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上） 　　　　　　　　　　由“新左派”与革命谈我的文艺观 　　　　　　　　　　　　　　　　　　　　　　　　　　　　　　　整理者： 小雨 　　前几天，甘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新左派”问题。他说，他和他的几位 同道是“自由”左派。他在文章中写道：“九十年代的辩论，并不是传统马列主 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论，而是更 多涉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辩论。” 　　他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所谓“新左派”与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无 关，而是在某个大家心昭不宣的前提下的左右之争。那个前提，美国社会似乎是 一个好的例子。 　　其实，他讲得也蛮有道理，并且很坦诚很爽快，把“新左派”多年来的模棱 两可的面目去掉了。有些人认为“左”就是红色，就是社会主义倾向，“右”就 是民主主义倾向。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个问题。左右这两个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对左右，共产党里也有左右，甚至左之中还可分左右。男女 不也可以说是左右吗？所以甘阳先生这么说也是很对的，他说他的这个左派实际 是有光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或者干脆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统里边的左右。 　　我想大家对西文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自由主义”的意思就是“解 放”。实际上现在的确很多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含混的。我不知道大家看 没看过朱学勤的书？看没看过徐友渔的论调、厉以宁的一些说法？他们都号称是 自由主义。但要是严格地讲，马克思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解放主义者。 这点甘阳先生似乎在表述的时候有欠考虑，他把自己连带保守主义者一起与马克 思对立起来了。 　　西方的整个自由主义传统的确跟民众解放的精神联系密切。比如，资产阶级 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专政就含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国革命中第 三等级争取权利也带着自由主义的倾向。罗伯斯庇尔可以说是个自由主义者，从 这个线索来说，那比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远的马克思肯定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了，马 克思不喜欢的布朗基也可以算得上。问题在于现在为什么马克思好象变成了自由 主义的对立面？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甘阳先生讨了个巧，又偷换了一些概 念，并且玩耍了一点相对主义的小聪明。 　　不过，我觉得甘阳先生的矛盾表述客观上帮助我们澄清了一些概念，也是有 意义的。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现在往往在经济上坚持保守主义的人，在政治上 坚持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又有很多保守主义的东 西。所以，现在说得很多的“自由主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保守主义的东西。这 一点，甘阳先生是看到了，而且陷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于不利的境地。这话通俗 地讲，就是你徐朱二位老掉牙了，在美国只算保守派，臭名昭著的极右分子，而 我甘阳等人才是名牌正宗的自由主义。 　　都是倒腾，空空如也！ 　　我为什么谈“‘新左派’与革命”这个题目？因为实际上甘阳先生在他的自 白书里边还谈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个新左派是与革命煽情无关的，是与社 会变革无关的，我只不过需要一块独立的空间，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空间，与社 会问题无关。那么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任何一方说：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大家 不要看到新左派这个词就瞪眼睛，就吹胡子，不是那么回事情，而且我肯定是跟 张广天、黄纪苏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在人艺演的那个《切·格瓦拉》讲贫富问 题，革命煽情，甚至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可能会沾染上“输出革命”的危险— —我跟这些没关，我划清界限，我是安全的，你们不管是美国还是别的哪种势力 都请相信我，给我一片可以吃饭的空间吧。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北平做讲座的时候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人的帮忙和 帮闲。说到底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左派”，全是胡扯！ 　　今年上半年的“长江读书奖”活动，我觉得非常无聊。谁获这个奖，大家都 在炒，说这里边有舞弊，可是指责人家舞弊的人从来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 据，那你就是在胡说。然后通过这个奖来分野成这一派和那一派，他们什么实际 问题都没有做。中国有什么实际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在座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学费在上涨，开销在上涨，食堂的伙食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毕业 以后上哪里去？我们干什么？我们为了上这个学，家里投了很多资，自己也投了 很多资，我们这个投资能不能有回报？我们在未来社会的竞争中能不能享受到公 平的待遇？为什么我很有能耐，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学习，来尽我所能想做一些 事，最后却是一些没有本事的人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我想这些问题可 能是中国（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我 们的学问家能跟我们交流交流这样的问题，能帮我们解决解决这样的困难，可能 他能称得上是学问家，否则我看他是称不上学问家的。 　　我再举个例子，我想起一个叫远志明的人，我说这个可能现在的学生不知 道，但是大家对电视系列片《河殇》一定是有印象的吧。他就是这个创作者之 一，还有苏晓康。他们搞的那个《河殇》从头到底都讲的一句话，就是：历来的 农民运动都是暴民痞子。中国为什么落后？就因为这帮农民痞子闹运动，所以中 国落后了。这就是《河殇》的说法。远志明先生后来出去了，跑到美国去了，似 乎他不搞那个民主主义了，不搞那个自由主义了，他换了一个东西，他改信基督 教了，他成了一个基督徒。这倒也无妨，他可能有了他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做了 一个非常可笑的学问。他说《圣经》里边的上帝，在中国的上古文化中古已有 之。孔子在《论语》中一直说“敬鬼神而远之”，而且孔子的确对周代的盛况非 常地崇敬，他说的“礼”指的是周时候的文明。那个时候确有“上帝”一说，文 人史家不少也提到过“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是不是就等于那个God呢？我 想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是先有这个“上帝”，后有那个God的——我不是说历 史上到底谁先谁后，而是指说法上。《圣经》传进来后，“God”怎么翻译？给 它安上个什么说法呢？于是有人就想到上古有“上帝”的记载，而想到的人就是 利玛窦——是这么个关系。另外，我要告诉大家，普遍使用的合和本《圣经》， “God”译做“神”，而不是“上帝”。远志明却认为这个“上帝”跟那个 “God”是一回事，围绕这个他还做了很多辅助的“考证”。 　　他“考证”了几个汉字，一个是“婪”，——林下之女，什么意思啊？暗指 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笑）。他还说“船”这个字，是“八 口之舟”，“八口之舟”是什么？就是 Ark——挪亚的方舟。那么这个“船”到 底是不是“八口之舟”呢？《说文解字》说“船”就是舟，右边是个音部，用来 注音的，读做“ yan”——右边这个字上面应该看成两道，我们知道三道就是 “川”，代表水，其实两道也可以用来表示水，是小水，不是大水。两道下面的 “口”是洞的意思。上面是水，下面是洞，就是不太好走的一个沼泽地。舟行沼 泽，什么意思呢？就是贴着有点象岸有点象水的比较模糊的一个过渡地带航行， 一艘小一点的“舟”，不用对付大江大河，所以叫“船”。这个字是这么来的， 根本右上部那个东西不是“八”。如果“船”是八口之舟，那么“沿”就变成八 口之水了，“铅”就变成八口之金了——远志明先生做何解释？我不是要故意出 他的洋相，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要做学问，一个读书人叫陈寅恪的，是国 学大师，还有章太炎，鲁迅先生的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读书先 要识字，尤其汉语更是这样。你不识字读的哪门子的书？你兴的什么左派？兴的 什么右派？都是在胡说八道！按照国学的说法，这叫“小学”（不是我们现在说 的“小学、中学、大学”），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才可以研究“大学”。远志 明竟然可以出这样的洋相，你说怎么相信他是在做什么学问！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来说，就是真正也许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个 老老实实的事。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它？怎么去解决它？ 不要搞这些名堂，不要以为大家不知道，不要以为群众都是阿斗，没有人会揭穿 他。《说文解字》还没有被烧掉。在他们远志明、苏晓康眼里，好象我们生活在 暗无天日的时代，共产党野蛮专制，专制到什么程度啊？焚书坑儒，《说文解 字》也烧掉了，他可以胡说八道了。（笑） 　　事实不是这样的，他在做梦，已经走得很远了，根本就丧失了常识和理智。 　　我回来再说“新左派”与革命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新左派”与革命？因 为甘阳先生替代汪晖先生、替代崔之远先生、替代王绍光先生，替代现在所谓的 一切“新左派”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跟革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倒也可以 说跟革命没有关系不见得就是反革命，但是今天我要利用到这里来的机会跟大家 讲一讲：我跟革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不是“新左派”，我肯定不是“新左 派”，我宁愿是右派也不是“新左派”——右派至少还反革命呢——而他既不革 命也不反革命。 　　说到革命这个词，我想表明一个观点，就是要谈谈社会革命。我还是回到演 《切·格瓦拉》这个戏剧来谈。我记得在演出《切·格瓦拉》戏剧的时候，个别 观众经常提这样的问题，他们问：人性是很丰富的，为什么你们就简化成贫富之 间的对话？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切·格瓦拉》，或者有读过剧本 的。我们在第二场里面有一个对垒：几个女演员扮演丑恶的一面，几个男演员扮 演正派的一面、良知的一面。他们进行了交锋，谈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市侩、势利 眼跟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什么是市侩和势利眼？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 家知不知道王小波？——已经死掉了——这个王小波写了《精神的家园》等。我 好好地读了他的书，下了功夫读他的书，我发现他所有的就讲了四个字——“趋 利避害”。说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这个话也不很错，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孩子 见到烫的东西他就不吃，看见亮的光就眨眼睛，这是趋利避害的。他说这就是人 的天性，而我们现在的文化是违背了这样的天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回这个东 西，说这就是人性的本源。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以为王小波这个说 法不但离人本主义远得很，离各种宗教精神也远得很，甚至离肉林酒池的古希 腊、古罗马精神都远得很。趋利避害任何生命都有，连含羞草都知道，你碰它一 下它就卷起来，只要是动、植物它都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不能把兽欲 等同于人性。我认为这是八十年代思想界主要的一个混乱，就是谈到人性的时候 不谈尊严的一面，只谈作为兽欲的一面，所以官能享受、本能里比都大行其道。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叫“存天理，灭人欲”，我觉得它跟王小波的 趋利避害同样荒唐。“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天下的公理要存的，人的欲望却要 灭的。人的欲望有动物的一部分，还有作为人的一部分，统统把它灭掉，这就不 对。比如给女人缠上小脚，这就是灭人欲的做法。那么王小波就跑到了另一个极 端，就是趋利避害。我们说“存天理，灭人欲”和趋利避害说到头都是市民气， 都是市侩的东西。《切·格瓦拉》的第二场，就是市侩的心思跟正派的理想主义 发生了冲突。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爱读书，非常爱了解信息，就好好去读读徐友渔、朱学 勤、王小波这一类人写了什么。大家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在趋利避害的角度来 谈什么自由民主，什么反对革命论，不但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罪孽，中国1949年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很有罪孽，接着往前推，太平天国革命也有罪孽，甚至连他们 祖师爷的1789年都有问题，反正，革命就是有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就是对的— —这个就是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既得利益和市侩。但是他要打扮成一个学者。 什么学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八口之舟”的学者，就是连“小学”都没有 搞清楚的学者。 　　这就是《切·格瓦拉》这个剧讨论的问题，所以当时争论特别激烈。因为我 们把所有市侩的脸谱都画了一下，把这二十年来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学者的脸 谱都画了一下。但是他们的对立面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那三个作为对立面的 男性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理想道德的化身，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正 派人。看完这个戏以后，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锋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是大家 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的，是被这种学术迷信掩盖了的事实。但也有不少人问 我——回到刚才那个话题——说就贫富对立那么简单吗？你说你有钱，他没钱， 就不公道？你说有的人一个晚上一掷千金，三万、十万地吃一顿饭就没了，有的 人一个学期连学费都交不上，就没天理？你说这之间的不平等就是人类社会的所 有事实吗？这样的问话，听起来很严厉呀，咄咄逼人啊，似乎没有办法回答的， 好象如果我张广天承认说“是这样的”，那我就是白痴；如果我说“不是这样 的”，就没有社会良知。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就因为人性是 极其丰富的，丰富到既不是趋利避害的，也不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所以资 本主义的现实在贫富的经济分野上建立人格就不对，把丰富的人性阉割得只剩下 贫富的关系了，我们能不谈这个贫富问题吗？我们不谈这个贫富问题就会有更多 的人不高兴。比方我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到这里来做讲座，也有从别的地方过 来的人，大家就问了：张老师你是怎么来的？我说：我是打车来的。他说：我是 顶着风骑自行车来的。——这可就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了。你为什么打车来？ 你为什么骑自行车来？有的人会说：你不能这么矫情，你这么矫情怎么行呢？我 是有能耐的人所以我要打车来，你是白痴所以你要骑自行车来（笑）。——是这 样吗？不是这样的！事实不那么简单。有白痴骑自行车的，当然更有白痴打车、 甚至开车的，这是大家稍有常识都能明白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要把贫富对立起 来，而是贫富要把我们对立起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如果看不到这个 问题，我们就是白痴了，我们肯定是白痴啊，我们被人家压迫、被人家剥削、被 人家欺骗、被人家使用，我们说：好得很，有理得很，一定要这么干，不这么干 是不行的，不这么干中国是不会发展的！（鼓掌） 　　我经常听到这种言论。比如说盗版问题，王小东先生写了个文章叫《盗版有 理》。我们有个网站，大家知不知道？叫“黑板报”。前几天工体开了一场音乐 会，叫“反盗维权演唱会”。大家有没有耳闻这件事？在寒风凛冽中据说是唱得 又走调，又泣不成声，最后大家联合起来唱《团结就是力量》，两句过后连歌词 都想不起来了（笑）。因为开了这样一场音乐会，在我们“黑板报”上就开始了 一次讨论，就是关于盗版的讨论，关于中国唱片业的讨论，讨论得很激烈，打起 来了。有人就在网上把王小东的《盗版有理》这篇文章拿出来了。王小东先生这 篇文章写得相当好，同学们可以去看看。 　　我们今天先不说他的这个文章的内容，我跟大家介绍一点别的情况，就是中 国的唱片是怎么一回事情。 　　大家从马克思理论的教科书里面看到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音乐、艺术、宗教、法律，等等，这些属于上层建筑范围，是被经济基础所 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基础放在前面，那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回到今天 的社会现实中来，我们看几个数据就有新的体会：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7是 唱片工业带来的，也就是说唱片工业在英国是一个支柱型产业，如果没有唱片， 英国人七个菜就要少掉一个菜，七件衣服就要少掉一件衣服。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产业和它的唱片产业，也在整个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就是说自从生产力手段发生变化以后，马克思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到，艺术在今天 不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它是生产力。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来养活它自 己。我记得有一次到清华去，一个学生跟我辩论，他说你这个话很荒诞，跟马列 主义原理相违背。他说衣食住行是一切的基础，没有衣食住行就根本搞不了什么 音乐，什么文艺。我说衣食住行是人极低的要求，甚至可以说除了“衣”， “食”、“住”、“行”那是连动物都有的要求。人因为害羞嘛，要有一个遮羞 布，既然有“衣”在里边了，实际上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已经 开阔了一个空间，“衣”就是跟精神生活有关的一种要求了。有很多人——这种 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常常宁愿为了一首歌可以不吃饭，我相信同学中也有很多 这样的，宁愿这个月饿着肚子，也要买到一本书，也要看到一部电影，也要听到 一盘唱片。我们说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你才是人。 　　你说有产阶级欣赏音乐跟劳动群众欣赏音乐有什么差别？它的差别大了。有 产阶级把音乐看成奢侈品，所以在沙龙里边，他吃饱了、喝足了，什么都够了， 他听听音乐。有一个国家拍了部电影，是肖邦的传记。在贵族大公的晚餐上，人 家在吃饭，谈非常无聊的事情，而肖邦在边上弹琴。那么在资产阶级的眼中，音 乐是什么？——是一种服务，跟按摩、搓背、洗脚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肖邦是什 么？——是奴隶！所以有产阶级对音乐是没有精神要求的，顶多当作一种享受。 　　而劳动群众对音乐的看法怎样呢？我们试想一下：两个穷学生在食堂里打了 饭，说边上肖邦给我来段钢琴，我没有这个不行，我下不了饭，我得就着你肖邦 多吃两口？不可能是这样的，你对音乐的要求是精神要求，有娱乐和消遣的成 分，但更多的是你非常尊重这种劳动，你认为这里边有你的慰藉，有你的情绪宣 泄，在需要斗争的时候它也可以聚合大家的力量，在你不满的时候也用它来讽刺 社会、排泄苦闷。这就是孔子说的“兴、观、群、怨”——孔子说《诗经》 “兴、观、群、怨”。兴，就是激发大家的兴致，音乐起来了，情绪挺好，往食 堂打饭的路都走得快了一点；观，指观赏性，包括娱乐在内；群，就是团结民 众，有的歌一响起来，如“一条大河波浪宽”，所有的中国人都激动，平时可能 会争，但到关键时刻，这个歌一起来，就有整合思想的作用；怨，舒泄愤懑，有 的时候我们有意见，大家唱一首《国际歌》，“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 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要不是这么想的人，听到都 害怕，右派听《国际歌》害怕，“新左派”听《国际歌》也害怕，甘阳先生就更 害怕，群众是非常了解这个道理的。（鼓掌）这就是有怨在里边。老百姓对待音 乐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有精神要求在里头。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化劳动越来越普及，作坊联合起来变成了大工 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在劳动的同时，就会有广泛的交流。那么对音乐的 需求也社会化了，原来只在有产阶级沙龙里的音乐，这时候就要走出来。所以音 乐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沙龙时代；第二阶段它走 向了市民生活，是剧院时代——原来肖邦只给大公弹琴，哪可能到街市上去呢？ 到了资本主义中兴时期，他就到剧院里去了；然后传播业发达了，如本世纪初无 线电的诞生、唱片的诞生，这使得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钱就能买到唱片，这就进 入了唱片时代。唱片时代与之前有什么根本不同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剧院里 的演出，有指挥、有演奏家、有总谱，这种情况需要每一个参加活动的音乐家都 必须受专门的训练，而这个专门的训练就是上音乐学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 音乐学院的，要有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物力、财力、资源的投入才能培养一个在 剧院里演出的音乐家。可是唱片时代就不同了——利物浦街头的几个小青年成了 世界明星，他们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他们的音乐知识是听唱片听来的。这就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可以不上音乐学院就掌握专业技能。大家如果听过“披头 士”就知道，麦卡特尼是很专业的，他的歌写得相当好，既讲究曲式，又注重旋 法，和声也安排得很有创意；他不仅用摇滚乐的四大件很在行，对管弦乐队的理 解也很深刻。他这些是哪儿来的？他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他是听唱片听来的。这 就是音乐民主化时代的来临。怎么会有民主化？——人民掌握了生产力，掌握了 资源。所以唱片时代，即音乐在今天，它不再是滞留在有产阶级沙龙、由沙龙经 济豢养的、唱堂会式的艺术。 　　它不是服务性行业了，它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 在座的所有同学和我一起办一家唱片厂，靠我们的劳动，从选项目到录制音乐到 出版发行到推广宣传，我们就能靠自己的能力把产品卖出去，卖出去我们就有 钱，我们就能活得很体面，没有谁可以下一个请柬，说××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大 会上要唱歌，我们就会屁颠屁颠去的——不会去的！因为我们自己有经济能力， 我们可以养活自己，艺术家有自尊、有体面，不再去唱堂会。（当然今天也有一 些人故意要去唱堂会，那是另外一种事情。）这就说明了，唱片工业实际上已经 成为整体生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可是可悲的事情——我又要回到刚才说的“黑板报”上那个“反盗维权演唱 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滑稽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因为中国的唱片业崩溃了！ 我们国家今年连一张唱片都生产不出来了！这件事情从93年就已经开始。 　　简单地说一下中国唱片业的历史。 　　中国早期的唱片业主要在上海，如百代公司，那个时候，这个百代很象现在 的华纳、宝丽金等，在国内开设代办处。如果现在谁是 EMI在中国的代理，这可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位啊，按照原来的说法是买办资产阶级。如果你在 EMI里边 是音乐总监，那么看来在这一个殖民地区的音乐家里你是唯一被“世界”首肯 的，一般人是做不了的。聂耳曾经就是百代唱片公司上海地区的音乐总监，他是 个左派音乐家——聂耳可是个真正的左派，他可不是说他这个左派跟革命无关 的。当时的中国唱片业相当好，唱片种类繁多，有王人美、周璇她们唱的一些时 行歌曲（那时叫时行歌曲，就是流行歌曲）、电影歌曲，有聂耳他们搞的一些左 翼民众歌曲，还有谭鑫培的京剧、梆子戏，等等，什么都有。而且那个时候唱机 也很便宜，我原来买过一台，从老人手里买过来的，听说那个时候也就十个、八 个大洋就能买到，所以在城市市民生活中很普遍，大家经常听唱片，唱片业非常 繁荣。 　　然后，可以说是中期，即解放以后。当时，我们国家把外国唱片公司收编改 造，没收敌产；民族唱片公司，我们就跟他公私合营。成立了最大的中国唱片 社，在各大城市都有分社。这个阶段，我们深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把唱片业归入上层建筑范围，跟国家政治紧密 相联。于是国家就开始养活唱片公司，大量地给拨款，使得它的自主性越来越降 低，因为经济独立能力的降低就会决定它的自主性的降低。那么唱片公司经常做 些什么事情呢？当然有优秀的作品，先不谈这个，更重要的还出现一种情况，比 如经常生产《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全国各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 量我看什么宝丽金、华纳，谁都无法比拟的，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 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笑）。还有就是政策宣传唱 片，如计划生育的节目，上有国策，下面就要编段相声，搞一个小戏；又如普及 法律知识，那个时候颁布第一部《婚姻法》，上海出了一台沪剧，就是配合宣传 解释的，叫《罗汉钱》，也出过78转的胶木唱片，我经常听的（笑）。——是经 常听的，因为唱段写得很美。所以唱片就有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即使在这样一 种情况下，中国唱片业仍然非常好，而且卖得相当便宜，三十三转的薄膜唱片才 一毛几分钱一张。设想一下，如果有《眼保健操》这样的发行量，谁可以打得垮 唱片业呢？ 　　然后到了80年代，国家不管唱片公司了，把它推向了社会。一开始也有一段 辉煌期，就是“西北风”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象“我家就在黄土高坡”， 包括《一无所有》什么的，还有《让世界充满爱》，那个时代全民都充满了温 情，大家听了这些歌好象觉得四个现代化马上就要实现了。在那种状态下，唱片 也卖得特好。我举个例子，侯德健的《新鞋子和旧鞋子》，卖了198万张，结给 作者的版税是一张一块钱，也就是说稿费有198万。相当厉害了。这还不是卖得 最好的，这个阶段卖的最好的要数上海中唱为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周年出的《红 太阳》专辑，卖了700万张。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唱片最高的销售纪录。 　　这都是非常好的阶段，接下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家觉得这样不行， 我们太土老冒，我们应该跟国际接轨。怎么接轨？包装象滚石乐队这样的摇滚乐 队，包装象四大天王那样的歌星。我们并不需要音乐家，我们要的是形象。比方 说唱片公司在你们中间找艺员，发觉某人是青春玉女形象，或者偶像派形象，他 们就开始包装，围绕这个就开设很多名目，什么艺人代理啊，包装炒作啊，等 等。其实，这个人什么都不会，连谱子都不认。我就知道有个目前挺走红的“作 曲家”不会记谱子。但是我并不认为不会记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阿炳也不会记 谱，美国爵士乐中的很多乐手都不会记谱。但这里边有个本质的差别，我是搞这 行的我知道，不会记谱跟不了解音乐表现出来都是不会记谱，但是一个是公主落 难，一个是沦落娼门，这是两回事情。（笑）人家不会记谱，他从小吹萨克斯 管，他有乐感，他没有1234的谱子，没有小蝌蚪上下的谱子，但他脑子里边可以 有（用手边的实物说明）——比如白粉笔、红粉笔，还有矿泉水，还有麦克风， 这之间的关系他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他有绝活儿，有天才，他是靠天才来演奏 的，他不需要谱子，听觉非常好，视觉也非常好，天生是个音乐家。可是有一些 人他既不是天才，也不是专家，他是沦落娼门，他也要来搞音乐，为什么呢？他 有某一种形象，可以作为快餐来推销。唱片公司就是这样害了不少人，既害了被 包装的人，也害了我们买唱片的人，最后害的是国家的整个唱片工业。包装从谁 开始的呢？就是那个大地公司。大地是个什么公司，是卖肥料的公司（笑）。他 们到北京来搞包装，不挣钱，唱片方面从来没挣过钱，就是为了要推广一种理 念。 　　某些人会说，人家资本家也不挣钱，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帮你们做这些事 情，来推广中国文化，人家干什么？人说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资本家，没有不为 利润的资本家——这话说的很对。可是资本家有两种，一种资本家他挣点小钱就 走，另一种看起来不象挣钱，却埋藏了更大的野心：他要霸占整个市场，这就叫 垄断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