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和“批宰相”
						萧雨

笔者在六月号的《人民春秋》的发表的“两首词和一封信”一文，指
出在1974－76年，所谓的“倒周”传言，实际上是叶剑英、邓小平等
，为了挑拨文革地两派，负担实际政府工作的周派以及抓思想工作的
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派的内部矛盾，采用极不光明的手段，不断
散布政治谣言的卑劣手法。1976年元旦发表的两首词，立即在当时的
民间流传着是打倒周总理。直到二十年后，我们才可从毛泽东写两首
词的来由和邓颖超的解释，确证谣言的毫无根据。其实，这样的政治
谣言，本是叶、邓的一贯伎俩。当时的学习“儒法斗争”、“评水浒
”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都在民间流传着是为了要打倒
周总理，“批宰相”。谣言确实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终于促成了
逮捕“四人帮”的政变。现在，我们又从当时置身于事件之中的最关
键人物：“梁效”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者范达人的著作中，证明了
这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谣言中伤。所谓“梁效”，是指当时的北大、
清华两校的名教授和尖端笔干子组成的理论写作班子，由北京市革委
的迟群、谢静宜领导，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梁效”的言论，是当时
的最权威的言论，被称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并传为是江
青的喉舌。范达人又是梁效的重要理论文章的主要起草者，当时的主
要政治运动，如关于儒法斗争的历史观点，批判宋江投降派，批文革
翻案、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等，范是主要执笔者之一和写作组长
，始终在梁效的最内圈。他和他的领导周一良教授，均因“梁效”关
系，在逮捕“四人帮”后，受到牵连，吃足苦头。范于1999年五月，
出版了《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将当时的“梁效”，从成立
经过，到当时的重要文章起草经过，都有清楚的叙述。“梁效”既不
是江青的班子，更不是由“四人帮”授意作为政治打击武器，而是根
据毛泽东的意思，由最高学府的学者成立的高级理论班子，抓思想和
理论的指导工作。范在书中，说明了“梁效”的所有文章，同“批周
、倒周”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人指示“梁效”批周，范也从来没
有在文章中影射周，但批邓是确实的，而且也是他们当时的真正认识
，没有歪曲和恶意中伤。历史的事实，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样样黑
白颠倒。今天，有多少人还是依照叶、邓的口径来认识评论当时的政
局，还在人云亦云地否定文革，特别是对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
失去了可靠的参考体系，也自然难以建立正确的判断。但是，只要我
们实事求是地来对待历史，一件又一件的歪曲、编造的假相被揭发，
有心人应该考虑一下：到底过去被灌输的“文革历史”，有多少是站
得住脚的？只要你认真探讨，是非真假是不难水落石出的！

以下摘自范达人著的《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中“从周总理逝
世谈起”一章的一段，足证“梁效”从未批周。

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我虽不知其全貌和详情，但总的印
象是，毛泽东尽管有时对周恩来不满，不时地批评、指责，甚至开会
整他，但毛泽东并无打倒周恩来之心，而且还要仰仗他来治理这个几
近失控的国家。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毫无影射攻击周总理之意
。
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最为严重的罪行莫过于通过“批宰相”
来批周总理。“批宰相”这一说法，我是在1976年10月才听到的。那
是在北大历史系开会批判我们几个“梁效”成员之后，我思想不通，
感到委屈，便找历史系一位老朋友谈心，他说：“群众反应你们那时
批宰相、批赵高、批司马光等等，实际上是批周总理。”听到他说“
批宰相是批周总理”，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是我首次获
悉群众中居然流传着这种看法。可是，在思想上，我从未有过“批宰
相”的概念，更没有将“批宰相”与周恩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
们没有批判历朝历代的宰相，有的宰相还受到歌颂，充分肯定其作用
，正如周一良教授在自传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
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这里值得一
提的是，周先生在强大压力下，尽然为我和何芳川作保。他说：“审
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
实交待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
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对于
周一良先生仗义直言的人品，我深有感受，早在“文革”初，我作为
“黑帮份子”、“修正主义苗子”遭到揪斗，强迫劳改。当时他虽身
处逆境，却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挥毫，书写大字报，张贴于北大历史
系院内，为我申辩，主张“解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