诚多次 与大陆的密使接触，并获得多项成果。但九五年新党立委郁慕明揭露苏志 诚秘密与大陆接触後，对双方的互信产生很大影响，彼此都怀疑对方泄露 消息，加上她不久即出任文建会主委，官职在身就再不能替苏志诚穿针引 线及替他作会谈记录，苏之後再也没跟江泽民心腹曾庆红见面。 　　大陆表理解　骂还是照骂 　　但是，两岸高层接触并没中断。郑淑敏说：「我和在香港时期就建立 的『对口』一直保持联系，李总统访美、导弹危机、李总统提出特殊国与 国关系等重大事件，两岸领袖都透过这个『管道』，确认彼此的讯息。像 『两国论』，我告诉对岸，原文的意思是特殊的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对方 表示『理解』，但也回了一句『骂还是要照骂』。」 　　她进一步指出，「他（李登辉）之所以对中共的反应不焦虑、不恐慌 ，就是因为有『管道』可以确保不起战事，即使他说了比较强硬的话，也 可以透过『管道』解释清楚，对岸不会误会。」郑淑敏指出，相信美国也 不知道两岸有这条秘密接触的「管道」。 　　难怪九六年两岸危机时，李登辉还老神在在，叫台湾人不用恐慌，蒙 在鼓里的美国人还派航空母舰「不经意的」驶经台海，防止「擦枪走火」 ！ 　　苏志诚昨天也表示，从九○年到九五年郁慕明公开他担任密使这六年 内，他跟大陆方面见面的次数是九的好几倍（较早时有说他担任了九次密 使），而郁的资料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情报，「当时中共内斗，部分人想破 坏江泽民，不想让江在两岸关系进展上有历史地位」。 　　钱其琛：五年内不攻台 　　另外，《亚洲周刊》报道，中国副总理钱其琛最近表示，「中国大陆 没有攻台的计划，至少五年内如此」。又指他最近下达了五项新的对台工 作原则，分别为：从各战线施压寻求陈水扁妥协；与反独势力合纵连横； 与民进党外各台湾党派扩大接触和对话；尽最大可能争取台湾民心；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 　　「没密使才怪」阿扁也有管道 　　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张俊雄昨日表示，陈水扁当选总统後到现在都没有 派过密使穿梭两岸，但据网上传媒《东森新闻报》报道，一个国民党前党 国大老的儿子，已为陈水扁在两岸奔波两个多月，成为两岸高层互相了解 的重要渠道。 　　透过李光耀交换意见 　　报道称，一名与陈水扁亲近的女性企业家，已透过一名前党国大老之 子，为陈水扁建立了与中国大陆沟通的管道。这名密使经营生化科技、贸 易等行业，与大陆来往密切。北京也派出重要人士担任联络。经两个多月 的沟通，北京人对陈水扁已有相当了解，态度也有转变。 　　副总统吕秀莲在记者追问下说，新政府有密使不必感到意外或惊讶， 因为「没有密使才怪」。 　　不过，张俊雄否认陈水扁曾派密使与北京联系。 　　但他也称，两岸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沟通管道，如透过友邦元首、新加 坡资政李光耀及美国友人於两岸访问时交换意见。 （苹果日报） ~~~~~~~~~~~~~~~~~~~~~~~~~~~~~~~~~~~~~~~~~ 之三：密使事件曝光，中共当局震怒彻查内情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报导，两岸密使事件曝光不只使许多大陆人民 觉得被中共当局对台的表面政策所骗，还有人直指当权者在以「祖国的统 一大业」作为其个人的权力垫脚石。大陆人民对密使事件的强烈反应已让 中共当局相当难堪与恼火，并要相关部门彻查此一密闻曝光的内情与动机 。 　　在上次的总统选举、李前总统访问美国以及及提出两岸为特殊国与国 关系前後，中共传媒对台湾与李前总统发动一波波的文攻武吓，如今却发 现当时的两岸密使正进行会晤沟通，也难怪平日要因应大陆当局要求表达 对台民意的大陆人民有被欺骗的感觉了。有大陆人在《人民日报》「强国 论坛」网站上痛批大陆当局与对岸「勾搭成奸」，还说让美国人提心吊胆 的「李登辉访美」、「台湾导弹识得危机」与「两国论」争议原都只是戏 码而已，该投书还讥泄漏九六年台海试射的导弹为空包弹遭处死的少将刘 连昆成了「中共当局掩人耳目的替死鬼」…，，也难怪平日一副高高在上 的中共当局要恼羞成怒了。 　　《星岛日报》报导引述投书指出，中共当局在密使持续会晤期间配合 台湾演了多年的「戏码」，不只台面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尽了公开的羞辱， 还要被骂个「私通」的罪名，最後是一点便宜也没占到下落得「国家名利 全失」，而台湾「这个鸡蛋」当时在面对大陆「这块石头」时之所以能毫 无惧色，其原因也只有此时方为外人所知。 . ------------------------------------------------------------------- 钱其琛放软话：“‘一中’不是非彼即此” 　　在军方重判三台谍的同时，中共领导阶层对台推动「一个中国」、「 三通」的灵活度却明显升高，凸显中共统战手腕的灵活。在表达认同「一 个中国」原则，就什麽问题都可以谈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昨日表 示，「一个中国」并不是「非彼即此」，两岸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即可 ，不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上打转。他并表示，中共 与美签署的「上海公报」中，并未表述何为「一个中国」，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基础」。两岸三通，也不必谈「一个中国」的内涵。 　　钱其琛说一个中国不是非彼即此 　　（中央社记者彭思舟北京十三日电）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今天说 ，「一个中国」并不是「非彼即此」，两岸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即可， 而不必在「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打转。 　　钱其琛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与台湾媒体负责人访问团会晤时，中央社副 总编辑兼大陆部主任刘坤原提问说，根据钱其琛「非彼即此」的看法，台 湾是否可以把「一个中国」理解为「中华民国」，大陆可以把「一个中国 」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其琛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所表达的范围差不多 ，在这个范围内，就是「一个中国」。 　　此外，钱其琛也提到高雄市长谢长廷的例子，他表示赞同「一个中国 ，两个城市」的说法，不管这个「一个中国」内涵，到底是根据那一种的 说法。 　　同时，钱其琛还特别提到，美国与中共在一九七二年所签署的「上海 公报」中说，「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事实上，公报并未说 明「一个中国」是什麽？ 　　钱其琛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 ------------------------------------------------------------------- 江绵恒王文洋美国留学结识 (星岛日报综合报道)因婚外情被台塑老板王永庆逐出家门的少东王文洋， 也许没有想过，人生新一页竟从这里开始。离开父荫，他当上了加州大学 柏克莱分校的客座教授。在学校，他结识了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 也结识了校长田长霖。结束教席之後，他中年创业，父亲的「金字招牌」 和他泊上的「合作码头」，迅速为他的宏仁集团建立了两岸政商关系密切 的新世界，下一步的合作大计将是在上海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集成电路 王国。(少东的钱加太子的权力资本，真是没有普通老百姓的活日子了。)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与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之子王文洋本是 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子，他们是怎麽样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呢？ 　　知情者说，他们是在美国柏克莱大学结识的，两人都出自名门，各自 拥有「老爸」的政商无形资产，自然是特别投机，两人一见如故且互相欣 赏。王文洋创立宏仁集团，江绵恒即成为股东之一。一九九六年三月，宏 仁电子厂房在广州动工，在这个场合，江绵恒也和王文洋的母亲王廖杨娇 并肩而坐，已是全场最受瞩目的贵宾。 　　今年四月十八日，王文洋和宏和电子材料在上海开幕，江绵恒仍是座 上宾，这一回，他坐在上海市委副书记蒋以任身旁。仪式之後，他避开记 者「围攻」，绕道主动走到王夫人面前，和老夫人及陪伴在侧的女儿王雪 龄寒暄谈天，彼此显得十分熟络。 　　在政经圈交游广阔的台商说，王永庆投资海沧案，江泽民曾亲自过问 ，并指示有关主管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将王永庆的资源拉过来。」故 此，江、王的交往一早得到两位老人家的首肯。宏仁在大陆的投资，有了 这位合作夥伴，自然也是无往而不利。 　　江、王将牵头合作在上海建设集成电路王国的「神话」，一直是外界 关注的焦点，传闻沸沸扬扬，五月至今由台北到香港再到上海滩传个「透 透」，这项传说总投资高达六十四亿美元庞大计划有何内情？进展如何？ 外界有许多猜测。 　　但当事人因这般那样的顾忌，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到瓜熟 蒂落，似乎很难真相大白。 　　上海市政府有关官员日前向本报证实，确实有一个大型外商投资集成 电路项目宏力微电子已在进行项目选址，并将设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谈到外商身分，他语带犹豫地说：「这要高层才掌握。」至於中方合作夥 伴，江绵恒任董事长的联和投资所扮演的角色，他则委婉地表示，这麽大 的投资，如果说没有政府的支持，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 ------------------------------------------------------------------- （网上文摘） 台湾问题与江泽民的历史定位 ZZ 于 July 21 　　最近新闻爆发的“密使”风波说明李登辉和江泽民私下相互勾结，共 同出卖中华民族。“秘使”，存在，说明江李二人知道他们在和准备做什 么。在台独势力壮大的过程中，中共居然不采取果断措施，而默许以李登 辉为首的台独势力不断壮大，导致台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台湾问题关系 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台湾问题上面，中共是否如江泽民所说的是 “3个代表”呢？事实是，我们看不见“3个代表”的影子，我们只清楚看 到中共在台湾问题上面是如何在步步退让，如何在卖国求荣！ 　　不管将来台湾问题如何发展，台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是在江泽民任 内实现的。台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不管将来台湾问题是分裂出去，或者 是统一(武力或和平方式)，现今都已经对中华民族产生巨大的伤害。面前 的结果是中共战略和政策失误造成的。江泽民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最近有新闻报道中共准备把江泽民评价定位为： 江泽民同志是杰出的 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外交 家，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党、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并 指出江泽民同志有驾御复杂局势、开拓工作新局面、开辟马克思主义、邓 小平理论新境界的非凡能力、巨大勇气，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论述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 。江泽民同志是伟大的领袖。 　　善良的中国人，看看在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后续发展的台湾问题上， 江泽民有资格被定位为“伟大领袖”吗？！ 　　善良的中国人啊，挣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吧！ . ------------------------------------------------------------------- 法国《解放报》：中国学界兴起新左派，中共中央密切监控 　　法国中间偏左的《解放报》今天报导说，中国大陆目前掀起新一波的 革命风潮，青年学生又以红色为时尚，视贪污为时代的毒瘤，展开挞伐斗 争。中共中央随时派人「探温」，以掌握「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动向。 　　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鲁淑安（Anne Loussouarn）指出，北京大学在五月 间演出一出讽刺性时代话剧，以新左派的姿态，高唱自由主义，抨击封建 馀绪、色魔、投机分子、贪污渎职，解释无产阶级生活贫困，已非社会前 进的力量，因受到剥削、迫害而变成更加贫穷落後，因而表达革命反抗的 急迫性。由於演出成功，引起广泛的议论，准备到各地大学巡回演出。 　　鲁淑安指出，该剧演出後，反应两极，有斥骂、有赞美，很讨年轻人 的欢心，但老一辈则对重弹革命老调心存馀悸。她引述该剧作者黄吉苏（ 译音）的解释，若是共产党讲革命，没有人会注意，但在剧中提到「誓死 保卫社会主义」时，却能深深打动许多观众的心坎。有人谴责演出这出戏 是藉着「反美帝」为名，冲着意识型态的浪板，实际上今天应是「自由主 义」的天下。 　　过去中共左派都由老人帮挂帅，而今时代改变，最近几个月来青年知 识分子窜起，自称为「新左派」，摆出的姿态颇不寻常，他们多为留学回 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能掌握网路科技，游戏於世界网路之间，高举红色旗 帜及五星旗，大唱反自由派、反世界贸易组织、反全球化论调，高呼民族 主义，批评二十年经改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这些「新左派」扛起了肃清革命败类的运动，甚至谴责共产党是由大 小官僚组成的「新资产阶级」，指共产党已腐败不堪、无法想像。鲁淑安 引述一位法国在北京的汉学家培札（Jean－Philippe Beja）的看法，认为 「新左派」的年纪都很轻，与党中央保守派没有关连，但正好赶上当局整 肃自由派学者的风潮，加入反对全球化运动，大肆斥责权力腐败、贪污贿 赂，谴责社会贫富差距，有些言论过火，颇让当局「感冒」。 　　鲁淑安说，一般人认为「新左派」是当局运用工具之一，由於抨击对 象有的还位居要津，因此很多人怀疑有高层撑腰。但据一名研究马列主义 的自由派哲学家的观察，由於新一波左倾风潮的兴起，在知识界已产生紧 张情势，对「革命」持相反态度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指「新左派」深谙 西方价值观点，为讨好当权派，争取好感，走向红色路线，根本是伪君子 。 　　「新左派」青年也在网路上大搞红旗文化，甚至还抬出毛泽东时代所 推崇的英雄「雷锋」为口号，连艺术家也加入阵容。 . ------------------------------------------------------------------- “按既定方针办”的历史真相 萧雨 2000年8月 事到如今，让我们回顾历史，大概没有人不承认，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发生的逮捕四人帮 的事件，以文革派内讧的方式，导致了文革势力的全面覆灭和以后的邓小平大复辟。在当 时，对局外人来说，事件如此突然，无论国际、国内都是一个莫大的震荡。到底是什么回 事？这个边怎么站？当时的所谓四人帮“篡党夺权”，其中最严厉的罪状，就是所谓的“ 篡改”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将“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暗示有一个既定 的方针，就是让江青等四人帮上台。而十月四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永远按毛主 席的既定方针办〉，就是四人帮下达的动员号召，通令全国夺权。所以，十月六日的逮捕 四人帮，就是对四人帮号召篡党的及时反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以编 辑部发表的社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就是当时官方的宣传基调。这个说法，在当时大概也很难有人相信，靠修改了三个字，就 是“夺权”的证据。后来，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等导演的所谓“审判四人帮”上，也未 见任何四人帮的“夺权”罪证。再之后，为了要同华国锋、汪东兴争夺“粉碎四人帮”的 功劳，叶剑英和其他参与策划逮捕四人帮的军方将领的手下，就陆续发表当初“策划”的 “内幕”，此时也不再忌讳因此暴露当初所编造的说词的虚假。历史的真相也就逐渐大白 于世。 但是，《光明日报》这篇“动员令”的产生经过，用意如何，终究还是悬案。如今，该文 的主笔者出面说明当时这篇文章，不但不是动员令，而且同四人帮毫无关联，领导“梁效 ”的迟群当时都未过目；而“按既定方针办”的下达，本来就是根据华国锋本人的讲话传 达。如此和政治斗争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居然被选中为“夺权动员令”，也确实匪夷所 思。不论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照过去方针办”，基本的精神都是反修、批邓，毛 泽东的讲话，却被用来作为鹬蚌相争的藉口，落得个叶剑英、邓小平渔翁得利，这个教训 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但是，直到今天，有多少人认真地总结了这段历史的教训呢？ 以下附文摘自范达人的《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书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一章。 可为历史的见证。 【附文】 “按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办〉一文，被定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按： 指梁效）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北招待所，与李家宽（按：当时北大 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为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实际负责人）和我 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 要指示，因为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 也深信不疑，早在八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 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范达人、陈先达、 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 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 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 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还要管世世 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色。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再谈 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美苏两霸。。。。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其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关于 “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文章。。初稿（何芳川起草）完成后，由我（按：指范达人）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 ，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润色。这篇文章便于九月二十四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 后送《光明日报》。九月三十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 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 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十月四日，《光明日 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 ，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 华国锋在这件事上，还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按既定方针办”追根溯源，最早是由他向下 传达的，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后刊在新华社《 内参》上。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联合发表社论，用粗体 字刊出这句话。华国锋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但到九月三十日，乔冠华在联大的报告引用了 这句话（据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一书中称，事实上乔在作报告时已根据国内电示删去 了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发表时没有删去）之后，华国锋则指出：“六个字，错了三个 字。不是’按既定方针办‘，而是’照过去方针办‘”。更为可笑的是一些报刊文章硬说 “按既定方针办”是修正主义，而“照过去方针办”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两者之间有原则 区别的云云。我看不出，想必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也分辨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何实质区别。连 彭真后来都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照过去方针办，咬文嚼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人们从范硕所写的（“四人帮”覆灭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端倪。该文称 “叶剑英等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如焚，正思考和酝酿着除害救国的战略决策”。王震这位久 经沙场的老将军，早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就常在邓小平、陈云之间沟通消息，议论 朝政，在此期间，王震还多次到叶剑英家里密谈。一次，王震问叶帅：“为什么他们（指 “四人帮”）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作了一个 打哑谜的手势。他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 按。王震一下子愣住了。叶剑英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这个意思：“毛 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已逝世，时机来到，华国锋等人便将十月四日《光明日报》的〈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藉口。这就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