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亡友王大英－－兼论中国农民之处境 鲁豫 王大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一起念小学。一起在生产队劳动多年。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 地念书，假期回家，也总是去看望他和他的父亲。自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家乡已经变 化得面目皆非。当年一起劳动过的四十多个整劳力中，已有八人作古。这当中有人上了年纪 ，寿终正寝。但如王方俊，刘成瑞和管敦修，只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卢思海死时最年轻，才 三十多岁，就难免令人疼心。每当我得到这些我当年一起长大，集体时代一起在地里风餐露 宿的农友去世的消息，鼻子总是发酸。今年夏天回国探亲，听到大英自杀的消息，除了伤心 之外，我也想到了自己作为农村长大的念书人的责任。写此短文，悼念昔日的好友，兼论中 国农村的现况和农民的处境。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关心中国农村，农村出来的中国 人，更是则无旁贷。 大英只上了三年学。这在文革前是很平常的。他出奇的聪明。但与许多聪明男孩一样，他也 很调皮，贪玩。为此，他经常受到老师的指责和批评。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大英滑冰上了瘾 ，放学后，作业不做，就去滑冰。更有甚者，他把家里的切菜板作成了他的滑冰板。他的母 亲到学校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严厉的批评了他。并编了个顺口溜挖苦他。教我们的孙老 师当时很年轻，严厉有余，关心不足。同学们立即就冲着大英说起了那个顺口溜：“王大英 ，嚓滑冰，一嚓嚓到大桥东。。。”大英受不了同学的挖苦，就再也没有回学校。 大英不上学了，开始在生产队里干活。那时的生产队非常”养人“不管老少，都可以找到合 适的工作。栽红薯的时候，大人挑水，小孩浇水。种玉米的时候，大人刨沟，小孩下种。活 都不很累。而且生产队给的报酬也很合理。大人一天挣十分，小孩给五点七分。我和朋友们 ，从九岁开始，就利用周末和假期在队里干活。每年能挣几百到上千工分。因为这个缘故， 每个星期，我总有两个下午，和一个整天的时间在队里干活。大英干活很卖力。从来不知道 偷懒。大人经常提醒他悠着劲干。我上初中的时候，大英和我都能干重活了。假期中我和大 英一起推手推车，大英总是把他的车装的比别人满。他愿意跟别人比谁的力气大。但大英有 一个毛病。他早晨起不来。如果没人叫他，他就会误半晌工。大英家人口多。队长总让我去 叫他起来，说大家帮帮他。大英的奶奶当时还在世，很疼爱大英，对我去叫大英起来，常有 怨言。但队长说，不要管她。叫他起来对他好。大英对我叫他起来，心里一直是感激的。所 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文革中，农村的文艺活动很丰富。村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第八生产队的年轻人也组 织了自己的宣传队。王淑芳，王思河是刚中学毕业回村的知青，他们把我们队的年轻人组织 起来，排演了好多节目。有自己编的，有抄别人的。在那个大环境下，许多年轻人开始学乐 器。我和大英一起学拉京胡。一个星期后，大英就能拉东方红，而且拉得很好。我自比不如 大英，就放弃了。文革中，村里经常出板报。需要会写会画的人。我和大英一起学画画。一 个星期后，他画的马就已经很逼真。而我怎样也画不象。最后也是自我放弃。大英后来在山 水画上有很深的造诣。分田后，他曾在大集上卖过画。不少人买他的画。 文革后，我考上大学。不久队里分了地。大家单干了。再也没有人去叫他起来了。他的庄稼 ，长得不如别人。他本来就不宽裕的日子，就更艰难了。后来，村里的领导把村里的地逐渐 的都卖掉了，我们村的社员就开始到市场上去作小生意谋生。大英作生意的本领显然不行。 卖过一段画。但日子过得很艰难。还好，一位很能干的外地姑娘爱大英的仪表，不嫌弃他缺 乏经营能力。二人结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妻子在外边经营，大英在家料理家务 。从外面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但分田后的农村已经没有社区可言，谁也不管谁的 事。他们的家务事别人并不知多少。每次我回家，跟村里人谈起分田后村里的情况，大家都 是众口一词，穷的穷了，富的富了。大英总是最贫穷的人中的一个。1998，我回家，大英的 妻子已经受够了贫穷，带着孩子走了。大英回到家里跟父母和弟弟住在一起。村里已经传言 ，大英得神经病了。我去看大英，见他面容很憔悴。但谈吐象常人一样。他对我去看他，总 是很感激。说起生活的艰难，他说没脸见人，不想出门。没有地，生意又不会作。靠父母养 活，那是常法。想念儿子，又见不到。我劝他振作。提议他从重新画画。他说多年没画了， 画不好。我说不管好坏，请画一幅送我。我说我在家十天，希望走时见到他的画。并建议他 参加其他二个朋友，晚上在街上拉京胡，唱样板戏自娱。他说愿意考虑。二天后，他到我家 告诉我，说实在画不成了，让我宽限他一年。明年回来再说。我说我感兴趣的实在不是画， 而是他。我希望他不要灰心，振作起来作点事。他答应我努力去做。 显然他没有再振作起来，而且选择了自杀来求解脱。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悲哀，也感到愤怒 。脑子里有一个顽固的信念，如果没有分田单干的话，他是不会死的。 这些年来，我国的报纸，电视，专家学者，众口一词，把分田单干说得天花乱坠，好得不得 了。然而，在乡下，很少见到说单干好的农民。这是什么缘故呢？过去的十几年来，我每年 夏天都利用暑假，到农村进行考察。我的确见到农民比集体时吃得好些了，住的好些了。但 因此就说单干比集体好是不能服人的。因为历史的看，集体在文革十年中发展的速度，要比 分田后近20年发展得快。而且是比较全面的发展：乡镇企业，合作医疗和免费教育同时发展 。而今天的农村，没有合作医疗，没有免费教育。粮食产量是大幅度增加了，但远没有文革 期间增加得快。如山东即墨在文革中粮食产量增加了二点二倍。分田后近二十年，粮食产量 远没有文革中增得快。与此同时，许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水电，大幅度涨价。唯独粮 食价格没有大的改变。今年夏季，河南的小麦只有四毛一斤。二十年前，农民每年每亩地只 需交20斤左右的公粮。今天，他们每亩交近二百斤麦子。除此之外，农民子弟上学，得交学 费，书费，看病得全靠自己，没任何医疗保险。 文革当中，许多农村劳动模范参加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陈永贵，管农业的付总 理，就是农民出身。这些农村出来的人，对农村，对农民，最了解，最关心。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以现代化为名，把农民干部赶出决策过程。制定农村政策的人，都是城里的精英， 文化水平可能很高，但对农村，对农民，对农民生活中的疾苦，并不了解。他们有国家提供 的劳保，养老金，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却没有设身处地地替那些没有这些保障的农民着 想。强行让农民分田单干。单干后，集体为农民提供的一点保障都毁于一旦。 政府认为人口太多，就逼农民计划生育。完全不考虑农民的后顾之忧。没有儿子的农民怎么 办？谁来种他们的田，谁来养他们的老？我在农村见过八十五岁的无子女老人挣扎着在地里 种所谓的责任田。农民为自己的后顾之忧，多生一个孩子，农村干部，使出各种手法予以惩 罚，拆房子的有，断水断电的有，罚款殴打的有，逼人上吊服毒也有。我们的农民不是不讲 理，政府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就会响应政府的号召，接受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是政 府没有替农民着想。 尽管中国在元代就有互助形式的村社组织，新中国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仍不失为中国农民 的一大发明。尽管它尚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却无疑给广大农民提供了许多前所没有的保障 。使一盘散沙的农民有了较好的组织形式。而组织则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为有了组织，农民在集体期间建了许多前所没有的水利设施，建了许多乡镇企业。集 体为农民提供合作医疗，免费教育。就这样一个好的组织形式，就因一个人的好恶，给一刀 砍掉了。 为了掩盖包产到户是上边的意思，他们造出了小岗农民要大包干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中， 十八户农民是多么的齐心！他们愿意一起坐牢，愿意替去坐牢的人抚养子女。稍有分析能力 的人会问：这样齐心的集体，为什么会搞不好呢？集体时期确有一些集体搞得不够好，但原 因往往是因为大家不齐心。很少有一个很齐心，很团结的集体搞得不好的。所有我对这个要 分田单干的集体始终有怀疑。但怀疑毕竟是怀疑。没有证据，只能存疑。 我在北方农村搞调查多年，很少碰到说邓小平好，说毛泽东不好的农民。但我没有研究南方 的农民，所以不敢对南方农民的情况发言。因此，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安徽去亲身访谈一下 。今年夏天终于有了机会。在安徽，我遇到了一位在安徽农村长大，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又回中国教书作研究的学者。见面伊始，我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在农村考察这许多 年。安徽农民对邓小平和毛泽东二人如何评价？”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他从没有见到一个 说毛不好的农民，也没有见到一个说邓好的农民。”他的回答既在我的意料之中，也让我意 外。我问他如果他说的话当真，那怎么解释小岗农民的行动。他说因为那本来就是个大骗局 。所以，如果有人要到小岗去采访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档案馆里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是 假的。当局为保守他们的秘密。是不会让外人轻易去的。于是小岗没有去成。对小岗的真相 ，也只能暂时存疑。 但对中国的决策方式，我意为仍可以谈一下。如果，小岗农民要求分田单干的愿望是真的。 是否仍可以在全国推行这个政策之前，来一个大辩论。让拥护者与反对者各述己见。在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让各地农民和地方政府决定应该怎么作。即使今天，也应该让农民对这个问 题进行一场大辩论。现在中国农村的问题很多，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看最好的办法，应 该是集思广益，让广大农民发言。我是不赞成西方的所谓民主的。但集思广益，是我们中国 人讲了几千年的老生常谈了，该不会错吧。遇到重大问题，让人民有机会畅所欲言，应该是 不难做到的。这既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又可堵那些骂我们不民主，没有人权的人的 嘴。一举数得，不知道英明的江主席肯不肯采纳。 现在有一种风气，讲生活水平，就只讲收入的高低。这是否太片面呢？是否也可以讲一下， 生活中的安全感，社区意识感，和人民之间的互助感。没有人能说这些不重要吧。美国人的 收入可够高的，但有统计材料讲，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人有精神障碍，每七个成人中就有 一人有精神疾病。我对这种统计数字总是有保留的。但它应该说明一些问题吧。我们不应该 与美国人比富有，但我们完全可以与美国人比谁有更健全的社会吧。那样的话，我们有五千 年文明。正可谓扬长避短。我看在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较量，犹如打仗，我们应该采取“你 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的策略。一般说来，能扬长避短者胜，反之则败。我们是否可 以从过去几十年中悟出这个道理呢？ 2000年10月