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年后的中国 佚名 （激楚译） 六年前，民主运动在中国被镇压，几乎所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及西方观查 家立即提出预测：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会一败 涂地。现在看来，资本家自己比他们的理论家们有更多的关于中国实际的先 见之明。一九八九年的革命超出于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范围之外，也 就是说它有成为真正民主的潜在可能性，革命的失败反而为资本主义再向前 发展扫清了道路。 【改革、一九八九年的革命、资本主义】 虽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开创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方面终于失败，一九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再也不会是以前的那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一个 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而且已经打上了它的烙印。 中国工人阶级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如做工权（“铁饭碗”〕，几乎免费的 住房权及免费医疗；这些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所无法想象的。这些 社会权利只有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前提下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 产过程同时也是工人蒙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他们进行生产因此是不得已的 。资本主义生产依靠一连串的强制机制。例如，失业机制就在维持资本主义 经济体制的“效率”方面负有不可缺少的任务；而社会福利尤其要被限制在 “合理”程度以内，如果超过了，工人就会懒惰。 工人阶级在革命的中国所享有的铁饭碗和其他社会权利，因此就不只是物质 上的好处而已。它们有着与资本主义相抵触的、在生产过程上的、工人控制 力。这些权利一旦遇到生产关系上的变化就化为乌有，而“民权”总是形式 ，在大多数人民生活实际内涵中，其重要性不大。就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铁 饭碗本身不能导致“无效率”。事实上，劳动人民的生产潜力，只有在真正 能控制生产过程后，才会释放出来。果然，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曾经有 过十分可贵的成就！ 那时中国经济成长率不但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过发达中国家。不难证明的 是：中国的能动性效率也是较高的（跟那种认为中国高经济成长率是在低效 率下取得的观念正相反〕，这是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得到的成长率。 这种成就只有当中国继续是一个革命国家时才有其可能。但随着文革的失败 （一九六九年以后出现转折〕，中国革命已经走到尽头。党·国官僚统治阶 级于是开始强化其地位。可是由于工人阶级仍然享有铁饭碗，统治阶级发现 它的政治支配力量无法“有效地”施展和利用。这一难题，从统治阶级立场 看来，就只有引进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才能得到解决。对铁饭碗的斗争已经是 所谓“经改”的核心。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争论，只不过是这一实际争论的学 院式的表现而已。后者当然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物质力量的真正的战场上进 行。战争到一九八九年革命达到高潮。 一九八九年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象他们东欧伙伴一样，没有把自己发展 成一个独立、自为的政治力量。类似东欧可是还没有那种突发破坏性结局， 工人阶级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误导，他们竟然去协助知识分子的私利。中国 工人阶级不能以一个独立的自觉政治力量的面貌出现，无论如何并不表示它 不会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即和实际的威胁。这一实际威胁反映在一九八 九年革命前夕所发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争论上。争论中有相当多的中国自 由派知识分子看好“新权威主义”。支持者辩称：现代化过程很可能带来许 多社会混乱与骚动，会把现代化事业本身打垮。因此，最适合现代化的政治 制度不是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开明政治领导而又有强制手段的某种权威主义 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遇到劳动人民的反对和反抗，而反抗必 须用政治镇压处理，否则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失败一途。 事实上，即使那些自封的“民主派”也赞成不应因民主斗争而牺牲社会秩序 。一九八九年革命出现“和平、理性、非暴力”口号并不奇怪。到了最后时 刻，自由主义反对派宁可让民主运动失败也不肯号召民众起义。 民主被镇压，但是资本主义得救了。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们经过一段紧张， 很快达成一个新社会契约。统治阶级答应知识分子们某些社会·经济方面的 特权，并对一个知识分子们可以充分参与政治决策的技术官僚体系做了承诺 ，而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方则答应支持“改革”及对准铁饭碗进行斗争。结果 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其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快速衰退下 去。 工人阶级的憎恨在没有政治领导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引发全国性起义。中国 依然处于政治安定中，为投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资本主义积累正向前大步 迈进。中国三年以来的经济成长率分别是：12.7%(1992),13.4%(1993), 11.8%(1994.) 事实上，中国经济景气已把其他国家抛在后面。 【铁饭碗和中国资本主义】 不过，经济成长统计数字既说明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素质，也决定不了其发 展的远程模型。 中国工人阶级虽然遭受到政治上的挫败，可是铁饭碗“问题”并没有得到完 全的解决。统治阶级于一九九二年发动一个“改革潮”，想一劳永逸地打破 铁饭碗，它遭到工人阶级的强烈抵制。在个别情况下，工人诉诸暴力，杀死 了经理和主任。统治阶级因害怕进一步难以预料的发展而不得不撤退。 中国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拥有能继续维持国有企业的本钱。农业改革后， 农民变成自由劳动者。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超过一亿 人。这么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使中国得以用发展“乡镇企业“与私有企业及 引进外资的方式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统治阶级如果没有这一“剩余”劳动 力的话，就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才能 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这些特殊阶级关系（部分地反映出中国生 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面貌〕，中国资本主义才能繁荣一时，而不需要象在 东欧及前苏联所见的对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总攻击。 虽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十六年了，国有企业部门仍然在中国经济里扮演一 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根据财政部副部长张有才（译音〕所说：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的，是能源、运输、重要原材料、技术设备 的主要供给单位。在一九九三年，整个企业中的八万国有工、企业的全部 资产值（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设有个别专用户头。国有企业向国家 财政提供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国有企业在主流工业和战略性部门比 其他型企业具有领先地位，并且有较好的技术性设备。其科研和工艺开发 也比较强。在劳动生产效率方面，国有企业继续保持其远远领先其他型企 业的优势地位。 只要统治阶级一天解决不了仍然存在于国有企业里的铁饭碗问题，它就无 法对这个最有生产效率的工人的大部分进行“有效的”剥削。结果是国有 企业无法执行正常资本主义积累。九十年代初，估计有三分之一国营企业 明显亏损，另外三分之一表面不亏可是其折旧基金不够再投资的用费。换 句话说，如果让大部分国营企业作为游离性质的“市场”个体存在而自负 盈亏的话，那么它们就无法用再生产来活下去。国有企业的这么大的重要 性说明：彻底而下了决心的市场化带给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冲击将如同在前 苏联所见到的一模一样。 【国家、地方主义、依赖性发展】 成功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如南朝鲜、台湾、新加坡通常需要实力强、效率 高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在国家作实体性干预下，在一个高度集聚的 基础上发展的。其重要性不但是因为经济的计划性可以改进经济效益，而 且在于国家的主动干预可以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技术发展，并使 自己在相当程度上脱离对外国技术与资本财的依赖性。 因此，必须考察中国国家的性质及其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的影响。 改革前，国家大力控制整个经济。一九七八年国有企业占国家工业总生产 的77.6%,可是到一九九二年它只占48.1%.另一方面，“集体企业”（大部 分是“乡镇企业”〕份额则上升到38% 而私有企业上升到13.9%.这种发展 上的差别反映了这些企业间不同的阶级关系。 资本主义与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是基于乡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者 可以称之为新无产阶级。中国这个新无产阶级不象国有企业老无产阶级那 样自觉和富于战斗性。他们连“改革”中的知识分子所热中的最基本的民 权都没有，更谈不到社会主义权利——铁饭碗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 ，基于这种劳动力的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 市场机制的动力学决定了：这些资本主义与半资本主义企业很快地集中于 中国的少数几省。这些企业的经济利益不一定符合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利 益。结果，它们需要某些政治权威力量保护其特殊利益。省政府比中央政 府在利益方面与它们更为一致，而且更能满足其政治保护上的需要。从另 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与半资本主义企业集中于少数省份大为加强了这些 省相对于中央的地位。 同时，许多官僚·买办公司在“改革”期间发迹于沿海各省。这些公司使 许多统治阶级成员发家，成为百万富豪甚至于亿万富豪。结果，省政府、 资本与半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官僚·买办公司间出现了联盟，而且正在快速 改变中央与省政府间的权力平衡。中央政府的势力衰微可从以下事实看出 来：除国营企业外，中央政府在国民生产总额中的支出从一九七八年的 14.5% 下降到一九九二的7.1%, 总投资中国家投资份额从一九八五年的 16% 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4.3%. 因此，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幅低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多方 面的冲击： ◆在没有有效的经济计划之下，资本与半资本主义企业及地方政 府盲目投资，造成了一些工业部门的严重生产过剩（如置闲生 产力占冰箱总生产能力的49%,洗衣机的26.9%,空调的52.2%.) ◆国家自己缺钱在基本建设方面进行投资，反而必须依赖外资， 而基建是任何经济的再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资本与半资本主义企业及地方政府倾向于将投资集中在劳动密 集、消费品轻工业，依靠的是引进的技术和资本财，而不去发 展中国本身的技术能力。中央政府在没有财源支持之下想改善 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的。据报道：科研·工艺发展的支出只 占中国国民生产总额的0.5%, 而就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它应 占1%-2%,至于已发展国家平均则占2.6%. 结果是，中国不能发 展本地技术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技术及引进的 资本财。 依赖性发展的模型可以用计算机工业的例子来说明： 中国着眼于…做低档个人计算机及周边设备如打印机、显示监测 器、电路板的国内与世界市场的一个主要供给国。通过这些产品 的大量输出，中国将能赚取外汇来引进高档设备系统及计算机工 业所必备的技术。 而这个低档生产本身就要仰仗引进的晶片： 中国的集成电路（“ＩＣ”〕生产能力非常低，而且限于消费品 如电视、冰箱用的ＩＣ。结果：中国必须引进计算机生产所需的 所有ＩＣ。虽然中国试图建立国内ＩＣ生产线，可是多国家输出 控制协调委员会（ＣＯＣＯＭ〕禁止中国取得生产更多复杂ＩＣ 的工艺。 中国政府官员承认：就技术而言，中国集成电路工业落后国际水平十五年 。中国集成电路生产预计到公元二千年将达到十亿个，但是国内需求则将 上升到二十或三十亿个，需要引进十到二十亿个。 事实上，中国已经感受到依赖性发展所带来的痛苦。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 贸易上，中国卖给发达国家能生产可是成本太高的产品，而发达国家则卖 给中国它根本不能生产的（先进技术与资本财〕，为此，中国必须接受发 达国的漫天要价。至少由于两个理由，依赖性发展令人怀疑中国资本主义 的远程后续性。 一。中国之所以能以比发达国家低的成本生产某些产品，只是因 为它能以较高的比率剥削劳动力。可是从长远看来，随着技 术进步，劳动力在总生产成本里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这即使 是对今天的劳动密集工业来说也是正确的。于是中国越来越 难于以低于国际竞争者的成本来进行生产。 二。正是在这国际经济条件日益不利于中国的时候，输出收入日 减的中国除了借外债以外，将会买不起自己不能生产的技术 和资本财。中国总外债在一九九四年已经达到一千亿美元。 中国只要不能从依赖性发展里解放出来，就会有（象墨西哥 那样的〕因外债积累的恶性循环而走向崩溃的可能性。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包括两个互相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部分：城市“改 革”与乡村“改革”。乡村“改革”一开始看起来很受欢迎。它曾在八十 年代初给予统治阶级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基础。这也可以说明农民—— 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的关键时刻采取了中立立场。 乡村“改革”不管怎么说也不过是小农经济的复辟，而小农经济在经济和 社会两方面受制于现代的城市活动。因此，乡村“改革”的终极意义不在 于它自己，而在于城市“改革”的性质。 一九八四年以后，当年的农业“奇迹”消失了。尽管中国新的城市资本主 义经济以世界最快比率增长，农民生活水平简直是停顿了。部分原因是由 于对农产品需求低落。但是更重要的是，虽然经济增长快，不过资本的有 机组成增长更快。〖译按：即不变资本——厂房、设备、机器等比可变资 本——劳动力增长更快。〗于是就业不足持续上升。报道上虽说过去十五 年来乡镇企业吸收了一亿二千万工人，可是现在的总“剩余”劳动力已达 到一亿七千万人。这么大的劳动后备军在保持劳动力价格低廉及温顺听话 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国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 这个矛盾因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模型而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势力衰 落，因此地方政府正在借机发挥其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作用。与一般资本 主义竞争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可以用向农民收税来增加投资基金。这样一来 ，加强压迫农民就成为竞争的手段，以至于在个别情况下迫使农民公然以 暴动造反。 另一方面，国有工业和铁饭碗仍然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主要障碍。 统治阶级正在计划对工人阶级采取新的攻势。计划从一九九五年到二千年 间，把失业人口自四百八十万人提升到二千一百万人。〖译按：因停产半 停产而在职失业者一九九四年为六百万人，比显性失业者的人数还多，此 外企业与机关的离退休已提前五至十年，这也增加了变相失业人口。粗略 估计：中国失业总人口（各种性质包括隐性显性的失业在内〕将高达总人 口的百分之八（景气时期如九五年〕到百分之十六（未来萧条期〕；也就 是说分别约计是一亿和二亿。〗 尽管现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大体上仍然声名狼藉，可他们企图对当前的这一 局势加以利用。在北京大学教书、“英雄崇拜”哲学理论家袁红兵（译音 〕，曾与某些知识分子和研究生合伙想成立“工人权利保护联合会”。基 本想法是要发展出某种“独立”工会的运动，把要求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民 权与改良主义的手段之内，这些普遍被认为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所不可 少的。但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对反革命的用处，而过低估计了独立性的 工人组织只要一有可能就会具有真正革命的潜在力量。当然，不出所料， 他们立即被捕了。 就象一九八九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执意要搞“法制”原则，这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现实社会的情况。这些知识分子认为“法制”不仅是 斗争的一个手段而已。在“法制”原则的背后隐藏着“用法制进行统治” 的意识形态，以及离开社会和经济权利来谈的民权，而且不但意味着形式 上的“自由”也同时在意味着一个具体的“秩序”引申义。被“法制”原 则所制约的斗争是受控的。它把劳动人民的斗争简化成法律过程，这样一 来劳动人民的自发性和首创精神就被罪行化了，然后让他们受制于那些深 谙法律又会操作法律过程的精英们。 但是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不愿意以任何形式来面对阶级斗争问题。最 近，有成打的“异议分子”上书人大建议反贪。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民 请命所做的一个努力。这型人物不是别人而正是在八十年代为民请命要求 深化和加速改革者。过去的恳求现在得不到支持了。建言说：要解决贪污 就必须把政府各权力部门加以分离，搞司法独立以及多党制。 本文不想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陈腔滥调，可是它的功能在这个例子里 还是暴露无遗的。正当中国劳动人民为保护其革命传统中残存部分而作殊 死战斗的时候，自由派知识分子突然宣布贪污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问题 在于：反革命里的“反贪污”的实质是什么？其实质就是：只有当工人所 控制的生产过程残存部分终于被盗窃一空时，政府——当然不是新分离出 来的“市场化”了的经济——那时才能变“干净”。这个方案中的堕落程 度再也没有比这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大的了。 一九八九年革命失败证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资格领导中国的民主 运动。中国劳动人民如果跟他们走，那得到的只会是被剥削。中国劳动人 民一定要摆脱统治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并 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政治力量，也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