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的教训（一） 工言 反修斗争必须保存民间实力，实行“两条腿走路方针”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参加的群众性反修反共产党内走资派的大革命。 既然是群众的事，就应彻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然而，文革后期，中央出了事，下面 群众还蒙在鼓里，小数知道一点情况的造反派头头，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无法呼应党内 和中央的斗争。毛主席尸骨未寒的那场宫廷政变，就更不用说了，那种局面叫大家怎样 可能奋起抵抗？问题出在那里？ 有不小文革的参加者在总结文革教训时提出了“两个文革”的讲法：一个是群众的文革， 另一个是官方的文革。在文革追求的目标－－打倒共产党内走资派这一共同点上，把中央 与群众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显然是不符事实和错误的。然而这种声音又反映出群众 的角度和要求，确与中央有距离，特别是一些对打倒共产党内走资派态度比较坚决的红卫 兵首领，如蒯大富等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的几个领袖人物，当中央要他们回到课室， 回复以前的秩序时，他们就拐不过弯来，往往觉得文革所追求的目标远未达到，任务远未 完成。而这些红卫兵头头就被认为当了“草头王”后就要捞一官半职才肯收场，甚至被打 成野心家。但实际上，到六九年，虽然打倒了一个刘小奇，但邓小平等一大堆党内走资派 还未解决，军内的走资派更是丝毫无法触动，甚至已出现走资派卷土重来的情况与危险。 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指责这些对文革目标执着的红卫兵首领是野心家？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山头、打派仗，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但这是运动中革命派与走资派 斗争的反映，是相方争夺群众的表现，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正视群众 组织的存在和派性问题。在铲平山头大联合后，应该允许群众组织以某种形式存在与活动 。因为在各级革委会成立后，认为群众组织是多余了，是阻碍，群众组织的头头被视为 “草头王”了。当时学校只有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后就恢复文革前的体制：学生会和共青团 。工厂则只有工会、妇联和个别的青年读书小组。农村则只有贫协会和妇联。而所有这些 组织都成了“官办”组织，即在各级政府机关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各级政权有领导人 分管或兼任这些团体的头头。当为数极小的群众组织头头进入了革委会后，山头就铲平了。 群众表达意见的声音就弱了群众“四大”的权利不知什么时候就不知不觉地静止下来。 隐藏起来的、混过关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不那么容易受到群众的批评、监督和纠正。 这就给走资派继续走资大开方便之门，以至走资派逐步把红色政权蛀空，还没有引起足够 的警觉并及时有力地解决，尤其是在群众中未能再次鼓动被降了温的反走资派热情与干劲。 关于文革中的派性，是不同观点不同角度的反映，主要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歧。但这些 派性应服从于反修反走资派这个文革的主题，尤其不能被走资派所利用。然而群众组织和 派性的存在并不是都是消极的。派别分歧就意味着观点不一致、存在问题。当时把这个问题 与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对立起来。这对保持群众反修反走资派的积极性、保存反修力量于 民众之中是很不利的。应当在强调大联合前提下，允许群众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让群众有充分 表达意见的地方、反映群众意见的多条管道，甚至应允许他们保留看法、允许争论， 笔者想起当年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前，省军管会召集各群众组织代表在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 开会，讨论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事，由黄永胜主持 (续）会议。但是由于各群众组织观点不能统一，会上争论不休，特别是对一些 “领导干部”能否站出来三结合，参加省市革委会，分歧很大，不能取得共识 。例如象梁湘这样的人，当时“筹委会介绍他是：工作勤恳、抓工业内行能手 ，但不突出政治、只顾埋头抓生产、有业务第一生产第一的表现。粱箱在文革前 是广州市抓工业战线的书记。工人造反派代表就表示：这个人搞的是修正主义工 业路线，对他不放心。市委机关干部造反派代表更了解其人，直接了当地指出他 表面不突出政治，实则是陶赵死党，却隐蔽得很巧妙。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多 ，没有结果。黄永胜都打瞌睡了，苦着脸说：同志们，全省人民等着我们，我们 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尽快拿出个结果来。后来不知怎的，就让梁湘钻进 了革委会。在后来邓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时，他是得力干将。是邓小平派去的 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把深圳变为资本主义的策源地和火车头，在全国推行 资本主义的倒退潮流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象这种事例，说明说明问题？给无产 阶级继续革命派什么启发呢？ 然而，共产党是执政党，负有领导国家的责任。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亿多人口的 国家，当时要把革命与施政都搞好，也不是一件易事。文革长时间的”动乱“ 局面，虽然乱了走资派，但还是要顾及国计民生、“促生产”的问题、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的问题。更何况共产党走资派还不借此为由，大做文章，兴风作浪，向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当时中央 是把不听话的造反派头头收拾了，有的是被关起来了。总之是要他们偃旗息鼓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群众组织头头都得乖乖就范。那时红卫兵、工人和 农民都感到风向变了，有些人感到被利用了被作牺牲品了，但不明白为什么？ 不管怎样，彻底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不是一时的、有显得大民主，而 该找出一种方法，使群众的反修反走资派的斗争势头不受挫伤，要保持这个 民间反修反走资派力量。让群众保持这种积极性，保持旺盛斗志，而不是对 群众泼冷水或施加太多限制，以至一旦中央有变、出了危险而且不是一般的 出了修正主义，使民间有足够的能力抵抗这种宫廷政变开始的和平演变，不 至于出现亡党亡国的惨剧。 毛主席说过：“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邓修集团篡权复辟，不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而且还为患全国以至世界 。这“两个相信”中，“相信群众”就显得特别重要，是决定因素，也是根本 性的因素了。 当年法国大革命有过成功的经验：“无套裤汉”等民间力量，有制衡俱乐部的 力量，极力避免了党派斗争失利、民间无法呼应的局面。 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作为执政党执政后，我们尤其要解决这个存反修力量于民间 的问题。重要的是要让平民百姓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让平民百姓能左右反修 反走资派斗争的局面，有力地呼应共产党内的反修斗争。希望寄于民间而不是 一切冀望执政党自动修正其自身的错误。动力来自群众，平民百姓才是斗争的 火车头，共产党内的斗争是车卡。要保存建立反修反走资派实力于民众之中， 这比都聚集和维系在执政党内更可靠。“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对这个执政着的党，要有足够的认识。尤其 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中，对执的共产党变修的问题不能失去警惕、掉以轻心 。“我们应当相信党”就不是相信共产党内走资派！也不是盲目地、过分地盲从 一个上台执政的党。我们应对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反修斗争形势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